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回不去的乡愁

一

没有故乡就不会有乡愁。没有乡愁的人，就会像一条失家的流浪狗，不管是身体还是灵魂，都将漫无目的地流浪。

我还没有沦落为一条流浪狗。除了因为在双水这个小城有自己的居所外，还因为我有自己魂牵梦绕的故乡，一个大山深处的叫盐井坝的小山村。那个小山村离我生活的小城并不远，只要沿着穿山越岭的曲折公路走三十三公里，就可以轻易抵达。它隐秘地坐落在一个叫屯的台地上，有人叫它盐井屯，有人叫它阿扎屯，还有人叫它凌云屯，我却在我的所有文章中把它写成阿嘎屯。它四面深沟大壑，屯的边沿白岩高耸，通往屯上的是一个又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卡子。葫芦形的台地有八十多平方公里，屯上山峦连绵，一个接一个的山间小盆地，土地肥沃，阳光充足。我的小村庄一如屯上无数的小村庄一样，屋舍像各式各样的火柴盒，又像一些形态各异的雀笼，很随意地摆放在一处横梁子的缓坡上。村子前面是一个长形的小盆地，就像村庄宽阔的胸怀，再远就是层层叠叠的远山。

这个屯曾经是一个古战场。因为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是“扼滇楚之喉，当粤蜀之要”的兵家必争之地，远年发生在水西的一场战争，从这里开始，也在这里结束。水西彝族统领安坤，在吴三桂的围攻之下，被岔嘎啦出卖，里应外合攻破了阿嘎屯，屯破后安坤就是从我的村庄东面的严家卡子纵身跳崖，因被悬崖上树木藤蔓挂住，被吴三桂活捉，最后被“寸磔于军中”。现在的屯口还保存得有卷洞门、石拱桥、三炮眼等战争遗迹，而且被政府在卷洞门前立了两块小石碑，一块是“阿戛屯古战场遗址，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另一块是“阿戛屯古战场遗址，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卷洞门和石碑都掩没在蒿草之中，被一同掩没的，还有那条石板光滑的古栈道。而当年糜君牧所书的刻在屯口绝壁上的《凌云屯》诗：“屯号凌云旧有名，众牛奔放绕山行。周围百里如刀削，这等雄姿难画成。”早已在上世纪七十年修进屯公路时炸毁，同时被炸毁的还有“凌云第一关”大字石刻。

家门前的坝子，据父亲说，早间叫河滞坝子，意思是从盐井坝淌出来的小河，滞留在这个坝子里。这个名字早就没有人知道了，盐井坝九十九股水汇流出来的小河已经不存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大跃进筑了一个大坝，将盐井坝拦成了一个水库。原来从家门前流过的小溪上有一孔石拱桥，这里也叫石桥边。石桥下有悠悠流水，流水里有小鱼小虾，童年我在这条小溪里捉鱼摸虾，小溪给过我无数欢乐。后来石桥在修公路时被捣毁，坝子被一条乡村公路拦腰碾过，小河改道并且干涸，知道这里叫石桥边的人也不多了。

现在这里通称盐井坝。

关于盐井坝的来源，找不到志书的明确记载。这里两次开过盐井。一次是在清初，一次是在民国中后期。史料里记载无多。陈昌言的《水城厅采访册》上只说：“又有盐井，咸丰年间，富商禀请开井，工匠毕集，时值苗变，乃止”，由谁组织开采，境况如何，没有详细记载。后来我从吴学良先生的文章里读到：“1860年，水城乡绅王古宁到四川自流井请专家来现场验证，证实古屯有盐。后经云贵总督张启基奏报朝廷后进行凿井。”他翻阅过大量的资料，看来所言不虚。第二次开采我们所知要详细得多，毕竟岁月过去不到百年。经历过那段岁月的老人们都还清楚地记得，1931年，糜君牧、糜藕池与旧井主人王幼文成立“贵州裕民盐井有限公司”，开始重新开采盐井，他们在这涌出九十九股水的坝子，立起简易的工棚，架起算不上先进的设备，开始钻井采盐。静静的缓慢的小山村开始村有了一丝工业文明的繁嚣和忙碌，也在盐井坝形成了一个自由市场。据爷爷说，当年办盐井，使用青冈树做成巨大的碓杆往地下舂，据说已经舂到百余米深，还是没有淌出人们渴望的卤水。至1933年以开采以失败告终，只留下一眼望天的井口。盐井停办后，那眼望天盐井曾经落下一个喝水的黄牛，被村人用大石板封了井口。如今还从井口里流出一股清水，成为办盐井的唯一佐证。

清朝和民国两次开采盐巴的痕迹，已被历史的尘埃掩埋，留下了盐井这样一个地名！这成为承载我的乡愁的一个地名，让我的乡村没有像野狗一样流浪。

二

我们居住的村庄，就在盐井水库边上，离当年舂出来的那口盐井不到五百米远，饮用的水源，也是盐井坝子九十九股水中最甘甜的一股。

我在村庄北面的一栋土墙茅草屋里出生，并度过了忧郁的童年和少年，在村庄读完小学，在公社读完初中，然后进县城读高中，到省城读大学，以书本为阶梯，铺成自己的人生之路，走出了我的村庄和土地。

那栋迎接我呱呱坠地的茅草土墙房，在1982年被推倒重建。那一年土地承包到户，粮食丰收，祖父开山采石，父亲帮着把石头运回到老屋基上，由祖父带着徒弟们亲手砌成了石墙的长五间瓦房，一个家也随着时代的兴旺而红火起来。

那里生活着我的亲人们的时候，我总是急不可耐地回去，但现在我很少回到那里去了，至少缺少了很多回去的理由。

母亲早在我读大一时就因病辞世了。后来兄弟姊妹都离开了那个叫做盐井坝的村子，考去学校的到了工作岗位，没有考取学校的也到城里谋生活，像翅膀长丰满了的鸟一样离开了老屋这个窝。祖父祖母也相继去世了，父亲退休后，和继母搬进了我居住的小城。老房子就空落而冷清地立在村北头，成为一栋地地道道的留守老屋。

我是喜欢慢生活的，这肯定源于我骨子里的农民意识。出生在大山深处，祖辈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那种根植于土地的血脉，肯定不会因为读书跳出了农门，不再靠在土地里刨食，住进了城里，就轻易抹去了的。

我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成了一个城市人而忘记自己的农民身份。我很在意自己的农民身份，经常以放牛娃自居。我会给初次见面的朋友自我介绍：一个放牛娃，乡下人！有时候，会为某人以嘲讽或者鄙视的口吻说农民而大光其火，与之争吵甚至大打出手，反目成仇，好像在维护农民这个身份的荣耀，不容他人侮辱和蔑视。

我知道农民是什么样的一种人。他们艰辛劳作，在土地上播种和收获，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手上是农具磨出来的老茧，穿的鞋子衣服上沾染了泥土和汗水，显得邋遢肮脏。他们目光短浅，多只聚焦在脚下的土地上，有的人甚至一辈子也没有走出过山村，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外面的世界有多么的五光十色。他们有一个别称——修地球的。他们以家为圆心，用手中的锄头薅刀，在地球上挥舞，在自己的土地上种出粮食。自结自足的生活让他们安适而悠闲，缓慢地打发着深山里的时光。他们就像这片土地上自然生长的植物，一茬一茬地生长，被岁月收割，最后融入脚下的泥土。

从小放牛牧马，割草打柴，开始亲近土地，以这块土地上生长的花草树木为伴，听雀鸟的歌唱，饮山泉吃野果，培养了与这片土地深厚的情感。这种情感与生俱来，并且随着我的成长而变得意味深长。母亲的乳汁和这块土地上生长的粮食把我喂养，从爬到走，从牙牙学语到学会歌唱，都与这片土地密不可分。从小和父母一起走进土地，学犁地，学薅刨，学割刈，农民赖以生存的那一套手艺，我是基本学会了的。薅苞谷挖洋芋，割荞麦扳包谷砍苞谷草，对于一个山里娃来说，这些都是生存所必备。不学会这些生存技能，万一考不上学校，走不出大山，不就没法在土地上生存下去了吗？

年轻时怕做农活。毕竟那是一种艰辛的劳作，要付出体力和汗水，甚至会产生痛苦。比如被薅刀把磨出了水泡，被镰刀割破了手指，比如被苞谷叶子割伤了脖子上的皮肤，汗水又在伤口上浸泡，都能让你感受到真真切切的痛苦。

如果还生活在那片土地上，我一定是一个好的庄稼把式。犁牛打耙，挥锄舞镰，一招一式，肯定就像在大地上舞蹈。那以大山为幕景的天宽地阔的舞台，最适合这种慢节奏的舞蹈，舞蹈的道具，就是这些使用得得心应手的农具。

三

后来考取大学，每个假期，都要匆匆赶回盐井坝，赶回那个生我养我的村庄，主要是对这片土地和家的依赖。

特别是暑假，能赶回帮助父母劳作，觉得自己为家庭尽了一份力，作了一份贡献。暑假是农忙季节，主要是挖洋芋，收豆子，采摘烘烤烤烟。那时候刚好年轻力壮，一背能将两百多斤洋芋从离家两公里的山坡上背回家来。而白天采摘烟叶，晚上绑扎上烟杆，总要忙到后半夜才能将烟叶放进烘房，经常是打着瞌睡做事。这个时候，虽然谈不上劳动的乐趣，但是也不讨厌这种劳作，一家人和来帮忙的乡邻说说笑笑，时间过得很快，看着被捆扎好的一杆一杆烟叶，想着烘烤后金黄的烟叶变成人民币，变成支撑一家人继续往美好未来前行的信心，也就有了生活的盼头和劲头。寒假回来，苞谷都收进家了，但是苞谷草还站在地里。那些苞谷草，好像就是等着我来参与收割。总是在一个天晴的日子，白天忙碌完其它的活计，在月白风清的晚上，就是割苞谷草的好时节。风吹枯干的苞谷草刷刷响，好像是与土地告别时的私语。就着如牛奶般流淌的月光，一垄割过去，一垄割过来，一大块苞谷草掩盖着的土地，露出了广阔的胸怀。第二天早晨，曦光就会照耀着土地上挺立的苞谷草桔垛，像一排排护卫村庄的哨兵。

镰刀，薅刀，锄头，犁，耙，这些农具，最能勾起我的乡愁。我曾经在我的散文集《村庄的背影》里单独写了一个篇章：铁器在歌唱。我已经把它们诗化，它们蕴含的诗意，和我的村庄一起出入于我的梦境，走进我的文字。

很多青壮年都走进城市当了农民工，不再以种土地为职业，就算在村庄居住的，或者买了卡车跑运输，或者在路边开了小卖部，或者开了打面的作坊。土地大部分被闲置，或者种上了不用锄头薅刀伺弄的果木。就算正在耕种的土地，没有再用牛拉的犁，而改用了喝汽油柴油的小型耕作机械。犁耙这些农具，大部分已经闲置，被悬挂在椽枋上或者被丢在杂物间里，寂寞地生着铁锈。它们已经失去了和土地亲密接触的机会，不再展现出应有的光华，缄口不言，不再为土地歌唱。它们逐渐退出了农耕文化的舞台，成为定格在我记忆中的物件。

自从离开村庄，这些农具也远离了我的生活。和这些铁器的工具一起远离了我的生活的，还有背篓，还有撮箕。木桶不再用来挑水，自来水已经牵到每一户人家，水缸——木做的石头镶的水缸，基本上被塑料大缸子代替。石磨被弃置在阳沟里，磨面的是一合闸就轰隆隆转动的电磨。舂谷子磕面的石碓窝，也是和石磨一样的命运。

这些农具和老家什，陪伴着留守在村庄的老人孩子。许多人家的老屋空落，破败不堪。他们都在城里买了房子，搬进城里生活，村庄显得比记忆中的空落许多。人口压力的减小，山上的草没人割了，柴没人砍了，小路没人走了。遍山草木丰茂，生态自然恢复，失踪多年的雀鸟、野兔、野猫回到了山上，甚至还出现绝迹多年的狐狸。

过年节没那么热闹了，童年少年时成群结队的游山，打毛蛋，唱山歌没有了。村庄最热闹的，只有老人过世，许多人会城市赶回来，帮助丧家办丧事，将过世的老人送上山，埋进土地里。

村民们的房子是越修越大越修越漂亮了，特别是在“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实施以后，土墙房、茅草房，甚至瓦房已被消灭，靠山而踞的是一栋栋小洋楼。虽然我不反对城镇化进程，这是一个国家的发展必然经历的过程，但我对农耕文化的逐渐消逝还是有一股淡淡的哀愁。我的村庄的变迁，也将我的乡愁染上一股回不去的忧伤。

四

海子说：“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是海子最著名的的一首诗歌，传诵的程度很广。这之中蕴含的避世隐居的情结，以及他描述的农人似的慢生活，很切合我的心态。

我也想回我的村庄过喂马劈柴、关心粮食和蔬菜的生活。在老屋对面，在我栽种的树林里起造一栋木屋，让木屋爬满青藤，让走进木屋的小路开满鲜花。

把那些镰刀薅刀锄头磨得铮亮，让它们重新面对土地发出歌声并且舞蹈，喂养畜禽，吃自己种的粮食和蔬菜。重新用上石头打造的水缸，每天到井里去挑水。重新用老石磨磨面，用石碓窝舂谷子。

每一天早晨在鸟语中醒来，走到田野里做深呼吸。黄昏，在晚风里围着山湖散步，思索逝去的人和事，想一想远去的时光。

但我只能蜗居在这大山丛中的小城。我只能面对如潮的车流，面对板着面孔的高楼，做一些混吃等死的事情。离开了土地，离开了土地上的劳作，过着舒适的生活，也给人过出了懒惰，过出了亚健康。从昨天起，我已经开始锻炼：暴走，慢跑，深蹲，做俯卧撑，出汗，吃饭！我只能这样简单地活着。我无法给每一条街道每一座高楼取温暖的名字，它们早已被别人冠名；我无法给所有的亲人朋友通信，母亲在天国，邮路不通；亲朋们都在玩微信，根本没时间读我的文字。我无法告诉你我的幸福，我的幸福遥不可及。

我居住的高楼，看不见大海，看不见花开，只看见雨雾锁楼群，只看见远山被雾霾笼罩。

我的梦境被城市的喧嚣一次次惊醒。

我梦绕魂牵的那块土地，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它还能承载我的乡愁吗？还能医治好我的怀乡病吗？据说狗有一种本领，能够闻着自己留下的气味，哪怕远隔千山万水，也能找到回家的路途。我却已经找不到曾经家的味道，找不到心灵村庄的味道，有一种回不去的迷茫和惆怅。由此看来，人不如狗。

我的村庄，那个有着温暖名字的盐井坝，距离并不遥远，身体可以轻易到达，那种慢生活节奏却找不回来了，乡愁也就回不去了。我的乡愁，只能在在城市的喧嚣梦境里一次次被惊醒，在我的浅薄的文字里一次次流浪。

包谷饭

多年以后，等我识文断字才知道，包谷不是我们这大山里原产，甚至不是中国，不是亚洲大陆的原产。最早种植这种植物的，是遥远的中南美洲。知道玉米传入中国才有400多年，我内心有一点小小的失望。我一直觉得，包谷是我们这山旮旯里土生土长的粮食之一种，我想，这种能养育芸芸众生的粮食，应该是我泱泱华夏最早种植才对。但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和事实是大相劲庭的。玉米怎样漂洋过海来到亚洲大陆，来到云贵高原，走进我们的村庄，我至今没有搞清楚。这肯定已经无法查考，就算网络时代，问度娘也没有翻到相关信息。

老辈人有一个传说，说祖先来到深山老林，先是靠打猎、采野果为生，是黄狗身上的毛粘着谷子，带来了谷种，是喜鹊衔着包谷种飞进了深山老林，先人们将这些种子培育，开始种植水稻和包谷，先人们才吃上了粮食。所以过年的时候，要先舀大米饭喂狗，人才能吃；包谷成熟了，是喜鹊先啄食。喜鹊啄食包谷，不能赶，更不能下药毒杀。传说毕竟是传说，没有多少可信度。

包谷有很多别名，比如玉蜀黍、棒子、包谷、包米、包粟、玉茭、苞米、珍珠米、苞芦、大芦粟等等，而学名，最书面的说法是玉米。我们家乡最普遍的叫法是包谷，在我的一些文章中，我固执地把包写成苞——苞谷，有时候也用学名入文，称之为玉米。在我的第一本散文集《诗情高原》中，我有一篇散文《包谷的过程》，写我参加种植包谷时体验到的劳作的痛楚，做农夫的艰辛，然后下决心重新返校苦读的经历。在我的第二本散文集《村庄的背影》中，我又一次写到包谷，在《庄稼，我的生命情结》这一组中，第一篇就是《玉米》，我在该文的后面这样写到：“我虽然跳出了那片土地，走出了包谷林，享受和追求着别样的生活，但这种朴实的饮食却永远难忘，它的可口和保健是任何别的山珍海味大酒大肉所无法比拟的。如今身体的健朗，细细想来，全得益于那些煮着吃烧着吃的新鲜包谷棒子，得益于那一日三餐的酸汤包谷饭。”

关于玉米的文学作品，我读过几部（篇）。最先读的是何世光先生的《种包谷的老人》，细腻的抒情诗意的描写，刘三老汉对土地和帮助过他的人的感恩，对种包谷的执着深深感动了我，仿佛他描写的场景和情感，就是我的村庄我的身边的一位老农。这是何世光先生的名作之一，1982年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后来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我想那时候的这个奖和现在的鲁迅文学奖差不多吧。另外读过毕飞宇的成名作《玉米》，其实这部小说和包谷没什么关系，只是主人公的名字叫玉米罢了，这部让毕飞宇名满天下的小说，后来获得了鲁迅文学奖。最让我记忆深刻的与包谷有关的文学作品，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危地马拉作家阿斯图里亚斯代表作《玉米人》，这部杰出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讲述两种人之间围绕着玉米而产生的一场冲突。在拉美的土著印第安人看来，人是玉米做的，卖玉米就是出卖自己的子孙。他们将玉米看作是神圣的食物并理智地加以享用。而拉美的土生白人，即在拉美出生的白种人，却将其仅仅看作是一种可以带来经济利益的农作物。当这些土生白人准备放火烧山并种植玉米时，一场冲突不可避免地爆发了。我看到了美洲的农民和我们高原农民的不同，对待包谷的态度，美洲土著印第安人充满了神性，而我们则是当做相依为命的亲人，像抚育子女一样地抚育包谷，种植包谷。

姑且不去管包谷是怎么走进我们村庄的，反正祖祖辈辈都种植包谷，靠吃包谷饭一代又一代繁衍。相比能种植水稻的地方，我们居住的比较高寒的山区，算是苦寒之地，基本上只产荞麦洋芋和包谷。包谷被称为大季，其它作物算是小季。就算能种小麦，但收益很差，人们也不种了。包谷是最重要的粮食作物，是人们的主食。

包谷地漫山遍野，一般是秋后收了包谷草就犁地，将板结的土地铧开，经受秋霜，经受冬雪凌冻，将土坷冻散，将害虫杂草冻死，来年苞谷的长势就会旺盛，病虫害就会减少。特别是冬季雪大的年份，这种作用就会很明显。厚厚的大雪覆盖了土地，像一床冬天洁白的棉被，待到冬雪融化，那些坚硬的土坷松散开来，成为饱含水分的细小的泥土。所谓润雪兆丰年，估计也蕴含了这样的意思。

春三月，将包谷地再翻犁一遍，耙细泥饼，便可以在清明前后播种了。我记事以来，乡人们种包谷都是传统的种植方法。一牛一人在前面打泥沟，跟着一个撒种的妇女，撒种的后面是放粪肥的，放粪肥的后面是另一头牛另一个人一铧一铧地将种子和粪肥翻盖上。赶牛的一般都是男人，是犁牛的好把式，泥沟要打得直，深浅合适；撒种的要手脚灵活估算精良的，走一步丢一下种子，左边大豆右边包谷，三颗两颗不多不少，窝距均匀；放粪肥的也是身手矫健，手脚并用，从吊在胸前的大撮箕里一把一把抓起农家肥，不偏不倚丢在种子上，就像仙女散花。有时丢得稍有偏差，就在行进中顺便用脚一踢，就把粪肥踢盖住了种子。这样的劳作往往是在布谷鸟的催促声中进行的。春风和暖，阳光灿烂，山峦上的树丛中，一只或者几只布谷鸟，高一声低一声地催促着：布谷，布谷，快快布谷——

土地和人，春风和牛，都洋溢着一种繁忙的喜悦。

在春雨的孕育下，半个月，包谷苗细小的芽尖就从土里冒出来，就像一支支指向天空的细剑。同时冒出土来的，还有音符一样的豆芽瓣，大豆的，红豆的，它们兴奋地东张西望，仿佛在泥土的黑暗里被埋压得太久，终于探出了头颅，长长地舒了口气，大口大口地深呼吸新鲜的空气，贪婪地吞咽着阳光雨露。

很快，包谷苗就长到半尺高。绿油油的包谷苗鲜嫩地在土地上排开，就像一行一行写在稿纸上的诗行，平平仄仄地铺展在深灰色的土地上。这时候，薅头道包谷的季节到了。

我是参加过多次薅头道包谷的。这时的土地松软，杂草也还不茂盛。把薅刀磨亮，走进开始泛绿的土地，开始为包谷锄草。我的家乡，锄草不用锄头，而是用薅刀。薅刀是这样一种农具：长木把，宽薄扁平如半月的刃口。挥动薅刀，在苞谷苗周围左旋右旋，将众星捧月一样围绕着包谷苗的杂草铲翻，让它们在阳光下曝晒，不用半日功夫就焉了。当然，薅头道包谷除了除杂草之外，也是给包谷上第一道肥。没有使用化肥之前，有的用粪水浇，有的是放农家肥。化肥普遍使用，就是在包谷苗下撒半把化肥，锄草的时候，顺便用薅刀捞一点泥土把化肥盖上。

上了化肥的包谷苗，可着劲儿往上窜，一天一个样。叶子长长长宽，就像一把把柔软的宝剑，在微风中摇曳。等禾苗排了扇子，出了天花，就该薅二道包谷了。

我对薅二道包谷有深刻的记忆，甚至厌学辍学之后重新发奋读书，还是因为惧怕薅二道包谷。薅二道包谷的时候，包谷林已经有一人高，成为铺天盖地的青纱帐。这个时期的包谷叶子，叶边生着微小的锯齿，能够轻易锯开手背和脖颈上的皮肤。在包谷林里挥舞薅刀，将泥土堆在包谷窝窝脚，培土起垅，便于包谷的罩根扎稳不致倒伏，能够顺利扬花授粉。初夏的阳光射进包谷林，也将庄稼汉晒得满头大汗。汗水钻进那些被包谷叶子锯开看不见的细小伤口，就像在伤口上撒了盐，一阵阵钻心的疼痛。初次薅二道包谷，用力不巧，只知道握紧薅刀把铲土，手心不一会就磨出了血泡。手上的疼痛和脖颈上的疼痛一起用力，折磨着我的身体。这时候我知道，这碗苞谷饭也是不好得吃的。俗话说，吃饭不晓得牛辛苦。只有亲自耕作过的人，亲自薅过二道包谷的人，才知道包谷饭从播种到薅刨，再到石磨磨成包谷面做成包谷饭的艰辛。

薅过二道包谷之后，也就等着包谷成熟了。晴朗的夏夜，你走进包谷地，你会听见包谷拔节的轻响。包谷开始背苞冒缨子，包谷天花在微风中摇头晃脑，撒出漫天花粉，通过缨子使籽粒授粉，长成饱胀的苞米棒子。

秋天到了。立秋之后，就可以在包谷地里选嫩包谷煮吃了。那种新粮食的滋味，甘甜，馨香。这个时候村庄有了一种吃食：包谷粑粑。将嫩包谷粒在石磨里磨成浆，用粑粑叶包了上甑蒸，金黄的包谷粑粑让人垂涎欲滴。或者用瓢舀成半个鸡蛋那么大，与嫩豆荚一起煮，馨香也能勾出肚子里的馋虫。

寒露前后，在几场秋风的吹拂下，包谷叶子已经泛黄。饱胀的包谷穗吊苞了，像一个个低垂沉思的头颅，秋收的时候到了，也就到了该把包谷请回家的时候。

小时候还是大集体，收包谷的季节，社员们在生产队长的吆喝下出工，背着背箩，一片地一片地地撕包谷，将包谷个个一背一背地背到生产队的公房，晚上按人口按工分分到各家各户。这叫分口粮。我也会背个小背箩，给父母分担一些分量。背回来的包谷个个，通过筛选，好的炕干后装进了囤箩，那是一家人一年的口粮。那个年代，口粮往往不够吃，到青黄不接的夏季，还得靠洋芋荞子等帮忙，半饥半饱挨过一两个月，才能等到新一年再分包谷。后来，准确讲应该是1981年，土地承包到户，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也挖掘出了土地的潜力，1982年包谷大丰收，那一年，我家的包谷堆成了小山，压断了炕楼的楼枕，一根根楼枕打了顶子。那一年的包谷够三年吃，我家也是在那一年拆了三间土墙茅草屋起造了长五间石墙瓦屋的。

大集体的时候，作为小孩，我做过捡包谷穗的事情。大人们朝前撕，我们远远地跟在后面，寻找被遗落的没有撕的包谷，有些大人会有意无意留下几棒，让我们的收获颇丰。这种行径哪家孩子都在干，只是不要被生产队长看见就行，他会毫不留情地把我们赶走，并且还会在晚上的群众会上点名批评家长，让家长脸上无光。其实没有哪家家长会怂恿孩子这样干，我们都是饿怕了，被肚子逼的。

那时候的包谷草，也是过分的。一家一片分好了，自家割来背回家，在家的附近跺成包谷桔垛，喂牛喂马垫圈。

我一直觉得包谷桔垛充满了诗意。土地承包到户后，由于人口多，分到的土地不少，丈量亩估计有进百亩。那时候父亲教民校，很多学生家长都来帮忙种苞谷，薅苞谷，扳包谷，而割包谷草，总等到放寒假，我们从学校回来的兄弟姊妹，都会跟着父母，选一个月明星稀的秋夜，把包谷草一片片放倒，捆成捆子，集合成一个一个包谷桔垛。锥型的包谷桔垛静静地站立在村庄周围的土地上，就像守卫村庄守卫家园的士兵。如果地里恰好有一棵大树，会把包谷草以大树为中心跺在树上，桔垛离地三尺，直堆到树的半腰，巨大的锥型桔垛就像一座小山。这样的桔垛透风，经得住风雨，不易腐烂，是上好的冬季牛马草料。

回过头来，还是要说怎样吃包谷。最简单的吃食，是炒包谷花。找一块晶莹的沙石（后来我才知道，这是硅砂），砸碎成砂面，放在铁锅里炒热，把包谷米放进去。随着包谷米噼里啪啦的爆炸声，将包谷炒得干黄焦碎了，起出来用细筛筛掉砂面，包谷花就炒成了，吃到嘴里，崩碎干香，很有嚼头。上山放牛，到校读书，包谷花常常是我们的早餐或者午饭。这种炒包谷花和后来爆米花机爆出来的包谷花是大不一样的，爆米花机爆出来的包谷花，少了那种嚼头和干香。还有一种最简陋的吃法，是直接在火塘里炸包谷花。选取饱满铮亮的包谷个个，取一双蒿枝杆的长筷子，一张小板凳或者草墩坐在火塘边，把火塘的烫灰扒平，将包谷籽摩下来，放进烫灰里，把那些炸开了的，烤黄了的包谷用长蒿枝筷子夹出来，边吹灰边丢进嘴里，那个香啊！但长辈们一般不准许在火塘里炸包谷花吃，说是懒人的做法，被人家看到，传出坏名声，连媳妇都说不到。但我少年的时候，的确是在火塘里炸过很多次包谷花的，很解馋。

包谷花不是包谷最正宗的吃法，最正宗也是最主要的吃法是磨面做包谷饭。苞谷饭，是这世间一种最普通的食物。相比大米和麦面，包谷是粗粮，口感是要差一些，但苞谷饭吃了，养人，经饿。那时候的包谷饭，并不像现在的精致。用石磨将包谷颗颗磨成包谷面，然后再用筛子筛去粗壳皮，把细面在簸箕里拌上适当的水，上在甑子里蒸。蒸第一道倒出来放在簸箕里，用饭瓢将半生不熟的包谷饭捣散，再洒上适当的水，发散后再上到甑子里蒸熟，就可以吃了。大人上山劳作的时候，我在家里跟着祖母学做过包谷饭，我对水分和火候的掌握很在行。后来进城读书自己做饭吃，别的同学从家里带来的是大米，我从家里带来就是苞谷面，做出来的包谷饭吃得有相当可口。

工作进城工作以后，吃包谷饭的机会就不多了。口粮变成了大米，不再是家乡的灰褐色泥土里生长出来的包谷。小时候盼望吃一顿大米饭，要等逢年过节。而今大米白面和鸡鸭鱼肉横行餐桌，把人吃出肥胖病高血压，让我时时的怀念起包谷饭来。父亲是个吃不惯大米饭的人，退休进城居住后，把老家的杉木甑子也带来了，随之带来的还有包谷面。现在的包谷面与以往也大不相同，是先用电钢磨铲掉粗糙的外皮，再把机器调到磨面的程序，打出来的面细致得多，不像老石磨磨出来经过并不精细的筛子筛出来的包谷面，里面还夹杂一层莫西了的包谷壳，吃着有些渣口，这种感觉被吃不惯包谷饭的人贬斥满口钻。继母是做包谷饭的好手，做出来的包谷饭粉都都的，就像一甑子海绵，舀到碗里还颤悠悠的，吃到嘴里既有劲道，又很香醇，完全没有了满口钻的不适感。

现在街上每天都有妇女推着手推车叫卖酸菜豆汤连渣闹包谷饭，那悠扬的叫卖声，总勾起我想吃包谷饭的冲动。我家里是少不得酸菜豆汤的，也喜欢吃连渣闹，但这些汤菜下大米饭，总觉得不够味。有时候就让爱人弄点包谷面做点包谷饭，甚至我亲自动手显一显自己做包谷饭的手艺，香喷喷地吃一顿酸菜豆汤包谷饭，总要比米饭多吃半碗，还显得意欲未尽。但是孩子们却不怎么喜欢这种食物，勉强吃了一碗就不再吃了。我会痛说革命家史般教训儿子，你爹裤腿上还粘着包谷地里的泥巴呢，也希望你不要忘本。却常常招到儿子的抢白：时代不一样了，不要拿老皇历来翻。

懒得做，又想吃，有时就会从叫卖的流动摊子上买两碗包谷饭回来解馋，但总觉得买来的包谷饭做得不地道。既懒得做又觉得买来的不好，在想吃包谷饭的时候，就到父亲家里面去蹭饭，顺便和老父亲拉拉家常。总是先打电话给父亲：爸爸，甑有包谷饭没有？而父亲总说：我们哪天会离得开包谷饭？想吃就过来嘛。酸菜豆汤包谷饭，再配上一盘腊肉香肠血豆腐，那个香啊！

父亲早就没种包谷了，我们一家也没谁种包谷了，都搬到城里居住。家里面的土地，都种上了树木。现在的村庄，已经很难看到漫山遍野的包谷林了，在政府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下，包谷地大部分种上了烤烟，种上了核桃，刺藜，甚至有些撂荒了，长满了蒿枝等杂草。寨子里的年轻人大多都进程务工，成了农民工，已经不再是种包谷的农民。父亲的包谷面，都是离不开包谷的老家亲戚种了给他留着的。当然，粮食市场有别处产的包谷卖，但那种杂交包谷，皮厚面绒，做饭没有劲道，父亲是坚决不吃的，我也不吃。

近年来政府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强调不准许农民再种包谷，甚至有一些乡镇还出现了政府组织干部职工拔包谷苗和农民发生冲突的事情。为农民的脱贫致富调整产业当然是好事，但要农村不再种植粮食，根深蒂固的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小农意识，怎么可能一下子就可以改变呢？

甚至我在想，我们村庄不种包谷了，想回乡吃一顿煮嫩苞谷解馋，哪家的地里还有？父亲离不开的包谷饭，是不是就要断顿了呢？

我的包谷饭啊！

作者简介

王鹏翔：彝族，60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散文诗学会副会长，六盘水市文联副主席，水城县文联党组书记。著有散文诗集《被雨湿透的歌唱》《爱的皈依》，散文集《诗情高原》《村庄的背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