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15年1月19日至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调研时指出：“希望云南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闯出一条跨越式发展的路子来，努力成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谱写好中国梦的云南篇章。”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对云南工作“三个定位”以及云南作为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主阵地，2018年，由云南省委宣传部组织，云南作协具体实施，邀请全国知名作家陈应松、葛水平、徐剑和曾哲到云南进行历时一年的体验生活、深入采访，分别完成《山水云南》《同心云聚》《云门向南》《经纬滇书》4部重大现实题材作品，其中《云门向南》为徐剑、一半合著。

参与该项目的作家践行文艺工作者增强“四力”的要求，遍访云南，走入“万绿之宗”、生物多样性密集的高黎贡山区、西双版纳地区，藏区香格里拉，边境口岸瑞丽、河口地区，实施整族帮扶整乡推进的独龙江和革命老区乌蒙山片区，收集到大量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手材料，以新时代文艺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完成4部作品创作。为此，2019年12月27日，中国作协创研部、云南作协联合在京举办了“云南重大现实题材作品”研讨会。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邱华栋、云南作协主席范稳出席会议。研讨会由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副主任李朝全共同主持。

邱华栋回顾2019年到访过的扶贫攻坚现场：湘西十八洞村、吉首、凤凰，甘肃临潭、天水，广东清远……这些边远地方、山乡村寨与他之前的印象大不相同，其中很多地方是他还在当记者时去过的，如今早已变了模样，“你很难想象这些过去荒僻贫困的地方经过巨大的努力如今发生的变化”，当他带领作家走进中国作协对口帮扶的甘肃临潭县山村，一行人受到不小的震撼，粉墙黛瓦的徽式建筑掩映在烟雨林雾中，恍惚中让人以为自己正置身江南。一次次行走中他切身感受到“作协和作家能够参与到国家这样一个伟大事业中，并作出自己的应有贡献，这是新时代文学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由此他真诚寄望与会研讨的作家作品“有各自出发的地方，也有各自抵达的收获”。

范稳认为，参与创作的5位作家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作家的社会责任，他们多次往返于云南各个地方，不辞辛劳、跋山涉水，深入到城镇村寨、田间地头、工厂工地去感受云南边地生活的火热现实。边疆民族地区的生活现场深深感染了他们，使作品富于发现和创造。5位作家的创作是文学介入现实生活的重要实践和收获，折射了在全国“脱贫攻坚”伟大进程中的云南路径和云南篇章，为重大现实题材文学创作作出了探索，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社会影响。

研讨会上，胡平、张陵、梁鸿鹰、贺绍俊、李一鸣、王山、杨晓升、李云雷、刘大先、傅逸尘等评论家深入探讨了5位作家此次在云南重大现实题材作品创作中的探索和突破。

《山水云南》书影

《山水云南》：纳入生态观是未来文学创作重要的价值取向

彩云之南，万绿之宗。作为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云南有“地球动植物最后的诺亚方舟”之称，生活在这里的各族人民有着世代相传的生态信仰。尽管书作者陈应松由于身体原因未能到会，但他创作《山水云南》带来的思考和启示仍然成为研讨会上的焦点。

前有“神农架系列”、《森林沉默》等作品为基础，陈应松独具荆楚文化底蕴、彰显承自屈原瑰丽恣肆文学传统的创作风格很久以来吸引着李云雷的目光，“用这样一种风格如何写云南的山水，这是我特别好奇的。”李云雷注意到，作家着意收敛了以想象见长的抒写风格，转而代之以更加贴近现实的笔触，写云南具体的山水。在李云雷看来，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策略调整。

1969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中，胡平有河北、东北、云南三个去向可以选择，而他毫不犹豫地选了云南。至今，他仍视云南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回想个中缘由，他认为与当年看描述西双版纳美丽神奇的人文地理环境的纪录片有着深刻的关系。云南，对一代青年来说，是深具吸引力的秘境，无数人当初义无反顾地选择那里度过珍贵的青春岁月，在如今的胡平看来不失为一种“自然的选择”和“生态的选择”。陈应松书中写到的很多地方胡平都去过，阅读的过程让他自然地回忆起很多往事。亲身经历的过往和书中对故地现实的呈现交织重叠，形成强烈的对比和冲击。下乡的年代，响应号召砍伐雨林种植橡胶林，当时还没有明确的环保意识，人们只是本能地感到心疼。改革开放以来，尤其今天，环保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与之相适应，文学言说的疆域也在改变，如今，以生态为背景，除人类自身利益以外，以更广泛的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文学创作得到越来越多的提倡。胡平认为，“是时候抛弃过去那种人定胜天的狂妄愿望，通过文学作品追求人对自然的保护和对生态平衡的恢复与重建。这应该成为未来文学重要的价值取向。生态文学不能光写成绩、变化，生态文学也要观照历史，要书写人类观念的变迁”。李云雷同样持此观点，他认为如何呈现给读者真实的历史进程以及作家所能接触到的复杂图景是当下创作应当深思的问题。

《同心云聚》书影

《同心云聚》：打破文体界限，独到视角探寻巨变背后的风景

读《同心云聚》，傅逸尘最突出的感受是报告文学写作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过去人们普遍认为报告文学写作有两个参照系，一个是注重主观体验表达的小说、散文，另一个则是追求客观真实的新闻报道。报告文学写作在这两者之间寻找自身的定位。近些年，一方面文体的界限在逐渐模糊，另一方面创作主体对报告文学这一文体的写作也存在诸多的焦虑和不满足，并且主动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尝试和探索，报告文学原有的规则和界限也在改变、扩展。

作为一名山西作家，葛水平对于云南少数民族边地风俗和生活经验有一个由陌生到熟悉的过程。傅逸尘注意到，这个采访的过程相当扎实，具体体现为作家“进入”描写对象，作品叙述更多的是直接叙述或引述，而较少对自己生活经验及情感的表达。作家几乎从当地每一个少数民族、每一个地域中选择了比较有代表性、有特点的人物来写，他们虽然来自各行各业、拥有不同身份，但也有显而易见的共同点，他们都是生活中的普通人。由此，作品呈现给读者的是“硬碰硬的”、能够直接进入到普通人生活经验里去的一种表达样貌。或者说，作家刻意选择了一个“被动接受”的视角，书写民族地域一部分族群在发展过程中发生的变化和所承受的东西，“这是一个很独特的视角，像一面镜子一样呈现给我们镜像：从小人物的具体生活当中，看到大的时代的变化和历史转折”。除此以外，傅逸尘认为作家还采用了文化人类学的视角进行写作，“细致入微地描写了各民族生存生活状况、社会经济发展、民风民俗演变。阅读中，语言、文字、服饰、宗教信仰等等大量绵密的历史信息扑面而来”。边地社会在物质条件极大的改善过程当中，既存在着发展，也存在着失误，甚至一些“经历消亡重新再寻找的过程”，通过采取这样一种“文化的”视角写作，而不直笔写扶贫，使读者自然而然了解到“社会发展进程中巨大的裂隙是如何被填补上的”。

到过云南多次，梁鸿鹰印象最深的是2017年的一次调研。所到之处，他无时无刻不感受到云南人要改变家乡面貌、投身国家发展进程、打通与外部世界联系的雄心壮志。

时隔两年，读到葛水平的《同心云聚》，他为之前的直观印象找到了依据。云南边疆安定团结的氛围是经受过现实考验的，甚至有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因此这份祥和进取不是脆弱的，而是牢不可破的。葛水平的写作富于女性的柔和与感性，这次创作《同心云聚》无疑是她走出“创作舒适圈”的一次尝试和探索。

在梁鸿鹰看来，这次写作颇具难度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对政策性的把握。民族团结的局面绝不是简单地靠硬性规定或者体制上的改变所能达成的，巨变的发生往往依靠的是成功的文化影响，而文化化人的过程是潜移默化的。通过大量调研和采访掌握的一手数据和资料，让作家仿佛化身经济学家、统计学家、社会学家，把她一路走来所见证和感悟的东西通过文字表达出来。随着故事的深入，读者领略到的绝不仅仅是巨变这个既定结果，更多的是跟随作家的讲述了解巨变发生背后的原因，看到云南发展前进的动力、党和国家付出的努力，至此方能理解巨变的发生必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凝聚着政策和民心，与这片红土地期待的诉求深刻契合。

梁鸿鹰现场朗读了作品第83页作者的一段议论：“这个社会中的普通人是一些知足者，在平凡俭朴的事物当中获得幸福……”他认为书中这样看似朴素琐碎的笔触不在少数，而这些细碎悠长的议论恰恰是于事实当中收获的生活真谛和富有智慧的勉励。事实上，作家举重若轻地与读者分享了她深具思考的发现：哪怕政策再好，如果不能唤起人们内心普遍存在的对恒常幸福的追求恐怕都将失之于苍白。字里行间，作者并没有生硬地阐释“天人合一”等传统观念，而是不遗余力地讲述彝族刺绣、扎染、制陶等民间手工艺，细致入微地描摹左脚舞、茶农劳作等活动日常。梁鸿鹰总结作品成功之处，认为这本书用扎实的细节和饱满的叙述为探寻云南传统文化和多民族人民恒常追求背后的东西作出了探索，“它不仅是共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一部简史，同时也是一部人心史和情感史”。

《云门向南》书影

《经纬滇书》书影

《云门向南》《经纬滇书》：担当使命，重新认识主题写作

读徐剑和一半的《云门向南》，刘大先脑海中思考的一个关键词是“主题写作”。在他印象中“主题写作”或者“主旋律文本”经常处于“写作鄙视链”中比较低的位置，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事实上，现代文学以来，基本上所有的文学其实都是理念先行。理念先行跟概念先行是两码事，新文学以来的文学，一定有一个有目的或理想，或者说由一个主旨或追求统摄全篇，而不仅仅基于纯粹个人化的移情审美，写作一定跟所处的时代、社会，以及国家战略方针的规划密切关联，这是现代文学的一个基本诉求”。

回到文本本身，刘大先认为《云门向南》书写的主题比较抽象——云南已经成为我国一个向南亚、东南亚辐射的中心。同时这个主题涵盖的范围特别广泛，包括云南的特产、边境贸易，航运等等，如何将如此抽象而广阔的主题结构实现为一个形象化的文本，作者采用了“有我”的写作策略，通过写作者与当地人之间的互动，带来一种“现实感”。刘大先进而分析，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仅体现为在政治和经济上如何辐射、联动，最重要的内涵是“树立中国话语、中国价值”，用文化和价值观影响他者。而这一宏大主题的落地是作家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人和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来讲述的。

“作家非常巧妙地表现了云南在经济建设大格局中凸显的‘一带一路’战略”，张陵评价《云门向南》的阅读体验好像在读游记散文，作家仿佛信笔游缰，谈古论今、感怀山河大川的笔墨俯拾即是，仿佛作家走到哪里写到哪里。而这些看似信笔铺设的一个个细节，恰恰共同凝聚为对云南人民生活最生动的连接，进而是对“一带一路”战略充满诗意的注解。

李一鸣赞同《云门向南》克服难点、较好地把握了弘扬主旋律和文艺创作的关系、思想精深和艺术精湛的关系，他称阅读过程是一次“达致心灵的体验”。他认为，作品展现了“有视野的写作、有张力的写作、有诗情的写作和在场的写作”，这样一部文学创作所呈现出的真实感、历史感，作家创作力的“拓展之美”和语言的“浓郁诗意”都给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经纬是秩序，是条理，也是线索。作家曾哲在云南从2019年5月至8月的奔波采访线索变成了经线和纬线，经纬交汇编织，精准标记了一个个脱贫攻坚的故事。书中写到的几十位“老乡”是由作者从滇西北到滇东北，从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的西畴县到大理白族自治州的洱源县、临沧的沧源佤族自治县采访的51个人物中精选出来的。 这种采访实录的写作方式在贺绍俊看来是“下了苦功夫”的，可以看到作家拉近与受访者距离的努力，“比起采访，作家与受访者的接触更像聊天，不做过多加工，最大限度真实还原扶贫现场和扶贫对象，非常生动、真实”。

贺绍俊认为朴素的写作风格和品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作家对所肩负使命的认知，“主动参与到反映宏大主题的写作中来，体现了一个时代作家的觉知。但作家留下的不应是一份枯燥的历史档案，文学通过作家写作留给世界的应是一份饱含时代情感和人性温度的历史档案。若干年后，当回头来看今天扶贫攻坚这样一个大工程，我们可能从别的历史资料中得到一些数据和对历史规律的总结，但了解当时的人心，体会人们的情感变化、精神状态恐怕只有通过读这个时期作家所写的作品才能实现”。

杨晓升和李朝全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经纬滇书》中的一个细节，作家在书的结尾处列出了为扶贫攻坚献出宝贵生命、因公殉职的73位逝者名录。杨晓升认为，作家把人的情感、思想、行为方式和为了摆脱贫困所做的种种努力客观生动地呈现了出来，“虽然我们生活在和平时期，但仍然存在为了人民利益的悲壮牺牲，以列出名录的方式向这些当代英雄致敬是很震撼的，他们所做出的一切完全值得作家们去书写”。

书中有一个人物给李朝全留下深刻印象，他是在走访建档立卡贫困户途中遭遇交通事故、因公殉职的云南昭通大关县玉碗镇扶贫干部王文贵，“在一个孩子眼里，父亲经常惦记的事是下乡，所以当别人告诉她爸爸去世了，躺在那里，孩子的直觉反应是‘躺在那里是假爸爸，真的爸爸下乡去了’……这就是文学，在我看来，这样的人和事都是文学应该表达的”。（文/中国作家网 杜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