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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从《隐身衣》到《月落荒寺》，格非的小说开始具有愈来愈强的传奇意味。《月落荒寺》中设置了一个最大的悬念——林宜生与楚云的聚散离合。然而，这个悬念却带有既重又轻的奇特感觉。这种感觉的产生既在于人物形象（主要是林宜生）的刻画与周围生活的微妙疏离，也在于叙述者的特殊视角与叙述语言的“文绉绉”。这种疏离与“文绉绉”若隐若现地构筑着故事本身的神秘，但另一方面也呈现出当下知识分子的存在状态。

关键词：格非 《月落荒寺》 悬念 疏离感

《月落荒寺》发表之后，格非在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许多人很快将这一部小说读完，最快的仅用五个小时。格非委婉地表示，读得慢一些或许另有收获——他在这一部小说里埋伏了许多故事线索。我尝试以各种阅读速度品味《月落荒寺》：可以读得很快，悬念制造了足够的叙事动力，情节的理解并未遭遇坚固的障碍，格非的另一部小说《隐身衣》巧妙地充当了人物谱系的注释；也可以读得很慢，毋须急不可耐地向结局冲刺，而是东张西望， 甚至心不在焉地停在了中途——搁下一阵子再读也无妨。

这是为什么？

叙述话语曾经以简约的公式描述情节：X+ 动词+Y。动词打破了X 代表的原初平衡，Y 表示行动赢得的重新平衡，无论是令人安慰的“大团圆”结局还是家道中兴，功成名就。毫无疑问，这种叙事公式自始至终的延续很大程度地依赖内在的心理动力：悬念。悬念高高地吊起了人们的期待。“后来怎么样？”急欲落地的强烈好奇维持了人们不懈的阅读兴趣。

《月落荒寺》的最大悬念显然是林宜生与楚云的聚散离合。然而，我想指出的是，这个悬念给我带来了既重又轻的奇特感觉。阅读之际，我隐约地渴望林宜生与楚云终成眷属，以至于不忍释卷；某一个时刻，我又会突然觉得，他们的归宿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没有必要牵肠挂肚，反正死不了人。这时的阅读速度迅速下降，甚至掩卷歇息——我已经意识到，各种悬念存在不同分量。

可以构思三个自由落体制造的不同悬念。（1）一个人坠下了高高的悬崖，他死了吗？（2）一个篮球从跃起的球员手中抛出，篮球是否准确地投入篮框？（3）窗口的一阵风吹落桌上的一张A4 纸，纸张是否落到了地面的一片水渍里？显然，人们心目中三个悬念的分量依次下降，一些人甚至产生疑问：一张纸是否落到水渍里能不能构成悬念？众多武侠小说往往由接踵而至的一连串悬念掀起持续不断的情节波澜。这些悬念涉及主人公性命攸关的内容，紧张惊险因而扣人心弦，以至于读者欲罢不能。相对地说，若干鸡零狗碎的小曲折无法将读者紧紧拽住不放。我渐渐地觉得，《月落荒寺》之中林宜生与楚云制造的悬念没有显现足够的分量。“反正死不了人”，这种感觉恰恰证明了林宜生与楚云的关系并非性命攸关。文学叙述了多少性命攸关的爱情？格非的“江南三部曲”之中《山河入梦》即是如此。那个名叫谭功达的县长终于在结婚之后发现自己爱上了一个女下属姚佩佩。姚佩佩成为在逃的杀人犯，谭功达仍然割舍不下。这种爱情注定只能演变为悲剧，谭功达与姚佩佩分别遭受法律不同形式的制裁。爱是一种危险的能量，不啻于以命相搏，不能成全生命，就将撕裂生命。远溯文学史，《红楼梦》之中的贾宝玉与林黛玉如此，《包法利夫人》如此，《安娜·卡列尼娜》也是如此。相对地说，《月落荒寺》没有那么严重。林宜生与楚云最终无法走到一起，这带来了一种彻骨的忧伤。尽管如此，忧伤只不过毁了心情，而不是毁了生命。

那种激烈的、甚至疯狂的爱与恨会不会不顾一切地裹挟林宜生？这个人物似乎缺乏这种气质。林宜生仿佛与喧闹的、尘土飞扬同时又活色生香的世俗存在某种疏离感。格非擅长制造主人公与周围生活的微妙疏离，他们身上不时流露出落落寡合的气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先锋小说的普遍风格。那些获得了现代主义美学淬火的人物已经无法自如地汇入街头的大众，一起闲聊、骂娘或者到市场上津津有味地砍价。当然，林宜生远未如此激进，他与卡夫卡的格里格尔·萨姆沙或者加缪的默尔索并非文化同类。尽管如此，人们仍然可以察觉，林宜生对于生活变故的态度异于通常的人情世故，例如妻子的背叛。林宜生的妻子白薇与一个瘦高个儿的加拿大人派崔克“好上了”。虽然林宜生愿意原谅妻子的不忠，白薇并不领情。她理直气壮地分割了一半财产，一溜烟地飞到加拿大去了。林宜生不像大部分的丈夫那样大发雷霆，或者报复性地制造各种障碍，而是得出一个文绉绉的结论：“他们婚姻的失败，并非是由于白薇道德上某种缺失所导致（她曾经向宜生坦陈，在一个光线黯淡的房间里，当派崔克的右手滑过她的肩胛骨，试图触摸她的乳房时，她‘一下子没忍住’），而是源于妻子自主的价值选择。”

“文绉绉”仿佛是构成疏离感的一个重要原因。无论是与朋友的交往还是对待叛逆而脆弱的儿子，“文绉绉”的感觉挥之不去。人们可以不无轻蔑地形容为某种知识分子气质。这种疏离感渗透于林宜生的视野，以至于滤掉了生活之中的血污与骇人听闻的暴力。楚云被一伙不明身份的人绑架，继而遭受极为凶残的虐待和毁容。然而，林宜生并未亲历这一切，他是在事后从楚云的哥哥辉哥的叙述之中获知这一切。换言之，凶残、恶毒、疼痛、恐惧等等因素已经转换为语言符号。作为一个奔波于各地的哲学演说家，语言叙述无疑是林宜生擅长的一个领域。他会理性地从语言叙述之中组织一幅适合自己接受程度的图像，那些过于野蛮的因素只能退居背景，成为抽象的词汇，甚至干脆消失。总之，不会出现鲜血淋漓的伤口和锋利的刀刃迫使感官颤栗不已。有趣的是，辉哥的叙述口齿清晰，用词准确，没有语无伦次，没有各种芜杂的粗口，也没有怒不可遏的咆哮或者咬牙切齿的口吻。他并未流露出因为仇恨或者恼怒而失控的迹象。我曾经不止一次地指出，格非的叙述通常光滑优雅，无论修辞、句式还是微讽的风格无不保留了明显的书卷气；这种叙述往往摆脱了现场气氛而显现了语言的自身存在。叙述者并非投入的、忘情的，而是隐约地保持一个游离于现场的视角。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叙述与现场的距离恰似林宜生与生活的距离。

人们可能提出的异议是，所谓的疏离感表明了知识分子与世俗的差异，“文绉绉”毋宁说恰恰是知识分子体验生活的另一种方式。他们不善于讨债，也不善于在别人头上“狠狠地敲了一闷棍”解决问题；知识造就的美学感悟渗透了他们的视野，知识分子往往以独到的敏感迅速地察觉生活的另一些幽微，例如《月落荒寺》之中林宜生与楚云赴“曼珠沙华”茶社喝茶的那一段：

一走进这个小院，楚云就望着院内墙角一棵百年垂柳呆呆地出神，目光随之变得有些清虚起来。这棵垂柳由锈迹斑斑的铁架子支撑着，正在恹恹死去。长满树瘤和藓衣的枝干上绑着四五个白色的树液袋，通过细细的塑料软管和针头，向树身输送营养。看上去，这棵老树就像一个浑身插满管子、处于弥留之际的病人，正将体内残存的最后一丝活气逼出来，抽出柔嫰的新枝，随风飘摇，在小院的一角洒下一片可疑的荫翳。①

这种叙述远不止精细的事物观察，更重要的是意识到某种无形的气氛。这种气氛贮存于林宜生的记忆，以至于在他日后的意识之中反复回放：

这是一个平常的四月的午后。但不知为什么，今天所遇见的所有的事情，似乎都在给他某种不祥的暗示。惨烈的车祸、自称是来自华阳观的猥琐道士、赵蓉蓉的爽约、“曼珠沙华”生死永隔的花语、扇面上的诗句，以及这棵奄奄待死的百年垂柳，均有浮荡空寂之意，让他不免悲从中来。在浓浓春日的百无聊赖之中，隐隐有了一种曲终人散之感。②

“楚云易散，覆水难收”，《月落荒寺》之中诸如此类的笔墨比比皆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白描、余音袅袅的韵味与西方小说的细腻或者节制的幽默交织为一体，“悲凉之雾，遍被华林” 。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补充指出，这种“心有所感”的氤氲之状并未有机地织入惊心动魄的传奇情节，成为因果链条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而是就地弥漫飘拂，构成一种光晕一般浮游不定的境界。

叙事学分解了叙述话语包含的纵横两轴。“老张驾车离开大院，临近中午的时候抵达县城”——如同一个陈述句，叙述话语的横向之轴隐含了持续的延展，延展是完成事件叙述的基本保证。动词形成的“行动”作为驱动叙述话语的马达，延展制造的事件轮廓甚至在人们的接受期待之中固化为心理逻辑。第一幕挂在墙上的枪最后一幕没有打响，人们就会觉得多余和赘冗。换言之，纳入横向之轴的一切因素必须前后呼应，左右相随，共同造就自始至终的延展势能。然而，分析表明，叙述话语的横向之轴时常同时附加另一些游离性因素，它们无助于延展的势能而是在某一节点扩张与膨胀。“老张匆匆忙忙地驾车离开大院，临近炎热的中午抵达喧闹的县城”——“匆匆忙忙”“炎热”与“喧闹”这些形容仅仅是局部的涂饰而不是叙述后续的一环。《月落荒寺》之中林宜生与楚云的感触即是附加于情节的游离性因素。作为悲凉心境的抒情性隐喻，喻体与所指之间替代关系构成了叙述话语内部的纵向之轴。

很大程度上，纵向之轴无法改变横向之轴的轨迹。林宜生与楚云的悲凉是内心对于外部世界的被动回响，然而，这些回响几乎不可能干扰情节发展的既定路径。指出这种状况力图表明，格非的情节处理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月落荒寺》构造了一个完整闭合的情节，情节的某些缺漏与阴影巧妙地由《隐身衣》穿插填补；另一方面，情节按照自己的逻辑固执地运转，主人公所思所感与这种逻辑脱钩了。

作为先锋作家的一员，格非曾经对于神秘保持着特殊的嗜好。我在《纸上的王国》一文中表示，格非的许多小说放弃了“整体”的概念。无论是《褐色鸟群》《锦瑟》《镶嵌》《唿哨》还是名动一时的《青黄》，这些小说并存多种解释世界的视角，众多零碎的生活片断交叠错落，某些情节的关键部位付诸阙如：“这里，生活整体的退隐表述了这样的事实：作家丧失了或者放弃了居高临下的统一视域。那个可以撼动地球的支点已经不知去向。”③从“江南三部曲”之中可以察觉，格非逐渐倾向于现实主义的写实、清晰与世俗气氛。不知是偶一为之的尝试还是文学趣味的转移？——从《隐身衣》到《月落荒寺》，格非的小说开始具有愈来愈强的传奇意味。传奇表明情节的起伏幅度急剧增加，同时，作为一个娴熟的骑手，作家的自如驾驭终将使急剧起伏的情节平稳落地，所有令人揪心的悬念都将赢得一个合理的解答。换言之，剧烈的情节颠簸并未打断理性信赖的因果链条，甚至可以说，情节颠簸的剧烈程度恰恰证明了因果链条的坚韧程度。与情节的完整性遥相呼应的是，主人公——特别是林宜生——的精神世界并未出现无法弥合的致命裂口。信念、形而上的哲思、社会使命、刻骨铭心的情感债务、宗教，这些精神性的内容不再真正打扰他。总之，没有什么交代不了的事情，只有主人公的某些不合时宜的幽暗情绪若隐若现地浮动于故事边缘。

戏剧性传奇为主的情节构造之中，外部世界的强大程度远远超过了人物左右事件发展的能力。如同一枚被潮水带到沙滩上的贝壳，楚云由于某种阴差阳错的偶然来到了林宜生的身边，相投的情趣让他们很快走到了一起。然而，外部世界不由分说地夺走了楚云，暴力与阴谋的锋刃轻而易举地切断了情趣相投而形成的聚合力。《月落荒寺》的后半部分，主宰情节运转的显然是楚云的哥哥辉哥。辉哥所代表的黑道人物与对手之间的激烈角逐决定情节的波澜，林宜生与楚云无非是漂浮在紊流之中的两个身不由己的被动角色。林宜生与楚云的聚散离合之外，《月落荒寺》还包含了若干情节的分支，譬如林宜生与赵蓉蓉的暧昧及其债务关系，周德坤与赵蓉蓉及宋妈的狼狈纠葛，李绍基的仕途起伏以及精神状态的剧变，林宜生的儿子伯远与周边各种人物的往来，如此等等。这些情节分支无不按照外部世界提供的逻辑周转，经济实力、权势与暴力是具结各种烦恼的三个要素。赵蓉蓉试图抵赖林宜生的借款，辉哥以黑道社会的方式迅速迫使对方就范；为了摆脱宋妈一家的威胁，周德坤希望转手林宜生的介绍向辉哥求援，然而，即将升迁的李绍基径直给宋妈一家所在地的领导通了个电话，问题立即迎刃而解。更大的范围内，从补课、饭局、宠物、交际到出国留学以及海外生活，所有的故事均由经济实力叙述。总之，三大要素包揽大部分问题——无论多么粗鄙，生活的基本守则不再遭受怀疑与挑战。

当然，外部世界仍然斑斓多姿，文化仍然存在，音乐与哲学仍然存在。可是，流行的文化、音乐、哲学是否显示出异于日常世俗的另一种维度？人们看到的事实毋宁是，生活的基本守则正在吞噬与消化种种不驯的因素，包括所谓的文化。对于李绍基来说，文化——从茶道、书法到抄《金刚经》、谈论佛学——无非仕途失意之际颓唐与放浪的不同形式；在那一批高级的音乐“发烧友”那里，昂贵的音响器材正在成为身份与财富较量的特殊领域；作为一个著名科学家，“老贺”父亲对于作家、诗人敬而远之，他的电脑收藏的是一大批黄色视频；周德坤是一个颇有才分的画家，他的主要心思早早地投向了艺术品的经营与猎艳；他的太太是“动物权益保护协会”成员，可是，她曾经傲慢地逼迫保姆的丈夫跪在宠物狗的骨灰前叩头。总之，这一批热衷于文化的家伙并未生活在另一个超越的空间。林宜生的工作领域是哲学。他的康德、海德格尔或者庄子、王阳明早已和日常社会达成和解，甚至亲密无间。林宜生可以将种种晦涩的概念、命题表述得亲切可人，“总有办法让听课的政府官员或企业老总时而笑得合不拢嘴，时而正襟危坐，目眩神迷”，同时还赢得了一大堆面色潮红的中老年妇女崇拜。最为重要的是，每年将近100 万的讲课收入迅速地填平了哲学与日常世俗之间可能产生的鸿沟。

某一个历史时期，许多知识分子曾经与外部世界产生剧烈的冲突。当自由解放的渴求遭到历史躯壳的强硬封锁时，文学曾经发出激进的呐喊。无论是巴金的《家》、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还是杨沫的《青春之歌》，寝食不安的主人公再也不能与身后那个令人窒息的家庭敷衍下去了，他们毅然破门而出。这些知识分子心目中，闯出家庭结构象征了与传统的历史结构决裂。格非的《人面桃花》涉及这一段历史，小说的第一句话意味深长：“父亲从楼上下来了。”这些知识分子决心甩下楼房里那种朽烂而发霉的日子，憧憬着奔赴另一个广阔天地，大口地呼吸新的空气。多年之后，相对于这一批知识分子的激昂表情，那些先锋作家的眼神开始变得迷离而恍惚。何谓“历史结构”？历史存在整体吗？他们没有勇气坚定地与历史搏斗，只能顺手抓住某些生活的碎片，任意拼贴成一幅残缺不全的画面。先锋作家无力正面对抗外部世界的重压，内心涌出的是精神分裂的感觉，他们的冷嘲风格如同一种后撤式的美学逃离。从《山河入梦》到《春尽江南》，格非再现了这个转变。外部世界万花筒一般眩目地旋转，那个先锋诗人无所事事地游荡在生活之外。尽管诗人的妻子不断地以成功人士的身份给予居高临下的讥讽，甚至恶语相向，他仍然不愿意摆出合作的姿态。诗人坚持以边缘的位置拒绝现实的粗鄙。然而，上述两种紧张俱已从《月落荒寺》之中消失。林宜生没有察觉外部世界的压迫，他的精神领域平衡有序。他的失眠症不过是各地奔波和演讲的副产品。林宜生演讲的哲学显然是一种安全的词语，他所出示的哲学话语不会撕裂日常世俗，深刻地展示一个遥远而诱人的思想彼岸；林宜生与自己的朋友圈子融洽相处，惺惺相惜；即使妻子的出轨也没有给他带来多大的精神危机，正如妻子的存在也没有给他带来多少内心的慰藉。作为知识分子，林宜生不再参与这个社会的精神建构，但是，这状况并不妨碍他愉快地生活。事实上，这是许多知识分子的真实状态。

当然，楚云的失踪是一个猝不及防的沉重打击。尽管如此，这仅仅是林宜生的生活之中一个偶然变故。楚云不是因为林宜生的身份、言论或者卷入某一个纠纷而遭受劫持，报复楚云的哥哥辉哥是事件的真正起因。不论林宜生是一个官员、一个农民还是一个修鞋匠，这个事件无论如何都将发生。林宜生可能忧心如焚，可能长恨绵绵，也可能意气消沉，看破红尘，但是，他的真正角色仅仅是这个事件的一个旁观者。这个事件之所以扑朔迷离，神秘而恐怖，很大一部分由于旁观者的隔阂与不明真相。因此，林宜生以及楚云的伤春悲秋或者不祥预感并未插入悬念背后的因果链条，“文绉绉”的感觉毋宁是知识分子外在视野的遗留残迹，既不能撼动情节，更不能撼动经济实力、权势与暴力构成的坚固三角关系。

《月落荒寺》之中的另一些人物穿插于林宜生与楚云聚散离合的间隙。他们出入频繁，同时井然有序，显示出格非掌控与调度戏剧场面的强大能力。然而，林宜生与儿子伯远之间的相当一部分情节从这些戏剧场面之中剥离出来，显现出另一条不同的轨迹。儿子从困惑、敌意、谅解、逐渐释然到奔赴海外留学并且拥有自己的恋情，父亲从内疚、怜爱到不时泛上心头的羁念——父子关系之中，林宜生的复杂心情不仅与父亲、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相互吻合，同时与父子分离的情节展示交织为一体。这些情节的悲情远逊于楚云的失踪，仅仅若干欲说还休的心酸无声地来回荡漾。父子的和解让林宜生重新赢得了父亲的威信，然而，伯远的大部分心思显然集中在如何远走高飞，而不是回眸顾盼。原地驻留和遥遥的牵挂不仅暗示了林宜生的衰老，而且暗示了他的被动与失意——伯远奔赴海外的线路与他的前妻白薇如出一辙。无论是对于口若悬河的知识分子、貌似强大的父亲还是曾经的丈夫，这都构成了隐蔽的一击。

林宜生与楚云的悬念之外，我愿意回味的另一个问题是，音乐在《月落荒寺》——当然，也可以包括《隐身衣》——产生了哪些意味？显然，格非十分熟悉那些“骨灰级”发烧友的众多轶事。对于他们来说，“音乐洗净尘世的污垢”只不过一个漂亮的借口——一批人借助这一句话卖弄驳杂的音乐史知识，另一批人借助这一句话夸耀音响器材背后惊人的财富。尽管如此， 音乐仍然可能在某一个时刻让世界突然停顿，万物在某一瞬间被美妙的音响提纯了——例如《月落荒寺》之中的中秋之夜：

湖面上笼着一层淡淡的轻岚，秋荷叠翠，烟波浩渺，杳然不见其际涯。在缥缈迷离的琴声中，丝丝缕缕的云翳，缓缓掠过老树的枝丫，把月亮那皎洁的银盘，擦拭得晶莹透亮。不论是坐在前排的官员、商界精英和社会名流，还是散席上那些普普通通的爱乐者，此刻都沉浸在同一个旋律中，恍如梦寐。不论这些人是有着精深音乐素养的专业人士，还是附庸风雅之辈，不论他们平日里是踌躇满志、左右逢源，还是挣扎在耻辱、失败和无望的泥潭中艰辛度日，所有的人都凝望着同一片月色溶溶的夜空，静默不语，若有所思。④

这一瞬如此奇妙，几乎无法镶嵌在任何一个红尘滚滚的历史段落。美的品质是脆弱和易逝，短促的美学时常隔绝在社会历史的外围，格非显然对于这个悲凉的事实感慨再三。也许，《月落荒寺》只不过留存在一个模糊而隐秘的梦想：虽然月光和音响转瞬即逝，虽然世俗的一切都将重新复活，然而，由于如此纯粹的一瞬，漫长的日子不再被视为无望的刑罚，忍受终于获得了意义。

注释：

①②④格非：《月落荒寺》，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108、200 页。

③南帆：《华丽的枷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年版，第76 页。

[作者单位：福建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