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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夏康达坚守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立场，构建与时俱进的审美体系，在新时期文学的潮流中为改革文学和反思文学的崛起，为蒋子龙、冯骥才等著名作家的腾飞，为天津文学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理论资源和实践力量，是当代卓有贡献的批评家。同时，他在新世纪大众文艺蓬勃发展中进行的文化艺术研究，也为践行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原则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作出了贡献。

关键词：夏康达 文学研究 艺术研究 批评立场 审美体系

20 世纪春潮澎湃的新时期文学崛起中，在海河畔的文学重镇天津，当蒋冯航（蒋子龙、冯骥才、航鹰）“三驾马车”隆隆驶向文学远方的时候，人们把钦佩的目光同样投向了助力他们腾飞的津门“三剑客”——文学评论家金滕夏（金梅、滕云、夏康达）。这之中，自谦为文坛“勤杂工”的夏康达教授尤为引人注目。

批评家夏康达曾为新时期改革文学、反思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文学批评是文学创作不可或缺的盟军，是文学腾飞的理论动力和实践源泉。《夏康达文学评论自选集》《口述史与忆旧录》以及散见于各个报刊的文章，是其坚守文学批评立场的见证，也是其不断建构审美体系的彰显。那么，夏康达的文学批评主要有哪些特色呢？

首先，他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为指导，坚守现实主义的批评立场，以唯物主义者的勇气和胆识，为新时期文学的复苏崛起呐喊高歌，给以蒋子龙为代表的改革小说和以冯骥才为代表的反思小说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力量。1979 年3 月6 日，夏康达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写中间人物”辨》，这是最早为被“四人帮”批判的“写中间人物”平反的文章。然而，当小说刚刚砸烂帮派文艺的枷锁，张扬起“离经叛道”的风帆前行时，就遭遇到了五花八门的责难和挞伐，蒋子龙、冯骥才的作品当然也未能幸免。冯骥才的《铺花的歧路》杀青多月，难以发表，刊物瞻前顾后颇多忧虑，文坛为此曾专门开会研讨；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甫一面世，某大报14个版面连篇累牍的批判立马迎面扑来。这些现象，都让作家和读者感到迷惘和彷徨——新时期文学的创新路向究竟在何方？面对这些陈旧的思维、无限的上纲、无端的指责、无穷的忧虑，亦即有形的或是无形的罗网和障壁，夏康达清醒地意识到，这不是简单的小说创作思想或叙事论争的问题，而是对揭批“四人帮”持有什么立场，对改革开放抱有什么态度，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如何坚守、践行的问题。抑或是如何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回归当代文学人民性的本质问题。于是，他系统研究文学演进,全面观察文坛态势，认真进行文本细读，明确了当下文学嬗变的正确方向和蒋、冯创作的成功探索，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具有反潮流意义的重磅文章——《蒋子龙创作论》《不变之变——读蒋子龙近作札记》《蒋子龙的小说艺术》《〈蛇神〉在蒋子龙的创作整体中》《谈冯骥才的创作》《寓虚于实 以实衬虚——夏康达答冯骥才》等。这些文章，是国内最早比较系统、全面、深刻评论蒋子龙冯骥才小说的论文，是理论界较早旗帜鲜明地为改革文学和反思文学正名定位的评论，无论在当时还是时下都有深远的影响。在这些文章中，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观，以宏阔的视野和精准的观点，在纷纭复杂的文学现象中拨乱反正，考察透析，摆事实讲道理，扬弃了那些极左理论的影响和纠缠，在蒋子龙、冯骥才的新作为广大读者接受、被文坛褒扬的过程中发挥了文学评论的发现、引领作用。毫不过誉地说，正是由于夏康达和几位评论家的呐喊呼号、据理力争，形成一股强大的理论力量，推动了蒋子龙、冯骥才为代表的一批在天津成长的作家异军突起，使他们在当代文坛上隆重登场，谱写了新时期文学中动人的华章。

对蒋子龙小说的研究，就是他对文学人民性的详尽阐释和高度认同。那时，面对无数泼向蒋子龙小说的污泥浊水，他从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属性出发，为蒋子龙创作辩诬。他指出，蒋子龙的小说为人民立言，书写人民心声，塑造工人形象，探寻时代走向，呼唤深化改革，这是人民所期盼的小说，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硕果。蒋子龙的成功在于，他“善于感知人民思想的脉搏和感情的起伏……敢于关注和反映与广大群众切身利益关系密切的重大社会现实问题。作品的反响，是作者了解人民心声的频率”。因为“只有使自己的作品与人民群众急欲表达的思想感情发生共鸣，才能得到读者的欢迎和支持。也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成为站在时代巅峰所发出的强音”1。这些对蒋子龙创作思想追求、叙事要旨进行的分析和点赞，被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那些写出人民期待、思想、感情、喜怒哀乐的作品，必定深受读者欢迎；那些写出时代发展、潮汛、历史变革的作家，永远不会被人民遗忘。秉持这样的观点，他认为，蒋子龙的小说，无论是为改革者立传的《机电局长的一天》《开拓者》，还是塑造时代新人的《乔厂长上任记》《赤橙黄绿青蓝紫》，乃至《拜年》《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锅碗瓢盆交响曲》等，无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反映人民参与的伟大改革和历史嬗变，从而将“波澜壮阔的活剧”“气象万千的生活景象”“动人肺腑的故事”“激昂跳动的乐章”“史诗性的变化”2呈现给读者的佳作。

作为一个新时期文学的在场者，一个深刻了解文学流变规律的理论家，夏康达的批评活动紧密结合着社会和文学变革的实际。这种社会和文学变革的实际，即是文学创作的时代要求和作家叙事的范式走向。在夏康达看来，抓住这个实际，就能够破译作家成功的密码，总结其小说成功的经验，开掘其不断超越文坛和自我的动因。比如，对蒋子龙和冯骥才的脱颖而出和创作成就，他从新时期的大背景考察，认为是“时势造英雄”，是时代的呼唤和人民的要求使然。他对蒋子龙《机电局长的一天》特别是《乔厂长上任记》的大胆肯定，都是从社会和文学变革现实中得出的科学结论。粉碎“四人帮”之后，在清算其祸国殃民的罪行中，伤痕文学流行文坛，蔚成风气，其历史价值和文学贡献，当然不能低估。但是，如果文坛总是沉湎于期期艾艾、悲悲戚戚的过去，读者总是沉浸在怒火中烧、义愤填膺的从前，国家还能发展，社会还能进步吗？因此，时代迫切要求文学创作弃旧图新，描绘时代新貌、抒写人民心声，而这两篇小说就恰恰及时地回应了这个问题。在那个政治动乱刚刚终止的节点，它理直气壮地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积郁心头的强烈愿望——砥砺前行，加速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试想，这种振聋发聩、石破天惊的重大主题，能不引起轰动效应吗？虽然它们的发表一波三折，“然而，这样的作品人民是不会忘记的。沉默的反响是无声的惊雷，总有一天要爆发出来。《乔厂长上任记》生逢其时，发表之后，几乎可以说在社会上刮起了一阵乔厂长旋风”，“许多读者是怀着探求如何加速实现四化的目的来阅读这篇作品的，因此产生了这样的文坛佳话：有的读者写信给编辑部，要求乔厂长到他们单位上任；有人找到蒋子龙，要向乔厂长告状。”为什么会有这种文学接受现象发生？夏康达说：这些作品成功的原因，在于它“不是纯客观地记录生活，而是在探索生活发展的道路：不仅提出问题，而且试图要解决问题”3。基于这些，在激烈的文学争鸣中，夏康达坚定地认为，“社会意识中的忧患意识和审美意识中的崇高诗性相结合，决定了蒋子龙小说创作具有以下特点”，即“创作题材多涉及重大的社会问题”“小说情节多由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构筑”“小说的主人公多由英雄型人物担当”4。一句话，这是新时期难能可贵的宏大叙事和改革文学的开山之作，它描写的是时代前进、历史嬗变的改革现实；它推出的是人民呼唤的、具有时代精神的英雄人物，谁也撼不动、批不倒。同样，冯骥才的反思文学作品获得的成功也源于此。在《谈冯骥才的创作》《寓虚于实 以实衬虚——夏康达答冯骥才》等文章中，夏康达对冯骥才反思文学作品产生的历史因缘、升华的民族特质等都作了实事求是的解读和评判。他认为，这些作品产生极大共鸣的原因就是“生活的驱使”5，亦即人民的需要、时代的催促。实践证明，这确实是科学、公允之论。“生活的驱使”，让作家客观地现实地描写生活，并透过生活的表层，捕捉生活的真髓；“生活的驱使”，让作家突破固有的窠臼和艺术的定式，并通过主体的努力，抵达新的艺术高地。这是文学创作的沧桑正道。夏康达的看法不错：一个作家，不管你多有才华，但如果疏离生活，冷漠时代，脱离人民，也会走上“铺花的歧路”！

其次，他以马克思主义的美学为理论基础，以创新的视野观照文坛的现状，对一些作家的创作进行美学的评判和哲学的质询，为天津文学界的繁荣发展和作家的创作突破建言献策。这之中，他发表的文章虽然不算太多，但立足点高，角度独特，肯綮深刻，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指导意义。尤其可贵的是，夏康达不忘初心，从不回避和改变自己的批评风格。他的文章拒绝过誉敷衍之语，实事求是，实话实说，既没有当下文坛上流行的那种廉价捧论，也没有许多人常用的官话套话，都是实实在在的、朴朴实实的文学批评。对著名作家航鹰的评论，就是其文学批评认真严肃的生动表征。航鹰是新时期文坛上著名的女作家，是夏先生多年的文友，曾以《明姑娘》等作品享誉全国。但在《天津四作家论》中，夏康达却没有重复诸多评论家的褒扬之词，而侧重的似乎是对这位老朋友的作品多方面的“吹毛求疵”。他坦诚地指出：“作品中的美来自生活中的美，作家要善于发现和表现生活中的美。”然而，“表现人物的心灵美，不应回避深刻的社会矛盾，文学作品要净化人们的灵魂，但不应净化生活”6。他不无尖锐地指出，《明姑娘》的细节真实性影响了它的艺术魅力；《金鹿儿》在追求诗意中，流失了生活的真实美；《原告与被告》过分的巧合，多了做戏的味道……这些凿凿之言，切切之语，指出了航鹰作品确实存在的、很多评论家讳莫如深的艺术缺失，无疑会使作家的创作受益多多。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夏康达是怎样恪守严谨的学理探索和宝贵的学术品格。还有对吴若增小说的评论。吴若增也是新时期的名家，其如《世说新语》笔记式的文化小说广有影响。他的作品往往以小见大，通过对小人物小事件的描摹，表现对人生大社会的深沉思考，时常在具象的描绘中体现着抽象的追求，很受读者的推崇。然而，夏康达还是“鸡蛋里挑骨头”，在肯定他小说成绩的同时，毫不讳言其叙事中的瑕疵和亟待提升的空间。指出，虽然这些小说的意念是生活中来的，表达这些意念的形象也是从生活中采集的，但是，“成败的关键在于意念是否深邃和艺术是否含蓄”7。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他对吴若增的代表作《翡翠烟嘴》和《蘑菇》等进行了犀利的解剖，对小说在民族文化探索、民族根性揭橥和大千世界写真中的浅显直白，对作家在民族生存样态的描写、民族风习评价、民族语言运用上的误区作了入情入理的分析，令人叹服。从中可以看出，评论家夏康达确实是作家难得的诤友。王松是天津青年作家中的代表人物，近年来创作势头极好，许多作品受到重视和好评。夏康达对这位天津师大毕业生十分看重、非常关怀。他写的热情评论，是从作家的“童年情结”切入的。夏康达认为，这既是王松小说叙事的实际，也是王松艺术风格的优长；既是王松对中西优秀作家的效仿，也是他自己艺术追求的新创。夏康达细致地诠释了王松小说的“童年之痛”，肯定其作品对那个灭绝人性时代的生动描写，赞扬其对反人性的癫狂进行的深度批判：惨烈，是历史的真实；冷酷，是人性的变异。王松的童年视角，在陌生和怪异中折射了那个时代的状貌。对王松作品的细读和评析，表现了夏康达的睿智和慧眼。在夏康达等评论家的关注下，王松此后的创作水准有了飞速的提高。

文化艺术研究是传播社会文化、提升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阵地。在这方面，夏康达同在文学研究、文学批评领域一样，以守正不移的文学批评立场、不断完善的审美体系参与文化研究和艺术争鸣，其批评话语和审美方式展现了其深厚而丰沛的学术品性，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读者的欢迎。进入新世纪以来，大众文化艺术有了此前难以比拟的迅猛发展。在与文艺界和广大受众的互动中，夏康达总是密切关注各种文化、艺术体式的运演态势，用以人民为中心的崇高原则，针对各种艺术创作和表演出现的热点问题、文化动态、艺术现象激浊扬清、认真评估，以提升广大群众的审美接受度，增强民族文化自信自豪感，助力文艺事业的健康发展。散见于国内多家报刊上的大量影视剧评、随感、杂文和访问记，就是这个时期他倡导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推动各种艺术体式健康成长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有许多值得重视的理论发现和不可忽视的学理贡献。

一是对影视荧屏某些重要现象的研究。他站在较高的视点上，对影视荧屏上出现的关乎国家叙事、历史叙事等大命题的影视剧，进行细致的考察和研判。在考察中，夏康达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出发，去除各种杂音和遮蔽，努力给影视荧屏输送历史批评、社会批评，尤其是美学批评的正能量，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其中具有较大影响的是批评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些文章。众所周知，无视历史的真实存在，有意遮蔽、曲解真相、误导认知的历史虚无主义，是近几年来艺术创作中司空见惯的痼疾。夏康达认为，要清楚影视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其前提是必须分清“正说”和“戏说”，“正说”“戏说”不能同日而语，二者不能混淆。在《历史剧纵横谈》中，他指出，“戏说并不属于历史剧”，它“是无史料依据，人物与故事纯属虚构的历史故事剧”，或者“是虽有其人但所述故事并无史实依据的历史传说剧”8。戏说不能用绝对真实和较高的政治尺度来衡量。如《戏说乾隆》《康熙微服私访记》《康熙王朝》《杨三姐告状》等，都属于此类。这些“戏说”，都可以在尊重基本史实的基础上，进行适度的艺术加工和故事再创造。他把自己的观点概括为简而赅的八个字，就是：“敬畏史实，适当虚构。”而对于“正说”，他认为，“正说”必须遵循历史事实，不能有任何大面积的虚构和艺术加工，不能任意地演绎与编造，一定要还历史的真实面目。在廓清概念的基础上，他提出，历史剧必须重视当代性，努力用历史精神烛照当代时世，传导中国精神，这是一个不可轻慢的使命。正如艾略特所说：“我们在阐述表现过去的方式，应该形成我们对当前的理解与观点”“使作者最确切地认识到他在时间中的位置和他自己的当代性”。9他主张剧作家要学习郭沫若《屈原》、曹禺《胆剑篇》的创作，希望他们多写一些大江东去、大气磅礴的历史剧。同时，面对文化市场一度过多过滥、到处甩大辫子的清宫戏，夏康达不无忧虑。他建议剧作家们摒弃市场功利的消极影响，驱除烟锁尘封的历史迷雾，拆解人为的历史遮蔽，突破传统的历史禁区，在题材的选择上调整好“正说”与“戏说”的关系。无疑，这些文章的许多观点都是推动文化事业发展、增强文化自信的良好建议。

二是对电视节目如小品等的娱乐化现象的批评。他以大众审美接受效果为重心，对于那些戏仿嘲讽群众，污名底层草根的作品，进行严肃的分析，指出其伪大众化的真实面目，以及贴近三俗的危险倾向，促其迅速端正立场，进行创作转圜。在《优化大众审美环境》一文中，夏康达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电视文艺节目在满足大众文化娱乐需求时，其审美品格的发展趋向是否有所偏颇？我认为是有的”，“回顾中国小品20 年，有一点要总结的是，它对我们大众审美的影响——满足了什么和培养了什么”10。《忽悠——赵本山小品的主题词》一文，夏康达对当红笑星赵本山的作品毫不客气地进行了批评。他严肃地指出，小品反映的不是正派农民的正常生产劳动，而是歪门邪道；作品歌颂的不是农民努力脱贫勤劳致富，而是坑蒙拐骗——忽悠。他忧心忡忡地问道：忽悠，“这是一个什么好词吗？一个国家流行这样的词语，是可喜还是可悲？”如此描绘农民的机敏狡黠，只顾什么搞笑，而对那些不符合民族传统和三观的表现毫无批评的态度，审美立场是不是完全站偏了？《不差钱讽刺了谁？》中，夏康达对小品的思想主旨进行了深透的解析，指出其对欺骗的潜规则不但不深刻揭露，而且还极为欣赏；不但不鞭挞批判，而且还百般赞扬。以丑为美，混淆是非，其产生的社会效果，将何以堪！这样的社会效果，难道不应该重视吗！基于这种考察，他在《昨天·今天·明天》中分析了一些低俗小品走红的诸多原因，并向艺术家发出呼吁，现在真的到了认真思考、改弦更张的时候了。这些批评，真的是辛辣尖锐，振聋发聩，促人警醒。

三是对原著改编现状的深切反思。他从尊重历史、尊重原著、尊重作家的立场出发，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针对当前原著改编问题，提出了自己中肯的意见。夏康达认为，改编是将原著转换为另一种艺术样式的再演绎，改编最重要的问题还不是具体创作问题，首先是改编者对原著的态度与改编的目的问题。这就说到了根本上。如果一个改编者对要改编的文本不热爱，任意对原著进行消解增删，那怎么能够改编成功呢？在《改编，是一种再创作》中，夏康达认为，《林海雪原》电视版的改编，基本上获得了成功。因为革命历史事件、革命英雄人物、革命时代精神在改编后都得到了保留，出现了一些小小的批评立场的坚守与审美体系的建构133失误，不算是大的问题，无关宏旨。在《反思与前瞻》等文章中，夏康达对改编《啼笑因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改编不能忽视一个重要的原则，那就是，“改编当然有借鉴，更要图创新，要注重弘扬我们的民族精神，为观众提供健康有益的精神食粮”。这个观点，在《城南旧事的美学追求》《鸦片战争人物谈》中都有详尽的、进一步的阐发。对《城南旧事》的改编，夏康达从审美角度肯定其成功，认为其改编后展示了“内在的、深沉的艺术之美”：这种美，自然而然地流露；这种美，浓郁淡雅；这种美，在自然中见匠心。对于某些作品改编的失败，他直抒己见、直言不讳。他批评某些肆意歪曲原著、腰斩原著、戏说原著的不当改编，对其造成的巨大危害作出尖锐批评。比如浙江某刊物对《沙家浜》的颠覆性改编，夏康达就认为，这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恶劣例证，作者不但消解了原著的时代精神、丑化了英雄人物，而且歪曲了历史、混淆了是非，这哪里是什么改编，而是肆意篡改了。在《从潘金莲谈改编》《成也改编 败也改编》等文章里，夏康达都重申了自己的这些观点。无疑，这些观点在众说纷纭的改编讨论中公允持正，不但能够被学术界认同，而且对改编者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注释：

1 3 夏康达：《蒋子龙创作论》，《文学评论》1982 年第3 期。

2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文艺报》2016 年12 月1 日。

4 夏康达：《蒋子龙的小说艺术》，《花城》1986年第5 期。

5 夏康达：《谈冯骥才的创作》，《文艺研究》1983 年第2 期。

6 7 夏康达：《天津四作家新论》，《天津社会科学》1984 年第3 期。

8 夏康达：《夏康达文学评论自选集》，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年版，第249 页。

9 [美] 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0 年版，第2-3 页。

10 夏康达：《昨天·今天·明天》，《今晚报》2004 年10 月12 日。

[作者单位：宋依洋 沈阳科技学院 王科 渤海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