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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学》汉文版2020年2期|傅查新昌:天边小城(节选)

来源:《民族文学》汉文版2020年2期 | 傅查新昌  2020年02月17日0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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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库尔勒乘飞机,欣然进入且末上空时,我们正好遇到灰蒙蒙的浮尘天气。凡有历史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汉匈争夺西域时,天下争国,群雄大战,楼兰国在汉匈之间举棋不定,无以自安。尽管西汉勇士傅介子刺杀楼兰王后,请求汉朝派兵屯田,可是这样恶劣情势的鬼天气,赋予挽歌的形式,使楼兰因断水而废弃,变为荒场乱堆,不仅警戒西域诸国,也令今世惊骇。

在生态大变迁中,云朵的尽头,无穷的远方,大自然的少女心,给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披上绿色嫁妆,培育着沙尘暴眼里的宁静。多少坚韧执着奢侈的温存,抵达且末人终极的理想追求,治沙造林已成为他们最崇高的生命仪式。我伫立在玉都宾馆窗前,凝视着天边变幻莫测的云层,心想且末人十分辛勤地致力于红枣、羊肉和大蒜的研发之后,已在开拓进取的甜蜜欢娱中,创造出自己所心爱的且末三宝商业体系。这是勾人心魂的生态标签。

谁都知道这里是块宝地,无可比拟,只可惜常年不降雨。婼羌、小宛、精绝等西域古国凭空消失殆尽的原因,明显地残存于生存环境日益恶劣造成的不良后果中。在这样一个地理文化学解释框架中,我想解释且末治沙史的地理空间,只不过是个固定不变的舞台背景,而漫长的史前年代的风沙侵袭,则投射着当代且末人对现实生态的焦虑与不安。以生态的眼光和关联的视角,我们用科学的态度把文化研究放到生命活动之上,留心观察生存智慧和世界万象,汉代的张骞是否把且末红枣、库尔勒香梨、轮台小白杏也带到内地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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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背后的抱负大得惊人。多元共生是我们所回忆的历史,也是我们身在其中的现实。如果在充分重视边疆学空间结构的基础上,将且末治沙史前阶段与且末文明史结合,构建起完整的且末文化史,那么,由此理解从大争战、族群迁移、社会变动到治沙起源等一系列历史发展的动力机制。随之而来的逻辑推论是,张骞、玄藏法师、马可·波罗、李希霍芬、斯文赫定、斯泰因、贝格曼等中外历史人物的地理学探险与考古学成就,是不是且末社会发展史的历史逻辑和起源基础,将会慢慢占据天下游客的心智?

汉代的张骞来过且末,博物馆的维吾尔族姑娘指着已定格的时间说。当时我立刻想到盖尔纳的观点,语言不仅是交流科学知识的媒介,语言本身就是一种讯息。正如维柯所说,语言不仅仅是交流工具,语言本身就生成文化。在维吾尔族姑娘的解说中,西域遥远的过去,人们随时面临死亡,花草萎谢,树木枯竭,家园荒废。今日的且末距沙漠最近处两公里,只有一河之隔,生态环境脆弱。多少年来,这里自然灾害频频发生,生存资源受到威胁,既面临沙漠化,又受到风沙、干旱、霜冻的侵袭,已确定是风沙危害最严重的地方。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经验,使我辨析出一个孤立的天边小城,自身是不能产生变革的,变革是由不同人群、文化之间的碰撞、交流、传播所带来的,频繁的遭遇则催生重大历史事件。

且末人触手可及一簇簇沙拐枣,与斯泰因掐灭古城人古墓地烟幕,隐藏住了荒凉中又一批考古学家的轶闻。斯文赫定、贝格曼等考古学家的研究,不同于探讨普遍规律的社会人类学。在扎滚鲁克古墓地,千年干尸的胡子,向我们敞开大自然的奥秘书。而我只能实地考察研究,才能解读且末人最大的治沙苦功,极深的心灵积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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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县委书记徐凯曾对我说,且末治沙史中独有的品格,也许可能耗尽我们解读与阐释的时光。县委常委、宣传部长许晓华则强调且末治沙史细节,不能脱离新中国成立以来相应的历史背景。她认为且末治沙史的意义和价值,来自于从古至今的社会文化脉络,即我们通常说的生态整体观。她希望我们不要把治沙细节区隔分离,脱离现时的文化环境,再做排序、分类和比较。确实,这个解释相当新颖,但同样需要做一系列人类学辨析。

那天黄昏,因我肚子剧烈疼痛,没能跟许晓华深度交流。刚回到宾馆,我就上吐下泻,心里则想着拉德克利夫,用意符探讨,记录过去和现在生活的细节,或用规律探讨,总结普遍理论。在现代的条件下,人们很自然地会向水草肥美的地方迁移,而人群的迁移、互动、交流本身造成了一系列的历史变迁,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这里的水资源相当丰富,且末人并非寄居火宅,吃饭忧虑,喝水惊惶,四面无安畏怖。根据培根经验哲学的观点,真理不求什么年代的降福,那是不经久的东西,而只能求之于自然和经验的光亮,才是永恒的。

从生物学及考古学的视角,如果我们把二十七八岁姑娘的千年干尸作为文化符号,重构西域族群发生的生态变迁,研究这位清纯美丽的姑娘为何敢做准噶尔游牧贵族现时激情的陪葬伴侣。那么,这个考古学切入点则相当巧妙:紧扣西域历史文献记载中有关西域部落族群迁移的记录,将干尸转化为人类学辨析依据,再投射到西域诸国的地理空间结构中,由此追踪西域诸国在历史上神秘消亡的千古悲剧。这位且末姑娘的尸体,幸运而干枯,一片花瓣,一双羊皮白靴子,一块棉麻裹尸布:如今躺在且末博物馆的玻璃展示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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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千里之外的北京赶来,我只为呼吸且末人的呼吸,感知且末人的忧伤与欢乐,只为体悟且末人深情厮守他们眷恋的生命。据我逻辑分析,风沙侵袭带来不竭的族群迁移动力,没有人为的政治行动能对抗这种自然力量;西域诸国历史人物与其说是自主的,不如说是这种历史动力不自觉的承受者。许多年以后,一群外国探险家路过且末,他们的目光都盯着且末的红枣之父。

如果经常下雨,别怪斯泰因没当面给且末人说,且末真不该如此苍老荒凉。正如高僧法显西行取经,途经楼兰古迹时说:“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及望目,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在西域诸国中,唯独且末是最幸运的,使当代且末人拥有了活力无限、源远流长的强大的文化基因库。然而,号称世界第二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以每年十几米的惊人速度,由东北向西南方向推进,以至于生态压力达到了临界点。若没有车尔臣河赐恩阻隔,这座天边小城终将遭遇楼兰古国式的灭顶之灾。

这事是真的,是指着大奥秘。唯有先知但以理通达这事,明白这异象。且末人可以理性地改造自己和自然,改造整个生态系统。唯有他们面对沙漠具备这种灵活多变、有计划、有步骤的应变和致变能力。由此逻辑推论,且末人不想跟自然对立,也不想被沙漠包围;且末人有义务改造自然环境,使环境顺应且末人的要求,最终服从且末人的生态需要。如果换个同等区域讲,即便在改革开放时代,要动员所有人植树治沙,林木抚育,并将其转化为政治力量,也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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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且末人需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完成由沙进人退到由人进沙退的革命性变革。在这一点上,像且末人这样治沙造林业发展的情况,其实是颇为特殊的。为阻挡沙漠向西侵袭,保护车尔臣河西岸的生态绿洲,1998年就成立了治沙站,如今已由7人发展到60人,其中女职工23人。凡是卓越完满的事物,都要经过无尽地忍耐,又无尽地奉献,就像我们找到了那长在甜蜜过于缺乏的沙漠玫瑰。

那天下午,我们在治沙基地拜访佟戈雁副站长时,正是没有流水声的时日,阳光火辣辣直晒。他是治沙站唯一的汉族。他在忙碌的下午只跟我说了三句话:只要有水源、河流和植物,且末是美丽富饶的,足以一百次变为流奶与蜜之地。正如罗伯特·卡普兰在《地理的复仇》中所说的,我们越是对当前的生态危机疲于应付,个人及其选择就越显得重要;而当我们跨越百年历史审视问题时,地理则会起更重要的作用。

在西斜的阳光下,面对佟戈雁的背影,我当时忽然想起历史学家文德尔班的二分法,意在区分以价值判断为基础的历史学,以积累实证知识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即区分“事实世界”和“价值世界”。实际上,我注重对且末人的主体性研究,意在寻求且末文化所依据的先在的根,由此而重识且末人与世界、自然、社会的关系。拥有天边小城之称的且末,历来是很多世界名人探险考古的重要地方。我们刚刚走近且末,就被厚重的历史文化氛围围绕,渗透骨血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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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秋天,从和田到且末后,我本想在且末逗留片刻,准备从且末玉都机场飞回北京。当时常务副县长张春生提醒我们考察团,切莫错过且末。我们为这句话的美福着迷,自然和社会共同组成一个大系统,互相依赖,互相支撑。这意味着,且末文明史既是多源的,又早有稳定的文化资源。那天晚上,我们激动得满脸通红,斟满葡萄美酒,为且末人的诚实和丰裕敢于一醉方休。

为舞台演出而编制且末人的治沙故事,要比历史上的真实更为紧凑,更为雅致,更为适合于且末人所希望的样子。为此,由图格杰加甫州长推荐,我们才对且末治沙史多元的普通事例,进行匆忙而广泛深入的走访、寻古、收集、核实和考量。当时我很忧虑,有时我像拉德克利夫·布朗注重过程而非结构,有时顺应克娄伯提出的“描述整合”。实际上,我喜欢做跨学科的多元视角考察,并非投身于瞬间的片段式的标本收集,而是研究且末社会群体的生活过程,致力于建构开放和比较的边疆人类学。

二十年来,且末人以他们的生态逻辑,战胜自然灾害,采用滴灌节水工程化治沙造林。在每年春秋两季,且末人选用耐旱、抗风沙、适应能力强的柽柳、沙拐枣、胡杨、梭梭等树种,动员所有且末人自带工具和被褥,参与防沙治沙造林活动。更为可贵的是,还有很多人自发参与,不计报酬,共同建设绿色美丽家园。且末人每天向往的生态关怀,在越来越多的荣誉中,最终获得这种慰藉:治沙是艰难的,因此更要爱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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