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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日常生活如何进入文学？——2019年长篇小说的一个侧面

文学源于生活，如何将生活较为贴切地移植进文学，并进行深度提炼和有效表达，是十分考验作家的。深入2019年的长篇小说文本，无论是战争书写、历史主题、精准扶贫、纪念改革开放等宏大题材，还是女性写作、民生关注、知识分子题材等类型书写，抑或是世俗生活的直接呈现等，都体现出一种“小”的姿态，这些作品往往从很小的切口出发，精心描写普通的人和事，将家长里短、鸡毛蒜皮以及个体的爱恨情仇与时代境遇统合起来，聚焦个人的喜怒哀乐，为个体树碑立传，进而折射时代大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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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战争历史题材的书写。中国的百年现代史是作家们用之不竭的富矿，只不过时下很多的历史书写往往揉进现实的因子，或者从一种小历史的角度入手，表达多样化的主旨，历史书写更加多元化。大的历史方面，王筠的《交响乐》书写抗美援朝战争，温靖邦的《大逐鹿》以解放战争为题，张炯的《巨变：1949》书写新中国成立这一特殊的历史节点。这些小说往往从细节入手，重现藏在档案里的历史，而且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那就是将书写重点落在普通个体的身上。志在飞的《半条被子》书写长征途中可歌可泣的军民鱼水深情，主要线索就是“一床被子”。周诠的《白乙化》是一部歌颂英雄的作品，小说以抗战英雄为原型，但书写的是立体的英雄。徐贵祥的《穿插》通过“亡灵叙述”，揭秘复杂而多元的真实英雄形象。杨少衡的《新世界》同样如此。周建新的《锦西卫》再现地方抗战，复活了铜匠、土匪、县长、神枪手、乡绅、间谍、日军等各色人物。凸凹的《京西之南》聚焦历史，写出了生活与人物的复杂性。南飞雁的《省府前街》以开封沦陷、抗战胜利、开封解放、河南省省会迁往郑州为主要节点，书写开封人面对时代巨变的挣扎与蜕变、惶惑与新生。吴玉辉的《平安扣》以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抓壮丁造成许多家庭破碎、骨肉分离的悲剧为背景，展现了海峡两岸隔不断的血脉亲情。总的来说，这些大历史的书写多聚焦普通个体的日常生活和心理世界。

还有一些小说以历史为背景，书写普通人在历史大洪流中的境况，更是一种小的历史书写。徐皓峰的《大地双心》从表面来看也是一般的历史题材，涉及的是权力争斗、历史演义。但是作者远远超越故事本身层面，书写了动荡时代里人性的复杂与多元，以及历史的必然与偶然。冯骥才的《单筒望远镜》与大历史记叙不同的是，作者深入到了个体，透过一些极其微小的细节来映衬历史的荒谬。远人的《秋盆河》是改革开放的史前史，但涉及了不少有关战争的记忆书写，小说虽然没有战场的正面书写，却自始至终弥漫着战争的氛围，小说涉及友谊、爱情、家庭生活，充满着很多的偶然，但其实一直是历史在不经意间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赵焰的《彼岸》描述了诸多历史事件以及陶大文这样复杂的历史人物，不过小说并非只为呈现历史或为历史翻案，而是一种心灵史的书写。畀愚的《江河东流》也是历史题材，但是小说很明显不是宏大历史事件的正史书写，而是塑造了两代军阀形象。还有不少小说只是在某一个侧面与历史接应。王爱松的《爷的荣誉》是一部家族叙事的小说，书写青年的成长，但是突然加入了日本人入侵的情节，具有民间野史的意味。凸凹的《汤汤水命：秦蜀太守李冰》书写历史人物李冰，深挖历史人物的生活细节，全景展现历史面貌。高满堂的《老酒馆》、吴克敬的《新娘》也与之相近。张庆国的《老鹰之歌》也以抗战为背景，书写动荡年代个体之间的情与爱。宁新路的《转世天狼》对特定年代的边缘人物进行了深刻的人性与生命解析。陈希我的《心！》通过对历史的探询来书写人性的复杂。麦家的《人生海海》采用孩童视角，讲述了上校这个具有多重身份的人物在时代中缠斗穿行的一生。梁鸿的《四象》也是百年历史的演绎，但是作家没有对历史盖棺定论，通过特别的文体形式，书写历史的诡谲和个体命运的复杂。还有很多小说以一个地域的历史或一个行业为中心展开，既有地域性特点，也参与了整体历史的建构，但是在具体呈现上都是从细微处着手。孙未的《无常殿》通过检察院公诉处的描写，折射出新中国70年以来的社会图景。朱山坡的《蛋镇电影院》以电影院这一方小天地的故事，展示时代大进程。吴君的《万福》与之相仿，只是地方换到了“万福”。周恺的《苔》、冯积岐的《西府关中》《渭河史》、蔡测海的《地方》、王怀宇的《红草原》、郑风淑的《南大川》都是如此。

其他的历史书写还有，樊希安的《乌蒙战歌》聚焦三线建设，陈德民的《大地回春》回望知青岁月，吴静林的《疆山》书写新疆建设兵团的故事，林森的《岛》反映海岛开发历程，陈力娇的《红灯笼》书写兵工厂的故事。钱佐扬的《大江奔流》书写历史悬案。熊召政的《大金王朝》、马鸣谦的《降魔变》、姚伟的《楞严经》、宵白城的《将军岸》、蒋杏的《南宋王朝》、林奎成的《甲申风云》则将历史追溯得更久更远。总的来说，这些小说回望中国历史，特别聚焦艰辛的革命岁月，歌颂英雄和人民。此外，在宏大的主题中，也逐渐辐射个体命运，很多小说流露出了“小历史”的写作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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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也开始被作家关注。很多作品对此都有涉及，不过这些作品并非仅仅是对这一历史进程的空洞陈述，而是着力于时代进程中人物的书写。通过对改革开放亲历式的呈现，来书写个体与时代的共振，纪念伟大的历史壮举。总的来说，这些写作都触碰了时代的大主题，但是立足点却是普通的个体。

关仁山的《大地长歌》全景式地再现燕赵地域的浓情画卷。小说以改革开放40年为时代背景，将家国大事、家族矛盾、个体冲突、转型时代农民的生活艰辛和精神诉求，通过曲折复杂的矛盾冲突演绎出来。孙颙的《风眼》讲述一家大型出版社一套经济常识丛书遭上级领导严厉批评而产生风波的故事，由此呈现出时代转型时的众声喧哗，反映改革开放40年来的出版历程，通过出版业的兴衰来与时代共振。詹东新的《飞往中国》书写改革开放背景下，中国民航业的发展。罗日新的《钢的城》通过一个国营钢企的兴衰来反映改革的进程。王大进的《回声》以于一心的成长经历为线，串联起改革开放的历程。于晓丹的《北京1980》通过几个年轻人的情感经历书写，将个体成长与时代变迁相结合。余松的《故乡》是一部书写乡土改革开放的作品，作者借助米村这个极其微小的地方，深刻展现了中国乡村几十年的变迁。王强的《我们的时代》三部曲书写改革开放几十年的进程，以普通个体的爱恨悲欢与命运沉浮为中心展开。

与改革开放的脚步同行，创业故事写作近年来集中爆发，吴文莉的《黄金城》描写了陕西企业家如何在40年里创业的故事。庞贝的《独角兽》借用科幻的外衣书写商战。胡宝凯的《百年大集》书写个体从大集摆摊到成为企业家的成长轨迹。陈武的《升沉》书写创业的成与败。关仁山、杨健棣的《农村青年李继承的城市生活》书写城乡融合的主题，继续讨论青年进城的话题。

改革开放的后期，精准扶贫成为一项重要工作。这些扶贫小说不仅仅呈现出一种主旋律的态势，也反应了乡村以及扶贫工作人员较为真实的具有生活性的一面。忽培元的《乡村第一书记》谱写了乡村振兴的美妙华章，老藤的《战国红》塑造了为扶贫献身的干部形象，赵德发的《经山海》也是书写乡村振兴伟业。这些小说都同时穿插着历史、爱情等其他支线，增强了小说的丰富性。江觉迟的《雪莲花》以藏区支教为线索，以自传体的形式，将个体的支教与教育扶贫结合起来。陈玉福的《八步沙》讲述了一个现代版的愚公移山的故事。林雪儿的《北京到马边有多远》书写彝族地区扶贫故事。贺享雍的《天大地大》书写年轻驻村干部从事精准扶贫工作的故事，同时也写到了扶贫工作在现实中遇到的困难，较为真实地反映基层干部在扶贫工作中面临的具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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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书写亦是如此。作家们通过女性日常生活的遭际，来进行女性主题的展示与表达。付秀莹的《他乡》用女性的细腻文笔，将一位被婚姻家庭生活折磨得遍体鳞伤的女性呈现出来。周瑄璞的《日近长安远》与之十分相近，小说通过两位女性从农村走向城市寻求事业发展的书写，来展现时代的进程、改革的阵痛，特别凸显从农村到城市寻梦这一主题。虹影的《罗马》书写了一名女性童年与成年两条线的故事，通过日常生活的书写勾勒出女性命运。蒋韵的《你好，安娜》以三个家庭多位女性为中心人物展开，书写女性在时代中的遭际。盛可以的《女工家记》聚焦保姆这一女性群体，姚鄂梅的《衣物语》书写女性独立的困难。庆山的《夏摩山谷》书写三位女性的爱情经历以及她们对生活的逃离。糖匪的《无名盛宴》表达女性性别就是“命运深渊”的主题。池莉的《大树小虫》、薛燕萍的《宽街》从生育角度切入书写女性命运。君婷的《某女朝阳》、王方晨的《背后》、叶炜的《贵人》聚焦女性职场。须一瓜的《五月与阿德》、林棹的《流溪》、郭楠的《花团锦簇》、刘世博的《余市》涉及了一系列女性的悲剧命运。滕肖澜的《心居》透过女性生存史来进行城市书写。批评家吴亮的《不存在的信札》重启叙述圈套，主要围绕一位神秘的女人展开。其他的还有张欣的《千万与春住》、高君的《柔情史》、娜彧的《丢小姐》、温恕的《世间人》、古兰月的《木莲花开》、德德的《夕照寺》、黑孩的《惠比寿花园广场》等作品，都书写了女性相关的主题。还有一些作品写出了女性的觉醒与向上的力量。朱山坡的《南国佳人》以历史女性为中心，书写了一曲忠贞不渝的爱情之歌。尹学芸的《岁月风尘》书写百年历史风云，主要以一对姐妹为中心展开，通过她们的故事来书写时代的进程。张碧云的《水漾红尘》以三位女性的成长、求学、事业、爱情与婚姻所面临的困惑为主线，讲述女性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上所面临的挑战和考验，以及对生活的担当。柳营的《姐姐》也书写女性通过自身努力所完成的蜕变。黄孝阳的《人间值得》书写女性在大时代洪流中的奋斗史。但是这样的作品比重很低，女性书写多以哀歌为主。总体而言，作家们普遍聚焦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遭遇，以很小的切口来表现女性写作和女性主义这一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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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关注方面，直指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衣食住行，教育、成长、住房、医疗、创业、就业、底层书写等是2019年的长篇小说较为集中的选题。教育书写方面，刘庆邦的《家长》聚焦中国家长的教育焦虑，书写孩子是如何被家长逼“疯”的。荆歌的《芳邻》也是一部与家庭教育有关的作品，小说写到义东所遭遇的父亲暴力教育，同时也有邻居家庭另一种教育的对比呈现。马金莲的《孤独树》关注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王刊的《择校记》讲述了择校、迁校过程中的隐秘故事。六六和九枚玉的《少年派》聚焦高考故事，周岂衣的《十八岁》书写年轻一代的高考记忆。

成长小说主要反映主人公的成长经历，多与教育主题相结合。禹风的《圆舞浜黑蜀葵》是一部青春岁月的编年史，主要书写成长故事。永城的《网中人》是一部创业史，也是一部成长主题的小说。周李立的《所有与唯一》讲述独生子女的成长问题。黄梵的《一寸师》以少年姜浩为叙事中心，勾勒出一个少年的生活史，也展示小镇人物的人性之美和宽容。陆源的《童年兽》讲述了童年成长。马笑泉的《放养年代》聚焦儿童成长问题，深入地思考探究“问题少年”到底是被怎样一种外在的社会条件“炼”成的。畅销书作家卢思浩的《时间的答案》也是一个关于选择和成长的故事。

阿来的《云中记》是一个较为特殊的文本，主旨多元繁复，不过更多的还是对民生的关注，小说是一部灾难主题的作品。同时，作品通过召唤逝去的东西，来反衬现实，重建物质和精神家园，确立当下生活的意义。抚慰在世和活在当下的人们，才是作品的终极目的和意义。同样的，王晋康的科幻作品《宇宙晶卵》虽然是书写宇宙的命运，却也指向现实的生活世界。郭羽、刘波的《网络英雄传之黑客诀》用网络文学的手法关注网络安全。其他的还有丁燕的《工厂爱情》通过打工者的爱情书写，展现底层人群生存的艰辛。二湘的《暗涌》通过海外生活的点滴书写海外生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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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这些主题写作，日常生活本身如何进入文学也是作家们普遍在进行的尝试。他们努力逼近时代和人性的真实，透过生活本身的书写，直面灵魂，思考生命和人性，总体来说，这些作品呈现出个体与时代共振的趋势，扭转了将个人叙事和宏大叙事对立起来的一些书写传统，对人性的挖掘更加全面，对民族精神的塑造更加深入，而在书写层面，则几乎是对生活的直接移植和剖析。

方方的《是无等等》以一个“无用”者为中心展开书写，叙写了新世纪以来人们所经历的寻常生活。孙睿的《背光而生》书写了一对做人做事无愧于心的父子，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但都守住了道德的底线，这对悲情父子是作家理想化人格的塑造。程青的《湖边》通过一个悬疑案件，展现极有生活意味的世情众相。凡一平的《蝉声唱》关注的是两人身份互换之后各自命运的走向，将家庭环境、身份地位对个体命运的影响深刻地勾画出来。石钟山的《春风十里》是军旅背景，不过书写的是普通人的参军、转业，都是日常生活的复现。张旻的《忧郁城》聚焦的是当代人的精神困境，通过人物的成长史与情感历程，以及这一过程中所伴随的城市化进程，小说写出了都市人的精神状态和面临的困境。郑小驴的《去洞庭》披着悬疑案件的外衣，对不同阶层生存困境进行细致描摹，对人生意义进行深度探寻。李唐的《月球房地产推销员》讲述的是一个关于逃离的故事，而且逃离之地已经脱离了地球，生活逼迫人们逃向月球。为了摆脱生活的困境，月球得到大开发，人们纷纷在月球置地。小说写出了生活极为残酷的一面，也试图找到如何在残酷的世界里真正生活下去的力量。亦夫的《无花果落地的声响》讲述埋藏在心底多年的畸形情欲，讲述跨国婚姻扭曲下一言难尽的乡愁。

还有一些作品具有主题写作的外貌，但是是通过生活化的方式呈现。禹风的《静安1976》描绘了1970年代上海里弄生活以及主人公的自我成长。看似历史的介入，其实是家长里短的书写。吕铮的《无所遁形》关注的是视频监控的问题，通过一个刑事案件的侦破过程，关注警察这一群体的生存状态，同时也思索技术带来的利与弊。彭海燕的《第一信号》书写消防题材，由此表现人的脆弱与坚强，卑微与崇高，书写个体对苦难的超越。于正的《魔术师》将读者带进魔术江湖。夏阳的《长夜将至》使用通俗小说的技法，书写离奇的谋杀与复仇，但悬疑外衣的包裹之下，仍是对人性的深入开掘，直面人性的复杂。陈应松的《森林沉默》以寓言的性质来书写现代化的进程，新旧事物交织碰撞。

知识分子书写也与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相勾连。格非的《月落荒寺》延续其一贯的创作风格，通过书写知识分子林宜生以及围绕在他周围的一个群体的生活，来映照现实。叶炜的《天择》《裂变》《踟躇》三部曲围绕具体的大学生活和工作，书写转型期中国知识群体的心理惶惑和精神裂变。阿袁的《师母》则选取了“师母”群像这一新的角度来书写知识分子现状。

近年来，关于文学式微的论调不绝于耳，但是文学的出版却十分繁荣，不光是大陆作家，很多港澳台地区以及海外华裔作家的长篇也被引进，比如钟晓阳的《遗恨》、童伟格的《西北雨》等。长篇小说出版，已经从年产千部迈向万部。作家们对长篇小说这一体裁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迷恋，由此也带来一些书写的危机。长篇小说总体来讲反映了时代的大震荡与个体细微的生活，主题与技法都有所突破，但是也存在一些长久累积下来的弊病，需要引起重视和反思。对大部头的迷恋转向“小”制作，关注生活的细微处，描摹情感的隐密处，直抵人心、人性与人情，以“小”博“大”，或许是一种有效的突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