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

外祖母弥留之际，气若游丝，久久咽不下最后一口气。我感觉到，她抓住我的手一直不想松开，仿佛我是个救命稻草。母亲逮住我的另一只手，用力摇晃着，焦急地对我说：“春儿，快答应你姥娘！你快答应呀！……”

我鼻子一酸，眼中含泪，伏向外祖母的耳边，大声道：“姥娘！您放心走，我就是豁出去不当这个县长，也要帮您置办好！”

此言一出，就见外祖母嘴角绽放出一个笑纹，一口气呼地扑出来，撒手去了。

她扑出最后一口气的当儿，母亲下意识地拽了我一把——当地风俗，让死者最后一口气扑到脸上，不吉利。但我不怕，在这个世上，姥娘是最疼我的那个人，她不会给我带来霉运。母亲见我愣着不动，伸手往我脸上胡乱抹了两把，然后大声哭起来。哭声瞬间笼罩了整间屋子。

这几年，外祖母没少跟我唠叨，说她只有一个心愿——死了后，不火化。

“你可不能把俺化了。俺化成灰，变成烟，你姥爷他到哪儿寻俺？”她说。

“姥爷不也化成烟了吗？正好你们飞到天上相会嘛。”我逗她。

“那可不行！风一刮不就没影了吗？”她有点急，愁眉苦脸的。

我不吭声。她更急眼：“春儿，姥娘就这点心事，你答不答应？”

一开始我以为她说着玩儿，后来才意识到她是真的那么想。在普遍火葬的今天，由于我是分管民政的副县长，若想办，倒也不是太难。但那样办，显然是不合适的，她可不是许世友。

以前只是说说，现在难题来了，不想解，也得解。我在母亲和姐姐的哭号声中，呆愣了好一阵，然后躲到一边，打了几个电话。半个小时后，火葬场的李厂长亲自带着两个工人，开来一辆殡葬车，把穿戴一新、余温尚存的外祖母的遗体收走。

第三天的上午，在县城东郊的殡仪馆，举行了一个简短的告别仪式。外祖母虽然是个农妇，但在本县颇有名望，虽然没发讣告，这天倒是来了不少人，当然很多人是冲我来的。按照中央八项规定要求，我严令家人，不得收任何一份礼金。仪式结束后，火葬场的李厂长当着众人面向我汇报说，夜里火化，明天早上一上班可来人领取骨灰。还领我去一旁的橱窗挑选了一个中等价格的骨灰盒。

当天深夜，月黑风高，我亲自押着一辆农用车来到殡仪馆，车后斗上，帆布下面盖着一具棺材。两个殡葬工拉开巨大冰柜上的一个大抽屉，把外祖母硬邦邦的遗体挪进棺材。农用车人不知鬼不觉离开殡仪馆，开向六十里外的杨家湾。车子没有进外祖母的家门，而是直接开到坟地，六个精壮的小伙子已经挖好墓穴，车停下，人们默默地把棺材落下，深埋，填实，平整好，尽量不露痕迹，然后悄悄离开现场。

次日早晨，按照预先设计好的剧本，我又坐小车赶回殡仪馆取骨灰，同时带走一张火化证，有了这个东西，便可遮人耳目。

接着便是出殡。外祖母没有儿子，只有我母亲一个闺女，按照杨家湾一带的风俗，捧骨灰盒摔老盆的重任，自然落到我身上。这个时候我不再是副县长，而是逝者李慧芬的外孙，葬礼上唱主角的人。外祖母在杨家湾的威望是历史形成的，无人能出其右，所以全村的男女老少差不多都来了，场面异常的隆重。我捧着骨灰盒——里面当然没有骨灰，装的是外祖母院子里的泥土——在孝幡的引导下，于响亮而混杂的哭声中走向坟地，把骨灰盒放入一个事先用青砖水泥砌好的小墓穴里。主持葬礼的知事人拖着长腔，有条不紊地指挥着丧仪的流程。我看到一块青石板盖上骨灰盒，然后是黄土迅速堆起来，掩盖了一切。

只有少数几人清楚，骨灰盒下面，才是外祖母真正的埋身之地。

下午两点多钟，打发走吃丧饭的父老乡亲，我一个人走出村子，沿着坑坑洼洼的小路，走向外祖母的坟头。此时，阳光晃眼，白云悠悠，青山含黛，峡谷里一片沉寂，远处偶尔响起一串串老牛的叫声，飞向空中，然后在山间回荡。

外祖母的坟茔，紧挨着她公公婆婆的合葬坟。山里土地稀缺，各家的坟地都设在不能耕种的荒坡上，坟头也都起得很小，像一个个没发好面的黄馒头。我在外祖母的坟前立住，双膝一弯，先磕了三个头。这几天像打仗一样紧张，脑子木木的，我竟然没有生发出足够的悲伤，甚至没怎么流泪，深感对不起生前无比疼爱我的外祖母。我在心里默默请求她老人家原谅我。

我外祖母李慧芬生于一九二一年，她活了九十五岁。坐在她的坟前，历历往事在我的眼前开始浮现……

2

她娘家在山那边的李家湾。李家湾和杨家湾一山之隔，分列在牛头山的两侧，都藏在大山深处，两村之间有一条羊肠般的盘山小路相连。她家是李家湾首富，家里开着油坊，雇好几个长工，另有二十多亩良田，八间青石瓦房，三匹大牲口——这份家产在当时当地是很显赫诱人的。而她后来的男人，也就是我的外祖父家，在杨家湾只能勉强算个小富农，或者是中农，三四亩薄田，三间石头房子，也就是温饱而已。

若论相貌，她是很出众的，高挑个头，大脸盘，白净面皮，腰腿都很瓷实，人也落落大方。唯一不太好的，她是个小脚——可在那时，小脚是金贵的，大脚女人还不好嫁呢！人们不喜欢小脚，厌弃它，那是后来的事。

也许还得点明一条，她是家中的独生女。很显然，谁要是娶了她，那便是不折不扣的人财两得！

按现在的说法，她是个白富美。因此从她十四岁起，上门提亲的人，就没断过。但是几年过去，来提亲的人几乎踏平了屋门槛，她还是一个也没瞧上。眼看过十九岁奔二十，快熬成老姑娘了，她爹妈着急起来。

她提了个条件：不图他家富贵，只求他是个读书人，知书达理。她这是跟她爹怄气呢——小时候哭着闹着要读书，她爹李三旺就是不同意，说女孩子读书有啥用？白糟蹋钱嘛！女娃娃抛头露面的，也不好。因此死活不同意她进学堂。后来年龄一大，再想进学堂，自己都不好意思提这事了。

“俺这辈子，最大的遗憾事有三个：一是不识文断字；二是缠脚；三是生了你妈。”她这样对我总结。

前两个可以理解，那么第三个，为什么也成了缺憾？这个我后面再讲。

她那个要求按说不算过分。李三旺四处打听了一下，周围几个村落，真正有文化水儿的适龄男性，很少，顶多是上过一两年私塾。这显然不符合她的要求。

只有杨家湾杨厚良的儿子杨敬堂，比较合适。杨敬堂在县城上中学，年龄比她小三岁。过去都讲，女大三，抱金砖，这个年龄差别，再好不过。不妙的是，杨家家境太一般，无法跟李家比。好在她爹逐渐想开了，只要对方人好，穷就穷点吧，反正李家的财产够他们吃用的，闺女同意就行，赶紧打发她出嫁才是王道。尤其这当口，听说日本人已经占了县城，说不定哪天进山来，见了黄花大闺女，还能有跑？

她爹最担心杨家人品不济，便多了个心眼。某一天他换上一身破旧衣裳，扮成个要饭的，拖一根打狗棍，一瘸一拐来到杨家湾，打探着来到杨厚良家门口，敲着破碗讨吃的。杨家的大门开了一条缝，一个矮小的中年汉子探身丢给他一个玉米面窝头。这人自然是杨厚良了。他还是不放心，干脆一骨碌躺地下，哎哟几声，装作昏过去。那杨厚良反身回屋，取来一瓢热水，喂他喝下。他这才放宽心，坐起说，老杨，俺是李家湾的李三旺。

李三旺的名头，杨厚良当然听说过，可以说如雷贯耳。杨厚良一时搞不准这姓李的财主玩什么把戏，便愣在那里。李三旺直截了当地说：老杨啊，咱两家结亲家，你不会不干吧？

当天，两家就换了帖子。

3

一九四〇年春天，农历三月初五，我外祖母李慧芬与杨敬堂拜堂成亲。杨敬堂遂成了我外祖父。

杨厚良怕儿子拒绝这门亲事，一开始没给他挑明，只是往县城中学捎了一封信，说是他娘病了，让他务必回来一趟。县城离杨家湾六十多里，山路难行，要走整整一天，平时杨敬堂一个学期只回来一两次。

杨敬堂接受过新式教育，都以为他会强烈反抗这门封建婚姻。但是他没有，或者说他并没有明显的抵触情绪。也许一开始，他心里是不乐意的，可是等到揭开李慧芬的盖头，看清她的模样，他就认了。可以肯定，他对她的相貌应该是满意的。他唯一失望的地方，是她的脚。外祖母记得很清楚，他的目光躲躲闪闪扫到她脚上时，明显皱了下眉头。

他的长相很有特点，方脸盘，小眼睛，高鼻梁，尤其是那大嘴巴，快要扯到耳朵根，耳朵是招风耳，薄薄的，似乎是透明的。他的个头约莫比新娘子还要略矮一点。他脸上好像还有几个似明似暗的麻点。说实话，美丽大方的外祖母对新郎官的长相，并不满意。因为她看中的是他的文化，所以也就不计较这些了，而且这时候说啥都晚了。

李三旺在女儿的嫁妆上，给足了男方家面子，他卖掉自家的六亩良田，用这些钱在杨家湾置换下六亩新地，娶亲那天，亲手把新刮刮的地契交给女婿。除外还有一匹健壮的毛驴，更不用说那些新做的日用家具和被褥衣物，整整雇了十八个青壮小伙抬过来，俗称“十八抬”。这规模，在杨家湾，可以说前无古人，杨厚良夫妇的面子大上了天。

后来外祖母常常念叨：“俺可不是白来吃饭的。”那意思是，她的身价可不低哪！

外祖父真的会心甘情愿和她入洞房吗？我一直怀疑这事。

“你们那晚……睡一张床上了吗？”趁她高兴，有一回我问她。

“那时节没床，俺们都睡炕。炕洞跟锅灶连着，冬天可暖和啦。”

“我是说，你们……那个了吗？”我不管不顾，打算一竿子问到底。

“什么那个？”

“就是……嗨，就是一块睡了吗？”

“你个小兔崽子！没睡一块，你妈打哪儿来的？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她有点恼，使劲拍了一下我的脑袋。

“我只想知道，结婚那天晚上，你们谁主动的……”我不依不饶。

她愣了好一阵，似乎沉浸到对往事的回忆之中，半天才讷讷道：“你姥爷，他是个洋学生，他可不是粗人，那年他多大？才十六岁，说起来还是个毛孩子。所以哪，俺们说了半晚上话，东一句西一句，有一搭没一搭，谁也没碰谁……天快亮时，熬不住，迷迷糊糊都睡着了。”

很显然，新婚之夜，他们没有做爱。但是一个细节说明，姥爷并不厌烦她，因为他们说了半晚上的话。

在家待了一阵子，外祖父提出回学校看看，毕竟还没毕业。她同意，他爹坚决不干，因为鬼子已经进了县城，开始四处抢掠，他爹怕他回去有危险，每天都暗中盯着他，不许他离开村子半步。他也是想得通事理的人——既然鬼子来了，在他们刺刀下读书，还能有什么出息？因此他也没再坚持要走，而是安心待在家里，一日三餐过日子，翻翻书，写写字，或者跟他爹到田里干点庄稼活。

那当口，城里兵荒马乱，大山里的日子倒很安静，令人羡慕，似乎鬼子都嫌这地方兔子不拉屎，迟迟没来照面。不少城里人进山躲祸，把鬼子在山外的暴行说得更是骇人，山里因此成为风水宝地。

鬼子嫌山里穷，有人不嫌——到了那年春末夏初，麦梢发黄时，一支八路军的小队伍来到杨家湾安营扎寨，他们挨家挨户动员青壮劳力参军入伍。外祖父是个有文化的人，身体健康，队伍上的人对他格外感兴趣，三天两头来人做工作。

外祖母后来不止一次地对我念叨，她的命运，他的命运，一家人的命运，甚至两家人的命运，就是从那一刻开始转变的——如果八路不来，他们也许就这样过一辈子啦！

人们从文艺作品里经常看到踊跃参军的场面，其实大多数时候并不踊跃，甚至不少人想办法逃避，毕竟当兵扛枪要打仗，要死人，脑袋整天别在裤腰带上，有几人能够潇洒？所谓不怕死，都是给逼出来的，不逼到份上，哪有不怕死的？人的觉悟，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也都是给逼出来的，或者说给激发出来的。

八路的人频繁上门，首先杨厚良非常抵触，他只有敬堂一个儿子（上面有两个姐姐，都已出嫁），当然不希望他当兵离家。但人家背着枪上门，杨厚良当面不敢说啥，背地里一遍遍叮嘱儿子，千万不能松口，否则他就不认这个儿子。为此，他甚至装病，八路的人一来，就躺到炕上唉哟哟地叫唤个不停。

问题是，杨敬堂渐渐动了心，他做新媳妇的工作，说自己到县城读书，就是为了走到山外面去，在这大山里生活一辈子，能有什么出息？顶多像你爹一样当个小财主而已，我不稀罕。现在书读不成了，跟上队伍走，是个多么好的机会！当兵就要打仗，打仗就会死人，这是免不了的，但是国难当头，男人不能贪生怕死。

他不但自己动心，还想动员她一块走。悄悄问了问队伍上的人，小脚女子，行军不便，人家不要，可以进识字班，还可以参加妇救会，筹军粮做军服，等等，支援队伍，在当地发挥骨干作用，也挺好啊。

男人要走，她就是想拦，也拦不住。公公仍然是死活不松口，说你个孽子，不要祖宗是不是？你若死在外面，杨家连一个根苗都留不下，咱杨家就成绝户了，俺怎么去给祖宗先人交代？

杨敬堂还算个孝子，他爹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他也就没再坚持。八路军不像国军，不抓壮丁，不硬来，入伍靠自觉。杨敬堂是家中唯一的男丁，这个因素也要考虑，尤其家长极力阻挠，他们对杨敬堂逐渐失去兴趣。杨厚良盼着八路快快走人，他们一走，就平安无事了。

4

这当口，冒出一件事，使那件本来压下去的事端再起波澜。

“俺怀上了。你妈来得真不是时候。”外祖母说，“你妈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时候来了。”

媳妇有了喜，杨敬堂便又动了离家的心思——即使自己真死到外头，好歹总算给杨家留下一棵根苗，这便等于摘掉了不孝的帽子。端午节那天，他陪媳妇回娘家，李三旺因为女儿有喜，非常高兴，热情有加，劝女婿喝下二两烧酒。半下午往回返，半道上，遇到队伍。队伍这是要转移，因为有传言鬼子要到这一带扫荡。杨敬堂牵着毛驴躲到一边，眼巴巴望着行进的队伍，一个曾经到过他家的干部同他打趣说，小杨啊，你满肚子洋墨水儿，前途大得很，一辈子窝在这大山里，憋屈不？

你们还回来吗？他问。

不一定喽，这里要吃没吃，要喝没喝，巴掌大地方，回来干什么，喝西北风？

他望一眼驴背上的媳妇，望一眼山窝窝里的小村落，再望一眼即将远去的队伍，突然道：“慧芬，对不起，我得走……你好好把孩子生下来，我得空再回来看你们……”

不等外祖母说什么，他抹一把不知何时流下来的泪水，把缰绳一丢，拔腿追队伍去了。

傍晚，毛驴把孤零零的外祖母驮回家。她公公一见，情知不好，大骂儿子不孝。杨厚良之所以痛快地给儿子找这个对象，一方面他是看上李家的家产，另一方面是想找个人拴住他。没想到，漂亮的儿媳妇还是没能拴住他的心。老头居然也抹起眼泪，说这个儿白养活了，怪就怪不该送他上学堂，心变野了，收不回了。

她倒是蛮想得开，劝慰公公，说敬堂聪明机灵，不会有事的；又说来过咱家的那个王指导员，答应过让敬堂当通信员，干这个差事离枪子儿远，不危险；还说敬堂真有了出息，将来这孩子也跟着沾他爹的光，对不对？

她笃信肚里的孩子是个男娃。

为这事，我问过外祖母：“姥爷走的时候，你心里难受吗？”

“谈不上有多难受。”

“你们有感情吗？毕竟不是自由恋爱。”

“一日夫妻百日恩，何况俺们是百日夫妻。小兔崽子，你说有没有感情？”

“你硬拖住他就好了。如果你死活不同意他走，他也许会留下来。”

想了想，她说：“一个人想走，一定有东西蒙住了他的心，在前面拽他。你留住人留不住心，有啥用？还不如痛痛快快放他走。”

这说明，外祖母的觉悟不低，虽说她没有文化，但她知道顺应潮流。

那年年底，我妈妈出生了。因为是个女孩，两家人都有些失落。尤其李三旺，似乎比杨厚良还要失望。他只有一个女儿，用常人的话说，就是个老绝户。就因为这个，虽然身为李家湾首富，但他还是总感觉头抬不起来，脊梁骨发凉，腰杆不硬。这是他最大的心病和软肋，他当然不希望自己的女儿也是个老绝户。他天天盼，夜夜盼，盼着女婿早点回来，好为他添个外孙，让他扬眉吐气一把。

但是一年过去了，杨敬堂没有回来。

两年过去了，三年过去了……五年过去了，日本人都走了，杨敬堂还是没有回来。

一点消息没有，都说他八成死外头了。算上他，那年杨家湾有八个男丁参加八路，中间开小差跑回来两个，牺牲了三个，还有两个残废了给送回来，就他没音信，死活不知。

我母亲一直没有名字，外祖母坚持等爹爹回来给她取名，直到五岁前，家人都叫她“小妮”或者“妮”。五岁生日时，外祖母叹口气，请公公给孙女起名儿。杨厚良捻着八字胡沉吟道，她是继字辈的，就叫继香吧。

杨继香是我母亲的大名。

全中国都解放了，他还是杳无音信。

李三旺盘算着让闺女改嫁。女人什么最苦？守寡！总不能苦等他一辈子吧？杨厚良也算开明，给亲家回话说，慧芬若想改嫁，他不会阻拦。

但是我外祖母死活不同意。她说——

“俺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他一天没音信，俺一天不嫁人！”

两家这几年出了不少事情，大的主要有三件。头一件是鬼子走那年，李三旺遭了一次打劫，给人绑了，绑匪索要六百大洋。这可是个大数目，族人帮忙紧急卖出十几亩地，盘掉了油坊，又卖出一大半的房屋，才凑够数。祖宗留下的基业，自己大半辈子的积蓄，就这么打了水漂。他差点垮掉。谁也没想到，他却因祸得福，不久搞土改，他家因为只剩下四亩田，划为中农，而如果不遭这一劫，他很可能划成地主，搞不好小命都保不住。杨家家境殷实一些，划定为富农。就这么着，李家比杨家的运气还是要好。第二件是李三旺的老婆、外祖母的娘李赵氏，解放那样得了急病，很快死去了。第三件是杨敬堂的娘，也就是我祖母的婆婆杨王氏，本来就患有肺痨病，长年卧床，因为思儿心切，久久不见儿子归来，年底被一场感冒夺去了性命。

这样一来，婆家、娘家两个家庭，外祖母都要操心费力，村里人经常见她颠着小脚，很困难地在山路上走动，顾了这头顾那头。两边的两个老汉日渐衰老，身体也不好，地里的活，快干不动了，越来越依靠她。而她又是个小脚，得付出比别人更多的辛劳。

她眼见着苍老下去。

村里有几个光棍，老想打她的主意，有托人上门提亲的，也有夜里来敲窗扒门缝的。对于前者，她好言拒绝；对于后者，每到夜晚，她就在门上和窗子上挂一把菜刀，以表明她决绝的态度。

由此，外祖母落下一个绰号：李菜刀。

5

一九五三年底，快过年的时候，镇上的邮递员来到杨家湾，打听到杨厚良家，丢给老头一封信，便骑车走了。他不识字，撕开信皮，捏出信纸，递给我外祖母。她也不识字，手捏信纸，怕烫手似的，老是捏不住。周边的几家邻居，也没有人识字，两人只好坐等我母亲放学回来读信。母亲那年十三岁，在乡里小学校读三年级。

很多年之后，外祖母仍然忘不掉等我妈回来念信的那个把钟头，那个时间太漫长了，仿佛一辈子那么长。她的心扑通扑通乱跳，提到嗓子眼，眼面前金星直冒。她甚至听到了公公的心跳，也是那么响。他们想到了好多，最坏的结局便是敬堂死了，这封信是死亡通知书。此前也有一点传言，说是他可能上朝鲜打仗去了，那地方死人可是海了去啦！

黄昏时分，终于等到母亲回来，外祖母扑上去把信纸递给她。她展开，看了一会，突然放声大哭。她的哭声把外祖母和杨厚良吓坏了，二人不知所措，像傻了一样。

“娘！爷爷！俺爹他、他没死……你们看，他在龙城呢！”母亲破涕为笑。刚才她哭，纯粹是因为喜从天降，突然的激动让她难以控制。

外祖母接过信。尽管她不识字，她还是对着信纸扫了几眼：“你爹他真活着？你没看错吧？”

“错不了！”

一旁的老汉，早已是泪雨滂沱，哭中带笑，笑中带哭。一家三口人，最后又拥到一块，哭了好久。

杨敬堂的确好好活着。那年他离家之后，随部队到胶东抗日战场，鬼子投降后又坐船到东北打了三年仗，然后进关，打天津，南下，一直打到广西。刚歇口气，立马又率部到朝鲜打了两年多。如今他是某团的政委，不久前从朝鲜回国，驻扎在龙城南郊的军营。

龙城离杨家湾并不太远，满打满算六百多里地。哭够了，笑够了，两个大人一商量，吩咐孩子赶紧给爹爹写封回信，就说太想念，一家三口打算去龙城见他。

那一个夜晚，是十三年来最幸福的。外祖母整整一夜没瞌眼，兴奋得睡不着，她想呀，想呀，怎么也想不起男人啥模样了，怪他为啥不随信邮张相片来呢？真是太粗心了……

她说通公公，卖掉了一些粮食，给每人置办一身新衣裳再去龙城。她打听过了，团政委相当于县长，也算个大官啦，咱不能给他丢脸呀。

然而没等新衣服置办好，他又来了信，说是刚回国，新驻地，事情多，眼下忙得很，暂时不要来。还随信寄来三十块钱，够一家人半年的花销了。

她突然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为啥，又说不准。

不久后的某一天，一辆吉普车费了好大的劲才开到杨家湾，在杨厚良家门口停下。全村都炸了锅，以为杨敬堂回来了，村里外出闹革命的人，数他混得最好。

然而来的人不是杨敬堂，而是县上的一位领导。又都以为领导上门慰问杨家老少来了。那领导先是把老汉叫到一旁，悄悄说了点啥。杨厚良的脑袋耷拉下来，长吁短叹抹起了眼泪。领导接着又单独和我外祖母谈。

“俺脑袋嗡嗡响，半晌才搞清咋回事。”她后来对我说。

领导是受杨敬堂同志的委托和组织派遣，来找李慧芬同志谈话的。说是他离家十三年，天各一方，和她感情疏远了——也许本就谈不上什么感情，当年结婚完全是父母之命，他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给拖入洞房，命运对他是不公平的。他现在是县团一级的领导，经常出头露面，她是小脚，与他一起出面不太合适，最好他们分开。考虑到她十多年来照顾二老，劳苦功高，他愿意在经济上尽可能多地补偿她，想请她拿个意见。

这个结果，她似乎已经预料到了。他出去那么多年，为啥一封信都不给家里写？不就是嫌弃她嘛！现在露实底了，她还能说什么？

领导讲完情况，以为她会大哭大闹。但是她没有，她愣了半天，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转，硬是没掉下来。领导这才放心走。她又喊住人家，转身进到里屋，拿出一个小包袱，里面有三双她早些年做好的千层底布鞋，递给那位领导，说，你来转给他吧，这鞋是给他做的，他穿最合适。领导接过包袱，颇有些感动，说李慧芬同志，以后你有什么困难，尽管找我来说。

慢慢就把情况摸清楚了，外公从朝鲜战场下来，认识了一个女人，是个女大学生，他爱上了她，必须要和她结婚，因此只能选择和外祖母离婚。他的态度是坚决的。

这一年外祖母三十二岁，外公二十九岁。

好消息不出门，坏消息满天飞，很快全杨家湾都知道了。李三旺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他喝下半瓶烧酒，气汹汹醉醺醺杀上门来，找亲家杨厚良算账。李三旺是中农，杨家是富农，他不怕姓杨的。他指着亲家的脑门，恶狠狠地说：“你们杨家，白眼狼啊！那年要了俺那么重的嫁妆，还悔婚，不怕天打五雷轰吗？”

杨厚良一个劲地拱手作揖：“亲家对不起，俺养了个王八蛋儿子，俺对不住你，对不住慧芬……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让他挨枪子儿死战场上好呢！”

“别光说好听的，你管不管？你不管，俺到龙城找他算账去！”

“亲家公，你放心，俺这就去龙城找他。”

杨厚良当真摆出要走的样子。外祖母拦住他，说：“爹你不能去！强扭的瓜不甜，你去找他，他就能回心转意吗？俺看不会！既然不会，那你去干啥？只能影响他前程。你说咱图个啥？”

她又冲李三旺说：“爹，俺的事不用你管，你快回家吧，别在这给俺添堵。”

李三旺骂骂咧咧离开了杨家。回李家湾的路上，他一口气没上来，倒毙在路边。自打被绑架之后，他的身体就每况愈下，后又染上酒瘾，每天都要喝一斤多烧酒，生生把自己害死。

6

解放初期，确实有个别干部进城后换了老婆，这毋庸讳言。但是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文艺作品见不到相关描写。我参加工作之后，很注意收集这方面的材料。在一家干休所，我曾遇到一位老同志，同他聊起这个话题，他说当年他的师长就那样做了，上级要处理他们师长，师里不少干部替师长说话：打下天下，换个老婆怎么了？老子辛苦打天下，难道娶个漂亮老婆不应该吗？你看他老家那个老婆，比他大六岁，是个童养媳，都老成那样了，当他娘都行了，你让他跟她过一辈子，你们忍心吗？他是功臣，负过七次伤，娶个漂亮学生，不是应该的吗？……结果上级睁只眼闭只眼，这事也就过去了。

我还从网上看到过一篇文章：在12军召开的党委扩大会上，批斗一位想换老婆的高级干部，有人哼起刚在部队传唱的一首歌：“什么最可怕？享乐又腐化；什么最可怕？骄傲又自大；什么最可怕？功臣自居，自私自利，到处抓一把……”这首歌是柯岗写的词，时乐濛谱的曲。批判者哼罢，指着那位干部问：“歌词是不是在批判你？”干部辩解说：“我不是腐化，我只是改变了自己的爱情观念。”

时代不同了，现在的人思想开放，人们都能理解，他们那样做，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如今离婚率居高不下，也没人认为不正常。舍弃不爱，追求所爱，又有什么不对呢？

但在那时却不是小事，据我收集到的资料，解放初期处理过不少干部，降级是免不了的，还有一撸到底的呢。“陈世美”是那些人的代称，彼时留下过历史的痕迹。

外祖父与外祖母离婚，虽然在故乡传得沸沸扬扬，但在他的部队，并没有产生什么不好的影响，因为外祖母很痛快地同意离婚，没有扯他的后腿。

自始至终，他没有露面。那位来过杨家湾的县委张副书记是他的老战友，一切都是张副书记出面协商，离婚手续也是他代办的。外公希望老父亲杨厚良到龙城跟他一起生活，我母亲杨继香作为他的亲生女儿，如果愿意也可以进城生活。杨家的祖宅、田地等一切财产都归我外祖母所有。

很多好心人劝她趁年轻赶紧改嫁，她要想嫁个好人家似乎也并不难。但是她坚决拒绝了，她明确表示，哪儿也不去，谁也不嫁，她生是杨家的人，死是杨家的鬼，她至死都不会离开杨家老宅。

“为啥不改嫁呢？他已经变了心，娶别人了，你对他还有啥好留恋的？”我问她。

“说不清楚……就是不想再嫁了。”她说。

“够封建嘛，从一而终的思想在作怪。”

“是有点，但也不全是……还有你妈呢，再给她找个后爹？俺从没想过。”

开始都以为我母亲愿意进城，进城和不进城，命运差大了，进了城就是城里人，有个当大官的亲爹，一辈子吃穿不用愁。可是，母亲却不愿意去，她从没见过她亲爹，尤其进城要跟年轻的后妈一起过生活，她对未来感到迷茫，甚至恐惧。

母亲不走，老汉子犹豫一阵，也不想走了。他对张副书记说，在乡下住惯了，俺去城里，分不清东南西北，犯晕，还是别去了。再说了，俺一走，慧芬咋办？继香咋办？

公公的表现，令外祖母很受感动。说实在的，儿子一走十多年，老汉子跟儿媳妇生活得蛮愉快，彼此也分不开了，跟儿子的感情反倒疏远了，仿佛儿子成了人家的，儿媳妇过成了亲闺女。

最后协商的结果，她“离婚不离家”。

她对人们说：“俺要给俺公公爹养老送终。”

她有了在杨家湾住下去的最好理由。这个理由任何人都能接受，都认为再好不过。

她在离婚协议书上用力按下手印，对张副书记说的最后一句话是：“闹革命，闹革命，把俺男人闹跑了！”

话里带点抱怨，透着无奈。回到家，她二话没说，就把那张离婚证书塞进灶底，点火烧成了灰。她对她的公公道：“爹，以后咱该咋过咋过，权当没这档子事。”

母亲对我说，自始至终，你姥娘没掉一滴眼泪。

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外祖母经常反刍她被男人“蹬掉”的原因，主要有四个：一、她比他大。二、她没文化，不识字。三、她是小脚，上不得台面——这使她一辈子都不能原谅她的父亲李三旺，是他非要女儿缠脚。她恨自己的脚，多少次，恨不得拿刀剁了它。四、她怪自己生下的，是个女孩。

“要是个男孩，人家八成不会离。”她说。

她念叨了好多年。

“你要是个大脚板，而且有文化，家里那么有钱，没准当初还不嫁他呢！”我说。

“这倒也是。除了有文化，他哪点都配不上俺。”

她固执地认为，一个没文化的小脚女人，又没能为他生个儿子，是他在外面“找人”的重要原因。她老是怪自己肚子不争气：怎么不怀个男娃呢？他有了儿子，会惦记这个家的。

一次，我忍不住恼了，说：“你不想想，你要是生下个男孩，哪里还有我？”

愣了好一阵，她才搞明白，她生下的如果不是我妈，肯定就不会有后来的我了。她不好意思地笑笑，一拍大腿说：“嗨！宁可跟他散伙，俺也不能没有你。你是姥姥的宝贝，姥姥最疼你，对吧？”

从那以后，她不再念叨这个话题。

7

在我的记忆中，外祖母特别爱美，每次出门，她都认真打扮，没有新衣裳不打紧，她把旧衣裳收拾得干干净净，连个皱褶都见不到，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鞋面上、裤脚上，也绝不像村里的妇女那样，经常沾满黄泥巴，她不会的。用她的话说：“衣是人的脸，钱是人的胆。俺不能给老杨家丢人。”潜台词是，不能给“人家”丢人，“人家”在城里做大官，带兵呢！

起初，她张口就是“俺男人”。后来意识到男人不是她男人了，便改口成了“人家”，或者“那个人”。

说来也怪，离婚之后，到她彻底变老之前，村里再也没有男人骚扰过她。是他们敬着她，还是敬着在外面做大官的杨敬堂？也许两者兼而有之吧。她的日子是清静的，安稳的，干净的。她没有留下哪怕一丁点的绯闻逸事，舌头没有骨头，使人粉身碎骨，她最怕别人背后说三道四。

外公与她离婚后，旋即再婚，女方叫舒群，是个学音乐的大学生，会弹琴，据说嗓子也不差，能歌善舞。美女配英雄，再好不过。

大概是她离婚之后的第二年秋末，收罢地里的庄稼，播种上小麦，就到了农闲季节，这时候村里人外出的比较多，串亲戚的，赶集的，溜达闲逛的，到处都是。一天晚上，她对公公说：“爹，俺想出去散散心。”

这一年多，除了地里就是家里，她没有出过远门，连乡里都没去过。公公以为她要去赶个集，顶多到县城逛逛，买身新衣，就说你去吧，早点回来。第二天天刚放亮，她换上一身新衣裳，挎上个小包袱，颠到村口，搭上一辆过路的马车，消失了。

头一晚她没回，公公以为她住县城了，没当回事。第二晚还是没回，公公有点着急。到了第三天太阳落山，还是没回，公公待不住了，喊上我母亲，到村头等她。等到天黑尽，不见影子。这一夜，爷俩都没睡好，担心她出事。

第四天的傍晚，她风尘仆仆回到了杨家湾。公公的心总算踏实下来，又想知道这四天里她干啥去了。问她，她淡淡地说：“俺去了一趟龙城。”

“……见到敬堂了？”公公诧异，担心她跑去找他儿子“算账”。

“没见。”

“……那你干啥去了？”

“去逛逛……龙城可真大啊，大楼比山都高。”

说罢，她就进屋上炕睡了。

过了好久好久，家人才搞清她去龙城到底干啥去了。离家那天，她先到乡里，然后搭一辆拉货的大卡车，一路颠簸到县城，再从县城坐长途客车，天黑时赶到龙城，找了家小旅馆住下。次日一大早，她收拾利索来到大街上，见到当兵的，就拿出他写给家里那封唯一的信的信皮，上前打听某某某部队的杨敬堂。人家警惕地问她，你是他什么人？她谎说是街坊老邻居。人家见她吞吞吐吐的，即使知道，也不告诉她地方。后来再遇到当兵的，她多了个心眼，硬着头皮说：“俺是他媳妇，从老家跑来找他。”

终于碰到一个好心人，告诉她怎么走。她摸索着来到龙城南郊的一座兵营。兵营门口有站岗的，她上前打听，杨敬堂家住这里吗？士兵态度很好，叫她大嫂，问她，你是杨政委什么人？

她张了张嘴，心想万万不能再说自己是人家媳妇，便改口道：“俺是他表姐。”

士兵更客气了，要给里面打电话。她赶紧制止，说不要打搅他，俺只是路过，知道“表弟”在这里头就好。她跟那士兵攀谈了一会，“套”出了有用的情况——“表弟”两口子都住里面，“表弟媳妇”以前骑自行车上下班，现在快生了，不大上班了，但每天下午都要出门散步，有时晚饭后，“表弟”陪她散步。

搞清楚之后，她说声谢谢，扭头走了。

那天她说了不少假话。她一辈子都没说这么多假话。她脸红，好在没人留意。

过了一会，她远远地瞅见大门口换了岗，便又慢慢折回来。她不敢靠近门岗，停在稍远处一棵大柳树下，不走了。

说来好笑，她大老远跑来，只有一个目的——亲眼看看他新找的媳妇，是不是比自己漂亮。

“俺就是想看她一眼，长啥模样，是不是比俺俊。”这话她给我说过好多遍。

她自认为自己是漂亮的，从小别人就夸她漂亮，虽然这时候三十多了，与村里的同龄人相比，她仍然是最俊俏的女人。她早就想跟“她”比比，看谁漂亮。不比一比，她一辈子都不得安心！

那两天里，她蹲在大柳树下面，一步也不敢挪窝，饿了就啃几口干粮，死死盯着进出大门的所有女人，天很晚了才回到附近的小旅馆。其实出来进去的年轻女人并不多，寥寥几个，那女人快生了，挺着大肚子，应该很容易认出来。

但是两天过去，并没见到大肚子的年轻女人经过，也没有见到他的影子——难道他们都躲起来了？

到这时候，她似乎才发现，她来城里，其实更想看他一眼。他离家十四年了，模样大变了吧？不知还能不能认出他来？

她觉得能。不论他怎么变，她想她一眼就能认出他来。别说十四年没见，就是四十年不见，八十年不见，她也能认出他来。在一个炕上滚了三个月，孩子都有了，他的影子像刀子一样，深深刻在她心上了。

但是——如果他过来，她敢上前和他打招呼吗？

她没有信心了。

第四天早上，她坐上长途客车，回杨家湾。一路上都在睡觉，她很乏，很倦，睁不开眼。

她一辈子只去过一趟龙城。就是这一次。

陶纯，作家，山东人。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一座营盘》《浪漫沧桑》等5部，中篇小说《秋莲》《天佑》《前程似锦》等30部。短篇小说《小推车》等70余篇。多部作品被各类选刊选载。多次荣获各项奖励。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