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12年8月探访李瑛（右）时合影。作者供图 

在2019年岁尾，李瑛先生的大名和他的尊容、他的笑貌、他的声音、他的形象，竟然如此突出地闪现在我的面前。

近日，我著的《我与李瑛》由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50.7万字，622页。这是我的“文化名人书系”的第4本，在封面上是这样三行小字：

“李瑛在漫长的创作生涯中，给这个世界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篇。”

“正如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所说：李瑛属于战士，属于祖国，属于艺术。”

“半个世纪里李瑛给予我持续关注与厚爱，他是我永生难忘的良师益友。”

作者供图

这本新书里收入了我写李瑛的文章和日记中关于李瑛的部分文字，收入了李瑛在漫长岁月里（1965年1月至2018年12月）给我亲笔写的138封信的影印件和我对每封信的解说附注，还有李瑛赠我40多本书的书影及他亲笔的题签。

说来也巧，就这几天，我收到了李瑛的外孙女高盈寄来的两本李瑛的新书，一本是《献给祖国的歌》，另一本是《李瑛军旅诗歌选》，均是精装。两本书的特邀编辑均为高盈。在《献给祖国的歌》扉页上，高盈写了如下赠言：“这是我帮姥爷编辑的最后一本书，可惜姥爷生前只看到了样书，没有等到它出版，非常遗憾。现将书送给姥爷的好友胡世宗老师，留作纪念。高盈2019.12.5”。

《我与李瑛》这本书的目录、部分篇章，还有封面的样子，我都分别送请李瑛先生本人阅过，遗憾的是他未能看到这本书的出版。

把最美的歌儿献给我们的母亲——祖国

李瑛是我始终崇敬的诗人之一。他最早出版诗集《石城的青苗》（与人合集）时是1944年，才18岁。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无论从事何种职业，对诗“始终是怀有近乎宗教信仰般的虔诚和近似疯狂的热情”（《黄昏与黎明》后记），出版了诗集50余种。他的诗尤其是军旅诗，影响了一代写诗特别是写军旅诗的人；我在学校读书时就读到他的诗，穿上军装以后读得就更多了。

我与李瑛相识于1965年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会议期间，我第一次见到了李瑛。那时他不到40岁，他那严整的装束、炯炯的目光、谦和的微笑、文雅的谈吐，都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这种印象一直保持到今天。从此我们有了通信联系，凡他出版的诗集大都寄给了我。

后来我曾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帮助工作，与他办公桌挨着办公桌，在他的对面编了一年诗。我也曾多次到他家做客，这使我有机会更多地了解他。他文静而温和，阅世很深又平易近人。他随时同我就诗的题目零星地交谈，那些话我认为很重要、很宝贵，事后都千方百计追记下来。还记得1973年我出版第一本诗集《北国兵歌》之前，曾请李瑛审阅了全部诗稿，他于1972年7月9日夜写给我一封长信，谈了对我即将出版的诗集的印象，还有对我的期望和祝愿，密密麻麻地写了4页，我一直后悔，当时怎么没把他的信当作代序放到诗集的前面呢。

1984年夏，上级组织24位部队作家上老山前线，我是其中一个。我在前线生活了两个月，听到了枪声炮响，见识了流血死亡，回来写了一本《战争与和平的咏叹调》，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前，当时身为总政文化部部长的李瑛把书稿要去，在国庆节假期里，读了包括以前我写的许多诗作，给我写了7000字的长序：《爱，在这里燃烧》，李瑛讴歌前线将士的大爱，那是无比忠诚的对祖国的爱。

在这漫长的数十年间，我同李瑛保持着诗和友情的联系，他的诗和人格为我所崇尚。自从大学毕业走向火热的生活，他一直是纯粹的“业余作者”，他不像专业作家那样有较充裕的时间，但他始终锲而不舍地在诗艺的跑道上奋进。他珍惜属于他的每月每日、每时每刻，珍惜每一个黄昏、每一个黎明。他是很会抠时间的人，多年来始终保持着中午不睡午觉的习惯，别人午休时他看书写作。他在给我的信中曾说：“对诗的思考，我是只要有一分钟也总要想起它……”

生活的永动和时间的飞掠，真是到了一定的年龄才会深切地予以感受和体验。李瑛可堪自慰的是他没有浪掷宝贵光阴。他这样描述自己的性格：“我愿以自己为伴，我不喜欢参加有众多人的大聚会；我没有兴趣也无暇去看轻浮无聊、只能用以排遣时间的某些书籍和表演，它们对我毫无意义。我不愿在闲散和嬉笑喧闹中过日子，我喜欢安静和整洁，在安静和整洁的环境中思考，我从未感到寂寞和孤独。我不需要奢侈的生活和享受……”他安于清苦，只要有诗写、有书读，他便会觉得快乐和富足。

“诗人”就是“创造者”

李瑛经常强调，在希腊文中，“诗人”这个词的含义就是“创造者”。今天，我们的诗人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配享受这种祟高的荣誉呢？”

我觉得，李瑛是创造者。多年来，他苦心创造的诗的意境和诗的语言已经留存在众多读者的心中。1963年出版的《红柳集》， 1973年出版的《红花满山》，1980年出版的《我骄傲，我是一棵树》， 1982年出版的《南海》， 1992年出版的 《山草青青》， 1995年出版的《生命是一片叶子》，1998年出版的《黄昏与黎明》，2001年出版的《倾诉》，2013年出版的《比一滴水更年轻》，2017年出版的《诗使我变成了孩子》，都可称作诗的精品。

数十年来，李瑛心怀着祖国，始终追赶着生活的大潮，他说：“一个落后于生活的人，犹如一名掉队落伍的士兵。”岁月可以让人前行的年纪渐行渐老，可是诗人的诗心却应该永葆青春。李瑛说：“我不大顺从岁月的冲刷，始终保持着自己的一片童心。”

李瑛曾较为专注地访问了新疆、云南、甘肃、陕西、西藏等我国西部及西南部的广大地区，先后写出了《戈壁海》、《黄土地情思》、《红土地之恋》、《漓江的微笑》、《祁连山寻梦》等一些较大的组诗。只有3户人家的残壁旁那几棵苦命的葵花，映入了诗人的视线，成为了诗人借以抒情的物件。诗人把葵花称做“太阳的孩子”，在以这个称谓命题的诗中，诗人从日落写到日出，写葵花从垂下头颅到更高的扬头。风的撕扯，沙的击打，云的狂卷，都不能阻止它们坚强的挺立，都无法掩饰对生的执着和信念。在日落的时候，它们成为孤儿，但它们并不消极，它们深知自己的使命：给人家以温暖，给孩子们以安慰。它们本身就是“孩子”，它们是“太阳的孩子”。在日出的时候，它们受到太阳的抚慰，它们向太阳扬着头颅，它们的根却深扎在大地上。这就是诗人给我们描画的西部荒原上的一种形象，这是充满生气的形象，这是充满寓意的形象。

李瑛在乌蒙山中写出了《我的另一个祖国》，他看到了“低矮的茅顶倚着坍塌的土墙/一户户相拥相挤的苦人家……”他们过的“日子沉重得像石头”，这是我们的诗人李瑛发现的另一个祖国，这里艰难地生活着需要精准扶贫的一部分好老百姓啊！他发出了“我的艰辛中成长的祖国啊”的感叹和呼唤。他没有忽略那些“饥饿的孩子们的眼睛”，没有忽略“石头般贫困的小村”，他说：“自从我走进你/我的心变得比石头更沉重/难道你不是我的另一个祖国？”

这样的诗，在李瑛的诗中是不多见的，但他真诚的诗心看到了前进中祖国的另一面，他痛心疾首地呼吁改变。他说：“一个诗人不仅是美的代表，同时还应是而且首先还应是真实的代表。一个诗人应该成为一个种族的触角，任何时候都不应淡化自己作为社会良知的声音。”

我的激情，至今都是敏锐的

至今我手上保存着李瑛从1965年1月到2018年12月这半个多世纪时间里给我写的138封信的原件，对于我，每一封都是那么珍贵，李瑛在这些书信中，谈及诗歌，谈及文坛，谈及人生，谈及社会和时代，它们是诗人私下里表述的真实的思想，也是我们之间友情的见证。比如，1976年周恩来总理逝世后，我把我写的一组在人民日报文艺部内部小范围怀念总理的会上哭诵过的《痛悼敬爱的周总理》的诗，捎给李瑛看。总理是1976年1月8日逝世的，我在1月12日写出这组诗，李瑛看过后，于1月18日给我写了信来：

世宗：

在悼念总理的悲痛中，读了你让我看的几首诗，觉得写得很不错。诗有真挚的感情，有情有景，情景交融，说出了大家想说的话，表达了共同的感情。各诗所取角度也好，还有一点就是它们都较简洁。我想这些诗，你虽写得很仓促，但却写得很好，可能就是真正发自内心，真正是用自己的心在写诗，所以笔尖上流出的就有很高的温度和感情了。读了它们，感到欣慰。

这组诗，比过去我读的你的诗觉得很好，是你的大进步。祝贺你的成绩。虽然这组诗报刊均不能发表，但就像你说的，发表在我们心上吧，发表在敬爱的总理灵前吧！

我在稿面上，用铅笔注了一些词句上的具体意见，供你参考。另，我想，如果能在写悲痛中，再加一些悲痛化为力量，或者单写一首表现我们的人民在巨大的哀痛中决心实现总理遗志的更昂扬、更有力量感的诗，就更好了。匆忙写来，不知当否。坦率直陈，请姑妄听之吧！

李瑛

1976.1.18夜

我这组诗中，有《十里长安街》《深夜的广场》《旗杆下》《一辈子的眼泪》《朱老总的告别》《五大洲的悲风》《用血写诗的人》7首诗，写于北京天安门广场。当时李瑛写出了《一月的哀思》。粉碎“四人帮”后，这组诗经阿红之手连同李瑛的两封信一起编发在1979年1月号的《鸭绿江》杂志上。

我曾多次拜访李瑛先生，2016年5月，是我最后一次探访李瑛先生。这个住所依旧，但对主人来说，却发生了巨大的令人感伤的变化，李瑛那位做外文杂志编辑的夫人冯秀娟及其诗人女儿李小雨都已离世！

这个房间里有小雨生前的一幅较大的照片，镶在一个镜框里，女儿默默地陪伴着她亲爱的老爸。我在李瑛为悼念亡妻和小雨写的情意深深的诗中，体察到诗人李瑛刚烈性子中无限的柔情，也品味到了他柔情中孤独自语中难得的坚韧。

李瑛坐在他固定的座位上，是半高的小靠背椅，不是沙发，沙发太矮，在太矮的沙发上坐下后老人起身可能会困难一些吧。

李瑛说到给我寄出的两大本《李瑛诗歌研究文选》，这是从600多篇能找到的评论文章中选出的，他告诉我说，选了我于不同年代所写的4篇。他说，刚寄走这文选，便收到了我寄去的两本重走长征路的书。他说：你年富力强，身体又好，写东西很快。他还说到1984年我们一起去老山的事情。

我说我看到他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上发的大块组诗，他说这两家报纸分别都发了两次他的组诗。他说到自己的作品，人们关注的大都是他的军旅生活的诗歌，而他退下来这些年，写得更多的不是军旅诗，更多是写祖国山川，写爱情，写家国情怀，写世界和平，写大自然。对这些作品人家关注不多。包括这两大本文选，多是评论他的军旅诗的。李瑛说，后面的诗占了他整个创作的三分之二，甚至还要多，特别是退下来后的写作才更成熟，见识才更辽阔，思考才更深邃。

李瑛说他从《静静的哨所》《红柳集》开始写军旅诗，最后的军旅诗是《在燃烧的战场》，那是1979年自卫反击战。之后1978年去西沙，写《南海》。我与李瑛先生一起回忆了南海西沙，因我1980年也去了南海西沙7个有人的小岛，我们说到永兴岛、中建岛、琛航岛、珊瑚岛、甘泉岛、鸟岛、东岛。李瑛说，他曾到过深航岛上的烈士陵园，我说我在那座陵园看到在石碑上摆放着一只鲜橘。

《在燃烧的战场》写的是最后一部分军事题材诗，在这之后，李瑛觉得自己原先熟悉的部队发生了很大变化，战士也变了，与他认识的那时的军队成员不同了，作战方式也不同了，武器装备也不同了，战士的情感也不同了，他发觉自己不熟悉他们了，就不再写军事题材的诗了。李瑛明确坚定地说：写作一定要写自己熟悉的，对祖国的爱不会稍减，献给祖国的歌不会停顿。

那次我去拜访他，我们紧挨着坐着，不断地紧握着手。虽然是90岁的高龄了，但我觉得他一双大手很有力。我们告别时，李瑛要送我，我推辞，他还是送到了电梯口。我一直记着他说他的思维并未停止，一直是活跃的，但手抖，写字写不了，太费劲了。他自信地说：我的生命，我的记忆，我的激情，至今都是敏锐的。

如今，李瑛先生已永远地告别了这个世界，但他留给这个世界的诗，特别是献给祖国的歌，依然回响在人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