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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文景“艺文季”:我们一直“在路上”

来源:中国作家网 | 王杨  2020年01月21日08:14

“我还年轻,我渴望上路。”

1957年,又一次金融危机席卷美国,数百家企业破产,物价疯涨,成千上万人失业。这一年4月2日到22日,三个星期时间内,杰克·凯鲁亚克在打字机上敲出了《在路上》的初稿;也正是这一年,这部凯鲁亚克基于自己和朋友们真实旅途经历所完成的最负盛名的小说出版。“我还年轻,我渴望上路”很快传遍世界,成为无数青年的生活宣言。2020年,凯鲁亚克去世50年后,《在路上》仍然激发着无穷远方的无数人们,打破常规,追求个性,永不止步。

1月11日,《在路上》作为文景春季新书,成为“2020文景艺文季”的主题。主办方邀请了陶跃庆、淡豹、叶梓颐、郑小悠、翁昕、罗新、祝勇、范晔八位来自文学、艺术、历史、传媒、科普等不同领域的演讲者,讲述自己“在路上”的生活或者“探路”经过,这其中有自然的路、历史的路、艺术的路、文学的路、人生的路,道路不同,但对于边界的突破和思考却是相通的。

陶跃庆:1990年,我把《在路上》译成了中文

陶跃庆演讲

1988年,还在读研究生二年级的陶跃庆读到了英文版《在路上》。一个年轻人对一种不被限定的生活状态的热望和追求,以及这个年轻人从美国东海岸到西海岸再回到洛杉矶的漫无目的的游荡,让陶跃庆萌生了想要将这种阅读体验也分享给更多中国读者的冲动。在一切都有可能的80年代,陶跃庆和师姐何小丽用两个月的时间合译了凯鲁亚克的《在路上》。1990年由漓江出版社正式出版。

对陶跃庆来说,这次翻译旅程开启了他人生的冒险。《在路上》出版时,他已经毕业被分配到机关工作,1990年底,同事扔给陶跃庆一张汇款单,说“给你一台彩电”——3600元的翻译稿费,而那个年代一台彩电的价格在3000元左右。和师姐平分稿费后,陶跃庆觉得应该用这笔钱来实践一下自己想要的生活,决定放弃“铁饭碗”投身到陌生的未来中。家人写信表示反对,“可他们已经管不了了,因为信很慢”。

陶跃庆由此开始了“在路上”的旅程,在此后30多年里,他从跨国公司销售,而成为央视制片人、资深记者、评论员,直至今日仍旧时刻期待着探索陌生而新鲜的广阔世界。对陶跃庆来说,“在路上”是一种可能,意味着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想象来过生活,可以充分释放内在热情,不被偏见和既定生活规则所左右。“在路上”不再是一个书名,而是推倒一切生活束缚的勇气,是他全部的故事。

淡豹: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

淡豹演讲

当一个写作者在看新闻报道的时候,他或她到底在看些什么?

《Vista看天下》、Elle Men杂志专栏作家淡豹的小说即将由文景出版,她从自己的文学创作经验讲起。她会看媒体新闻报道、微博甚至淘宝的用户评价,希望从中读到其他人生活中的常识以及这些常识是怎样冲突的,从而在他人生活的细节中想象和自己不同的另一种生活的全貌。

杀人案发生时楼上的响动,邻居根据常识,以为是家常的打闹声;德国进口牛奶拧盖自动开封口的设计,令一些国内消费者质疑牛奶的质量和真假,如此等等,关于身体、关于伦理、关于女性、关于家庭……常识并不是统一的,也不是固化的,常识是一种特殊的知识体,它是一系列观念的集合,相互关联,结构松散;它来自我们生活经验和文化传统,但它被不断地重塑;它来自于现实,也能形塑现实。常识不是客观的,而是历史形成的,它会随着时间不断更新和重组,并在变迁中反映新的时代价值。“这一方面对于我们理解社会有帮助,另一方面对我写小说塑造冲突,塑造新的生活场景和群体有帮助。”淡豹说,由于网络和科技开启的空间,由于阅读行为本身,由于我们生活在变迁的中国,意见正在发生碰撞,也许我们可以通过阅读,无论是新闻报道还是文学作品,去了解不同的人们,形成我们共情的基础。

回到主题“在路上”,淡豹引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无穷的远方,无尽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叶梓颐:公路与北极星

叶梓颐演讲

伴随着炫目的星空图景,星空摄影师、科普作者、Discovery探索频道中国区签约创作人叶梓颐娓娓讲述了自己的“追星”之旅。

看上去开朗乐观的叶梓颐小时候其实是个“不太灵光”的孩子,从小到大的生活充斥着妈妈给报的各种兴趣班以及被兴趣班老师劝退。高中时候,叶梓颐参加了地理老师组织的天文兴趣小组,第一次去看了星星,由此找到了自己的兴趣点和安全区。不开心或压力大的时候,拿着一张活动星图到学校操场上看星星,成为她走近天文和星空摄影的契机。大三时一次真人秀节目获奖,得到了30万的广告合同,叶梓颐由此开始在世界各地“追星”。从澳大利亚“十二门徒”海域面对大陆尽头摄下的星空图,到在人类最北定居点斯瓦尔巴群岛拍摄的日全食,再到2015年在飞机上拍下的北极地区10年最大的极光爆发……叶梓颐后来做的事情就是用一张照片说一个哲理,讲述一个天文故事。

有些恒星会以超新星爆炸的形式死亡,而这也是新恒星诞生的温床。叶梓颐说,对于人来说也是这样,尝试不同的路或归零的时候,都是一次重生、一次重新开始在路上,尽管这条路可能是盘山路。

郑小悠:司马迁的见与不见——韩城访古行旅

郑小悠演讲

2019年,历史学者、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郑小悠“偶然上路”,参加中华书局组织的“读《史记》,访司马迁故里”活动,自称“宅女”的她突破自我,真正从地理意义上“在路上”。

“在历史学科里面,时间越早,就越处于鄙视链的上端;时间越晚,就越处于鄙视链的下端,而我是学清史的。”郑小悠原本自觉在“太史公祠”是说不上话的,但谒太史公祠,游梁带村芮城遗址博物馆,访文、武、城隍三庙,探党家村古民居群落……一路走下来,她意外感受到“文献与实地考察结合”“历史与现实交融”带来的惊喜,韩城之旅也成了“一场斩断学科鄙视链的行动”。

太史公祠前几十块石碑,自北宋以来千年中不断被自发树立和重修。古代韩城经济并不特别发达,这种大规模的工程建设,无论对于地方政府还是某个家族来说,都是比较重的负担。这种代价颇大的修缮和保护,正是源于当地人对司马迁的精神上的崇敬和强烈的文化依赖感。郑小悠也由此理解了为什么县级小城韩城会成为明清科举制度中地位颇高的“三城”之一。韩城文庙中高规格的“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在此下马”碑,有600年历史的党家村里的“惜字塔”“训诫石”,在郑小悠看来,无不显示出历史延伸下来的耕读余绪和文化传统,具体可感的历史现场消弭了研究分界固化的壁垒,成为她难得的学术体验。

翁昕:从画室到美术馆,梵高需要走几步

翁昕演讲

作为一个艺术经纪人,《如何看懂艺术》系列丛书作者翁昕在演讲中带领听众们走近梵高作品,讲述从画室到美术馆,梵高作品走向世界的一段路途。

梵高在世时,画作并非没有人喜欢,为梵高治疗精神疾病的加歇医生在画中看到了梵高有趣的灵魂,甚至要求梵高在原有的给他的画像之外,又画了一幅《加歇医生》。但梵高作品最终走向世界,仍是在他去世之后,这也多亏了几位“知音”。在梵高弟媳乔安娜的积极奔走下,300多件梵高画作于1905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展出,更多人由此接触到梵高画作并深深喜爱。出身传统宗教贵族家庭的海伦·穆勒和她身为大资本家的丈夫安东热衷于收藏梵高的作品,他们的收藏也逐渐使得整个欧洲的艺术经纪人们开始看到梵高作品的潜力。1921年,梵高的一副作品以4000英镑的价格卖给了美国的钢铁大亨,40年后该作品再次出售时,价格为16万美元。经历1980年代来自日本收藏家的追捧,直到1990年,梵高的其中一幅《加歇医生》以8250万美金的总价在拍卖会成交,这一年,恰是梵高去世整整100年——他终于从当年简陋的画室走到整个艺术史的巅峰。

翁昕说,讲述梵高以及他去世之后艺术之路的故事,是希望鼓励大家有朝一日迈出步伐,走出自己的路,到梵高画作及其他伟大作品面前,用自己的眼睛和他们相遇,写出自己和伟大艺术的故事。

罗新:讲述时间的故事,就是从混沌中找出秩序、意义和连续性

罗新演讲

1072年,波斯诗人海亚姆从一位法官手里接过一个笔记本,本子由撒马尔罕的犹太工匠根据中国造纸技法造出的撒马尔罕纸做成,海亚姆在上面写满了诗,《鲁拜集》诞生。“撒马尔罕纸上有诗人想要倾诉但世人尚未准备好倾听的话语”,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系教授罗新用这则故事引出了对于撒马尔罕纸历史的探究。

从9世纪开始直至19世纪千余年间,撒马尔罕纸大名鼎鼎。以往历史研究认为,公元751年,唐朝军队在怛罗斯之战中战败,大批战俘被迫西迁,其中包括部分造纸、纺织工匠。怛逻斯战俘与撒马尔罕纸之间似乎有着显而易见的关联。但罗新说,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质疑这一说法,因为在中亚甚至比中亚更远的地方发现了纸张,其中很多是早于751年产生的,只是在阿拉伯对外征服战争之后,这种造纸术才进入阿拉伯世界,并最终传入地中海世界。最古老的撒马尔罕纸是怎样被发明的,有许多种说法,到现在也说不清楚;撒马尔罕纸生产内部又是怎样传承的,更没有历史资料可以证明。“我们所熟悉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形成的——断裂的可以变得连续,间隔的可以变得通畅,不确切的可以变得确定无疑。时间之河虽连绵不绝,河中的波浪水珠之间却处在持续的分分合合中”,罗新说,“讲述时间的故事,就是要在这一团混沌中找出秩序、意义,然后建立它的连续性”。

2019年底,罗新参观了撒马尔罕的穆赫塔洛夫遗产纸坊,那不是古代流传下来的造纸作坊,而是现代的,只是作坊老板认为自己是按照复原的古代方法在造纸。曾经失传了100年的撒马尔罕纸被重新继续生产。故事讲到这里,并不是说这个纸靠不住,是假古董,罗新说自己很尊重它,历史都是这样的,家族的历史、个人生命的历史,大多数都是这样制造出来的。“这个事例只是再一次提示,我们学习和研究的历史,无论是遥远的、切近的、古老的、眼前的,都处在持续重组中,每一次重组既与过去有多重关联,又与眼下、与未来万缕千丝。”

在穆赫塔洛夫遗产纸坊,罗新买了很多纸回来。他和朋友说,这个纸就是《鲁拜集》用的纸,就是海亚姆用的纸。朋友们都问是真的吗,“但是我想说,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不能说我骗了他们,我又不能说这个是真的,所以,历史就是这样子的”。

祝勇:在故宫书写整个世界

祝勇演讲

2020年,故宫要迎来它的600岁生日,这座古老的皇家建筑也一直“在路上”,用故宫博物院影视研究所所长、作家祝勇的话说,这里的“路”有两个含义,一条是精神上的路,一条是现实中的路。精神上,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串联了整个中华5000年的文明之路;而祝勇讲述的,是现实中另一条鲜为人知的路——1933年开始的故宫文物南迁。

1933年元旦,日本人攻破了山海关,当时的国民政府下命令,故宫文物集体南迁。海量文物紧急装箱,负责文物装箱的庄严老先生对着被康有为誉为“中华第一文物”的10件先秦石鼓犯了愁。石鼓体积和重量大,表皮脆弱,上面的文字极易脱落,长途搬迁殊为不易。后来是琉璃厂文物拍卖行的一个老师傅告诉庄严先生一个办法,将棉花沾湿,填补上石鼓缝隙,再用湿宣纸覆盖表面;然后把巨大的石鼓搬入文物木箱,用草把箱子内填实。就这样,10个石鼓跟随故宫的19000箱文物一起,抵达南京,部分暂存上海。1937年南京失守,19000多箱文物继续西运,分三路运往四川、贵州、重庆,10年之后,于1947年在南京重聚。1948年,庄严先生押船带着2972箱文物去台北,后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走的时候他没有见到石鼓,石鼓留在了南京,于1950年回到北京故宫博物院。从离开大陆到1988年在台北荣总去世,庄严先生没有再见过石鼓。2019年,故宫博物院举办南迁文物研讨会,庄严先生的儿子在会上说,庄老先生病重期间身上插满管子,不能说话,却在弥留之际说了两个字,庄家四公子趴到父亲嘴边仔细听,终于听清了那两个字:“北平”。

祝勇说,故宫博物院是传统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和中华文明都一直在历史的流转当中,历尽风雨,对于故宫博物院和中华文明而言,在路上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范晔:原地夜游哈瓦那

范晔演讲

《百年孤独》《未知大学》的译者范晔在演讲一开始就承认,自己从未去过哈瓦那。但他这两年一直在翻译古巴作家卡夫雷拉・因方特(Cabrera Infante)的代表作、长篇小说Tres tristes tigres,小说题目源自西语中一句家喻户晓的绕口令,题目直译为“三只忧伤的老虎”,是拉美“文学爆炸”风潮中最独特、最具实验性的作品之一,已成为20世纪文学史上的“少数派”经典。

范晔一直在书名的翻译上挣扎,如果直译为“三只忧伤的老虎”,意思准确,却没有了西语原文中语言的游戏感和绕口令一样的语感,为此他还曾想出了“虎苦图”的译法。虽然题目中有“老虎”一词,但小说中一只老虎都没有,小说人物有城市浪游者、演员、作家、鼓手、摄影师,写的全是都市的边缘人以及他们在哈瓦那的夜生活。因方特目睹心之所系的城市正以不可逆转的速度走向消亡,他终将失去哈瓦那,只能在追忆中用一词一句当作一砖一石来重建这个城市。小说真正的主角并不是艺术家,而是文学、电影、音乐以及作者回忆中的哈瓦那。

因为翻译这部小说,哈瓦那对于范晔有了开启新章的意义。范晔去看了一些老电影和照片:讲述哈瓦那音乐“老炮”的《乐满哈瓦那》、因方特本人担任编剧的《迷失城市》以及老照片中哈瓦那的著名景点、也是小说重要舞台的滨海大道……这让他可以“原地夜游哈瓦那”。最后,范晔用小说中一位人物提出的概念“脱水的水”结束演讲,“我们想象也好,翻译也好,或者是记忆也好,它都是一种‘脱水的水’,都是不可能里面蕴含的一种可能性”。

从2002年成立以来,出版文化品牌世纪文景一直通过出版来探索思想、文化与生活的未来与可能性。自2012年起,文景已连续举办多届“艺文季”,2020年,文景以艺文季为开端,将推出包含引进版和本土原创文学、大众社科及经典社科、人文艺术几个类别的30余本新书。文学类新书包括在1990年首个中译本基础上由译者陶跃庆、何小丽全面修订的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布克奖”入围作品、霍华德•雅各布森追问人类命运的作品《J》以及中国作家赵松的新作《隐》等。社科新书中,有汉学家、艺术史家包华石的首部中文专著《西中有东:前工业时代的中英政治与视觉》以及汉学家罗友枝的清史研究代表作《最后的皇族》。人文艺术类新书有艺术史家巫鸿作品《陈规再造——巫鸿美术史文集卷三》、书法家朱天曙的《书法答问》等。另外,2020年文景也将涉足童书领域,出版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得主赤羽末吉的中国故事绘本系列,包括苗族民间故事《灯花》《龙牙颗颗钉满天》、彝族民间故事《九兄弟斗土司》、蒙古族民间故事《猎人海力布》四本,以及重版“我的家在紫禁城”系列。

姚映然致辞

正如世纪文景总经理、总编辑姚映然在开场致辞中所说,人们形成偏见、依靠偏见,同时也在不断打破偏见。大家依然热爱书籍,也证明了人们的大脑始终渴望复杂性,渴望拥有更多认识现实的思维力。生活的动力,不止在于占有,更在于创造,这是“在路上”的信念,这也是读书和做书的意义。 (中国作家网 王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