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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学》2020年第2期|於可训:移民监(节选)

来源:《人民文学》2020年第2期 | 於可训  2020年02月06日06:39

上午九点钟,老曹和他的自行车准时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那时,我们正坐在苹果园的长椅上。老伴伸手一指说,老曹。老曹便抬起头来跟我们打招呼。我说,又去啊?老曹说,可不,每天都得去呀,不去心里痒痒。我说,淘换到什么了吗?老曹说,没哪,都是些洋玩意儿,没兴趣。那地方犹太人多,华人少,多少宝贝都看不中。多说了几句话,老曹的自行车就到了我们跟前。我笑笑说,看不中还去呀?老曹吁出了一口气,说,这都坐下病了,不去不行呀,就像在国内打麻将,不摸几把晚上睡不着。反正没事干,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出来活动活动腿脚。老曹用一只脚点着地,把自行车停在我们面前,说完了这几句话,又一骗腿儿蹬起自行车走了。老曹这人话多,临走时还要说,不跟你们聊了,咱们晚饭后见,这会儿他们正上货,最近来了好些中国移民,我得赶头趟水,没准儿能碰上一两件好货。我和老伴的视线被这几句话扯到苹果园边上,看着他宽大的背影消失在树荫深处。

老曹是北京人,退休前在一个民主党派的中央委员会工作,先后跟过几个副主席,起先派给他的活儿都是首长秘书。可这活儿在哪一个副主席手下都干不长,过不了几天,就让他放下手里的文件,去花鸟市场、古玩商店、古旧书店,于是接管了首长的个人爱好。就因为他是旗人的后代,首长们都认为他有这方面的基因或天赋,干这个合适。只有老曹自己心里清楚,不但他们家的旗籍早就随风飘散了,就连这姓氏也与旗不旗的无关。但又转念一想,既然是革命工作,就得硬着头皮去干,还要把它干好。不会干就学嘛,学着学着不就会了。旗人也不是天生就会斗蛐蛐儿遛鸟,还不是入关以后闲着没事儿琢磨出来的。这样一想,老曹也就不觉得委屈,渐渐地竟爱上了这份工作,而且也慢慢发现自己真有这方面的天赋。心想,这或许就与首长说的基因有关。还是首长厉害,看问题总这么透彻。老曹从此便乐此不疲地干着这件秘书不秘书、勤杂不勤杂的工作,直到退休,也算是人尽其才。虽然他跟的最后一任领导在他退休的时候,还是给他定了一个副局级巡视员,但老曹心里明白,他剩下的日子能够巡视的,仍然是他巡视了大半辈子的花鸟虫鱼、古书古玩。

老曹供职的民主党派的成员以海外华侨为主,虽然现在大多不是从海外回来的归侨,多为侨眷或他们的子弟后人,但生命之根既然移植过一回了,也就跟国内生、国内长的不一样,所以人虽然换了一茬又一茬,但人心中的那点儿思乡怀土之情,却更换不了。这点儿思乡怀土之情,往往寄托于故乡的旧物上,不管这些亲眷后人见没见过、用没用过这些旧物,只要能给家里的老人一点儿慰藉,能满足他们对传说中的故乡的一点儿想象,就算是触摸到了自己的根,就是难得的宝贝。所以老曹淘换回来的旧物,但凡与哪位首长或同僚的家乡有点儿关系,总免不了在机关掀起一点儿情感的波澜,引发一场怀乡的躁动。久而久之,老曹也就把注意力集中在寻摸过去年代的日用器皿上。为此,他还有意识地翻了不少地方志,看了不少民俗书。老曹的这个偏好,在旧货行里纯属魔道,哪有放着金银首饰、珍珠玉器不淘换,专门淘换那些不值钱的破盆烂罐、泥壶土碗的,这不是叫花子装风雅,就是捡破烂上了瘾,整个儿一个神经病、疯子。不管别人怎么看,老曹只是笑笑说,你们不懂。

退休后,老曹的独生女儿给老两口办了移民,老曹便把这点儿偏好带到了国外。出国没多久,老曹就发现了身边的这些二手店。二手店也就是旧货店,里面的商品都是二手旧货。这些二手店有一个正式的英文名称,叫Value Village,老曹觉得叫起来拗口,不如二手店或旧货店叫起来顺溜。老曹在国内跟旧货打了大半辈子交道,进这种店就像进自家的仓房,里面虽然有许多洋货,但在老曹眼里却并不十分陌生。这些旧货店,还有一样老曹最感兴趣的,就是各国移民从自己的家乡带出来的日用器皿,其中少不了也有中国移民从祖国各地带来的。这些带有浓重乡土色彩的日用器皿,一下子就把老曹拉回到从前的日子,唤醒了那点儿沉睡多时的“魔性”,从此便像打了鸡血一样,整日盯着那些中国移民从国内带来的旧玩意儿。每当旧货上架,必在第一时间沿着货架巡视一遍,遇着中意的,立马装在随身带着的帆布袋里。等到结账出门的时候,老曹的帆布袋已塞得鼓鼓囊囊,像山货贩子的褡裢。女儿搬过几次家,老曹逛的二手店也换过几家。女儿的家无论搬到哪里,老曹都能很快在附近发现这样的二手店。女儿家的东西还没摆正,老曹淘换的二手货就进了家门。就这样日复一日,老曹乐此不疲地在这些二手店淘换从万里之外的祖国带出来的旧货。他老伴退休前在一所大学当文学教授,看着老曹这股病态的热情,就想起文学作品里写的乡愁,说他这是害了思乡病。他说,什么思乡病相(乡)思病的,我这是合了这家店的英文名,越遛越来劲(Value Village),老曹顺口说出了他自己翻译的这个洋泾浜的店名。老伴只好撇撇嘴说,嘴硬。

老曹的这点儿爱好在女儿家并不招人待见。

老曹的女儿在国外是学会计的,毕业后一直在一家贸易公司搞成本核算,觉得像父亲这样只进不出地倒腾旧货,实在是没有经济头脑,缺少成本意识。起先,父亲从二手店淘回一些小玩意儿,随手放在窗台上、壁炉边、门厅角、过道沿,还觉得是些不错的小摆设,也给这个全盘西化的家增添了一点儿中国气息。后来,往家里搬得多了,就开始深入堂奥,占领了书房客厅厨房卧室母子间家庭活动室一应富余的空地,她精心布置的家也就成了一个垃圾场。女儿虽然从小就熟悉父亲的这个爱好,在北京的家里也见过这样的场面,但毕竟那时候还小,不能当家做主,更没有形成干净整洁的家庭美学观念,反倒觉得父亲倒腾回来的这些东西新鲜好玩,自己也没少从中找几样喜欢的当玩具玩。想不到父亲的这个爱好出国后竟变成了一场灾难。早知如此,当初就该与母亲结成统一战线,灭了父亲的这个毛病,省得今日遭此荼毒。心里这样想着,就免不了要跟丈夫抱怨几句,发发牢骚。岂料老曹的女婿是个典型的理工男,出国前在国内学计算机,现在在一家公司当高级码农,是国人说的那种油瓶倒了也不扶的男人。家里只要有个地方能让他坐下去,把电脑平平稳稳地搁在腿上,他就能自顾自地干活。至于东西怎么摆放、是有条有理还是杂乱无章,都不在他的业务范围。相反,他对老曹淘换回来的旧物,还常常表现出异常的兴趣,说这些日用器皿精巧实用,表现了中国人独特的生活智慧。有一次,竟对着一个内壁有槽的藕钵反复琢磨,说要计算一下哪个角度才便于用劲、省力。遇上这么一个主儿,老曹的女儿就不指望从丈夫那儿得到同情了。说的次数多了,有时候反倒招来批评,说既然你父亲是咱们的爸爸,他买回来的东西不放在咱们家里,难道放到别人家里去吗?再说,这种二手店本来就是做好事的,那些旧货都是人家捐献的,赚的钱都交给了慈善机构,救济穷人,咱爸这样,也是在做公益、献爱心,这有什么不好吗?丈夫这样一说,老曹的女儿除了无语还是无语。

终于有一天,老曹的宝贝侵入了他人的领地,引起了一点儿小小的家庭矛盾。这个他人不是别人,是老曹的亲家老李。老李在国内是个老公安,任过派出所所长、劳改农场场长、监狱管理局书记等职。在省公安厅厅长的位置上,发现了严重的心脏房颤,三天两头进医院,不能正常工作,这样拖了几年,就提前退下来了。退了之后,趁着那几年亲属移民的条件比较宽松,老李的儿子在老婆办完岳父岳母的移民之后,一鼓作气,把他们老两口也办了过来。这样,曹李两家除了李家还有一个儿子留在中国外,差不多就连根儿拔出来了。

虽然同样是养老移民,老李和老曹却有本质上的不同。老李在国内是使唤人的,老曹在国内是听人使唤的。使唤人的表面上看起来很风光,但那风光全在有人使唤,一旦没人使唤了,就不免感到孤单。很多领导退休以后,受不了这份孤单,就在家里找人使唤,但使唤来使唤去,最终除了老婆子(要么是老头子),还是没人使唤。有那不死心的,就在自家的书房、卧室、客厅、饭厅,甚至厨房、厕所门上,都挂上办公室的牌子,想象着一声召唤便有人从那些房间进出、答应。老李的“退休综合征”还没有发展到这种地步,但却保持了每天到办公室批阅文件的工作习惯。刚出国那段时间,老李的儿子想让父母尽快融入社群,常常开车送他们去参加各种活动,有些是社区的,有些是教会的,有些是朋友家的。谁知去了几次以后,老李夫妇不但没有成功地融入社群,相反还积攒下一肚子埋怨。原因是语言不通,信仰不同,风俗习惯也有别,连开个玩笑都困难。有一次,在儿子的朋友家参加一个聚会,来了一群洋老头洋老太,老李为了表示平易近人,主动上前用中国话打招呼说,各位大爷大娘,你们好哇。接着问其中的一个老头:“老人家,我说的话,您听得懂吗?”儿子翻给那老头听,那老头却耸耸肩摇摇头,意思是说听不懂。老李想缓和一下气氛,接着开了一个玩笑说,哦,您当然听不懂,您这是蛤蟆跳到鼓上,扑通扑通(不懂不懂)。说完,老李自己禁不住哈哈大笑,那洋老头却拿一双昏花的老眼瞪着他,觉得莫名其妙,弄得老李十分扫兴。从此以后,老李再也不参加儿子安排的活动了,一心宅在家里看文件。

老李看的所谓文件,不过是一些过时的学习材料和工作简报,重要一点儿的文件不能个人保存,也不能携带出境,这个规定他是不会违反的。收拾出国行李的时候,老李恍恍惚惚地以为还像往常那样,是出去开会学习,所以就顺手往行李箱里塞了这些准备闲时翻翻的资料,没想到,到了国外真的派上了用场。老李每天翻着这些学习材料、工作简报,慢慢找到了丢失已久的感觉,觉得自己虽然身在国外,但心系祖国,仍然没有离开国内的革命工作。老伴见他每天在这个房间里坐着看一会儿,又在那个房间里坐着看一会儿,到处打游击,没个固定的地方,就想起他原来在厅里的那间宽大的办公室,心有不忍。有一天便跟儿媳妇商量,在地下一层腾出一间房来,做他专门看文件的地方,还别出心裁地在门上挂了一块“厅长办公室”的牌子。老李看着这几个汉字,不禁摇头苦笑,虽然心中想着大可不必,但也理解老伴的一片心意。何况在地下一层,不会有外人看见,也就默认了。从此,老李给自己定了一个上下班的时间表,又过起了按时上下班的“机关生活”。

看文件的地方是有了,可文件却没有了。老李带的资料再多,也架不住一天八小时地翻看,没过多久就宣布告罄。老伴看他闲着没事,整天闷在那间办公室里对着壁炉枯坐,怕他憋出病来,就趁周末跟媳妇出去购物之机,在超市拿回了一堆免费的报纸。这些报纸有中文的,也有英文、法文、阿拉伯文、越南文和其他移民所在国文字的,内容从时政要闻、财经评论、百科知识、股市行情到移民信息、留学指南、商品广告、生活常识等,应有尽有。老李只看得懂中文,就嘱咐老伴下次不要拿别种文字的,免得造成浪费。开头几次,老李看着还觉得新鲜,国外的报纸什么都登,同性游行、男女性事也登,完全没个讲究。就想到从前在国内看报纸,主要是为了学习政治、了解时事、提高觉悟、认清形势。资本主义国家到底是资本主义国家,这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连个基本的政治导向都不讲。看得多了,老李又发现,这些报纸不是不讲政治导向,而是有它自己的政治导向。

正当老李满怀激情地投入战斗的时候,老曹淘换旧货也出现了一个新高潮。附近新建的小区住进了一批中国移民,这些新移民在开始新生活之后,也接受了这个国家的新观念,把那些替换下来的或暂时用不着的旧物捐出去,为环境减少一份污染,为穷人增添一份爱心,所以这几天来收旧货的棚车就频繁光顾。老曹常去的这家二手店,很快便褪去了犹太色彩,换上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样,老曹也便有了用武之地。只是每日里这样大包小包地往家里搬,即使家里人不说,老曹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等到楼上楼下的空地都塞满了,老曹就开始打地下一层的主意。北美的豪司(house)地上地下的面积一样大,只是地下几间小房分别做了锅炉房和储藏室,有空地的只剩下一间大房和老李占用的办公室。但那间大房是女儿留给肚子里的孩子将来做活动室的,这是老曹往家里搬第一批宝贝时就约法三章了的,无论如何也不能动,于是老曹就盯上了老李的办公室。

老曹和老李的关系一直是客客气气的,虽然是亲家,但因为都曾是官场中人,所以总免不了官场上人与人之间的那点儿隔膜和距离。老李敬着老曹是京官,说话的客套便多,因为不懂京城官场的规矩,有时还有点儿怕露怯的意思。老曹却一向大大咧咧,在民主党派工作,见多识广,跟的几任首长又都亲切随和,所以说话做事就没那么多讲究。这俩人碰到一起,又是亲家,就难免尴尬。所以当老曹找老李商量借用他办公室空地的时候,老李心里虽不快,但面儿上还要装出热情的样子来。

这天上午,老曹破例没去二手店,下楼来到了老李的办公室。照老曹的习惯,到了办公室门前,推门即进。他以前无论进哪个首长的办公室,都是这样。但碍着老李门上那块“厅长办公室”的牌子,还是举手敲门。门响处,就听到老李清晰地回应:进来。老曹推门进去。老李见了老曹,并不吃惊,一面客气地让座,一面在脑子里转着早就编好了的说辞。他知道,迟早有一天,老曹会打他这间办公室的主意。见老曹坐下后便拿眼睛满屋子巡视,老李便说,你看我这儿乱的,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以前总是小曹收拾。哦,对不起,我以前的秘书也姓曹。老曹宽厚地笑了笑,并不在意。老李打了一个盹儿,接着说,现在轮到我自己收拾,才知道这些东西不好弄,越收拾越乱。老曹便拿眼睛扫视了一下四周,觉得老李说的确是实情,这房间真够乱的,到处摆的都是亲家母从超市搜集回来的各种报纸,连个下脚的地方也没有。就接着老李的话说,哪天还是我这个老曹来帮你收拾一下,你知道,我也是当秘书出身的,做这种事拿手。你放心,用不了半天工夫,我就会把这儿收拾得干干净净。说完一拱手就抬腿出门,说,不打扰了,你忙,你忙。老李见这么快就把老曹打发走了,心里暗暗高兴。心想,领导就是领导,秘书就是秘书,你还不能不认。别以为你当过京官,再怎么的,我的职位也比你高,我是一省的臬台,你不过是京城一个小小的郎官。

老曹本来是想跟老李打个商量,一进门就被他拿那堆烂报纸堵着,心中老大不快。心想,不就是一堆烂报纸吗,有什么可收拾的,难不成你还真想从里面找出一点儿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来?就算你的政治觉悟再高,也不至于跑到人家的地盘上来搞斗争。再说,既然人家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你有能耐就别移过来,在国内享受你的厅局级待遇得啦。心里这样想着,就听见门外垃圾车的动静,忽然想到明天是收蓝色垃圾的日子,这堆烂报纸正好有个去处。第二天,趁老李去见专科医生做心脏检查的时候,老曹潜进老李的办公室。果然,不到半天工夫,就把老李的办公室收拾得干干净净,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换上了他的那些宝贝。等到老李做完心脏检查回来,一看自己的办公室,满地的报纸换上了满地的旧货,像街头的旧货摊一样,情知上当,就拍着桌子大喊起来,好你个老曹,乘虚而入,跟我来这套,说是帮我收拾办公室,就这样收拾的呀,你这不是存心给我下套吗?当下就要去找老曹理论。老李的老伴是个本分的家庭妇女,一辈子跟着丈夫搞后勤,不论老李官大官小,她都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做人。见老李气成这个样子,生怕他又犯了心脏病,赶快倒了一杯水递给老李说,算了算了,别生气。亲家那个人你还不知道,老小孩儿一个,他也不是存心算计你。不就是些报纸嘛,我再给你拿就是,超市里别的免费的东西没有,免费的报纸多的是。再说,咱不是还想把老大办过来吗,到时候还得亲家支持,有亲家支持,媳妇那儿才好说话。听老伴这样一说,老李的气顿时消了几分,剩下的那几分余气,就顺口撒在了老伴身上:办,办什么办,有两个在押的不够,还要搭上一个自投罗网的。

老曹和老李闹的这点儿矛盾,虽然在家庭内部没掀起风浪,但却在这个小区的华人圈内吹起了一点儿涟漪。

老曹女儿家所在的小区附近有一个不大的池塘,大约是当年兴建小区时挖的一个人工池。本来是个池塘,老曹却称其为湖。因为常有成群结队的野鸭在水上浮游,在岸上行走,老曹就把它叫了小鸭子湖。说它小,并非全因为它小,而是因为离这个小区不远的地方,还有一个很大的天然湖,老曹把那个湖叫大鸭子湖,这个湖自然就成了小鸭子湖。

小鸭子湖早中晚都有人转圈儿散步,老曹叫转湖,风雨无阻,像藏民转他们的纳木错湖那样虔诚。转湖的洋人不多,大半是年老的中国移民。用老曹的话说,这些人除了还能走路,其他的什么都不会。在国内的那些看家本领,在这儿都派不上用场,不是机械化了没这类工种,就是出门要能开车、开口要会说话(英语)。唯独散步一项,是自身带着“机器”,也无须跟外人说话,所以,就成了这些老年移民的日修功课。但凡在空旷的天幕下,远远地望见一个孤独的身影在阡陌纵横的小路上或无边的绿地间踽踽独行,那必定是年老的中国移民。老曹说,这都是些孤魂野鬼,他们把自己的足迹带到了国外,现在要数一数离回家的路还有多远。有一次,老曹也像这样在一条小路上走着,忽然听见从远处传来一阵苍凉的歌声。这是他熟悉的、也是他最喜爱的一支苏联歌曲:“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老曹顿时热泪盈眶,也不管认识不认识,就朝那唱歌的人大喊一声:老哥,等等我。等到他追上那位老哥,发现那人也唱得泪流满面。于是,两人便像别后多年的老友,边走边诉衷肠,直到天黑还舍不得分手。

在小鸭子湖转湖的人没这样孤单,不论是先来的还是后到的,就像正月十五滚元宵,只要有一个馅儿,围着这个馅儿旋转,转着转着,就转成了一个小团体。小鸭子湖除了沿湖的大路,还有一条分岔的小道。照理说,走大路的应该人多,走小道的应该人少,人多好说笑,人少好谈心。偏偏这些出来转湖的,各人都怀有各人的心事,平时在家里没个说处,都想在这个时候找人倾吐倾吐,于是小道上便三三两两,像冰糖葫芦,串成了串儿,大路上反而稀稀落落、冷冷清清,见不到几个人影。

老曹本来也是一个小团体的馅儿,以他为中心的,都是些喜欢听故事的主儿,出国前大半是退休职工、街道居民,或是在乡下务农的,他们都喜欢听老曹讲上层人物的趣闻逸事。往常散步,只有他说的,没有别人说的。这天听老曹说了与老李闹矛盾的事,却一反常态,都来数落老曹的不是。有的说,老曹做得过分了点儿,好好商量,老李未必就不同意,你这样先斩后奏,把生米煮成了熟饭,人家当然要生气的。有的说,老曹也太不懂得尊重领导了,好歹人家出国前也是个厅长,你这样未经同意就强占厅长的办公室,该当何罪?放在国内,轻则给你个批评处分,重则叫你卷铺盖滚蛋。也有的说,将心比心,老李也不容易,干了一辈子关押别人的活儿,这回倒把自己关押起来了。就这样,你还不让人家清静,还非要往人家的监房里塞你那些破烂玩意儿,搁你身上,你会怎样?老曹想想,也觉得大家说的在理,就说,既然你们都说我做得不对,那好办,回头我跟老李赔个不是就是了。众人见老曹这样爽快,也就不好再说什么。有个从河北农村来的宋大哥一直没有说话,这时却插嘴说,他有一次,跟儿子到公园去拉免费的花肥,见有几个中国人在帮忙铲肥装袋,就上前搭讪。一问,才知他们原来都是义工,也就是志愿者,都是义务干活不拿工钱的。便觉得这倒是个两好的事,既为社会做了贡献,又省得闷在家里难受。就问,还要人吗?那几个中国人都争着说,要,要,怎么不要呢。这儿的市政府把回收的绿色垃圾制成花肥,免费发放给市民,每个周末,都有排起长龙的小车来领花肥,装袋分发都缺人手,这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当下,就请那几个中国人跟管事的说了,第二个周末,也去做了义工。有件事牵挂着,宋大哥觉得日子也好混了。听完宋大哥的话,老曹明白了他的意思,就说,你是说,叫我也去找份义工?宋大哥说,你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呢?你想想看,你是怎么跟老李闹意见的,是你淘换回来的那些旧货没地方放不是?要是不把它弄回家来,就让它放在二手店,你天天去看它怎么样?弄回家来,再多,也只能看你弄回来的那几样,去二手店,你想要看哪个就看哪个,想要咋看就咋看,不比在家里看不招人待见强。老曹一听,顿觉醍醐灌顶,茅塞顿开,就说,这主意好,我明儿就叫我女儿去说去,各位放心,我再也不在家里跟老李争地盘了。大家也觉得宋大哥这主意好。老曹说,要不怎么姓宋呢,我这几天正为这事儿犯愁,宋大哥就给我出了这么个好主意,你真不愧是及时雨啊,我的公明哥哥。说着,还夸张地把宋大哥往怀里一抱。宋大哥个子矮,这一抱便脚不沾地,差点儿摔了个仰面朝天,众人都望着他俩哈哈大笑。

这边厢一帮老头儿笑得开心,离他们不远的一帮大妈也叨叨得起劲,老李的老伴就在这群大妈中间。老李的老伴本来不爱散步,在国内每天忙得脚不沾地,睁开眼睛就有做不完的事,哪有闲工夫轧马路。再说,老李跟犯人打了一辈子交道,也没有这个雅兴。老李不陪她,她一个人就更不想瞎逛了。出国以后,整天闲着没事,买菜弄饭,她插不上手,连刷锅洗碗也有机器,所以,晚饭后她有时也到小鸭子湖来遛遛。与老曹的小团体不同,跟老李的老伴儿转在一起的,出国前大半都是些家庭妇女,也就是如今大家说惯了的中国大妈。

不过,老李的老伴不是这个团体的馅儿,馅儿是来自上海的一位弄堂大妈,人称陆家姆妈。陆家姆妈原本是到国外来陪读的。她丈夫死得早,有个独生儿子早些年在这里留学,住在一个朋友家里。陆家姆妈的这位朋友,是当年知青点上的同学,人不能干,运气却好得出奇。下乡时跟队上的一个赤脚医生结了婚,招工时大家都走了,她却回不了城。没想到几年后,有一个外国人到他们下放的山区旅游,被毒蛇咬了,生命垂危,她男人用一根银针封住了穴位,及时送到医院抢救,才捡回了一条性命。偏偏这旅游的洋人也在国外行医,见她男人医术神奇,不知走的什么门道,七弄八弄就把他弄到了国外,还帮他开了一家针灸馆。当年的赤脚医生没别的本事,仗着中国人多,人身上的穴位稠密,一根银针进进出出、推拉捻提,使得出神入化,让从来没见过针灸的外国人觉得神秘莫测、不可思议。不久,针灸馆的生意大火,上门问诊的各色人等络绎不绝,她那同学很快就住上了豪宅,开上了豪车,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阔太太。

当了阔太太的同学觉得整天窝在家里太过寂寞,听说陆家姆妈有个儿子在这里留学,就让陆家姆妈的儿子住到自己家,又让陆家姆妈时不时办个探亲、旅游签证什么的,也间五间六地到她家里来住上一段时间。陆家姆妈一边陪儿子读书,一边帮忙做些家务,闲时也一起怀怀旧、聊聊天。两个当年的知青伙伴聚到一起,仿佛又回到了知青点上一样。几年后,陆家姆妈的儿子毕业了,拿到了学位,在当地找了一份初级程序员的工作,接着又结婚成家,过起了小日子。儿子撑门立户了,陆家姆妈就不好意思再在同学家里住下去,虽然同学再三挽留,陆家姆妈还是觉得不妥。同学见留她不住,就等陆家姆妈再来探亲,便托自己的老公帮陆家姆妈找了一份采摘的零工。采摘的地方是一处私人农场的果园,农场主提供简易的宿舍,还有简单的炊具,可以自己开伙。这样,陆家姆妈就不必跟儿子媳妇挤在一个狭小的公寓间了,一个月还有一两千块钱的进项,比在国内上班强多了。遇上歇工的日子,还可以到她这个同学家住上一两天,一样不耽误叙旧聊天。就这样干了一段时间,陆家姆妈竟乐不思归,等到签证期满,干脆就把自己黑了下来,等着儿子日后有机会再把她办成正式的移民。

陆家姆妈的事,在这个转湖的大妈群里,尽人皆知,老李的老伴以往只当故事听,并没有特别在意。这次因为老李和老曹闹的这点儿矛盾,心里窝着一股子火,就想,为何不让老李也出来打份零工,省得憋在家里跟老曹怄气。又转念一想,让堂堂一个厅长去打零工,她担心老李放不下这个架子,就把自己的顾虑跟陆家姆妈说了。哪知陆家姆妈听了却一撇嘴说,厅长又怎么样,脱毛的凤凰不如鸡,别说一个厅长,跟我一起打零工的什么人都有,政府官员、大学教授、公司高管,有一个还当过副省长嘞。陆家姆妈的话虽不好听,但老李的老伴却觉得有这个副省长垫底,也许老李也会考虑。散完步后,就回去把这个意思跟老李说了。老李起先的反应果然不出所料,等到她说里面有一个副省长,老李就来了兴致,问,真的?老李的老伴说,陆家姆妈虽然说话刻薄一点儿,但也不至于平白无故地骗人,应该不是瞎说。老李这才点点头说,那就试试。

到农场打工的手续很简单,陆家姆妈跟领班的说一声,就可以跟着她去上工。农场离老李儿子家不远,就两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听说父母要出去打工,老李的儿子媳妇都不同意,觉得让老人在异国他乡打工,传到国内去让亲戚朋友笑话。老李的儿媳尤其觉得不妥,弄不好人家还要说她虐待公婆。见儿子媳妇拗着不同意,老李的老伴就说,脚长在我们自己身上,他们不同意也没用,陆家姆妈会开车,我跟她说好了,搭她的车去。于是就趁儿子媳妇上班的时候,收拾了几件简单的行李,带上换洗衣服、洗漱用具,出门时跟老曹夫妇打了个招呼,就坐上陆家姆妈的车子走了。

去农场的路很宽,路两边是一片旷野,放眼望去,到处都是密密匝匝、高高矮矮的树林,看不到多少庄稼。老李出访过欧洲,见过许多国家都把大好的庄稼地拿来种树,很是不解。心想,种这么多树干吗,又不能吃,万一遇上个灾年如何是好,总不能都去剥树皮充饥吧。还是毛主席说得好,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多种些粮食总没错。老李的老伴也说,可惜了的,我们那儿连田头地角都种上庄稼,不是高粱,就是大豆、玉米,哪能像这样糟蹋田地。陆家姆妈一边开车一边听着后座上老李夫妇的议论,觉得这俩人真是老土,都什么年月了,还以粮为纲呢。就忍不住插嘴说,你们这都是老皇历了,不吃大米白面,照样饿不死人。没见洋人天天吃草,淋点白酱沫子,卷吧卷吧,吃得津津有味,像喂兔子一样。老李的老伴就说,那不是白酱沫子,那叫沙拉,咸不咸甜不甜的,一股怪味儿。陆家姆妈说,我晓得那叫沙拉,不就是个酱吗,叫个洋名儿就稀奇了?我家以前还是开酱菜铺的呢,什么酱没见过,还“傻啦傻啦”的,哄谁呢?说得老李夫妇禁不住哈哈大笑。

陆家姆妈的车技不错,一台二手的别克车,在她手里开得像脱缰的野马一般。老李靠在后排的沙发上,一边听耳边呼呼风响,一边看陆家姆妈照着英文路标超车并道、拐弯直行,遇到红灯,还时不时要减速刹车,心里禁不住对这个才认识不到一个小时的上海大妈生出几分敬意。就顺口恭维了一句说,陆家姆妈真行,像你这样,在国外生活绝对没问题。陆家姆妈一边开车一边回答老李说,那是,我还真就没打算回去,所以才下狠心学会了开车。老李听老伴说过陆家姆妈黑了自己的事,就开玩笑说,像你这样,放在三十年前,属于叛逃行为,是要定罪的。陆家姆妈也不在乎,只在后视镜中给了老李一个浅笑说,现在不是三十年后了嘛,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少我一个,国家还少一份负担,有什么不好。老李说,也不能这样说,好在你不是公职人员,无所谓。不过,这边要是查出来了,还是要处罚的。陆家姆妈依旧一脸的无所谓说,我这不是在受处罚吗,到农场来劳动改造还不是受处罚?老李笑笑说,有你这样劳动改造的吗?老李的老伴也插嘴说,还拿工资。陆家姆妈说,不拿工资吃什么呀?这里也有不拿工资的,我比不了人家,人家是副省长,有钱。老李说,还真有白干的呀,是怎么回事,说说看。老李的老伴见老李那股听汇报的劲头又上来了,就打断说,不说了,快到了。不一会儿,陆家姆妈果然就把车停到了一块长满杂草的空地上。

农场的面积很大,放眼望去,不是一马平川的耕地,而是一个个长满了果树的山包。正是采摘樱桃的季节,来参加采摘活动的游客和市民,成群结队,络绎不绝。这样的采摘活动,国内也有,大多是一些旅游项目,游客可以边摘边吃,要带走的按斤论价,比市场上买的新鲜便宜,所以很受欢迎。果园里到处都是晃动的人影,夹杂着不同语言的说话声,要不是隔着果树,还以为是进了一个洋人的超市。领班的是个黑人小伙子,语言不通,见了老李夫妇,也无法客气,就让他们把行李放在一棵果树下面,然后领他们走向果园深处。见老李的老伴回头看树下的行李,陆家姆妈说,放心,不会丢的,就是放一年也没人要。

黑人小伙子领他们到一个被游客摘过了的小山包,陆家姆妈就开始交代工作。老李夫妇要做的,是把游客摘剩了的樱桃拣熟的都摘下来。因为摘剩的果子有多有少,所以报酬就不是按采摘的重量计算,而是按劳动的时间长短计酬。干这活儿的什么人都有,中国人居多。陆家姆妈说,里面有正式的移民,有来探亲旅游的,也有像她这样把自己黑下来的。虽然这些中国人互相都不认识,从来也没有见过面,但因为生就了一样的肤发,说着一样的话,也就亲热得像熟人朋友一般。老李夫妇一边摘着树上的樱桃,一边跟这些沦落天涯的同胞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渴了就嚼几颗樱桃解渴,闷了就听陆家姆妈唱歌。陆家姆妈喜欢唱歌,一上工就唱个不停。唱着唱着,就唱到樱桃上来了:“樱桃好吃树难栽,不下苦功花不开,幸福不会从天降,社会主义等不来。”陆家姆妈一唱开头,年纪大的中国人都跟着唱了起来,有会变花样的还变着各种花样唱,好像在开联欢会一样。那些不会唱的外国人也禁不住探头张望,跟着这群中国人莫名其妙地放声大笑。

摘了半天樱桃,身心彻底放开,老李感到自己有一种说不出的轻松自由的感觉。跟老曹闹的那点儿不快,也早已抛到了九霄云外。见老李这样高兴,老伴也很高兴,觉得自己的主意不错,这趟没有白来。看到干了一辈子公安工作的老李,像这样毫无顾忌地跟人说话,她尤其感到意外。在国内的时候,老李一天到晚拉着个脸,不爱说也不爱笑。在他眼里,好像所有人都是犯人,说起话来,总带着讯问犯人的口气,一点儿小事也疑神疑鬼、盘根究底,弄得周围的人都不敢跟他接近。当年介绍人跟她介绍老李的时候就说,这人什么都好,就是不会说笑。哪像现在这样敞开心思说话,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老李说,这些人互相不知根底,又无利害关系,他们不防我,我又有什么可防的。所以渐渐地也放松了自己的职业警惕。

老李夫妇这天走得急,没带午饭,住处没安顿下来,又不能开伙,陆家姆妈就把自己带来的面包夹了一些生菜,分给他们一人一个。洋人的午餐本来就简单,出来打工的中国人入乡随俗,也只能因陋就简地对付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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