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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界面文化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07月 ISBN：9787521702309

我们见面的这家书店没有门牌，隐匿在上海绍兴路一幢居民楼最靠里的门洞里。书店叫做Mephisto，典故来自《浮士德》中的魔鬼“梅菲斯特”，他让人们将灵魂抵押给自己，而阅读又何尝不是如此。店主鲁毅是赵松的朋友，他们都很喜欢法国新小说作家罗伯格里耶，将其亲切地称为“老头”。

按门铃，稍后鲁毅来开门，如果再加上暗号的话，我们的接头方式或许和旧式情报人员有一拼。走进大门，里面别有洞天。宽敞明亮的大厅被书架环绕，书架上都是二手书，其中不乏大部头，像是The Engravings of Eric Gill（《埃里克•吉尔的版画》），还有《汉画像卷》。书柜边贴着张海报，上面写着“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大厅正中央有张大方桌子，铺着红白条桌布，桌子正靠着敞亮的木质窗户，窗外就是几家报社和出版社驻扎的绍兴路。和赵松的第一次叙聊，正是在这张方桌上进行的。

除了作家，赵松另一个更世俗的身份是上海证大喜玛拉雅中心(中心包括喜玛拉雅美术馆、大观舞台和商场)的办公室主任，负责人事和行政，写公文和写报告组成了他的日常工作，忙碌且琐碎。他是这样形容工作状态里的自己的——“坐地日行八万里，每天像坐过山车。”

说到这里，或许就可以和赵松的那句将自己比作苍蝇，多年后又回来了的话接上了头。写公文和写报告的工作，赵松早在二十年前还没离开故乡抚顺时，就是一把好手了。十四年前，他南下奔向上海时，曾下定决心要寻找新出路。结果兜兜转转，绕了一圈，他还在写着公文和文案。“有时候不得不说，这是注定的一个圈。”赵松感慨道。

国企里写着公文的文艺青年

20世纪90年代，赵松是中国石化抚顺分公司厂办调研组的一员，他的工作主要是为工厂写报告，为领导写公文。

以撰写年度报告为例，写作调研组得先去十几个车间收集好材料和数据，由调研室主任来拟写作大纲及标题，并分配写作任务，有人写总结，有人写规划，之后大家再将所有文章汇总。不管是写报告还是写公文，有一个要求必须得遵守——“不能有一丁点的个人色彩”，或者说“不像是人写的”，赵松调侃道。

为了达到这个标准，写作小组要接受严格的写作和思维训练。“我们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读《人民日报》，看人家是怎么写国务院报告和领导讲话的，要学习如何严丝合缝、没有一句废话地表达。”赵松停顿了一下，说：“当然你也可以说，全是废话。”

进入厂办做文秘，在别人和当年的赵松看来，都属于“美梦成真”，是来之不易的机会。进厂第一年，他是操作工，分配在分厂实习，三班倒，一人守住一条生产线，他要盯着催化剂和仪表，等着“催化剂像蒸包子一样一锅一锅地出来”，再把面糊状的催化剂搅拌了，放到框架里，变成“颗粒状药片”。这个工作机械单调，人的动作也随着变得很机械，“就像是机器的延伸”。

值夜班的时候睡不了觉，有时候赵松困得不行了，就歪在一旁的推车上打个盹。好不容易挨到实习期结束，他转回自己的本行，成了一名仪表维修工。他的工作是在厂里一个五层废弃装置的顶层里，跟着师傅学修器械，这个工种比起操作工，已经是既轻松又清闲的了，还能受到其他工友的尊重。只要早上8点上班时去看一圈仪表，晚上5点下班前再看一遍，就没事儿了，其他空闲时间，都可以拿来看书。

不过维修工并不是赵松的职业追求，他还想走得更远一点，比如说，成为机关干部。他很快意识到，当时的文秘系统属于干部培养职位，为此他去自考了中文系，读了两年半，修了十几门课，拿到了专科学位。如果说这两年半的时间有什么实际收获的话，那应该就是学会了古代汉语，让他阅读古文毫无障碍。随后，在厂里举办的“青年知识分子七项才能大赛”中，赵松凭借着他撰写的“建厂三十周年的领导讲话”，获得了第二名，这才和第一名一起借调进了厂里的文秘系统。

但是，在比赛上给领导写讲话能拿到第二名，跟轻松应对日常公文写作可不是一回事儿，“一点不轻松，太分裂了。”赵松回忆做文秘的头几年，他痛苦不堪，这与他在书本里看到的小说、散文和诗歌都距离太远了，当时他还跃跃欲试地给厂刊投稿，都是散文和诗歌，但一碰到公文，就觉得整个人都不知所措了。

有像赵松这样觉得写公文分裂的人，可也有乐在其中的人。就在赵松为公文写作苦恼的时候，一位从部队转业来的书记出现了。这位书记写公文写了十几年，几乎到了一种迷恋的程度，他整天琢磨着写公文的技巧，每篇文章不拘长短都要改上十几遍，不仅如此，他还保留了十几年间所有自己经手的各种公文，用牛皮纸做封面装订好整整齐齐地放在文件柜里。在赵松的《抚顺故事集》里，他将这位书记称为“进入这个行当以来，第一个前辈加半个老师”。

“这太变态了，竟然有人写公文写出了快感，而且他的快感能够传染给你。”“公文书记”特意找赵松谈话，颇为推心置腹地说，他也喜欢文学，但因为写公文，放弃了曾经的文学梦。“写这个很简单，不需要多么才华横溢、文笔斐然。”书记还把自己的一身“绝技”传授给了赵松：首先，写公文必须心静，不能想东想西；其次，要把所有材料读透消化，像淘米一样把无用的东西筛掉；最后，捞出干净的干货，分类归到不同的标签下，再放齐整，要做到随时找什么内容都能找得到。“公文书记”还帮赵松改公文、改标题，去掉他认为无用的形容词，在这个过程里，赵松发现自己开窍了。

“我终于不愁这个事儿了，我可以请假五天回家，前四天看小说，最后一天写出整个的报告。”开窍后的赵松长舒一口气。甚至他还发觉，公文写作上的严苛训练、追求客观，磨掉了他在写作中过度蔓延的自我意识，也逐渐使他脱离了自我迷恋式的写作状态，让他的“文青”的气质——神经质、敏感、强烈的自我意识等等都淡去了。

岁月流逝，赵松发现，身边的“文青”两三年一拨两三年一拨地渐渐消失了。最初，厂里组织了一个通讯员培训班，让喜爱写作的年轻人们暂时脱离各自工作岗位，一块儿到抚顺大伙房水库区待一周，大家联欢、漫步、吃海鲜，还一起听厂里专门邀请的作协作家和厂报编辑讲授的课程，“听得懂听不懂，大家还各自写点东西互相点评”。“1997年的时候，在我们那群文学青年里，至少有一半人已经不写了。等到了2002年时，还在写的，只有三四个人了。到现在，算上我，还有两个人。”

虽说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但赵松还记得其中几个人的名字：安志、王飞……以及他们的样子，“每个人的样子都是朦朦胧胧的，想起来就像梦里的人”。尤其是王飞，赵松觉得，她是那些人中最有天赋的，写得一手好文字，后来机缘巧合嫁给了一个犹太工程师，去了美国，现在是两个女孩的妈妈了，已多年不再写作。“文字与生命个体的触碰、黏附、交织与剥离，我对这个过程有着太多的感触了，是一种类似于梦去星散、天地苍茫的感觉。”

“他们都去哪儿了?”“他们都在生活呢。”赵松自问自答着。

拜罗伯格里耶为师

赵松的母亲是中学物理教师，父亲是铝厂技术员，在他的印象中，儿时的家中没什么可看的书，“除了袖珍本的《毛泽东选集》《赤脚医生手册》《新婚知识》……就是《鲁迅杂文选》、司各特的《爱丁堡监狱》和《艾凡赫》了。”可以算作文学书的，或许是父亲从图书馆借来的那本《斯巴达克斯》的下册吧，上册被别的人借走了，赵松只能直接开始看后半本，印象最深刻的是“角斗士和看台上那些高级妓女裸露的洁白如大理石的肩膀”。

初中毕业后，赵松进了技校学仪表维修，每个月还有十五块钱的补贴，扣除生活费用剩下的钱他就用来买书。

20世纪80年代后期，市面上涌现了大量翻译著作，赵松也摸索着买些来读，曾经花两块多买了本《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王央乐译)，当时他并不知道这个阿根廷老头是谁，只是觉得封面设计得干净雅致，读了一遍以后，发现字都认识，却没有一篇能看懂。“看不懂太正常了，我之前看的是什么?是巴尔扎克、巴金、高尔基。”看不懂，他就把《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放到书架的最里面。

偶然购得海明威的《尼克•亚当斯故事集》，让赵松迷恋上那种私人化的、不顾读者的描述方式。看完了那本书，他灵感大发，把书柜里的《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重新翻出来，蹲在地上一口气读完，读到腿麻了站不起来，这一次，他读懂了。

“这太可怕了，他怎么能这么讲故事，每句话都能让人琢磨半天，我的小心脏啊就给镇住了!”聊起博尔赫斯，赵松突然冒出了一句特别“东北味”的形容，好像不这样就不足以形容他内心的震撼。赵松也读些国内的文学作品，在某个阴冷的冬天下午，他拿着姥爷给的七十六块钱买了一套《鲁迅全集》。他抱着它们，挤坐在小公共汽车的尾部，随意抽出一本，闻闻书的味道，这场景他到今天依然记忆深刻。

鲁迅是赵松最为钦佩的作家之一，为了更好地了解鲁迅是怎么写作的，他还曾经在上班的闲暇时光里，把《野草》找出来手抄了一遍。“这都是一个写作者起步时做的事情，只有做多了，你才知道你做的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在《读书》杂志的一个角落，赵松发现了远在广州昌兴街的博尔赫斯书店的存在，“那个南方城市深处的书店，那么的不具体，而又神秘，像个不可思议的斑点”。他用杂志上提供的地址和电话订购书籍，那时一本书从广东寄到抚顺走挂号信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有时甚至更久，在书没到来的日子里，他会在脑海里猜想书已经到了哪一站，并勾勒着它的内容和轮廓，“反正那时候有的是时间，期待会令空间本身自然膨胀起来。”

重要的时刻出现在1996年的冬天，赵松正在水池边洗脸，水很冰，整个办公楼里空荡荡的，除了收发室的老头，只有他一人。他听见收发室有人扯着嗓子喊道：“你的书到了!”

赵松从包裹里取出的书是《重现的镜子》，封底是作者罗伯格里耶的照片，还附有一段介绍文字——“不是小说，也不是自传，是一幅由一个个片断组成的大胆的编织物”。在开启这本书的阅读之旅之前，赵松还试图阅读过罗伯格里耶的《橡皮》和《去年在马里安巴》，但是他没有看懂。

《橡皮》是罗伯格里耶发表的第一部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24小时以内的枪击凶杀故事，出版后少人问津，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在全世界的发行量却突破了一百万册，还改编成了电影；《去年在马里安巴》，讲述的是一个少妇与一个陌生男子相遇，男子自称去年在马里安巴曾约定与她在今年一起私奔，少妇却说自己从未去过这个地方，但最终被说服。使赵松惊讶的，不只是“自传还可以这样写?”还有因此而开放的全新叙事空间，“这里只有过程和可能，而没有确定无疑的答案”。

赵松决定拜罗伯格里耶为师，虽然罗伯格里耶自己也不知道多了这个徒弟(十五年后赵松在上海接待罗伯格里耶的遗孀卡特琳娜•罗伯格里耶，与她讨论新小说还有罗伯格里耶对于性和电影的观念，则像是一次缘分的回顾，不过这是后话了)。闲着没事儿的时候，赵松给自己出各式各样的题目，比如用文字描述窗花的不同状态；描写一个杯子的样子，但不是说明文，而需要读者有阅读愉悦感。“即使你离开了这个位子，我仍然可以通过空间来透露你的一切，你的位置，你面前台布的褶皱还是能留下你的痕迹。你要问这样写的意义是什么?不一定要表达意义，而是似是而非的，营造一种始终存在的感觉。我要捕捉到某些场景，相关的、不相关的，再折叠拼贴起来。就如一个美丽的织物。”赵松说话的时候喜欢自己设问再自己给出答案。

1997年，赵松有了台属于自己的电脑，到了2000年左右，他可以借助古怪的滴滴声拨号上网了，也开始混迹于网络文学论坛上。网络，把他的生命彻底打开。

一方面，因为对彼时的他而言，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作品，辽宁的《鸭绿江》《芒种》杂志不太可能对他张开臂膀，他当然更不敢想象《收获》这样级别的文学期刊；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不想让自己写的东西在家自生自灭，“至少你上传了文章，被两个从来不知道的人回复，你知道有人在看。”

那时赵松也兴致十足地逛过很多国内的知名文学论坛，但发现几乎没有例外的都是山头作派，老大作风，最后他跑到了当时人气还比较冷清的“黑蓝文学网”。“我一看，那里都是没什么人搭理的人，论坛很冷清。”当时黑蓝正在组建阶段，创始人是赵松的同龄人陈卫，只有两三页的帖子，以论坛和网刊的形式发表，但这里“高手如云”。

“最初那几年，黑蓝论坛上聚集了国内最好的一批写小说、写诗、写文学和电影评论的年轻作者，像陈卫、王敖、二十月、驴头狼(石可)、顾湘、陈梦雅、王宇光、凌丁(常立)、生铁、曾园、陈舸、流马(何鸣)、柴柴等等。当时论坛上发作品、点评作品的气氛之热烈，在今天是很难想象的。他们对于发在黑蓝论坛上的所有作品所进行的点评与批评的态度都非常严肃，很多时候甚至可以说是严厉尖锐的。其中最为激烈的讨论战场，就是小说版。”

也是在2004年，陈卫试图出版一套“黑蓝文丛”，将论坛里的帖子变为正式出版物，书稿编好了，但都没有结果，直到黑蓝迁至上海与上海文景出版社合作才成功出版了第一辑，总共五本。赵松的第一本小说集《空隙》，就是“黑蓝文丛”第一辑的五本作品之一。

《空隙》可以算是赵松在黑蓝时期的写作总结。这本书中，他“把所有对于西方小说的理解都加进去了”，故意切断各种线索和逻辑性，打破传统中读者自以为可以抓住的叙事条理，简单说，非常难懂。小说出版以后，赵松送了一本给后来他搬到上海后经常路过的多伦路的“世界名著书店”老板，书店老板看完以后却不想留下，想要还给赵松，因为这本书对他来说有点难懂。最后这本书还是留在了书店里，为的是让它有机会与喜欢它的人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