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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文学》2020年第1期|王祥夫:宣传队纪事(节选)

来源:《山西文学》2020年第1期 | 王祥夫  2020年01月09日07:43

说是宣传队,其实是个剧团,说是剧团,其实又像是个乌合之众。先是,剧团解散了,而又从上边下来了最新指示,要各个单位都组织“形势大好宣传队”,好嘞,那就宣传形势大好吧。这个事,一般人上了台还做不了,宣传不好会出事,便把剧团解散后没处去的演员们又都召回来。但人手还是不够,那天单位头头马大鼻子翻着白眼对我说,“你他妈年轻,脸也还算好看,你去吧,狗日的天天还有炸油饼和炖肉吃。”我一听有吃的就来了神。去了地方,先毕恭毕敬地见过白脸平头戴着一副近视镜的宣传队队长,这个人我认识,和我哥是哥们儿,以前总来我家玩儿。现在人模人样了。他坐在那里,把我看了又看,让我踢踢脚,我只一踢,便给踢准了,这我得感谢教我练武的康师傅。我跟他练过几年,腰身便跟别人大不一样,是板正好看,是腿有腿,腰有腰,走起台步利索好看,来几个后翻,一百来斤的体重轻轻松松。想想那三四年的功夫天天在体育场压腿劈叉也没算白受罪,现在有油饼和炖肉吃。我那康师傅,原来是带戏班的,浑身好武艺。我去他那里学武,只是晚上去,在大月亮地里,踢,踢腿,拉,拉膀子,出,出汗,直把自己拉得身板十分受看。上了台,下边一时有多少眼睛饿饿地盯着我看,看我走圆场,看我金鸡独立,金鸡独立站稳后还要再把那条腿慢慢抬起往上一挑,挑过头,这叫亮靴底,这一挑就高过了头,台下自然是一片喊好。因为是要宣传形势大好,所以把过去现成的二人台曲牌填了新词让我们唱。和我唱对手戏的那个女的叫刘利华,比我大两岁,人长得不是出奇的好,鼻子那地方多少有点塌,但一化出装来谁都说好,台风也好,她一出台就满脸笑盈盈的,人们就喜欢她。她拿两把粉红扇子,我拿两把蓝色扇子,这么一抖,又那么一抖,这么一转,再那么一转,一时间满台上都是花团锦簇。服装呢,是过去的老服装,一粉一蓝的亮缎,上边还钉着亮片云字头。就我们两个,在台上穿来穿去,若是台步走快了是粉中有蓝蓝中有粉,那才是个好看。唱词却是崭新的,一句句都只说现在的形势大好。二人台小戏原是调情的,一旦唱起,人们就根本不听你在唱什么词,只是听那热烈的旋律,男一句,女一句,一句顶着一句。最后来个全场停,一台都是静的,那男的,便是我,出口一声“砰——”身子一下子耸起来,在金鸡独立了,那女的,便是我那搭档,紧接着来一句“啪——”跟着软下腰身,来一个低低的卧鱼,两眼只热热地望着我,真是妖娆到十分,这个“啪”简直就是九曲回肠般。就我俩,一“砰”一“啪”紧赶着,气氛就更加热烈,唱完回了台口。白脸平头的队长会马上拦住我俩,唐山口音真是侉,侉里又有些婉转,他紧着说:“返场返场,再他妈浪一段儿。”我俩便喘气,刘利华胸口那里是一片波浪起伏。那边乐队的过门早又重新响起来,队长只抬起手,在肩膀上拍一下我,再拍一下刘利华,再伸出两只手把我俩同时一推,嘴里是一个字:“出”。我和我那搭档刘利华便在欢快的过门中再次出场,再浪,浪过后,台下又是一片急风暴雨般的掌声。回到台后,紧着换衣服,又该着下一个节目了,这次我是演老汉,对着镜子在额头上画三道,嘴边也各画三道,我那搭档刘利华不让我自己来,她要给我画,我用一口气把脸绷紧了,先绷左边的腮帮子,画了,再来一口气,再绷右边的腮帮子,也画了,再把头伸过去,脑门儿上也画了。然后把胡子戴了,是小胡子,往鼻孔里一插就得。然后弯着腰哆嗦着出台了。我那搭档只站在台口望。忽一日有人对我说。“你别看刘利华鼻子有点塌,人却有福气,对象在部队提连长了。”我愣了一下,这才知道她已经有对象了,而且是个部队当官的。心里虽没事,却有点慌,嘴里还硬,“她搞对象跟我有什么关系!”说话的是丁红卫,是个男旦。男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所以他的戏很少,平时在队里打打杂,拉拉幕,抬抬服装箱。

宣传队,有队长和副队长,队长白脸平头长得也算是齐整,却没唱过戏,只管教训人,副队长是两个,一男一女,原是剧团的。他俩只管教怎么演怎么唱,怎么做怎么来。女副嗓门大,化装时总爱大着嗓门说的一句话是:“唱好唱不好,把脸化好看些,给人们个好脸看。”每化装前必是她来调底色,调那么一大碗,人人过去用手指挖一块在手心里,然后再涂到脸上去。去乡下演出,卸装只用乡下的胡麻油,从尺半高的绿玻璃瓶里倒一些在手里往脸上涂,一时都是满脸花的鬼脸,每人一个热水盆子,“唿噜唿噜”地洗,洗完再去吃饭,是炖肉,是油炸糕,每人一碗。和我搭档的塌鼻美女刘利华总是坐我身边,非要把半个油饼给我,要把碗里的肉夹几块给我,说她吃不了那么多。我看着她,只觉奇怪,她只要是一卸了装便好像换了一个人,没那么好看了,鼻子上便像是一下子少了那么一块。我对她说,“你要是不卸装有多好。”她说哪有演完戏不卸装的。其实她说的也不对,有时候,演完了,太晚了,我们没时间卸装了,就那么往回家赶,回了家再说。那一次,演完戏往家里赶,父亲来开门,吓了一跳,说你就不怕把路上的人吓死!好在,半夜三更路上也没什么行人,要有,也是扫马路的,清净的夜,大扫帚划拉在大街上“哗啦哗啦”的,不知怎么让人多少有些难过。

“在队里,”这是宣传队里人们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人们那时候都反感说剧团,剧团里就是戏子,而宣传队却是个崭亮的词,像是好听,像是身份也不一样了。在队里,好处是经常能看到演出和新电影,但不叫看,只统统叫了观摩,是观摩学习,并不是什么看戏,这样一来呢,就像是在做一件正经事,与众不同的事。女副嫌发票麻烦,就让塌鼻美女刘利华来发票,这样一来呢,每次我的票都是和她挨在一起,而又都是与队里的别人离远了,比如他们在一排二排,我就一定是和她在了五排六排,或干脆是最后一排。这一次,是看电影,内部片《山本五十六》,她忽然,从口袋里掏出一颗鸡蛋,说你吃了它,我估摸你饿了。我倒是不饿,却想吃她那颗蛋,电影院里黑黑的,她还把鸡蛋皮给剥了,却想不到是颗咸鸡蛋,吃得只想喝水。吃着她的咸鸡蛋,只听她在一旁小声说不想和她的对象处了。我说,“他不是当连长了吗?”塌鼻子美女刘利华说,“当团长我也不跟他。”我心里便乱跳。说,“那你跟谁?”她却扑哧一笑,倒问我,“那你说呢?你说让我跟谁?”一只手已经端端放在了我的手里,小声说,“我手凉不凉?”我说,“热得很。”她说,“你真觉得热?”我倒没了话,心怦怦乱跳。

“要跟了他,我得去内蒙,我不想去内蒙。”她又说。

我不说话,只管心跳。

隔天再上台,我便发现她的眼神不一样了,有了电,而且很足,我只觉要被电着,便一次次躲闪了她,却又躲闪不过。台上这样,站在台口上的人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女副这天找了我,她手里托个茶杯,因为化了装,每喝一口水都把两片嘴唇翻起,“嗦嗦嗦”喝一口,她对我说,“我们都是来到一起宣传形势大好的,要没有一丝私心杂念才好。”“嗦嗦嗦”又喝一口,又对我说,“年纪轻轻,不要搞出麻烦才好。”我说,“我哪里不好?”女副又忽然不说了,“嗦嗦嗦”又来一口,眼珠转到这边,忽又转到那边,转到那边,忽又转到这边。旧剧团的人还是心直口快的。她又看看左右,小了声,“你要是跟小刘好了,你会被判刑的。”这话吓我一跳。我忙说我没跟她好,她有对象。女副队长说你知道就好,“但你知道不知道破坏军婚会判几年?”我更吓坏了,一时都结巴了。心比嘴还结巴。

再演出,刘利华的眼里电像是少了一些,女副像是也找她谈过了,再过些时候好像是没电了,因为对不上了,她那眼神跟我对不上,所以电也就接不上了。夏天快过去了,我们到铁路工地上去演出。这天的节目,我们是最后的压轴,所以刘利华要我跟她去新修的铁道那边去看看,“那有什么好看?”我说,但还是跟了去,新修的铁道是静的,铁道的西边和东边是高粱地,在月亮下闪光。我们便坐下来,天上的星星一颗一颗银子一样的白亮。刘利华先是不说话,然后说话了,冷不丁说她很冷。我说我还热呢。停了片刻她说你就不懂得抱住我。我心里只是乱跳,只是不得要领,我侧过身抱她,她却一仰身人已经在我怀里。恰这时乐队的演奏很是激烈,好像一世界都要地震了,是鼓声大作。时间原是过得很快的,她突然说,“我们现在结婚你敢不敢?”我一时晕掉,心想结婚是种种礼仪加在一起的那种事,却偏没往别处去想。就那么紧紧抱了她,也不知还能抱多紧。只听她在喘,“嘶嘶嘶嘶,”她把我抱紧在她身上。又说,“现在结婚你敢不敢?”一个人晕到我这样真是不可饶恕。我还没懂。直到我们松开,快到我们的节目了,我们朝舞台那边走,台子是露天的,这时有露水下来,脸上时不时凉凉的。我才猛然明白她的话是什么意思,我心里顿时起了大震动。我听见我颤抖着对她说,“我敢。”又说一句,“我敢。”她却不再说话,坚定了步子,很快到了台子边上。这晚的演出我完全晕掉,是跌跌撞撞。演出完,再也找不到她。队友们往车上装道具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下她,只一闪。

第二天,她没出现,之后,她都没出现,我又不敢问。后来才知道,她去了内蒙。之后很久,有一次演出完喝了酒,女副小声对我说,“你没给判五年是万幸万幸。”这时候,和我临时搭档的是女副。她嗓子有些哑,但唱得亦是很好,每走圆场,身子必压得很低,倒像是在那里赶一群鸡。

“咯咯咯,咯咯咯,”女副和我在台上演,有人在台口怪声怪气小声笑:“咯咯咯”是丁红卫。

“鸡啊,你是只鸡啊!”女副对丁红卫说你笑什么笑?

“我哪里敢笑。”丁红卫说,“我是咳嗽呢。”

“我看你是吃饱撑的。”女副对丁红卫说。

“我哪来那么多粮票,我还能撑着。”丁红卫笑嘻嘻地说。

那个年月,吃什么穿什么都要靠票证,可以说那就是个票证时代,没了票证你就会抓瞎。那一年,快过年了,一个中年妇女在商店门口大哭,因为她把票证丢了,也就是说这个年她们一家将没的吃。既没有鱼也不会有肉,比如说豆腐和白菜这样普通的东西,当时也要票证,没了票证就没了一切。去饭店吃饭,先去开票口开票,几个菜,多少主食,菜是不要票证的,而主食是一定要票证,几个馒头几碗米饭,算好了,多少钱多少粮票,没有粮票万万不行的,当时有办法的人手里都有全国粮票,手里有了全国粮票就意味着你有极大的自由,你可以全国各地到处跑,而你如果没有全国粮票便只好乖乖在你那个城市待着哪也去不了。票证能把一个人死死拴在原地不动真也是个奇迹。那个时代的奇迹很多,包括一个医生用一根银针把成百的哑巴儿童扎得能开口说话。那些被银针扎到会说话的儿童现在在哪里?

宣传队,只能叫宣传队吧,人们喜欢去宣传队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能吃上好的,演出前演出后都吃,一般来说演出前少吃点,怕吃撑了上台笨拙了,演出前的吃是小吃,垫补几口,草草收兵,演出完才开吃。在工厂演出,会有三四个菜一个汤,主食是随便吃,在乡下演出,吃上没那么多的花样,却更实在,每人可得一碗炖肉,炖肉大馒头,或者是北方的油炸糕,这是主食,菜照例是炖肉。演出,是越往远了走越受欢迎吃得越好。城市附近的村子看演出的机会多,好像不怎么太稀罕宣传队去他们那里演出。宣传队去哪里演出,演几场,都是上边开会定的,当然宣传队也可以自己去找。这年冬天,下了好几场大雪,白茫茫的大雪晃得人连眼都睁不开,这天,正队开口说了话,“咱们不能再待了,咱们去一趟白沟吧。”大家都不知道白沟在什么地方,一问才知道是在山西与内蒙的交界,要很早就得开车过去,大概要在路上跑四个钟头。队长跟乐队的那几个人一边装车一边呵手一边说,“全内蒙,妈的,也就最数白沟的羊肉好吃了,因为白沟那地方地上长的全是中草药,羊吃了那种草你说那羊肉能不香吗?”因为离城市太远,去那里演出的团体就很少。我们明白,今天能好好吃一顿羊肉。虽然天还下着雪,我们出发了。车先是在二级路上开了好一阵子,后来就进山了。我们在车里看到了山坡上的土长城,土长城就是没有用砖包过的那种长城,据说更加古老,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土长城在明代的时候被统一修过,便有了明代的古堡。那些堡子,有许多我们都去过,去演出。记得其中的一个古堡里靠着山沟的地方有一个很深的洞,当地人叫做“死人洞”,下了洞往里边走,会看到里边有许多死人的骨架,都是明代战死在这里的俘虏,而且都没有头颅。当地老百姓保留着一个习惯,就是每年的十月初一都会来这里给那些战死的明代将士送寒衣。据说每到了那几天,晚上都会听到这里有人在不停地说话,说“好冷啊好冷啊。”而且都是外地口音。而后来的考古证明了死人洞里的那些尸骸根本就不是明代的,而是汉代。由于下着雪,我们的车开得很慢,山路在山间盘来盘去,所以师傅开车很小心。天就这样慢慢黑了下来。天黑下来后我们才感觉到雪是下得真大,因为车灯从风雪里打出去,才可以看到雪是那么密集。车开过死人堡的时候出了一点故障,师傅下去修车,我们在车上等着,不少人睡着了。直到听到正队让我们都下车,说要去推车。我们下了车,四周的山都是黑的,黑茫茫的群山,近处的雪又是白的。丁红卫拉着我让我别靠路边那头站,让我站到他跟前,我甩下手偏偏站到另一边。

“这都什么时候了,赶去几点了。”丁红卫非要和我站在一起,对我说。又对正队说,“这要赶去了都几点了?没人看怎么办?”

我们都看出队长有些犹豫,但他还是说,“那也得去,这是革命任务,也是我们学习的好机会。”队长说的学习的好机会是因为白沟前些年出了一个学毛著的大人物,能把毛主席的老三篇一字不差地背下来,而这个人物是个小孩儿,才三岁,没有上过学,不认识字,但他能把老三篇一字不差地背下来,因为出了一个这样的人物,白沟一下子成了远近闻名的地方,周边各省市县区的人都赶到这里来学习,吃一顿炖羊肉和糕,听一下这个三岁的小孩背老三篇。一天就算过去了,也算是学习完了。后来这事闹得很大,省市开会都请小孩儿去给大家背老三篇。

“那红小现在够六七岁了吧?”不知谁对队长说。

人们都叫那个背老三篇的小孩儿叫红小。

“其实我们是去吃羊肉的。”不知谁在旁边小声笑着对正队说,正队踹了一脚说话的,“就记得吃。”

“要是不吃你也不来。”那人又说。

正队说,“是啊,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吃也是为了革命。”

“×女人也是为了革命呢。”那个人说。

正队就笑了,说,“那你去×猪吧。”

“这也没错,×女人也是为了革命,要是没有新的一代,革命怎么进行下去。”那人又说。

这时候,车启动了,开车的师傅招呼人们上车,人们纷纷跳上慢慢开着的车。听得见车轱辘压在雪地上“喀嚓喀嚓”的声音,那声音告诉人们这雪很深。

车开到地方,车还没有进村的时候大家都很担心还会不会有人看这场演出,也许,大家吃点东西就又这么回去了,但到了村里,大家都吃了一惊,白茫茫的雪地里,黑压压都是等着看演出的人们。人们都等在这里,一年到头,人们能看到几次演出,有时候一连三四年都看不到一场,所以,白沟村的人们把远远近近的亲戚们都叫了来,就像是过节。那个台子,是用大门门板搭成的,下边是一挂一挂的大车,台下点着两堆火,台的上方横杆上挂着一排白炽的汽灯,雪花在灯光下显得更加的密集。台上又搭着苫布,雪花只能在台口上镶一个厚厚的边。不影响演出。

队长明显是有些兴奋,他连说真想不到真想不到,贫下中农热情真高。看看表,已经接近晚上十点了。我们便赶快化妆,女副还是那句话,“唱好唱不好给人们个好脸看,都化得漂亮些。演好演不好给白沟个好脸看,都化得漂亮些。”我们化妆的时候,村革命委员会主任,那个复员军人从台下大步走过来,问 ,“先吃饭呀还是演完了再吃?”队长说,“大概他们也都饿了,先每人垫个油饼吧,演完了再吃。”复员军人便又转身离去,不一会儿便有人端来了热腾腾的油饼,还有一盆羊杂。“先垫补垫补先垫补垫补。”村主任对大家说。

演出前,照例让红孩儿站在台上背一下《老三篇》。大家就都涌出去站在台口那里看,红孩儿是长大了,但个头还是小小的,雪下着,下得那么大,从后台看红孩儿,他小小的一个人就像是站在雪里一样,雪下得有多么紧,好像是要把红孩儿给埋了,又好像红孩儿在不断地上升,人一直在往上升,要漂起来了。他站在那里一字一字地背《为人民服务》。我一边嚼油饼一边听,果真是一字不差,心里便感叹,也不知他是怎么背会的,再过一年,他应该上学了吧。红孩儿这时已经背到《纪念白求恩》了。紧接着,那边的音乐已经响起。第一个节目照例是舞蹈。上了台,更加让人感动,白茫茫无边际的雪里,像是都是人,一张张脸仰着。台下的那两堆火,火焰有多高,忽然觉得这不是演出,而是碰上了什么革命大事,有什么顺着火焰已经飘了起来,很远的地方,有灯光还不停地朝这边照过来照过来,还有人朝这边走。白沟太偏僻了,我在心里很感动,在台上,只能看到最前边的人脸,远处,便是黑压压的一片,前几排的人脸,也许是被火光照着,眼睛都格外地亮,格外地饿,也只能用这一个字来形容,都饿饿地看着我,如果眼睛是嘴的话,那些眼睛可能会把我和我的搭档丁红卫都给吃了。欢快的音乐永远缺少不了锣鼓和那一直往上往上再往上的笛子和唢呐。这已经接近半夜。音乐声传得很远,那真是一种让人无法抵抗的诱惑。我直到那一刻才明白把台子搭到空地上是有道理的,空地可以站更多的人。唱完三段的《打金钱》紧接着就是返场,返场时白脸平头的队长出现了,在台口像哄小鸡一样又把我和丁红卫又从台口轰到了台上,队长的唐山口音真重,“再唱一段再唱一段。”那时,和我搭档的是这个男旦丁红卫,刘利华离去,女副替了几场,现在是丁红卫。丁红卫化出妆来也真漂亮,不知怎么就传了出去她是个男的,所以人们都要看他。再次退场,台下的人都涌了过来,要看丁红卫的那张脸。演出吃饭,吃饭演出,村主任一直都陪着我们。这次演出完,已经是后半夜,大家去村小学校去卸装,然后是吃饭。这时候那个红孩儿又出现了。村委会主任在跟队长商量一件事,居然是,能不能让红孩跟着我们去演出,不过是加一个节目让他背老三篇。我们才知道,去年红孩的父亲因为砖窑崩了被砸死了,村委会主任的意思是让红孩儿跟上去演出,去宣传大好的形势。

“这也是一条出路。”村委会主任说。

队长的嘴里慢慢转着一块馍,老半天才说,“那怎么行,宣传队里跟着个七岁的孩子。”

村主任叹口气,看一看站在一边的红孩儿。

“你他妈的要是七十岁就好了,谁让你才七岁。”村主任说。

我们吃饭,说话,外边下着雪,那些看演出的人还不散,趴在窗台上朝里看,我吃完饭,要出去小便,丁红卫也跟了出来,他跟在我后边说,“要是不回去我今天跟你一个被窝睡。”我说还有什么想法?“我建议你去跟猪睡。”我们去小便,马上又跟了不少人过来堵在厕所门口,这已经是后半夜。村委会主任也跟在后边,却把他们打散,说,“看㞗呢,看㞗呢,看得人家都溺不出。”我笑着,只觉脖子那里凉起来,雪下大了。

我们的车,离开白沟村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两点多,车慢慢开动,有不少人跟着。从白沟村出来,往东,要过那条河,河水早冻死了,过了河,上了坡,才可以把车开到土路上。人们把我们送到了河边,看着我们的车开过河,河水冻得真结实。连一点点响动都没有,回头看看,河那边一溜火光,人们还站着。但让人想不到的是车在上坡的时候,突然慢慢慢慢往下滑。“快下车快下车!”师傅大喊让人们快下车,车上的人,睡着的和没睡着的都赶忙跳下了车。那车一开始滑得很慢,是倒退,是移动,及至等到人们都下了车,那车才快了,朝下滑,刹不住车,我们眼看着车在下滑的时候碰了一下河边的石坡,然后,车用很慢的速度开始打斜翻倒,然后,在封冻的河床上快速地滑到了对面。站在河对面还没走白沟的人又都朝河这边跑过来,其中,还有红孩儿,小小一个人儿,两只眼里却有着热切的闪光。

黑暗中,丁红卫紧紧抓着我的手,我也抓着他的手。

那天晚上,躺在被窝里,丁红卫问我睡过塌鼻子没,我说放开手!丁红卫又说是我唱得好还是老塌唱得好?我说,“放开手!”

红孩现在已经四十多了,后来再见到他,他居然还一字不识。再让他背老三篇,他竟一句也想不起。他现在的工作是卖包子,在村口开了个包子铺,卖猪肉包子。

丁红卫这天在后台,忽然对我说,“我的裤带不行了,快借我裤带使一使。”我说裤带还有借的?“你借了我的裤带我系什么?”结果这天,丁红卫真的在台上把裤带给跳断了。从台上下来,我一看他的脸色就知道他出事了,好在裤子没在台上掉下来。丁红卫系的是一条牛皮裤带,是他父亲当兵时的一根裤带,他拿着那根断了的裤带在后台追着让我看,说,“你真是见死不救。”我说,“裤带还能随便借给人?”我不想再跟他说什么,我特别不愿意看到他当着人那个样。我一甩手走开了。丁红卫的父亲是京剧团的鼓师,我们这边唱二人台乐队没鼓师,把他父亲请来,居然也成。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京剧和二人台,那个鼓怎么打?我问丁红卫,他说他也不知道,他说他也懒得问他父亲,有时候他父亲还会给我们拉胡琴。拉胡琴的时候他的嘴总是动,随着节奏动,如果不让他动他就使不上劲了。我们总在旁边说“别动别动”。丁红卫的父亲就把嘴鼓嘟着,但马上他就憋不住了,“哈哈哈哈”笑了起来,说,“不拉了不拉了。”这天演出完,吃饭的时候我才对丁红卫说,“你也太玄了,把裤带都跳断了,要是把裤子掉下来我看你怎么办。”丁红卫已经不生气了,说这不算啥,“那边。”丁红卫一说那边我就知道他是在说京剧团,说他爸爸那边。丁红卫说“那边更热闹,演《红灯记》,李铁梅用劲太猛了,唱到‘咬住仇,咬住恨,咬碎了仇恨强咽下。’一用劲,把头上的辫子给拽了下来。”“后来呢?”我说。“就那么唱,手里拿着根掉下来的辫子就那么唱完。”丁红卫说,忽然捂着嘴笑了起来,这件事可真是太好笑了,想一想就让人笑。丁红卫的父亲是文艺兵,丁红卫的爷爷是唱评剧的,旦角儿,在他们老家那一带十分出名,名字就叫“小水灵”,后来调到这边的评剧团来当团长。丁红卫的父亲还是个美食家,会做菜,丁红卫拉我去他们家吃饭,那天是他的生日,丁红卫的父亲做了一桌子菜,我们去了五六个人,丁红卫的父亲在厨房里做菜,那天最好的一道菜也就是清蒸带鱼,我是头一次见那么大的带鱼。菜上到差不多的时候,丁红卫的父亲过来对我们说你们赶紧吃,凉了就不好了。我们就倒酒吃起来,吃得一屋子嘴响。后来丁红卫的父亲也过来和我们一起吃,我们夸他菜做得好,他喝口酒,吃口菜,抹抹嘴说这算什么,凤临阁的菜才做得好,凤凰趴窝。可惜那几个大厨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又说,这算什么,兴中轩的菜才好,红烧猪头,可惜那几个大厨也不知去了什么地方。丁红卫父亲说的这几个饭店我影影绰绰也像是听过,我问丁红卫的父亲,我说,“叔,这些饭店现在都在什么地方?”丁红卫的父亲说,“还在呢,就是‘工农兵一部’‘工农兵二部’,‘工农兵三部’。”我知道这几个叫做工农兵几部几部的饭店,我说,“还是原来的名字好,‘文革’结束了,老名字怎么还不叫回来?”一时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丁红卫的父亲便说饭店,把老饭店的名字一个一个都细细说来,原来都有极好听的名字。

“好听什么,都是四旧。”丁红卫的父亲笑着说。

“‘文革’都结束了,我看过去的名字还会给叫起来。”我说。

“是不是?”丁红卫的父亲看着我,倒好像我这里有什么答案。

丁红卫的父亲忽然来了兴致,从柜子里取出来一个锦面大相册,让我们看照片。他翻出一张合影照,像片里的人们都站在一个老建筑的前边,那个老建筑的门头上挂着一个金字大黑匾,上边写着“凤临阁”三个字。但我对这些忽然没了兴趣,我对照片上那个梳着两根辫子的小女孩感了兴趣,我知道丁红卫家里只有丁红卫一个孩子,但那张照片里丁红卫的父亲和母亲的中间怎么站着个女孩儿?

“这就是红卫。”丁红卫的父亲说家里小时候就把红卫当做小女孩养的,红卫小时候大病几次差点没死掉,庙里的高僧说,只有把他当小女孩养才会平平安安。

“那一年,就给他梳了两条小辫子。”丁红卫的父亲说,指着照片,说这身衣服是在庙里穿的才算数,进庙门的时候他必须是个男孩子样,进了庙门才把衣服换了,头发是事先留长了的,进了庙门就把辫子梳起来,进去的时候是个男孩子,出庙门的时候是个女孩子,这是个讲究,“也就是小鬼们以为红卫是另一个人了,从今往后再也不会找他的麻烦。”

“后来呢?”我说。

“后来果真就没事了,不再病了。”丁红卫的父亲说这真是怪事。

我还想看看那张照片,一个手指,忽然把照片中的那个小孩儿的脸给压住了,是丁红卫,他不让我看,看着我。

“有什么好看。”丁红卫说。

“老周怎么没来?”我问丁红卫。

“老周忙呢。”丁红卫说。

“这么大的带鱼,他误了。”我笑着对丁红卫说。

“这个老周,说好了他要来嘛。”丁红卫说。

老周是文化馆的笔杆子,那几天正跟着我们改剧本,跟我们吃在一起住在一起。老周说他会根据我们的情况好好儿来一个本子,让我们宣传队在这次汇演里拿他个一名二名。

……

王祥夫,1958年生,辽宁抚顺人。著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三十余部。作品曾获鲁迅文学奖、林斤澜短篇小说奖、赵树理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第二届中国民族美术双年奖、2015年亚洲美术双年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