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缘起，为十六岁的导弹工程兵而作

我在军旅生涯封刀之作《大国重器》的封面上，写下一联题记：“沐东风而后知春浓，观长剑而后识器重”，是从《文心雕龙》化来。句中的“东风”“长剑”其实是两种导弹武器的型号，前者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红遍中国的热词，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毛体所书，东风汽车、东风机车，直至东风导弹，后者出自我的《大国长剑》。作为一个军队作家，这些年写了二十六部书，计七百多万字，我的文字能否成为经典，要看是否经得起五十年、一百年、五百年、一千年的时间淘洗。即便成为文学经典，在我心中也抵不过为国家民族贡献一个词语、一个武器型号。

我为什么要写作，为火箭军啸吟、为普通官兵歌咏，一切皆缘起十六岁当导弹工程兵的经历。彼时，遇人生第一位贵人，接兵排长王爱东。“文革”末期的那个年代，高中毕业就是失业，当兵不啻读一所没有围墙的社会大学，尤其当时是特种兵部队来接兵，政治要求严格，五百人去验兵，仅录取三十一人，我有幸位列其中。这支队伍当时有老红军、老八路等领导在岗，故我的躯壳、铠甲和血脉，深深嵌了像李旭阁、阴法唐这样封疆大吏的风骨，以及接兵排长王爱东、老连长张英、政治处主任王家惠等人的气度与风范。生命中的贵人不绝于行，照拂护佑我一生。

我随兵车去的方向，开始说是南中国海边，然，风雨桂林转兵，入山，非蓝海，乃林海，茅屋为兵营，为导弹筑巢很苦，但我觉得好极了。

为何当作家，缘起十九岁那年，我提干了，任团政治处书记。我所在的是一个为导弹筑巢的工兵团。一个营、一个连常常十载掏空一座山，筑起一座城，一座地下长城。原始机械，风钻、轨道轱辘、翻兜车，靠最原始的体力相拼，大塌方不时发生，总有死伤，一个班甚至一个排被捂进去的事故时有发生。隔三岔五烈士陵园总在埋人，且多为晚上安葬。傍晚时分，组织股老吴干事带警卫排扛着铁镐铁锹出门，一去挖墓穴，我就知道晚上十一二点要埋葬战友，其中就有与我一列闷罐车同时入伍的同乡，他们悄然而去天国，青春寂灭，野草荒冢，魂守大山。我与老团长争辩，为何不让他们热闹上路，吹着唢呐，放着鞭炮，赤条默默来，轰轰壮烈走，结果挨了一顿叱责。老吴干事说，咱们当兵的守护和平，更要守护小城的安宁，频繁行葬礼，会惊扰了周遭的百姓。彼时起我便萌生了一个念头，要写一部书，写我十六岁导弹筑巢的岁月，写那些永远沉睡在导弹阵地旁的战友。一个导弹阵地的建设，山这边，就会留下一座烈士陵园。

我忘不了到战略导弹第一旅某阵管连，正逢周日晚点名，除全连的官兵外，连长、指导员还会喊不在册的，永远也不会答“到”的官兵名字，那些静静地躺在导弹阵地旁的烈士。指导员一喊，全连官兵都在齐声高喊：到！“到”声响彻云霄，他们到了，他们从未离开，一直在，永远在。

云南蒙古族工程师周文贵就是其中一员。他死于周日，因为妻子刚随军，也没有工作，在临时营盘里开了一个小卖部，那天他要带妻子一双儿女去县城照相，寄回老家。临行前，他对妻女说，我再到施工的导弹竖井工地看看，结果几百米高的伪装网上一个鸡蛋大的落石被山风吹落，击中了他的安全帽，陡然倒下，再不能最后一瞥妻儿一眼。善后事落，妻子被安排到老家的县委招待所工作，携儿带女回到老家后无住房，母子三人只好栖身在一座古庙里，妈妈值夜班，八岁姐姐抱着五岁的弟弟，经历了一个电闪雷鸣、暴雨倾盆之夜。我去采访，小女孩怯生生地望着我的军装，一句话也不说，其实自从爸爸走了之后，跟着妈妈撕心裂肺哭过之后，她再也不多说一句话，默默地去上学，又默默地回到古庙的家。我采访离开时，那位曾经的军嫂说喜欢我们穿的迷彩服，看到就有安全感。我让摄像脱下来送给她，三位男人噙泪而归。回来，将此事报告了领导，大伙都沉默了。那个夏天，火箭军夏令营在青岛举行，周文贵的女儿也去了，伫立青岛海滩，波涛拍岸，浪舌吻沙滩，她远眺海天，仿佛看见爸爸从云中而来，大声朝着大海喊道：爸爸，爸爸……

还有一位贵州母亲，儿子刚长至十六岁，她就要送独子去当兵。征兵时，丈夫舍不得儿子走，她说一个好男儿，要先去当兵，补上军营这一课。结果，刚下连队不久，遇上施工阵地大塌方，少年壮烈牺牲。丈夫痛不欲生，处理完儿子的善后，坚决离婚。从此，她孤独一人，以度残年。唯一的寄托就是来看儿子，年年清明雨纷纷，岁岁清明离泪人，抱着墓碑长哭不歇，泪水被石碑都浸湿了。但怎么焐得暖墓碑，又怎能唤得醒儿子与她同归。

我要写他们的故事，起笔创作了《大国长剑》，一剑挑三奖，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和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再写《鸟瞰地球》，烈士的名字从墓地抄下来，一百多位烈士名录，将近一个连，最大的五十一岁，最小的十六岁。

《大国长剑》《鸟瞰地球》出版后，我来到那座含裹昔日战友的烈士陵园，于墓前烧书，敬献给他们。刚开始天空晴亮，却遽然阴风四起，一片乌云吹来，黑云推城，天降滂沱雨。天泣哭英雄泪，寂寞壮士路。天有灵应，山有灵应，人有灵应，鬼雄亦有感应啊。

两弹一星，中国大决策

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经过三天三夜思考，决定出兵朝鲜，抗美援朝。于是，一支穿草鞋、单衣的农民军队，一支打了二十三年战争的人民子弟兵，将军都是从战争大学里毕业的，却敢与一支武装到了牙齿的美国大兵大战雪原。结果，麦帅饮马鸭绿江，感恩节回美国本土吃火鸡的梦想化为泡影，一次战役，二次战役，三次，四次，五次，战线推至临津江，汉江，直抵汉城。后来，战争在三八线上固化了，双方都攻不动，也打不动。对于麦克·阿瑟而言，这是奇耻大辱，扬言要对中国人民志愿军扔原子弹。杜鲁门此时冷静了，广岛、长崎的十余万众之死，令他有些犹豫后怕。后来，艾森豪威尔上台了，副总统尼克松、国务卿杜勒斯都到台湾站台，甚至将原子弹运到台南，叫嚣要对人民中国扔原子弹，方案都做出来了，最终被美国参联会主席否决。

立国之初，百废待兴，可是毛泽东、周恩来这代人雄才大略，深具远见卓识。新中国大决策有三：出兵朝鲜、两弹一星、改革开放，荫泽后代，影响久远，让共和国的和平红利持续七十年。

要搞“两弹一星”，起初考虑引进导弹和原子弹。毛泽东曾与赫鲁晓夫商谈，苏联人不给，说社会主义大家庭有核保护伞，但是这伞如果遇狂风暴雨，遮不住六亿中国人。朝鲜战争落幕后，中国一代元戎极度渴望国防现代化，其中最令人难忘的两个细节犹在昨天。炮兵展览馆，导弹先驱黄迪菲以假示真，做了一个不会飞的导弹模型，在炮兵展览馆展出，表演给彭大将军看，《人民日报》一发此图，世界惊呼，中华人民共和国造出了导弹。

苏联人赠了彭德怀一把核钥匙，却不提供原子弹图纸和资料，中国人跨不过核大门，进不了世界核乐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领导人以敢驱熊罴的英雄气概，决定拥核。毛泽东看铀矿，用盖革笔试石头，嗞嗞作响，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感叹地说，这是决定命运的东西啊。

这时候，他们在等一个人，等一群人，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批大海归，朝着东方归来。

大师的背影

第一位大师是钱学森，他先考入美国麻省理工，后投身到加州理工大学冯·卡门教授门下。德国投降后，参与美国科学家赴德调查团，主撰了一个科技报告，促成“二战”后美国科技和军事的崛起。美国海军部长贝尔金说，一个钱等于五个美国陆战师，我宁愿枪毙他，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钱学森被拘孤岛五年，经过中国政府交涉，方获自由，踏上了归国之旅。

钱学森先生

1956年元旦的那场雪，那一堂高科技讲座，钱学森讲关于导弹武器的概述，他第一个提出建立一支“火军”概念。彼时，我的老首长李旭阁是在场听课的军衔最小的军官，他是总参作战部空军技术处的一位少校参谋，与军方中将、上将和大将同堂听课，记下了那激动人心的一幕。钱学森是一位撬动地球的人物，影响了当时的中国大决策，让毛泽东和周恩来有信心上马中国的“两弹一星”工程。

第二位大师是钱三强，他是中国核物理学界旗手般的人物，登坛一呼，响应者众，他请出来的人物，一个个都是响当当的，可震烁中国百年，甚至千年。

王淦昌，两次与诺贝尔物理学奖擦肩而过，曾就读德国柏林大学，在迈特纳教授门下，寻找电子、质子，想借师兄云室一用，被导师否决了，结果英国学者按他的思路找到质子，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抗战时，在战乱浙江大学迁徙路上，他又一次与诺贝尔物理奖擦肩而过，他关于质子、粒子，又称金色小子的论文，被外国学者实验印证了，再次饮憾诺贝尔物理学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在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任副所长。祖国一声令下，奉召回国，改名王京，任原子弹实验部主任。

彭桓武，爱丁堡大学薛定谔的门生，《薛定谔传》中透露，他在与爱因斯坦通信时提到彭桓武，称中国来的彭聪明极了，数学尤其好。他的英国式的贵族爱情故事令人唏嘘不已，令人难望其项背。他被钱三强请来做理论部主任。

郭永怀，美国加州理工毕业，与钱学森同出一个师门，1954年归国后，参与导弹原子弹试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的一次飞机失事，与警卫员抱在一起，中间揣着原子弹的绝密文件，身体烧焦了，遗体扯也扯不开，他的夫人李佩，中年丧夫，带着女儿，中国科学院大学的英语教师，晚年办学，九十九岁仙逝，被称为中国科学院最美的玫瑰。

还有邓稼先，杨振宁的发小。著名的核物理学家，九院院长，美国普渡大学毕业，归国后，参加“两弹一星”试验，身体直接抱过未爆的核弹，后来得了直肠癌，做手术时，国防部部长张爱萍上将拄着拐杖，坐在手术室门口等候消息，最后力主对他的开禁，曝光核物理学家身份，向中国乃至世界宣传。中央军委邓小平主席发布命令，升为国防科技委副主任。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坐上红旗专车，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感叹地说，再过十年，二十年，还会有人记得我们吗？

天地英雄就在身边

英雄未名，英雄无语，真正的英雄可能就在你身边。

我的老司令员李旭阁就是这样一位天地英雄。我二十六岁时，在他麾下当党委秘书，只知道他是一代封疆大吏，中将衔。然他退休后，1994年之夏，忽然写了一篇《首次核试验前后》的纪念文章，经张爱萍副总理审定后，让我拿去《人民日报》发表，读后骇然，老司令员原来是中国首次核试验办公室主任啊。这个秘密经历，他守口如瓶，保密一生，妻子不知道，原单位总参作战部不知道，他个人的档案里也未填半个字，一段辉煌的历史就这样被格式化掉了，不事宣扬，几乎隐匿一生。

1956年元旦，天降大雪，钱学森在新街口总政话剧团操场给全军高级将领上第一堂课，讲导弹武器概述时，李旭阁在场，时战将云集，都是总部和驻京大单位的领导，他是军衔最小的。岂料这一堂课，竟使他与导弹核武器结缘，最终走上第二炮兵司令员的位置（中国火箭军的前身）。三十年后，连钱学森也始料未及。

此后，李旭阁参加了中国首次核试验的许多高层决策会议，起草重要的绝密文件，甚至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直陈毛泽东的信，也是他起草的。毛泽东如椽大笔一挥：原子弹既是吓人的，就早响！于是全程启动，他奉命与几个秘书一起编核试验密码：“邱小姐梳辫子，邱小姐上梳妆台”等，意指第一颗原子弹插火供器、上空爆铁塔等语。

1964年10月10日，两架专机接力，送一个密使归京，这个密使就是李旭阁。他的公文包里装着中国首次核试验总指挥张爱萍呈送周恩来、毛泽东批准的绝密报告，他从核试验场出发，穿越罗布泊，前往马兰机场。途中，司机将一个嘎斯69吉普车的轮胎跑飞了，居然没有翻车。到了机场，天色将晚，空军值班飞机飞不了夜航，只好中途转至包头，再转乘另一架专机，连夜飞回北京，报告毛主席。

1964年10月16日惊天第一爆，第一朵蘑菇云冉冉升起。首次核试验次日，李旭阁与一位摄影师飞临核试验场爆心上空，观看铁塔的扭曲变形，天上地上，皆是核沾染和辐射，可壮士不惧死，英雄不眨眼。一周后，他又陪张爱萍等高级将领和科学家徒步穿越爆心。那是一代中国军人生不惧死、死亦坦然的至高忠诚，他将一个大写的天地英雄壮举留在了西部天空。

将军暮年，战争年代的耳疾发作，几近失聪。我与他，一块小黑板，一支笔，将他在核试验场的两本工作日记，还原为一部《原子弹日记》。

邓稼先罹患直肠癌去世之后，其夫人医生许鹿希此后一直追踪记录核试验场功勋之臣的健康状况，发现他们大多患癌症而殁。唯剩一条漏网之鱼就是李旭阁，可2001年，李旭阁在301医院查出肺癌，切除了一叶肺。许鹿希感叹，最后一条漏网之鱼也未能幸免。

2012年“八一”在北戴河海滨，最后一次采访结束，我请李旭阁题一首诗，他欣然答应，写在小黑板上的居然是大清顺治皇帝题在北京西慈善寺白墙上的七绝，“来时糊涂去时悲，空在人间走一回，不如不来亦不去，亦无欢喜亦无悲。”一个老八路，一位高级将领，如此看淡生死荣衰。

谁道英雄不怜情？！英雄已随烟云远去，成为激荡人心的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的时代余韵。

文学的落点对准小人物

文学的落点须对准小人物。唯有小人物，才是文学书写的永恒坐标。我有一个写作宝典：伟人平民化、平民伟人化、名人传奇化。

感谢我提笔开始写作的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作家圆梦是一条通天大路，而当下的书写，因为有网络，作家梦的入口宽了，门槛低了，各种粗制滥造，文学泛娱乐化严重。这样的文学当下，感动我们的依然是小人物的故事。

小人物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凡人的梦就是中国梦里最壮美的华章。我们时代和社会，正朝着“两个一百年”的历史时刻前行。然，伟大的复兴之梦，是由普通百姓的人生梦想连缀、叠加而成的。小人物之梦，构成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的青史断章；普通人圆梦的故事，沉淀为中国故事的精神底色。唯有小人物的圆梦之旅一帆风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才会出彩。唯有基层官兵圆梦之旅精彩生动，军旅题材的书写才有持久的文学魅力，因此，我在《大国重器》中，尽管也不乏为至尊之人青史留名，但却将激荡人心的笔触对准小人物。心怀敬畏，将凡人举过头顶，淘一口深深的军事文学之井、世相之井、人性之井、情感之井、文学之井，蘸着这些淘出来的清澈之水，或泼墨大写意，或工笔细绘，或白描勾勒，写出普通百姓在圆人生梦过程中的艰辛、温馨和感动。最大限度地展示他们的生存、尊严、牺牲、荣誉以及生命的代价与崇高。苦辣酸甜里有民族的正气歌，欢乐忧伤中有国家的无韵离骚。

某新型号导弹旅三营副营长沈卫明和四营长吉自国的故事，就是小人物的追求。发射场比武，只选一个导弹营发射。结果四营操作时，漠风四起，一个插头盖被风吹远了，忘了捡，被军代表捡走了，以0.44分之差惜败。

两个营长都背负着家庭的重负。沈卫明父亲癌症，老家在江苏，结了婚，生了女，妻子和孩子在大同生活，因为部队战事忙，一家三口难归，父亲连小孙女都未过见。入发射场后，弟弟打电话来，说爸爸时日无多，念叨你呢，快回来吧。最后在发射归零的间隙，还是领导硬逼着他回家探望病重卧床的老父亲。

吉自国的儿子得了感应性神经耳聋，八个月大时就对人间声音没有反应，需要戴耳蜗校正，辗转了多家医院，卖房看病，甚至想转业回家。最后是部队官兵捐款二十多万，让他得以带孩子去湘雅医院治疗，然后到北京进行康复训练，终于赢得了一线希望。营里还有三十名老兵与他一样，已经宣布退伍却依然战斗到最后一刻。

沈卫明刚指挥完导弹飞天，导弹发射成功之时，弟弟电话也到了，父亲走了。而那三十名老兵，登车返乡，在火车站台上，脱下军装，摘下领章帽徽，叠好，悲壮归去。

五期士兵康平，人称“金手指”，一指按下去的火箭以数亿元计。这个湖南娄底小伙子工作精益求精、兢兢业业，如今他是“兵王”，高级士官，妻子和孩子随军，享受团职待遇。因为小人物的梦圆，使得中国梦有了温暖的亮色。

历史的宿命

“宿命”一词，语出北周无名氏《步虚辞》：“宿命积福应，闻经若玉亲。”本意星宿运行各有命令。地球在宇宙中的综合运动，以天体为坐标，归类民情，验其祸福。因决定果，前生决定后世，前因决定后果，福祸之因，皆自圆成。《大国重器》一书的附题是“中国火箭军的前世今生”，前世的命运，对来世是一个预兆和暗示，于今天的一种历史的大宿命。

钱学森“火军”之说，1956年元旦，一个甲子，2015年12月31日习主席授旗，训词，火箭军次日成立，昂然雄姿迈向世界。

历史大命运，仿佛有上苍之手在操盘。

旭阁将军，听课之少校，最终成为第二炮兵司令员（火箭军前身）。

前世亚洲第一个导弹营，今生第一个常规导弹营。

我，1958年4月4日出身，44年军龄，手机尾号的最后两个数字亦是44。

冥冥之中，皆付与苍烟落照，付与时代的大宿命。然，我还想说一句，剑非剑，器非器。铁剑，木剑，龙泉宝剑，大国长剑；导弹，火箭，中国核力量，镇国重器。重器也，但非器也，大国国器是人，大写的中国人，中国士兵，中国火箭官兵，这才是真正的大国重器。

我有重器堪干城。

（选自2020年第1期《散文海外版》，原载2019年8月10日《天津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