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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军的文学批评概念

来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0年第1期 | 陈红星  2020年01月19日11:24

内容提要: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李建军在其一系列的文学批评论著中所提出的众多概念涉及文学活动的诸多要素,值得系统梳理,积极吸收。这些概念源于他对于古今中外文学作品的坚实的批评实践、渊博的阅读视野以及深刻的理性反思,充分体现了有机的系统性、鲜明的问题性、辩证的统一性、研究的普适性和实践的指导性等特征。他的这些概念为文学批评理论的概念家族增添了新的成员,作出了原创性的贡献。

关键词:李建军 文学 批评 概念

在集中系统地阅读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李建军的一系列论著的过程中,我发现他提出了很多关于文学、作家和文学批评的概念。在其论著中,常常可以见到这样的表述:“这是我提出来的一个概念”或“根据我个人对它的界定”等句子。他所提出的概念,引起了我的兴趣,于是,便留意搜集。截至目前,在我所见到的李建军的14 部评论著作中,他所提出的概念,归纳起来,涉及文学活动中的许多方面。

这些概念对于作家创作、批评家研究和读者阅读等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基于这一认识,对这些概念进行系统的归纳梳理,对于研究李建军在文学批评上的治学原则和研究方法而言,具有学术上的阶段性总结意义,对于文学批评领域的专家学者则具学术借鉴意义。基于这一认识,本文试就李建军文学批评的重要概念,进行初步的归纳和系统梳理,并对其特点进行探讨。

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都是通过概念判批评家与当代文学研究 断推理来进行的。《辞海》(第六版)对概念是这样定义的:“反映对象的特有属性的思维形式。人们通过实践,从对象的许多属性中,抽出其特有属性概括而成。概念的形成,标志着人的认识已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科学认识的成果,都是通过各种概念来总结和概括的。表达概念的语言形式是词或词组。概念都有内涵和外延。内涵和外延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概念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历史和人类认识的发展而变化的。”1《辞海》对于概念的这一权威界定,将是我们理性认识李建军文学批评中所提出的概念的基本依据,据此对李建军提出的这 些概念进行系统梳理和初步探讨。

从宏观意义上的文学本身来看,李建军 提出了“同我文学”与“异我文学”的概念。 具体而言,“同我文学是指那些能让我们从中获得熟悉感和认同感的文学;异我文学则 是一种让接受者觉得陌生、甚至很有理解难度的文学”2。这两个概念对于读者而言,有助于从整体上划分对于文学阅读的认知和感受。 就文学活动中作者和所反映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关系而言,李建军提出了“病态的客观性”和“病态的主观倾向性”两个概念。“前者否定世界与人的主体性联系。”“后者切断文学与外部世界及现实生活的关联”3,这两个概念上的区分,反映了体现在作者与世界关系上的两种极端倾向。

作家作为文学活动中具有独创性的主体之一,不同的国家、地域、时代和个性气质等造就了不同类型的作家。李建军以面对古今中外的广阔阅读视野,立足当代中国作家的创作现实,从不同角度对作家进行分类、界定和研究。

宏观上,他提出了“双重气质的作家” 这一概念,他认为“几乎所有真正伟大的男 性作家,都是具有双重气质的作家,也就是说,既要有男性气质,又要有女性气质。所谓男性气质,是指一种精神气概,一种刚性之美;所谓女性气质,是指一种情感态度,一种柔性之美。‘无情未必真豪杰’,没有柔情和女性气质,一个男性作家注定不是一个精神健康、情感丰富的好作家”4。这一概念为全面评价一位作家,提出了一种明确的参照标准。

根据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五行意象,李建军提出了“水性作家”和“土性作家”这一组概念。他认为“水性的小说家善感善变, 但要达到高明的境界,非有过人的才华,不能至也。而土性的小说家则像一棵树,牢牢地扎根在一个地方,风吹不摇,雨打不动——他们毕其一生就写自己熟悉的那些生活,写法或许有不同,但基本的主题则大体相近,所表达的情绪与所塑造的人物,也大体相同”5。据此,他还提出了有根据的写作和无根据的写作。他认为诸如福克纳、哈代、沈从文、柳青、路遥、陈忠实、张炜和阿城的写作都属于这种有根据的写作,他们都属于土性作家。不难看出,李建军对于土性作家是予以高度评价和认同的。

众所周知,“文学重镇”陕西以其三种独特的地理和文化形态孕育了三位代表性的作家。曾经生长生活于“父母之邦”的李建军,对此有着深刻的体认和长久的思考,从而在微观的文学地理意义上提出了三种精神气质,并对其特征进行了界定:黄土高原型精神气质作家具有雄浑的力量感、沉重的苦难感、淳朴的道德感和浪漫的诗意感,路遥受其影响。关中平原型精神气质作家具有宽平中正的气度、沉稳舒缓的从容,但在道德上显得僵硬板滞、缺乏必要的宽容和亲切感,陈忠实受其影响。山地型精神气质作家表现为轻扬、灵脱、善变,但也每显迷乱、淫丽、狂放,有鬼巫气和浪子气,缺乏精神上的力量感及价值上的稳定感和重心感,贾平凹等 陕南作家受其影响。6这三个概念对于识别陕西作家及其创作风格无疑具有重要的引导意义。

就作家个体所具备的心理因素和精神素质而言,李建军提出了“心意状态”这一概念,它用以概括“那些影响写作的心理因素和精神元素,包括气质、性格和趣味倾向,也包括作家的才能和道德意识。这些复杂的精神因素和主体素质,既是作家写作的内在动力,也影响着写作的深度和风格。一个作家的写作能达到什么水准,最终决定于他的心意状态”7。本文认为,心意状态是对一个作家的整体素质进行综合评价的复数性概念,很值得在作家研究中充分运用。

就具体的作家而言,李建军还提出了诸如“托尔斯泰难题”“契诃夫难题”“陈忠实难题”等概念。这些中外伟大的作家们所面临的难题,其实就是他们在思想和创作上所面临的不为人解、难以超越的精神困境,其实也是他们向世人发出的强烈召唤。

关于作家的创作过程及所运用的方法,关于作家的主体性心理状况,李建军也提出了许多很有新意的概念。从具体的创作方式看,李建军整合出了“集体性共创”这一概念,其内涵是:“一切成熟意义上的文学创作,都是以前人或同代人文学经验为基础,是对多种经验吸纳和整合的结果,因而,本质上是集体性的,而非个人性的;是由知名或不知名的人‘共同’参与和创造的,而不是由一个人师心自用独 自创作出来的。它涉及了对独创、生活和内 心封闭性等问题的理解和阐释。”8这一概念的意义在于帮助作家正确认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帮助读者正确认识当代作家和前代作家的关系。

从陈忠实、莫言、贾平凹等当代中国具 有代表性的作家创作经验中,李建军提炼出 了很多概念。例如,在批评陈忠实前期创作 的时候,他提出了“随顺的平面化写作”和“情 节解结的简单模式”等概念 ,重新界定了“新 八股文学”这一概念;还从人性观和对人物 的态度等方面,揭示了这种文学的特点:就 其本质来看,这种“写作模式不仅是狭隘的、 反人性的,而且是丑陋的、反美学的”9;从人物塑造的角度看,这种文学“服从一种‘出身决定论’的逻辑:个人的人格和德性,与他的原生家庭有一种绝对意义上的同构 性;任何个人的道德,都是一种遗传性的精神现象,或者说,都是一种阶级性的道德现象—有产阶级必然是极端自私的,邪恶的,应该受到诅咒的,无产阶级必然是大公无私的,正义的,应该受到赞美。这是认知领域的教条主义,是生活哲学上的宿命论,也是伦理学范畴的泛恶论”10。对于阐释异化状态的文学来讲,“新八股文学”这一概念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阐释力。在研究陈忠实的《白鹿原》和后期创作的时候,李建军又提出了“柔性反讽”“奇异性事象”11 等概念,批评了李泽厚的“文化心理结构”概念的封闭性问题 ,并提出了“人性—感情结构”这一概念,认为它比“文化心理结构”要“更深层、更本质”13,因为,人性和人的情感,就像庄子所说的那样,“行小变而不失其大常也”。他还在分析陈忠实的人格状况的时 候,提出了“静态人格”和“动态人格”两个概念:“前者是一种没有压力前提下的人格反应和人格状态,后者则是处于压力和考验情境的人格反应和人格状态。一切创造性的人文精神活动,本质上都是承受着压力的人格反应。作家的创作活动,就属于典型的非常状态下的人格反应。它要求作家克服日常状态下的人格惰性,勇敢地承受来自现实的压力,积极地实现自己的精神意志,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和人格自由,表达对社会的怀疑性和批判性的态度和认知。” 他还从文学创作的角度,重新界定了“认同型人格”和“批判型人格”两个概念:“认同型人格是指那种完全接受现实的人格类型。它从不怀疑,也不拒绝,随时准备服从外部的指令,倾向于同现实建构一种同一性关系。对作家来讲,这种人格类型的人,就是一个没有对抗勇气和批判激情的人,就是一个在浅薄和虚假的意义上表现生活的人。相反,批判型人格就是指那种与生活保持理性距离甚至紧张关系的人格。它从不被动地服从外在的指 令,也不接受任何未经反思的意见和思想。它试图建构一种与现实积极对话的关系甚至对抗关系。”15通过他的界定和阐释,这两个概念就有了创作动力学的意义。

李泽厚从宏观的意义上提出了“私有形 态的写作”和“消极写作”这两个概念。他认为,私有形态的写作“是一种异化性质的 写作,它的视域极其狭窄,关注的只是作家自己和极少数人感兴趣的生活内容,而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经验和共同体验。与其对应的伟大的写作追求的则是对丰富的人性内容和广泛的人类经验的深刻展示。以及正常地显现自我形象的写作”16。李建军对这三者之间的内涵都作了深刻的界定。其典型代表为贾平凹的《废都》。而消极写作这一概念,其突出特点是“一种缺乏现实感和真实性的写作,是一种把写作变成消极的习惯的写作,是一种缺乏积极的精神建构力量的 异化性写作,是一种在艺术上粗制滥造的伪写作”17。贾平凹的《怀念狼》被李建军视为“我 们时代消极写作的典型文本”,而《病相报告》则是在当时来说消极写作的最新文本。

就作者的创作态度而言,李建军界定了“主观态度”和“心情态度”这一对概念。其内涵是:“主观态度是一个消极的概念,导致的后果是对人物的不尊重,对细节真实的忽视,对事实的歪曲,它是简单的、粗暴的、外在的,它与小说的情节事像是冲突的;而心情态度则是作者的正常、真诚的情感和思想的自然流露,在小说中它意味着作者的倾向、愿望、立场和价值观,它是复杂的、细腻的、内在的,是小说的整个形象体系的水乳交融的构成部分。”18 作品是作家态度性的反应,作家的态度也是其心意状态的传递。心情态度是一个更有包容性的概念。这一概念对人们反思排斥主体性介入的“零度写作” 和绝对化的“客观写作”,都很有启发意义。应该注意到,在李建军的概念体系里,涉及主体性的三个概念,从“主观态度”到“心情态度”,再到“心意状态”,概念的边界在扩大,内涵越来越丰富,有助于人们用来 描述不同的心理经验活动。

就微观的创作方法而言,李建军提炼出了以下概念:对于托尔斯泰关于准确得体的 细节描写,李建军将其总结为“无限小律”,并视为文学写作尤其是写作的绝对真理。从莎士比亚的创作中他提炼出了他者镜像法、两面并观法、肺腑自语法等创作方法。从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中他概括出了景物描写的三种方式,即物态化的描写、情态化的描写和意态化的描写。从贾平凹的创作中他概括出了文学上的恋污癖和性景恋这两个概念(关于性景恋这个概念,他引用了霭理斯的界定)。从残雪的写作中,他提出了“积极的想象力”这一概念。这些概念对其他写作者而言具体精准、有效实用。

在李建军的著作中,修辞学和创作方法方面的概念非常丰富。他提出和界定的修辞学概念和方法学概念,主要集中体现在其《小说修辞研究》《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 《陈忠实的蝶变》以及关于汪曾祺等作家的评论中。

从宏观层面来看具体有:小说修辞即“小说家为了控制读者的反应,‘说服’读者接受小说中的人物和主要的价值观念,并最终形成与读者间的心照神交的契合性交流关系而选择和运用的相应的方法、技巧和策略的活动”19。修辞姿态,“就是包含在文体风格、叙述语调中的作家自己的基本态度,是作者在作品中显示自我形象的策略和方式”20。小说的修辞效果,“就是小说家利用小说修辞艺术的各种技巧手段,对读者发生积极的作用,即通过说服读者接受作品所塑造的人物,认同作者在作品中宣传的价值观,从而最终在作者和读者之间达成精神上的契合与交流” 21。这三个概念从宏观上奠定了李建军对小说修辞的核心理解。在小说的修辞效果部分,他则界定了“小说伦理”这一概念,它“是指小说家在处理自己与人物、人物与人物、作品与读者之间关系的时候,在塑造自我形象的时候,在建构自己与生活和权力的关系的时候,所选择的文化立场和价值体系,所表现出来的道德观念和伦理态度,所运用的修辞策略和叙事方法,它既关乎理论,也关乎实践,既是指一套观念体系,也指一 种实践方式”。在界定“小说伦理”的时候,他还附带提出了“内部伦理”和“外部伦理”、“积极伦理”和“消极伦理”两个概念,并对它们也作了界定。

李建军的小说修辞学研究,不是一种简单而封闭的研究,而是一种开放的、深度化的研究。他的修辞学既研究技巧和形式,也研究价值和伦理。将修辞研究与伦理研究结合起来,是他的小说修辞研究的一个特点。

从微观层面看,李建军还重新界定了“不可靠叙述者”这一概念,“这是指那些在智力、 道德、人格上存在严重问题和缺陷的叙述者。 从这样的叙述者的角度展开的叙述,通常具 有混乱和不可靠的性质”22。与其对应的是“可靠叙述者”。“丰饶的复义性”是“指作为小说家高度自觉的修辞目的的体现的象征,一方面应有一个容易寻绎的确定的意义层面,他保证了作家与读者在对象征的传达 与领会上的契会,另一方面,它还应该有可 以满足读者涵茹吐弃之要求的多义性”23。

对于小说视点技巧的选择和转换,他提出了“整体通观原则”。他对此的解释是,“小说家作为修辞主体,在选择视点和变化 视点的过程中,一定要有充分的自由和高度 的自觉,从整体上对内在于小说的各个人物 的视点和外在的作者的视点进行统筹兼顾, 使其既有表现上的灵活性,同时又具有逻辑 上的一致性,从而完成对人物心理和情节事件进行完整把握的叙事任务”24。在关于小 说中两种距离的矛盾中,李建军提出了“外在距离原则”和“内在距离原则”这两个概念。他认为“外在距离原则要求小说家要以直接的展示性描写,最大程度地追求客观化效果……内在距离原则则意味着作者适时适度地介入小说,通过各种形式对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进行评价,借以引导读者的情感和 认识上的反应,从而缩短他们与小说意义世界的距离”25。

就微观修辞技巧的反讽方面,他提出了“强性反讽和弱性反讽”这组概念。他认为“强 性反讽是指作者通过议论、强烈的对照或极度的夸张等修辞手段,强烈地显示了自己的 态度”26。而弱性反讽,“是指作者的修辞目的更为隐蔽、不像强性反讽那样鲜明、强烈,属于客观性的反讽”27。就微观修辞技巧的象征方面,他提出了“过度性反复”这一概念,它“是指小说中某种或某些象征意象,以超 过象征的强调原则所要求的合理限度的频率 反复出现,占据了很大的篇幅,排挤了人物和情节,造成了小说的沉闷、滞重、可读性差和象征意义贫乏等消极后果”28。

根据表现方式的不同,李建军又提出了小说中的象征分为“陈述式象征”(显化象征) 和“描述式象征”(隐性象征)。而描述式象征又可根据客观的物素、形素和主观的情素、义素所占的比例不同,分为“内倾型的意态化描述性象征”和“外倾型的物态化描 述性象征”等概念。

在批评贾平凹《秦腔》的时候,他还提出了“细节分离化描写”这一概念,并对这一概念作了描述性的说明:“分离化的细节描写,必然导致意义感和趣味性的丧失,必然会给读者带来难以卒读的阅读障碍。作者在狭小的空间里流连忘返。他对日常生活场 景的描写细致而缓慢,细致到了密不透风 的程度,缓慢到了凝滞不动的程度。”29对于分析和批评缺乏概括力和意义感的描写来讲,“细节分离化描写”是一个特别具有阐释力的概念。

针对《狼图腾》的缺乏现实感和真实性的叙事,李建军提出了“假言叙事”这一概念。 在他的理解中,这种叙事具有虚假的性质和反逻辑的特点:“《狼图腾》采择的显然不是写实性的写作路径,而是一种依据理念和假想展开的虚拟性叙事策略。然而,遗憾的是,这部小说的作者犯了一个小说修辞上的大忌,那就是,将过于随意的猜测,当作展开叙事的基本策略。这同在沙滩上建高楼一样,属于徒劳甚至危险的工作。我将他的这 种奇特的叙事命名为‘假言叙事’。这是一种极其消极的叙事模式。”30显然,他所提出的这一概念,不仅帮助他有效地分析了《狼图腾》在叙事上所存在的问题,而且,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同类作品的局限和问题。

关于小说的风格,李建军界定了“强性风格”“中间风格”和“透明的风格”等概念。其中“透明的风格”就是自然和亲切的风格,也是最容易被读者感受和接受的风格。 关于人物创作的角度,李建军概括出了“绝对原则”与“中间原则”的方法。他对后者的界定为“叙事焦点集中在生活和人物的复杂性,致力于真实地写出生活本身固有的交叉和缠绕的相对性和中间性,它更有助于塑造那些在形势瞬息万变的时代被动生活的中间人物,有助于写出这类人物情感、思想和 行动上的依违难决的矛盾性”。关于“中间人物”,李建军的描述是“有自己的愿望和诉求,所以,对于两种对立的代表不同阶层利益的力量和原则,他们都很难绝对认同和服从,他们最终会被两种力量所排斥、成为时代的多余人和牺牲品”31。这些概念,对 于小说修辞进行深入的研究来说,都具有举 足轻重的基础性理论意义。

就小说作品的类型及其中的现实主义来说,李建军则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细化分类和个体命名。 他将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命名为“巨型人道主义叙事”。他提出了“规则现实主 义和不规则现实主义”这组概念。“前者是指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小说,他有着纯粹的 写实倾向、严格的写实方法、严肃的道德态 度和明确的宗教立场;后者是指莎士比亚的 现实主义戏剧,它融合了写实主义、象征主义和浪漫主义等多种写作方式和修辞策略,具有更为宽阔的道德视野,表现出更加宽平中正的生活态度,对宗教的态度也不那么极端绝对。”32 就具体作家而言,李建军将“反对和抗议是赫尔岑面对生活的基本立场和精神姿态”的赫尔岑的现实主义命名为“反抗的现实主义”33。同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因为到了后期,其叙事世界渐趋封闭,几乎只有反映人物内心世界一个维度,所以他的现实主义被界定为“内在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宗教现实主义”,甚至可以径直被界定为“唯心主义的现实主义”。上述这些命名,为读者从整体上理解赫尔岑、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实主义的具体特征提供了一种明确的标识和有价值的线索。

在艾布拉姆斯的文学活动四要素——世界、作者、作品和读者——中,读者这一要 素居于非常重要的位置。一般来讲,读者可以分为普通读者和专业读者两个层面。文学批评就是一种专业意义上的阅读行为。李建军根据自己的批评经验,或者通过对他者的经验的总结,从专业的文学批评家层面,提炼出了很多关于文学批评的概念。

关于文学批评的性质,李建军认同蒂博代的观点:“争论是文学的灵魂”,“没有批评的批评,批评本身就会死亡”。进而这 样揭示了批评的性质:“真正的批评是充满 辩论色彩的对话,是争论。”同时,他由此出发,说明了文学批评的功能和作用:“文学批评通过对作家、作品及思潮现象的分析和评价,积极地影响读者的阅读和作者的写作,维护文学肌体和社会精神环境的健康。批评会潜在而有力地影响一个时代的文学风气和精神气候。”34显然,在李建军的理解中,文学批评是一种与教育和治疗具有极大共性的精神现象。文学批评是人的一种主体行为,而人的行为则是精神驱动的结果。文学批评需要一种积极的心态,需要一种特殊的气质。一个批评家如果缺乏热情和活力,缺乏勇气和力量感,那么,他就很难成为一个有个性的、真正意义上的批评家。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李建军提出了“盛气”这一概念。那么,盛气为什么重要?李建军的解释是:“一个合格的批评家,要有一股子不肯随顺的‘盛气’, 要有一点耻感,要把随喜说好话、顺势说假话,当作有伤尊严的事情;甚至,还要有点 牺牲精神,要把被误解、受伤害,看作自己应该承担的义务。文学批评文风之好坏与境界之高下,从专业能力方面看,决定于批评家是否有成熟的判断力和表达力,从伦理精神方面看,则决定于他的气是否很盛、耻感 是否很强。”接下来,他通过对中国文论关于“气”的论述,从“伦理”和“心理” 两方面,说明了“气”的内涵,进而说明,他所说的“盛气”,即“充实而勃郁的浩然之气”,主要是伦理意义上的心理动力:“它是真气、英气、正气、胆气的混合体,是批评家在克服了内心的顾虑和恐惧之后所获得的一种个性舒展、情绪饱满、心智活跃的状态;只有进入这样一种状态,批评家才能以一种自由的心态进行写作,才能淋漓尽致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相反,如果处于气虚和气竭的状态,那么,他就会因为胆怯而左顾右盼,而言不由衷地说漂亮话,而虚头巴脑地说好听话。尽管,对一个批评家来讲,情、识、才、学也很重要,但相提而论,浩然之气更为重要,因为,没有它的推激和支持,批评家的内心就缺乏勇气和活力,他的 情、识、才、学就很难被充分地表现出来。”35 显然,李建军所理解的“盛气”,是一个复杂的结构,是以伦理学作为第一推动力的心理学体验活动。“盛气”意味着生气和活力,意味着文学批评的力量感和有效性。一个气沮色挠的人,不可能成为一个理直气壮的批评家。所以,一个合格的批评家,一定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人,一个有“盛气”的人。

李建军赞同那种负责任的、具有专业精神的文学批评。他把这种批评命名为“纯批评”。他指出这种批评“在方法上,固然也吸纳‘新批评’的文本细读和修辞分析的经验,接受它对语言的‘咬文嚼字’的认真态度,但却主要是一种针对当下文学批评的庸俗化而提出来的主张,意在强调求真精神和专业精神对于文学批评的重要性”36。他将批评家分为“热评家”和“冷评家”。所谓热评家就是“与媒体周旋较多的批评家。他关注当下的文学动态,热衷于以快捷的方式评介最新出版的作品或者最近发生的文学现象。而冷评家则是阳性的、刚性的,充满否定和怀疑的精神,倾向于同流行的文学趣味保持必要的距离”37。他将批评从性质上分为“直派批评”和“谀派批评”:“直派批评是指正直、坦率而又尊重事实、忠诚于自我感受的批评,及物的、触及真问题的、敢于尖锐质疑的批评”,相反,“谀派批评则是一种 投其所好、唯利是图、曲世阿学的批评,是一种唯唯诺诺、闪烁其词、言不及义的批评,是一种缺乏真热情、质疑能力和否定勇气的批评,也是一种无原则的为被批评者的‘合理性’与‘完美性’进行辩护的批评”38。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上述的分法不是绝对的,但确实有助于我们理解文学批评的特殊性质和复杂性。

就普通读者的层面而言,李建军提出了 “积极读者”和“消极读者”的概念。他指出“积极读者是指那种思考型的批评型的读者。他有较为丰富的阅读经验,有一定的思辨力和判断力。他从不把阅读当作被动观看,而是把它当作积极参与,当作与作者进行对话的一种方式。他通过认真的甚至是反复的阅读,对作品的意义和价值,对作者在修辞方面的得失,进行客观的分析和可靠的评价。消极读者则是指那种在阅读上缺乏独立精神、分析能力的读者”39。李建军还对这两种读者 的表现进行了进一步的描述。

就阅读过程中读者的心理而言,李建军提出了“期待刺痛的受虐狂心理”这一概念。他对其描述为“指人们有时会根据受作品伤 害的程度来表达对作者的敬意,受其伤害越 深,人们反倒越倾向于认为作者更伟大,更值得尊敬”40。他的这一点,和鲁迅先生在杂文《拿破仑与隋那》中提出的观点,颇多契合之处。

李建军很善于将自己的文学批评理论,灵活地用之于自己的文学批评实践。例如,在研究和评价路遥的时候,他就揭示了路遥 的写作在写作方法和修辞上的特点,并提领 出了几个很有价值的概念:“路遥写作方法上的另一个明显的个性特点,表现在修辞姿态上。所谓修辞姿态,按我的界定,就是包含在文体风格、叙述语调中的作家自己的基本态度,是作者在作品中显示自我形象的策略和方式。它可以被粗略地分为两种:一种主观性较强的宣抒性的修辞姿态,一种客观性较强的展示型的修辞姿态。其实,修辞姿 态是多种多样的,远不止这两种。路遥在修 辞上显示出积极的介入姿态。”41在这段话里,他提出了“修辞姿态”“宣抒性的修辞姿态”“展示型的修辞姿态”等三个概念。其中,“宣抒性的修辞姿态”这一概念,无疑为人们认识路遥的文学写作经验,提供了有价值的启示。

那么,李建军的这些文学批评概念,有些什么样的特点呢?是如何形成的呢?又该如何评价呢?从系统性上看,李建军提出或者界定的文学概念,涉及文学活动中的世界、作者、 创作过程、作品、读者乃至媒体等诸多要素,涵盖广泛,具有一定的系统性。从这些概念的产生来源看,有以下几种方式:1. 对古今中外伟大作家的正性创作思 想的提炼概括。如关于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巨型人道主义叙事”、托尔斯泰的“最小律法”、 莎士比亚的“他者镜像法”“两面并观法”、 司马迁的“肺腑自语法”等。2. 对当代中国 作家和批评家的创作及批评实践的概括归纳。例如,关于路遥的“宣抒性的修辞姿态”、 关于贾平凹的“消极写作”“私有形态的写作”、残雪所缺乏的“积极的想象力”等。3. 对当代中国文学在地理视域意义上的提炼概括。如“黄土高原型精神气质”“关中平原型精神气质”和“山地型精神气质”,以及“北方态度的批评”和“南方态度的批评”等。4. 对已有概念的化用和借用,如化用“俄罗斯态度”和“法兰西态度”,化用于瑞恰慈的“新批评”的“纯批评”,化用于 B.I. 史华慈的“丰饶的含混性”的“丰饶的复义性”等。从这些概念的特点上看,主要有以下几点:1. 概念的对举性。如“同我文学”和“异我文学”、“规则现实主义”和“不规则现 实主义”、“水性作家”和“土性作家”、“主观态度”和“心情态度”、“热评家”和“冷评家”、“直派批评”和“谀派批评”、“北方态度的批评”和“南方态度的批评”、“外在距离”和“内在距离”、“积极读者”和“消极读者”等。虽然这些对举性不是绝对的,但它们是哲学上的对立统一的观点在文学中的反映。这些概念有的是李建军对其所做的一种客观的描述,有的则表明了作为文学批评家的李建军的情感立场和褒贬态度,这和他在批评上的立场原则是高度一致的。2. 概念的宏观性与微观性。宏观性的概念,如同我文学、异我文学、集体性创作、心意状态、双重气质作家、整体通观原则、纯批评等;微观性概念,如文学上的苏联化、对抗性比较、文学上的恋污癖、性景恋等。这些宏观性与微观性的概念,一方面有其理论实践意义上的普适性,另一方面则有其特定的作家个人针对性。李建军在其长期的文学批评实践中提炼概括出的上述大量概念,是其对于古今中外的文学和理论作品深入阅读并紧密结合个体批评实践的自觉理论结晶,是其独具个性魅力的学术语言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概念为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语汇增添了新成员,是李 建军在文学批评领域作出的积极的富有建设性的学术贡献。杰姆逊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的序言中曾说:“新名词的出现总标志着新的问题,标志着新的思想、新的商榷论争的题目,同时也不免成为知识界的一种新商品。” 李建军提出的上述这些概念自然也应如是观。它们带给了包括作家、批评家、读者和媒体等在内的文学同仁关于文学活动崭新的审视视角,甚至包含着值得文学创作与批评活动留意和解决的问题。作为著名文学批评家,李建军所提出的丰富的 文学批评概念,很值得系统梳理和积极借鉴。

注释:

1 夏征农、陈至立主编《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51 页。

2 9 10 11 12 13 14 15 李建军:《陈忠实的蝶变》,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2017 年版,第 73,33, 34,203、287,334,343,387,387 页。

3 20 李建军:《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29、18 页。 4 18 33李建军:《重估俄苏文学》(上),二十一 世纪出版社集团 2018 年版,第 449、350、458 页。

5 6 李建军:《文学的态度》,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 第 213、258 页。

7 8 32 李建军:《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2016 年版,第 76、456- 457、366 页。

16 17 29 40 李建军:《超越消极写作》,作家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06-107、155、167、321 页。

19 21 23 24 25 26 27 28 39 李建军:《小说修辞研究》(修订版),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2019 年版,第 17、32、243、129、133、224、227-228、252、 265-266 页。

22 李建军:《必要的反对》,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68 页。

30 李建军:《是大象,还是甲虫》,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49 页。

31李建军:《重估俄苏文学》(下),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2018 年版,第 939 页。

34 35 36 37 38 李建军:《不成样子的扯淡》,广东 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7、73、4、153、168页。

41 李建军:《文学的态度》,作家出版社2012 年版,第 258 页。

42 [英]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 文化理论•序》,唐小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 页。

[作者单位:新疆应用职业技术学院师范教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