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近年我有一些文化观察。先讲三个故事。

第一个。村上两小伙，因为涉恶，一位被判八年，另一位很传奇，路过一个书摊，偷了两本书，救了他的命。其中一本是《平凡的世界》，读完这本书，良心被激活，去给书摊老板还书钱，老板很惊异，又送他一本书，看完这本书，他决定金盆洗手，重新做人，这本书叫《了凡四训》。经查，才知它是明万历年间进士袁了凡写给儿子读的一本书，号称中华第一善书，曾国藩把它列为子侄的必读书，胡适先生认为它是研究中国中古思想史的代表作。

这位传奇小伙，名叫康鹏飞。当监狱的那位小伙出狱的时候，他的小孩已经六岁了，他后来被评为宁夏“道德模范”。八年来，我一直和被判刑的那位小伙通信，给他寄书，鼓励他好好改造。我问他，为什么就要涉恶呢？他说，模仿一些电视剧逞能。

第二个。我在银川支持几位志愿者办了一个“寻找安详”小课堂，一期课程中，一位高校的老师举手，她说，郭老师我能不能提一个要求。我说，当然可以啊。她说，我能不能拥抱一下你讲台上的那盆水仙花。我说，当然可以啊。她上台来抱着这一盆水仙花痛哭流涕。她给大家讲，十多年来，她居然没有发现大地上有花朵存在。每天早晨起来脑海中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上《宁夏日报》的头条，标题都拟好了，《崔金英用炸药包结束了婆婆一家人的性命》。

这位老师怎么到课堂来的呢？一次，在她的学生婚礼上，我见到了她，看到她目光不对劲。几年的志愿者经历，让我练就一种本领，一眼就能看出来谁内心有焦虑，有抑郁，也有一个习惯，包里总装着几本《寻找安详》，看到谁目光不对劲，就送他一本，这次，同样送她一本，让她重点看现场感这部分。过了几天，她很兴奋地给我打电话，抑郁度降低了，我就动员她到小课堂坚持听课。

她是一位被海军总医院确诊为重度抑郁症的患者，已经休病假很长时间了。学校说，只要你好好活着，就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支持。

不久，她到医院复查，抑郁症彻底痊愈了。现已回校上课，而且在学校组建了一个读书会，带领大家读《寻找安详》。她的故事，实名收录在中华书局出版的拙著《醒来》中。

第三个故事是我协助央视做纪录片《记住乡愁》，一位导演讲给我的。她说，当年她在一个特殊的工作平台，专门看社会阴暗面，结果就抑郁了。不但抑郁，而且面瘫。长期治疗没有效果。有一天，她都想从办公大楼上跳下去。就在这个时候，她进了《记住乡愁》剧组。没想到做了几年《记住乡愁》，原来心理医生都无法解决的问题，在这里解决了，面瘫和抑郁都好了。这件事，同样对我触动很大，接下来，我就在小课堂用这部片子做干预抑郁症的实验，虽然没有像《寻找安详》那样见效快，但有很好的效果。同时，我试着用《农历》等文学书籍对有心理障碍的孩子做干预，效果也很好，年龄偏小的孩子，更喜欢《农历》。

在这样的实践过程中，我越来越觉得，每天接受外界信息是一件需要慎重对待的事情。去年，我从特殊渠道得到消息，某省区学校的心理医生大面积心理崩溃。

我突然意识到，文化是一种重要的心理暗示，而暗示本身就是能量。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实验，请吃北京烤鸭，感觉很香；换一个价值指向，请吃鸭的尸体，就感觉恶心。

我发现，但凡出了精神问题的孩子，大都有不良的阅读经历，不管是书本阅读，还是电子阅读。有次，我去广州讲课，一位家长告诉我，孩子抑郁了，依赖药物生活。一问孩子平时看的书，果然有不少是让人产生破灭感的。我从他妈妈拍的笔记中，看到了“因为骄傲，所以不选择生”这样的句子。

对于一般读者来说，阅读就是接受心理暗示。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中华书局出版我的文集的时候，我把一半内容砍掉了。

2016年，铁凝主席把中国作协“文学照亮生活”第一讲放到我的故乡西吉并由她来讲，我陪同她，一路上，我都给她絮叨这些故事。到了机场，她说，有人告诉她，《寻找安详》治好了他的睡眠障碍。问我为什么不介绍给作家朋友，好多作家都有睡眠障碍，我说，在作家圈，我只提《农历》。

最近，我在重读《文心雕龙》，对“文心”，对“雕龙”，有了新的理解。对原道、徴圣、宗经这些古老的标准，有了新的体悟。总书记讲，为时代画像、立传、明德。我个人理解明德可能更重要，如果心立不住，像和传也是立不住的，就像陈思和先生在怀念贾植芳先生的文章中所说，贾先生之所以能够穿越生命的大风大浪，是因为他的心灯始终是亮着的。也正是在陈先生的那篇文章中，我看到陈思和先生在深入思考学术传统和力行传统相统一的问题。

从2014年开始，我暂停创作，协助央视做大型纪录片《记住乡愁》，当时名为“百集大型纪录片”，没想到播出之后效果很好，被扩展为五百四十集，现在已经播出三百多集，还有二百多集，再有几年就会做完。这档节目，对我重新认识中华文化，重新认识中国，有很好的帮助，结束之后，我想好好写一部长篇。

二

在北欧访问的时候，有一位学者问我，为什么你的文字总是那么安详温暖，是否有意规避现实？我告诉他，恰恰相反，那正是中国真正的现实，如果把中华民族看成一棵参天大树，它的根部正是安详温暖，否则，就无法保持五千多年的生命力。我的文字只是向此靠近，远没有表达出它真正的魅力。他又问，那又如何理解文学的批判功能？我说，在我理解，文学除了教科书上讲的认识、教育、审美、娱乐、批判等功能外，应该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功能那就是祝福功能。近些年，我收集到了许多事例，证明了这一点。

前边提到，我们村上有两位小伙，一同闯世界，一位因犯罪被判八年，另一位因为偶然读到两本书，走上改过自新的道路，后还被评为孝亲模范。细想起来，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常识，人的心灵是一个田野，任何进入眼睛的信息都会成为一粒种子，这些种子构成人的潜意识，而人的行动是由潜意识支配的。古人甚至认为，潜意识具有异地成熟性，我们今天读到的一句话，可能在很多年之后开花结果。当一个人在关键时候脑海中闪过“执子之手，与之偕老”，他对婚姻是一种态度；如果闪过“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可能就是另一种态度。还有那些寻求短见者，很可能是当年读过的一本书或者一首诗成为他轻生的推力。也看到一些报道，某电视剧播出后，有不少小孩模仿剧情上吊，差点闹出人命。据报，现在自杀人数已经远远超过交通事故，如此惊人的数字，除过全民焦虑的大背景之外，恐怕和传媒有很大的关系，而这些传媒的底本，却是文学。

曾有这样的体会：看到别人有好事，心生嫉妒时，赶快起诵《太上感应篇》中的“见人之得，如己之得”，就释然；送别人一件东西，不久又后悔了，赶快起诵《朱子家训》中的“与人不追悔”，就释然；帮了别人一个忙，却未得到对方的感谢，心里不快，赶快起诵《朱子家训》中的“施恩不图报”，就释然；想起曾经伤害过自己的人，心里不免会有怨恨，赶快起诵《弟子规》中的“恩欲报，怨欲忘；报怨短，报恩长”，就释然。可见潜意识中的句子对人的解脱作用。

祝福功能必定来自于祝福性。在22届图博会上，有位出版家说，他认为书没有好坏标准。我说书绝对有好坏标准，一个孩子走丢了，有责任感的人应该把他带回家，但也有人在干着拐卖的事，如果我们承认在带回家和拐卖之间有价值差别，我们就要承认书是有好坏标准的，因为有些书就是把读者带回家的，有些书就是把读者带离家园甚至拐卖的。一本书让人读完，就有孝敬的冲动、尊师的冲动、节约的冲动、环保的冲动、感恩的冲动、爱的冲动，无疑是好书，相反，自然是坏书。

也有人说，文学毕竟是文学，不是教育学，没必要让它承担教化义务。在我看来，这无异于说，菜不是主食，没必要讲究卫生一样。因为无论是主食还是菜，我们的孩子都在吃。

我以为，要想保证文学的祝福性，写作动机和出版动机显得非常关键。就像为了孩子成长，有些父母也可能打孩子，骂孩子，但他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孩子好。有些人尽管甜言蜜语，却会把孩子带向歧途。所以说，一本书有没有祝福性，关键要看作家和出版家的动机。如果我们在下笔时，在出版时，心中没有读者，只有利润，祝福性是很难保证的。

那么，我们应该带着怎样的动机写作？依我浅见，“父母心肠”是一个底线。带着“父母心肠”写作，带着“父母心肠”出版，应该是作家和出版家最基本的品质。

在拙著《农历》的创作谈中，我写了这么一段话：“奢望着能够写这么一本书，它既是天下父母推荐给孩子看的书，又是天下孩子推荐给父母看的书，它既能给大地带来安详，又能给读者带来吉祥，进入眼帘它是花朵，进入心灵它是根，我不敢说《农历》就是这样一本书，但我按照这个目标努力了。”为了尽可能接近这个标准，我反复修改书稿。书稿排版后，我仍然让出版社寄来校样修改，同时复印多份，让同事、朋友包括妻儿看，对于他们提出的不妥之处，我基本都作了修正，一次又一次，直到第六次时，编辑说他作了几十年编辑，出了几百本书，没有见过像我这样追求完美的，他实在没有耐心再给我寄了，我才作罢，否则大概还要修改第七次、第八次……《寻找安详》等书也同样。这些拙著出版后有不少读者批量义捐，让我更加坚信，心灵感应是存在的。

当然，也有即使拥有“父母心肠”也难下手的时候，这时，找到一个基本原则就显得特别关键。2011年，浙江文艺出版社让我编选一部散文精选集，打开剪辑本，觉得每篇都喜欢，都舍不得，但书的容量毕竟有限，非常犯难。一日翻阅禅宗公案，当读到两则故事时，便有茅塞顿开之感，觉得它简直就是再好不过的标准。

一则是：百丈禅师每日上堂，常有一老人听法并随众散去。有一日却站着不走。师乃问，立者何人？老人云，我于五百世前曾住此山，只因讲错了一句话，被罚作五百世狐狸，今服刑期满，乞师依亡僧礼烧送。师应，老人乃去。次日，师令众僧到后山找亡僧，众僧不解，因未闻禅林近有亡者。师便带众在山后去觅，果无亡僧，却有一只黑毛大狐狸死在大盘石上。师告因由，僧皆大惊。遂恭然依亡僧礼火化安顿。

另一则是：盲尼听完晚课，师父说，天已经很黑了，你打个灯笼回去吧。盲尼说，我一个瞎子打灯笼有什么用？师父说，有啊，你是瞎子但别人看见你手中的灯笼可以让开你啊。盲尼说，那我就打上吧。不想半路仍和一个人撞了一个满怀。盲尼说，难道你就没有看见我手中的灯笼吗？对方说你灯笼里的灯早已灭了。盲尼恍然大悟：原来一切外在的光明都是靠不住的，一个人需要找到自己本有的光明。

遂从近百万字的文字中，首先挑选在我看来不至于被罚作五百世狐狸的文字，从中再选在我理解多少有点唤醒作用的文字，多少能打开读者内在光明的文字，然后结集为书，名为《守岁》。在我看来，不被罚作五百世狐狸，是祝福的下线，能够打开读者本有的光明，能给读者提供正能量，是祝福的中线，能够把读者带进根本快乐，是祝福的上线。

而要“唤醒”他人，唤者要首先“醒来”。同样，要想保证文字的祝福性，写作者自己首先要拥有祝福力，最起码，要把生活方式变成祝福方式。只有把生活方式变成祝福方式，才能让我们的想象力成为有根之木、有源之水，也才能真正保证我们的真诚心和敬畏心。一个人如果没有登到山顶，肯定是无法描述真正登到山顶的体会的。因此，要写一本让读者“一览众山小”的书，作者就必须先登到山顶。现代社会之所以有那么多伪幸福学的书，就是因为写作者自己都没有找到幸福，却在大谈幸福，当然不能解决读者的心灵疾患。阅读也同样，一个没有登到山顶的人，也是无法理解“一览众山小”的境界的。人们之所以感叹读不懂经典，正是因为我们没有按经典去生活。也许有人会说，作家不可能把所有生活都体验到，这是事实，但生活虽然不同，爱的成熟度却可以类比。就像古人登到泰山之顶，我们登到华山之顶一样，最关键的是，我们都要登到山顶。见过大孝子王希海父亲的人都惊讶，一位卧床二十多年的植物人，身上居然没有疮痕，原来二十多年来，王希海都是把手放在父亲身下睡觉，当他感觉手掌被压麻了时，就给父亲翻身。如果没有实行，只凭想象，是很难写出这种孝敬方式的。

依我浅见，要想保证文字的祝福性，写什么比怎么写更重要，大米再简单地做，也是大米，沙石再精心地做，也是沙石。

依我浅见，要想提高文字的祝福性，方向比细节更重要，高速列车走错了路，显然要比牛车走错了路麻烦大得多。

依我浅见，要想提高文字的祝福性，安全性比精彩性更重要，原子弹投向人群显然要比石子投向人群更可怕。一部作品能给读者带来祝福，发行量越大越好，否则，发行量越大危害越大。

三

安详作为一种生活理念，当它成为一种创作主题，就更引起大家讨论，有问，作为一个安详生活的倡导者，如何看待时下盛行的“末日论”。

我说，事实上“末日说”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听到了，但当时人们却没有像今天这样恐慌。在我看来，安详正好可以缓解人们的“末日”焦虑，因为安详是一种稳定的现场感，正是这种现场感，让我们不念以往，不思将来，只是安处于当下，当然也就远离了“末日”焦虑。换个角度来讲，只要我们能够遵从“整体”原则，把自己全然地融进“整体”，“末日”事实上也消失了，因为“整体”是无始无终不生不灭的。安详，在我看来，是最大的生机。

不可否认，人类到了天灾人祸最频繁的时代；同样不可否认，这是一个全民焦虑的时代。在我理解，天灾是因为大地失去了安详，人祸是因为人心失去了安详。因为安详的缺席，很多人才生活得如此痛苦，如此不快乐。其实，当年的我也不例外。比他人幸运的是我碰到了安详，把我从地狱带到天堂。

我的体会是，当一个人内心存有安详，仅仅从一餐一饮、半丝半缕中，就可以感受到世界上最大的幸福，否则，即使拥有世界，也可能和幸福无缘。安详是一种来自生命本身的快乐，一种只有向内求才能得到的快乐，一种反条件的快乐。只是因为我们没有“醒来”，因而感觉不到它；或者是因为它太简单了，我们不愿相信它。正如幸福就是我们“本身”，只是我们已经习惯了向“外”看，那束天生的打量幸福的目光就渐渐“睡眠”。结果是，我们本身开着幸福的车子，却满世界寻找幸福，以至于把车子都开爆了，最终却和幸福擦肩而过。

有问，不少知识分子认为，人生的本质是痛苦是悲剧，但你却讲根本快乐，是不是有些矛盾。

我说，这些知识分子讲的痛苦，恰恰是生命的现象，而不是本质。就生命现象来讲，确实是痛苦的、悲剧的，因为既然是现象，就不永恒，有生灭，因此痛苦；再好的良辰美景都会逝去，再动人的人事都会逝去，包括我们自己，因此痛苦。如果他们看到这个现象的背面到底是什么，就不会发出生命的本质是悲剧之叹。现象的背面是什么呢？全然的快乐。如何看到，需要我们走进安详。用思考永远无法找到生命的本质，生命的本质只有“过来人”才能告诉我们。因为意识本身是我们生命的一个局部，我们怎么能够通过局部认识全部？就拿眼睛来说，它甚至无法看到自己，怎么能够看到后背，看到五脏六腑，但我们没有看到，并不等于它们不存在。

因此，对于持“痛苦之见”的知识分子，更需要从知识走向安详。一个人要想不受噩梦折磨，首先需要醒来。一个没有醒来的人，他所做的一切事，都有可能是错事。这就像一个迷路的人，他走得越快，可能离目标越远；这就像一个人在梦中拼命完成了一件天大的工程，但是梦醒之后，全是懊丧。如果我们稍稍知道一些“醒来”的常识，就会发现，醒来的过程就是痛苦消失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讨论，最有意义的事就是先让自己醒来，再把他人唤醒。很显然，没有谁愿意永远生活在梦中，而安详，正是生命“醒”的状态。

有问，安详会不会把人变成顺民，顺民会放弃对社会的监督。顺民根本没有一个现代公民所应具有的对社会的批评、监督意识和行动。

我说，安详不等于放弃责任，只不过它的方式方法会更加妥善，相对于反社会却没有建设力的人来讲，一个既不反社会又具有建设力的人，是不是更有价值呢？事实上最彻底的监督是让被监督者走进安详，因为安详力本身就是监督力。就像一个人愿意承认有天，就会承认“人在做，天在看”，就会自动约束自己。因此，要想真正实现监督，就要恢复人们的敬畏心。事实上，当安详成为人们的自觉，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甚至不需要监督了。阻止作恶的最好办法是让恶自动终止，而让恶自动终止的最好办法是让它变成无聊，或者说无趣。而要让恶成为无趣，就要让人们尝到善的有趣。就像一个见过大海的人，河湖将不会成为他追求的目标。生命的意义无非是获得喜悦，如果我们现在就在喜悦之中，为什么还要舍近求远？如果一个官员没有找到比贪更快乐的东西，制度再健全，刑罚再严厉，他也有可能铤而走险，因为贪快乐。因此，让官员找到一个比贪更快乐的东西，就成了关键。安详正可以帮助官员找到这种超然的快乐，可以代替一切泡沫快乐的根本快乐，古往今来，有许多清官已经给我们作了证明。安详除了能够让人们对外在诱惑产生无趣感，还可以给生命提供多层次感和无限超越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安详也许是最好的“制度”。

有问，面对社会两极分化、贫富不公，你能安详吗？

我说，一个人如果找不到自己真正的“富贵”，即便是亿万富翁，也是贫穷的；如果找到他本原意义上的“富贵”，即便是一贫如洗，也是富有的。当一个人心存这样的概念，他就会是安详的。当人一旦尝到安详的滋味，渐渐就不会“在意”贫富了，因为根本快乐不会因贫而少，因富而多，它是一种超越贫富的存在。因此，我们要不断提醒人们思考一个问题，一个人拥有亿万财富，却是零喜悦，另一个人虽然贫穷，却拥有亿万喜悦，谁更成功？更快乐？

安详是一种发自心底的快乐。请留心一下古人讲的“心地”这个词，在我看来，它暗示了一种自然生发力，就像大地，它本身具有生长力。真正的幸福正是从这个心灵的大地上自然生长出来的，只要“春来”，就会“草自青”。这个“心地”，就是安详。再说，一个安详的人，他会明白，人的财富是一个总量，这个总量失之东，会补之西。因此，对于不正常原因造成的贫富不公，包括许多读者问到的强拆强占，他可能会据理力争，但绝不会走极端动用非常规手段。

安详既能让富者贵，亦能让贫者尊。

有问，安详是克制欲望的武器，但欲望也是人类前进的动力，如果人人都没有了欲望，社会或许就停止了进步。

我说，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得好好讨论一下这个“前进”，如果一种“前进”让我们丢掉了健康，丢掉了幸福，丢掉了安全感，丢掉了起码的生存环境，它还是“前进”吗？我的父亲今年已经八十七岁高龄，母亲八十二，但是任何时候，他们的脸上都是欢喜，可我从中年人的脸上已经看不到那种程度的欢喜了，在青年人的脸上又看不到中年人脸上的那种欢喜了。由此我想，我们一直在追求进步，这没错，但是当人们的目光中没有了喜悦，这还算不算进步？中国古人在“反动”中完成“前进”，或者说是保持“前进”，它的逻辑是“天人合一”，是“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但是欲望逻辑疯狂鼓动人们，“天地”是我们消费的对象，“万物”是我们挥霍的对象，欲望膨胀的结果将是人类的末路。古人早就发现，人的欲望是一个巨大的惯性，如果没有一套“反动”机制，就会把人类带向灭顶之灾。安详的作用之一，就是“反动”。可见，社会越发展，越需要安详对人们内心的调养。就像一列列车，它速度越快，越需要保障系统安全无误，越需要轨道安全无误。发展的动力是刺激欲望，但欲望过度会毁灭生命。这就需要在欲望和灵魂之间增设一层润滑剂，在“发展”和“安全”之间增设一个制动阀，这个“润滑剂”，这个“制动阀”，在我看来，就是安详。

有问，安详能否在新一代青年身上发生作用。

我说，在我看来，新一代青年面临的主要问题正是安详的缺失。现在，有不少“80后”“90后”缺乏孝敬能力、快乐能力、生活能力、抗挫折能力、爱的能力，一句话，缺少安详力。十几年的应试教育让他们成为考场上的高手，生活中的低能儿。但社会毕竟不是一次次纸上答卷，当他们踏上社会，巨大的不适应就以排山倒海之势到来。现在有许多年轻人轻生，有生活压力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以上原因。孝子是不会轻易自杀的，从小接受过挫折教育的人是不会轻易自杀的，懂得安详的人是在任何环境中都能安处的。这些年轻人，要想适应社会，补安详之课就成了当务之急。我的儿子就是“80后”，和别的孩子比起来，他还是比较传统的，但是当他走进大学，焦虑症几乎让他挺不过来，后来他接受了安详，同样的环境变成了天堂。学习非常用功，生活态度非常积极，又很快乐，最重要的是他从一个怨气冲天愁眉苦脸的人变成了一个快乐的人。

要想让孩子获得生命的灿烂，需要我们把目光投向根。如果根出了问题，叶和果都可能是昙花一现。换句话说，我们在给孩子构建生命大厦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了地基，否则，他们的一生都可能生活在不安全不稳定之中。这个地基，就是安详。因为安详的品质是“根”，是“性”，是“顺”，是“诚”，是“爱”，是“敬”，是“悦”。

有问，要找到安详，最关键的是什么。

我说，我的体会是首先要把傲慢放下，把偏见放下，把成见放下，然后把心灵调整到一种归零状态，读安详的书，做安详的事。事实上，每个人都是一个安详的拥有者，只不过在沉睡，只要唤醒它就足矣；或者说，每个人都是一眼安详的清泉，只要把其中的泥沙淘尽就是。

郭文斌，现任宁夏作协主席、银川市文联主席、中国作协全委。著有畅销书《寻找安详》《农历》等十余部，有中华书局版精装八卷本《郭文斌精选集》行世。长篇小说《农历》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提名，短篇小说《吉祥如意》先后获“人民文学奖”“小说选刊奖”“鲁迅文学奖”。作品被签约译向20多个国家。央视纪录片《记住乡愁》文字统筹、撰稿、策划。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被宁夏党委政府授予“塞上英才”称号，被评为"60年感动宁夏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