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味，究竟是什么味道？
来源：解放日报 | 姚梦 2020年01月22日06:34
小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年味。年还有味道？问父亲，他也不知道。他只记得他小的时候，到了过年可以放开来吃。父亲说，满桌子的瓜子、花生、葵花子，吃到后来连饭都不想吃了，这就是年饱。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谁提到年味，我就想到父亲打了个嗝。嗝！瓜子、花生、葵花子混合着胃酸的味道。
父亲生于1956年，稍微懂点事就遇上“困难时期”，过年能有大把干货炒货，几乎可算是他的造化。但就这些东西这点规模，终究还不是过年。我生平过的最有“规模”的年，当数1988年那回。
那年临近春节，外祖父突然电话几个女婿，赶紧回来帮忙！赶回来一看，外祖父站在阳台上直搓手。狭小的阳台支起一根竹竿，竹竿上吊了五六块猪后座肉，地上还整齐地摆放着另一排。外祖父在农业部门工作，当年跑遍全市推广生猪养殖。他尴尬地笑了笑，猪农今年收成好。
怎么办呢？那时没冰箱，想要保存好，只能腌。于是翁婿齐动手，捞起袖子端起盆，花椒粗盐腌猪腿。几个女婿都是文化人，没干两下就开始讨论，究竟该如何分这些猪肉。嫩一点的炒肉丝、大块的红烧肉、骨头聚起来熬汤，大蒜炒咸肉、拆骨肉炖粉丝、咸骨头白菜煲，大家搜肠刮肚地想，还吃过哪些菜，能把眼前的丰收融进去。说到后来，活儿也不干了，人手一支烟，蹲在地上围着猪后座肉遐想。外祖母从厨房跳出来，高喊一声，留点肉炸肉圆！
盐城人喜爱的肉圆，是糯米饭肉圆，调好味的肉馅与泡好的糯米充分搅拌，下油锅炸透。这道菜的关键，就是糯米比例要多。“困难时期”留下的经验，往往与如何吃饱有关。再能吃的人，三四个糯米饭肉圆，搭上一碗米饭，基本上就饱了。
但那天不一样。外祖母坐在蜂窝炉边，小铁锅一直炸得冒黑烟。炸好的肉圆现炸现吃，谁路过都捞一个塞嘴里。什么节省持家，什么蔬菜搭配，什么初级阶段，统统抛到爪哇国去了。到了饭点，谁都没兴趣也没容量再去动筷子。为了快速消除存量，当天的肉圆肉多米少，再经油锅一炸，大家五脏六腑都油汪汪的。父亲更是创纪录地吃了14个。那年直到春节结束，只要闻到油烟味，大伙儿都嗝得厉害。那一年，年的味道，就是油滋滋的。
油滋滋的年，终究不是常态。进入上世纪90年代，大家都有冰箱了，这点分量的肉还是可以冷冻保存的。但有冰箱了，过年反而不兴猪肉了。兴什么呢？购物卡。最早的购物卡，其实就是一张纸。1996年春节，母亲单位发了一个信封，里面一张红纸，郑重其事地写着“祝各位同志新春快乐”，在这段话之后，附了简短的几句，大概是凭此贺信可到某某超市领取价值200元的新春礼品。
超市很偏，几乎到郊区了。我和母亲骑着自行车，一路顶着寒风前进。出示了红纸之后，营业员也极为客气。母亲很高兴，对我说：“喜欢什么就自己拿吧。”我拎着一个大提篮，左看右拿。许多平日里舍不得买的小吃，一次拿个够。最终一结账，居然还有30块没花掉。拿什么呢？就拿烟花吧！
那年的烟花，一直放到中秋。此后只要想到1996年，记忆里就充满了烟火味。
人们对于年味的记忆，大致都是缺什么想什么，想了一年的东西，突然意外地在春节出现了，自然欢喜得记到骨髓里。随着生活条件的变好，这种意外越来越少，对过年的期待也就越来越淡。于是，过年唯一的意义，就是一家人坐下，吃一顿形式大于内容的饭。
2017年大年三十，全家照例到祖父那儿吃年夜饭。父亲这一辈开始喝酒，三杯酒下肚，嗓门提上来，杀天杀地杀神仙。不知道的人，乍一听，以为这家人要动刀子了。
我儿子受不了祖辈这种热闹，听了两三句就把耳朵捂起来，再后来干脆离桌下地，四处晃荡去了。没过一会儿，他拎着一只大玻璃瓶子跳出来：“看！我发现了什么！”
喊声未绝，手一滑，玻璃瓶子打翻在地，黄绿色黏稠状的物体四下飞溅。瓶子里是什么呢？是祖父平时积攒的花肥，也就是把鸭肠鸡肠鱼肠之类的东西，满满地压一瓶，密封起来等发酵的。
我相信，这个年的味道，我儿子一定终生难忘。
江苏省作协会员、盐城媒体人 姚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