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六百年前（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正月初一，明成祖朱棣的身影出现在奉天殿（后改名皇极殿、太和殿）上。那应当是紫禁城落成后的第一次朝会。我没有查到之前的文献，对此我不敢确认，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眼前，文武群臣已按照木牌（清代改为铜铸品级山）标定的位置，按文东武西的顺序排成十八班，又匍匐成黑压压的一片向他朝贺。那一年，他已六十二岁。

写到这里，我突然关心起明朝皇帝的寿命问题。我们不妨列举一下明朝皇帝去世时的年龄（按中国古代年龄算法，皆以虚岁计）——朱元璋（太祖）六十七岁，朱允炆（建文帝）二十五岁（假如他真的死于朱棣的军队攻入南京的战火中），朱棣（成祖）六十五岁，朱高炽（洪熙）四十八岁，朱瞻基（宣德）三十八岁，朱祁镇（正统、天顺）三十八岁，朱祁钰（景泰）三十岁，朱见深（成化）四十一岁，朱祐樘（弘治）三十六岁，朱厚照（正德）三十一岁，朱厚熜（嘉靖）六十岁，朱载垕（隆庆）三十六岁，朱翊钧（万历）五十八岁，朱常洛（泰昌）三十九岁，朱由校（天启）二十三岁，朱由检（崇祯）三十六岁。

明朝十六帝，平均年龄不到四十二岁。其中，二十多岁和三十多岁去世的，多达十人；四十岁至五十岁之间去世的有两人；活过五十岁的，竟只有朱元璋、朱棣、朱厚熜、朱翊钧四人。这让我想起清代康熙大帝五十七岁那年，突然生出几茎白发，有人进乌须药，康熙笑曰：“古来白须皇帝有几？朕若须鬓浩然，岂不为万世之美谈乎？”

六十二岁，对于明朝皇帝而言已经算得上高寿了。那时的朱棣有些老了，目光有些浑浊，双鬓也已染上微霜，不再像发起“靖难之役”、决策迁都时那样雄姿英发、决胜千里。纵然，他身体里的雄性荷尔蒙尚在，但体力与心力都已成强弩之末。所幸，他的诸项大业，此时已基本完成。

我不知那一天朱棣是否曾抬头看天，不知他眼里的天空是否像我看到天空一样深邃和幽蓝。天是一个巨大、无边的屋顶，罩在紫禁城之上，是建筑之上的建筑——其实整个宇宙，都是一座设计精美、结构严密的建筑，大地上的山川也是建筑，疏密有致，大气磅礴。或许，只有深邃无穷的天空，会给他带来无尽的底气，就像他当年跨上战马，冲向南方的江河与平原时，他心中升起的战栗与激动一样。在他看来，他今天能够站立在奉天殿的中央，体验到一种至高无上的王者荣耀，并不是因为他的强悍（所谓的“霸道”），而是因为他顺应了天意。他用“奉天”来命名紫禁城前朝正殿，就是为了彰显他的王朝“奉天承运”“天命所归”的性质。

二

在中国人的心里，天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以至于我们度过的每一个日子，都要用“天”来命名。中国人对于世界的认识，是从天开始的。那时他们没有听到过爱因斯坦的理论，但他们与爱因斯坦的宇宙论不谋而合，即：宇宙中千千万万个规律都是自洽的，能够互相包容，仿佛有人给出了一个“宇宙终极法则”，一切都被“设计”得那样完美。他们不相信宇宙是杂乱无章的，他们坚信它有一个秩序。他们要找到那个秩序，因为那个秩序里，藏着世界的真理。

在殷商之际，中国人就发现天空中的星群在有规律地转动，但在所有转动的星群中，有一颗星是永恒不动的，那颗永恒之星就是北极星，“三垣”中的紫禁垣，居于北天的中央，由十五颗星组成，而居于紫微垣十五星中央的，就是北极星。因此北极星被看作整个宇宙的主宰者，传说中的天帝，就居住在那颗星上。

秦始皇曾经认为，他营造的信宫（后改为阿房宫）就像北极星一样是世界的元点。后来北魏洛阳、隋唐长安、北宋汴梁的皇宫又先后被确定为人间世界的中心，到南宋时代，朱熹终于无情地抛弃了长安和汴梁，把冀都（北京地区）认定为天下的中心，是理想都城的所在地，这一想法在当时足够大胆，因为冀都当时还在金朝的统治之下，但这并不能妨碍朱熹用“大中国”视角考虑问题，在他眼里，冀州曾是尧都所在的位置，那是这类儒家知识分子梦牵魂绕之地，而冀都的东南西北四方，有泰山、嵩山、华山、燕山拱卫，构成青龙、朱雀、白虎、玄武四象，这简直就是无可争议的大地之心。于是朱熹画了一条线，穿过冀都，向南直达五岭，那么任性地，重构了大地的轴心。

朱熹一定不会想到，那个灭亡了南宋的元朝，最终被他们老朱家给灭了；而他定都于冀都的梦想，也被他们朱家的后人朱棣实现。北京紫禁城，是依托上天的意志建立起来的，在朱棣眼里，它是人世间的紫微星垣，是整个天下的中心。在朱棣的北京城，从钟鼓楼到永定门，一根长达八公里的中轴线穿城而过，成为城市和宫殿的轴心，更是全天下的中心。

这条中轴线，不仅穿过北京城，而且可以无限延长，在人们的想象中，穿过万里江山——它的正北方，是天寿山，来自昆仑的气脉，经过秦岭、太行山、燕山等几大山脉，一路贯注到天寿山，使它成为王朝基业的靠山，而在中轴线的正南方，泰山、淮南诸山和江南诸山依次排列，黄河、长江、淮河及江南山水在皇帝视野的远方横向展开，皇帝坐在奉天殿上，“背负青天朝下看”，看到了江山如画，看到了云乱山青，而群臣们趴在地上，抬头看见的，是坐在世界中央的皇帝，以及皇帝背后的浩瀚天空。

英国建筑学家萨迪奇说：“每一种政治文化对建筑的利用都有其理性和现实的目的。”对紫禁城而言，现实的目的，就是为皇帝提供一个办公和日常生活的场所，因此这里成为平民的禁区，这一点，通过“禁”字得到了表达。同时，它也有着理性的目的，那就是为帝王的权力寻找合法性的来源，那来源，通过“紫”字得到了表达。紫，就是紫微星垣，是世界的中央，是天的意志。除了宫殿建筑中那些与天有关的装饰与摆设（比如石雕和彩绘中的飞龙、太和殿前两只展翅欲飞的仙鹤、太和殿台基周围那上千只螭首）之外，宫殿的轮廓与颜色，都突出了天的存在。

站在紫禁城巨大的庭院里，除了为眼前的建筑感到震撼，头顶上的苍穹也让人动容。它是那么浩大、沉静、一尘不染，在天的深处，必定有神灵住在那里。我想起李白的诗：“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天上人，就是神，是住在我们旁边、却能主宰我们命运的邻居。

天空原本无垠，紫禁城的建筑为它勾勒出一个边际，耐人寻味的是，紫禁城内有限的天空，不是缩小了天空的面积，相反凸显了它的广阔无边。这是存在于建筑中的相对论。紫禁城的色彩同样让天空有了存在感，因为紫禁城的主色是红，紫禁城说：“我的名字叫红。”在色彩学中，红色与青色是补色（Complementary Colors）。正是紫禁城的红，突出了天空的青蓝。

尼采说：“建筑是一种权力的雄辩术。”在我看来，建筑是权力最有力的雄辩术，它不可怀疑，不可动摇，不可改变。每一个走进宫殿的人，面对那浩大的建筑群，以及宫殿顶上的蓝天，心中的敬意都会油然而生。

从某种意义上说，皇帝是“靠天吃饭”的，皇帝自己也从不掩饰这一点，所以圣旨的开头总是说：“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意思是皇帝是秉承上天的意志来运作、统治人间，皇帝说的话，也都是执行着上天的安排。“天命”不是天上掉馅饼，它需要由德堪配天者担当。而担纲天命的天子，必依正统。虽然，“历史的深处不都是煌煌天命的顺畅流转，不都是垂拱而治的不怒自威，血光与权谋是历史抹不去的底色。但即便是暴虐之辈、权谋之徒，忝登大位之际也必须要行受禅之礼。他们似乎在用自己的凶狠与无耻嘲笑天命的暗弱，戏弄正统的威严；但受禅之礼的不可或缺，则在隐隐中表达了天命与正统的不可违逆，倘不行此礼，登大位者无法宣称承受天命，势必‘名不正，言不顺，事不成’。正是在一次次看似暗弱的无奈当中，天命与正统反将自己一步步深植于民族的灵魂当中。”

凭借武力夺权的朱棣，更要看上天的脸色，所以紫禁城的朝会之后不久，他就下令钦天监漏刻博士胡奫（yūn）占卜三大殿吉凶，没想到胡奫的回答竟然是，三大殿不久要被烧掉，还准确预报了三大殿毁灭的时间——四月初八午时。这个小小的胡奫，连拍马屁都不会，怎么在紫禁城混？朱棣一生气，把他下了大狱。照朱棣的习性，胡奫早就死了一百回了。之所以还让他活着，是朱棣要等到四月初八日，看他谎言破产时的尴尬。

四月初八，永乐帝惴惴不安地等待着午时的到来，终于，报时官员奏报：现在是午正时刻！三大殿一片静寂，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朱棣心头一阵窃喜，心想这漏刻博士果然不靠谱。胡奫在监狱里也知道了这一消息，想到自己的名声毁于一旦，心头一阵绞痛，不等皇帝处死他，自己就服毒身亡了。

但胡奫尸骨未寒，正午刚过三刻，一阵滚雷突然从晴空里劈过，接下来，有一股股的青烟蹿出了奉天殿，变成红色的火苗，开始很柔弱，后来不断发展壮大，很快，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变成一片火海。

这是紫禁城历史上的第一场火灾，距离紫禁城建成，仅仅过去了九十七天。

火灭时，壮丽的三大殿已荡然无存，变成一片焦黑的废墟。有风吹起，残渣就如黑色的蝴蝶，在空中乱舞。从废墟上走过，不知朱棣是否会想起自己率师冲进南京时，南京宫殿里燃起的那场大火，想起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建文帝朱允炆。为了这座金銮宝殿，自永乐三年至永乐十八年，他付出了十五年的努力，他自己也从壮年步入了老年，但等待他的，却是眼前的一片虚无。

三

三大殿被焚毁给朱棣的打击不言而喻。这位建长陵、修长城、建北京城、建报恩寺、建武当山金顶、亲征鞑靼、亲征瓦剌、收服安南、修《永乐大典》、铸永乐大钟、派郑和远赴西洋、无所不能的强悍皇帝，第一次产生一种无力感。

“靖难之役”，他杀人太多了吗？据不完全统计，那场战争，导致数十万人战死沙场。攻入南京后，建文帝宫中的宫人、女官、太监被杀戮几尽。他曾一次枉杀1.4万多人。他还将忠于建文帝的旧臣如方孝孺等人全部杀死。仅对方孝孺一人，朱棣就采取了“诛十族”的惩罚，以至于所有与方孝孺沾亲带故的人全都被杀掉，到了杀无可杀的地步。

据明代符验《革除遗事》考证，方孝孺一案，朱棣共杀八百四十七人，此书后来编入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明代李贽《续藏书》记录的死亡人数则是八百七十三人，此外还有大量无辜者因受方孝孺案牵连而被充军发配。御史大夫景清，不仅本人被剥皮实草，系于长安门示众，又将铁刷子一点点刷尽他的肉，连他的村邻都遭到血洗，成为“无人村”，《明史》上的记载是“村里为墟”，一个活生生的村庄，成为无人的废墟。

整个永乐元年，都在朱棣毫无节制的屠戮中度过，以至于几年之后，在金陵城都闻得到那股浓重的血腥味。明史研究者李洁非先生说：“方孝孺案仅为大屠杀的开端，被灭族灭门的，还有太常寺少卿黄子澄、兵部尚书齐泰、大理寺卿胡闰、御史大夫景清、太常寺少卿卢原质、礼部右侍中黄观、监察御史高翔等多人。每案均杀数百人。如黄子澄案，据在《明史》中主撰“成祖本纪”的朱彝尊说，‘坐累死者，族子六十五人，外戚三百八十人。’胡闰案，据《鄱阳郡志》所载，‘其族弃市者二百十七人’，而累计连坐而死的人数，惊人地达到‘数千人’。《明史》亦说：‘胡闰之狱，所籍者数百家，号冤声彻天。’遭灭门之祸的总数，已难确知，但仅永乐初年著名大酷吏陈瑛，经其一人之手，就‘灭建文朝忠臣数十族’。”

对于建文朝臣的妻女，朱棣展现出变本加厉的疯狂——下令把她们全部送进浣衣院（官营妓院），供他的朝廷大臣将士“享用”，一个女子一日一夜要受二十余名男子的凌辱。一旦有人被摧残致死，朱棣就下圣谕将她们的尸体喂狗。

2002年，我把这一段历史，写进了我的跨文体作品《旧宫殿》。

在三大殿遭雷劈的第二天，朱棣就下了一道罪己诏，称：“朕心惶惧，莫知所措”，还说：“朕所行果有不当，宜条陈无隐，庶图悛改，以回天意。”

天意，好像真是存在，但它又是那么抽象，他抓不住，摸不着，却又总是在某个至关重要的时刻里不期而至。天意不可违，但天意又那么不可控。他像每一个皇帝一样，都试图增加天意的可控性，这让他陷入极度的焦虑中。

四

《史记》中说：“天地之道，日月之运，阴阳吉凶之本。”天地间万事万物的变化，归根结底，都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一个是阳，一个是阴。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个一，就是“太一”，是宇宙的起始，是北极星，“二”是天地，是日月，是阴阳，是一切对立统一的事物。所谓天意，并非一根筋的任性，它是互补，是对称，是均衡。

我们来看看紫禁城的建筑吧，这座城，就是对中国古人哲学观的视觉体现。人们似乎把太多的注意力聚焦在紫禁城中轴线上，因为中轴线上，矗立着紫禁城最重要的建筑，体现着北极星一般独一无二的权力意志，因此，在皇权时代，只有皇帝能够出现在中轴线上，因为这条线，确立了他的天子地位，使他有权行使来自上天的权力。

但人们很少在意中轴线两边的建筑，它们却如天地、日月，代表着事物的对立与统一，紫禁城的建筑中，体现着古老的辩证法思想。这些建筑包括：

奉天门（太和门）广场两侧：左顺门（协和门）和右顺门（熙和门）、内阁公署和侍卫值宿处等；

奉天殿（太和殿）广场两侧：文楼（后称体仁阁）和武楼（后称弘义阁）、左翼门和右翼门等；

犹如一架天平，由两臂分担着重量，不偏不倚，不差分毫。

我们平时忽略了这些建筑的美，我们总是关注那些宏大的事物，而忘记了许多宏大的事物都是由看上去寻常的事物衬托的。假如说紫禁城的宫殿就像大地上排布的起起伏伏的山峰，太和殿就是海拔最高的一座，是中国建筑中的珠穆朗玛峰，在天穹下，稳稳地屹立在那里，反射着金质的光芒。不论是谁，走到太和殿前，心底都会升起一种敬畏感，其实太和殿的绝对高度并不高，只有三十五米，大致相当于十二层楼的高度。在今天的北京城，四五百米的建筑也不会让人惊讶（中央商务区的“中国尊”的高度达到528米），这些垂直竖起的建筑，似乎正以它们的高度挑战上帝的权威，但它们并不能使人产生敬畏感，唯有太和殿能做到这一点，尽管中国传统建筑以木为材料，树木的高度，决定了建筑高度的极限，但紫禁城的天际线，以及整座建筑营造出的氛围，却让太和殿有了无可置疑的权威感。这与它大台基的设计有关，更离不开周围建筑的烘托。

文楼（后称体仁阁）和武楼（后称弘义阁），这两座九楹的重楼，在太和殿的两庑铺展着，看上去那么端庄秀美，尤其文楼（后称体仁阁），在明代贮存过《永乐大典》，清康熙年间进行过博学鸿词科考试，更让它显出几分隽秀。文楼、武楼，以及中轴线两翼的其他建筑，除了分担各自的实用功能之外，它们美学上的功能，就是展现起伏错落的节奏之美。它们分别以两层楼阁的形式，与单层的奉天殿形成对比，丰富了大广场的建筑语汇；它们左右相对，沉沉地压在奉天殿广场的两侧，对巨大空间起到平衡作用，更使宏大的中央大殿不显孤独和突兀；在高度上，又比奉天殿低11.25米，只相当于奉天殿高度的68%（接近黄金分割的数值），从而恰到好处地突出了奉天殿的高大。总之，以自身的收敛与含蓄，突出奉天门（太和门）、奉天殿（太和殿）这些中轴线建筑无法企及的壮美气势，犹如儒雅的文臣与俊美的武将，共同拱卫着当朝的天子。

然而，这些建筑更深的含意在于，由它组成的紫禁城东西半区，代表着阴与阳的互生互补（东为阳，西为阴；左为阳，右为阴；天为阳，地为阴；文为阳，武为阴）。东汉班固在《两都赋》里说：“其宫室也，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中轴线上的建筑无论多么壮丽，只凭这些建筑建不成紫禁城，浩大的紫禁城，依托于中轴线，而完成于它的两翼，就像一只大鸟，有了两只翅膀，才能飞入云端。

五

朱棣在罪己诏说要“庶图悛改，以回天意”，这战无不胜的皇帝，还要改什么呢？我的理解，就是收敛起他的阳刚与暴戾，多几分阴柔与悲悯。

朱棣是一个强悍的皇帝，凡是他想做的事，没有做不成的，对于反对者，他从来不留情面，甚至不惜大开杀戒，滥杀无辜，但坐天下，只靠简单粗暴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精心、细致、耐心，正如老子所说：“治大国，若烹小鲜”，要轻拿轻放，不能总是在折腾，老百姓折腾不起。

至少从表面上看，像朱元璋、朱棣这样强悍嗜杀的帝王，心底还有着“柔软的一面”，那就是悲悯之心。悲者，悲天；悯者，悯人，尤其是那些对他们权力没有丝毫威胁的底层民众。朱元璋本人就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几乎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他不仅在诏书里多次提到这一点，而且还引以为荣：“朕本农夫，深知民间疾苦”；“朕本农夫，深知稼穑艰难”，正因这份“深知”，即使贵为帝王，也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他每日早餐，也只吃蔬菜，外加一道豆腐。清汤寡水，他甘之如饴。他睡觉的床，如果没有那条金龙，看上去“与中人之家卧榻无异”，他的车轿，该用金子的地方，他也下令一律使用黄铜代替。

这一切，无疑都是出自对百姓的怜惜。他曾对子孙说过这样的话：

汝知农家之劳乎？夫农勤四体，务五谷，身不离畎亩，手不释耒耜，终岁勤动，不得休息，其所居不过茅茨草榻，所服不过綀裳布衣，所饮食不过菜羹粝食，而国家经费，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处服用之间，必念农之劳，取之有制，用之有节，使之不至于饥寒，方尽为上之道。若复加之横敛，则民不胜其苦矣。故为民上者，不可不体下情。

朱棣也留下过类似的语录：

民者，国之根本也。根本欲其安固，不可使其凋敝。是故圣王之于百姓也，恒保之如赤子，未食则先思其饥也，未衣则先思其寒也。民心欲其生也，我则有以遂之；民情恶劳也，我则有以逸之。

也就是说，无论上天的意志多么强大、多么不可置疑，权力还是要接地气的，否则一切权力，都成了架空的权力，成为天上的浮云。所谓的“天道”，归根结底还是“人道”，而对于“人道”，孔子只用了一个字解释，那就是“仁”；对皇帝来说，就是“仁政”。

有意思的是，汉字的“仁”，刚好包含了天、地、人的关系——两横代表了天与地，而那个单人旁，则象征着人。许倬云先生说：“中国文化中‘人’的地位是与天地同等，是三合一的部分。”所以紫禁城用三大殿，分别代表了天、地、人，加起来就是一个字：仁。

假如说奉天殿代表着上天的意志，是“阳中之阳”，那么中轴线两边的对称建筑就代表着天与地、阴与阳的调和与互补。在奉天门的东庑和西庑各有一座门，左边是左顺门，嘉靖时改会极门，清代改为协和门，一直叫到今天，右边是右顺门，嘉靖时改为归极门，清代改为熙和门。中国古代城市和建筑中的左右，一律面南而论，其实左就是东，右就是西，比如紫禁城外的左祖（太庙）右社（社稷坛），北京城外城的左安门和右安门，都是如此。左顺门和右顺门均为五间，黄琉璃瓦单檐歇山顶。出左顺门往东，是文华殿宫区和内阁办公地，穿过右顺门向西，可达武英殿。每当早朝之后，皇帝经常会到左顺门或者右顺门，与一二重臣继续商讨政事，或许，在那里，讨论可以更加平和、“平等”地展开。

明朝的某一天，朱棣在右顺门办公，龙袍的袖口已破，他一边写字，一边把袖口向里掖。大臣们看在眼里，不失时机地称赞皇帝圣德。朱棣说：“朕就是每天换十件龙袍，也没有新衣穿。但朕自念应该惜福，因此每每洗了再穿。从前皇妣亲自缝补旧衣，皇考看见高兴地说：‘皇后虽然身份高贵，却仍如此勤俭，正可以为子孙们立个法则。’所以朕常遵守这一训戒，不能忘怀。”这份艰苦朴素的心，与其父如出一辙。

这让我想起一件事，就是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五月，朱棣在南京灵谷寺进香，从一株槐树下面走过，一只小虫刚好落在他的袖子上。朱棣轻轻抖落小虫，随从们上来，要把这只骚扰了皇帝的小虫踩死，这是他们的习惯，所以他们的口头语是“踩死你就像踩死一只虫子”。朱棣见状，大惊，说：“此虽微物，皆有生理，勿轻伤之！”随从们只好小心翼翼地捧着它，像捧着一件国宝，把它轻轻放回到树上。和尚们大为感动，口念阿弥陀佛，连连称赞皇帝一定是哪一位菩萨转世。

尼克松曾说：“政治就是演戏。”马基雅维利说得文雅一些：“要在人们目睹其面，耳闻其言的时候，表现得那么仁慈、那么诚挚、那么正直、那么人道、那么虔诚。”

《易经》说：“亢龙有悔。”意思是龙飞得过高，自我膨胀超过了极限，陷入没有回旋余地的困境，就会感到后悔。

随着年龄的增长，政治经验的累积，他一定会有所调整、反思。

反思，就是悔。

孔子说：“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

不知朱棣是在演戏，还是真的有了自悔，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了。

若朱棣有悔，则百姓有福了。

若他是演戏，我就为他掖袖口的戏份送上一个现成的名字：皇帝的新衣。

六

朱棣的儿子朱高炽登基后，“政策由永乐时代的好大求全一转而入温和简易”，他不再大兴土木，紫禁城这个巨大的建筑工地，也终于沉寂下来，“扭转和改变了永乐一朝‘国力的超负荷状态和不正常的政治风气’”。

就在奉天门西侧的西角门（后称宣治门），朱高炽曾对大学士们谆谆教诲：“前世人主，或自尊大，恶闻直言，臣下相与阿附，以至于败。朕与卿等当用为戒。”对于建文帝，朱高炽也流露出同情的心态。与父亲革除建文年号的做法不同，他将建文帝朱允炆称为“建文君”，将他的辞世称为“崩”，甚至将创见的政权称为“朝廷”。建文帝旧臣的后裔也逐渐得到赦免，发还田产。朱高炽（洪熙）甚至明确地说：“方孝孺辈皆忠臣。” “令每家存一丁于戍所，余放归为民。”

可惜朱高炽继位后八个月就猝死于钦安殿。关于他的死，历史中留下了许多说法，至今莫衷一是。有人说是有宦官给他提供“仙丹”，其实就是春药，让他铅中毒而死；也有人说他死的那天晚上和贵妃一起喝了酒，然后他就死了，那妃子也在当晚自缢而死。还有人说，他死的那天晚上打雷了，他是遭雷劈而死。但有一件事记录在史料中，就是他临死前夜曾观看天象，发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对杨士奇说：“天命之矣！”

临死前，朱高炽留下一份遗诏，说：“朕既临御日浅，恩泽未浃于民，不忍重劳。山陵制度务从俭约。”意思自己当皇帝的日子太少，没来得及为百姓做什么好事，死后也一定要丧事从俭。

明十三陵中，埋藏朱高炽的献陵，最为俭朴。

他的长子朱瞻基继位，是为宣宗，年号：宣德。

今天的人们想到宣德，首先想到的是“宣德炉”。史料的记载是，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朱瞻基下旨，用暹罗国进献的风磨铜，按照古代青铜器、宋徽宗时期《宣和博古图录》《考古图》等典籍，以及内府密藏的宋元名窑为造型的蓝本，铸造了三千多件铜器，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运用黄铜铸成的铜器，这些铜器大多造型简约，古拙典雅，王世襄先生形容它“以着纤尘，润泽如处女肌肤，精光内含，静而不嚣”，所以它一经问世就成为昂贵的奢侈品，风靡数百年，宣德以后，直到清代，宫廷一直仿制，而宣德三年出产的宣德炉，反而至今未现人间，以至于有人（以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为代表）怀疑，宣德三年生产的“正版宣德炉”根本就不存在，我们今天所说的宣德炉，指的是宣德炉的形态，未必是生产于宣德三年的“原装正版”（包括有“大明宣德年制”铭款的宣德炉也未必产于宣德时期），正如景泰蓝也是对一种器物的泛称，而并非局限于景泰年间生产的古物。

宣德的历史知名度，还来自蒲松龄小说《聊斋志异》里的那个喜欢玩蟋蟀的皇帝，他的个人爱好，纵容了朝廷的宦官以搜寻促织（蟋蟀）的名义到民间大肆搜刮，致使民不聊生。宣宗死后，他的母亲下令砸碎了他的蟋蟀罐儿，使得现存的宣德瓷超过千件，却没有一件蟋蟀罐儿。

但明宣宗朱瞻基还是在历史上留下了仁德之君的名声，如他在诗里所写：“坐皇宫九重，思田里三农”。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三月，宣宗出行，路过农田，见田里农夫耕作，于是走进田中，扶起犁耙，亲自犁地。没犁几下就撑不住了，气喘吁吁地说，我只推了三下，就感到不胜辛劳，农夫终年劳作之苦，比想象的还苦。说罢下令，把带的钱分给农夫。

宣德皇帝的宽仁政策，或许得之于朱氏家族忆苦思甜教育的常抓不懈。当年，朱元璋曾经在南京的紫禁城里开垦了一片田，让内侍在这块田上种蔬种果，不是为了发展农业生产，而是为了教育后代拒腐防变。他曾指着这块田地对皇子们说：“此非不可起亭馆台榭为游观之所，今但令内使种蔬，诚不忍伤民之财，劳民之力耳。”

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紫禁城建成十年之后，朱瞻基仍对他的皇祖念念不忘。他说：“朕侍皇祖，往来两京，每令朕过农家，问其疾苦，盖欲知稼穑之艰难。自嗣位以来，凡昔皇祖数诏之言，未尝敢忘。”

七

实际上，朝廷就是皇帝的田，华丽的宫殿，就是一个巨大的田字格。田字格就是一个中轴对称结构，中间那一条竖线是一条纵轴，把紫禁城分成东、西两部分，那一条横线是一条横轴，把紫禁城分成南、北两部分，南是外朝（outer court），北是内廷（inner court）。外朝的建筑一律称“殿”，内廷的建筑一律称“宫”。外朝与内廷的分界线，是乾清门广场——保和殿与乾清门之间一条窄长的横街，它同样以“天”命名，叫“天街”。

中轴对称的礼制格局，阴阳互补的神秘力量，还有五行思想的加持（紫禁城分西、东、北、南、中“五方”，内金水桥象征仁、义、礼、智、信“五德”，皆与金、木、水、火、土“五行”相对应），让一座紫禁城，不仅涵盖了天地之间的秩序与信仰，而且代表着一种既稳定又鲜活的力量。紫禁城，从一开始就被设计成一座顺天应人之城。

方正笔直的紫禁城里，却生长着一群极为神奇的物种，那就是皇帝，尤其明朝皇帝，历史上很少有那么一群人像他们那样，把天使与魔鬼的身份集于一身。“一阴一阳谓之道”，从他们的身上，的确看得见“道”的影子——他们标榜的是“替天行道”，实际行动是“道貌岸然”，最终结果却常常是“大逆不道”。

作家阿城这样解释“大逆不道”：“‘逆’就是逆秩序而行，当然也就‘不道’。”

其实我们不妨把皇帝看作一座紫禁城，他的身体里就有一根中轴线，并被这根中轴线划分成阴阳两半。皇帝的人格，原本就是一个阴阳同体的复式结构，有时是乾，有时是坤；有时是雄，有时是雌；有时是东，有时是西；有时是左，有时是右；有时是白，有时是黑；有时是云，有时是雨；有时是人，有时是鬼。因此，皇帝的心理，常人是捉摸不透的。我们看到的是他的两极，其实在这两极之间，有着无限宽广的中间地带，供他自由发挥，让他游刃有余，正如这座城里，在东西对称、阴阳相合的结构之上，还暗藏着各种复杂而幽秘的角落。

唯有如此，在中轴线上出现的皇帝，才与紫禁城完美合一，宛若一根木榫，严丝合缝地，揳在木建筑里。

祝勇，1968年生于辽宁沈阳。作家，学者，现供职于故宫博物院。已出版长篇历史小说《旧宫殿》《血朝廷》，历史散文集《纸天堂》《反阅读:革命时期的身体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