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东北现代作家传记研究是东北现代文学研究的新角度，同时也为中国现代作家传记研究提供了新的具体个案。东北现代作家传记主要诞生于当代，可分为四个阶段。通过客观、辩证的视野看待其整体发展，东北现代作家传记既有自身的 特征和优势，同时也有自身的限度和问题。“萧红传”数量过多以及由此造成的整 体比例和结构上的不平衡；明显的“地域性”逻辑和自我限制；遵循“自然生长的逻辑”但需不断检视其文本价值。东北现代作家传记的特殊性决定研究意义上的复杂性，其关乎现代文学史和现代传记的论域，决定其具有独特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关键词：东北现代作家传记 东北现代文学 现状 研究

由于本文的最终目的是为东北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角度，所以，在对象选择和言说方式上与以往的研究有很大的不同。无论从时间起止点还是具体人员构成来看，“东北现代作家”都是一个贯穿东北现代文学历史、比已获文学史定评的“东北作家群”范围更大的概念，而东北现代作家传记写作的实际情况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作为一次全新的探索，对成书意义上的东北现代作家传记进行研究，通过揭示其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进行辩证的思考，不仅可以为已呈定型化状态的东北现代文学研究找到新的言说起点，而且还可以为中国现代作家传记及其相关问题研究提供新的个案典型。

一、当代化视野中的东北现代作家传记书写

自1947年3月，骆宾基在重庆中原出版社出版《萧红小传》至今，70 年间诞生的各种东北现代作家传记共计 150 余种（其中可列入自传范畴的计有15种，列入他传范畴的约有 130 余种，如《萧红•萧军》《端木与萧红》式的“合传”不重复统计），涉及作家包括萧红、萧军、端木蕻良、舒群、罗烽、白朗、骆宾基、塞克、金剑啸、马加、高兰、穆木天、姜椿芳、金人、田贲、方未艾、公木等。从时间上看，除骆宾基的《萧红小传》及其“再版”出版于传统意义上的现代阶段，余下的东北现代作家传记几乎皆出版于 1980年代之后。东北现代作家传记发展的实际情况不仅说明其是一个持续增长、不断历史化的过程，而且还说明传记写作与出版需要适当的时代语境，而1980年代以来各体式文学创作和现代文学研究的复兴并迅速走向繁荣的态势，正说明东北现代作家传记书写同样期待一种历史的机遇。

为了更为清晰地呈现东北现代作家传记的发展史，我们将现有的东北现代作家传记按出版时间分为四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1940年代的两部“萧红传”。1942年年初，年仅32岁的萧红于香港辞世。一代天才女作家客死他乡，自会让很多人感到惋惜进而引发对其生命最后阶段的种种猜测。在此背景下，萧红临终前重要见证人骆宾基进行“萧红传”的书写，自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骆宾基于1946年11月在杭州完成《萧红小传》的初稿，后在上海《文萃》杂志连载。当时想要返回东北的骆宾基预支一笔稿费后前往哈尔滨，不料在行至长春城外时被国民党杜聿明部特刑队逮捕。此间，西南联大的一部分进步学生假托中原出版社之名，将刚刚连载完的《萧红小传》翻印出来。获利后的学生有的来到沈阳，到狱中看望骆宾基，并将 翻印《萧红小传》获得的余利送给骆宾基1。这本小传被骆宾基称为《萧红小传》初版，但实际上是未经作者授权的“合理盗版”。1947年9月，上海建文书店推出《萧红小传》。因为已有中原出版社的版本，此版在出版时版权页上印着“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九月再版”字样。“《萧红小传》问世后，立即引起人们对萧红的广泛关注，即便在当时内战情形 之下，建文书店亦多次再版重印。”2作为第一部记述萧红生平的传记，《萧红小传》因著者是萧红生命最后阶段的见证者、了解萧红当时的心境并记录萧红部分谈话而引人瞩目。《萧红小传》历来是萧红研究的重要资料，其写作饱有真诚。不过，正如后人指出的那样，由于萧红最后的叙述时断时续、不够连贯，所以，骆宾基在数年后通过文字加以“还原”时难免存有记录的偏差。且“该书引用的资料没有出处，无法探知真伪”，“由于作者与端木蕻良的矛盾，在涉及端木 蕻良时不能客观叙述”3，因而其所述史实究竟存在多少真实性还有待进一步考察。但无论怎样，《萧红小传》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它开创了“萧红传”写作的历史，不仅是第一部成书意义上的“萧红传”，还是第一部成书意义上的东北现代作家传记。它的出现，开启了东北现代作家传记的历史，它的成就与问题可视为早期东北现代作家传记必然经历的历史过程。

第二阶段，1970年代末期至1990年代。1950 年代至 1970 年代是现代作家传记的凋敝期，这一状况随着“新时期文学”的出现而改观。于这一阶段陆续出版的东北现代作家传记有肖凤的《萧红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版）、骆宾基的《萧红小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版；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版）、谢霜天的《梦回呼兰河》（台北尔雅出版社1982版）、刘慧心与松鹰的《落红萧萧》（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 版）、庐湘的《萧军萧红外传》（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86版）、徐光金与金伦的《金剑啸传》（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版）、白长青的《通向作家之路——马加创作生涯》（辽宁民族出版社1988版）、张杰与陆文采的《高兰评传》（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89版）、韩文敏的《现代作家骆宾基》（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版）以及后来成为著名汉学家、翻译家的美国学者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的《萧红评传》（北方文艺出版社 1985 版）和萧军的自传《我的童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版），等等。这一阶段东北现代作家传记写作主要体现为“立传者”人数和数量有所增加、传记写作涉及的空间和视野有所拓展，此外就是在传记写作形式上也有所拓展。

第三阶段，1990 年代至世纪初十年，是东北现代作家传记的深化期。这一阶段诞生的各种由他者所著的“萧红传”共有30余种，后人编撰的“萧红自传”计有 3 种。从“萧红传”的整体写作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其部分传记已进入“再版”“修订”的阶段，这表明“萧红传”的写作已经相当成熟。与“萧红传”相比，孔海立的《忧郁的东北人》（台湾业强出版社1998版）、孔海立的《忧郁的东北人端木蕻良》（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9版）、洪钧的《血浪沸腾的金剑啸》（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1991版）、杨哲与宋敏的《中国现代百科全书奠基人：姜椿芳传》（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版）、金玉良的《落英无声——忆父亲母亲罗烽、白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版）、刘秉山的《马加评传》（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版）、戴言的《穆木天评传》（春风文艺出版社1995版）、金伦与里栋的《漂泊诗人——塞克》（北方文艺出版社2009版）、炜漪编著的《大时代的“小人物”：萧军挚友方未艾》（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内部发行）、以及王德芬的《我与萧军》（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2 版）、张毓茂的《萧军传》（重庆出版社1992版）、王科与徐塞的《萧军评传》（重庆出版社1993 版）、王德芬的《我和萧军风雨 50 年》（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 年 1 版和 2008 年2 版）等为代表的 14 部“萧军传”的出现，也表明东北现代作家传记写作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这些传记和“萧红传”一样常常被纳入到“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中国现代作家评传丛书”“名人之侣回忆丛书”“名人情结丛书”“名人自传丛书”等“丛书”体系之中出版，反映了东北现代作家已获得了较为广泛的认可程度、出版界开始关注其生平事迹，而东北现代作家的传记写作由此得以深化。

第四阶段，2010年至今。这一阶段的东北现代作家传记由于受到消费型传记写作之风的影响，出现了一大批消费型的传记且主要集中于“萧红传”的书写上。消费型传记的出现是因为传主生平有可消费之处并可以通过市场赢利。当然，从另外一方面说，这类传记的出现也充分说明了这一阶段的语境和传记阅读已与以往有很大不同。围绕东北现代作家如萧红出现的“图传”“画传”，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作为适应“读图时代”的一种选择或曰策略。除上述变化之外，就是晚近出版的传记要接受此前传记写作的压力，因而在写法上有很大改变。诸如王德芬的《我和萧军风雨50年》、萧耘与王建中的《写给父亲爱的记忆——萧军最后的岁月》（团结出版社2010版）等的“阶段式传记”；如周彦敏的《萧红的情人们》（金城出版社2014 版）、周彦敏的《情爱萧红》（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版）、叶君的《萧红与生命中的他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版）、刘东玲的《乱离情愫——萧红的恩怨交往》（人民出版社2016版）等的“关系式传记”或曰“横向交往式传记”等新形式的出现，说明东北现代作家传记正和现当代作家传记一样，进入一个多元发展的时期并在面向未来时呈现开放的状态。

依据最常见的划分方式，已有的东北现代作家传记既包括诸如“自述”“回忆录”等出自作家本人之手的“自传”形式，又包括“小传”“评传”“正传”“外传”“画传”“图传”“别传”“情传”“传记小说”以及“合传”、由亲友所写的“回忆录”等出自他者之手的“他传”形式。这种划分方式由于着眼点的不同还可以作进一步的划分，如上文提到的 “阶段式传记”“关系式传记”，以及近年来出现的以朱丹红的《乱世风华爱成殇：萧红》（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3版）、月下的《此生注定爱就是痛：萧红别传》（新世界出版社2014版）、王臣的《我们都是爱过的：萧红传》（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版）、李清秋的《萧红：爱与漂泊》（现代出版社2014 版）等的“消费型传记”等等。东北现代作家传记形式多样、几乎涵盖现代传记的各个门类，同样证明了随着写作的不断深入，其本身具有的多样性、丰富性与可能性。值得指出的是，对于现有的几种萧红“自传”如《萧红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版）、《萧红自述》（大象出版社 2004 版）、《萧红自述：传奇故事》（西苑出版社2011版）、《萧红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2 版）、《萧红自述》（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4 版），我们必须要明确其并非出自传主之手而是由后人编辑完成的事实。“萧红自传”的内容虽均出自萧红的回忆性文章，但其生前并未写有标准的自传，这一点显然是我们在阅读和使用这些“自传”时需要注意的。

二、“个体的繁荣”与“整体的不平衡”

考察东北现代作家传记的现状，人们不难发现：“萧红传”数量过多，具有压倒性的优势是其结构上的突出特征。接近占总体五分之四的“萧红传”完全可以用“个体的繁荣”来形容，并可以独立成为一项课题。“个体的繁荣”的“萧红传”在相对于其他东北现代作家传记时显示出东北现代作家传记整体书写的一种不平衡的状态，然而，当我们全面考察“萧红传”书写的实际情况之后，又会发现：这种“不平衡”同样也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萧红传”本身，因而是双重的。

为数众多的“萧红传”（此时当然指由他者所著的萧红传记即“萧红他传”）就其实绩而言，首先是诞生了优秀的传记。纵观“萧红传”的发展史，骆宾基的数版《萧红小传》、葛浩文的数版汉语版的《萧红评传》；季红真的《萧红传》和晚近出版的《萧红全传》、林贤治的《漂泊者萧红》及其“修订版”、 叶君的两版《从异乡到异乡：萧红传》4，都是“萧红传”的典范之作，堪当现代作家传记中的用心之作，不仅具有很高的文献史料价值，而且还呈现了作传者对于传主同时也是写作本身的深刻体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其次，是实践了东北现代作家传记的所有表现形式，并出现了由叶君所著的、首次借助第一人称“我”之视角，叙述萧红生平及其内心世界的长篇传记小说《我本一无所恋》这一特殊的传记形式。其三，是使“萧红传”进入了国际化的写作视野。除上文提到的葛浩文的数版《萧红评传》之外，日本学者尾坂德司的《萧红传》（日本东京燎原书店1983版）、中村龙夫的《火烧云——萧红小传》（哈尔滨出版社1993版）、平石淑子的《萧红传》（崔莉、梁艳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版），都表明萧红的传记书写已受到国外多位学者的青睐。他们期待通过传记还原萧红苦难而传奇的一生，进而表达自己对于萧红的独特理解，已使萧红研究和“萧红传”书写成为一个“世界的现象”。

与已有的成就相比，百余种“萧红传”数量还是过多了——由过度书写造成的过度消费，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并强化了“萧红传”形式方面的探索，但却很难使各卷处于同一水平层次，于是，“萧红传”在个体和整体意义上的不平衡便显露出来。“萧红传”书写历史跨度长、数量大，彼此之间质量参差不齐、类型多样，使其成为现代作家立传中最为复杂、难解的现象之一。一方面，如果我们基于学术研究的立场，追求“萧红传”的文献史料价值，就势必会人为地“忽视”甚至是“批判”那些消费性质的“萧红传”；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客观承认近年来部分现代作家传记的生产、承认当下图书市场的运行方式，又势必会在整体上“拉低”萧红传记的价值甚至是部分解构了作家传记的本质。也许，使用具体对象具体分析的方式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策略，但一旦我们面对那些只具版本形式、不具文献价值且面目雷同的消费型传记，又常常由于很难找到恰当的言说进路而感到无所适从。“萧红传”在具体与整体意义上的不平衡就这样“涨破”了传统学术研究的领域，亟待在贯穿历史和现实的过程中获取一种新的言说方式。

与自身的不平衡相比，“萧红传”相对于其他东北现代作家传记在数量上具有绝对的优势，这又使东北现代作家传记的整体呈现出一种不平衡的状态。虽说人物传记的数量从不是决定其成就高低的唯一条件，但作家传记的“个体繁荣”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作家本人的文学史地位、知名度以及易于“立传”的可能性。由此回顾东北现代文学的发展史，30 年间曾涌现出那么多的知名作家，他们不仅写有数量可观的名篇佳作，还因地域、时代等因素的影响拥有曲折、复杂的人生，东北现代作家的传记书写显然存有诸多空白。这一问题当然还可以结合作家传记写作本身，即文学研究的一部分作进一步的引申，而东北现代文学研究在传记写作上没有及时跟进的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了。

事实上，从东北现代文学的研究现状来看，一直有很多课题可以通过传记书写与研究进行深入的探索与挖掘。第一，与“东北作家群”成为东北现代文学之代表和典范的年份（1931—1945）相比，之前和之后的东北现代文学历史或是面目模糊、或是尚未充分展开，因而线索不明、代表作家作品没有得到关注。第二，作家群体流向不明。以“东北作家群”为例，1931年被迫离开东北、1936 年崛起于上海、1937 年开始辗转到武汉，这些经历在以往的研究中已获得了充分的阐释。但是，1938年之后“东北作家群”的流向特别是汇聚延安之后的文学创作与活动，却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没有得到详尽的记录。第三，部分作家长期处于被忽视的状态。相对于东北现代作家整体的创作成就，笔者一直认为端木蕻良是一个长期被忽视、冷落的作家。端木蕻良在“东北作家群”形成期因在天津求学没有加入该群体，虽于 1933 年就完成了 30 万字长篇巨著《科尔沁旗草原》并受到郑振铎的赏识，但却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有幸在抗战爆发之前出版，赶上文学史意义上的长篇盛行的1930年代，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们对于其创作的关注。加之端木自幼娇生惯养、有贵族作派，与底层出身、经历过大风大浪的左翼作家向来趣味不合；端木与萧红结合后为了躲避纠纷和战乱，南下迁徙逐渐远离文学的中心地带，而萧红的意外辞世又将其推上风口浪尖，直至一辈子背负恶名，更在心理和情感上加重人们对他的“遮蔽”。然而，只要我们在认真阅读完八卷本的《端木蕻良文集》的同时，看一看夏志清对于端木的创作特别 是《科尔沁旗草原》的评价5，便会重新认识这位长期处于沉默状态的作家。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阅读上文提到的几部有代表性的“萧红传”、结合近年来发现的材料从客观、人性的角度推究端木蕻良的为人，那么，曾经已有的结论或许需要重新考量。在此背景下，撰写一部翔实的、高质量的“端木蕻良传”，全面展示端木的文学成就以及他与二萧、骆宾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自是十分必要。最后，缺乏动态、发展的眼光。将东北现代作家和东北现代文学简单理解为“东北作家群”及其创作，经过多年的积淀，已成为限制东北现代文学研究发展的一个片面的观念。这种观念就表面上看与“东北作家群”的概念及其影响力有关，但从深层上看，则是对包括“东北作家群”在内的东北现代文学的认知始终处于约定俗成、画地为牢的阶段。正如对于新中国成立之后东北现代作家的创作研究、传记书写常常给人留有叙述不足、笔力不够的印象（“萧红传”除外），没有从更为广阔的视野动态审视同样是限制东北现代文学研究及其传记书写的潜在因素，而东北现代文学之“现代”究竟是取义于 1919 至 1949，还是取义于“现代化过程”即“现代以来”或“20 世纪以来”，也就这样成为一个未竟的课题。

三、“地域性”逻辑的优势与限度

纵观东北现代作家传记的写作史，除部分“萧红传”和孔海立的两版“端木蕻良传” 是受其导师葛浩文的影响之外6，余下的传记基本上都出自于东北人之手，这种现象在文学研究话题层出不穷的今天，可使用流行的“地域性”一词加以概括并随之“设定”其问题域。

按照一般意义上的理解，谈及东北现代作家传记书写的“地域性”问题，很容易使人首先联想到本地人写本地作家有着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作传者与传主同属一地，易于把握传主的生活环境以及当地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外部条件，同时，也会因“地近则易核”而易于了解传主的家族史、成长经历，因此在成书之后，其真实性和可信度也相对较高。同一地域还会使传记家与传主之间保持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传记家与传主有着共同的生活环境、相近的生活习惯甚至是相近的气质、性格，有利于传记家走进传主的内心世界，用心灵去感受另一个心灵，用文字去展现另一个灵魂，因而可作为一般性的逻辑、一种常识性的结论。

结论虽然如此，但这种通过整体性思路得出的普遍性结论在展开时未必适用于每一个具体的个案，与此同时，在结论的背后，还会有很多相关问题可以引申与拓展。由传记家和传主同属一地而形成的“地域性”优势可否在实践中贯穿于传主一生的书写？这个问题在详细考察传主一生的经历后也许会变得不那么肯定。为他人立传毕竟是一种“事后行为”，立传者虽与传主是区域范围内的“同乡”，但并不代表他笔下的主人公一生始终是“一成不变”的。对于那些经历丰富、一生不断处于迁徙状态的传主而言，传记家和传主同属一地或许仅在传记的初始部分才具有特定的意义和价值。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的绝大部分东北现代作家，正是怀着不堪屈辱、继续抗争的目的，被迫走上流亡之路，进而形成了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东北作家群”现象。鉴于抗日战争的特定时代背景，“东北作家群”又曾相继辗转于上海、武汉、重庆、成都、桂林以及山西、陕西等地，并最终在抗日战争结束前分流、聚集在延安与香港南北两个主要地区。“东北作家群”在特定时间阶段始终处于漂泊、迁徙的状态，客观上决定传记写作者只有全面掌握其行旅、秉持一种动态的视野，方可清晰而准确地记录其生平。然而，一旦我们以这种标准去要求东北现代作家传记，那么，随之而来又会有其他相关问题产生。且不说东北籍的传记写作者与传记走过的各地之间有自然地域意义上的差异，即使从传记写作、研究和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角度上看，所谓“地域性”的优势也会在某些情况下大打折扣。回顾1980年代以来学术研究的发展趋势可知：当代学术研究越来越凸显出“地域化”或曰“区域化”的特色——概言之，既包括研究者相对于本地文学进行研究是一种传统、有便利条件并呈现自己的研究特色，也包括地域文学会从主客观方面考虑，以立项和资助等形式促进并要求研究者以本地文学研究为对象和任务。“东北现代作家在延安”之所以迟迟没有获得充分的阐释，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来自东北的研究者对于延安地区的环境、当时文学的历史和文献资料不够熟悉，而立于东北现代文学的研究立场，研究者对于业已形成的延安文学研究的方式方法也会感到陌生。这个问题当然还可以进一步引申，如以延安文学为主要从业方向的研究者不会完全像东北现代文学研究者那样，熟悉在延安的东北作家早年的生活道路、性格偏好等，而两者的结合恰恰可以说明与之相关的东北现代作家传记为何会在书写过程中具有“地域性”之“断层”的可能。据统计，抗战期间先后奔赴延安的东北作家有雷加、马加（白晓光）、石光、师田手、金肇野、萧军、李辉英、狄耕（张棣庚）、黑丁、李雷、高阳、梁彦、蔡天心、罗烽、白朗、舒群、张仃、魏东明等 20 多人，准确而详细地掌握他们在延安期间的文学活动，不仅对每个作家的传记书写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总体意义上的东北现代传记研究和东北现代文学研究，也具有重要的价值。

“地域性”在某种情况下也可能会成为一种限制。由于写作者和作家本人在地域上的近距离、情感上的亲近等原因，可能会使作家传记在具体书写过程中有意回避传主身上的一些缺点、偏袒其行事上的某些缺点甚至以个人的情感好恶主观地评判一些问题。只要翻阅 1980 至 1990 年代有东北籍传记家写的关于萧军和萧红的传记，就不难发现在处理二萧情感纠葛特别是分手一事上，写作者们都不愿意涉及过多的细节。事实上，对于萧军极具男性中心主义思想的“爱便爱，不爱便丢开”的恋爱哲学，以及二萧在确立夫妻关系之后萧军数次爱上其他女性的事实，只要阅读萧军的《烛心》、萧红的《商市街》等散文便可获得较为明确的信息，而在文本之外，我们也大致可以确定当时的传记写作者对于这些事情都有较为清晰的了解而并不存在基本史实把握不足。但或是出于为长者和尊者讳的文人习惯，或是出于对于传主和自我的双重保护，传记写作者几乎无一例外都对二萧爱恋过程中萧军始终以拯救者自居、大男子主义以及应负的责任采取了人为漠视的态度。对此，我们必须承认萧红早逝、萧军健在且已成老一辈作家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对这种写作倾向的影响。这种因“地域性”而形成的限制并没有达到人物传记书写应有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的标准，它不仅对萧红的传记书写采取了不负责任的态度，而且还在结果上夸大并加重了人们对于端木蕻良的恶感。

最后，“地域性”还会在整体上限制本地作家传记写作的格局与发展。显现于东北现代作家传记书写过程中明显的“地域化”倾向，就“区域外”的视角而言，绝大部分东北现代作家的传记书写还未走出狭窄的“地域模式”，受到整个传记界和学界的关注进而融入全新的创作经验。“地域性”由此成为一柄双刃剑，一面是绝对意义上的自我生长，一面则是相对意义上的自我封闭，至于两者的结合恰恰是在反映东北现代文学研究现状的同时揭示了东北现代作家的文学史地位。

四、“自然的生长”与“时间的辩证法”

从近十年来东北现代作家传记出版的实际情况可以看到，除在总体数量上迅速增长之外，立传的作家即传主的增加也使其出版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与进步。一部《落英无声——忆父亲母亲罗烽、白朗》（金玉良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版）首次向人们展示了一对东北夫妻作家曲折、坎坷的一生；一部《阅读雷加——一个作家的人生画传》（刘甘栗编，文化艺术出版社2014版），通过阶段式的展示和整理，填补了东北现代文学史同时也是现代文学史的空白；而由金伦、里栋合著的《尘封的往事》（北方文艺出版社2009版），更是首次以合传的形式在推出金剑啸、塞克、罗烽、舒群、金人的“传略”和“小传”之余，搜集、整理并发掘出大量与东北现代作家相关的史料。此外，像《舒群年谱》（史建国、王科编著，作家出版社2013版）、晚近问世的《萧红年谱长编》（袁培力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19版），不仅详细地记录了舒群的一生，填补了萧红研究中长期存在的空白，还以专著的形式丰富了东北现代作家的年谱书写7……近年来东北现代作家传记发展的实际，符合随着时间推移在绝对和相对意义上都实现了“自然生长”，暗合了传记书写和文学研究需要持续发现的内在逻辑，既有利于东北现代作家传记新格局的形成，也有利于东北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入。

“自然的生长”虽可视为时间馈赠的礼物、不断历史化的必然结果，但如果我们将其进行阶段式的划分并和以往的历史平行比较，那么，则不难发现东北现代作家传记的书写与此前有很大的不同、已进入一个“语境化”的时代。在坚守作家传记写作是一种创作、一种研究之传统观念的同时，兼顾其“时代性”特征、考察其具体的生成方式，越来越成为认知当代传记的重要前提。作为一个显著的事实，在近年来东北作家传记的成书过程中，图书出版越来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传记书写也就这样在传记家和应用之外又拥有了生产、消费（含购买和阅读）等多个环节，呈现出文化商品的属性。以“萧红传”为例，从 2009 年 1 月至今，10 年间诞生的“他传”就有60种，足可以当作一道传记出版的“奇观”。60 种“萧红传”既有以上所述的“消费型传记”，也有图传、画传等形式，还有葛浩文《萧红传》与《萧红评传》、季红真《萧红全传》的“经典”再现，这种情况表明“萧红传”的出版与市场和读者消费之间的复杂而多层次的关联。除在类型归属和外部形式上反映市场和读者的需求，东北现代作家传记还受到出版策划的影响。叶君的《萧红图传》（广东教育出版社 2010 版）被列为“20 世纪中国文化名人图传丛书”之一；葛浩文的《萧红传》和孔海立的两版《端木蕻良传》（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和 2013 版），均先后列入“中国文化名人传记丛书”；朱丹红的《乱世风华爱成殇：萧红》（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3版）作为“倾城才女系列”之一；朱云乔的《黄金时代：萧红与萧军的乱世情缘》（石油工业出版社2014版）作为“烟雨民国书系”之一；孙雯的《我贪恋这泥淖里的温暖：萧红传》（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版）系“民国•沉香女人系列”之一；刘东玲的《乱离情愫——萧红的恩怨交往》（人民出版社2016版）为“中国近现代文化名人交往丛书”之一；任挥编著的《独特的女人魅力：萧红》（群言出版社2017版）作为“独特的女人魅力”系列；句芒的《有关萧红的一百个细节》（作家出版社2018版）被列入“中国文学创作出版精品工程”；以及金伦、里栋的《漂泊诗人——塞克》（根据塞克口述撰写）和金伦、里栋合著的《尘封的往事》，均被归入“黑龙江红色历程丛书”，分别于2009 年和 2014 年于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金玉良的《落英无声——忆父亲母亲罗烽、白朗》和刘甘栗编的《阅读雷加——一个作家的人生画传》，被列入“中国现代文学馆钩沉丛书”8，先后于 2009 年和 2014 年于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等等。这些传记的出版则又从另一侧面说明其与图书市场之间的关系。是侧重“传奇人生”、“情爱纠葛”以及“死亡神话”，将萧红和张爱玲、林徽因、三毛等同为传主，列入一个系列、集束推出，获取卖点？还是出于“人性的纪念”“人生 的示范”“认知的快乐”9之传记功能的实现，建构作家传记的“典型化”乃至“经典化”？还是钩沉历史、重现东北现代文学的历史文化资源？或许只有对具体传记进行具体分析，才能清楚地了解东北现代作家传记的出版现状。

如果将东北现代作家传记的“自然的生长”做历史化的考察，我们还会得出以下结论：晚近首次出版的作家传记就作家自身而言，虽不是文学史上公认的一流作家，但其具有的价值仍然会超越文本自身，这些传记虽数量不多，但它们却相对于现有的文学史书写及其结构、序列等，构成了可以丰富甚至是可以挑战的“他者”。它们是东北现代作家传记与文学史书写“对话”过程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部分，并有可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适度影响到现有文学史的内容与格局，因此寄寓着某种“未来意识”。对比而言，那些于晚近阶段反复“出版”的作家传记已得到学界和市场的双重认可，它们的价值已通过历史的检验并在获得稳定评价的过程中“固定”下来，但在其获得认可的过程中，一些于同期产生的作家传记却由于观念、材料等原因，不再具有文献价值，而“自然的增长”也因为包含“自我汰变”而呈现出“时间的辩证法”效果。

结语：“回到最初的起点”

围绕东北现代作家传记可以探讨的话题当然还有很多，比如作传者相对于传主的创作主体性问题、作家传记相对于文学研究的史料问题等等，只不过由于本文的侧重点和篇幅的限制，无法一一展开。通过东北现代作家传记历史的回顾、问题的思考，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相对于已经成熟、定型并呈现出自我封闭状态的东北现代文学研究，东北现代作家传记研究确实存在相当大的探索空间，并可以为东北现代文学研究提供新的增长点。鉴于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总是将作家传记列为文献史料而很少将其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所以，从区域文学研究的角度提出东北现代作家传记研究的问题，便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话虽如此，东北现代作家传记研究毕竟是传记研究和文学研究的结合体，在没有更多参照的前提下有相当程度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为此，我们有必要 “回到最初的起点”，即从传记的本质和文学研究的本质上，探寻其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与言说意义上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唯其如此，我们才会在明确言说立场的过程中实现关于现代传记和东北现代文学研究的双重超越！

总之，东北现代作家传记研究作为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可以为东北现代文学研究带来许多新的话题。与此同时，东北现代作家传记研究还因自己属于传记研究范畴而具有相应的独立性。相信在持续关注的过程中，东北现代作家传记研究会有更多新的言说空间被打开，而东北现代文学乃至整个现代文学研究也将由此获得一些新的机遇。

[本文系辽宁省 2016 社会科学规划基金 重点项目“东北现代作家传记的史料问题研究”（L16AZW002）、“辽宁省高等学校创新人才支持计划”（WR2017009）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关于这些经历，具体可参见韩文敏《现代作家骆宾基》，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版，第100—104 页。骆宾基《〈萧红小传〉修订版自序》，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4 页。 2叶君：《〈萧红与生命中的他们〉绪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 页。

3 章海宁、李敏编著《萧红印象•书衣》，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34 页。

4 关于骆宾基的《萧红小传》，具体包括骆宾基《萧红小传》，中原出版社1947年3月版。骆宾基《萧红小传》，上海建文书店 1947 年 9 月版。骆宾基《萧红小传》（复制本）香港一山书屋有限公司 1978 年版。骆宾基《萧红小传》，北方文艺出版社 1987 年 6 月版。关于葛浩文的《萧红评传》，需要指出的是其原为著者的博士论文，有美国印第安那杜尼公司（Twayne Publisher）1976年版和日本东京燎原书店日文版《萧红传》1983 年版两个版本，但由于两者为外文，并不常见。所以，这里所言的主要指其汉语版，具体包括 [ 美 ] 葛浩文《萧红评传》，郑继宗译，香港文艺书屋 1979 年 9 月初版。葛浩文《萧红评传》，台北时报出版公司 1980 年 6 月版。葛浩文《萧红评传》，北方文艺出版社 1985 年 3月版、8 月版，2019 年 1 月版。葛浩文《萧红新传》，香港三联书店1989年9月版。葛浩文《萧红传》，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1 月版。关于季红真的《萧红传》和晚近出版的《萧红全传》，主要包括季红真《萧红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0 年 9 月版。季红真《呼兰河的女儿：萧红全传》，现代出版社 2011 年 5 月版（版权页印为“萧红传”）。季红真《萧红全传》（修订版），现代出版社2012年1月版。季红真《呼兰河的女儿：萧红全传》（修订版），现代出版社2016年1月版。关于林贤治的《漂泊者萧红》及其“修订版”，主要包括林贤治《漂泊者萧红》，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年 1 月版。林贤治《漂泊者萧红》（修订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年10 月版。关于叶君的两版《从异乡到异乡：萧红传》，主要包括叶君《从异乡到异乡：萧红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年 3 月版。叶君《从异乡到异乡——萧红传》，（台湾）INK 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有限公司 2014 年 10 月版。

5关于夏志清的文章，主要指《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具体见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之“附录（三）”，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81—419 页。

6 两版“端木蕻良传”，分别指孔海立《忧郁的东北人端木蕻良》，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9 年版；孔海立《端木蕻良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两版“端木蕻良传”的“后记”内容略有不同，但都在开篇处提到受“导师葛浩文的影响”，分别见两书“后记”，第254页和第217 页。

7 依据众多传记理论著述，“年谱”是可以列入广义的传记范畴，本文也采取这种思路。

8 金玉良的《落英无声——忆父亲母亲罗烽、白朗》在 2009 年出版时并未印有归于何种“丛书”字样，但在此后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馆钩沉丛书”各卷中，均在封底勒口列举“丛书”具体包括哪些书目时，将其列入其中，故此列入此丛书系列。

9 关于“传记的功能”及其包括的内容，本文主要依据杨正润的《现代传记学》中的观点，具体见该书第 191—228 页的相关论述，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岛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