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空姐把我引到座位旁，帮我把箱子放进上方的行李架，然后微笑着示意我在第二排靠窗的位置坐下，座位上已经摆好了靠垫和毛毯，前方插袋还有一双拖鞋。虽说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坐头等舱了，心里依然有点儿受宠若惊的不适感。

刚坐下邻座就来了，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他把手里的一瓶水和手机往座位上一扔，举起背囊搁进行李架，然后一屁股坐下，动作幅度很大，登机牌一下掉到了我的脚下。我捡起来递给他，他噢了一声，随即往前面袋子里一塞。我一眼瞟到登机牌上的名字：平常。有意思，这个人居然叫平常。

很快，一股酒味儿飘过来，很难闻。运气不好，居然遇到一个酒徒，我还以为头等舱都坐着彬彬有礼的绅士呢。我扭头看窗外，天空正下着细雨，是本城很常见的那种毛毛细雨，湿度很大。

空姐送来托盘，上有一杯水和一条湿毛巾。这位叫平常的，拿起毛巾就盖在脸上，几秒钟后，上下左右地一阵猛擦，之后咕噜咕噜地把水喝光。再之后，抽出前面插袋里的拖鞋换上。从一整套顺溜打滑的动作来看，他显然是头等舱的常客了。

我也用湿毛巾擦了手，也喝了水。但我没换拖鞋，不是怕自己脚臭，而是觉得不过就三个小时，何必浪费一双拖鞋。我们这代人，节俭的习惯已渗入骨髓。

舱门关了，嘈杂声渐渐消退。但这位平常先生还在讲电话，而且声音很大，是地道的四川话：上飞机了上飞机了。谢谢哈，今天简直喝好了！兄弟的情义我是记在心头的，有机会一定报答……要的要的，等我回来我们再喝哈，我还有两瓶十年前的五粮液，真资格的哟。哈哈哈……

我忍不住皱眉。幸好空姐走过来了，示意他关机，系好安全带。他终于结束了通话，关了手机，往前面插袋里一扔。然后取出报纸，翻得哗啦哗啦响。能看报就好，我稍感心安，我真担心他一直亢奋着。

我很疲倦，昨夜没睡好，上午又急着去托管家里的小狗小猫。一离开就是三四天，只能去托管了，但心不定无法入睡。我也拿起报纸打发时间，我略过前两版，直接看社会新闻，但还是看不进去。

飞机迟迟没动静，一直在原地待着，连引擎声儿都没有。这么小的雨，不至于影响飞行吧？过了一会儿机上广播说：“我们很抱歉地通知大家，由于航空管制，本次航班起飞时间待定。”

完了，航班延误。运气真不好。我看了下时间，两点半了，我们的航班本该一点五十起飞的。看样子起码得延误一小时。胡阿姨和思齐该着急了，说好今天晚上我和他们一家人吃饭的。

又过了半个小时，飞机还是不动，已经三点了。机舱里开始出现烦躁的情绪，我也焦虑了，报纸已经翻完，我也没带其他书。即使有书，烦心的时候也看不进去呀。如果是在候机厅等待，还可以走动走动，去买本书什么的，可是关在这狭窄的机舱里等，真是熬人。我一会儿看看舷窗外，一会儿看看机舱内，一会儿拿出手机，准备重新打开，给思齐发条短信，告诉她飞机晚点了。

忽然，那位在胡乱翻看报纸的平常说，大姐不要着急。

我有点儿窘，照理说我应该更沉得住气才是。我掩饰说，我倒没什么，主要是接我的人会着急的。

他说，有人为你着急是你的福气。他把报纸往前一塞，气定神闲地说，再晚也晚不到哪儿去撒。你想嘛，明天你们总要在一起吃饭的撒，对不对？一想到这个你心里就可以踏实了撒，又不是苦海无边。

他一口一个“撒”，川音浓重。

我忍不住说，你这个口气，简直像个七八十岁的老人家。

他笑了，坐直了身子，凑过来小声说，因为我才从里面出来。

我怀疑自己听错了，愣在那儿。于是他重复了一遍，我才从里面出来。这回还配上了十分诡异的笑容。

我不说话了。无论如何，我也想不到自己身边会坐着一个“才从里面出来的人”。难怪喝酒，是不是庆祝出狱啊，刚才他讲电话的那一端，会不会是狱友啊？航班还偏偏晚点。这下够受了。

他显然看出我的心思了，笑道，大姐，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是做生意栽了，自己关了自己一段时间。真的，我没进那里面，我是进山里躲了一段时间。但是和坐牢也差不多撒。

我还是不能理解，进山躲了起来？是被通缉了吗？

他打开自己带来的那瓶矿泉水，喝光，酒气依然在我们之间缭绕。他抹抹嘴巴说，大姐你猜我有好大？

初见他时我觉得他五十多了，现在认真看了一眼发现有误差。虽然他头发花白、面容憔悴，但以我阅人的经验，他应该不到五十，这和白发皱纹都没关系，他的整张脸还没有被地球吸引力拽垮。

我说，你是七〇后吧。

大姐，你好厉害。他惊叹地朝我伸出大拇指：我是七一年的。但是我这个样子，是不是像六一年的？昨天有个娃娃喊我爷爷。

我笑了，心想还好往后靠了靠。他这副样子 说六〇后绝对有人信，喊爷爷也没问题。比起同样是七〇后的思齐，那可是差太远了。

但他有些不服地说，如果你去年看到我，我 还不是这个样子。主要是这年吧太受罪了，一下整老了。大姐，反正等起很无聊，我给你讲我的故事嘛，有点儿传奇哟。

我没吭声，感觉他有点儿唐突。不过我也知道，喝酒喝多了的人，要么倒头睡，要么就控制不住想说话。我曾经半夜三更的，接到过朋友酒后打来的电话，兴奋莫名，却不知要说什么。

果然他说，中午，就是上飞机前，我前妻和她老公请我吃饭，我一高兴就喝了半斤，可能都不止，估计有八两。那个兄弟太会劝酒了，我招架不住。不好意思哈，酒后可能有点儿冒昧。不过你这个大姐一看就是个好脾气的人，肯定可以理解撒。

我心想，我不理解咋办，又没处跑，我是个被安全带拴在椅子上的听众。不过，他前妻？前妻和老公请他吃饭？我有一点好奇了。

他一直朝向我，完全不知道自己一嘴酒气，他冲过来：我跟你说，我前妻还是很够意思的，就是娃儿他妈，在我最惨的时候帮了我一把，不然的话，我现在还出不来。

我突然有点儿想听他讲了。是吗？我这么应了一句，那意思是说，那就讲来听听吧。

他真的就讲了起来。

我原来是个很平常的人，我名字就叫平常嘛。长相普通，个子中等，丝毫不引人注意。所以我不说，哪个都看不出我经历过那些事。有个算命先生说我一生平稳，小富即安。嘿嘿。

我不知道我老汉儿（四川话，父亲）为啥子给我取名平常，他自己叫平全顺，我两个姐姐，一个叫平红果，一个叫平红霞，凭什么轮到我就这么随便呢？我问他，他老人家很有城府地说，我好不容易盼来个儿，多少人盯着看，如果我取个平光宗、平耀祖，那些人肯定要撇嘴巴说，当真是没见过儿哦。不得了了。所以呢，我一定要淡定。

好嘛，淡定。我老汉儿的观点对我还是产生了很大影响，我一直就不显山不露水的，读书中等，找对象中等，还不如我两个姐。我大姐嫁给了军官，二姐嫁给了县里的公务员，在外人面前提起来还是脸上有光的撒，就我一直默默无闻。

我十九岁中专毕业后，亲戚介绍，在县邮局找了个工作，虽然一个月就几百块钱，也比在家种地强多了，而且，也是可以让父母在外人面前说道说道了。接下来我把婚结了，我老婆比我还平常，既不漂亮，又没什么文化，但是老实厚道，脾气也好。

我在单位上属于哪个都可以使唤的。有一天，一个破差事大家都不想去，就派给我了。就是去成都送个邮件，送到火车站就返回。

我坐火车到成都北站后，完成了差事，距离返回的火车还有两个小时的时间，我就在火车站广场溜达。这个时候有人靠近我说：“小伙子买一张嘛，好看得很。我绝对不骗你。”那人拿了张光碟，朝我挤眉弄眼的。我那个时候好单纯哦，从没看过光碟，更不晓得黄碟，从来不晓得那薄薄的一片东西里有一堆丰乳肥臀（我笑了，他这个表达还挺准确）。

我虽然没看过光盘，但我很好奇，为什么小贩说“你看了肯定还要找我买”，这么好卖是不是很挣钱哟。我就递了支烟给小贩，和他聊。聊了几句后小贩说，我看你这个兄弟是个做生意的料，你来和我一起做嘛，我可以拿到很多货，根本卖不完。

我在一瞬间决定，丢掉铁饭碗，加入小贩。回家后，我让老婆带着几个月的儿回村里和爹妈住，自己卷起铺盖就到了省城。头一个月，我拜小贩为师，和他一起干。我帮他设计广告词，改进取货拿货的方式，除了电影电视剧，我还喊他进了很多歌碟，港台的，也有欧美的。我还建议他把价格搞灵活些，多买的就便宜些，有时候还赠送那些滞销的……

每天晚上我都熬夜看碟，第二天一边卖一边给顾客介绍故事梗概，专讲刺激的。如果遇到看上去有文化的买主，就介绍那个片子得过什么大奖。生意太好了，每天可以有上百元的收入，除去给师傅“纳税”，我自己也可以得七八十元。第二个月我就离开师傅单干了，我直接进货，直接销售，并且扩大市场，进城销售。

我一个农村娃，吃苦是没问题的。我不租房子，夜里睡澡堂或者茶铺的长椅，整个家当就是两个行囊，一个装碟，一个装换洗衣服。挣的钱全部都用来进货。半年后我买了辆二手三轮车，推着车卖，车上支了四个竹竿，丁零当啷挂满了热播的海外剧、港台剧、国产剧，下面的纸盒里，就藏着那些不能公开的黄碟。我一眼就能分辨出哪些人是需要黄碟的，哪些人是追热播剧的。

一边听他讲，我脑海里一边浮现出那些场景。那是我熟悉的场景。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家菜市场旁边就有个推三轮车卖光碟的，我去买菜，总会顺便买个一两张，花个一二十块钱就行，有时是热播剧，有时是电影。我那时偏好侦探片和谍战片，常常还没走近，小贩就冲我说，嘿，有谍战片哦！

看来那个小贩和眼前的平常是一个队伍的。

我们的很多经典电影，就是以这种方式看的——那时我还有个“们”。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最先开始是录像带，托出国回来的朋友买了个录像机，到处去翻录电影，效果很差，但也如饥似渴的。很快VCD出现了，光盘出现了，我们就到处买碟。很快，DVD出现了，压缩版出现了，一张光碟可以放十几集电视剧。更新真的是非常快。

这些年网络普及，光盘不知不觉悄无声息的就隐退了。

平常还在讲——后来市场上开始打击盗版碟了，街上经常有城管来抓。我不敢上街了，就租了个一室一厅，很老旧的房子。我在角落放了张单人床，一张桌子，其余全部用来堆碟子，一箱一箱的。然后买了个便宜手机，把号码和地址印在名片上，四处散发，每天都有人到我那个黑乎乎的屋子里来“淘碟”。也有人先打电话来预约某某片子，我找到后他们就来买。生意火爆到我都没法出门，一天到晚吃泡面。对了，我在名片上给自己取的名字是老常。

不管有多辛苦，每天夜里数钱的时候，心情那个爽啊……不摆了。

我的存款马上到了一百万，那是一九九八年哦，我记得很清楚，香港回归一周年。我那年才二十七岁。二十年前的事了。

二十年前我在干吗？我又开始由彼及己。

比较确定的是，那时我已经从科室到了院办，当主任了。一个月加上奖金，也不过三千来块钱。至于存款，好像就三五万。有个刚上初中的儿子，还有年迈的父母，过得很辛苦。

而我身边这个人比我小十几岁的人，在那时候已经发财了。当然，不只是他，思齐那个时候也很厉害了。或者说，比他还厉害。

人发财总是有道理的。身边这个，是很会做生意，思齐呢，是去美国拿了金融管理的博士学位。

这时，机舱内忽然响起广播，飞机马上要起飞了。空姐们开始穿梭在客舱内，检查安全带，检查手机是否关闭。引擎轰鸣，飞机马上要张开翅膀了。

我很高兴，终于要飞了。看看表，已经三点半了，推迟了一个多小时呢。虽然这个人的故事好听，但我毕竟不是来听故事的，我是来赶飞机的。我还是希望飞机赶紧起飞，然后睡上一觉，到了那边，才有精力应付要应付的事。

但是平常正在兴头上，有点儿刹不住车。即使在我们的飞机爬高、我有点儿耳鸣的时候，他的声音依然响在耳边。我只好似醒非醒的，继续听他讲。

飞机很快升上了万米高空，把平常的故事也带入了云端。

卖碟挣到百万时，我决定转行。毕竟是偷偷摸摸卖盗版，随时可能翻船。我便宜处理了剩下的碟子，开始卖墨镜，就是太阳镜。

我跑到广州去进了很多墨镜，都是些假名牌，那个时候市场很松，我也是浑水摸鱼。我还用那辆三轮车，每天在一个比较固定的街角，戴红袖标的人来了，我迅速塞点钱给他们，他们就睁只眼闭只眼，生意也很不错。

但是半年后，墨镜也烂大街了，到处都是卖墨镜的，连那种卖报纸杂志的小亭子都挂着墨镜在卖。我再次决定转行。

卖墨镜时，我认识了一个卖教材的，和他聊过两回，我晓得卖教材也很赚，有可能比碟片还赚，因为家长是最舍得“投资教育”的，只要听说哪个教材对高考有益，就舍得扔钱，我卖了半年的“黄冈教材”。

人发财总是有他的道理，这人显然天生会做生意。

大姐你听说过黄冈吗，就是湖北黄冈，高考很厉害的，那时候他们的教材特别火。

我点头，我哪能不知道黄冈。我也没少给儿子买复习资料啊。除了黄冈，还有这个师大的、那个附中的，家里都堆不下了。

我说，说不定我都买过你的教材，我儿子那时候正读高中。

他嘿嘿一笑，是不是哦？不好意思大姐。

我说没什么，很正常。

其实他并没有不好意思，而是有点儿得意。

空姐为我们送来了果盘，又送来饮料。平常连要了两杯橙汁喝下，我索性要了咖啡，准备打起精神，不睡了。

平常润了嗓子，接着讲他的发家史：卖了一段时间教材之后，我发现代售人家的教材盈利太低，要卖自己独家的才行。我就开始做教材了。我跑到湖北，找到编教材的老师，一番游说，跟他们合作，再去买书号，这个过程很复杂，我就不细说了，反正那个时候市场比较乱，不像现在管那么严，我出了一套我们独家的教材。

这下子生意好到爆，我一个人完全招架不住了。我只好把老婆叫出来，把儿子丢给我爹妈。我和我老婆两个起早贪黑，吃苦受累，干了三年，真的发了大财。嘿嘿。我们在成都买了房子，迁了户口，把儿子接过来。可以说，我吃苦受累想要得到的一切，我都得到了。

平常已经讲到“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了，但故事肯定没完，如果到这里打住，他就不会躲起来，就不会有前妻。

我这个人呢，虽然不笨，用成都话说，脑壳打得滑（反应快），但是缺少定力，可能是书读少了。不像大姐你，一看就是文化人。

为了接着往下说，平常先自我批判了一番，然后恭维了我一番。

我含含糊糊地“嗯”了一声。

他说，大姐，你是个教授吧？

我说，哪里，我就是个退休大妈。

他说，不可能。你的气质一看就是个专家啥的，你还坐头等舱。

我说，我这个头等舱是朋友帮我买的。

他咧嘴笑了一下，意思是说，你骗我哟。

忽然，机舱广播响起一个略显焦急的声音：“哪位乘客是医护人员，本次航班有一位乘客身体不适，需要帮助。”

连续播，连续播……

平常停下了讲述，我们都有些担心。是不是起飞前待机时间太长导致的？我刚才都有些心慌的感觉。

这时空姐走过来，我连忙问，找到医生了吗？空姐说还没有。我站起来说，那我去看看吧。

空姐很惊喜，您是医生？

我说不是，但我在医院工作了很多年。

平常说，看嘛看嘛，我就说你是个专家嘛。

空姐带我过去时，平常也跟了过去。在机舱靠后的位置上，我看到一位大约六十多岁的男人，闭着眼，脸色很差。一位空姐在旁边端着水，他的老伴儿很焦虑地握着他的手。

我俯下身，摸了一下脉搏，问他什么感觉，他说胸口有点儿闷，有点儿疼。他显然属于胖子，肚子高高隆起，膀子也很粗。

我掏出随身携带的速效救心丸，倒出几粒让他含着，然后和空姐一起，把他扶到头等舱我们的座位上，打开座位顶上的两个小通风口，然后让他平躺。

我问平常，可以吗？

平常连连点头，应该的，没问题。

我在旁边又观察了一会儿，小声对空姐说，我觉得他需要马上进医院，不能等飞到香港后再去医院，会有危险。

空姐急匆匆地去向机长报告，过了一会儿机舱广播再次响起。

“各位乘客，很抱歉地通知大家，由于本次航班一位乘客突发急病，我们的航班需要备降长沙机场。”

我和平常换到后面的位置上坐下，等待飞机降落长沙。

机舱内很安静，所有的乘客都没说话，大家都很配合。毕竟人命关天。

平常说，这下你肯定赶不上那边的晚饭了。

我说没事儿，你不是说了吗，再晚明天总会一起吃饭的。

对的对的，不用担心。平常说，我那时候，躲在山里的时候，完全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能重见天日。那不是航班延误，那整个儿就是航班取消。

大约四十分钟后，飞机终于降落到长沙机场，大概备降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机场方面已提前做好了准备。我从机舱窗口看到病人躺到了担架车上，旁边医护人员马上给他插上了氧气枕，终于觉得安心了很多。

我赶紧打开手机，给胡阿姨打电话。她一定很着急。

昨天我和思齐通电话时她告诉我，这次她一定要见见我，上次我去时她在美国赶不回来。我知道她是个大忙人。这次订好我的票后，她就把她下午的航班改到了夜里，以便和我一起吃晚饭。

现在看来又要错过了。

思齐是小李叔叔和胡阿姨的小女儿，虽然小时候我们两家住一个大院，但我和她差十来岁，所以很不熟悉，我连她的样子都不记得了。

我知道思齐忙，直接打给了胡阿姨。电话响了很久，胡阿姨才接。声音有点儿嘶哑，她上来就说，你到了？我说没有，航班延误了。这会儿备降长沙呢。看来我这次又见不到思齐了。

胡阿姨说，思齐不去日本了。

我问，怎么了？

胡阿姨迟疑了一下说，你小李叔叔，情况不太好。今天晚上见贤也过来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见贤是他们的儿子，在深圳，原本是每个周末去香港看他们的。显然是小李叔叔病情恶化了。

上次我离开的时候，小李叔叔虽然被病痛折磨着，但精神尚可。那几天我每天都去医院陪他聊天。尽管他已经是一位年过七十的老人了，我还是习惯地叫他小李叔叔。小李叔叔看到我心情好了很多，连胡阿姨的心情都好了很多。他们说他们在这儿什么都不缺，就缺说话的人。我答应他们，至少半个月去看他们一次。小李叔叔当即眼睛就亮了。

没想到才几天时间，就恶化了。

电话里我无法多问，只好说，我落地后，会直接到医院的。

胡阿姨没有客气，她说，好的。

半小时后，我们的飞机再次起飞。

机舱广播里，空姐亲切地感谢大家的配合，我和平常又回到头等舱我们原来的座位上，并一再被空姐感谢。

我想着刚才胡阿姨的电话，有些焦虑。为了转移心情，我对平常说，你的故事很好听。接着讲吧。

他说，还讲？你不烦吗？

能这么问，说明他的酒劲儿已经过去了。我说没烦，挺有意思的。我感觉你的故事还没完，讲一半多难受。

你咋个晓得没完？我的愿望都实现了。平常怪笑。

我说，你一开始就说前妻如何如何，又说你躲在山里才出来，那后面肯定还有故事嘛。

他愣了一下说：“有文化的人就是不一样。”

我笑着说，老底兜不住了。

平常说，好嘛，我接着讲，反正都打倒了，就干脆倒完。

有钱以后，我就不想那么辛苦了，我不做生意了，开始炒股。我专门去学习了炒股，上手很快。钱生钱，是比较爽的。不瞒你说，到地震前我已经有两千万了。

我忍不住啧啧了几声。

平常笑了，可能我这个人有财运吧。当然我还是比较低调的，当年我从老家出来——我是达县那边的，就穿了一件灰夹克蓝裤子。有钱以后，我还是原来的行头，灰夹克蓝裤子，只不过质地好点儿而已。我还是那个一走进春熙路就会被淹没的人。我出去谈事，从来不拿那种亮晃晃的公文包，我就是背个帆布挎包。

你可能不信，我今天是头一回坐头等舱。我一直舍不得坐，今天还是娃儿他妈非要给我买的，她说我这段时间太辛苦了。

这让我意外，我看他那么油，还以为他常坐头等舱。

反而是我，我已经第二次坐了，依然有些忐忑。

所以，不要被表面现象蒙蔽。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实的。

钱一多，我就跟所有男人一样开始花心。平常很坦率。

有些小姑娘发现你有钱，会主动往前靠，很难抵挡的。不是我推责任哈。我和一个小妹儿耍到一起了，那个小妹儿确实漂亮，才二十岁，是我在KTV唱歌的时候认识的。我老婆呢，还是老老实实在家带儿子、做家务。我经常不回家她也不问。

大地震后股市开始走下坡路。我赶紧收手，退出了大部分资金，可是又想不好做什么，就买房子，买铺面。真的是撞上了，买的房子铺面都升值。

前些年，我听说了民间贷款这回事，很多民营企业从银行贷款不易，需要找民间贷款。我感觉这是个新路子，有奔头。于是注册了一个公司，号称财富管理公司，其实就像旧社会的钱庄，集资。当时不知出于啥子考虑，公司董事长我用了我老汉儿的名字。

最开始真的很火，由于利率高，投资的人挤破头想进来。你想银行一年定期才一点儿几，我给他们十，差距太大了，人都是有贪心的。加上那一行才开始出现，缺少规范。我这边集资到钱，马上就可以投出去，回报很高。几个月时间我的资金就开始翻番。我在市中心写字楼租了一层办公室，雇了五六个员工，感觉形势一片大好，自己马上要成银行家了。

也是在那个时候，和我一起的小妹儿非要我娶她，非要我离婚，她说她怀起娃娃了。我只好同意离。唉，我提出要离婚的时候，我老婆哭惨了，啥子话都不说，就是哭，眼泪擦都擦不完。我心里面觉得太对不起她了，她啥子都没做错，错的是我，当时儿子还在读小学，我也不可能带过来让小妹儿去养。

我一狠心，就把现有的钱全部给了老婆，本来也是老婆和我一起创业的嘛。我把三千万都给了她，三千万哦！我还给了她一套房子。我老婆都傻了，真的，她咋个也想不到我会这样做。我跟她说，有这笔钱，你和儿子这辈子都可以生活无忧了，我也就放心了。我反正还可以再挣。

那个时候我觉得挣钱很容易。

后来我才知道，把钱给老婆，是我一生做得最正确的一件事。

一生做得最正确的一件事？

这话很耳熟，好像前不久才听到过。对了，就是小李叔叔说的。是在他给我讲了那个让他刻骨铭心的夜晚之后说的。他说，那个夜晚陪着你父亲，是我一生做得最正确的一件事。

我相信小李叔叔一生做过很多正确的事，他这样说，只是为了强调那个夜晚的重要。

那个小妹儿听说我把钱全部给了老婆，就跟我急了起来，大吵了几回，就跑了，她根本没有怀娃娃，骗我的。跑的时候，还强行拿走了我两百万，还到处说我的公司是骗人的，坏我名声。不说了，我也是活该。

跟着，我开始倒霉了，我们公司的资金链断了，而且是最大的一条。我投出去的一大笔钱拿不回来，没了，说没就没了，几百个投资者不但拿不到高回报，连本金都拿不到。当然就开始闹，里面还有好多是我的亲戚朋友，还有我两个姐姐，唉。

幸好，真的幸好，我这个人历来胆小，所以即使在最容易融资的时候，我也一直控制着公司规模。胆小还真是个护身符。你看网上说的那些出事的公司，都是缺几个亿，我当时的缺口就是四千多万。

亲戚朋友们都骂我，说被我带进坑里了，我根本不敢接电话。这都算了，关键是其他投资者跑到我们公司去闹，连抢带砸的，还报警，说老板卷款外逃了。警察就把我老汉儿抓起来了，因为法人代表是他呀。我老汉儿也是个神经病，公司已经出事了，他还跑到办公室坐去，不抓他抓谁？

果然精彩的还在后面。我带着看热闹不怕事儿大的心态，期待着他风起云涌，大起大落。

他说的这种投资平台，我也参与过，我就是他说的那种指望高回报的贪心的投资者。幸好我参与的是我一个很可靠的朋友做的。那段时间，每个月月初，我就会收到朋友打过来的利率，相当高，超过他说的百分之十。后来市场不好了，朋友很谨慎，马上撤回资金，退回给我们，并从此不再涉足。所以，我体会不到钱忽然不见了的那种焦虑，但那样的焦虑，完全可以想象。

平常说，老汉儿一被抓，我赶紧躲起来。不是我不孝，是我必须保全自己才能救老汉儿，你说是不是嘛，我是革命的火种。

我必须先借钱。那个时候我还是认识几个做生意的大佬的。但是，你完全猜得到，没有一个人肯借给我，各种理由，我也可以理解，借给我很可能就打水漂了。我走投无路了，抓脑壳想了半天，唯一可以求的，就是娃儿他妈了，就是被我抛弃的老婆。

我后来总是想，就是在山里躲起那段时间，我反反复复地想，我老婆才是我的福星，我老婆虽然不好看，但是她旺夫，我和她在一起的时候，一直很顺，一离开她我就开始走霉运了。

我给她打电话约她出来，那个时候她已经再婚了，毕竟她是个富婆，再婚也不难。娃儿他妈听我讲完后只问了一句，你要多少钱？我说，你能拿出多少？她说，估计可以拿出两千万。

我大吃一惊，眼泪都要下来了。如果她给我个一两百万打发我，我也是没话说的。但我老婆，居然舍得拿出两千万给我。她很淡定地说，我相信你，会还我的。

她把一些定期提前支取了，把一些理财产品抵押了，把基金也提前赎回了，真是损失了不少。又把股市上的也退出来了，还把之前买的黄金也卖掉了，用了四五天时间，给我凑了两千万。关键是，她那个丈夫也没有跟她闹，同意她帮我，两个都是好人。

我拿着这个钱，躲回到老家大巴山里，潜心炒股。我用了八个月的时间，把资金翻了两倍多，有了七千万。

我忍不住惊叹：天，你太厉害了！

他不以为然地说，嘿，有一半是运气吧。老天爷还是帮我的。我命不该死。

然后呢？现在轮到我催他讲了。

然后嘛，我还了前妻的钱，拿着四千多万去派出所投案，全部还清了投资人的借款，利息当然就算了。然后把我老汉儿接回家。

你老汉儿怎么样？我眼前莫名其妙地出现了刚才那个病人。

我老汉儿淡定得很哪，看到我就说，嗯，比我想得快些。

你们一家还真是大气。我笑了。

派出所那几个警察居然很感动，他们说他们辖区出了好几起类似的案子，我是唯一去还钱的。他们给我送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诚信是金”。呵呵，有点儿搞笑吧。

我很认真地说，不搞笑，我也挺感动的。

平常搓搓脸颊，略有些尴尬地说：嗨，我简直没想到我会把这些讲给你听，是不是有点儿瓜稀稀的？

我说，哪里哪里，故事很精彩，不要后悔。

他笑了，一开始嘛，是因为酒喝多了，特别想说话。后来嘛，就打不住了。不过我是觉得大姐人好，没关系的，对不对。

我说，谢谢你信任哦。从这个故事看，你本质上是个好人。

他居然有些羞赧，过了一会儿说，我要重新开始。这回我要规规矩矩做生意了。你不晓得，躲在山里那八个多月，日子太难过了。真的，和坐牢没什么区别。每天夜里都睡不好，每天都担心发生什么事导致股市大跌。真是度日如年，不晓得好久才熬到头。我一天到黑都想，如果翻不了身怎么办？我寻短见吗？我连寻短见的资格都没有。我的白头发就是这八个月长出来的，我这八个月比八年还老得快。

酒色褪去后，他的面颊呈现出青黄色，白发也更加醒目，都在印证他的感慨。人生的加减法，往往不在同类项里。财富的增加，减去的一定是财富之外的东西吧。

空姐送来了晚餐。

虽然事先问过我们，要鱼肉米饭还是鸡肉米饭，我们分别要了鸡肉和鱼肉，但实际打开后，都是一个味儿，甚至一个长相。我勉强吃了一点儿。本来也不太饿。平常则迅速地吃了个精光。看来他是饿了，或者，他比我更适应环境。

吃的过程中他问了一句，大姐你去香港几天呀？

我说，四五天吧。

他说，你是去做客吗？

我犹豫着要不要回答：我是去做客。回答显然不正确。我不是去做客。回答虽然正确，需要解释的却太多了。

他主动说，我是去看我儿子，我娃居然考上了香港大学。我得到消息的时候还在山里，我娃真的很争气。他爹都遭起了，他还能考那么好。我去看看娃，再顺便考察下香港市场，看接下来做什么好。

我去看一个濒死的长辈。我突然说。

他看看我，没吭声。也许他没听懂“濒死”这个词的意思。或者是他已完全清醒，知道不该问的不要瞎问。我脑子里忽然冒出那句话，有人星夜赶考，有人告老还乡。

其实他如果追问，我也许会讲出来。

他吃光了盒饭，又吃了水果，又吃了小面包，又喝掉酸奶，完全是一副啥都不能浪费的样子。

我放弃吃了一半的饭菜，盖上盒盖。

我说，其实我也想给你讲讲我的故事，讲讲我为什么去香港。但是讲起来太费劲。不是说你听不懂，而是发生在那个年代的事，总有很多需要解释的，甚至是解释不清的。我说的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他笑了，有些幽默地说，红军爷爷讲的故事我都能听懂。

我也笑了。好吧。

我小时候，父亲是一家国企大厂的党委书记。那个厂有几千人，属于三线建设的项目，在山里头。我父亲和其他老革命不同的地方是，他还是个大学生。解放初期，组织上选拔一批年轻的有文化的干部到高校学习。父亲虽然只读过高小，也算是有文化的了。他被送到清华大学汽车系。一年后他深深迷上了汽车制造，他向上级领导再三请求，继续读本科。领导同意了，于是他插入本科生班，发奋刻苦，四年后顺利毕业，还是他们班的第一名，获得了清华大学的毕业证书。

父亲作为专家型人才，进入机械工业部任职。但父亲一心想为新中国造出自己的汽车，主动要求离开北京，到一线汽车厂工作，于是在我两岁时，我们举家入川。放弃了北京的舒适生活，来到山里。

也许我该快进，像看碟片那样。

我8岁那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个你应该知道吧）。我父亲被打倒了，他和厂里的其他头头，厂长副厂长总工程师等，全部被打倒了，每天把他们弄去开批斗会，挂着大牌子站在台上挨斗。不只是斗，还经常拳打脚踢。

什么牌子？这个我可以讲讲，因为印象太深刻了。就是用木板或者纸板做的，用绳子挂在脖子上，上面写着“走资派”“反革命”等字样。那时父亲每天回家脖子都挂着牌子，和其他人不同的是，父亲前胸一个，后背还有一个。前胸那个上面一排小字写着——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下面三个大字是父亲的名字，打了红叉叉。背后那排小字是，白专道路的典型，下面也是父亲的名字，也打了红叉叉。因为父亲是大学生，知识分子，所以比别人多一个罪名，就多背一个牌子。

有一天晚上父亲回到家，从脖子上取下牌子放在门口。我看到父亲的脖子上已勒出一道红印了，很是心疼。牌子虽然是用纸板做的，但毕竟要在脖子上挂一天，而且是前后两块。吃过晚饭，我趁父母不注意，拿起那个牌子跑到离家不远的一条沟渠旁，用力踩断，再踩碎，然后扔下去。我天真地以为，牌子找不到了，父亲就可以不挂了。

哪知父亲睡觉前忽然想起牌子还在门外，想拿进房间来。一看没有了，吓坏了，不挂牌子，他明天怎么去单位？造反派会更严厉地处罚他，会说他搞破坏、抵抗革命运动。

母亲也愁坏了。他们在家东翻西找，最后取出垫在床下的一块纸板，用菜刀一点点割开，然后找出墨汁，原封原样写好那些字。可是，父亲的名字是要打红叉叉的，家里没有红墨水。

我一直在旁边看着父母忙碌，心里懊悔万分。见他们找不到红墨水，我马上说，可以用红药水。父母眼睛一亮，找出红药水，可是家里的红药水只有一点点，打了一个叉就没有了。我又自告奋勇地说，我去买！母亲说，都这会儿了，上哪儿去买？

我去借！我转身出门，深一脚浅一脚地跑在漆黑的夜里。我跑到谢阿姨家。谢阿姨是厂里医务室的医生，和妈妈关系不错。我跟谢阿姨谎称父亲受伤了。谢阿姨毫不怀疑，她亲眼看到父亲被造反派推来搡去的。她说借什么借，快拿去用吧。

就这样，在那个漆黑的夜里，我们一家三口，终于齐心协力地重新制作了那个万恶的牌子。

哦，我扯远了。我并不是要讲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和我现在要去看的长辈无关，还是回到我为什么去香港吧。

半个月前，我忽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在我确定回答了我是谁之后，她说，她是某某的女儿，是我父亲老同事的女儿。当她说出她父亲的名字时，我马上就想起来了，我不可能忘记他，小李叔叔。小时候他常来我们家，他一来父亲就很高兴。因为他当时才二十多岁，父亲便要我们姐弟两个叫他小李叔叔，这一叫，就一直叫到老了。

我马上说，哦，你是小李叔叔的小女儿思齐。

她很高兴我能说出她的名字。她父亲曾是我父亲的下属，比我父亲小十几岁。而她和她哥哥，也比我小十几岁。除了名字，我对他们几乎没什么记忆。

我父亲已经去世十五年了，母亲也去世五年多了。随着亲人的离世，我与世上的许多丝丝缕缕的联系，就此中断。或者说，一些丝丝缕缕的联系，就此埋入地下。

但记忆不会。

从思齐那里我得知，两个月前，小李叔叔查出了癌症，是比较麻烦的胰腺癌。思齐马上把他送进了香港最好的医院，请了最好的护工，一天一千港币。小李叔叔面对癌症倒是很坦然，他提出不手术，不化疗，不放疗，顺其自然。但他说，他希望能在最后的日子，和老朋友聊天。

这个希望让思齐很犯难，比给父亲买房子买车请菲佣都难。但她还是让父亲开出一张单子。她按单子上的名字一个一个去找，有的已经去世，有的身体很差无法远行，最后终于找到了我。

毕竟二十年没联系了，找到我也是很不易的，七拐八弯。

思齐说，你能来看看我父母吗？

我二话不说，答应了她。因为我知道，如果父亲在，一定会说，快去看看你小李叔叔和胡阿姨。

今天是第二次了。我答应小李叔叔和胡阿姨，隔一周去一次。我想我能做到，应该做到。

每次去，都是思齐给我买票，往返头等舱，她坚持让我坐头等舱。当然她事业很成功，生活富裕。最重要的是，只要能让她父母高兴，她愿意做任何事。

那几天，我和两位老人聊得很愉快，真的很愉快。虽然很多次，我们热泪盈眶，我们长长地叹息。

思齐说，大姐，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让你飞那么远过来陪我爸妈说话。但是，真的没有人能替代你，我给他们再好的条件，请再多的人照顾他们，他们也不开心。

我说没事儿，我也想和他们说话呢。和他们说话我很开心。

我说的不是客气话。我这一生如此平淡，仅有的财富，便是经历。那些和父母相关的经历，那些如今想来如此遥远，却刻骨铭心的经历。可是看重这财富的，只有拥有共同经历的人。

我想，我是在替我爹妈和他们聊天。

正是在小李叔叔的病床前，我听到了那个夜晚的故事。

小李叔叔说，那个晚上我和你爸爸待在一起，是我这辈子做得最正确的一件事。

那时候工厂很乱，已经停工，全都搞运动去了。大字报满天飞，还打起了派仗。打派仗是什么意思？简单地说，就是自己人和自己人搞阶级斗争。打派仗不只是动嘴，还动手、动刀。

那个晚上，父亲本已回家了。晚上八点多时，突然又被叫回厂里，说有紧急任务。

父亲去了才知道，下午厂里的造反派和外面的造反派发生了激烈冲突，双方拿着棍棒甚至菜刀打了起来，死伤不少，其中就有几个父亲厂里的年轻工人。当时厂革委会头头就把几个正在挨批斗的走资派叫去，让他们上山把尸体运回来，又命令父亲留在车间，处理运回的尸体。具体说，就是把尸体擦拭干净，用白布单包裹好，以便入土埋葬。

运回来的尸体一共五具。父亲看到那些尸体，那些完全失去了血色的年轻面孔，突然红了眼圈儿，为了掩饰，他转过身去拿桶打水。

但这个细微的动作，被一个人察觉到了。这个人就是小李叔叔。

小李叔叔大学毕业分到这个厂，就赶上了“文革”。他自然和其他年轻人一起加入到了轰轰烈烈的运动中。那个晚上，他和几个造反派一起，被叫去监督走资派们处理尸体。他一眼瞥见了父亲伤心的神情，不由得吃了一惊，心里涌起一股陌生的情感。在此之前，他就听说这个党委书记是清华大学毕业的，暗地里有几分佩服，但此刻的情感不是佩服，是什么，他一时厘不清。

他故作严厉地对父亲说，要做事就认真做，先把牌子取下来！

他走过去，动手取下挂在父亲脖子上的两块牌子。父亲看了他一眼，默不作声。把毛巾打湿，蹲下去，开始擦拭那些年轻人的身体。他先从脸庞开始，那一张张年轻的甚至是稚嫩的脸，被他擦净后苍白如纸。

父亲一点点地擦拭，血迹、泥土、草籽、蚊虫，凡是沾在他们身上的不属于他们的污迹，都一点一点地擦去。他甚至还用五指当梳子，替他们梳理了头发，拣掉头发里的脏东西。

很快夜就深了。小李叔叔对那个造反派头头说，你们回去休息吧，我一个人看着他就行了。

造反派头头觉得父亲一直老老实实的，的确不用监督，加上他也确实困了，走之前他厉声说，明天早上七点我来检查，必须全部弄好。不许磨洋工！

等头头和另两个人一走，小李叔叔就轻声对父亲说，不用擦那么仔细了，简单擦擦，赶紧包裹好就是了，不然来不及的。

当时已经凌晨一点了，父亲才包裹好一个尸体。按他的速度，早上七点是弄不完的。

可是父亲说，不行，不能马虎。他们的父母都不在，我是替他们的父母为他们送行，我要让他们干干净净地入土。他们都还是孩子。

小李叔叔愣了。他原以为父亲是不得已做这事的。因为这几个青年，都是造反派的骨干，也就是说，他们天天批斗父亲，他们甚至扭着父亲的胳膊，把他按倒在地，拳脚相加。他们从没把他当作过长辈，他们只把他当作阶级敌人。所以，无论如何，小李叔叔也没料到父亲会这样想、这样说。

小李叔叔没再说什么，挽起袖子，蹲下来和父亲一起擦拭。他当时也才二十多岁，从没见过死人。但他不再感到害怕了。他学着父亲的样子，很认真很仔细地擦拭，把那几个年轻人从头到脚地擦洗干净，换上干净衣服，再用白布单裹好。

两个人一直没说话，也没有任何交流，就这么默默地干到天亮。七点之前，终于全部完成了。但在小李叔叔心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天亮后，造反派头头带了几个人来，用卡车装运上尸体，去山里埋葬。父亲要求一起去。到山里后，他一直在旁边默默地看着，用目光为他们送行。直到五位青年全部入土，他才回家。

小李叔叔陪他一起回家。等了一夜的母亲，见父亲摇晃着走进家门，扑上去问，你上哪儿去了？你怎么了？父亲默默无语。小李叔叔说，您先给他倒杯水吧，他累了一夜。

母亲去倒水，父亲看着傻傻地站在一边的我和弟弟说，快，叫小李叔叔。

这就是那个夜晚。

五十多年后，小李叔叔在病床前一遍又一遍地慨叹：你爸爸这个人哪，真是太善良了。

我默默地点头。我知道，我深爱我的父亲。

小李叔叔说，从那以后，我和你爸爸就成了忘年交。我们的交情持续了三十多年，直到他去世。他去世的时候，我真的是太难过了，就好像是我父亲去世了。

小李叔叔说，每次说起那个晚上，你爸爸总是说谢谢我，说我帮了他大忙，救了他。其实不是的，不是的！

小李叔叔眼圈红了：是我应该谢谢他。我应该谢谢他！是他救了我。那时候我已经掉到泥淖里了，心都是脏的。是你爸爸给我擦掉了那些脏东西。不然的话，我会稀里糊涂活一辈子，活成一个让自己都厌恶的人。你爸爸才是我的恩人。

我心里一阵发热。小李叔叔，你也是个善良的人啊。

只有善良的人词典里，才有恩人这个词。

飞机终于降落在香港机场。

疲惫不堪的乘客们，纷纷起身，急于离开这个困了他们六个小时的航班。我身边一直呼呼大睡甚至打鼾的平常，也猛然睁开眼，快速换好鞋子，起身取下自己的箱子。当然，他也帮我取下了箱子。

总算到了总算到了。他嘴里咕噜着，已然没有了一开始劝慰我时的那种淡定洒脱。

我默默起身，拖起箱子往舱门边走。一位空姐低声跟我说，谢谢您女士，刚才我们和地面联系了，今天下午那位乘客很危险，大面积心梗。幸好及时送到医院，现在已经脱离了危险了。

我说，哦，太好了。

我转头想看看平常的反应，可是舱门一开，他就大踏步地走了出去，仿佛刚才什么都没发生。一切都已回到出厂设置。

不过也没什么。我默然往前走。刚才我并没有把那个夜晚的故事讲给他听。

不是我不想讲，而是在讲到父亲带着我们一家人来到四川时，他就睡着了。

2019年7月22日于成都正好花园

裘山山，祖籍浙江，现居成都。1976年入伍。1983年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1984年开始发表作品。主要是小说和散文。已出版长篇小说《我在天堂等你》《春草》，长篇散文《遥远的天堂》《家书》，以及中篇小说《琴声何来》等作品约四百万字。先后获得过鲁迅文学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解放军文艺奖，四川省文学奖，冰心散文奖，小说月报百花奖，《小说选刊》年度奖，《人民文学》小说奖以及夏衍电影剧本奖等多项奖励，并有部分作品在海外翻译出版。系中国作协全委委员，中国作协军事文学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