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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2020年第1期|江子:临渊记

来源:​《天涯》2020年第1期 | 江子  2020年02月11日08:44

人有故土之念,自然也会有出走之愿。出走与返乡,自古以来就是关乎故乡的两大主题。二十年前,我的故乡赣江以西,就发生了一件出走之事:在一千五百多户人家的、据说是全省最大的村庄谷村里,一个名叫李瑞水的刚刚高中毕业的少年,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人间蒸发,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这件事情的发生并不蹊跷,谷村的人们传出的据说有几分靠谱的消息是,李瑞水之所以离家出走,原因大致有二。一是高考失利。李瑞水那年正是高考生,考试成绩通过预估离录取线有些远。考大学是没有希望了,落榜是板上钉钉的事。乡村少年,想告别土地,最理想的路就是考学,可是眼看着这条路临时被堵死了,多年的辛苦等于白费,家里多年的钱都打了水漂,李瑞水的心情当然好不到哪里去。心情不好,又恰逢似乎永无尽头的毒日头下的双抢,就会感觉天地之间有了让人窒息的凝重坚硬之感,李瑞水就在某一天趁人不防,背起背包乘车逃离这沉重故土,去了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的地方。

李瑞水离家出走的第二个原因还可能是挨了他父亲的骂。正是赣江以西的乡村一年中最为忙碌的时候,人们要在立秋前把田里长熟的几千斤早稻抢收进家门,又要翻转泥土把晚稻抢着种下去。中间的时间只有二十来天,太阳毒辣,对任何人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李瑞水高考失利,心情不好,表现在双抢的参与度上,就有消极怠工的嫌疑,割禾呢有一蔸没一蔸,有一行没一行。拉个板车,背个麻袋,脚步就显得心不甘情不愿。太阳毒热,可他的脸上,始终是像在严冬,挂满了冰霜。他的父亲,十里八村都熟悉的、长年在镇上卖肉、爱开玩笑的屠户老李,看着儿子如此垂头丧气,顿时一点玩笑之心都没有了。他就忍不住对李瑞水叱责了几句。不难想象,屠户老李对李瑞水的叱责,并不激烈,因为发生在田地里,在农忙季节,哪里会有连篇累牍的时间来叱责一个人?屠户老李的叱责,应该还有用上激将之法,激发李瑞水早日振作的意思,这叱责里就明显裹着关切,家里其他人都听出来了。可结果,李瑞水根本不领这个情。他把手里的镰刀往空中一抛,一言不发就离开了田地。看着李瑞水在田埂上越走越远,所有人都没有在意。他们认为,老子叱责儿子天经地义,事情不算复杂,用不了多久就会翻篇,他想生会儿气就让他生去吧。

可李瑞水不见了。

当天晚上,李瑞水没有出现在饭桌上。全家人并没有把它当回事。双抢正进行到关键时期,没有人有心思理会一个心情不好的人。几乎所有人认为,腿长他身上,他爱去哪儿去哪儿吧,要不了几天他就会回来的。

三天之后,李瑞水依然没有回家。全家人仍没有觉得有啥不对劲的地方。他们大概以为,他可能是去哪个亲戚家做客了。——赣江以西人多田少,村庄密集,亲友们在四周围成了一道由血脉构成的围墙,那厚厚围墙,会是失意的人最适合舔伤口的温柔乡。

十天后,李瑞水还是没有回家。全家人翻遍李瑞水的房间,除了不见了李瑞水的几件换洗衣服,并没有什么异样。他们去镇上问起长年跑镇里到县城的班车司机,司机说十天前的下午李瑞水搭乘他的车去了县城,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李瑞水去了哪里?没人知道。他没有给这世界留下任何线索。那时候电话没有普及,没法通过电话拨号向更多的人打听李瑞水的下落。正好双抢忙得差不多了,屠户老李赶紧派出亲友团出门去找李瑞水。

然而,李瑞水就像一滴水被蒸发了一样。他的家人通过种种方式找了他整整二十年。可他们都一无所获。李瑞水是死是活,他们不知道这世上到底有谁知晓。

离家出走这种事情,在我的家乡赣江以西的历史上并不新鲜。五百多年前,就有一名姓刘的人离开了赣江以西,怀着无比决绝的心思一路往北。

之所以知道他出走的方向是北,是因为五百年后有人沿着他留下的点滴印记来寻他的祖籍地。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一天,正在家乡江西吉水宣传部门工作的我接待了一名叫黄祖琳的人。他自称来自湖南宁乡,是一座名人纪念馆研究员。他说他此行是来寻找一个五百多年前从这里走出去湖南宁乡扎根落户的人。他的名字叫作刘时显。

黄祖琳先生约五十岁,个头不高,相貌并没有什么特别,表情也不算活泛,但他的一口湖南普通话,在我们这个外地人不多的机关里就显得有些突兀。他的口音吸引了我的诸多同事。他在众人们的围观中掏出了一些纸片,那是一些族谱的复印件。通过他的介绍,以及族谱上的说明,我们大致明白了,他所说的刘时显明显标记为“世居吴西吉水”,因儿子刘宝在湖南益阳做知县遂跟着去了湖南,之后领着儿子宝、楠、恩,和孙邦益、邦义、邦礼等,举家搬迁到湖南宁乡定居了下来。但其生平记载模糊,清代康熙年间修的族谱标示其“出生没葬俱逸”,就是说出生与死去的时间都不详,但是他的儿子名叫刘宝,因曾当过湖南益阳知县有着清楚的生卒记载:“公(刘宝)生嘉靖十八年(1539)乙亥,没万历三十一年癸卯。”黄祖琳先生按照古代大约二十年为一代的说法,推算出刘时显生辰大约为明正德十五年(1520)。他来访的意思,是要我们给他提供必要的帮助,领着他在整个吉水县翻箱倒柜,找到那个1520年左右出生的刘时显,从而确认他真正的故乡,以为湖南宁乡刘氏续上他们的根源。——领导把陪同黄研究员的任务派给了我。

吉水有大大小小的村庄两千多个,到哪里找得到这个叫刘时显的人呢?据我所知,明代就存在的刘姓村庄,多是汉景帝六启的第六个儿子长沙定王刘发的后裔,大约在吉水赣江以西——我的故乡所在的乡镇枫江镇的上陇洲、下陇洲(我的村庄)、北坑、老屋等几个村子里。这几个村庄相貌老迈,古迹众多,且基本上一脉相承,一笔写不出两个刘字。说不定黄祖琳要找的1520年左右出生的刘时显的踪迹,就隐藏在这几个村庄的族谱之中。

我领着黄研究员扑向了这几个村庄。我们认真翻查这几个村庄的族谱,共找到了六个叫刘时显的人。但他们分明与黄研究员要找的刘时显身份不符。他们有的生于永乐,有的生于宣德,还有的是崇祯时的子民。且他们都在本地有了后裔,根本没有他们出外开枝散叶的记载。他们跟大多数普通本地人一样,在这块土地上出生,又在这块土地上死去。

那到底是哪里出了岔子?会不会因为过早离开家乡,刘时显的名字和生平,赣江以西的族谱没有来得及记载?——然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族谱的伦理,即使幼年夭折的人,也会仔细记录在案。

正当我们一筹莫展,有老屋村的老人提醒我们,他们村曾在明朝时分出一支到了五里外的钟家塘村。只是过了好几百年,钟家塘村数姓杂居,刘氏香火不旺,血脉不显,也就没有其他几个村庄那么被人关注。要不你们去那里看看?

我们立即驱车来到离我的村庄下陇洲村三里路远的钟家塘村。那也是赣江不远的一个小村庄,大概一百来户的样子。村庄房子之间犬牙交错凌乱不堪,因为与我的村庄相邻,我与村里的不少人都有过来往,我知村里的人们多普通少见识,看不出这个村子有何特别的地方。它会是那个刘时显的故里吗?在一本《南岭粉溪刘氏重修族谱分徙边溪支派》的纸张簌簌作响的老谱中,我们找到一个叫“庆连”的人生有三子,其中次子名叫“时显”,字柏引,关于他的身世只有一句话:“出外世系不能悉载。”——这个人出门了,从此再没回来,关于他的子孙后代,没有消息记不了。

他是不是黄研究员要找的刘时显?我与黄研究员进一步对族谱进行分析比对。古称边溪的钟家塘村的刘姓一世祖忠俊到时显共有六代。但因明末李自成为首的农民起义及清兵入关后反清复明的激烈战争,江西和湖南都是重灾区,南塘刘氏与赣江以西的刘氏,生存都成问题,祖先们的生卒,自然就顾不上了。但边溪始祖忠俊的父亲宗安在其源头老屋村(古称南岭粉溪)的《南岭粉溪刘氏重修族谱》中有明确的生卒记载:“明永乐四年丙戌八月初八日酉时生,明成化五年乙丑十一月二十日亥时没。”永乐四年即1406年。如果算十九到二十年为一代,《南岭粉溪刘氏重修族谱分徙边溪支派》里记载的“出外,世系不能悉载”的刘时显,其生年就应该是明正德十五年(1520)前后。这个生年,与黄研究员所示湖南宁乡刘氏族谱里的刘时显的生辰十分吻合。黄研究员用十分肯定的语气说,这个刘时显,就是湖南宁乡南塘刘氏的始祖无疑。

——这位五百多年前“出外,世系不能悉载”的乡党,他的去向,终于在二十世纪末浮出了水面。

坐实了刘时显这个人的存在,我与黄研究员走出了村子。我看见村外的阳光古老又簇新,村口通往外面正是一个大坡,有人拉着装满了形状可疑的物品的板车上坡,后面的人极力在推动着板车。他们的远方,是无穷无尽的路。正是热天,他们的背上满是汗水和盐霜。地上留下了清晰的辙印。我想,当年的刘时显前往湖南,也是这样走出村庄的吧?

我看到黄研究员脸上荡漾着笑意。我知道这一寻找结果对他意味着什么。我们不是为五百多年前的那个益阳知县的父亲寻找故乡,而是为黄研究员所在的纪念馆寻找血脉的源头。他所在的名人纪念馆叫花明楼,纪念馆的主人是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他原名刘绍选,正是这位刘时显的第十代孙。

在赣江以西,刘时显并不算走得最远的一个,金滩镇白石村的邓汉黻,就要比刘时显远一些——他去了广东,把家搬到了当时依然属于东莞管辖的九都桂角山下。后来,这块地方归香港管辖,名字换成了锦田。

金滩镇白石村坐落在赣江之滨,一百来户人家,单姓一个邓字,跟大多数赣江边的村庄一样,白石村资源短缺,田地面积少,且常被水淹,村里人的生活好不到哪里去。改革开放伊始,人们纷纷离开村庄出外打工。

可谁也没料到,就是这么普通的一个村庄,竟然有着整个县乃至整个吉安市最为显赫的海外关系——香港的名门望族、有三万人之多的邓氏家族,就发源于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子。

白石村有显赫的海外关系的说法,并非白石村一厢情愿的吹嘘夸饰,而是通过香港邓氏家族主动前来攀附得到坐实。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大陆与香港的关系趋于稳定,香江那边的邓氏家族,立即派出十余人组成的亲友团,在当地官员的陪同下驱车来到白石村。他们说着夹着白话的普通话。因改革开放,这样的腔调已经让我们熟悉,县里的文工团演员,为表现当代经济生活,就经常在舞台上说着如此的腔调。但他们远不是我们县文工团演员表现的那样滑稽、装腔作势,而是神情郑重,举止如仪。他们见娃儿就给红包,见祠堂就拜,见乡亲就拉着叙齿序,论辈分,排字号,称叔呼伯,不亦乐乎。他们集体跪倒在几座天知道是否还有骨殖的几近荒芜的古老坟墓前,泪水滂沱,口里喃喃说,列祖列宗,不肖子孙们终于回来了!——他们跪在祖坟面前集体哭泣的样子,多像一群幡然醒悟的浪子!

他们并没有仅仅满足于完成如此礼仪。他们还与白石村的族亲们商议村庄许多重要的如祖坟、书院、祠堂、学院等设施的修建计划,详细讨论了方案,核定了预算。一到香港,他们就如数汇来了修建所需的所有称得上巨额的资金。

从关心支持白石村生产生活开始,他们逐渐成了吉水乃至整个江西的义人。他们成立了基金会,通过大陆官方的推荐,为诸多深山里的学校捐建教学楼,给孩子们送上学习用品。遇上水灾、冰雪灾,他们必踊跃向官方捐款捐物。他们频繁与大陆往来,与白石村所在的吉水、吉安乃至整个江西往来。有人统计,这些年来,他们捐赠的资金,多达数千万元。而他们的行为,毫无商业上的任何回报——据我所知,他们没有在江西有过任何跑马圈地的商业举动,没有借助大陆官方的关系拿一个房地产项目,建哪怕一座楼。

他们大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是香港社会有影响的人士,不少是产值数亿美元的大型企业的法人,也有的栖身于香港的政界、法律界和教育界。作为香港人,他们普遍有国际视野,其工作往往要与全世界打交道。他们肯定知道他们的所为意味着什么。他们的所为,肯定与他们的学识、眼界和价值观高度吻合。

作为赣江以西的后裔,我一直默默关注着他们。我渴望知道他们作为义人的逻辑。终于有一天,我遇上了香港邓氏家族的代表人物邓声华先生。

那是本世纪初,江西省政协想协同我所在的文艺创作部门,为部分境外的委员创作一部纪实文学作品,记录下他们的创业历程及慈善义举,以慰他们对江西的乡梓之情。我接到的任务,就是采访前来参加江西政协会议的香港邓氏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邓声华先生。

邓先生时七十多岁,身体瘦长,穿着一件皱巴巴的白衬衫,留着平头,样子就像是小县城街头随处可见的邻家老伯,根本看不出一点雄厚实力的香港知名企业的董事长的派头。他一听我介绍说我是吉水人,立即表现出十二分的热情,和我拉起了家常,问我家在哪个乡镇,是否去过他的老家白石村。恍惚间我竟以为我和他并不存在巨大地理差异,而是两个真正的老乡坐在一起。问答之间,我知道了邓先生早年也颇多苦难,可他凭着生意人的精明,白手起家,抓住了香港的几乎所有发展机会,规避了香港经济的几乎所有风险,一步步把香港邓氏国际做成了融房地产、酒店、商业等为一体的产值以数十亿元计的大型企业。

我向邓先生表示祝贺。同时我也说出了我的疑惑。我说吉水并非他的成长之地,这些年来他与族人何以对吉水投入如此多的心血?他沉吟了一会儿,说起了他的家族的故事。

他从先祖邓汉黻开始说起。北宋开宝六年(973),赣江以西的白石村培养出的官员邓汉黻受朝廷之命来到广东任职,官当得好不好不得而知,可解职以后,他没有回到那个生他养他的地方,而是沿途察访,寻找着自己的安身之地,最后定居在今天的香港锦田。那时锦田并无多少人居,几近荒芜之地,可邓汉黻甘之若饴,抱着耕读传家的信念,一边开垦荒地,一边教孩子读书。后来,他的曾孙乃至曾孙的曾孙,不断有人高中进士,其子孙在香港渐次繁衍开来,成为香港当地的名门望族。

从邓汉黻到1930年代左右生的邓声华,近千年时光翻过。一千年的时光,天下多次易主,河流都可改道,一条纤细的血脉,更容易在时光中稀释,可在香港,邓氏家族的人们互相支持通力合作,近千年不改,可谓其乐融融。邓声华先生告诉我说,他们之所以能保留如此强劲的凝聚之力,乃是源自邓汉黻的教诲。他给子孙后代留下的祖训,就是勿忘记自己是吉水白石的子孙——他可能认为血缘并不足以笼络子孙的心,但故乡正如圣域,不管历经多少年,依然会让子孙后代怀着单纯的朝圣之心。

邓汉黻在锦田建起祠堂,祠堂的风格,正是中国南方的风格。他给祠堂拟下对联,首句就是“吉水流芳频馨藻结”。他把吉水的习俗移植到锦田,如每年农历正月初一至十五,族人必聚到宗祠点丁灯、饮丁酒,就是凡在过去一年内添了男丁的,都燃亮花灯,悬挂于祠堂横梁之上。灯上写上诸如旨福归堂、状元及第、引儿板桂、添丁发财等用以祝福新生儿的吉祥语句,元宵当晚,添丁者以盘菜形式宴请族人饮丁酒。一桌八人,围坐共享一盘食物,象征团圆……这些与香港当地完全迥异的习俗,无时无刻不在提醒邓氏子孙他们的家在江西吉水。邓声华先生说,种种教诲,让吉水这个地名,小时候起就在他们心中扎了根。他们从小就有了一个信念,一定要代替他们的祖先争取早日组团回家看看。他的祖先一千多年前离开了吉水,就意味着这一条血脉亏欠了家乡一千多年。他们要还债,要多多的回报故土。于是,就有了他们这些年的义举。

因为自己在广东做了官,邓汉黻退休之后,索性就近选址,定居锦田;因为儿子赴湘做官,刘时显跟着去了湖南客居,看着湖南环境不错,土地资源丰富,然后回家与家人商议,举家搬迁至湖南宁乡。粗看起来,邓汉黻与刘时显,离乡的理由都十分堂皇,一点漏洞都没有。

然而仔细分析边溪的刘时显与白石的邓汉黻的出走,他们告别故乡的背影,都多少显得有些冷漠与无情。

我没有翻看金滩白石村邓氏族谱,不知道邓汉黻的出走在他们的族谱上有着怎样的表述。我知道宋时做官一般必读书,邓汉黻首先是个读书人无疑。凭我对故乡的了解,我知道一个村庄一个家族要培养一名读书人,会是如何的不易。如果是商贾之家或地主家里还好些,如果是普通的农民家庭,那是要举全村全族之力来供养的。赣江以西属于丘陵,人口众多,然而每人可供种植的田地面积并不多,平均每人不足一亩地,当时的农业技术远不算发达,是否得温饱都很难说,要从自己的口里省出一口吃食来供养一名读书人,对全村全族来说都委实不易。

而如果供养之事一旦开花结果,那获得功名的读书人,理应铭记全村全族人的恩德,用一生来做全村全族公序良俗的维护者,公共利益的代言人。村里的宗祠祖坟修建,他要捐资在前;村里有人不孝敬老人,他要出面教育;村里的地界被邻村无理侵占,他要暗中施援手;村里有人要吃官司,他要疏通打点。他就是举全村全族之力树立起来的一根顶梁柱、旗杆石。他注定要为全村全族而活,就是退休致仕也应该告老还乡,成为守护乡村道统的乡绅,为乡村争权益谋福利的遗老。在赣江以西,身居高位退休之后依然回到乡里的人大有人在。南宋大诗人杨万里,官至四品(宝文阁待制),退休之后,依然回到离白石村约二十里远的黄桥镇湴塘村,饮酒作诗,养花种菜,“日常睡起无才思,闲看儿童捉柳花”,“酒新今晚醡,烛短昨霄余”,直到八十岁去世;明朝著名外交官陈诚,官至广东布政司右参政(从三品),五次出使西域,是中国历史上一生行路最远的官员之一,为国家的边疆稳定立下了汗马功劳,晚年依然回到白石村四十里远的阜田镇陈家村,与当地文人唱和,与乡亲们一起喝茶吃肉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直到九十四岁而终。邓汉黻怎么可以把全村全族撇下不管,放弃自己应尽的责任,一个人远走他乡,独享个人清静过自己的逍遥日子呢?

再说刘时显。他本是赣江以西的一个农民,按理最应该抱有故土难移的观念。可是,因为跟着做官的儿子刘宝去湖南客居了一段时间,他竟然像变了一个人,一候刘宝任期结束,就迫不及待地回到家乡,呼儿唤孙,装车驾辕,把该带上的都带上,头也不回地去了湖南。

说他受制于他的儿子刘宝肯定是不合适的。根据宁乡族谱记载那时他已经有了三个孙子。他应该是五十开外的人了。他年富力强,是当仁不让的一家之长。他的一家应该有十余口人,要把这十余口人全部搬迁到几百里外的异乡去,是一个巨大的工程,这个主只有他才作得了。而要作下这个主,他是要下天大的决心的。那是一股怎样的力量,让他不管不顾,让整个家连根拔起不留余地的?他凭什么就认为,到湖南去重新开始一家人的生活,就要比在赣江以西自己生活了多年、有着稳固的社会关系的家乡生活会更好?根据《宁乡南塘刘氏四修族谱》记载,刘时显一家在湖南的安居之地也并不见得有多好,“卜筑宁邑南乡距城六十里许之古名六十三都即今五都十二区茅田滩居焉”,不过是长满茅草的河滩之地而已。而且,此去肯定再难回还,如果父母还健在,他怎么安顿自己年迈的他们?怎么向自己的兄弟姐妹乃至族人乡党们解释?

他有三个儿子。他跟着当官的儿子刘宝去湖南时,另两个儿子应该在老家的。因为明朝中期一个小小的县令,俸禄并不算高,根本安排不了这么多人的生活。据有关记载,刘宝在益阳期间官声不错,颇有政绩,肯定不可能是胆大妄为贪污腐化之徒,更是不可能有条件照顾这么大的一家子。那刘时显从湖南回到赣江以西,他怎么向他在家的儿子媳妇介绍他的举家搬迁之念?他会把湖南夸饰得像天堂一样吗?他会说那里田地多得想开垦多少就多少,想怎么吃饱就怎么吃饱吗?他为什么一定要举家离开故土,为何不可以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在故乡留一个念想,把自己的一个儿子留在故乡?元末明初从吉水赣江以东龙城走出去的毛太华(湖南韶山毛氏开基祖),到云南永胜参战有了战功,最后受到封赏到湖南湘潭韶山冲落户,尚记得把他四个儿子的两个(二子清二、三子清三)留在给予了他滋养的云南永胜,以感恩那块并不是故乡但胜似故乡的土地。他怎么不可以学学这个其实离他并不远的乡党,作一份回望之想?

江西填湖广是贯穿整个明朝历史的重大政治事件。我去湖南,经常听人说起自己几百年前的家是在江西。据说湖南有百分之七十的人的祖籍来自江西。数百年前,因受朝廷的土地优惠政策或其他政策的鼓励,无数江西人都奔赴因战争人口大幅减少的两湖两广安家落户。我想,刘时显的举家迁徙至湖南宁乡,大概就是受到这个历史事件的裹挟与蛊惑。

迁徙本就是人类的常态。可我怀疑刘时显举家搬迁连根拔起的举动,让赣江以西的故乡并无好感。《南岭粉溪刘氏重修族谱分徙边溪支派》对刘时显“出外,世系不能悉载”的记载就是明显的证据。“出外,世系不能悉载”,里面包含了多少怨恨,多少不屑。

然而,无情与冷漠,难道就是给邓汉黻与刘时显们离家出走再不回到故乡的举动的唯一解释?事情的真相,会不会有着另一种可能?

比如说,故乡在留给他们心中的记忆,并不那么美好。

自古以来,中国人对于故乡的情感浓烈又复杂。我们谈起故乡,既有“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倚窗前,寒梅着花未”的美好思念,也有“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怯弱与无措;既有“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的渴望和向往,也有“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挫败与畏惧。既有“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缠绵悱恻,亦有“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的酸楚悲怆。

通常意义上的故乡,是祖母唱着童谣的摇篮,让舌尖怀着永恒乡愁的灶台,让身心放松、月光围绕的床榻,但对不少人来说,那由祖坟、宗祠、村庄等构成的坚硬而封闭的名叫故乡的建筑群,也有可能就是高高筑起的债台,是灵魂的审判台,是沉重的枷锁,是巴不得冲出去永不回头的坚硬围城,乃至是命运的深渊之地。

贺龙一生不敢回故乡。他曾从故乡举着两把菜刀在故乡湖南桑植闹起了革命,无数湘西子弟跟着他汇入了中国革命的滚滚洪流之中。可革命成功后,贺龙再没有回湘西一次。他害怕家乡的父老乡亲,父母向他索要儿子,寡妇向他索要丈夫,儿子向他索要父亲。据贺龙的女儿贺捷生将军回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共和国刚刚诞生,从贺龙的故乡湖南桑植寄来的寻找亲人的信件,就像雪片一般飘落在贺龙的书桌上,而贺龙每当读这些信,都会眼睛湿润,叹声连连。因为信件里要找的亲人,大多都已经牺牲在了革命的道路上。

赣江以西的我的故乡,属丘陵地带,又是远离政治文化中心的南方边缘之地,气候湿润温和,土地肥沃适合植物生长,历史上较少战火,人们纷沓而来,人口极为密集,村庄连着村庄,田地稀少,资源极为短缺,且因处赣江之滨,不时有洪灾水祸,生存就变得逼仄,人人脾气火爆,人人都有一颗不甘示弱的心,因一点点小事大打出手、亲友乡人间相互倾轧算计的事情就时有发生,以血缘为理由向子孙变本加厉地索取之事也不算少。如此的逼仄,如此的不可理喻,许多人对故乡的情感,自然会大打折扣。

不管怎样,邓汉黻与刘时显终于告别了那让他们百感交集的故乡,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桃花源。按照常理,摆脱了故乡这一长期压在心头的负资产,从此再也不会有人以血缘的名义对他们进行变本加厉的索取,再也不会有人因对他们知根知底而肆无忌惮地欺凌嘲讽,再也不会有天灾人祸降临在他们身上,各种合理不合理的摊派可以不用交了,各种欠下的恩仇义理都可以一笔勾销。他们与故乡从此井水不犯河水。他们要做的,应该就是牢牢守护着新的地盘,以一种创世的激情,与周围的山川河流土地生灵建立起和悦美好的关系,全力建造起一个理想的根据地,一个完全有别于赣江以西故乡的家园。在那里,一切都是新的,包括乡邻、语言、习俗、成长、生死、情爱……那属于赣江以西故乡的一切,他们完全可以全部放下不复谈起。

可是,深究他们抵达异乡后的种种轨迹,他们对故乡根本无法做到弃之如敝屣。那让他们爱恨交加的故乡依然在他们的生活中有着极深的烙印。这不能不让人匪夷所思。

邓汉黻来到了锦田安家落户。他一方面努力向当地人学习生产生活技术,努力让自己融入当地生活,另一方面,他又在自己的生活中强行植入关于赣江以西的文化记忆,比如他盖起宗祠,把宗祠当作教化子孙的重要场所,把自己的血缘在江西吉水的信息,编成对联牢牢刻写在宗祠的大门上,让未来的邓氏子孙,一望就知,长记心间;比如他编撰族谱,在族谱中详细记载自己的故乡白石村的地理方位;比如完全移植故乡的年俗,每到春节,必饮添丁酒,凡前一年生下男丁的人家,必须到宗祠宴请族人饮酒,族人则以书写了祝福的话的花灯回报;比如他安排在祠堂摆下刀、剑、戟、弓,教导子孙必习武术,而其武术招式,与当地并不相同,后来人们知道了,那正是赣江以西的吉水世代流传的南拳之术……

我们从邓汉黻苦心孤诣留下的许多印迹可知,他的内心有着多么沉重的、蛮不讲理的乡愁。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香港邓氏家族的回乡之路,其实在邓汉黻时就已经开始铺设。

举家搬迁到湖南宁乡的刘时显同样为保留自己的来路处心积虑。湖南宁乡县《南塘刘氏重修族谱》载曰:“乾隆甲午(1774)孟陬之月,族人修象鼻山祖坟,得志石于喻氏始祖母圹中,始识始祖时显公之名,而登之谱首。”从这段话中可知,为了让后世子孙知道他们的始祖是谁,从哪里来,刘时显这个老农民左思右想,琢磨出在石头上刻字(“刘母喻孺人,生居江西吉水,适时显公为室”,“夫妇随男宝出宰于楚之阳(今湖南益阳),落业宁邑南乡六十七都茅田滩”),埋于妻子的墓中。他希望让死亡封存他们,他知道也只有坚硬的石头与同样坚硬的死亡才可以长久珍存他们,不让他们被时光埋没。他相信,总有一天,这一镌刻了他们信息、证明他们存在的石头,会大白于天下,死将会变成生的路标,那时他们的子孙,就会根据石头上的信息,找到他们的来路,续上他们的根脉。

一方面对故乡悲观失望远走他乡,另一方面又在故乡视力所不及的地方对故乡魂牵梦萦;一方面把回故乡的路完全斩断,另一方面又不断在新的驻地暗中埋设关于故乡的信息通道。这是一种十分矛盾两难的情感。对那样一种与故乡既冷漠又炙热,既绝情又深情,既放逐又吸引的现象,我尝试着命名为“临渊”。

是的,故乡在邓汉黻和刘时显们的眼里,是一座无比危险无法见底的深渊。他们熟知这座深渊的属性,当然知道靠近就可能失足,凝视就可能被吞噬。他们远离故乡,当然是为了解除自己的失足吞噬之患。可这深渊倒映着自己的前世今生,仿佛磁石,又让他们欲罢不能。这些自我放逐的天地之间的孤儿,唯有远远地守望着这深渊,既不让深渊将自己吞噬,又不让自己的灵魂因远离深渊而失重失衡。他们的守望之姿,仿佛星空中银河旁边的光芒微弱的星子,与银河看似彼此孤立,实际上处于相互吸引又永恒对峙的特殊态势之中。

这种守望无比脆弱,隐含着巨大的悲情,即使时光日久,依然让我们唏嘘不已。

这种守望却也十分坚韧,有着与时间对抗的力量,蕴涵了巨大的可能。

西晋“永嘉之乱”和“五胡乱华”,数百万中原汉人纷纷南迁。至今在赣南、闽南、岭南的他们的后裔,依然把自己称作“客家人”,把居住了一千七百多年的迁徙之地当作临时安身之所,把中原当作自己其实永远回不去的故乡,舌尖上依然保留了许多中原古音,就是这种“临渊”之境的最好例证。

从赣江以西出发的邓汉黻和刘时显,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保留着故乡的信息,不屈不挠地通过血脉传递着故乡的体温,也是这种“临渊”状态的生动写照。

今夜,我所在的“赣江以西”微信群里,一个自称是“谷村人”的网友发出消息,说寻找自己的弟弟李瑞水。他说他的弟弟李瑞水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一天突然离家出走,至今二十年来,依然下落不明。

这一消息迅速激活了许多人的记忆,毕竟当年那件十八岁高考少年失踪的事情在赣江以西闹得沸沸扬扬。人们纷纷围着谷村人问这问那,迫切想得到这件事的更多信息。谷村人有问必答,关于李瑞水失踪的后续,随着谷村人的讲述,渐渐有了眉目:

谷村人说,这二十年来,他们一家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弟弟的寻找。他们想了很多办法,比如通告李瑞水当年读书的每一位同学和老师,恳请大家一有李瑞水的消息就立马告诉他们;比如通过发传单的方式,持续地把李瑞水的信息广泛发送出门在外的乡党,希望有一天能通过他们捕捉到李瑞水的蛛丝马迹;比如多年来都保留了拜菩萨的习惯,希望无所不能的菩萨能有一天以托梦的方式给他们透露哪怕一点点关于李瑞水的点滴信息。可是最终,他们的愿望都落了空。

他有没有可能已经不在这世界上了?毕竟生命脆弱,世道凶险。当他们已经对他依然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抱希望,可十年前的一天,他们村一个在广东东莞打工的人在石碣镇的一个夜宵摊上看到了他。

在东莞打工的村里人的确没有看错,他看到的是李瑞水而不是别人,他说出的许多特征,比如高矮、胖瘦、左眼下的一颗泪痣,都与李瑞水的特征毫无二致。东莞打工的村里人开始还不敢确信是他,尝试着用家乡话叫他的名字,结果得到了他的积极回应。他们有过一段短暂的交谈,村里人说十年了家里人到处都在找他,他怎么就不回去看看?他问了家里的一些情况,比如屠户父亲以及母亲的身体,兄弟的婚姻生育,就说处理完一些事他就会回去,其轻描淡写的样子,好像他刚刚才从故乡离开。他们交谈了几句之后,他就迅速回到自己的桌子上,那上面坐着的他的同伙,在夜宵摊的灯光下面目模糊,看不出是恶是善,也几乎不发一言,听不出是本地还是外地人。一会儿之后,趁着村里人上洗手间的工夫,他们就倏忽不见,他们坐过的桌子上,杯盘狼藉,座椅上似乎还留着他们的体温。

同村的年轻人立即给谷村李瑞水的家里打电话,详细告诉了他的所遇,告诉了夜宵摊的具体地址:某某镇,某某街道,某某门牌号。等到做哥哥的连夜坐火车赶到东莞石碣镇,来到同村人昨夜见到弟弟的夜宵摊前,哪里还有弟弟的影子?听着应声赶来的同村人翻来覆去地回忆昨晚的相遇,想起弟弟如此绝情,而全家人因他的失踪忍受的诸多苦楚,做哥哥的再也忍不住,在异乡的街头,痛哭失声。

——微信群里的南昌乡友们纷纷热心地讨论着。李瑞水为什么不回家?他是对故乡心怀人们所不知道的怨恨,多年了这怨恨还没到放下之时,还是因为他一事无成,无颜见家中父兄,或者是他已被迫走上了一条与返乡背道而驰的不归之路,他自认为已经失去了回家的资格?他结婚生子了没?他是否改了姓名与籍贯?与他一起的那一群人,是萍水相逢的同伴,还是绑架他的命运的凶手?

可是,李瑞水不现身,这些问题是没有答案的。

没有李瑞水的踪影,李瑞水的一家依然没有放弃对李瑞水的寻找。当然,又是十年,他们依旧是落了空。毫无疑问,要找一个费尽心思躲起来的人,是一件多么不易的事情。

可是现在,他们一家开始加大了对李瑞水的寻找力度,几乎所有的近亲都开始加入到这寻亲的队伍之中。因为李瑞水的屠户父亲快要死了。这个可怜的人,二十年来一直认为是自己的几句责骂把儿子逼出了家门。二十年来,他一直感觉到自己是一个罪人。他认为是老天爷因为他杀生太多给予了他惩罚,为此他从此再也不杀死哪怕一只蚂蚁。这个一贯爱开玩笑的人,二十年来也再也没有说过一句有趣的话。他迅速消瘦了下去,直到只剩下一把老骨头。他快要死了。他死前的唯一愿望,就是见到他养大到十八岁的儿子。他想当面请求他的原谅。不然他会死不瞑目。

谷村人说,你们有谁看到我的弟弟李瑞水吗?如果看到了就请帮我转告一声,说我爹快要死了,能不能请他回一趟家!请告诉他只要能见上我爹一面,他想去哪我们谁都不会拦着他。他有啥过不去的,我们全家帮着他!

说完,谷村人发出了几张照片。

照片有些泛黄,照片里的人依然是十七八岁时候的样子。他的头发冗长,遮住了前额。他的表情充满了他这个年龄段惯有的桀骜不驯。他的眼神不可一世,充满不屑,又仿佛心怀怨恨,有如刀片般锋利。

那眼神如此年轻,在无数的少年眼里,我们都看到这样的眼神。

可那眼神又如此古老。我想“永嘉之乱”后南迁的人群,从赣江以西出发的、一千多年前的邓汉黻,和五百多年前的刘时显,都有如此的眼神。

夜深了。围观的人们都心满意足地散去。微信群里一片沉寂。那几张泛黄的照片,在微信的窗口,仿佛大海上飘着的几张命运无着的落叶。

我却没有睡着。我想起五百多年前拖家带口离开家乡的刘时显,以及一千多年前“宦游至粤”的邓汉黻。我想起他们与故乡的关系。他们让我对李瑞水并不绝望。我想不管任何原因,李瑞水背负着怎样不堪的命运与怎样沉重的负罪,他的乡愁永远存在。他永远会在心底给自己的故乡留一个角落。毫无疑问,即使现在有诸多不便,若干年后,他会以属于他的方式,或者以衰老不堪的肉体,或者以历经苦难的灵魂,或者以此生,或者以来世,踏上回乡的路。

而故乡,不管经历多少岁月,总会对他在外久久不归的游子,怀着永恒的守望之心。

江子,作家,现居南昌。主要著作有《在谶语中练习击球》《青花帝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