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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上海文论》是 1980 年代末 1990 年代初最负盛名的文学理论期刊之一。 从办刊开始，该刊就关注通俗文学。随着栏目的不断调整，《上海文论》开始越来越多地对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电影、电视剧等大众艺术进行探索，并以此为过渡进行文化研究的转向，反映了文学理论期刊的消费文化视野。

关键词：《上海文论》 通俗文艺 文化研究 期刊出路

一、文学期刊环境与编者趣味

1980 年代前半期，通俗文学悄然崛起。 陈绍伟指出：“一个咄咄迫人的局面在 1984 年的中国文坛出现了：通俗文学的杂志异军崛起，向‘纯文学’的杂志发起严峻的挑战。《山海经》的发行量突破 400 万大关；《故事会》 的发行量高达300 多万份。”1与此同时，理论界对这个文学现象的关注越来越多。“山西人民出版社首先于1984 年秋天在太原召开了由全国有关作家、编辑家、出版家和理论家参加的通俗文学编创出版工作会议。紧接着，天津市文联也会同有关方面召开了一次通俗文学专题讨论会。于是，《光明日报》《文艺报》《文学报》《当代文艺思潮》《文学研究动态》《当代文坛》《中州文坛》《人民日报》《文汇报》等报刊都相继发表了对于通俗文学的讨论和评论文章。”2可见，通俗文学不仅为文学创作注入了活力，为文学评论和研究也提供了生机。

同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对期刊出版发行实行自负盈亏的通知》，通知规定：“中央、国务院各部门，中央各群众团体，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机关团体，全国各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办好本部门、本单位指导工作、发表科研论著、推广应用技术的期刊，是自己业务、科研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期刊原则上要做到保本经营，在未做到之前，仍可由主办单位给予定额补贴。”3因此，不仅仅是文学创作类期刊，文学理论期刊同样 要具有一定的消费视野，才能够求得生存。

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有一、两个作为文艺创作园地的期刊，这些期刊也应做到保本经营，在未做到之前，仍可由主办单位给予定额补贴”4。为了求得生存，文学创作类期刊必定要发表大量更适合普通读者口味的文章，而这就成了文学理论期刊的研究基础。位于中国的一大文学中心——上海的《上海文论》通过大众艺术的研究反映了制度变革下文学期刊的消费视野，并过渡到以文化研究为主体的 《上海文化》，因为文化研究“把主要研究对象定位在大众文化上面”5。

《上海文论》创刊于1987 年1月20 日，1992 年第六期停刊；主编徐俊西，副主编为顾卓宇、吴亮、毛时安（1989 年第1 期起任）。目前，《上海文论》的研究者，大都将目光聚焦在“重写文学史”专栏上6，主要关注“重写文学史”的文学史意义。然而“重写文学史”并不能代表《上海文论》的办刊目的和刊物性质。代发刊词的《致读者》提到：“创作研究、作家评论以及文艺短论等均所欢迎，横向联系、比较研究、纵向探讨、历史发展研究以及方法论的研究也不容忽视。”7可见，《上海文论》一开始的关注点是较为均齐的。在其创刊号的 18 篇文章中，有两篇关于通俗文学。8也就是说，对于《上海文论》的编者来说，通俗文学是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问题，甚至还可能是吸 引读者的一个筹码。

1988 年第4 期，该刊开始以“重写”之名开始对当代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进行新的探讨。值得注意，在当期最不显眼的末尾有一个独立的栏目——“大众阅读”。这个栏目的唯一一篇文章是裘小龙、张文江、陆灏的《金庸武侠小说三人谈》。

同时，“重写文学史”势不可挡，一方面是文学史“必然的充血过程”9，另一方面， 也是纯文学研究危机的一次自我调适。其实，不仅仅是期刊，在 1989 年前后，上海的出版业面临的困境是普遍的。 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总编江曾培曾说：“现在确实困难很多。纸张不仅涨价幅度大，且严重短缺。与此同时，印工、发行费用都相继加码，发行费调整后，仅我社《故事会》一年就要多支出 200 万元。沉重的经济压力迫使出版社在经济上寻求出路。”10通俗文学的兴盛与“纯文学”的疲软形成了对照。《上海文论》副主编吴亮表达了自己的无奈：“文学在这一两年中显得疲软和平庸，我不知道 这是否和金钱挂帅有关。不过，假如他们付 出的代价是见解的平庸，艺术感的衰退，判断的迟钝和精神境界的下降，我能说什么 呢？”11纯文学研究通过“重写文学史”刚刚迎来新契机，就有人说：“现在是中学生喜欢读琼瑶、亦舒，小青工喜欢读谢尔顿，知识分子喜欢金庸。”12这里面有时尚的因素在内，就连一直在向先锋文学致敬的吴亮也说：“我的潜意识中，存在着用一种反对时尚的方式来进入时尚的欲望。”13主编徐俊西在 1980 年代初就表达出了对电影的兴趣，而后还谈论过音乐和电视剧，它的视野从来不局限于纯文学或纯文艺 。而顾卓宇还是一个戏剧研究专家，1992 年起，他还担任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主办的《每周文艺节目》的首任主编16。而毛时安更是一个关心整体文化的通才，他曾涉足绘画、戏剧、雕塑、音乐 剧等多个艺术门类17，而这些门类无不例外地具有比“纯文学”更强的消费性特征。

因此，《上海文论》对大众文艺的关注和探讨越来越多，这除了有经济和制度改革的原因之外，还有编者自身素养的原因。诚然，“从 80 年代中期以来，文学出版的格局呈现出一种过渡性特征，由计划机制向市场机制转轨，进入一种新旧杂陈的状态”18。《上海文论》在 1980 年代末 1990 年代初的状态就是上海文学理论期刊“新旧杂陈”状态的投映。它对于国内文学处境的反应是十分敏感的。所以，刊物在实践过程中，一方面符合了《致读者》中的全面性原则，另一方面也一步步 渐渐越出纯文学的藩篱，开始有了其文化研 究的转向。而通过对编者的简单分析，可以发现，市场经济一方面给他们带来了焦虑，另一方面也给他们文化研究的野心提供了契机，而大众文艺的研究既是其中的一个过渡，也是后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交融”的诉求

副主编毛时安在创刊号上说：“理论批评界对大众阅读和大众文学的创作要投以更热情的关注和必要的研究，并对大众文学接受出现‘热点’的作家作品及其影响给予适当的评价。” 19同期，该刊的文章表示了对于“主流文学”和“通俗文学”水乳交融的期待：“如果说通俗文学的涌现和迭起促使了传统文学观念的蜕变通达的话，那么主流文学固有的文学魅力则有可能使通俗文学提到一个较高的文学层次上来。”20

这里面的原因，除了刚才所说的市场冲击、编者素养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即“纯 文学”与“纯文学”研究自身的出路问题。《创刊号》上还刊登了一组文章，主要是国外学者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法国的白夏说：“一经进入专业作家的队伍，好像许多小说家、 诗人就面临创作危机，找不到题材，不知道怎么写。中国现在大踏步进行改革，文艺界难道不可以改革缠住自己手脚的制度吗？”21加拿大学者杜迈克也有类似的表述，甚至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艺术性语言和想象特色进行了怀疑。22这也就是说，中国的纯文学不仅面临市场冲击的问题，也面临着寻求自身艺术探索的问题。这促使着《上海文论》的编辑们将目光投向大众文学和文化。

所以，1988 年第 4 期同时出现的“重写”和“大众阅读”专栏，并不是完全的巧合， 实则是对刊物出路乃至文学风向的双重探索。大众文学的艺术价值和文化意义受到了越来 越多的认可。张文江谈到金庸武侠时说：“仿佛自己所有的经验、知识都被它贯穿了起来，有一 种耳目一新的感觉……虽然是通俗小说，但它的写作和对它的评论都是严肃的。”裘小 龙说：“‘剑’中含有‘书’味，这种渗透于金庸小说的内在意味使它超脱了武侠小说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小说，成为一种文化和哲学现象。这可能就是金庸小说能够吸引高层次读者，有别于一般打打杀杀的武侠小说的原因吧。”23此外，他们还呼吁重视 金庸武侠的研究，强调研究的多元化，而非拘泥于具体情节。24他们通过金庸，对通俗 文学的可能性做了相当高的估计。25“纯文 学”原来较为狭窄的审美范畴，也有可能通 过与大众文艺的相互借鉴而得到丰富和充实。正如杜迈克所言：“多数当代中国文学作品 仍然局限在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里，成了西 方评论家韦勒克所说的一种算有历史性的文献……写实文学在当前中国社会历史上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而吃力的角色，一方面他们是积极肯定了当前开明的改革政策，但另一 方面他们也不忘继续为民喉舌，仍然要不断地写出中国社会中存在的各种矛盾。”26 “纯文学”这种历史责任感和可读性的矛盾，在这里可以得到一个有效的解决办法，通俗文 学的天马行空或可为其减负。

在同年第 5 期上，“大众阅读”栏目又推出了《古龙武侠小说三人谈》，作者同上。这篇文章更是通过古龙的小说与外国的通俗文艺相连结起来，颇有文化研究的气魄。比如陆灏说：“古龙往往不得不套用现成的结构，有时甚至是抄袭其他小说的情节。《流星蝴蝶剑》明显是从《教父》而来的；《楚留香》的‘蝙蝠传’的后半部分就是把克里 斯蒂的《尼罗河上的惨案》和《七个小泥人》 掺糅而成的。”27

1988 年第 6 期，《上海文论》还转引了美国学者乔纳森•彭纳的《通俗小说与纯文学小说》，将关注点引向了通俗文学和纯文 学的同异与离合之中。因为“这个在美国争论得十分激烈的问题在当代中国文坛上有着同样巨大的反响。尤其是随着文学创作中商品化因素的增长，这个问题正在变得越来越突出。”28整体而言，这篇文章对纯文学的肯定要更明显一些。“类型小说的目的——重复熟悉的特征，生产出读者认定他可以信赖的效果——是直接同纯文学小说所寻求的经常用新的目光来看待世界这一目标相对立的。”29这就强调了纯文学小说的一种先锋的、独立的品质。但像这种将两者文学作为对立面的，在《上海文论》的文章中并不多见，大部分提及通俗文学的文章都是持中立而客观的态度，这充分说明通俗文学已经逐渐受到学者的正视。

1980 年代的最后两年，“重写文学史” 和大众文艺研究依旧明暗相间地在《上海文论》进行着双重合奏。至此，对于文学通俗化、市场化的讨论已经开始渐渐渗透到了“大众 阅读”之外的其他栏目之中，并越来越成为《上海文论》的重点之一。然而这只是文学研究进行领域扩张的第一步，毕竟它还局限于“纸媒”与“文学”。如果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 1990 年代初的《上海文论》已经试图将研究领域扩展到“媒介”与“文学性”。

1991 年第 1 期，《上海文论》又开辟了“当代视野中的大众文艺”栏目。“编者按” 中写道：“可以预见，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大众文艺的领地会更加扩大，势头会越来越强劲。对于这种文化现象，如何理解，如何评价，如何分析，如何引导，这是摆在我们文学、艺术和文化研究工作者面前的巨大课题。为此，本刊特开辟‘当代视野中的大众文艺’这一专栏。”30副主编毛时安撰文《大众文艺：世俗的文本与解读——关于当代大众文艺研究的一些想法》：“优秀的通俗文学作品永远不会停留在讲好听故事的层面。它常常还具有更深层的人性内容，可供阐释学的深入研究，如希区柯克的那些优秀电影作品。但是优秀的通俗文艺必然拥有一个好听的故事，也是没有疑义的。”31这就非常精确地把握住了通俗文艺吸引观众的一个重 要筹码——好听的故事，而这是当时很多严肃文艺所缺乏的。

对于通俗小说的探讨，可以说不仅仅是出于热情，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越来越学理化，对通俗文学的创作进行严肃的探讨和推敲。比如吴礼权的《情鬼侠小说与中 国大众文化心理》的文章即分为较为严密妥帖的章节：一、爱情小说与“画饼充饥”的文化心理；二、志怪小说与崇尚蕴藉的民族心理；三、英雄侠义小说与阿 Q 精神；从正反两面，历史的纵向角度和社会的横向角度 全面梳理了情鬼侠与大众文化心理的关系。 章培恒、陈平原等人的文章也都结构严密。陈平原的《浪迹天涯——武侠小说形态分析之一》第一节主要探讨武侠小说的故事模式的历史继承，第二节主要讲“报恩仇”之取代“平不平”与“立功名”，成为20 世纪中国武侠小说最重要的行侠主题，增强了侠客行动的主动性（不必受制于清官）、直接性（不必诉之于法律）、个人性（不必追问社会效果），给予武侠小说家更广的想象空间以及更大的虚构自由。第三节主要讲现代武侠小说惩恶扬善之“过程”描写的重要性。 第四节主要讲江湖并非理想社会与人们诉诸于武侠的精神追求。33

1990 年代初，“当代视野中的大众文艺” 成为《上海文论》最稳定的栏目之一。其主要研究对象是通俗小说，如章培恒的《从武侠小说的发展看大众文学的前景》（1991 年 第 3 期）、陈平原的《浪迹天涯——武侠小说形态分析之一》（1991 年第 3 期）、陈大康的《论通俗小说的双重品格》（1991 年第 4 期）、吴礼权的《情鬼侠小说与中国大中国文化心理》（1991 年第 4 期）、袁进的《世 间唯有情难诉——试析“言情小说”的若干 特征》（1991 年第 5 期）等。对通俗文学的讨论，再也不是像原先针对金、古、梁的三人谈了。正如上面的分析所表明的，它们都可称得上是有理有据的论文了。

三、文化研究的高潮与消费主义的观照

如果说以上内容还都局限在文学范畴，那么接下来的例证则足以证明《上海文论》 的文化研究转向。早在 1988 年第 6 期的“大众阅读”，其关注点就开始进入“畅销书” 的范畴。其中的五篇文章分别是：《空白带来的畅销——读〈毛泽东〉》《历史和非历 史——读〈斯大林肃反秘史〉》《逃不脱男 性本位的思想模式——读〈黑色唱片〉》《第 一乎？第二乎？——读翻译小说〈第二夫人〉》《人体艺术与文化改造——读〈裸体艺术论〉》。绍凯所介绍的五本书，都和 纯文学无关，它们共同关注书籍的畅销。“一般说来，传记文学的销路总是看好，这 也不必奇怪。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能够 理解《毛泽东》的畅销，但现在的问题是： 为什么我们自己拿不出一部畅销的《毛泽 东》？”“欧文•沃莱斯被列为世界第三位 ‘最’畅销作家，1960 年，他的第一部小说《查普曼报告》就进入了当年的最畅销书之林。”34对于书籍畅销缘由的探析，渐渐地涵盖了政治话语、性别话语和历史话语的讨论，使得刊物比较明显快速地达到了消费性探索的第一个小高潮。

1989 年第 2 期的“大众阅读”栏目是以 “女权主义批评专辑”推出的。其中，“妇 女沙龙”栏目含文章《大众传播中的女性形 象》。徐启华在这篇文章中直接探讨了商品 经济的影响：“商品经济的强大冲击，也诱导了‘封面女郎的出现’。女性通过对艺术、人体美的追求来伸展自身之外，也体现了社会需要抚慰和调节的心理要求。”35在 1990 年第 1 期的“当代新学科”栏目之中，花建也进行了文艺消费与消闲时间的讨论：“一些在时间上见缝插针、宜长宜短的文艺消费项目如看电视、听音乐、看小说等发展较快，而需要大段时间投入的文艺消费项目如看电影、戏剧、音乐会等就很受限制。”36这就从文学题材、商品经济冲击以及阅读时间三个方面探讨了大众文艺兴起的原因，可以说《上海文论》比很多文学创作类甚至商业类的刊物都提前感受到市场经济大潮的到来，并对 此作出敏锐反映。

1991 年第 2 期的“当代视野中的大众文艺”则直接涉及了那几年最热的电视剧 《渴望》，在头版上醒目地开辟了“话说渴望”的笔谈会，规模比当年谈及金庸、古龙的笔 谈大得多。参加这次笔谈的有汪云天、方克 强、陈思和、任仲伦、鸣亚等九位文学理论和批评家。分别谈及《渴望》的雅俗共赏的 美学意义（汪云天）37、人物角色的原型意识（方克强）女性的渴望（梁红英）流行原 因及文本深度（任仲伦）38、文化意蕴（王文英）39，以及通俗、随俗与媚俗的辨析（张振华）《渴望》与消费文化以及文化殖民的关系（包亚明）。《渴望》播出的时候造成了万人空巷的效果，绝对是一个现象级的事件，《上海文论》对于《渴望》的讨论，也是严肃的，暗含着对艺术既不高高在上，又不媚俗的雅俗共赏的美学期待，也体现了《上海文论》已经有着较为明确的文化研究视角和消费视野。

如果说以上只是《上海文论》给我们提供的个案研究，那么 1990 年第 2 期的“综述”栏目则为观众提供了一个“集合”。这篇综述分为“文学商品化产生是必然的”“文学艺术面临商品经济的挑战”“文学应摆脱商品经济的困扰”三个版块，分别列举了最有代表性的文章。如第一章列举了梁昭发表于《作品》杂志 1989 年第 8 期的《文学商品化与商品化文学》40。同年第3 期的“理论纵横栏目”中，黄世瑜又进行了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之间关系的讨论，并且再次对先锋文学表示担忧：“近年来我国有些‘先锋派’文学作品难以为人们看懂和接受。它是少数人潜心其中、刻意仿效而成。对于这些作品，议论颇多，贬大于褒。”41这充分说明消费主义的文学也具有文学环境和文学发展规律上的双重合理性，一方面，理论家们意识到，文学不可能去避免商业大潮；另一方面他们也通感先锋文学越来越流于形式，不能有民族化的个性表达，而流于思维的混乱与漂浮，很难达到自我的超越。

本年以后的例子依旧有很多，比如，1991 年第 4 期的“宏观视野”栏目，发表了单正平的《艺术价值、审美价值与经济价值》、王向民的《浅论商品经济对文学艺术的挑战》。 单正平认识到了审美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关系：“审美价值要实现为经济价值，必须大批量地复制作品；通过复制作品向消费者提供种种审美愉悦。”42这毋宁说是大众文艺最显著的特征。此外，1992 年第 2 期的“上海作家与作品”栏目发表了李亦中的《柯灵电影观刍论》，1992 年第 4 期的“当代批评理论与方法研究”栏目发表了鲁妮的《镜城之中：西方女性主义电影理论综述》43，当期“文化与文学”栏目发表了蔡翔的《知识分子与江湖文化——中国文学中的“任侠问题”》， “序与跋”栏目发表了潘知常的《起飞的图腾：当代大众文化——序〈当代图腾〉》， 这也是本刊第2次发表关于大众文化书籍的介绍；1992 年第 5 期“隔海文谈”栏目发表了台湾地区学者叶洪生的《论当代武侠小说 的“成人童话”世界——透视四十年来台湾 武侠创作的发展与流变 》等等。以上文章大都能从学理上客观地评价大众文艺，可以证明《上海文论》对大众文艺的关注程度不断增强，并且不断转向学院化。此外，还有关于影视文化的研究，如杨文虎的《电视艺术：大众的消费品》（1991 年第 6 期）、郑向虹 的《作为现代神话的电影》（1992 年第 1 期）等。还有对于流行文化现象的研究，如笔谈《汪 国真现象说》（1991 年第 4 期）。

当然，其他刊物如《文艺报》《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等也都涉及了通俗文 学或消费文化的讨论，但都没有《上海文论》走得远，最权威的《文艺报》在 1984-1985 年甚至还对通俗文学忧心忡忡。44 它们还保留了纯文学作为研究主体，这或许和文学的制度有关，因为毕竟很多期刊都是作协、社科院等单位办的，他们与中国传统书面文学传统和较为官方的当代文学体制脱不了干系。而《上海文论》的文化研究转向在 1992 年已经表现得十分明确了，似乎只差将刊物更名为《上海文化》，可以说它是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理论期刊的消费视野的代表。而如果我们结合一下刊物的广告来看，就可以将其消费视野与文化研究转向的关系看得更加透彻。

四、广告、刊企联姻的催化效应

从社会环境来看，文学的市场化已是不可阻逆的历史趋势。早在 1984 年，中央已颁布了《关于对期刊出版发行实行自负盈亏的通知》，市场化成为趋势。邓小平同志在 1990 年代初视察上海时指出：“开放不坚决不行，现在还有好多障碍阻挡着我们。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451990 年代初的上海，“市区大约每平方公里就 5 至 6 个书店（亭）, 每一万个人口中拥有 3个书 店（亭）, 大大方便了购书者。然而 , 一度出现了批发渠道失控、管理秩序混乱、书刊市场遭到污染等状况：一批宣扬淫秽色情、凶杀暴力、封建迷信的书刊和广告 , 竟在大街小巷的书摊上‘亮相’；一些出版、发行、 邮电部门和新华书店 , 见利忘义 , 也悄悄地干起了销售淫秽不良读物的‘行当’”46。本来严重依赖于计划和体制的“纯文学”的危机已经是不可忽视的。

作为中国最早的摩登都市之一的上海，最先感受到市场经济的风向。书刊中的广告也是例证之一。因此，翻开《上海文论》的大部分期次，也会发现其广告的条数之多、形式之多样和内容之丰富。

观察 1988 年到 1992 年期间的主流文学理论、评论期刊，可以发现，《文学评论》（北 京）五年间只有少数几则广告；《文艺研究》（北京）完全没有广告；《文艺理论研究》（上海）几乎没有广告；《当代作家评论》（沈阳）、《文学自由谈》（天津）每期大概有 2-3 则广告 ;《当代文坛》（成都）也只有 少数几则函授班的广告；《文艺理论与批评》（北京）除了少数兄弟期刊的推介也几乎没有 商业广告。

《上海文论》的第一则商业广告，是 1987 年第 3 期的“牡丹牌”油墨广告，黑白 印刷，当期唯一。第二则广告是同年第 5 期，上海织袜十五场的“黑白鸡牌”“三叶牌”“寿星牌”袜子，黑白印刷。可见，它在起初的广告也不算多。到了 1988 年第 1 期，广告陡然增到了 4 页 4 条，分别是阀门厂、装潢印刷厂、化工厂、保温瓶的广告，双色印刷。 而当年第 2 期已经增到了 6 页 6 条，开始有了铜版纸彩色印刷。当年第 3 期，7 页7 条广告，全部彩色印刷。此后，广告数量逐步突破到每期十则以上，而且题材丰富。比如 洗衣机、石化、机电、电子设备、高级香水、保温瓶（1988 年第 3 期）；电线电缆、食用 香精、肝素注射液、保险公司、人参三宝、驼毛厂、洗衣液（1988 年第 4 期）；橡胶厂、 面膜、古玩店、脑复新胶囊、水阀、冷库、电冰箱、窗钩厂（1988 年第 5 期）；制药厂、蜂皇浆、仪器厂、照相机厂、学习电脑、电子琴、电磁炉、黑白电视机（1988 年第 6 期）。 以上仅仅是 1988 年后四期所登的广告种类， 有内容题材或赞助厂家重复的还没有记录在 内。由此可见《上海文论》的广告在当时是 呈一种爆炸态势的。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列举冗长的广告名单，是因为它们所形成的“世俗场”，对于文学期刊是一个巨大的刺激，从而催化它们进行消费主义的关注和转向。可以说广告是市场意志在传统媒介上的一个表征，它看似独立分页，与内容无关，实则强而有力地规定着文学和文学理论的生产。也是因为这样，《上海文论》对大众文艺的关注与其广告的数量是成正比的，上海的另一个刊物《文学角》（后更名《海上文坛》）也是如此。

此外，还有所谓的杂志后援会，它更具 体地体现了企业意志对于文学领地的“入 侵”。如 1989 年第 3 期和 1990年第 1 期的名单中，涵盖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上海电机公司、上海申江日用品厂、长宁区果品公司闽江批发站等 30 多个厂家和部分 厂长的名字。这应该是刊企联姻较早的例子，甚至比很多文学创作类期刊还要早。比如，《山花》与贵阳卷烟厂的合作是从1994 年4月号开始，《钟山》1995 年和徐州卷烟厂联办等。 这就极大地限制了编辑自身的话语权，导致他们为了自己版面的价值而努力扩大读者群，因此不可不看作其重视通俗文艺的重要原因。

如果说以上的广告占领的只是刊物周边，那么“风采录”栏目就更体现了“刊企联姻” 所带来的后果，甚至是广告的某种“脸谱化” 诉求，因为它是以“报告文学”的文体出现 的。“风采录”自 1990 年第 3 期开始设置， 从78 页开始，占用正文三页篇幅，发表了郑斌、曾建国的《中国企业改革的一个重要出路——上海微型轴承厂走外向型发展企业道路的报告》。这个栏目迅速膨胀，让人不得不承认其广告性质。1992 年第 1 期，刊物扩展版面到 96 页，“风采录”达到了9 篇之多。 同年2、3 期，“风采录”均为 12 篇……由于企业意志的左右，《上海文论》不可避免地进行文化研究的转向。

在这种情况下，文学期刊都很难保持其纯洁性，更何况读者更少的文学理论期刊呢？ 黄发有曾经将文学期刊的改版分为四种模式。其中第四种是“另觅出路，改版为远离文学 的文化类、娱乐类、综合类期刊”48。《上海文论》虽是理论期刊，但也符合此种特点。“1993 年不仅是大量严肃文学刊物的‘创刊年’，各大小报纸的‘扩版年’，还是近千家刊物的‘创刊年’，而且不论是创刊的、扩版的还是转向的，其宗旨都瞄准了大众化、纪实化和生活类三大特点。也就是说，1993 年的文学市场对通俗性作品的需求呈几何级数剧增。”49

这种情况下，《上海文论》选择了黄发有所说的第四种策略，通过对大众文艺的关注一步步走向文化研究。此时，广告或许是其对严肃文学和高雅艺术研究背后的另一种真实。可以看出，其所刊发的广告已经完全可以组成世俗的生活场。“广告本来不是别的‘高雅文化’，它就是一种消费文化景观，它迎合着大众的消费意识，又创造消费文化需求，从而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50它在文化研究的背后，昭示着读者、编者的双重的经济诉求。刊物想要生存，就必须有商家的支持，而获得商家的前提是要有尽量广泛的读者。可以说，一个能吸引如此众多广告商的绝不会也不能是一个纯文学理论刊物，这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

改刊后的《上海文化》，研究范畴仅1994 年一年就涉及雅俗文化之关系、钱币、 大众传媒、娱乐文化、电影、戏剧、移民文化、流行音乐、民俗、建筑、民歌、围棋、旧派小说、 文企联盟、美术绘画、都市文化、菜系等等，具有了不容置疑的消费文化视野。

可见，《上海文论》的文化研究转向，其根本动因是消费文化的作用，直接原因是编者兴趣和纯文学研究危机下的期刊出路探索。它因处于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在 1992 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来之际，敢为人先地进行了全面改刊，为文学理论期刊 的转型提供了一种出路。

结 语

首先，1980 年代中期通俗文学的冲击使得文学期刊不得不做出反应，加上期刊“自负盈亏”等体制改革，对通俗文学的关注是文学期刊进行新发展的一个重要机遇。《上海文论》的编者从来都不是专门于文学研究的，因此，他们的野心似乎不是纯文学研究可以容纳的。《上海文论》的文化研究转向 容纳了这些知识分子的野心。

其次，《上海文论》在 1990 年代初，就面临着和纯文学研究相平行的行业困境，文化研究可以让其在保留对文学批评的眷恋的同时满足其资本和文化上的双重目的。对于“纯文学”和“通俗文学”水乳交融的期待，也是文学期刊关注大众文艺的一个重要动因。

再次，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对于商品化、市场化大潮是极其敏感的。当年以“重写文学史”名噪一时的《上海文论》在广告要上远比大多数的文学刊物超前，它率先进行了“刊企联姻”，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必然要求它在保证刊物质量的情况下拥有较为广泛的读者，因此文化研究转向也是一种必然。随着办刊的实践，不仅“大众阅读”和“当代视野中的大众文艺”为文化研究开疆拓土，对于影视艺术和通俗文学的关注也广泛地渗透到其他常设栏目中间去，这是其关注消费文化的表征，也是其文化研究转向的过渡。

综上，《上海文论》的转型未尝不可看作文学理论期刊的一种出路，它将视野放在 整个消费社会的文化现象中，有助于了解文艺的社会属性，也有助于探索“纯文学”和大众文艺相互借鉴的可能。大众文艺作为消费文化的一部分，也是文学理论期刊从“纯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的一个桥梁，客观上为文学研究注入了生机与活力。

注释：

1 陈绍伟：《面对通俗文学崛起的思索》，《作品》 1984 年第 12 期。

2 曾凡：《关于当前通俗文学的兴起》，《学术资料》1985 年第 6 期。

3 4 《国务院关于对期刊出版实行自负盈亏的通知（1984 年 12 月 2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85 年第 1 期。

5 陆扬、王毅：《文化研究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4 页。

6 比如周立民的《重写文学史》（《南方文坛》2000 年第 5 期）、陈越的《“审美性”的偏至 与“主体性”的虚妄——关于“重写文学史”的再思考》（《文艺理论与批评》2016 年第 2 期）、杨庆祥的《上海与“重写文学史”之发生》（《现代中文学刊》2010 年第 3 期）。对于《上 海文论》的全局性研究，目前较易看到的仅有 王进的《先锋的位置：政治、文化与自我——从〈上海文论〉（1987-1992）看“上海文论”主体建构的可能性》（见叶辛主编，《上海文 学发展报告》，2009 年）、青岛大学史歌的硕 士论文《〈上海文论〉文学场与当代文学思潮》。 7 《致读者》，《上海文论》1987 年第 1 期。

8这两篇文章分别是该刊后来的副主编毛时安的《琼瑶的梦和读者的世界——从读者接受看“琼瑶热”》、魏威的《主流文学•俗文学•美文学——关于通俗文学的发展和走向的一点感想》。 9 见陈思和《主持人的话》，《上海文论》1988 年第 4 期。

10 江曾培：《困境与选择》，《文学角》1988 年 第 4 期。

11 吴亮：《答程德培问》，《文学角》1988 年第 3 期。

12 魏威、朱小如：《并非闲谈》，《文学角》1988 年第 4 期。

13 吴亮 :《九十年代：写作、艺术和流行文化——答友人问》，《文学角》1990 年第 3 期。

14 例如，徐在 1981 年第 6 期的《文汇报》发表《如何评价文艺作品的真实性？——从影片〈巴山 夜雨的讨论说起》；在 1982 年第 4 期的《电影研究》上发表《用奋发向上的精神看待人生（从〈角落〉的讨论谈起）》；1990 年在《中国音乐学》第 4 期上发表《回首“德彪西”》；1990 年 11 月 11 日在《解放日报（沪）》发表《从〈围城〉的改编谈提高电视剧艺术品位的几个问题》；1991 年在《文汇报》第 31 期发表《新时期电影漫议》，并在《上海戏剧》第 1、2 期分别发表《在中国戏剧家协会上海分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在首届上海戏剧表演艺术白玉兰奖大会上的讲话》；1993 年，也就是在《上海文论》停刊之际，他开始放开手脚探索市场 经济和文化艺术的关系，在《文汇电影时报（沪）》 1993 年 10 月 16 日号上发表《探索文化市场》；同年，《人大复印报刊资料》1993 年第 8 期转载其文章《市场经济与文化建设》；此后，通俗艺术在其话语中占得比重越来越高。

15 如在 1979 年第 4 期的《文艺评论》上，顾卓宇就联合胡淑和、陈刚共同发表了《革命现实主义的胜利——试论建国以来的话剧成就》。

16 贾树枚主编《上海新闻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46 页。

17 如其在 1983 年《音乐爱好者》第 3 期发表《音乐生涯五十秋》、在《文汇报》第 13 期发表《绘黄河风貌，抒华夏心声——组画〈大河寻源〉 欣赏》；1985 年在《文艺理论研究》第 2 期发表《中西表现美学及其影响下的绘画》；1989 年在《文汇电影时报》第25期发表《悬念与刺激： 惊险片的动力——从希区柯克的〈谍海疑云〉 说起》；1990 年在《文艺报》第13 期发表《出手不凡——盛李及其作品印象素描》；一直到 2016 年，他还在《歌剧》第 8 期上与许晓明联合发表了《音乐剧〈国之当歌〉全新修改版首次亮相》。

18 黄发有：《中国当代文学传媒研究》，人民文学 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15 页。

19 毛时安：《琼瑶的梦和读者的世界——从读者接 受看“琼瑶热”》，《上海文论》1987 年第 1 期。

20 魏威：《主流文学•俗文学•美文学——关于通 俗文学的发展和走向的一点感想》，《上海文论》 1987 年第 1 期。

21 《中国当代文学——外国学者如是说》，《上海文论》1987 年第 1 期。

22 26 杜迈克在同专题中说：“我认为多数当代的中国文学作品缺少了艺术性的语言和想象的特色。 多数当代中国文学作品仍然局限在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里，成了西方评论家韦勒克所说的一种算有历史性的文献，但在艺术水平上却还没有提升成为他所说的文学上的不朽著作，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过去后仍有高度的可读性。”《上海文论》1987 年第 1 期。

23 27 裘小龙、张文江、陆灏：《金庸武侠小说三人谈》，《上海文论》1988 年第 4 期。

24 陆灏在同篇文章中说：“中国大陆虽不乏金庸的读者，却没有人好好地作一点讨论。是的， 必须从一个较大的背景来认识金庸作品中的‘书’味，我看过一些港台地区学者写的金庸 的研究文章，如《诸子百家看金庸》等，他们 大都拘泥于小说中的具体情节。”《上海文论》 1988 年第 4 期。

25 裘小龙说：“当代著名的波兰批评家英伽登把文学作品分成几个层次，最高层次是一种‘形而 上的性质’。在他看来，这是伟大艺术作品的 标志，金庸的一部分作品是否也可以这样看呢？ 陆灏回应：“对，金庸的不同凡响正是因为他 的作品有一层‘形而上’的性质。”《上海文论》1998 年第 4 期。

28 姚基：《通俗小说与纯文学小说译者前记》，《上海文论》1988 年第 6 期。

29 [美] 乔纳森•彭纳：《通俗小说与纯文学小说》， 姚基译，《上海文论》1988 年第 6 期。 30 《编者按》，《上海文论》1991 年第 1 期。

31 毛时安：《大众文艺：世俗的文本与解读——关于当代大众文艺研究的一些想法》，《上海文论》 1991 年第 1 期。

32 吴礼权：《情鬼侠小说与中国大众文化心理》， 《上海文论》1991 年第 4 期。

33 陈平原：《浪迹天涯——武侠小说形态分析之一》， 《上海文论》1993 年第 1 期。

34 绍凯：《书评五篇》，《上海文论》1988 年第 6 期。除了这两个例子，还有对裸体效应的讨论：“‘裸体’的效应主要由图片部分来承担，‘艺术’的效应主要由文字部分来承担。当然，令人惋惜的是这本书的图片印制得不精美，使那 些不朽的艺术佳品少了几分姿色；不过，这在 一半的读者看来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35 徐启华的发言见《上海文论》1989 年第 2 期。

36 花建：《文艺新学科多重属性论》，《上海文论》 1990 年第 1 期。

37 汪云天在《展开“善”与“美”的双翼》中说：“《渴望》虽然在艺术上确还存在某些瑜不掩瑕的遗憾，但在情感宣泄和社会辐射等诸多方面，着实功不可没，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研讨的经验与启迪。《渴望》的问世，是广大观众相当长时期来‘渴望’国产室内连续剧的必然， 希望日后有更多更好、雅俗共赏的电视佳作诞生。”《上海文论》1991 年第 2 期。

38 任仲伦将他的讨论命名为《一次无挑战的征服》：“它在价值体系上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把握了电视文化所具有的通俗性特征，把握了现时电视观众记者渴望的道德情感和人伦理想，并以此为‘精神食谱’，编制了具有较宽泛的思想覆盖面和较通俗的艺术传达力的故事框架，从而在最广泛的市民层次上，获得少有审美阻抗的接受效果。另一方面，由于它倾力于以一种契同投合姿态，来博得观众的共鸣，所以导 致了它在适应人们的情感需要和道德渴望的同时，多少忽略了对这种情感需要道德渴望进行 必要的思想升华，甚至出现了不必要的思想迁就。”《上海文论》1991 年第 2 期。

39 王文英为《渴望》的摇旗呐喊是颇为激烈的：“难道那些写在大砖块一样的书里，或连篇累牍地 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才是文化吗？不！文化实实在在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里，支配着人们 的日常生活乃至他们的行动和思维。要研究文化的人，难道可以回避以这样生动、强烈的形 式体现出来的文化吗？”见其《〈渴望〉文化 意蕴的两面观》，《上海文论》1992 年第 2 期。

40 梁昭在该文中指出：“‘消遣文学’也是一种商品化的文学。不要一提到‘商品化的文学’就 认为都是些乌七八糟的。至于那些有害的、色情的东西，要制定相应的法律，加以取缔、制裁。” 《上海文论》1990 年第 2 期。

41 黄世瑜：《通俗文学散论》，《上海文论》1990 年第 3 期。

42 单正平：《艺术价值、审美价值与经济价值》， 《上海文论》1991 年第 4 期。

43该文的核心观点是：“西方的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在其产生、发展的特定环境中，无疑是一种积 极的、革命性的理论与批评模式；但它仍必然地带有十分鲜明的西方白人中产阶级知识女性 的立场及特征。”《上海文论》1992 年第2 期。

44比如鲍昌指出：“现在流行的通俗文学作品虽多， 迄今尚无质量优秀的代表作出现；相当多的作品，其水平还不及三四十年代的通俗文学大家之作。有一些思想内容破不健康，格调低下；缺乏高度的审美理想，流露出小市民的低级趣味；还有的作品不加批判地再现历史，美化了反动阶级人物；一味追求琐文轶事，过分夸大个人作用；个别作品甚至渲染恐怖、暴力、色情、 荒诞。”见鲍昌《怎样看待文艺、出版界的一个新现象》，《文艺报》1985 年第 1 期。其他 文章还有，夏康达《一个需要引导的文学潮流》、黄洪秀《我们的文艺要开倒车吗？》等，大都 对当时通俗文艺的现状表示不满。

45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367 页。

46 两木、任中：《净化书刊市场的重要法规——记上海图书报刊市场管理条例出台》，《上海人 大月刊》1991 年第 5 期。

47 王秀涛：《中国当代文学生产与传播制度研究》，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08-210 页。

48 黄发有：《文学期刊改版的经验与误区》，《中国出版》2009 年第 7 期。

49 朱向前：《1993：卷入市场以后的文学流变——从“王朔现象”说开去》，《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1993 年第 2 期。

50 黄会林、尹鸿：《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43 页。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