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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的另一面:让理性缺席

来源:中国青年报 | 蒋肖斌  2019年12月24日08:02

2019年12月15日,邵燕祥夫妇、章诒和到养老院探望王得厚夫妇和钱理群(前排左二)。窦海军/摄

2019年冬天,80岁的钱理群出版了一本摄影集,在养老院里接受采访。他的上一次大新闻,是2015年夏天,他住进了养老院。

摄影集《钱理群的另一面》,集合了他几十年所拍的照片,多是自然,极少人物。他希望大家把这本书也当成“钱理群的作品”来看待,和其他著作一样,是他的一次“发言”: “只不过以往的发言,谈的是我和社会、人的关系,因此全用文字来表达;这本书谈的是我和自然的关系,就用摄影来表达。”

选择在2019年出版这本书,钱理群有自己的用心——给自己80岁寿辰准备的礼物,“我要编和写两本书——《钱理群的另一面》和《八十自述》,给自己的80年人生作一个全面的回顾与总结,这也算是文人的积习吧”。

既然要求“全面”,钱理群不仅要总结自己“入世”的一面——强烈的社会关怀和批判——这已为读者所熟知;还要袒露自己相对“出世”的一面——自我生命与自然的融合——这是读者所陌生的。两者相互交集,在来回摆动中获得平衡,构成一个“完整的钱理群”。

钱理群强调与人对自然“直觉的、本能的感应”,反对摄影技术的介入。所以,他没有读过任何摄影专业书,始终用傻瓜相机。2016年这台相机不小心摔碎了,学生送了一个比较现代的相机,他始终用不好,更不用说手机照相。最近一两年他逐渐不再拍照,不适应新技术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老实说,出版本书之前,我根本不准备发表(这些照片),也很少示人,它只属于我。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这其实也是我的学术研究的一个特点,越到晚年越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我是天生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学术与艺术的叛逆者。当然,这也造成了我的学术、艺术的某些局限和缺憾,我坦然承认,却不准备改,改也改不了”。

不过,钱理群在摄影上并非毫无艺术的准备。那要追溯到1960年代,20多岁的钱理群在贵州安顺一所卫生学校教语文,生活与精神都处于极度贫困之中,他就到大自然中去寻找生命的慰藉。

“清晨,我常常登上学校对面的山,去迎接黎明第一线曙光,一面吟诗,一面画画。为了体验山区月夜的美感,我半夜起床,跑到附近的水库,让月光下的山影、水波,一起泻在我的画纸上。下雨了,我冲出去,就着雨滴,涂抹色彩,竟然成了一幅幅水墨画……我大概就在绘画之美与贵州真山真水之美的交融里,感受到了艺术的魅力,潜移默化地打下了艺术思维与技艺的基础。”这些画都在“文革”中成了他的罪证,付之一炬。

2002年,在钱理群退休前的最后一课上,有学生问:老师离开北大后,准备去哪里?他的回答是“三回归”:回归家庭、书斋,即回归内心;回归中小学,即回归儿童、青少年世界;回归贵州,即回归乡土与自然。从2003年起,钱理群带着“认识脚下的土地”的问题,开始了地方(贵州)文化研究。

人们欣赏自然风景有两种方式,许多人,特别是熟读古典诗词的文人,往往联想起前人的相关描述,把山水文人化、历史化;而钱理群尽力让理性缺席,排除一切历史、文化的记忆,保留人最初面对自然时的直觉和感悟,就是李白诗中所描述的“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钱理群说,强调自己是“五四之子”,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回答“大自然情结”的思想来源:“‘五四’启蒙主义的最大贡献在于‘四大发现’——大自然的发现、儿童的发现、妇女的发现,以及以农民为主体的底层人民的发现。人们很容易注意到,儿童、妇女、农民和大自然的密切关系。我对大自然情有独钟,应该是对以‘四大发现’为基础的‘五四’启蒙主义传统的自觉继承。”

很多读者关注到书中一组钱理群的搞笑头像,那是他66岁生日时,老伴随手拍下的。钱理群说:“它的引人注目之处,是那种放松、放肆、自由、随意。因为我们总是戴着面具,生活得太紧太累、太虚太假,就只有借搞笑作出自我解放的姿态。这固然很痛快——终于‘玩’了一把;但也令人心酸——一辈子就此一次!”

钱理群说:“我的反思,并不局限于我和自然的关系;我更要面对的,是斗争思维对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伤害。它激发了人的激情、好斗、破坏性的一面,并推向极端;而压抑了人的平和、淡泊、宁静的一面,这就形成了我们这一代的畸形人性与人生。”

进养老院前,他读到梁漱溟先生说的话,人活在世界上,要处理三大关系: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内心。“我当时极为震撼,立刻想到自己的一生,受到外界的控制与干预太多太深,根本无法处理好这三大关系。我决定要进养老院的动因之一,就是不甘心一辈子这样窝囊地活着,希望在人生的最后一段,活得稍微正常一点、舒畅一点,简单说,就是活得‘人性化’一点。”

钱理群为自己的养老院生活设计了两项主要内容:关在书斋埋头写作,在院子里游走。“前者是沉潜在历史和内心的深处,将自己的内心世界升华到一个更加开阔、自由、丰富的境界;后者是欣赏自然之美,追求每天都有新的发现。唯一淡化的,是与人的关系,我几乎拒绝了所有的社交活动,与养老院的居民也只是相敬如宾,很少来往”。

事实上,这本书并不意味着钱理群的完全“出世”,相反,这和那个关心和研究教育、鲁迅、知识分子心灵史,喜欢思考与提出“大问题”的钱理群,是一脉相承的。钱理群的“社会关怀”和“人性关怀”的两面,现在都统一到对“人和自然”关系的关怀和思考里了。

在收入本书的《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深层次思考》一文中里,钱理群就向年轻的朋友们明确指出,“在当今的中国和世界,以至未来的三十年、五十年,也就是中青年朋友所生活的时代,人和自然的关系,将成为人类第一大问题”。

钱理群曾多次说过,自己的社会关怀和发言,是以学术研究为基础的;现在,他的人性关怀,也会深化他的研究对象——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知识分子的认识,“我的鲁迅研究始终以《野草》为中心,可能不是偶然”。

这本书里有一段对《野草》新的解读:“鲁迅文本中‘大笑而且歌唱’的‘我’(《题辞》),‘伟大如石像’的老女人(《颓败线的颤动》),以及‘叛逆的猛士’(《淡淡的血痕中》),‘雨的精魂’(《雪》),现在抽象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人挺身而立,天地在他眼里变色。人和自然的精魂合为一体,在无边的旷野上,在凛冽的天宇下,闪闪地旋转升腾……这是一个生命的大境界,是充满了动感与力度的,具有壮阔的美的文学大世界。”

“不仅是人和自然的生命,也是鲁迅和我的生命,都合为一体了。这正是我所追求的生命发展与学术研究的境界。”钱理群说。

自从住进养老院,钱理群和青年的交往不多,但青年已经渗透到他的生命深处。采访的最后,他对青年提出了两点期待:第一,尽可能创造条件、寻找机会,到大自然中去、到乡村去;其二,一定要培育自己的创新思维和技能。

“创新思维有两个要点:一是要永远保持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这是不断创造发明的源泉与动力;二是要有异端思维,能对既定的公理、公意、共见、定论提出质疑和批判,同时有想象力,在别人觉得不是问题的地方提出问题,在别人认为不可能的地方创造出可能性。”钱理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