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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文艺·好小说》2020年第2期|张翎:廊桥夜话(节选)

来源:《长江文艺·好小说》2020年第2期 | 张翎  2020年02月17日07:24

“一个人哪能两次落到同一条河里呢?我偏偏就落了两次。”

阿贵妈对阿贵的老婆,也就是她自己的儿媳妇阿珠说。

这话她不是第一次说,也不会是最后一次。这话她还会絮絮叨叨地说很多次,不管阿珠听不听得懂。

这话最早她是从自己的女儿阿意,也就是阿贵的妹妹那里听来的。那是十五年前的事了,那时候阿意是村里唯一考上大学的人。阿意的脑子比一村人的脑子都摆在一起还要好使,阿意从书里看见的东西,比别人站在山巅上看见的还要多。

阿贵妈嫁过来的这个村子,据说在雍正和乾隆爷手里出过五个进士,所以得了个“五进士”的村名。“文革”的时候,改成了“胜利村”。那只是文件上的事,乡下人叫顺了口,依旧叫五进士。民不举,官不办,就一直叫了这么些年。清朝的事,年月太久,终是考证不得了。村里年寿最高的,就数九十二岁的杨太公,他倒是真真切切地知道,从他记事起,这里就没出过一个大学生。老人们聚在一处时,就免不得叹息,说一个破村子,原本就受不起那么大的福分,怕是先人把老天的气数都耗尽了,后世就没得大出息。直到后来阿意考上了大学,众人才终于松了一口气。

其实,阿贵妈最早从阿意那里听到的那句话,并不是这个版本。阿意的原话是:“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话也不是阿意的话,阿意说原话是一个叫赫拉克利特的古希腊人说的,意思是万事万物都无定性。一个人第二次踩进同一条河里的时候,其实已经不是先前的那个人了,而水,也不是先前的水了。

阿贵妈当时是听懂了的,她好歹在年轻的时候也是读过初中的。只是这话经过阿贵妈的耳朵,存到她心里,存得有些时日,就渐渐地变了味,不是起初的样子了。等阿贵妈再把这存了十几年的话翻出来,讲给儿媳妇阿珠听时,词虽然变得不多,意思却全拧了。阿意说的是世间万事万物时时刻刻都在变更,阿贵妈说的是日子怎么绕过去,就还会怎么绕回来,啥也不会变,因为人绕不过命。

阿意考上大学的消息,是云和的外公外婆先知道的。等阿意揣着录取通知书回到五进士村,已是两天后的事了。阿贵妈早让阿贵爸把家里的那头牛宰完了,全村每一户人家,都在仰头等着分到一碗肉。阿意还没走到村口,老远就闻见了香味。

牛是阿贵家村前村后地借了五千块钱买下的,已经在山上放养了大半年,原本想再等个一年半载,再养壮实些在集上卖了,好给阿贵说媳妇。那一阵子的市价,一头好牛能卖个一万多块钱。而阿贵二十六岁了,也算是老大不小的光棍了。可是阿贵娶亲是一家人的事,阿意上大学是一村人的事,一家人的事和一村人的事挂在秤上称一称重量,孰轻孰重,那是闭着眼都看得清楚的。

其实,村里人再起哄让宰牛请客,阿贵爸都没太放在心上。真正把阿贵爸说得动了心的,不是阿贵妈的催促,而是杨太公的一句话。杨太公说文曲星静了几十年了,这回总算动了驾,必得好好迎一迎的,省得将来又断了路。于是,阿贵的婚事就让路给了阿意的喜事。只是当时谁也没料到,这一让,竟让了这么些时辰,等阿贵最终娶上媳妇,已经是九年后的事了。那年,阿贵三十五岁。

阿意的高考成绩,是整个地区的前三,上北大清华都有可能,可是阿意却选择了金华的省师范大学,因为师范生有生活补贴。阿意的家境,让师范大学顺手捡了个便宜。阿贵妈是懂得女儿心里的憋屈的,可是懂也没用,阿贵妈没有懂的资本。

阿意走的那天,一村人都来送,乌泱泱的,在她身后聚成一大片云。到了廊桥,阿贵爸让女儿给众人鞠了一躬,硬是把送行的人拦下了。阿贵妈独自追上桥来,塞给阿意一个小手巾包。

“你拿着,到了县城去买件新衣裳,颜色鲜亮些的,省得让同学第一眼就把你瞧瘪了。”阿贵妈悄悄对女儿说。

阿意那天穿的,是一件海军蓝带两条白杠杠的运动衫,高一的时候买的,已经穿了三年,衣裳洗得稀薄了,袖口磨出了毛边,白不再是白,蓝倒还是蓝,只是不是海军蓝了。

阿意站在桥上,手里捏着那个带着潮气的手巾包,没有吭气。半天,阿贵妈才听见她抽了一下鼻子。

后来阿意在路上把那个手巾包打开了,里边是三百五十块钱,都是几元几角凑成的,却叠得平平整整,大面值的在下,小面值的在上。阿意知道那每一张,都是阿妈从家用里抠下来的体己。

从五进士到金华,都在同一个省,却因道路阻隔,要行千山万水的路程。阿意得步行一两个小时,搭上拖拉机到镇上,再从镇上坐汽车到县城,再从县城转火车到金华。走过廊桥,就是另一个地界,另一片天地了。阿意望着桥下的河水,突然拽住了母亲的手。

“妈,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阿意说。

母亲没听懂,阿意就解释了一遍那话里的意思。

“等我再回来时,我就不是现在的我了,河也不是现在的河了。”

阿意松了母亲的手,咚咚地朝桥的那头走去。阿意还没发育好,身板平平瘪瘪的,衣裳随着她的步子一颤一颤,像一块晾在晒衣杆上被风吹动的布。

那天天很好,太阳升得很高了,热是热的,但不咬人,已经带了些隐隐的秋意。阳光把山把树把田把路都照得白白亮亮的,河面上泛着薄薄一层银沫子。

阿贵妈很想拉住女儿,问一声:“等你回来时,我还是现在的我吗?”可是她没来得及,阿意已经走远了。

五进士村位于浙南和闽北交界处,是浙江的嘴在福建的头顶上啃下来的一口肉。这地方海拔高,空气好,无论是雨是晴,一年四季的景致里都有一股外乡不曾有的清冽之气。进得村来,沿着一段还算平整的泥土路走到尽头,便是一条被雨水洗得泛白的长石阶,弯弯曲曲的一路通进山里。山也与别处的山不同,没有被采石人炸出斑斑驳驳的裸岩,倒是密密麻麻地长满了树木,从山脚的羊齿蕨竹林,到中间的苦槠香樟栾树梧桐,再到高处的杉树和松柏,层层叠叠的满眼都是绿,却又绿得各不相同。

走到山脚,朝左一拐,便是一条河。河没有名字,就叫河。河并无什么稀罕之处,就是乡野常见的那种小河,水高的时候,只看得见水,水低了,才看得见河滩上的石头。稀罕的是河上的那座廊桥,是道光年间建的,没用一根钉子,每一根椽子每一块木板都是用榫头自然连接。桥壁中间有个神龛,早些年贴着毛主席像,现在供着观音菩萨。两边的字画就没有准数了,年节时是喜庆的春联年画,耕种时节就换了应时的农谚。遇到上面有任务交代下来,那字画的内容就跟着风潮走。

廊桥不算长,从这头走到那头,也就几十步路。桥走到尽头,就是几级石阶,顺着石阶走下去,落脚就到了福建地界。桥两头的人家,在一条桥上走来走去,早就厮混熟了,叫得出名字,也知道家里有些什么人,只是一开口,就能听出口音的不同,便知道再熟的人也不是乡亲。

这样的河流,在五进士那一带随处可见,可是那水落差大,河面上大都行不得船。乡人守着一道又一道的水,一条又一条的廊桥,想要走到外边的世界,终归还要依靠自己的两只脚。

泥土路的两边,一路到山脚下,都是一排排错错落落的民屋。杨太公说自他记事起,就没见着五进士村里有谁盖过新房,至多只是找人修一修漏雨的瓦,补一补塌陷的墙,换一换被狗拱出窟窿的竹篱笆。所以,五进士村里的房屋,到今天都还是老瓦老墙老门窗老地板,风一过,满山满路都是声响,山上是树叶子的唰唰摩擦声,路上是板壁和门窗吱吱呀呀的呻吟。

这地方交通不便,即使在多年之后修了公路,从公路开车进村里,还得曲里拐弯地开上好一段路,所以村里很少有外人来。偶尔阴差阳错窜进来几个游客——大多是走错路的,总爱大惊小怪地夸几句民风啊传统啊原生态啊之类的话。那是城里人的话,五进士村的人不爱听。城里人用一大堆词语还解释不明白的事,五进士的人一个字就够用了,那个字就是“穷”。五进士的人不想守旧,也不要原生态,他们倒愿意跟上世间的潮流。他们真想拆掉那一片片漏雨漏风漏话的破房子,住一住贴着马赛克墙面的楼房,可是他们口袋里的那几个钱,却只够他们做个关于楼房的梦。

五进士地势高,天时冷,一年只能种一季庄稼,能收的瓜果种类也少。村里常年多雾,倒是个种茶的好地方,只是北边已经有了龙井,南边也有了乌龙大红袍铁观音,五进士的杂牌货,卖不得几个钱,只能采制了自己喝,或拿来送一送那些不讲究的客人。五进士又不靠海,非但不能以海产谋生,就是寻常日子里想吃一口海鲜,也是极不容易,得等着福建那边的小贩挑上来卖,那也只能是晒干了的咸鱼。

五进士村的人,是有一片好山水,可那一片山水既做不得吃,也做不得穿,只仅仅做了个摆设,这里的人过的是紧巴巴的苦日子。这样的日子,若在穷山恶水间,倒还容易挨过。苦日子放在这样钟灵毓秀的地方,就好比守着一个糖罐子吞黄连,过起来反而更是多了几分煎熬。这里的男人都得打上几年光棍,才娶得起一门亲。娶了亲,住的依旧是爹娘结婚时住的那间屋,睡的还是爹娘成亲时睡过的那张床,从漏风的窗口望出去,还是爹娘年轻时见过的那片天,世世代代,祖祖辈辈。

阿贵妈事先不知道这些。等阿贵妈明白真相时,她已经从李月娇变成了阿贵妈。

阿贵妈在还是李月娇的时候,家住在云和县城。云和和五进士村相隔三百来公里,原本八竿子也打不着,偏偏老天爷好事,小指头轻轻一弹,就把五进士拨入了云和眼中。

那时李月娇十九岁,初中毕业好几年了,找不到工作,就在家里闲待着,有一搭没一搭地帮着母亲做点针线活赚点零花钱。她父亲在县城的供销社工作,工资不高,却因手头总有各样紧俏货物经过,家里的日子就过得比别人鲜活。李家没人真指望月娇出去挣钱,爹娘的心愿无非是找个稳妥的人家把她嫁了,就算了却一桩心事。

那年八月,月娇的爸弄到了几方木材,想给家里打个五斗橱和桌子,剩下的,就做几样原木家具,预备着给月娇当嫁妆。有一天,他往家里领进了一个陌生人,说是熟人介绍来的木匠。

月娇正坐在屋里织毛衣,房门开着,她就看见那人面皮白白净净,眼睛大大亮亮的,头发剪得很短,鬓角是修过的。身上穿了一件洗得认不出颜色了的衬衫,旧是旧了,却还干净平整,口袋里插着一杆自来水笔。到现在回想起来,她也说不清楚那天到底是什么东西让她心里突然咯噔了一下。也许就是那杆自来水笔——她从小就喜欢那些看起来有见识的人。

就在她打量那个男人的时候,男人也在打量她。她只有一双眼睛,而男人的眼睛很多,身前身后都有。男人和阿爸说着话,眉毛下的那双眼睛规规矩矩地看着阿爸,额头上的那双眼睛却在直愣愣地看着她。男人一眼就看见了她腮帮子上那一对大酒窝,那玩意儿像两口被风吹过的小河塘,衬得她的脸顿时鲜活起来,眉眼里往外汩汩地淌着笑意。男人心想要是把这个女人领回家来,撂倒在床上,怕是被子都要笑出声响来。

后来男人才明白女人的笑颜不是老天给的,而是好日子喂养出来的。好日子没了,酒窝就成了两个干涸的坑,他就再也没看她这样笑过。

月娇在屋里织着毛衣,眼睛耳朵和手脱了钩,各自干着各自的事,就老是错针,织了拆,拆了织。她听见男人用有点拗口的普通话,和阿爸说着话。他说他叫杨广全,是庆元边上的人,今年二十三岁,家里有父母和两个兄弟。他从小就跟着一个族叔学了木匠手艺,家里干农活的壮劳力够了,一年的口粮不成问题,他就偷偷跑出来揽点木工的活儿,挣点外快。

男人那天说的话,除了名字和木匠手艺之外,没有一句是真的。

其实男人进她家院门的时候,也没想说假话,撒谎是在见到月娇之后才临时生出来的心思。男人自己也暗地里吃惊,他竟然能把假话说得如此熟门熟路,仿佛他已经练了一辈子的嘴皮功夫。

男人在月娇家里住了半个月,眼里到处是活儿。除了做木工,歇息的时候,他帮月娇妈挑水捏煤饼修晒衣服的竹架,甚至杀鸡,杀完了就把拔下的鸡毛给月娇的妹妹做毽子。他很快和月娇一家厮混熟了,连那只守门的恶狗,见了他也低了声气,露出一脸贱相。饭桌上,他给他们讲一路揽活儿遇见的新鲜事,有的是他亲眼所见,有的是他道听途说。是不是他的,他都拿来当自己的事说,听得一桌子的人大呼小叫,啧啧惊叹。只有月娇不怎么和他搭话,吃饭时两人眼睛若是撞上了,她总是立刻就躲了。这一躲,他的心就踏实了。

快要完工的时候,他找了个媒人,来李家提亲。爸妈问月娇的意思,月娇不吱声,脸儿却红了,一路红到了颈子。月娇妈把月娇爸拽到灶房,低声说怕是太远了。月娇爸说嫁到哪里都是别人家的人,人好手艺活泛,这才是紧要的。

月娇爸出来,只问了他一个问题,就是文化水平。杨广全要了一张纸一杆笔,趴在那张他刚打好的木桌上,写了两行字:“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他没念过中学,但在公社的民兵训练营里受过几个月的培训,那也是好几年前的事了,从那以后他既没再捏过笔也没再拿过枪。可那天那几个字却写得方方正正,挺有那么几分架势,连他自己看了都吃惊。他觉得那天的字根本就不是他的字,分明是老天爷在扳弄使唤他的手指。一个人运气来的时候,那是连山也抵挡不住。

月娇爸看了他的字,不语。过了一会儿,才说:总得有样彩礼吧?我们这样的人家,不缺东西,只为给阿娇留一样念想儿。

这会儿轮到杨广全不吭声了。过了会儿,他才说一个月,给我一个月。中秋的时候,我再来,带只手表过来,给她。

事情就这样定了。

临行的前一天,趁着家里没人,就在月娇的床上,杨广全做了该做的事,把生米煮成了熟饭。米虽然是生的,那天的饭却煮得不软不硬,恰到好处。月娇是第一次,广全却不是。这几年走街串巷揽活儿,他混过几个相好的,都是寡妇,或是活寡妇。他有过经验,自然知道轻重缓急。

从那天之后,月娇就天天盼着他的归期。

中秋节到了,杨广全没来。

十一月到了,又过了,杨广全还是没来。

月娇开始心慌了,她这才想起,她竟然没有问他讨过邮政地址。她纵想给他写封信,写了也没处可寄。

等杨广全终于敲响她家大门的时候,已经是十二月底了。他说是家里老人突然病了,脱不开身。月娇没想到,他其实是为了凑足两个人的来回路费和给月娇妈的那个红封,才耽搁了这么多天。

杨广全晚是晚了,却没有失信,他给月娇带来了一只上海牌手表。表是男式的,玻璃面上有几道浅浅的刮痕。他说女表太紧俏,他没弄到计划票。他还说是他侄儿拿了表在灶房玩,把表掉在地上刮伤了表蒙。

月娇没在意。试了试表,有点大,有点沉,但她还是欢喜得紧,戴上了就再也没舍得摘下。

两天后杨广全带着李月娇离开了云和,一路上转了三趟车,然后就下车步行。那路似乎是越走越远,怎么也走不到头。月娇的脚上磨起了血泡,杨广全总是说快了快了,再有一里地就到。

在无数个“一里地”之后,他们终于走到了家。杨广全跟月娇爸说的“家住庆元边上”的话,倒也不完全是假话,只是这一“边上”,就边出了近百公里。

月娇跟着杨广全进了村,远远地就看见村口站着一个人,像是迎候了多时。杨广全见了那人,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结结巴巴地问能不能晚几日。那人紧了脸,说你走的时候说是一个星期,如今都快半个月了,我表哥急得要杀人,一天也不能再拖延了。杨广全就撩起月娇的袖子,撸下那只手表,给了那人——这表原是那人跟他在镇上工作的亲戚借的。

那天李月娇还发现了许多别的事。发现的每一件事,都像是一场地震,把她十九年里搭起来的小世界,震成一堆碎片。杨广全有一个半身不遂的寡母,一个十六岁的弟弟,一个常年犯哮喘的哥哥,一个哑巴嫂子,还有两个七岁和九岁的侄女。杨家的壮劳力,其实只有杨广全一人。杨广全挣下的工分,到了年底一结算,还不够糊杨广全自己的一张嘴,所以杨广全就把工分扔了,偷偷跑到外头揽木工活儿。杨广全是村里第一个跑码头混饭吃的人,那时离五进士的年轻人把土地扔给爹妈自己进城打工的年代,早出了二十年。他算得上是一方的能人,可他再有能耐,一个人挣来的粮米遭这么多张嘴一分,谁也没能吃个全饱。他长了一副好皮囊,又有一门好手艺,赖女子他瞧不上眼,好女子又不肯嫁进他家,等到他把李月娇领进家门的时候,他已是二十八岁的老光棍。

李月娇看见了杨广全家的情景,就把自己关进杨家堆放柴火的那间小茅草屋里,不肯出来见人。那屋里摆放着她爸给她作陪嫁用的杨广全亲手打的马桶和洗衣盆。她怔怔地看着马桶发愣。她觉得日子就像是这个马桶,外表涂着清亮的桐油,盖子上雕着龙凤花纹,直到哪天突然掀开盖子,才发现里头是一摊飞着红头绿蝇的屎。她爹娘让她过了十九年捂着盖子的光鲜时光,仿佛就是为了预备着她后面要过的揭了盖子的烂糟日子。想到后面的日子还这样长,她忍不住打了个寒噤。

杨广全的妈让杨广全背着,过来推柴火屋的门。婆婆看了一眼月娇已经走形的腰身,口气不软不硬,目光却是凌厉。

“女人这事上没把守,怨不得男人。你还要他怎么样呢?给你妈的那个信封,张张是新票,数字都连着,是他托了人到县城换的。为那只手表,他给人磕过头。哪天我走了,都不知道他会不会给我磕头。”

李月娇觉得婆婆一下子扯去了她身上的裤头。杨广全精心设计的那些路数,原来在整个杨家都是公开的秘密。杨家所有的人都参与了这事,个个都在那个骗局里留下了指纹。现在他们聚在一起,可以把她当作笑话:一个云和来的、好人家的、读过中学的、脸上有两个酒窝的美人儿,原来是个只用几句好话、一只借来的手表、几张号码相连的新纸钞就能骗到手的蠢货。

不,这个蠢货远比这还蠢。在还没有见到那只借来的手表和号码相连的新纸钞时,她就已经把自己的最后一道门开给他了。这道门一开,她再也关不上了,从此她在这家人面前一览无余,永无抬头之日。

“出来吧,你不能在里头待一辈子,日子总要过的。”婆婆说。

那一刻,只要杨广全说句话,哪怕递给她一块擦眼泪的帕子,她兴许还不会生出走的念头。可是他没有。那条在云和时能把恶狗都说软了的舌头,在他的寡母面前,突然就失去了弹性。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大亮,李月娇借着解手,偷偷溜出了杨家的门。她完全不熟五进士的路,但她顺着土路往前走了几步,就看见了廊桥和桥下的那条河。前一天她是从廊桥那头绕道福建地界进的村,她顺着原路从廊桥走回去,总归能找到路。她什么也没带,但兜里还揣着母亲临行前给她压路的四十块钱。有了这四十块钱,再加上一张敢开口问路的嘴,她就是走多少弯路,也还能走回云和。

直到这时,她才醒悟过来她其实是个有胆量的人。

她走过廊桥,走到了路上,把头巾扯得很低,遮住了大半张脸。她走一阵子,累了,就找户人家坐一下,歇一歇脚。后来才知道,就在她歇脚的工夫,她躲过了杨家寻找她的人。走到中午时分,她感觉身子越发寒冷起来——她知道那是饿了。她从路边买了两个番薯粉窝头和一碗热水,坐在一块石头上吃了起来。正喝着水,突然,肚子里有一样东西,狠狠地踢了她一下,她不防,身子抽了一抽。这一抽,就把她抽醒了。

她是有阿爸的。她的阿爸也有阿爸,那是她的爷爷。她的爷爷,也是有阿爸的,那是她的太爷,她很小的时候见过。

她肚子里的这团肉,不能成为没有爸的娃。

她站起来,又顺着原路往五进士村走。进屋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屋里昏昏地点了一条竹篾。篾条在水里泡浸过多日,发过酵,泛着一股酸腐之气。饭桌上剩着半碗番薯丝,面上盖了薄薄一层糙米。她端起来,一口不剩地吃完了。

她知道屋里所有的角落都坐着人,所有的眼睛都在看她,可是谁也没问她去了哪儿。她放下碗,才听见有人叹了一口气。那是她婆婆。婆婆的床就铺在饭桌边上,图的是方便。

“阿全去公社给你爸打过电话,你爸说了,没嫁时说的是没嫁的话。嫁了,就是嫁了,这事没有回头的路。”婆婆说。

窗前的墙根处有一个红点子,一忽儿明,一忽儿暗,月娇知道那是杨广全蹲在地上抽烟。

她没吭声。他也没有。

他们吃定了她没有后路,所以他们并不慌张。

“人是逃不过命的。”婆婆窸窸窣窣地挪动着手臂,想翻身,可是腿没听手,也没听脑子,身下的床板嘎吱嘎吱地叫唤。

六个月后,她生下阿贵,跟村里其他有了娃的女人一样,被人叫作了阿贵妈。李月娇的名字,除了偶尔被邮递员叫过,已经渐渐被人淡忘。(节选)

(全文请阅《长江文艺·好小说》2020年第2期)

选自《十月》2019年第6期

 张翎,浙江温州人。198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1986年赴加拿大留学,现定居于多伦多市,曾为注册听力康复师。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在海外写作发表,代表作有《劳燕》《余震》《金山》等。小说曾获华语传媒年度小说家奖、新浪年度十大好书奖、华侨华人文学奖评委会大奖、《台湾时报》开卷好书奖、香港《红楼梦》全球华文长篇小说专家推荐奖等两岸三地重大文学奖项,并七次进入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