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书房南窗台沿上，摆放着一束绢花，花的两侧各有一只笔筒。左侧为竹制，那是年少时劳作课的习艺品，有些年头了；右侧为木制，沉甸甸的，那是复旦百年校庆时学校的礼品。

我坐在写字台前，写作余暇，常常对着眼前这两个笔筒发呆，又不时拨弄插满笔筒的一支支各式各样的笔：毛笔、钢笔、圆珠笔、水笔、铅笔。一支支笔，顿时幻化成一幕幕场景，犹如昨日，留存在我的记忆里。

露出笔筒外最醒目的是两支毛笔。1995年，我与老师、时任复旦大学副校长的庄锡昌先生，应江西师范大学之邀讲学并进行学术交流。余暇时，校方陪同我俩游南昌赣江畔的滕王阁，得以重温初唐四杰之一王勃的《滕王阁序》之意蕴。我驻足在那里一个笔砚摊前，挑了两支当地桂花笔庄的白云毛笔（羊毫狼毫合成）。正掏钱付款，未料被江西师大程德林老师抢付。我不愿，争执再三，他却说：“就算是我送你的礼品，留个纪念吧。”这个纪念品虽历经我之后的搬迁，却一直插在笔筒里，每每看到它，就想起这件温暖小事。我与德林一直保持着联系，因笔结友结缘，老友常在念中。

回家后，妻见到这两支笔，摩挲良久，欣赏不已，于是磨墨挥毫一试，连说好写。她用的是小楷白云笔，书写《滕王阁序》末尾诗句：“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帝子之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吾妻与我大学同学，自小从母学刺绣，遵父训临帖练字，打下了一点楷书基础。重秀工笔小楷，灵巧雅致。观之再三，我叹曰：“宝刀不老！”笔中凝结的友朋之谊，已连绵转化为伉俪之情了。

在两只笔筒中，插得最多的是圆珠笔，笔形各异，来路亦不一。有友人或学生境外访学归来时送我的，更多的，则是我去各地参加学术会议时所获的主办方赠品。

绛红的，上写“Princeton”，是学生留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时的纪念品。黑色的，上写“香港中文大学”，是学生在该校求学时的纪念品。蓝色的，上写“士林中正”，它立刻让我想起曾在东吴大学做客座教授时，朋友请我吃饭的情景——东吴与闻名遐迩的台北士林夜市近在咫尺。

兰州大学的一支，我用它写下《敦煌：传唱千年的诗》；四川大学的一支，我以它写下《杜甫草堂里的童声》《我在浣花溪畔遥望杜甫》；河南师范大学的一支，成就我的《牧野之光》；淮北师范大学的一支，流泻出《相城的美，“煤都”的丽》……一支支笔，于我是一个个温馨的记忆，让我念起不同来处的人，拾掇起一段段短暂而美好的相遇。

圆珠笔礼物中，韩国友人的四彩笔别具一格。上世纪90年代后期至新世纪初期，复旦韩国研究中心与韩国长老会大学合作进行学术研究，我应邀参加了相关的中韩学界的学术盛会，也因此两次赴首尔。获赠的四彩圆珠笔的“四彩”为红、黑、蓝、绿，我平时不用，在改稿时才用这“四彩”勾画，可以一目了然。但我发觉它还有一用，就是充作儿童玩具。

且看：某日，在苏州工作的吾生携子罗一来访。罗一是二年级小学生，聪颖异常，来后在我家四处翻动，寻找玩具无果。终于发现我放在写字台上的四彩笔，他就不断地拨弄弹簧键，在红与黑的变幻中画人，在蓝与绿的交替中画物，他找到了乐趣。此刻我想，再让这个“小赤佬”不断耍弄下去，不等几分钟，这支笔也许就散架了。我便拿出一张打印纸，叫他用四彩对应高铁、大厦、汽车、行人，组成一幅画。

孩子他妈说，“罗一正在课余绘画班学习，看来不会难倒他。但对应恰当与否，要看他了。”只见罗一胸有成竹，先画一列火车，远远地开来，用绿色的（火车以前不是别称“绿皮车”嘛）；马路两旁的高楼林立，用蓝色的（不是有“蓝屋”的招牌嘛）；近处的汽车奔驰而来，用黑色的（恰当）；路边的一个大人正迎面走来，用红色的。我看后问：“为什么画人用红色？”罗一指指妈妈，“喏，她不是红色的吗？”噢，原来就近取材——吾生那天正穿了一件红色外套。罗一画完，嚷着要爷爷打分。我拿起四彩笔，用红色慷慨地打了个100分。孩子高兴了，孩子他妈也乐了。

别看各种型号的圆珠笔当道，在笔的谱系中，它曾经是“小字辈”。1884年，美国人沃特曼发明钢笔，逐渐取代中国的毛笔和西方的羽毛笔，通达天下百年之久。圆珠笔后来居上，在笔的王国里称雄，钢笔却被冷落了。不是吗？检索我这两个笔筒，只找到一支钢笔。拿起这支笔，拂去岁月积埃，我却情不自禁想起半个世纪前一段刻骨铭心的笔缘。

时空定格在1965年。元旦后，我与她（当时还是“女朋友”）初次到苏州拜见她父母。时值农历春节前夕，观前街上顾客熙攘，曾记得我们一边逛街，一边品尝姑苏美食。她父亲买了一包陆稿荐的酱汁肉，拿了一块往我嘴上一塞，那块肉肥腴鲜甜，入口即化。我连说：“好吃，好吃！”回沪时，他又悄悄把自己心爱的一支闻名笔界且价格昂贵的派克金笔送给了我。回沪后，从苏州带回来的美食很快吃完了，但他送给我的这支笔却一直伴随着我。我和她的姻缘成了，它也因此成了我的“半个媒人”。

14年后，我又重见岳父夷白先生。他还是老样子，宽阔的前额，深邃的眼神，戴着眼镜，凝视着我，却说不出一句话。因为，我看到的是他的遗像。我叫了声“爸，我来看你了”，眼泪夺眶而出。

那是1979年早春二月，在苏州市图书馆为夷白先生平反昭雪的追悼会上，我念悼文：“父亲，14年前你送我一支笔，嘱我写佳文；14年后，我用这支笔为你写祭文。这喜悲叫我如何弥合，这哀伤叫我如何忍受……我记得，那些同吃一锅饭美好而短暂的日子，记得你亲自去观前街买来的陆稿荐酱汁肉，到现在我心里还留有余香……”念到这里，妻早已泣不成声，牵引其兄妹一片哭声和全场悲鸣……

蔡夷白先生是上世纪40年代的文学名家，其杂文写作计有千篇以上，散见于当时上海各报刊上，辑集出版有《夷白杂文》传世。1949年后，他从上海移居苏州，在文博单位工作，忙于实事，辍笔息文，蛰伏40多年。自上世纪90年代起，他被学界“重新发现”，也被当代文学评论界视为与冯雪峰、夏衍、平襟亚等齐名的杂文名家。遗憾的是，我不谙现当代文学的潮起潮落，没有用他给我的笔，为夷白先生正名，为此羞愧不已。唯一可以告慰岳父大人的是，我在拜读《夷白杂文》中受教，用这支笔煮字烹文，徜徉在文史之间，忝列于学林。

敝人乃一介书生，命运注定我一辈子要与笔结缘。不管是毛笔还是钢笔，不管是四彩笔还是墨水笔，都伴随着我，与我结成人生形影不离的朋友。

人可老去，但笔常青。笔缘所蕴含的亲人情、朋友情、师生情，乃人间真情，久久不散。我感恩笔。有了它，生命中多了一丝绚丽和荣光。就像农夫手中的镰刀、工人手中的斧头，同样是创造世界，学人手中的笔，被用来寻找人类的精神家园和心灵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