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一道彩虹

一面是烟波浩渺的大海，一面横着的是城市，悠悠白云，天气晴好。飞机下降时，有一道优美的彩虹从白云间穿过。仔细确认，不是幻觉，就是七彩之虹。坐了多少次飞机，很少遇到彩虹，我不禁心生欢喜。

前两次来澳门，我都是从香港坐船来的。一伙人来开会，匆匆上船，一路上说说笑笑，只觉得外面浪花翻滚，见到山，见到房子，澳门就到了。这种直接进入，来了就开会，开完就走的方式，令我对澳门只有浮光掠影的印象。就像那道彩虹，眼睛捕获了丽影，心里却怀疑它的真实性。不过，哪怕匆匆一瞬的照面，它还是让人欣喜，让人怀念。

后来，我查地图，从香港来应该过伶仃洋的。澳门外围的这片海域是当年宋元大战的古战场。1279年，丞相陆秀夫背着皇帝赵昺投海自尽，大宋王朝由此终结。在这前一年，文天祥被俘，过伶仃洋（零丁洋）时，他做了一首千古传诵的《过零丁洋》：“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念这首诗时，我在遥远的北国，伶仃洋比蓬莱仙山还远。想不到，有朝一日，我坐着船，两次由它而过，竟浑然不觉。那可是我小学时候就背过的诗啊。

二、每个人都捏了一把冷汗

澳门，像一朵美丽的莲花浮在南中国海上，吐露着自己的芬芳。对于那些漂洋过海的人，在茫茫大海中突然发现这个小岛，一定也是惊喜异常，心中顿时添了许多安全和温暖。

七十七年前，战争的烽火燃到香港时，一批文化人从香港过伶仃洋仓皇而来，到了澳门，他们才长舒一口气。日军攻陷香港，柳亚子、何香凝、茅盾、夏衍、邹韬奋、范长江、胡风、丁聪、郁风及其家属等民主人士和文化人紧急撤离，兵荒马乱，哪有那么容易走？幸好，中共中央和在重庆的南方局直接领导下，东江游击队（东江纵队的前身）与香港、澳门等地的党组织紧密配合，才在日军的眼皮底下完成大营救。作家茅盾称，这是“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茅盾：《脱险杂记》，第18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3月版）当时营救的路线有两条，一条是从九龙出走，由东江游击队护送，经大雾山，到宝安游击区；或是经大鹏湾到惠阳游击区。茅盾、邹韬奋、廖承志等人走这条路。还有一条走西线的水路，他们在香港大中华酒店集中，坐走私船，经长洲岛过伶仃洋到澳门，再在澳门党组织帮助下，经广州湾（今湛江）或江门、台山等地，辗转到内地。从这条路撤退的文化人有夏衍、范长江、司徒慧敏、蔡楚生、金山、金仲华、王莹、郑安娜、谢和赓、郁风等，后来李少石、廖梦醒夫妇也是这么走的。

当时走这条路的《华商报》记者华嘉，回忆到达澳门后的情形：

澳门当时所处的地位很特别。葡萄牙那时还算是个中立国，日本军队没有占领澳门，但实际上澳门政府却不能不依附于日本军队。因为澳门当时已经是一个孤岛，澳门人一切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品，诸如粮食、肉菜、油盐、食水等等，都得广东内地供给，否则是很难生存的。因此，澳门虽然不像香港那样一片战乱，表面看来比较平静，实际上治安很坏。白天还好，晚上却成了死市。澳门本来是著名的“东方赌城”，现在已看不到赌城夜生活，倒是抢风甚盛。澳门确实是不易生活，政府也没办法，因此也同香港一样，同日本军队勾结一起，实行疏散居民的政策。因此，从澳门通往石歧的歧关路，现在却成了主要的交通线，除了商贩来往，每天都有不少香港和澳门的难民，从这里回到沦陷区去。

我们到了澳门，按址找到了一条小街的楼房，这里已经住了不少从香港来的人。我们住在二楼的一个大房间里。有次我上三楼找人，却看见梁漱溟独自一人在房间里。他是民主同盟的知名人士，《光明报》社长，怕给人认出来，他从不下楼，一天三顿都是送上去吃的。后来我被通知，装作病人去境湖医院找一个人，他告诉我，从澳门回内地去，有两条路：陆路就是走歧关路，水路是坐船到台山都斛。前者要经过日本占领的沦陷区，后者船少人多且海上也不安全。最后他才说出是范长江的主意，要我们这批人试闯歧关路……（华嘉：《香港脱险记》，《胜利大营救》第32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里面提到的“去境湖医院找一个人”，可能是柯麟医生。司徒慧敏的回忆中，谈到当时在澳门可以依赖的关系中有他：“我们16个人是分批走的，最早走的有我、夏衍、金山、王莹、郁风、谢和赓、金仲华和张云乔。我们在长洲停了一天，第二天凌晨坐船去澳门。在澳门，我们遇到一些人，一个是柯麟医生，他在那里开镜湖医院；一个姓黄的广西人，后来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还有个叫黄启汉（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务院参事室工作）。我们利用这些关系，化装成富人，坐走私船离开澳门。在澳门的几天，我们又和蔡楚生相会了。”（司徒慧敏：《1942年从香港撤出的经过》，《胜利大营救》第318页）镜湖医院（Kiang Wu Hospital）在澳门大名鼎鼎，由镜湖慈善协会在1871年创建，原本只有中医，1892年孙中山到镜湖医院行医，成为澳门第一位华人西医，也开了镜湖医院西医治病的先例。澳门镜湖慈善会，也是历史悠久的华人民间慈善社团，救死扶伤，救灾赈济，无所不为，马万祺、何鸿燊、何厚铧、崔世安等名流都曾是其主席或董事。柯麟（1901-1991年），是大革命时代的中共老党员，1930年代中期在镜湖医院做医生，在澳门还担负着同叶挺将军联系的秘密任务。1946年镜湖医院设立院长制，柯麟任首任院长并兼任至1979年。柯麟在澳门义务行医，深得人心，各界人士中的人脉关系也非常广泛，他出手相助，很多不可能的事情才会变成现实。

夏衍等人本来把澳门当作自由天地，来了才发现此时的澳门警察、邮务和海上警备已经操控在日本人手中了，他们想从歧关到石歧的路也行不通，那里需要“良民证”，这么多知名人士想蒙混过关，殊为不易。只好走险途：从澳门坐小艇到北水，换船到台山都斛。路虽便捷，等于偷渡，没有海盗照顾，随时也有被劫的危险。别无选择，硬着头皮也得闯。最初，遭人堵截，半路返回，再选更险的路。“从澳门到都斛，通常航线必须经过路湾这个出口，但在那儿停着日本和葡萄牙的专为缉捕走私船的汽艇，现在，取巧的路不行，又绕回到走险的路了，算是侥幸，十点四十分，在日寇汽艇探照灯扫射下，我们躲在一只挂葡国旗的货船后面，居然偷渡了路湾的海口。这之后是比较平静的一段，船从日寇占领了的横琴岛和三灶岛的北面擦过，向西南直驶，预期着有危险的三灶岛，也安然渡过了，虽则在可以望见三灶岛日本海军码头的那一瞬间每个人都捏了一把冷汗！”（夏衍：《走险记》，《夏衍全集》第8卷第232页，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12月版）

这一船的人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澳门，都不会忘记那“一把冷汗”，这可是性命攸关的事情啊。“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那一刻，他们叹过“零丁”吗？

三、纯技术的解释站不住脚

樊树志先生的《晚明大变局》（中华书局2015年8月版），是以世界性的眼光重新打量晚明史的学术成果。这部书中充分肯定了澳门在中国历史中发挥的作用，历史通过澳门给中国提供了一次绝佳的机会。可惜，我们的大明王朝、大清王朝不屑一顾，中国错失一次非常好的腾飞机遇。不仅如此，近代的各种屈辱也接踵而来。我想，这个时候，倘若站在伶仃洋的船里，就不是叹“零丁”这么简单了。

或许，我们一度太强大，“天朝大国”的帽子遮住了极目远眺的眼睛。樊树志在书中引用外国学者的说法“整个世界经济秩序当时名副其实地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樊树志：《晚明大变局》第83页），但是，新航路的大发现与葡萄牙人的东来，还是把中国卷入了全球化贸易的浪潮中。天时地利，澳门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便不言而喻。樊树志认为，在当时存在着“以澳门为中心的全球化贸易”：

正是在葡萄牙东方贸易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澳门从1580 年代进入了繁荣的黄金时代，一直持续达半个多世纪。广东巡按御史庞尚鹏说：“近数年来，（夷人）始入濠镜澳筑室居住，不逾年多至数百区，今殆千区以上，日与华人相接，岁规厚利，所获不赀。故举国而来，负老携幼，更相接踵。今夷众殆万人矣。”

从1561年到1580年，澳门由五百多人增长至两万多人，商业欣欣向荣，迅速向海港城市发展。到1635年，澳门已经号称“东方第一商埠”，在这里出现了中国最早的西式洋房、医院、学堂教堂，以及早期的火炮、船舶、钟表的制造工业，都是在澳门开始的。（樊树志：《晚明大变局》第95页）

可是，当这个“全球化”大礼包抛到中国人面前的时候，我们完全没有自觉的意识和宏观的把握。马礼逊在1808年7月15日日记中，曾记下两位中国读书人对于“世界”的反应：“我和中国助手谈到中国人鄙视外国人以及他们反感谈论外国人。我的两名助手承认他们不愿意费时费力去了解毫无用处的外国的人和事。天朝帝国无所不有、无所不知，就连中国最有学问的人尚未读完中国的典籍，因此他们为什么要去关注奇异的外国事物？至于宗教和道德方面，《四书》中蕴藏的智慧远未被人完全理解，在没有读懂《四书》之前，做其他的都是愚蠢无用的。”（《马礼逊回忆录》，中文版第1册第121页，杨慧玲等译，大象出版社2008年9月版）以这样的头脑面对全球化贸易、航海时代和无法阻挡的资本主义发展，我们就像怕风的病人，只有把门和窗关得紧紧的，躲在里面哆哆嗦嗦，直到强盗打进门来，就更加惊慌失措。

布罗代尔曾说：“征服海洋使欧洲在世界居领先地位达几个世纪。”（费尔南·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第491页，顾良、施康强译，读书·新知·生活三联书店2017年7月版）然而，为什么郑和下西洋，就止于“西洋”而不能完成全球的航海，从而实现全球贸易以及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呢？布罗代尔说：“就技术而言，中国帆船并非不能远航大海。一句话，我们认为纯技术的解释站不住脚。”（同前，第503页）中国人也总是滔滔不绝地讲“道”与“器”“技”的关系。“道”如何能够敞亮而不是幽暗？开放的胸怀、宏大的视野、睿智的眼光，这些怕是基本前提吧。而一群天天念着“天朝帝国无所不有、无所不知”的人，怎么可能与世界对话？澳门所拥有的一切中西交汇的“先进”，就这样被一张无形的网罩住，失去了哺育中华大地的可能。

在沉思中，接我的朋友指着远处的教堂说，我们就住它下面，马上到宾馆了。

四、西湾湖，澳门旅游塔

濠璟酒店在主教山的半山腰，抬眼望去，窗外是高高耸立的澳门旅游塔和近在眼前的西湾湖，湖的一侧是蜿蜒的西湾大桥。

我曾经在旅游塔的旋转餐厅上俯瞰过澳门，那是个阴天，水气比较重。当地的朋友指给我看，这边是氹仔，那边是路环。人落到地上，在街上穿行时候，我还是分不清这边和那边。

从酒店走出来，沿高可宁绅士街走下去，路的一旁是私人的别墅，另外一旁一栋宏伟的西式建筑是特区政府大楼。三角梅从别墅护墙的铁丝网探出头来，花很艳，很亮，即使在夜晚，也鲜艳夺目。街道很安静，行人不多，车更少，这真是安居乐业的好地方。再走下去，穿过民国大马路，就是西湾湖畔。晚上，情侣们携手密语，锻炼的人在跑步，一切都很安闲、宁静。

我喜欢夜晚，在房间，对着澳门塔默默站着。据说塔下的西湾广场是澳门非常热闹的地方，离得远，那种热闹，我感受不到，只有湖面倒映着灯光，迷幻，迷离。另外一侧有葡京赌场等等，又是一个喧嚣的世界，离酒店有些距离，澳门的躁动又被挡住了。剩下的，就是对着五光十色的灯光，我心静如水，像波澜不惊的西湾湖。

五、澳门的面孔

“不到长城非好汉”，没有到大三巴，就不算来澳门吧。每一次来澳门，我都会被挟来参观大三巴。下了车，没有看见大三巴，只见人流。随大流就好了，果然，绕到了那个熟悉的“牌坊”前。勾肩搭背，搔首弄姿，拍照留念。这里常常人山人海，加上每一次时间紧张，我对“牌坊”的细部总是走马观花，属于“印象派”游览。兴致勃勃拍下的照片，每一次回去都不曾仔细看过，似乎最熟悉的大三巴，又是最模糊的。

当事物或人化为符号的时候，大概就是这样，它具体的内容已经不重要了，它传达的抽象的概念被传来传去。比如，讲到这里，都说是中西融合的典范，再举哪个是中、哪个是西的例子就完了。这么说，似乎不错，但是，我每每怀疑这样简化了事物（人）原来复杂的内涵。大三巴在内地人心里成为符号，是从二十年前澳门回归时开始的吧。那一年，所有的电视频道都在三番五次地播放一首歌：《七子之歌》。只见一群孩子在大三巴的台阶前，一个小姑娘用着不大熟练的普通话唱道：

你可知“MACAU”不是我真姓，

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

这歌曲的背景就是大三巴。全中国人都知道了，大三巴就是澳门的标志，是澳门的面孔。

那时候，我在大连，“旅顺、大连”也是闻一多所写的“七子”中的一子，这种兄弟情让我对澳门特别的关注。我还记得1999年12月19日，一个千年即将走到尽头，人们内心没有惆怅却充满向往。那个夜晚，早早就打开电视，我和妻子在等待零点的到来。举国欢庆这个时候，闻一多《七子之歌》中的忧虑、哀怨都被人们的热情冲走了，都不存在了。只有小女孩的歌声：

但是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

你依然保管我内心的灵魂，

三百年来梦寐不忘的生母啊，

请叫儿的乳名:叫我一声——澳门。

母亲!母亲!我要回来，母亲!母亲!

六、不住田园不树桑

过去读《牡丹亭》，看的都是“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残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不曾注意过，汤显祖还来过澳门，而且在这千古名剧中还记了一笔。

1591年，汤显祖上《论辅臣科臣疏》，指出当朝言官不敢言事，都是由于首辅申时行专权所致。这本来也不是什么秘密，别人不讲，由这个率真的文人讲出来，还是震动朝野。他由是被贬到雷州半岛南端徐闻县做典吏，直到1593年才量移浙江遂昌知县。因此，他有机会来到香山澳（即澳门）。在《牡丹亭》第二十一出《谒遇》的一开场，便有这么一段：

【光光乍】（老旦扮僧上）一领破袈裟，香山㠗里巴。多生多宝多菩萨，多多照证光光乍。小僧广州府香山㠗多宝寺一个住持。这寺原是番鬼们建造，以便迎接收宝官员。兹有钦差苗爷任满，祭宝于多宝菩萨位前，不免迎接。（汤显祖：《牡丹亭》第98-9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4月版）

这里的“香山㠗里巴”，指的就是澳门的三巴寺，三巴者，圣保禄教堂也。“这寺原是番鬼们建造……”，点明了它的来由。这么说，汤显祖来过大三巴？不，那时候还没有那场大火，他看到的是完整的圣保禄教堂，而不是它的前立面。汤显祖还留下了几首澳门的诗，对此地风土人情和社会状况有很好的描摹。如，他写澳门的商业情况：“不住田园不树桑，珴珂衣锦下云樯。明珠海上传星气，白玉河边看月光。”（汤显祖：《香嶴逢贾胡》，《汤显祖集全编》诗文卷第67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他还写到“贾胡”（就是经常说的老外）的娱乐，有一首《看贾胡别》：“金钗击鼓醉豪呼，桂树高楼啼夜乌。不信中秋月轮满，年年海上看明珠。”（《汤显祖诗文集》第87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听香山译者》其中一首，还写到外国女郎（花面蛮姬）：“花面蛮姬十五强，蔷薇露水拂朝妆。尽头西海新生月，口出东林倒挂香。”我觉得，他写这些，不是带着狭隘的封闭的心理看“番鬼”，而是以新奇的眼光、开放的心态记下所见所闻，而且哪怕是匆匆一瞥，他对澳门的特点把握得也十分准确，比如“不住田园不树桑”，这种商业世界与内地的农耕社会，的确大不相同。可见，当文学家也得有阅历，有眼光，有见识。

七、时间止步的地方

从大三巴沿高园街走下来，有人指给我看一段矮墙，说那是旧城墙的遗址。这边的房子也变得十分低矮，墙脚长满杂草。从大街拐小巷，巷窄仅能容两人对面而过，而房子都是那种木屋、石屋或镀锌铁皮平房。如果拍《澳门风云》的话，大三巴，展示的是澳门的历史、文化，赌城是花花世界。而这里，好像与它们相隔半个世纪，是澳门的时间止步的地方，是澳门的另外一面。

这就是茨林围（Pátio do Espinho），它与大三巴紧邻，夸张点说只是一步之遥。大三巴热闹，这里是被人遗忘的角落。资料上说，这里总占地约九千平方米。在17世纪时，是日本天主教徒聚居的地方，那时，日本禁天主教，很多教徒逃到澳门避居。他们只好临圣保禄教堂择地而居，形成村落。资料上说茨林，乃是指他们在旧城墙下种植马铃薯而得名。 可是，我查了半天辞书，茨都是指用茅草和芦苇盖房子，没有指马铃薯的，命名本义是不是指这里当初一片茅草屋呢？日本人一直住到1835年圣保禄教堂大火后，先后离去。其他民众涌了进来。这几年，听说政府一直在谋划改造此地，尚未动手，使得我们还能够看到都市里的村庄。

我没有机会登堂入室访问住户，不清楚住在这里的人的情况。这是一片安静的区域，安静得只有缠绕旧房子的植物在默默生长，还有住户种和自己长的花儿静静开放。很难得见到一个人，狗倒是遇到不少，有的凶恶地冲我们狂吠，有几只小狗怯生生地打量着我们，不敢近前；唯有一只大狗最大气，躺在二楼的晾台，我们从它脚下过，他眼皮都不屑一抬。每家户外的角落里都堆着杂物，有扫帚等清扫工具，也有废椅子上堆了高高的两摞报纸。窗很小，封闭得很严，都有铁丝网状的栅栏。有一家的窗上，爬着青藤，塞着塑料袋，还有一个饮料瓶和废弃的光碟。有院子的人家更神秘，大铁门，锈迹斑斑，油漆剥落，仿佛与时代的错位。从这里走过，偶尔会看到顺着墙停着摩托车、电动车，似乎在提示着时间的刻度。还有一幅图景：电风扇的外罩，圆圆的铁丝编织的，很大，被扔在墙上，芸豆蔓和杂草索性就绕着它长着。似乎是工业与农业的结合？

走在这里，我不觉得太违和，倒是心沉静下来。赌城那个高昂着头的大狮子，高傲、冷漠，那是阔气的澳门。这是市井化、世俗化的澳门，仿佛看到一个人的来时路，觉得很亲切。

八、澳门人

茨林围引起我对澳门人日常生活的兴趣。平常所见，都是工作状态中的澳门人，西装革履，风度翩翩，文质彬彬，专业又勤奋。工作之外，他们是什么样子，他们都住在什么地方，吃着什么，去赌场吗？朋友笑着说，澳门人并非天天去赌场，甚至说大多数时间都不会去，新春时节，人们去玩一玩也不过讨个彩头而已。在学校教育中，教育孩子的都是不赌博，澳门人甚至并不喜欢说赌字，他们更愿意称这是博彩业。在博彩业的就业者，好像也不太愿意提到他们是在这里面工作。

去茨林围的第二天，我们又去永福园看青砖旧瓦的老房子，这是中式的建筑。出来之后，沿着街在走，穿过老街巷，很窄的石板路，两边的房子是两三层高的楼房，类似于广东广西见到的老建筑。突然下雨了，我们在关前正街躲雨。这个时候，我见在两幢楼中间，有一个封闭的雨棚，很简陋的，用透明塑料布围起来的，里面是上了年纪的老人，他们旁若无人在喝茶、打牌，个个都光着膀子，很悠闲，这也是市民生活一部分吧？

我所接触到的澳门人，个个都是和蔼、热情，不像香港人似乎还残留着英国人的矜持。澳门人笑得坦荡又节制，他们似乎个头都不太高，晒得黑黑的，让人总觉得经历过一番风雨的样子。这让我不由得在猜想他们的经历，猜想他们的过去乃至祖上。很遗憾，没有机会深入地聊过天，不过资料里看到过一群澳门人和一个澳门女人的故事，他们让我久久难忘。

邢荣发博士写过一本《明清澳门城市建筑研究》（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10月版），这本书中有一个附录：《地域的扩展对后世城市建筑发展的影响》，探讨的是马场区的变迁。这是建筑学、城市地理学的专业问题，我却从中看到一群澳门人的生活和奋斗的轨迹。马场区是在澳门港口和城市整治的过程中，于1923至1925年间填海造地而出现的，最初是作为赛马场而用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特别是香港沦陷、1942年初澳门的大饥荒，使得赛马场经营难以为继，这片土地也就荒废在这里。1946年，潮汕一带发生旱灾，很多饥民逃荒来到澳门，落籍于此。1952年以后，澳门蔬菜供应出现紧张状况，葡澳政府便鼓励住在这里的人自由开荒种菜，一时间菜农聚集，周边荒废的土地也被渐渐开垦，这里成了澳门蔬菜供应基地。

这群菜农原来就是农民出身，能够吃苦耐劳，他们以低微的收入养家糊口。种菜也不易，经常受到地方恶霸、流氓滋扰，为了保护自身的生存权利，他们在1952年春节成立了自己的社团：菜农合作社。在菜农合作社的组织下，租用了简陋的房子做校舍，在1956年又办起了菜农子弟学校，解决了子弟的教育问题。他们还要向环境挑战，有人描述：

1950年，大批菜农才开始在马场一带进行垦植。当时由于土地碱质太重，不适于种菜。菜农只好到台山口的垃圾堆里去挑垃圾泥，覆盖在荒土上。就这样辛辛苦苦的把土壤改良之后，马场才逐渐发展成今天一片葱茏的景象……（洪文：《马场即景》，转引自《明清澳门城市建筑研究》第204页）

台风是澳门的天敌，辛辛苦苦的劳作，一场台风和暴雨就会让良田成汪洋。菜农的房子都是简陋的木房，经常被风吹塌，家里的牲畜被水淹死的也不少。他们又联合有影响的华人社团向政府吁求，请求修筑内堤以防潮水。一年年，直到1964年，这一问题才得以解决。旱灾也曾带给过他们打击，那是1962年底到1963年初，菜农无以灌溉，政府坐视不管，他们只有奋起自救。1963年3月22日，百余名菜农自备开挖工具开始修建储水塘，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他们做到了。水塘不仅解决了马场区人畜的饮用水，还解决了部分田地的灌溉问题……1970年代，马场地区开始了房地产开发，到1980年代中期，土地减少，菜地也减少，后来这里成了高楼林立的居住区，马场的种菜史也结束了。澳门的历史中不应该漏掉这一段，这是一代代澳门人多么形象的奋斗史啊。

另外一个人的命运，我是在周毅如《澳门最后一个疍家女》（收在《我心中的澳门：第二届“我心中的澳门”全球华文散文大赛获奖作品集》中，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版）中读到的，作者写了一个叫阿莲的女人的故事。阿莲在上世纪20年代的大灾之年，被澳门鱼栏老板以两块银圆买回家做丫头，后来嫁给渔工，谁知渔工在海难中受伤残疾，以致后来酗酒发泄。阿莲一面要忍受丈夫的打骂，一面又要在兵荒马乱的岁月中养家糊口。结果，丈夫后来还是不治而亡，她带着两个孩子又开始谋生，在勤劳和机遇的帮助下，她竟然成了鱼栏的小老板，以至在这个行业越做越大，成了澳门可数的企业家……很多澳门人就是这么走过来，他们挣扎、奋斗，用勤劳去改变自己的命运。有的功成名就，有的默默无闻，不论怎么样都没有放弃奋斗的目标和人生的责任。有这样的一批人，才铸就澳门的魂。

在澳门，经常碰到澳门人很自谦地说：我们这是一个三十平方公里的小岛……一个小岛在风风雨雨中，四百年不衰，与在这片土地上奋斗的人能没有关系吗？

九、一个相貌奇丑的男人

一个在澳门住了二十七年，并埋骨这方土地的人，算不算是澳门人呢？

是的，我说的是画家钱纳利（George Chinnery，1774-1852年）。

有人说，钱纳利一生都是在还债和躲债中度过的。好吧，人各有命，此公生于伦敦的富裕家庭，又在英国皇家美术学院接受的教育，按说生活无忧不成问题。再说，他并不是梵高，生前卖不出去画，后来他的画供不应求，居然也能弄成这个样子，大约正是心灵鸡汤中天天说的，不会经营吧。

1796年，在画坛已经崭露头角的钱纳利移居都柏林，寄住在珠宝商詹姆斯·薇恩家中，三年后，他与房东的女儿玛丽安·薇恩结婚。有人说，因为经济上出了问题，他才结这个婚的。婚后三年，他告别妻儿独自一人去“闯东方”。从此，海外漂泊五十年，二十三年在印度，二十七年在澳门、广州等珠三角地区。这期间，1818年8月，妻子玛丽安曾从英国来印度，其时，他们已经分别十六年。都说“从前慢”，那么十六年岂不是更为漫漫长途？1825年，钱纳利来澳门，妻子并没有随行，而是回到英国，并且在那里终老。钱纳利总是嘲笑，妻子奇丑无比，可是，我看到画册中结婚前后他为妻子所画的两幅肖像，端庄、贤淑，眼含深情，别有风韵。说是美女有些勉强，说她奇丑无比，倘若不是玩笑，那是很刻毒——或许，这正是夫妻不睦的证明吧。另外，钱纳利在加尔各答有私生子。

1825年9月29日，钱纳利抵达澳门，老套路，为躲债来的。早在1821年，他就负债累累，当年6月逃往距离加尔各答十五英里的丹麦殖民区塞兰坡，以躲避债主。当时，他在印度名声日隆，收入相当可观，结果混得这么惨兮兮，真是让人匪夷所思。有资料说，他为祁柏力上校子女画的巨幅画像，受到他的富贵主顾大加赞赏：“钱纳利所画的上校子女肖像备受赞赏，为他赢得极高声望。”（孔佩特：《序言》，香港历史博物馆编：《东方印象——钱纳利绘画展》第16页，2005年印制）然而，就在这时，他却债台高筑，众叛亲离。有一位朋友威廉·普林塞普（1794-1874年），热爱艺术，与钱纳利来往很多。1821年，他们夫妇在布勒克普的别墅度假时，钱纳利正住在隔河相望的塞兰坡躲债。每天普林塞普夫妇都会由仆人划船，渡过胡格利河来到塞兰坡。威廉·普林塞普与一群朋友借了一笔巨款给钱纳利，好让他还债，并重返加尔各答。钱纳利拍拍屁股走人，东渡中国，一去不回。1838年普林塞普到澳门时见过钱纳利，此公对还债的事情绝口不提。（参见孔佩特：《作品解说》，《东方印象——钱纳利绘画展》第202页）

“澳门是欠债者和水上人的天堂”，当时一位美国商人曾经这么说。澳门，不曾改变钱纳利的经济窘境，有人说，他甚至连一张回英国的船票都买不起。不过，他依然故我，吃喝不愁，这就是艺术家吧？不过，澳门是钱纳利一生名山事业的顶峰，他大大影响了中国外销画的画法，在澳门、广州都有一批追随者，钱纳利画派呼之欲出。钱纳利在艺术上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勤奋、严格，一丝不苟。他说，他有一项“铁定的原则，就是每天早上要往脑中增添七个新念头”。他早上有绘画快速素描的习惯，他曾经写道：“九时之前吃完早餐，还做好要做的一切——这是定时晚上八时就寝的成果。”他常常现场即兴作画，在一幅素描上曾写下这样一句话：“事实证明，即使是随手勾勒几笔亦有好处……这幅是轿子移动时画的。”（孔佩特：《序言》，《东方印象——钱纳利绘画展》第20页）虽然由于躲债，他有不少速写本没有留下来，但是在可观的存量中已经能够看出他的勤奋。有人在日记中记下他在澳门画画时的状态。那是美国人哈里特·洛尔，她二十岁时随叔婶来到中国，钱纳利曾给她画过像。1833年4月10日，她在日记中记道：

我坐在那里，整整一小时望着一个相貌奇丑的男人，但他和蔼可亲的态度，令人忘掉了他的长相。

他要求我把嘴巴微张，这是我极不愿意在自己肖像中出现的表情。但他坚持说我不该闭着嘴巴，因为我平常就是把嘴唇微微张开的。

其后，她还多次到钱氏的画室坐着让他画像。房间“热得无法忍受，门外没透进一丝空气。但是……每个人都说作品好极了。”可是哈里特不满意，5月15日她在完成最后一次画像后写道：“我觉得画中人丑极了，一点也不能满足我的虚荣心。”（参见孔佩特：《作品解说》，《东方印象——钱纳利绘画展》第207页）画家坚持要模特张开嘴巴，这是他观察到的日常状态，模特反对，无效；结果，我们的模特后来抱怨“丑极了，一点也不能满足我的虚荣心”，可是大家都说好，说明钱纳利坚持的成果。艺术家总有他自己的标准。

钱纳利是澳门的城市画家，从某种意义上讲，有了钱纳利，19世纪的澳门才在我们今天人们的心里有了具体的形象。帆影晨光、渔人码头、街头小摊、城市纵览，都在他的笔下得以复活。他画街头的剃头人、渔家的船屋、背孩子的鱼娘、提网的渔夫、遮阳棚下的铁匠、撑着伞的中国女人……我仿佛能够看到，他穿行在城市中间，拿着速写本，不停地画画的样子。这些图画，像无声电影记录着城市的一鳞一爪，又配了音，我似乎能看到渔船归来的热闹的码头，听到街头小贩的叫卖声。那些庄严的教堂也出现在他的笔下，圣保禄教堂被毁前后，他都画过。还有南湾的海滩、建筑和渔人们，那时候，还有人在南湾放牛呢，多么活泼的且带给我们想象的景观啊。钱纳利写过：“能从大自然的种种事物中发掘出诗情画意，这就是诗人和画家的过人之处。”（彭洁福：《从平凡事物中发掘诗意：阅读钱纳利的速记》，《东方印象——钱纳利绘画展》第22页）他的过人之处，就是将澳门特有的风物保存下来交给历史。我想，他画了那么多的南湾景观，澳门应该在南湾为他立一个铜像，让这个在异乡漂泊的人的脚深深地踩在澳门的土地上。

那天，去风顺堂时，我不知道澳门有一条以钱纳利的名字命名的街道，也不知道钱纳利就住在附近，不然，一定要去找一找。那条街道叫千年利街(Rua de George Chinnery)，这个译名，让人以为是“恭喜发财”呢，难怪人们很少提起。有介绍说，1982年，政府曾在钱纳利故居墙上装了一块纪念牌，不久之后这栋建筑也拆了——就是说钱纳利故居已经不在了？在澳门，钱纳利不仅是一位名人，大概也是一位妙人吧，《香江纪事》所刊登的讣告称：“他是一位有趣的倾谈对象，他熟知众多奇闻轶事，谈话时语带双关，妙语如珠，风趣幽默。因此，来到中国的人都会到他的画室一坐。”（彭洁福：《从平凡事物中发掘诗意：阅读钱纳利的速记》，《东方印象——钱纳利绘画展》第30页）慕名拜访他的人很多，故居已拆，我们没有机会去坐了？虽然人来人往挺热闹，我的直觉还是感到钱纳利摆脱不掉孤独感。1848年1月，他在一封信中写道：“近来，衰老已悄然而至，我已年过七十四了！但我还不至于老朽到毫无希望可言，我的艺术成就仍有可能被人认知、感触和欣赏。”（同前，第30页）不服老，然而老之将至又有谁能抵抗呢？衰老，是一种无边无际的孤独。

1852年5月30日，钱纳利在澳门去世，弥留之际，陪伴他的是三位朋友。他一生不曾大富大贵过，凭着自己的一双手倒也吃喝不愁。他曾同情加尔各答面临破产的富商：“那些可怜的家伙现在该怎么办？”接着又有些颇为自得地说：“而我却永远不会一无所有，我的辉煌艺术将确保我衣食无忧和享负盛名。”（同前，第34页）这就是艺术家吧，一文不名，也能洋洋自得。

十、风顺堂

钱纳利在1841年画过一幅速写《澳门圣老楞佐堂的台阶》，他也有一幅油画《澳门圣老楞佐堂内外》，台阶也占据画面中吸引人的位置。圣老楞佐教堂就是风顺堂，这个台阶是让我心动之处。我听到过这样的故事：早些年，这里可以望见十字门入港的大船，有船归港，教堂就敲钟向市民报信，“风信”即由此而来。看来，也有人说葡籍水手的家人，经常坐在堂前的台阶上，面对大海，静候出海的亲人平安归来。

钱纳利的画中，风顺堂巍峨耸立，前面也没有遮挡，可以一望无际。风信堂，因为有风调雨顺的心愿在里面，人们宁愿用它的谐音径称风顺堂，这是多么殷切的期盼啊。在澳门，走马观花，看了不少教堂，以致我有些分不清彼此。因为他们的气氛都是一样，高大威严的建筑，圣洁的情感，宁静的氛围，艺术的精致……每一座教堂都该好好体验，才会更入心。而风顺堂让我入心，正是它美好的寄托和心愿：岁岁平安、风调雨顺。

我是临海长大，特别能够体会到渔民和他的亲人们对于平安的护惜。在渔民的家里，有很多禁忌，像翻了、倒了之类的话是不能随便讲的，连水瓢都不能倒扣。从言语到行为，他们都小心翼翼。俗话说，天有不测风雨，海上作业，风险很大，大海养育了渔民，也像凶兽一样吞噬过他们的生命。每年都有人出海不能归来，意识到这些，你才能够体会到，教堂上平安的钟声，对于海岛的人们，是多么重要啊。

十一、妈祖阁，小港口

传说明朝万历年间，福建商人乘船来澳门，快要抵岸时突遇狂风，正觉凶多吉少，妈祖娘娘在妈阁山上显灵，使其化险为夷。事后，他们在此建庙感恩，妈祖阁由此而来。另有传说，葡萄牙人最初登陆澳门，不知道此地地名，指着妈祖阁问当地人，当地人就说这是妈阁。葡萄牙人以为这个岛就叫妈阁，于是称澳门为MACAU，澳门的葡语文名称就是由此而来的。

从濠璟酒店坐车，绕过主教山，就到妈祖阁脚下。妈祖阁的对面是一个小海湾，那一头就是珠海。阁内有1984年夏七月所立《澳门妈祖阁五百年纪念碑记》，“里人曹思健撰，冈州林崇栻书”，碑记中说：“至若湄洲人呼曰姑婆，闽海人则曰娘妈及妈祖，皆家人称谓，示神人如一家，女之惠遍及海疆，而海之民奉祀无间，澳门初为渔港，泉漳人士莅止懋迁聚居成落，明成化间创建妈祖阁，与九龙北佛堂门天妃庙、东莞赤湾大庙鼎足辉映。”对于妈祖，其神力还有见证：1988年2月8日，妈祖阁失火，庙内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六尺高铜钟都被大火烧熔化，可是木质的天后神像，除了被烟熏黑之外，竟然毫发无损，信众们都认为这是妈祖显灵所致。不管怎么样，大家的心里有这样一份信念，是对于平安的信和祈祷。

去妈祖阁是烈日当空的午后，我们在阁前广场的大树下休息。大树遮天蔽日，绿叶中有红花火一样灿烂，人说是凤凰花。对面的渔港，还泊着船，不过都悠悠闲闲，不复当年的来来往往繁盛貌。太阳下的这种慵懒无力，还是心的安静，反正，我想到波德莱尔的散文诗《港口》，它写出了那一刻我的心境：

对于一个久倦于现实纷扰的灵魂来说，港口是一处迷人的流连之地。广阔无际的苍穹、变幻莫测的云朵、色彩斑斓的大海、明灭闪烁的灯塔……这一切形成一面奇特的棱镜，让人大饱眼福、永不厌倦。颀长的船身，繁复的帆索交织其上，在海浪之间和谐地飘荡，在人们心头引发了对于自然韵律的赏爱之情。尤其对于一位既无好奇心也缺乏野心的人来说，当他躺在码头露台，或支肘于防波堤上，观望那些出航与归航的船只、人群东奔西走，还有某种神秘高贵的乐趣，一些人离开，另一些人回来，他们还有力气寻梦，渴望一趟远洋航程，或是发一笔横财。（波德莱尔：《巴黎的忧郁：小散文诗》第193页，新雨出版社2014年10月版）

十二、漫游者随想

到一个城市，我特别不喜欢去看景点，尤其是被人带着看景点，总有押赴现场的感觉，让我索然无味、心不在焉。我喜欢自由自在的闲逛，三五个朋友，哪怕一个人也好。不一定有什么目的，轻松自在地把自己融在城市里面，像一滴水融进了大海，这个时候，海的波涛，海水的咸淡，才能分毫不差地品味出来。一路上，吃吃喝喝，问路聊天，发傻卖呆，买点小东西，都是难忘的记忆。这时候，邂逅早就关注的景点，那就惊喜了。

这一次，在氹仔和路环的街头漫步，都很惬意。那天，从路氹历史馆出来，走进一条街巷，不太宽，两边都是西式的建筑，人多，店铺也很多，这是传说中的官也街吗？我没有弄清楚。反正，走在这里，有一种在欧洲某个小市镇的感觉。一个个台阶走上去，很短，大概有十米八米的吧，但是当地人都不断地提示我们：两脚不一样高。这个台阶叫跛脚梯。上来，看到一个教堂（嘉模圣母堂），再往前走，看到一组叫龙环葡韵的房子。这些都是导览手册上有的，我并不在意，在意的是马上我们就面对一片湿地，牌子上说是澳门美丽湿地。这个地方有野趣，这个季节，正是荷花开的季节，喷薄吐艳的，含苞待放的，热情似火的，粉面含春的，绿叶的扶托下，千姿百态，妖娆动人。

路环的街，人少，更清净，更让人放松，像小时候记忆中的渔人码头，也仿佛是莫泊桑小说里的某个场景。阳光很凶猛，然而不急着赶路，这片土地还是黏住了我的脚。我饶有兴趣地看着咸鱼铺，各种各样的干鱼，很整齐地一尾尾地倒悬在店铺门口。那鱼，张着嘴，瞪着大眼睛，很有力量，仿佛油画中的事物，而不是真实的存在。有一家安德鲁饼店和咖啡店，一位香港来的老师，买了两大盒蛋挞分给我们吃，我不矜持，一口气吃了两个，好吃。又路过一家三圣宫，就在路边，很小的，供奉的三圣是金花娘娘、观音大士、华光大帝，不知道他们都主管什么，反正见了神仙都要拜。这里的对联也很直白：“仙气瑞气绕盐湾，幸福愉快赐路环。”盐湾，是路环的旧称。

有一个小码头，写着路环码头，现在已经不用了吧？这个码头的建筑上，居然有一窝燕子，燕子妈妈正在哺育她的儿女，引得大家饶有兴趣看了好久。沿着这个码头的浮桥往里走，对面是珠海，右前方是横琴岛，澳门大学新校区的所在地。退潮了，海滩上有众多小蟹子在爬，一只洁白的水鸟，站在水的边缘，偶尔戏着水，更多是旁若无人的孤独着。走出来，沿着海边漫步，看到一个铁皮屋，上面喷着一幅巨大的画，一个孩子戴着水镜，抬头望着前方，旁边的文字是英文：I can Fly High!! I can Go Long!!榕树，椰树，夕阳西下，天空中镶着金边的乌云。钱纳利若在，这就是一幅画。

我们漫步的终点是路环圣方济各圣堂，又是教堂，教堂复教堂，我记住的不多。我记住的倒是，这个教堂前方的广场和一群群在这里优哉游哉的人们。这个广场两边还有长廊，长廊里就是各种海鲜大排档，大家歇脚、聊天、吃东西。民以食为天，上帝一定会原谅，我们钻进了教堂巷首的一家店，享受美食了。

十三、无人王国

上一次来澳门，我也在街头散过步，但是印象很不好。

这一次，车在路氹的大马路上奔驰而过，一瞬间我觉得周围的景物很熟悉嘛，看到了，那就是上一次我住的金沙娱乐城。娱乐城大得像个王国，酒店就好几家，每天回酒店，我都是按着指示牌来找入口，不然会晕头转向。酒店的一楼，有一半是娱乐场，五光十色，灯红酒绿，气象万千。大堂里有一个挺大的彩色喷泉，红绿蓝粉，各色灯光变换着，澳门，对于许多人来讲，就是这喷泉的模样？人生就是这样的变幻？

有一个下午，我想到街上走一走。大马路上只有疾驰的车，街上难得遇到一个人，两边的椰子树孤单挺立着，那一带都是各种娱乐场和酒店，康莱德酒店，喜来登酒店，美狮美高梅，人进进出出，服务生拉开车门，转进去，就不见踪影了。我出入的是一个无人王国？我为宽大的街道不见人气而感到失落、恼火。

人们都闷在室内。回到娱乐城，气氛完全不一样。珠光宝气的卖奢侈品的商店，人声喧闹的娱乐场门口，还有人来人往的酒店大堂，这个世界像是不见阳光的地下世界，而外面，那一个明晃晃的世界里却是空空荡荡，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有人说，赌博是对人性一种奇怪的诱惑。好在，对我诱惑不大，不是道德问题，而是脑筋不够用，这种娱乐，在别人是休闲，在我是大费脑筋、花钱找罪受。所以，在娱乐场门口，我连探头探脑的兴趣都没有，那一次，很多时间，只有窝在房间里。

窝在房间里，读书，胡思乱想。记得巴金先生1933年8月写过一篇《赌》，提到过澳门：

在西方有蒙的卡罗，在东方有澳门，这是出名的两个赌城，而且人知道那里的行政费就是靠赌税维持的。这两个地方我至今还没有去过，澳门也许就有机会去，因为它离广州很近，从这里去非常方便。至于蒙的卡罗，我这一生不会看见它了。去欧洲并不是艰难的事，可是像一个绅士那样地在蒙的卡罗过几天豪华的日子，我就从不敢做这种梦。但是这也不曾阻止我听人家谈蒙的卡罗的事情。气候温暖，风景优美，蒙的卡罗是这样，澳门也是这样。大旅馆、大赌场，蒙的卡罗有，澳门也有。至于名媛贵妇、豪绅伟人，那当然是赌城的上宾。不过一个是聚集了欧美上流阶级的英俊，另一个却网罗了南中国的达官贵人。据说星期六那一天，有不少的人带了几万乃至几十万的钱从广州或香港到澳门去过两天豪华的日子；也有些人就长年整月地把东方赌城当做了世外桃源。（巴金：《赌》，《巴金全集》第12卷第186-18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12月版）

小说家的好奇心促使他们什么都想体验一下，巴金后来来过一次澳门，那是抗战期间旅居广州时，因此，为本文他加了一个注释：“一九三八年我和靳以到澳门去了一趟，住了两个晚上。在中央饭店那个大赌场里参观了‘轮盘赌’，也在我们住的那个旅馆里买过两张‘白鸽票’。”他没有说住在哪个旅馆，中央饭店（Hotel Central- Macau）网上一查就查到了：1928年7月22日开业，由澳门第一代彩王傅老榕（傅德荫）与高可宁组成的泰兴娱乐公司经营，楼高六层，最初名为总统酒店，1932年，易名为中央酒店；1937年，傅老榕与高可宁组成的泰兴娱乐公司夺得博彩专营权，这里是澳门首个获专营权的博彩场。40年代初，中央酒店扩建成十一层，成为全澳门最豪华及最高的大楼。现在，它叫新中央酒店，就在澳门新马路264-270号。繁华闹市区，下一次一定去看一看。不过，是不是要先弄懂什么是“白鸽票”？

十四、街名也是文化遗产

澳门历史城区在2005年通过申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谈起这件事，澳门人非常自豪。他们珍视自己的历史文化，也没有把文化遗产圈起来，相反，把它变成博物馆，公共旅游资源，有的就是整天有无数市民穿梭的街区。澳门人与自己的文化遗产的亲密接触，文化遗产就在人们的日常生活里，自然而然，随时光共前行。

澳门人还有一点很大气，他们很少刻意强调哪些东西是殖民地时代建造的，而容纳东西，把它们都看作人类和城市的共同文化遗产。在澳门逛街，街名、路名，很有意思，也很吸引人。它的路牌都是中葡文并列的，葡文的名字很长，大多是人名或主教的名字，而中文名又很俗，把此地原来的身份透露出来，又洋又土，完美结合。街名如城市，就是多种文化的融合体。澳门有标志的街道数目，据统计澳门区九百五十条，氹仔区一百八十二条，路环区一百二十三条，共有一千二百五十五条。这些街道名中，华人名字命名的有二十一条，葡人和其他外国人命名的有二百二十二条，圣人名字命名的街道有四十七条，更直白的命名还有什么石级、斜坡、斜巷、土腰、台、围等等。由于回归前是由两个市政机构命名的街道，还有三十四组街道名字是相同的，如有十月初五马路，又有十月初五街。那些好玩的街名屡屡出现在游人们的微信中，拍路名成了来澳门旅游的特殊风景。如肥胖围、美女巷、道德巷、烂鬼楼巷、入便街、咸虾巷、情人街……

7月3日，我们在路环船人街、码头前地那一带散步，看到的街名也很有意思：水鸭街、贼仔围、屠场前地、老人围、十月初五马路、船人街、教堂巷……走在那街上，看着房屋墙壁斑驳的印迹，我仿佛能够想象到这个地方最初的样子。

包括那些以中西人名命名的街道，这些人与这座城市都有着深远的渊源，像我们住的高可宁绅士街，一查，高可宁（1878-1955年），经营赌场的大老板，也是著名的慈善家。巴金他们去过的中央酒店就是他的产业。他热心公益，曾任镜湖医院值理、同善堂医院值理、澳门中华总商会主席。他一共获得过四次勋章，是澳门华人中获勋章最多的一位。苏亚利斯博士大马路，苏亚利斯博士是葡萄牙社会党领袖，1989年起连续两届当选葡萄牙总统，曾三次访问澳门。

澳门的地名，就是城市发展演变的历史，它们的存在是城市文化根脉延伸在马路上的根须。这不像内地有些城市，特别是新辟的小区，什么罗马广场、阿波罗小区、广州大道、北京街……地名与历史没有渊源，与罗马、阿波罗更谈不上关系，前后不沾边，仿佛这块地方是天上直接落下的陨石。这样的城市，像是海市蜃楼。我喜欢澳门的街名，长期生活在这里的人，与这些街名共处，仿佛就是与熟人相处，亲切，自然，不外道。把这些街名背后的故事弄清楚，澳门的历史已经了解一半了。街名，也是城市的文化遗产，要珍惜，要保护。

十五、荣获美好诗名，遭受一切不幸

贾梅士马路，贾梅士公园，贾梅士公园前地，贾梅士洞，在澳门的地名印记中，贾梅士是最风光的一位了。这还不算，还有贾梅士日呢。6月10日是贾梅士（又译：路易·德·卡蒙斯，Luís de Camões，1524年/1525—1580年）的忌日，后人则定为贾梅士日，适逢该日也是葡萄牙国庆节。1977年，葡萄牙政府遂将每年的这一天设定为葡国日、贾梅士日暨葡侨日——如果说，我们对于葡萄牙的文学史和贾梅士缺乏了解的话，一个贾梅士日足以让我们清楚他的分量。这么比方吧，为纪念诗人屈原，在中国有端午节；为纪念乔伊斯《尤利西斯》的伟大成就，爱尔兰有布鲁姆日。贾梅士尊享的荣誉还不止这些，他是葡萄牙国父，在世界上凭武功享国父名的人不计其数，以文学而称国父的，恐怕寥寥无几吧？这与他写了那部被认为表现了葡萄牙民族精神的长篇史诗《葡国魂》大有关系。

不过，诗人和艺术家的功名，多在后世追认的，他自己连个皮毛也捞不到。贾梅士的像前有一块不大的石碑，李恩济（L.Rienzi）1829年题词，译成中文是：“才德超人因妒被难，奇诗大兴立碑传世。”上半句，说的就是诗人的当世遭遇。年轻时，他赴摩洛哥作战，失一目。1552年回到里斯本，又因刺伤一名法官，他被关了一年。接着，去印度，在果阿他又因负债入狱。1558年回国途中，船失事差点丢了性命。1572年他发表《路济塔尼亚人之歌》（《葡国魂》），为葡萄牙国王赏识，授予他一份养老金，国王死后这份养老金也停了，诗人在穷困潦倒中度日直至去世……诗人对自己的命运似乎有预感和认知，在《葡国魂》第十章第128节中，写到遭遇的那次海难，他就曾这样叹息：

这片静谧而安详的大地呵

将把浸湿的诗篇迎入怀抱

诗人遭受不幸的悲惨海难，

侥幸从浅滩的飓风中逃命

忍饥挨饿度过巨大的危险，

发生这一切都是因为

他被不公正的命运所注定

荣获美好诗名，遭受一切不幸。

诗人的故事，要是这么讲，有些索然无味，可以有这样的版本。这是在澳门流行已久的故事：贾梅士是个狂热的、在教堂出口向女人大献殷勤又遭到拒绝的多米尼加会派（dominicanos）的宾客，出入他们的教堂，每天上下午就在那个出了名的岩洞里吟诗，直至深夜才回家的人——这个洞，在白鸽巢公园里，就在我们面前，一座贾梅士的铜像安放的洞口。有人说，1556-1558年旅居澳门期间，他是在这里完成了《葡国魂》，如果是这样，这个洞的意义就大不一样了。还有一个故事很凄婉，说诗人的湄公河失事，说诗人一手高举着他的诗歌手稿，一手划水游泳，得以逃生。不幸的是，随他一起的中国恋人蒂娜妹（Dinamenne）却丧命水中。这个故事，很快又能在诗人的诗歌中找到依据：

流水永恒地获得了，

你漫漫飘游的美丽：

可是只要我的生命延续，

你就永远活在我的灵魂。

如果我粗卑的诗句，

能够许诺你长久的传述，

那纯洁而真情的爱；

你将永在我的诗歌中受赞颂：

因为只要世间存在记忆，

我的写作就是你的碑铭。（《卡蒙斯全集·韵诗·十四行诗》之二十三）

不过，最近我读到文德泉神父写的一本书《贾梅士来过澳门》（本书与萨拉伊瓦的《贾梅士在澳门》刊印在一起，由澳门基金会、澳门国际学会1999年6月刊印），在这本书里，他撕碎了这些所有的美丽传说：贾梅士来过澳门不假，不是来当官的；也不可能是在教堂门口向女人大献殷勤，那个修道院是贾梅士到澳门后三十年才修建起来的，当时也没有美女供他相遇。连那个最凄美的故事，他认为也是杜撰的。“说诗人遭遇海难，这是事实。至于其余说法则都是杜撰。而且这些杜撰还不断被人随意加油添醋……”（文德泉神父：《贾梅士来过澳门》第48页）在那个非常重要的石洞里写诗，他认为是“纯粹虚构出来的”：“贾梅士也不可能在山洞里写成诗歌的任何一部分，因为在那里连最基本的书桌、笔墨和书籍都没有，当时所有这些物资只可能在果阿或者里斯本才有供应，在澳门根本没有这些东西。”（同前，第59页）这一点，我的感觉也可以做个旁证，参观时，我也在琢磨，这个阴凉的石洞，避避暑，谈谈天，甚至喝喝酒大概很好，要写作，似乎……不过，经文德泉神父这么一辨证，眼前的一切都成为虚构与幻想，我还是颇为失落。科学有时候真是不大可爱，就像倘若谁证明高力士根本没有给李白脱过靴子，而李白见了高力士还要点头哈腰一样，那简直是在扼杀大家心中的美好感觉。诗人嘛，总要有些故事和传奇，这个时候，我不由得又怪这个文德泉神父多事了。

有一种说法，说当时的印度总督把焦头烂额中的贾梅士派到澳门来，是“为了看看是否他能从他一直被困着的贫穷中走出来”，这是好心，不是为了惩罚，而他的这一举动，将使他随贾梅士留名于世：“至高无上的印度总督仁慈地将他的援手伸向一名不幸的葡萄牙诗人，而诗人的光芒将总督和政府的形象映衬得更加辉煌。世间唯一一股势不可挡的力量就是精神，精神的光芒可以穿越漫长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贾梅士证明了这一说法是真理。”（文德泉神父：《贾梅士来过澳门》第34页）这个，我相信，我也相信“精神的光芒”，不论那些故事真实与否，不论阳光多么炙热，还是愿意站在贾梅士的像前，向他深深鞠上一躬。

十六、语言大餐

“晚上，带你们去一个特别的地方吃饭。”2016年那一次，潘耀明先生对我们说。于是，我们打了几辆出租车到了黑沙环螺丝山圣保禄学校的斜对面一家饭馆，名字叫新益美食。门面上看不出什么稀奇，走进去发现，我们掉进了语言的魔窟。四周的墙上，挂满菜名和菜的照片，像是街头最繁忙的广告栏，所有的菜名都有很奇怪的表述，都要你想一想，会心一笑才明白。

比如，苦中作乐，一生儿女债，半生老婆好。这是白菜排骨。酒不醉时虾自醉，是桑拿花雕醉虾。各种菜名让人大开眼界、触目惊心：任人鱼肉炒鱿鱼，肝胆相照，女人风骚煲，男人浪漫煲，一刀两断，一丝不挂，每天爱你多一些，邂逅你……这个店主人，我感觉是个诗人，贾梅士第二。他显然陶醉于这种语言的魔方，连洗手间外面贴的提醒的纸条上都是这样的语句：脚踏金砖，推门小心（提醒进洗手间有一个台阶）。急急来，冲冲走（提醒离开要冲水）。

墙上厨师的大照片，上面宣传语是：鬼马奇厨肥仔侠——闭着眼睛点，道道都好味；睁开眼睛看，碟碟多姿来。真是多姿，一只鸡架在一个煲上面，上面还挂着类似吊针的东西，里面是酱汁和调料，这道菜叫健康吊针鸡。什么味道，忘了，只有这些菜名记下了。那天，还吃了一个很大的面包，烤出来的，脆、软，面包中间装满了葡式的咖喱，蘸着咖喱吃面包，这叫肥佬咖喱大包，广告语上说：“可能系唯我独有。”这样的吃法这样的菜，恰如墙上有块匾上写的：不中不西，不高不低，不伦不类，不可不食。后来想一想，这几个“不”也很澳门。

这家店店面不大，人很多，大家挤在店堂里，很热闹，很世俗，吆吆喝喝觉得跟澳门的心又贴近了几分。菜的味道，我都忘记了，整个过程，吃的就是语言大餐。那天，酒足饭饱，大家摇摇晃晃出来，穿过一条黑漆漆的小巷。黑暗中，我看到普济禅院的牌匾，心里想这个名字好熟悉啊。第二天猛省，真是有眼不识泰山，这是澳门三大古刹中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一座啊。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就是在它禅院后花园里签署的。

十七、康公庙

澳门的很多庙，外观上看不出有多大排场，就在喧哗的闹市里安然自立。

十月初五街，那么多店铺、老的居民楼和新的高楼中间，我们走进了康公庙。庙里最吸引我的是一对门神，这是我见过的最和气的门神。秦叔宝，丹凤眼，面含微笑看着大家。他的锏都没有拔出来，是插在腰间，一手扶着，看着就不是拿来打人的；而另外一只手，捋着一缕美丽的长须，手指简直是唱戏的兰花指一般，小指特意挑出来的。这哪里是武将，分明是卖座的京剧小生。另外一位敬德公，虽然墨面黑髯有些怕人，细看也是虚张声势，他二目圆睁，身子前倾，这眼神和身形，颇有几分呆萌相，盯着他不由得想笑。这么亲切的门神，真是哎哟哟。

康公庙里的盘香，像灯笼似的吊在庭院，这个在内地的庙里，我见得不多，很有装饰感。我在陈设也有些家常的大殿里转了一圈，发现一根柱子上挂的日历也很有意思。7月2日的上面的对联是：“班班接力开新宇，代代求真振党风。”翻下一日，“共祝党与天齐寿，更愿民同地永宁”。日历是繁体字的，当为澳门当地印的。

康公者，汉代之帅李烈，保国有功，受封成为康公。不过，我相信，中国神仙之多，人们已经并不关心本义，只记得有神就拜拜了，就会保佑你就够了。澳门的神仙也真多啊，西洋的神仙就不说，东土的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一天，我们从福庆街走过，非常短的一条小街，并排着的是：南山庙、包公庙、太岁殿、吕祖仙院、黄曹二仙庙，每一个庙都不是很大的门面，像街坊邻居一样，这些神仙们比邻而居，相安无事。

十八、同心济世，善气迎人

那天是周一，同善堂历史档案陈列馆不开，这让我们失去很多深入了解它的机会。这是一家创办于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的民间慈善机构，“同心济世，善气迎人”是它的宗旨。救死扶伤、济世助人、供茶派米、救灾恤贫、办学育人等等善事，它无所不为。同善堂经费来源除了部分资产收益外，大部分来自民间捐助。

我们在它对面的一所小学里，看到孩子们画的庆祝同善堂中学创办九十五周年的画，充满欢欣和朝气。一项事业能够坚持这么久，民间的力量的坚韧和坚持是非常重要的。在澳门，民间的社团、协会林立，街上不难看到澳门肇庆同乡会、中华观音文化促进会这样的牌子。邢荣发博士的《澳门历史二十讲》中，有一讲专门讲澳门的社团文化，里面说，据统计，截至2018年，澳门注册登记的社团数目近九千个，类别有十六大类，涵盖了社会生活和人们需求的方方面面。我们谈到和谐社会，这些社团既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又是它的驱动力。

澳门是个移民社会，最初来的人都在寻找归属感和依托感，同乡会等各类社团，可以给大家心里和现实安慰。到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自治自理的精神，既是民主社会的体现，又是一个社会运转的良好构架。万事求官，何如靠自己。在这之中，我还看到了社会的多元声音，这更重要。那天宴会，有朋友送了我们一本《澳门笔汇》第69期，这是澳门笔会出版的，笔会也是一个社团。在这期刊物里，我读到一位小说家对当下生活的表达：

我要写一篇小说，反映澳门社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特殊氛围，揭露大量令人意想不到的荒谬状况，以搞笑的方式表达生活在澳门的无奈与悲情，如果篇幅许可，可以写一点论资排的优良传统如何磨减社会精英的意志，一点专属于澳门居民的冷漠与自私，一点小渔村的小风波与大笑话。

我要写一篇小说，深入介绍文创及与文创有关的各种骗局，以冷静的笔触描述文艺青年如何被妖邪诱惑，但苦无发泄机会，最终谷精上脑，然后做出种种反智举动，不过又不失霸气，最后也不知自己是发了一场文青梦还是绮梦。

我要写一篇小说，网罗所有离奇凶杀案，贯穿博彩业发展史与城市建设过程中各种人所共知但不太光彩的问题，再加入一名低调的神探，带领读者进入比小说更离奇的各个凶案现场，让所有人都清楚看到赌博害人的最真实一面。（寂然：《我要写小说》）

我想，我们是用眼睛在看澳门，毕竟是一个旁观者，而他却是用身体用心灵在感知澳门，这样一种声音，要比一个游客浮光掠影的印象记和不咸不淡的观感更值得重视。

十九、今天风和日丽

礼拜一，我想把玛丽葬在山上，与我们夭折的第一个孩子詹姆斯合葬在一起，可是中国人不允许我打开墓穴。我不愿将她葬在城墙下，可是天主教徒不许新教徒葬在他们自己的墓地内，不得已只好考虑是否将她葬在城墙下。很久以来，澳门缺少一块基督新教徒的墓地，眼前的事情让英国商馆更强烈地感到这一问题的迫切性，因此他们立即决定拿出三四千元购买一块土地作为墓地，并且通过个人关系疏通了购买土地时遇到的法律和政治障碍；他们终于成功了，就这样我把爱妻玛丽的遗骨葬在被天主教徒拒绝的基督新教徒墓地。（《马礼逊回忆录》中文版第2册第53页）

这是第一位来华传教的新教教士马礼逊1821年6月12日写给岳父岳母约翰·莫顿夫妇的信，这是一封报告坏消息的信。刚刚丧妻的马礼逊，不得不把痛苦再捡拾起来，向两位老人传达悲伤。这是一封难以启齿的信，马礼逊在开头是这样写的：

我的爱妻玛丽返回中国后，身体十分健康，几乎很少生病。我们在澳门海边的房子前面有一块空地，每天晚上我们全家一起在海滩散步；晚上祷告之后，我们围桌而坐，做一些有用的事情，或者说说笑笑。我的玛丽每天愉快地为即将出生的宝宝准备衣物，把家收拾得又舒适又整洁。她无论多么忙碌，在晚上休息或早上起床工作前从来不忘记读一大段《圣经》。自从来中国，她认为米尔纳( Joseph Milner)的《基督教会史》很有启发性，读完了整部书。（同前，第51页）

熟悉马礼逊个人情况的人都不难明白，这里描述的每一个细节，马礼逊都是多么珍惜啊。1809年2月，马礼逊与玛丽·莫顿结婚，同时受聘担任东印度公司译员，他必须要有这样一个身份，否则公开传教在中国是不允许的，而且他也需要这个收入补贴传教的费用。然而，这个工作有半年时间待在广州，这就意味着妻子孤身一人要生活在澳门。很快，妻子的健康状况便恶化。他们的朋友米怜曾在一封信中说：“在马礼逊每年于广州商馆工作的大约半年时间中，马礼逊夫人几乎是一人独居在澳门家中，恐怕就是因此诱发了她的身体不适，直到目前还没有完全根除……”（《马礼逊回忆录》中文版第1册第137页）澳门虽然风清月白，景色美好，但是，当时新教教徒生活在这里，有很多阻碍。他们成为孤零零的一群，无论是内心里，还是现实生活中，1809年12月5日马礼逊在一封信中就曾写过：

澳门的葡萄牙天主教士没有强烈地反对我，他们只是禁止中国天主教徒帮助我学汉语。以前在广州教我汉语的人，虽然葡萄牙天主教会并不知道他，当我在澳门时也不敢登门来访了。玛丽会说葡萄牙语，可是也只能和一户邻居交谈。我们盼望着在异教徒中能有一些人加入我们，与我们组成团契，我们还希望上帝和圣子耶稣能与我们一起。

我们不能像其他英国人那样享乐，或者过多地涉足他们的交际圈，彼此之间维持着一种客气而疏远的气氛。我们自己住在一座孤零零的房子里。玛丽渴望能有一个基督徒的交际圈，并在教堂中参加主日崇拜……

中国政府官员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麻烦。我们只能偷偷地学习，经常把书藏起来以对付检查。我的中国助手由于害怕，一次又一次地离开我。最近几天，我们很难得到生活必需品。我们的仆人到市场上买东西时被抓走了。我们不得不连家里的女佣人也打发走了。在中国，替外国人购买食物的人必须出示一种凭证，并且要回答一切关于所服务的外国人家庭境况的盘问。中国人不许外国人学习他们的语言，这导致了我们的困难。（《马礼逊回忆录》中文版第1册第153-154页）

当时，除了经商以外，任何外国人要在广州定居，都是被禁止的。马礼逊的主要目标是学好汉语，翻译《圣经》和编写《华英字典》，可是按照大清的律例，倘若中国人教授外国人学习汉语，是要被砍头的，这都给马礼逊带来极大的烦恼。初到广州时，他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今天我到广州的城外走了走，那里的房屋、街道、商铺都和城里的一样。中国人跟在我后面骂我，聚集的人把我进入的商铺的门都堵住了，就像在英国纽卡斯尔街上有一个土耳其人或其他外国人经过时，孩子们好奇地围观一样。”（马礼逊1807年9月8日自广州致姐姐的信，《马礼逊回忆录》中文版第1册第94-95页）为了减少麻烦和不引起人注意，他只好选择闭门不出，这对健康也是大有影响。然而，在广州期间，只要有机会，他便偷偷乘一条中国船，回到澳门探望妻子，哪怕天气很恶劣，同时还要冒着被中国官员发现而扣押的危险（未经许可，外国人不可在两地间自由往返），而他自己又有严重的头痛病。打击一个比一个严重。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不久，就夭折，这对本来就身体不好的马礼逊夫人而言是雪上加霜。在病情不断加重的情况下，马礼逊夫人不得不带着两个孩子于1815年1月21日启程返回英国。

接下来的六年，是马礼逊孤身一人生活的六年。可是，他的工作却取得了巨大进展：1819年，《圣经》全部译成中文，实现了他给三亿人提供圣经的目标；1820年，《华英字典》第二卷第二部分出版；在马礼逊的支持下，米怜在马六甲设立印刷所，并在当地出版第一个中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这六年，他过着什么生活呢？从不抱怨的马礼逊在1819年11月25日给伦敦教会的牧师们写信说：“为了完成这一使命，我忍受着长时间工作的艰辛，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马礼逊回忆录》中文版第2册第6页）教士也是人，内心中他更是深深地挂念自己的亲人们，马礼逊1820年1月7日致雷诺先生的信中写道：“这样或那样的病痛或多或少地折磨着我，尽管尚不能预料商业事务是否令人烦忧，但是我的家庭磨难确实不轻。今天是我人生37年的最后一天：我在这个国家度过了13年——其中最后5年我和家人分居地球的两端，最让我伤心的是这么多从英国抵达的船只却没有给我带来关于家人的任何消息。”（《马礼逊回忆录》中文版第2册第14页）

之前的一年，马礼逊生过几场大病，健康堪忧，幸好及时休养才恢复健康。上苍还是眷顾他，1920年8月23日，分别六年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回到澳门，这样的欢聚立即照亮了马礼逊的孤寂生活。谁知，幸福总是那么短暂。第二年6月10日，妻子在似乎没有征兆的情况下突然病逝。哪怕心中有主，这也让马礼逊六神无主。我无法想象，安葬自己妻子时，他的心情。近两百年后，我们来到澳门基督教新教坟场，看这里并排的马礼逊、他的妻子和儿子的坟墓，在灼热的阳光下，大家都沉默不语。

他们的墓临墙，墙边1934年8月1日中华基督教会广东协会立了一块马礼逊博士去世百年纪念碑，碑志中写道：

基督教辨正宗之来华布道也，自马礼逊先生始。前特习天文、医药、华文以为备。一八零七年假道美洲，竟二百二十二日之航程安抵羊石。名寄商场，实则秘密宣教，虽在满清政府厉禁，与罗马教严密监视中绝不稍阻，在澳门开设印刷所，将手译圣经、祷文、赞神诗、证道小笺等次刊行；后于马六甲创设英华书院培育后秀。于此黑暗专制时代冒险工作，勇往无前，谓非神助不可。先生体弱而公忙，遭际陋劣而险恶，除长子追随左右外，家人复远留故里，音讯二百余发，得报仅二通。处兹苦境仍努力不懈，用能奠中国教会基础，厥功伟矣！一八三四年八月一日病亟，弥留时信徒数辈抚榻悲鸣，先生犹慰之曰；百年后当万倍，其实信仰之笃，眼光之邃，洵非庸众所及。

1807年，马礼逊假道美国来中国时，在美国遇到格雷厄姆夫人（Mrs.Graham），她对马礼逊的评价是：“……他有稳健的才能、坚贞的宗教信念和永不消退的热情等性格特点……”（《马礼逊回忆录》中文版第1册第71页）不论遇到什么苦难，马礼逊都没有忘记自己的誓言，他坚持要做一名伟大的教士。从教会的角度讲，他做到了；而他所做的一切，从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角度而言，同样是功德无量。这些为了信仰历尽千辛万苦百折不挠的故事，真是令人感动。

墓地有一棵老树，粗粗的主干外，其他的枝丫都被截掉了，然而，在留下的树枝根部又发出了新芽。这是因马礼逊的妻子安葬而最初买下的墓地，钱纳利画过这里，他自己也是长眠于此，在马礼逊墓的不远处。天很热，时间紧张，我没有一一去找寻这个墓地里安葬的其他人。马礼逊在澳门的生活，通过阅读，不断地在我眼前呈现。1834年2月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上午住进从前我们隔壁的一所大房子。房子非常败落，窗玻璃很多都破了。我可以俯览我以前的书房，让我想起了许多过去的事情。”（《马礼逊回忆录》中文版第2册第256页）2月6日，他想到与儿子放风筝，还有明媚的春天：“从这所房子里，我眺望对我们特别的景色。不是大家都熟悉的广场，也不是沙滩——而是高高的西洋望山，在那里我的儿子们放飞风筝，而现在我独自一人，就像老P那样消磨时间。今天风和日丽，展现了中国春天的明媚。暴风雨、乌云、雨、寒冷过去了，现在空气温暖，天上没有乌云，阳光灿烂却并不热。”（《马礼逊回忆录》中文版第2册第257页）

这是他晚年的回忆。当年8月1日，马礼逊在澳门去世。唯愿他传播的“福音”常驻这片土地，那个放风筝的明媚春天也长留人间。

二十、分别的雨夜

澳门的酒店太多、书店太少，这不能不是一个遗憾。

2015年来澳门，我住在利奥酒店，那几天的晚上总是下雨。12月2日的日记，我记道：“十一点多，我到街上买吃的，街上只有零星的人，不少店铺亮着灯，但是完全不是夜夜笙歌的样子，相反，很冷清很安静，也许我们见惯了内地的喧闹的反差吧。下雨了，细雨，我没有打伞。雨中的澳门，只有十米二十米的感觉，这座城对我是模糊的，没有概念的。”次日的下午，去逛了星光书店。“在利澳宾馆左手，是澳门理工大学，大学门边，是星光书店。很一般，书杂，唯一收获就是买了《陈实诗文卷》，上次黄永玉先生说她叫陈宝，两个人晚年还多有通信。六点坐车去澳门大学晚宴，并不好吃，又唱又说，我真有些疲乏了。席终见刘阿平，回来的车上聊天，直到酒店分手。回房间，看微信，看陈实的书，很快就过了午夜。”

刘阿平，那是我第一次认识她吧。想不到，分别不久，她就酝酿要办一份杂志，后来高雅大气的《艺文杂志》就问世了。我不知道，一个弱女子是怎么在这样夜夜笙歌的社会里跟大家细谈文艺，是被人嘲笑的情怀，还是被人当作耳旁风的努力？这一次来澳门，我见到这个团队的所有成员，从年长者到年轻人，身上都有一种平和的坚韧，他们坚持自己的东西，也不怕可能遇到的困难。我曾说：有一份民间办的《艺文杂志》，足以表明澳门的文化进入了自觉的阶段。但愿，这种自觉能唤起整个城市文化的觉醒……

这一次告别的前夜，也是一个下雨天。我想起四年前看《陈实诗文卷》的夜晚。那晚读了这样一首题为《十四行》的诗：

温柔的夜曲属于春天

浪漫的幻想曲属于夏天

秋天是一段如歌的行板

安魂曲是冬天的呼吸

诞生是终结的开始

衰老是无声的叹息

疾病是没有出口的迷宫

死亡是没有谜底的谜

快乐是山溪跳跃的水花

悲哀是哭泣的杨柳

怨恨是自杀的毒药

友情是镇痛剂

恋爱是烈酒

失恋是诗

（《陈实诗文卷》第132页，天地图书公司2015年2月版）

为什么是这一首，我也说不清楚。大约，虽然是一个非常短暂的过客，离开澳门，我还是有一种失恋的感觉？这个诗的平淡背后也是一种忧伤。何况，外面还下着雨，迷离的灯光更引燃羁旅的忧伤。我拉开窗帘，雨真不小，远远的澳门塔的灯光已经变得像稀释的油彩一样模糊、氤氲。我本来想趁着夜色去主教山小教堂看一看，住得这么近，居然没有去看看，真是说不过去。然而，这雨，挡住了脚步，下一次吧。

周立民，1973年生于辽宁，获复旦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学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巴金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学馆首批客座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当代文学批评工作，兼及散文随笔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