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第二章 老董

叶以补织，微相入，殆无际会，自非向明举之，略不觉补。

——北魏 贾思勰《齐民要术》

我想起了一个人，在十分久远前了。

那时候我还在南京上小学。

回头想想，那时的小学，总是有一些奇怪的要求。这些要求，会建立起一个孩子奇怪的自尊心。

在我看来，小学好像一架运转精密的机器。这架机器的内核，或者是以竞争、纪律与荣誉感作为骨架。我是那种孩子，有几分小聪明，但是天生缺乏纪律感。我后来想，很可能是来自父亲信马由缰的遗传，或者是某种天然的个人主义倾向在作怪。这是很微妙的事情。在一个集体中，我常常难以集中注意力。比如，在上课时，我会开小差。在别人朗读课文时做白日梦，诸如此类。后来，我学到了一个词，叫做“遐想”。显而易见，我在少年时期，就是很善于遐想的人。但在以纪律为先导的集体中，我并不以此为傲，甚而觉得羞愧。

所以，在新学期里，我居然获得一张“纪律标兵”的奖状。我几乎是以雀跃的步伐回家去的。然而，快到家时，同行的同学说，毛果，你的书包怎么黑掉了。

我这才发现，是上书法课的那瓶墨汁，不知什么在书包里打翻了。

那张奖状，和一本书，都被墨汁污了大半。这真是太让人沮丧了。因为这张奖状，和我来之不易的荣誉相关。

我因此闷闷不乐，在相当长的时间里。

母亲安慰说，不就是一张奖状，我儿子这么聪明，往后还多着呢。

父亲嘿嘿一笑说，可是关于纪律的奖状，怕是空前绝后了。

母亲瞪他一眼，说，你总是这么煞风景。

父亲说，这是粗心的代价。能不能请老师重新发一张？

我终于愤怒了，说，你们懂不懂，这叫荣誉。荣誉怎么能再做一张呢。

我的父母，似乎被一个孩子离奇的荣誉感震慑住了，久久没有声音。

忽然，父亲说，也不是没有办法。

母亲说，什么？

他说，你记不记得，西桥那边，有个老董。

母亲犹豫了一下，很久后，说，想起来了，你是说那个修鞋师傅吗？

父亲说，正是。

母亲说，他修鞋的技术是不错。上次你给我在上海买的那双皮鞋，他给换了个跟儿，居然一点都看不出。可这跟他有啥关系？

我也想起来了。我们搬家前，在西桥那一带住过。在我放学路上，有个修鞋摊子，有个佝偻的老人，总是风雨无阻地坐在那儿。除了修鞋的动作外，不见他有其他表情，像是一尊塑像，也不和人打招呼。

父亲说，老董有办法。

母亲叹口气说，你就故弄玄虚吧。这孩子可不好搞，弄不好又是一通闹。

父亲说，毛毛，咱们走一趟。

我们来到西桥，看到了那个叫老董的师傅。

以前，我从未这样认真地看过他。他埋着头，正在给一只鞋打掌。旁边是个肥胖的中年女人，坐在近旁的小竹凳子上，嗑着瓜子。嗑一下，就把瓜子皮噗地吐出去，一边说，师傅，给我打牢靠点。

老董把头埋得很低，正全神贯注地用一个小锤子敲鞋掌，一点点地，功夫极其细致。可能是因为视力不好，他戴着厚底的眼镜，眼镜腿用白色的胶布缠起来。胶布有些脏污了。但你又会觉得，他是个极爱洁净的人。他穿着中山装式样的外套，旧得发白，是勤洗的痕迹。围裙上除了作业沾上的鞋油，并没有别的脏污，套袖也干干净净的。

我们在旁边站着，等那女人修完了鞋，试了试走了。女人离开前，对我们一竖大拇指，说，董师傅的手艺，来斯（南京话，形容人有本领）。

老董没有抬头，口中说，补鞋一块，打掌三角。

声音机械而麻木。

父亲稍弯下腰，说，董哥，我是毛羽。

老董慢慢抬起头，我见他眼睛眯着，看一看，额上很深的皱纹，跳动了一下。他说，哦，毛羽。

爸把我拉过来，说，这是我儿子，还记得哦，毛果。

老董看看我，说，哦，长这么大了。

这时我才意识到，父亲和老董，是认识的。而且，应该是很久前就认识。

父亲捧出那张奖状，对他说明了来意。

老董站起身来，把手在围裙上擦一擦，接过来，说，奖状，好。

他又坐下来。认真地看，沉吟了一下，对父亲说，毛羽，给我买个西瓜来。

父亲说，什么？

老董说，半熟半生的西瓜，不要大，三斤上下。

我听着，觉得很蹊跷。半熟的瓜，谁会好这一口呢。

父亲倒很干脆地回答，好！

这时候早过了立秋了。南京人好“啃秋”，这也是市面上，西瓜最后一波的销售大潮。此后，路边到处都是的卖瓜人就陆陆续续回乡下老家去了。

我和父亲，在西桥附近的菜市场兜兜转转，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卖瓜的。

是个小伙子。他说，师傅，哈密一号，包甜。

他竟然徒手把一个大瓜给掰开了，鲜红的瓤儿。他看一眼我说，尝尝甜不甜，不甜不要钱。

父亲问，有生的没有？

小伙子一拍胸脯说，我这儿哪有生的，个个包甜。你要给你便宜点。卖完这一拨，我就回老家去了。

父亲说，嗨，就是要半生的，三斤上下。

小伙子愣一愣，一刀狠狠劈在一只瓜上，说，师傅，干哪行也不容易，可不兴这么消遣人的。

父亲看他厉言厉色，知道他是误会了，说，不开玩笑，我真是要个生瓜。你给找找，价钱好说。

小伙子见父亲是认真的模样，也平静下来，说，看你是当真派用场的，我给你找找。

小伙子就在瓜堆里，左翻翻，右敲敲。许久，才翻出一个。不放心，又在耳朵边上屈着中指，敲一敲，听听，这才说，师傅，这个瓜生。将将好。

父亲让我把瓜捧好了，掏出钱来。

小伙子一顿推辞，师傅，你可别骂我了。一个生瓜蛋子，收你钱。旁人知道不是说我黑心肠，就要笑你二五郎当。这瓜送你了。

父亲坚决留了钱给他，说，小伙子，你是帮了个大忙给我呢。

我们把瓜留在老董的摊子上。

老董问，生的？

父亲点点头。老董将瓜捧起来，放在耳边敲敲，眯起眼睛笑了，说，下礼拜五下午，来找我。

父亲说，毛毛，谢谢董老伯。

我对老董鞠了一躬。

回到家，我和母亲说了。母亲对父亲说，你还真认识这个董师傅？

父亲笑笑，老相识啰。

就回书房看书去了。

可我只想着，这么大个生瓜可怎么吃，得拌多少白糖进去啊。

一个星期后，傍晚，父亲对我说，毛毛，走，瞧瞧你董老伯去。

我一听，就弹了起来。我记挂着奖状的事儿。

我们爷儿俩往西桥那边走，走着走着，下起了雨。

莫名地，雨越下越大。父亲把外套脱下来，蒙到我头上，找了个近旁的小卖部避雨。

外头的雨像帘幕一样，街上的人和景，都看不清楚了。

我说，爸，董老伯收摊儿回家了吧。

父亲摇摇头，说，不会。

待雨小些了，我们才又走出去。远远地就看见，老董站在路沿儿上，仍旧佝偻着，看见他花白的头发，湿漉漉地搭在前额上。身上的中山装都湿了。他修鞋的家当，用塑料布盖着，严严实实的。他摆摊儿的地方，是天文所后院的围墙，也没有遮挡的屋檐儿。他刚才，就一直站在雨里头。

看见我们，他这才从那塑料布底下，摸了又摸，掏出一个塑料袋。交到爸爸手上，说，怕你们来了找不见我。拿好。

说完，便从地上拎起小马扎，摆到修鞋的小车上，慢慢地推着走了。

父亲一下把住了车头，说，董哥，我送你回去。

老董一愣，使了些力气，拨开父亲的手，说，不体面，不体面。

他摆摆手，说，回吧。别让孩子冻着了。

我们回到家。母亲火烧火燎，说，你们这爷儿俩，都不让我省心。今天天气预报有雨，就不知出去带把伞。

母亲一边给我擦头、换衣服，一边埋怨，说，非要今天去。这么大的雨，谁还杵在那里，等你们不成。

父亲从怀里掏出那个塑料袋，用毛巾擦了擦上面的水珠。他解开封口的葱皮绳，一圈圈地拆了。里面是一个卷好的油纸筒。打开一层，里面还有一层。

父亲喃喃道，真讲究，都和以往一样。

最后铺开的，是我的奖状。

奖状干干净净的，那块巴掌大的墨迹，奇迹般地消失了。

母亲也惊奇极了。她拿起那面奖状，迎着灯光，看了又看，说，怎么搞的这是，魔术一样。

桌上放着母亲为父子俩熬的姜汤。父亲说，桢儿，找个保温桶，把姜汤给我打一桶。

母亲张了张口。这时候是饭点儿，但她并没有说什么，利索地把姜汤打好了，又将在街口卤味店刚斩的半只盐水鸭，也用保鲜盒装上，一并给爸爸放在马甲袋里。

我知道爸爸要去找老董，便又要跟着去。母亲说，你安生一点儿。出去再感冒了，明天就不用上学了。

父亲摸摸我头，说，让他去吧。哈哈，董老伯为他挽回了荣誉啊。人要知恩，得当面谢谢。

原来老董住的地方，和他摆摊的地点，并不近。

父亲带我从金大的后门进去，穿过了整个校园，才看到在西门的角落里，坐落着两排平房。辅佐路建起了几座新楼，靠着马路，很排场，将校园都遮挡住了。从外面可是看不见这些平房的。看得出，都是老房子了。房顶上盖着防漏的石棉瓦。瓦楞上生着不知过了多少季枯荣的杂草。南京城里，这样的平房越来越少了。以往，我的同学程洪才家住过。他们全家从六合来南京接他舅爷爷工厂里的班，后来也都搬到楼房去了。

一头巨大的黑狗，带着几只狗崽，正欢快地在雨后积聚的水洼中踩水嬉戏。看见我们，一阵狂吠。一个胖胖的大婶，喝止住了它，对我们说，别见怪，我们这里偏僻，就指望它看家了。

我看到大婶，将一块内脏一样的赤红的肉，用草绳拴在水龙头上，很仔细地冲刷。空气里弥漫着很清冽的土腥气。我很好奇地问她是什么。

大婶说，这是猪肺，以形补形呢，对肺好，治咳嗽。可是里头脏东西多，要好好洗一洗。嗯，你们是要找谁？

父亲说，董师傅。

大婶说，哦，紧里头那一间。

门开着，里面闪着昏黄的光。走进去，看一个小女孩，正靠在一张桌上，手里握着毛笔。这桌子很大，雕着花，又很高。女孩跪在一把椅子上，椅子很气派，我在电视上看过，叫太师椅。可是一侧的把手已经坏了，用一个布带子裹了好几圈。

爸爸问，是董师傅家吗？

小女孩从椅子上爬下来说，是，我爸出去了。请等一等。

她从靠门的长凳上，小心地捧下两摞迭好的衣服，请我们坐。然后将衣服抱着，拉开一个布帘，放到里屋去了。

我们坐下来，觉得已经将这个屋子占满了。这屋子小，并没有什么东西。一张床，一个立柜，还有这张大桌子。人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腾挪的地方。有一只煤气炉，上面炖着一个砂锅，咕嘟咕嘟地响。

父亲终于站起来，看那个女孩子写字，忽然惊叹说，哎呀，写得真好啊。

我凑过去看，也觉得写得很好。说不出哪里好，但比我们书法老师写得还顺眼。

父亲说，毛毛你看看，小姐姐临的是《玄秘塔碑》呢。

看我茫然的样子，父亲有些失望，但他显然对面前的神童更感兴趣。他问，你还临什么？

小女孩说，还临《李晟碑》。有时也临欧阳询。

父亲说，这个“归”字写得好。

女孩说，我爸说不够好。他让我要多临柳公权，说还差几分“骨气”。

我对这个梳着童花头，满口大人话的小姑娘，也有些好奇了。

这时候，看着老董进来了，手里拎着一只菜篮子。他的中山装换下来了，穿了一件纺绸的夹克衫，那时是中年男人的标配。可他这件过于大了，整个人显得更瘦小。见到我们，他好像有一些吃惊。

父亲沉浸在刚才的兴奋里，说，董哥，你这闺女写得很好啊。

老董愣一愣，淡淡地说，小孩子，瞎写罢了。

父亲将马甲袋里的保温桶拿出来，说，刚才你淋了雨，不放心。家里熬的姜汤。我爱人给你带了一盒鸭子。

老董点点头道，费心了。

老董从菜篮里拿出一捆青菜，说，元子，把菜择了，蒜蓉清炒。

小姑娘应了一声，从椅子上下来，从桌子底下拿出一只米箩，出去了。

老董将那桌上的笔墨纸砚，收拾了，铺上了一张塑料布。又打开碗橱，拿出一瓶“洋河”大曲，搁在了桌上。

父亲站起来，说，我们不打扰，回去了。

老董说，吃了再走。饭点留人，规矩。

父亲说，真不客气。家里那口子等着吃饭，改日我再来看你。

老董闭了一下眼睛，说，毛羽，咱们上次同桌吃饭，毛教授还在吧。

爸爸听到这里，犹豫了一下，看看我，说，好，董哥，我们坐下喝两盅。

外头“滋啦”一声，我望出去，原来那叫元子的小姑娘，将拾掇好的青菜下了锅。那只煤油炉子，不声不响地，被她端到外面去了。她的动作利落得很，一招一式，像是做惯了饭的人。这时迎着光，我才打量清她。样子很清秀，但是脸上并没有很多孩童的神气和活泛，平和沉静。

父亲感叹，闺女这么小，真能干啊。

老董也望向外头，说，能干不能干，也长这么大了。

这时候，看见有人走进来，是刚才的那个大婶，手里端了个钵，说，董师傅，家里来客了吧，我肚肺汤做多了，给你端了一钵来。

老董谢过了她。大婶说，留客吃饭，好事，缺什么跟我说。临走又转过头来，说，你胃不好，少喝点酒啊。

看她走远了，父亲说，这里的邻居不错，像一家子人。

老董说，风里雨里，也都几十年了。

元子将菜汤都盛出来，砂锅里的饭也端上了桌。老董自己又开了火，炸了一碟子花生米，下酒。加上那一大盘盐水鸭，倒也挺丰盛。元子将碗筷用开水烫了，给我们一一搁好，开口说，爸，叔叔，你们好好吃。我做功课去了。

老董点点头。她这才给自己盛了一小碗饭菜，回里屋了。

父亲说，这是什么规矩，让孩子一起吃。

老董说，小门小户，认生啊。由她自在去吧。

老董给父亲倒上酒。

董哥，我敬你一杯。父亲说完，一饮而尽。这些年，都还好吧？

老董也喝了，说，好不好，都那样吧。

他又给父亲满上，说，这酒一般，将就着喝。我记得毛教授爱喝花雕。爱请学生喝，也请过我。

父亲说，是啊，喝了就爱吟诗作词。家里如今还有两首他作的《满江红》。难得喝醉，写得也狂放。一直留着。

老董看看我，搛了块鸭子放到我碗里，问，叫毛毛？

父亲应道，大名毛果。

老董感叹道，眼眉真像他爷爷啊。教授要是看到这小小子长得这么好，不知该多欢喜。

父亲道，有时也厌得很，主要是没有定力。要像你们家元子，我也不操心了。我也想教他书法，一点都坐不住。得一张纪律的奖状，自然宝贝得要死。哈哈。

老董说，要不，让他和元子搭伴儿学吧。两个孩子，也好教些。我来教。

父亲说，那怎么好，各人都要忙一摊子事儿。

老董袖了手，说，我这手柳体，当年也是教授指点的，如今传给他后人，也是应当。这欠你家的，还多呢。

父亲愣一愣，说，董哥，过去的事，就过去吧。

他们两个，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了许多我不懂的事情。我能听出来的，是关于爷爷当年教书的事。

我东张西望。

一只猫不知是什么时候，从桌子底下钻了出来。橘色的皮毛，很瘦。它将身体张成了弓形，伸了个懒腰，然后蹭一蹭我的腿。我把盘子里的鸭脖子夹过来，喂它。但是它似乎没什么兴趣，摇摇头，噌的一下跳到了窗台上。

我这才看到，窗台上悬着一只西瓜，已经干瘪了。瓜上还有一层白毛，是长霉了吧。我心想，怎么还不摔掉。

老董问，毛毛，还认得这只瓜吗？

我想一想，恍然大悟。

老董说，来，老伯给你表演个戏法。

他把桌子收拾了。然后铺开一张纸，将毛笔蘸饱了墨，递给我，说，写个字，越大越浓越好。

我攥起笔，一笔一画，使劲写下我的名字。

又粗又黑，我自己得意得很。

爸爸看了，哈哈大笑，有些嫌弃地说，这笔字写得，真是张飞拿起了绣花针啊。

老董也笑，大度地说，骨架是有的，这孩子内里有把力气。

老董将那只干瘪的西瓜抱过来。我才看清楚，西瓜皮上并不是长霉了，而是铺了一层霜。老董拿出一只鸡毛掸子，摘下一根鸡毛。从中间摘断，独留下近根儿细绒一般的羽翎子。他用翎子，轻轻地在瓜皮上扫，一边用只小汤勺接着。那霜慢慢落满了半汤勺。

老董便将这白霜，一点点均匀地倒在纸上，我的字迹被盖住了。

我看见他手在瓜上晃了晃，竟捉住瓜蒂提起了一个小盖。一边嘴里说，硼砂三钱砒三钱，硇砂四钱贵金线。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手。父亲笑说，好个障眼法。

老董也笑了，笑得很松弛，额头上紧巴巴的皱纹也舒展开了。他对着手上的翎毛吹一下，然后轻轻地在纸上扫。我的眼睛渐渐地睁大了。

纸上那又黑又大的“毛果”两个字，竟然消失了。

我赶忙举起那张纸，雪白的一张。对着灯光仔细地看了又看，真的，什么也没有。

父亲和老董相视而笑，说，这孩子，可给戏法唬住了。

我用很崇拜的眼神看老董，学着电视里《射雕英雄传》，郭靖对洪七公的手势，说，大侠，请受我一拜。

父亲说，得得，就这么会儿，师父就拜上了。

回到家里，已经是十点多了。我找出那张奖状，自然知道是施过同样的咒语。我不顾母亲虎着脸，将刚才的情形，添油加醋地说了一番。

母亲冷冷地说，叫爷儿俩疯的，都不回来吃饭。这修鞋的老董好本事。

父亲嘻嘻一笑，收获不小。我儿子还拜上了个师父。

母亲更不解了，说，跟他学什么？学补鞋打掌？

父亲说，他可不止会补鞋。

母亲似乎气不打一处来，抢白说，你一身的酒气，别故弄玄虚了。就这张奖状，说到底，也就是一瓶“消字灵”的本事。大半夜的去拜师父？这也是我的儿子，交给个陌生人，你也不问我放不放心？我倒要听听他的底细。

父亲这才沉默了。许久后，他说，你记不记得毛毛外公，上次拿来的那本《康熙字典》？是他修好的。

母亲也沉默了一下，眼里有惊奇的神色，说，就是那本给虫子蛀得稀烂的字典？

父亲说，嗯。

这事我知道。这本《康熙字典》，是外婆的陪嫁。据说是她爸爸的爸爸的爸爸传下来的。压在箱子底，到有一天找见了，才发现给虫啃得散了架，成了一堆破烂儿。外婆舍不得扔掉，她和太外祖的感情很好，睹物思人，心里头那叫一个伤感。竟然经常流眼泪，好像自己辜负了先祖。叫外公想办法，外公能有什么办法，还不是找母亲这个长女出主意。结果父亲拍了胸脯，一来二去，居然找人给修得看不出痕迹来。外婆大为罕异，说，若见了这高人，她得要好好地谢一谢。

妈妈说，老董就是那个高人？

爸爸点点头。

妈妈眼睛一失神，又有些惭愧地说，真是，人不可貌相。

父亲的酒也醒了，正色道，得亏毛毛外婆的这本宝贝字典，十多年来，我才和老董说上话。你既想知道他的底细，那我就说说吧。

说实在的，那次父亲跟母亲说老董的事情。我因为小，并没有听懂。但看母亲听着听着，眼神黯然，后来竟然有些唏嘘。到我长大了后，有次提起了老董，父亲才又讲给了我听。我才明白，老董的确是个有本事的人。

老董什么时候开始修鞋，好像没什么人记得了。他以前不是做这个的，他年轻时，在肄雅堂做学徒。肄雅堂在哪儿，在琉璃厂的沙土园啊。毛毛，还记得你小时候，每到礼拜天，你大伯领着你去逛旧书店。以前琉璃厂的书店，数肄雅堂装裱功夫一流，修书也最有名气。据说几个当家的老师傅曾为清宫修过四库。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给并到中国书店了，书肆的修书师傅也一起来到店里工作。你爷爷那时在艺术系，还兼了金陵大学图书馆的馆长。那次到北京出差，逛琉璃厂，正看见老董埋头修一本嘉靖年间的《初学记》。你爷爷说，那本书的书口，已经磨损得不成样子。边角的地方一碰就掉渣。他就看那年轻人，小心翼翼地用裱纸将边角环衬起来，行话叫“溜书口”。每片纸渣都安放得恰到好处。他修了一个多小时，你爷爷就看了一个多小时。你爷爷看上了他，要把他带回南京。那时金大的古藏部刚刚成立，接了好多老中央大学留下的古籍。天灾加上人祸，许多善本珍本书，都毁得不成样子。好的修书师傅，多数去了台湾。留下有经验的，大多又老了，要带个徒弟谈何容易。这行孤清，可也要靠祖师爷赏饭。人得灵，还得有恒心和耐心。那时候调动个人，已没这么容易。即使老董是孤儿，上下无牵挂，人也已经满师，也还是费了许多的周折。你爷爷对他说，我让古藏部的主任亲自带你。

这年轻人看着善本室里一箱箱旧书，眼睛亮一亮。你爷爷就放心了。

老董人好学，聪明，没一个月已经把善本室的古籍熟悉了。他灵在过目不忘，举一反三。那时候修复古书，可没现在这么好的条件，有什么扫描、电脑归档之类。老董就靠自己一个记性，修过的书，哪一朝什么类、哪个作者、几卷几章，甚至哪一页有缺损，都能记得个大概。他还自己做了一套卡片检索系统。主任也说：“这个年轻人，有股子钻劲，好用。”老董呢，也是真爱书。除了修书，就是看书，没别的爱好。有次你爷爷去馆里，大中午的，人都吃饭去了。就剩了他一个，埋头看一本书。问他看什么，他回说，《病榻梦痕录》。你爷爷说，嗯，师爷写的书，说了不少乾隆年的腐败事儿。老董合上书，说，知世道污浊，才有个出淤泥而不染。你爷爷接过来，问，你修的？老董点点头。你爷爷打开细细看了，又问，修了多久？老董答，一个月，二修了。原来用了“死衬”，可惜了书。我拆开重新修了。你爷爷说，一个月算快了，补得不错。这书糟朽了，“肉”缺了不少。老董说，以往在琉璃厂，老师傅们都能补字。我字写得不好，唯有先空着。你爷爷就说，不妨事，我教你写。

以后，老董在修书看书外，多了一个事，练习书法。你爷爷教他的法子，是临帖。颜柳欧赵，二王二严。与常人习字不同，你爷爷要他琢磨的，是字的间架与笔画。再补他人的字，便都有迹可循。

再后几年，老董渐渐在馆里有了声名，任了二修组的组长。一次，他拿着两本《杜诗镜铨》，找到古藏部的夏主任，说，好好的书，怎么就做成了“金镶玉”？主任说，跟我打过报告的。脆化得厉害，除了酸，还是救不过来。老董沉吟了一下，慢慢地说，这是毁书。

哦，你问这“金镶玉”啊？顾名思义，是在古书页下衬入一张手工纸，用糨糊粘好，让衬纸长度宽于书页，三面加宽古籍的天头、地脚和书脑，好像加了一道玉白边。你可记得家里头，有本你太舅爷留下的《如意函》，就是这么修的。老董对主任说，我们这一行老祖宗立下的规矩，是“整旧如旧”。这书破损得是厉害，可纸张还不算失去机械强度。不到不得已，是断不用“金镶玉”的法子。在我们那儿，这可叫“绝户活儿”。

主任愣一愣，脸色沉下来，不好看了。他说，这馆里的古籍这么多，怎么才叫个好法子？这在你们北方叫“金镶玉”，在我们这儿可叫“惜古衬”。

老董站起来，说，我去重修。

因为这件事，但凡外头的人提起老董，夏主任就说，业务是好的，可是为人太傲慢，还不是有馆长撑着腰。

又过了几年，家里的事你都知道了。你爷爷被人写了黑材料，交给了革委会。爷爷自然被撤了馆长的职。这他倒无所谓，都是身外物，只要还能教书。后来的苦头，大概又是咱们全家都想不到的了。还波及了你北京的大伯伯。但你爷爷的冷清性子，抄几回家，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竟也都扛下来了。再后来，渐渐都传出来，这些检举材料，里头有夏主任的，居然也有老董的。老董是被人踩着手，写下那封信。信里说，毛教授的私藏里，有多少封建遗毒，他清清楚楚。革委会的人说，那你就编个目，这不是你最在行的吗？不老实，就踩断你的手，让你下半辈子再修不了书。

你爷爷，这才落下了病，从此再没好过。谈起老董这名字，是家里的忌讳。再后来，善本室被封了，改成了革委会的档案室。老董被赶出了图书馆。事没做绝，他检举有功，金大的宿舍还是给他留下了。

老董是什么时候修上鞋的，谁也不记得了。我只记得你爷爷出殡那天，下着小雨。不知怎么，我们三兄弟，都哭不出来，也不敢哭。回家的时候，远远地，我看见一个人，佝偻着身体，袖着手，朝这边张望。好像已经跟了我们很久。是老董。他发现我看他，这才回转身，急急忙忙地走了。我眼底一麻，这才哭了出来。哭得越来越大声。你大伯慌了，说，老三，你哭什么。我没有答他，只是不管不顾地哭下去。

好多年后，我调回了南京。家里也落实了政策。路过了西桥，老董还在那里修鞋。有一次彼此都望见了。他张张嘴，说不出话。我也说不出。

直到那一回，你妈妈带来了外婆的《康熙字典》，唉声叹气的，要我想办法。我心一横，去鞋摊找到了老董。我问他，手艺都还在吧？他说，嗯。

父亲的讲述，在这里停住。此时的他，也是一个老人了。对于老董这个人，除了为我唤起记忆，似乎再没有余力去做任何的评价。但是，我却清晰地记得，在他带我去见老董的那个夜晚，回来后，对母亲讲了一个漫长的故事。而后，两个人都出现了漫长的沉默。后来，我记得母亲站起身，深深叹了一口气，对父亲说，你该帮帮他。

因为这句话，父亲找了祖父当年的同事，这些人也都上了年纪。一些已经不太记得这么个人。但有一个，是老董当年带过的徒弟小龙。因为老董当年的所为，明面上也已没有了来往。我爸就讲了自己的想法，说，您如今是古藏部的主任了。馆里也是用人的时候，还是将他请回去吧。

小龙就说，哪怕现在，我们都替老馆长冤屈得慌。

父亲叹口气，事情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他那一手手艺，是没有犯过错的。

小龙便说，我也不是没动过念头。如今的这些小年轻，缺的是老人儿手把手地带。可是，老董这人你知道，倔得很。给他台阶也未必下。

父亲说，或许让他家属配合做做工作。他爱人是什么来历？我上次见到了他女儿，还小得很。

小龙四下望望，说，他没成家，哪有什么家属？那孩子是他捡的。也不算是捡的。有天他出摊儿，去上厕所，回来就看车把上挂着个婴儿包袱。

父亲说，啊，那这么多年，都他一个人带？也真不容易。

小龙说，是不容易。可谁容易？他当年那封信，这些年可让你们家容易了？

因为小龙出面，金大图书馆给了老董一个临时工的差事，又聘他兼职培训馆里新来的年轻人。

老董对父亲说，不愿意去。

父亲说，你的手艺丢了，不可惜？

老董一边擦洗家什，一边说，我得出摊儿，修鞋也是我的手艺。

父亲摇摇头，说，董哥，我知道你挂着以前的事儿。如今我放下了，馆里放下了，你自己还放不下？

老董没有再吭声。

他答应了下来，但是还是坚持要每天出摊儿。晚上开夜校，给图书馆的青年员工作培训。还从馆里领了一些活儿，带到家里来做。

旁人问他。他说，我没脸跟那些老相识一块儿待着。

这时候，我已经跟着老董学书法。老董和学校里的书法老师不一样。不描红，也不用双钩，就是给我一本帖。这帖上，一页一字，是从各家的法帖上，集聚来的。从“一”字练起，日日不断。母亲听说了，就说，这是野路子啊，别把孩子的字给练杂了。父亲便说：“练得百家好，方知字中字。”这就是当年他爷爷教老董的法子。母亲就不再说话了。

老董家的那张花梨大桌，腾出来给我和元子练字。老董对我不多言语，一招一式，倒多是元子从旁指点。他自己呢，让图书馆搬来了一张小书桌。桌上多了许多古书。他仍然是修鞋的打扮，围裙套袖，可手上多了一副白手套。拿起书来，小心翼翼的。桌上呢，也都像是修鞋的家什，针锥、挑针、排刷、木尺、大小起子、张小泉的剪刀。眼见着，都是老物。榔头有三把，分别是木榔头、铁榔头、橡胶榔头。还有一把镰刀，是真的镰刀，亮闪闪的，用来裁纸。我说，董伯，这可够威风的。他就笑笑，说，这比起肄雅堂老汪家八斤重的大长刀，可远了去了。

这时的老董，说话也活泼了一些。他手里总不闲着。我呢，生性好奇，练着手里的字，便想去看看他在忙活什么。我问，董伯，你在做什么？他没有抬眼睛，只是答说，伯伯在给书医病。他埋着头，手用一把竹起子，在书上动作着。一盏小灯，光浅浅地打在书上。他仔细地用竹起子揭开粘连在一起的书页，用小毛刷细细刷去页面上的浮尘。那架势，真像极了做手术的大夫。手边的起子，约有七八把，大小厚薄各不同，如一排手术刀各有其用。他手里的这把竹起子，很轻薄，颜色较其他几把更深，末端还挂了红色吊坠。久了，我自然看出老董对它的偏爱。这起子由扇柄改制的，刚入行就开始用，据说是当年他师傅传下来的。如今不知经了多少年，已用得发亮，像包了层浆。我便也知道这竹起子的讲究：头部要留竹节，不容易裂开；竹起子要带竹皮，韧性好。

这时，老董略抬一抬头，说，元子，打糨糊。

元子便很利落地，将面粉倒在一大一小两只碗里，一点点加水，用力搅拌。一边搅，一边往里头加上些粉末。待看糨糊黏稠了，她又用竹扦子，往外挑东西。我问，这是什么？她说，是面筋。

搅拌到最后，两边的糨糊，一干一稀。那只叫麻团的猫，噌的一下蹦到了桌上，趁人不注意，吧唧吧唧，就着糨糊碗舔起来。元子赶紧走过去，在那猫脑袋上磕了一记，说，哪儿都馋得你。我很惊奇，问元子说，这糨糊能吃啊。元子哈哈笑，说，好吃，高营养。这挑出的面筋，姐回头给你拌疙瘩汤。我又问，麻团为什么不吃旁边那碗啊？元子说，麻团精着呢。那碗里加了黄柏水和澄粉，防虫。它不爱吃。

我于是很佩服元子的见识，也让老董教我。老董说，这都是江湖上混饭吃的手艺。毛毛好好读书，将来要做大事的。学这个没用。

我一边缠他。老董又说，你可知道学这个，先要有个什么？

我说不上来。

他对我招招手，说，你来看看伯伯在做什么。

我走过去，看他手里的书，是破旧的焦黄色。纸页上被虫蛀得厉害，布满或小或大的虫眼儿。老董说，你看着。

他用一支毛笔，蘸上元子打的糨糊，将一个虫眼儿润湿，然后覆上了同样焦黄的宣纸。后来我知道，那是他存了许多年的毛太纸，用红茶水染过。他用毛笔蘸水沿着虫眼边缘画水纹，再将多余的毛太纸捻断。大点的虫眼儿，浆糊润湿后，边修补，边用镊子或针锥小心地挑干净毛边儿，然后用个小木槌轻轻地把虫眼儿捶平整。他让我迎着光看看，竟然一点都看不出补过的痕迹。老董的动作十分利落，可我看了将近十分钟，他才补了一页虫眼儿。这些眼儿有的豆大，有的小似针眼。我的眼睛，已经有些看花了。心里叹一口气，这整一本书，每页都有虫眼儿，得要补到什么时候。

老董又问我，现在你说说，这行得有个什么？

我想想说，好眼力。

老董摇摇头，只说对了一半。你可知道，修一本书，从溜口、闷水、倒页、订纸捻、齐栏、修剪、锤平、下捻、上皮、打眼穿线，得二十多道工序。当年我师傅，教我第一步，就是学这补虫眼儿。那是没日没夜地补，看着小半人高的书，一本又一本。吃过晚饭，给我两升绿豆，到门廊外头，就着月光，用根筷子，一粒一粒地捡进一个窄口葫芦。第二天天亮，师傅倒出来，晚上再接着捡进去。就这么着整整半年。我看针鼻大的眼儿，也像个巴掌。当年梅博士养鸽子，见天儿盯着看，练那眼神的活泛劲儿。这是一行练就一行的金刚钻。我师傅要我学的，不只是眼力，还有冬三九、夏三伏坐定了板凳不挪窝的耐力。

我不吱声儿了。老董又问，今天伯伯让你临的“来”字，临完了？

我心里一阵惭愧，乖乖地伏在大桌子上，继续写字。

我的书法，在老董的教导下，的确是进步了很多。母亲有些奇怪，说，这孩子，跟了老董脱胎换骨了。我也要跟着看看去。

便备了糕点，到老董家去。

老董见一家三口都来了，有些欣喜，也有些慌得不知说什么。

母亲一时脱口而出，老董师傅，咱们见过的。我在您那儿修过鞋，好手艺。

话接不下。父亲忙说，老董哥干什么，都是好手艺。

母亲又说，我这个儿子，多亏您教上了道。

老董说，是孩子自己灵。到底是毛教授的后人，一点就透。

老董说完就沉默了。母亲因为知道了这人和爷爷的过往，也竟然不知怎么应对。这时候，她看到门口的炉子上，坐着一口大蒸锅，正有些水汽渗出来。于是找话，这是蒸包子？

刚才还袖着手的老董，听到忽然笑了，说，不是，我在“蒸书”。

蒸书？母亲一愣神儿。

此时老董迟钝的眼神，也有些生动起来。

他说，今天去馆里，见着小龙。说福建省图送来了一批出土古书，能修的都修了。还有几本老大难，再修不好，就送去报废了。有本《八闽通志》，已经硬成了“板砖”。小龙说这书已经洗了两次，可是因为酸性太高，纸页都粘连上了。无论怎么都揭不开。我就说，我带回去试试看。

父亲说，这法子能成吗？

老董转向母亲，问，弟妹，你说，蒸包子，这包子膨胀松软，靠的是什么？

母亲想了想，是靠了水汽。

老董说，对，就是这个道理。这古籍就好比一只包子，要靠着这股水汽给它松松骨头。

父亲说，那还得加上点儿小苏打，至少也得加上个酵母头。

大人们就哈哈笑了起来，小屋里的空气，变得轻松与快活起来。

聊了好一会儿，老董站起身，取出竹起子和镊子，揭开了蒸锅。

锅里的水汽漫溢出来。还有一股子酸腐的气味，着实不好闻。父亲说，是出土文物的味儿。

老董用镊子在锅里揭了一下，又盖上了锅盖，笑笑说，包子还生，火候未到。

说话间，父亲问，和馆里的人相处得都好？

老董收敛了笑容，终于说，实在的，那些小年轻的做派，我不是很看得惯。仪器什么的，他们是用得很溜，张口闭口“科学”。祖宗传下来马裱褙的老法子，哪是“科学”们比得了的。

爸爸想想说，你做好自己的本分。不该你管的，就随他去吧。

老董点点头，说，我有数的。不然白活一把年纪了。

又过了一会儿，老董站起身，说，成了。

他戴起手套，打开蒸锅，从里头取出那本古书。黑黢黢的书，此时像块刚出炉的蛋糕，散发着水汽。

老董轻轻将它放在一块准备好的棉布上，又拿着一个小喷壶，在书口均匀地喷上水。这才拿起一只小镊子，小心地一点点地伸进书页。

我们一家人都屏住了呼吸，看老董暗暗地使了一下气力。那书页终于被揭开了。我至今记得，那一刻的欣喜，在心中响起了“咔”的一声。如同人生的某个机关，被打开了。

书页的正反面剥离了，完好无缺的字迹。再揭开一页，依然完好。

父亲激动地说，这真是叫个，“大功告成”。

老董也很高兴，搓一搓手，说，这么着，馆里其他几本书，也都有着落了。《齐民要术》里写着呢，没有老法子办不成的事。

这时候，我看见元子挎着篮子走进来。老董说，闺女，去买瓶洋河。毛叔叔来看咱们了。

元子脆脆地应了一声。爸爸止住她，说，今天你爸攻坚成功，理应庆贺一下。走走，咱们下馆子。

分手的时候，老董喝得晃晃荡荡的，紧紧握住爸爸的手不肯撒。他说，毛羽，老哥谢谢你。我是以为自己再也回不来了。

元子搀扶着他，抱歉地看父亲一眼，说，叔叔对不起，爸喝多了。

父亲也微醺了，他说，没事，你爸是高兴的。董哥，你有元子这件小棉袄，归根儿还是有福气的。

以后的日子，与老董走得便近了。家里的一些藏书，祖父在世时被毁过一些，失散过一些。但老家陆续又寄来了，皖南的梅雨天漫长，虫蛀水浸了，品相就不是很好。父亲就都送到老董那去。我呢，喜欢的小人书，《铁臂阿童木》《森林大帝》《聪明的一休》，翻看久了，也送到董老伯那儿去。老董一视同仁，都给修得好好的。

做活的时候，他的话其实很少。少到你屏住呼吸，只能听到房间里翻动纸页的沙沙声，还有裁纸的声音以及木锤落在书页上的钝响。当这声音在你耳畔放大，减慢，即便是一个儿童，也会体会到其中的一种神圣感。

这房间里的气息，其实也是不新鲜的。因为这些古书经年的老旧，以及潮湿霉变的纸张、寒暑历练的油墨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浑然而醒神的味道。长了，你会对这种味道产生依赖，甚至在呼吸间上了瘾。许多年之后，我仍然还回忆得起，这是存储在时间中的书的气味。

有时，他会经过我身边，看着我习练书法，不发一言。有时他会俯下身，握住我的手连同手中的笔，很慢地，导引我写下刚才临写的笔画，作为演示与勘误。这一切，都在安静中进行。

唯有一次，我听见他在身后深深叹了口气，说，毛毛，读书的人，要爱惜书啊。

我回过头，看见他手中是我那本散了架的《森林大帝》，他正在一页一页地将书页的折角捋平，然后小心地放在那只里面灌满铅的木头书压底下。那神色的郑重，如同对待任何一本珍贵的古籍。

有一天，元子对我说，毛毛，来帮姐姐一个忙。

她手里握着两卷黄澄澄的线。她把线绕到我的双手上，问我，帮妈妈缠过毛线吧？

我说，嗯，你要打毛衣吗？

她呵呵地笑了，择出了一个线头，密密地缠在小竹筒上，说，这是蚕丝线，是给线装书缝线用的。

我问，这线怎么这么旧啊。

她手里熟练地动作着，一边说，旧就对啦，修古书，就是要用旧线。这线是做旧的呢。

我又问，是怎么做旧的呢？

她说，都是我爸染的啊。这种古铜色，可不好染呢。你闻闻，是不是有股中药味儿？这里头啊。有红茶、红藤、苏木、关紫草、秦皮、槐花、毛冬青、熟地、洋葱皮。要防虫呢，还得放上黄檗树皮、百部根和花椒种子。一起煮成水，把丝线泡上两天，晾干了，才能派用场。

我说，那纸呢？伯伯修书用的纸，也要染吗？

她笑笑说，可不！纸那就更讲究啦。一书一纸，百纸百色，都得能对得上才行。爸说，以前老行当修书，都是买那些残旧的古书，裁了天头、地脚、书脑来用。但这法子，是拆东墙补西墙啊。他修书，全靠自己染。他喜欢用的是楮皮纸。楮树皮制成的纯皮纸，韧又轻薄。这颜色要染得准，得一点点地调，还得一回回地试。要黄一点儿呢，就加黄柏；要红一点儿加朱砂；要黑一点儿加烟墨。

我说，这个我也知道。我爸画画的时候，也用调色板。

元子又笑起来，毛毛真聪明，就是这个道理。不过画画，是跟着自己的心。染纸啊，可得紧跟着人家的书喽。

这说话间，一卷线也轴完了。我看着她还稚嫩的脸，很叹服地说，元子，你怎么知道得这么多。

元子说，我爸天天都在修书。见来的，听来的啊。

说完这句话，她眼里头有憧憬。摩挲了手中的线，轻轻对我讲，毛毛，我长大了，也要和爸一样，把全天下的书都修好。

回到家，我和父亲说了元子的话。父亲也感慨，好孩子，有志气。老董这一手好活儿，算是有个传人了。

秋天时候，父亲接到了小龙的电话。

小龙说，毛羽，这个老董，差点没把我气死。

父亲问他怎么回事。

他说，馆里昨天开了一个古籍修复的研讨会，请了业界许多有声望的学者。我好心让老董列席，介绍业务经验。结果，他竟然和那些权威叫起了板。说起来，还是因为省里来了本清雍正国子监刊本《论语》，很稀见。可是书皮烧毁了一多半。那书皮用的是清宫内府蓝绢，给修复带来很大难度。本来想染上一块颜色相近的，用镶拼织补的法子。也不知怎的，那蓝色怎么都调不出来，把我们急得得团团转。省外的专家，都主张整页将书皮换掉。没承想老董跟人家轴上了，说什么“不遇良工，宁存故物”，还是修旧如旧那套陈词滥调。弄得几个专家都下不了台。其中一个，当时就站起身要走，说，我倒要看看，到哪里找这么个“良工”。老董也站起来，说，好，给我一个月，我把这书皮补上。不然，我就从馆里走人，永远离开修书行。

你说说看，仪器作了电子配比都没辙，你一个肉眼凡胎，却要跟自己过不去，还立了军令状。毛羽，再想保他，我怕是有心无力了。

父亲找到老董，说，董哥，你怎么应承我的？

老董不说话，闷着头，不吱声。

父亲说，你回头想想，当年你和夏主任那梁子，是怎么结下的。你能回来不容易，为了一本书，值得吗？

老董将手中那把乌黑发亮的竹起子，用一块绒布擦了擦，说，值得。

后来，父亲托了丝绸研究所的朋友，在库房里搜寻，找到了一块绢。以往江南织造府裁撤解散时，各地都托号家纺织贡缎，所以民间还留有许多旧存。这块绢的质地和经纬，都很接近内府绢。但可惜的是，绢是米色的。

老董摸一摸说，毛羽，你是帮了我大忙。剩下的交给我，我把这蓝绢染出来。

父亲说，谈何容易，这染蓝的工艺已经失传了。

老董笑笑，凡蓝五种，皆可为靛。《本草纲目》里写着呢，无非“菘、蓼、马、木、苋”。这造靛的老法子，是师父教会的。我总能将它试出来。

此后很久，没见着老董，听说这蓝染得并不顺利。白天他照旧出摊儿修鞋。馆里的人都奇怪着，毕竟一个月也快到了，他就是不愿意停。他获得了小龙的允许，夜里待在图书馆里。傍晚时也跑染厂，听说是在和工人请教定色的工艺。听父亲说，染出来看还行，可是一氧化，颜色就都全变了。

老董家里，沙发套和桌布、窗帘，都变成了靛蓝色。这是让老董拿去当了实验品。

中秋后，我照旧去老董家练书法。父亲拎了一笼螃蟹给他家。看老董和元子正要出去。老董说，毛羽，今天放个假。我带两个孩子出去玩玩。

老董穿了一件卡其布的工作服，肩膀上挎了个军挎。元子手上端着一只小筐。父亲笑笑，也没有多问，只是让我听伯伯的话。

老董就踩着一辆二十八号的自行车，前面大杠上坐着我，后座上是元子，穿过了整个金大的校园。老董踩得不快不慢，中间经过了夫子庙。停下来，给我和元子一人买了一串糖葫芦。我问老董，伯伯，我们去哪里啊？

老董说，咱们看秋去。

这时候的南京，是很美的。沿着大街两边，是遮天的梧桐。阳光洒到梧桐叶子上，穿透下来，在人们身上跳动着星星点点的光斑。隔了一条街区，就是整条街的银杏。黄蝴蝶一般的叶子风中飘落，在地上堆积。自行车辗过，发出沙沙的声响。也不知骑了多久，我们在东郊一处颓败的城墙处停住了。

这里是我所不熟悉的南京。萧瑟、空阔，人烟稀少，但是似乎充满了野趣。因为我听到了不知名的鸟响亮的鸣叫，是从远处的山那边传过来的。山脚一棵红得像血一样的枫树，簌簌响了一阵，就见鸟群扑啦啦地飞了出来，在空中盘旋，将蓝色的天空裁切成了不同的形状。老董长满皱纹的脸上，有了一丝笑意。他对我们说，真是个好天啊。

我们沿着一条弯折的小路，向山的方向走。元子折了路边的花草，编成了一个花环，戴在了头顶上。这让她有了明媚的孩童样子。

我们渐渐走近了一个水塘，清冽的腐败的气息，来自浮上水面经年积累的落叶。看得出这是一处死水，水是山上落雨时流下来的，就积成了水塘。沿着水塘，生着许多高大的树。树干在很低处，已经开始分杈。枝叶生长蔓延，彼此相接，树冠于是像伞一样张开来。我问，这是什么树？

老董抬着头，也静静地看着，说，橡树。

老董说，这么多年了。这是寿数长的树啊。

老董说，我刚刚到南京的时候，老师傅们就带我到这里来。后来，我每年都来，有时候自己来，有时和人结伴。有一次，我和你爷爷一起来。

你爷爷那次带了画架，就支在那里。老董抬起胳膊，指了指一个地方。那里是一人高的芦苇丛，在微风中摇荡。

你爷爷说，这是个好地方，有难得的风景啊。

他说这个话，已经是三十年前了。

老董的目光，渐渐变得肃穆。他抬起头，喃喃说，老馆长，我带了您的后人来了。

我顺着他的目光望过去，什么也没有看见，只看到密匝匝的叶子。那叶子的边缘，像是锯齿一样。一片片小巴掌似的，层层地堆栈在一起。我问，伯伯，我们来做什么呢？

老董俯下身，从地上捡起一个东西，放在我手里。那东西浑身毛刺刺的，像个海胆。老董说，收橡碗啊。

我问，橡碗是什么呢？

老董用大拇指，在手里揉捏一下，说，你瞧，橡树结的橡子。熟透了，就掉到地上，壳也爆开了。这壳子就是橡碗。

我也从地上捡起了一个还没爆开的橡碗，里面有一粒果实。我问，橡子能不能吃？

冷不防地，元子嘻嘻笑着，将一颗东西塞到我嘴里。我嚼了嚼，开始有些涩，但嚼开了，才有膏腴的香气在嘴里漫溢开来。很好吃。

元子说，要是像栗子那样，用铁砂和糖炒一炒，更好吃呢。

老董说，毛毛，你看这橡树，树干呢，能盖房子、打家具；橡子能吃，还能入药；橡碗啊……

这时候，忽然从树上跳下来个毛茸茸的东西。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只松鼠。它落到了地上，竟像人一样站起了身，前爪紧紧擒着一颗橡子。看到我们，慌慌张张地跑远了。

老董说，它也识得宝呢。

我问，橡碗有什么用呢？

老董这才回过神，说，哦，这橡碗对我们这些修书的人，可派得大用场。捡回去洗洗干净，在锅里煮到咕嘟响，那汤就是好染料啊。无论是宣纸还是皮纸，用刷子染了，晾干。哪朝哪代的旧书，可都补得赢喽。我们这些人啊，一年也盼中秋，不求分月饼吃螃蟹，就盼橡碗熟呢。

我听了恍然大悟，忙蹲下身来，说，原来是为了修书啊，那咱们赶快捡吧。

老董到底把那块蓝绢染出来了。据说送去做光谱检测，色温、光泽度与成分配比率，和古书的原书皮相似度接近百分之九十。也就是说，基本完美地将雍正年间的官刻品复制了出来。

因为本地一家媒体的报道，老董成了修书界的英雄。邻近省市的图书馆和古籍修复中心，纷纷来取经，还有的请老董去做报告。

图书馆要给老董转正，请他参与主持修复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工作。

老董摇摇头，说，不了。还是原来那样吧，挺好。

他白天还是要去出摊儿修鞋，晚上去馆里教夜校，周末教我和元子写书法。

他家里呢，也没变，还总是弥漫着一股子旧书的味道。还有些涩涩的丰熟的香，那是没用完的橡碗。元子用铁砂和糖炒了许多橡子，封在了一个很大的玻璃罐里。我写得好了，就奖励给我吃一颗。

可是，有一天周末，老董不在家。家里没人。也没在馆里。

父亲带我去邻近的澡堂洗了个澡。

傍晚时，再来老董家。门开着，老董坐在黑黢黢的屋子里，也不开灯。

父亲说，董哥，没做饭啊？

老董没应他，面对着那张花梨大桌案，一动不动。桌上有一本字帖，几张报纸。报纸上是清秀的字迹，柳体书法。有风吹进来，报纸被吹得卷起来，荡一荡又落了下来。

父亲又喊了他一声。

老董这才抬起了脸，定定地看着我们，眼里有些混浊的光。

父亲四顾，问，元子呢？

老董很勉强地笑了一下，说，送走了。给她妈带走了。

我吃惊得说不出话来。元子何时有了一个妈呢？

老董摸摸我的头，轻轻说，是她亲妈。当年把她用个婴娃包裹卷了，放在我的车把上。我寻思着，她有一天总会找回来的。她要是找来了，我恰巧那天没出摊儿，可怎么办？十二年了，她总算找回来了。

父亲愣一愣，终于也忍不住，说，你养她这么多年，说送就送走了？

老董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去那人家里看了，是个好人家。比我这儿好，那是孩子的亲妈。人啊，谁都有后悔的时候。知道后悔，要回头，还能找见我在这儿，就算帮了她一把。

老董起身，从碗橱里拿出一瓶“洋河”，倒上一杯，放在了眼前。停一停，一口抿个干净。又倒了一杯，递给父亲。他说，我该歇歇了。

老董没有再出摊儿修鞋。图书馆里的工作，也辞去了。

后来，他搬家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跟我父亲也没说。

来年春节前，我们家收到了一只包裹，北京寄来的。

打开来，里头是我的一本小人书，《森林大帝》。开裂的书脊补得妥妥当当，书页的折角，也平整了。

包裹里，还有一把竹起子，上面吊着个扇坠子。竹起子黑得发亮，像包了一层浆。

全文见《中华文学选刊》2020年1期

选自《人民文学》2019年12期

葛亮,1978年生，原籍南京。香港大学中文系博士。著有长篇小说《朱雀》《北鸢》，小说集《七声》《谜鸦》《相忘江湖的鱼》《浣熊》《戏年》《问米》，文化随笔集《绘色》，学术论著《此心安处亦吾乡》等。曾获香港艺术发展奖、香港书奖、联合文学小说奖首奖、梁实秋文学奖等奖项。《朱雀》《北鸢》先后入选“亚洲周刊年度十大小说”。现为香港浸会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