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有时候，想起一个人是一件残忍的事。比如父亲，积蓄打下这两个字的力气，我让时间都等得搓手顿脚，恨不能扭头就走。很长的一段日子里，我穷尽所有办法屏蔽掉与之相关的一切信号，我希望骤然响起的手机铃声沙子一样噎死这个话题，希望搭载着刘和刚代表作的电台信号被风吹散，我甚至恶毒地诅咒罗中立那幅声名显赫的油画就此从世间绝迹。我不管他们谈的唱的画的究竟是谁的父亲，谁让你碰到这两个字，谁让你将一把闪着寒光的匕首插进我的胸腔。

是的，我讨厌父亲，我的父亲。

那天我们哥仨为一根五分钱的冰棍扭打在了一起。战事本身不算激烈，我们也已经在着手打扫战场。谁知他回来早了一步，把刚从乡场买回的猪崽放进圈舍，便将了捆猪的草绳，将我们一个不少反剪双手按品字形绑在一起。他是森林里的老虎，我们只是一群野兔；他是天上的苍鹰，我们是地上的鸡雏。不管于他还是于我们，在心理上还是生活中，我们一直是这样的关系。所以被战俘般押解到通往乡场的机耕道盘根错节地跪下接受乡邻目光打扫的整个过程，我们没敢吱一声，甚至没敢动一下。而扑向我们脸上的子弹是他长年累月吸食叶子烟沉淀的精华，原本只需一粒口水星子就可以将一个好端端的人掀倒在地，而他吐出的是深溪是江河，差不多要将我们的眉毛胡子全部淹没。我们为此遗臭三十年，那个比“敌敌畏”更让大脑缺氧的味道至今挥之不去。

他咋就一点不吝惜口水呢，要知道，他是那么抠门的一个人。

说他抠门，我们老家——那个叫海螺坝的地方——从不闹鬼，因此别说相信的人，连鬼也不会有。上世纪80年代，我家成了海螺坝最早的“万元户”之一。虽说连票面上了1块的“大钞”我都少有机会上手，“陈万元”的名声还是像满天麻雀般叫得到处都是。有时候在前面走，会听到后面有不认识的人说，那就是“陈万元”家老三。很快就有人追上来说，你爸硬是耿直，那天从葫芦岩坐渡船，他死活要帮我买票。大哥二哥听来的此类说法同样不少，诸如他塞给哪个老头一沓钱，他在饭馆吃完饭抢着帮老王付帐。这些从我们认识不认识的人嘴里说出的话在我听来总像天方夜谭，因为那时我们去县城，不是搭拖拉机就是靠两只脚征服单程2小时的路。去县城办完事，牙齿上也绝然沾不上半只苍蝇——他是不会有这笔预算的，你要买吃的，他会问，哪个牙齿想？正犹豫怎么回答，他说，是哪颗我帮你敲下来。小学二年级那年的六一，学校自愿订制校服，每套10块。我没敢打主意回家要钱，直到外号“老板”的堂兄拿“大团结”在眼前一晃，我才决定借此试探“陈万元”的虚实。钱本来到了手上，他知道了，瞪我妈一眼说，他不懂事你也不懂事？要穿好的自己挣去，有本事把学习搞好一点。

如此这般一点不意外，因此一点不恨他。说真的，让我不打成招，已是他最大的恩赐。

这么说的意思是，我们弟兄几个几乎就是在他的打骂声中长大的。我承认这样说多少有些夸张，但也绝对不是隔山打牛。那时“万元户”的梦想正在他的脑海里狼奔豕突，他总是在外面漂着，十天半月见不到人。左邻右舍知道他回来了，多半是因为听到我家院子里传来哭喊打闹的声音。事情多半因酒而起，他总大碗喝酒，妈妈不让，他偏要喝。之后就是借酒发疯，拍桌子打板凳，见什么摔什么。妈妈的嫁妆也不放过，洗脸架、梳妆台、饭桌的抽屉，赴汤蹈火，前仆后继。她的哀求的哭叫，往往换来的是他的恶语相向、拳脚交加。我们这些妈妈的儿子，没有力气更没有勇气对抗他的暴力，只能拖他的腿，拉他的手，并用本能的哭喊，呼唤他的仁慈。如果没有奶奶和邻居，也许那时，我们的家，我们的生活，包括我们的未来，都已和妈妈的嫁妆一起在他的手里支离破碎。就是这样，在我的童年，在属于我的童年的光阴里，我几乎不曾吮咂过快乐的滋味。

后来，他如愿成为了众人口中的“陈万元”，也自那时始，家里的光景渐渐好了一些。而这所谓的“光景”和“好”，不外乎他的嘴上安了半部销声器，至于坐车乘船吃饭喝酒的让别人沾去吧，他要当袍哥出风头尽管折腾去吧，只要那样能让我们消灾避难。看似心如止水的同时，我心里多少还是有些失衡——凭什么，他的好处就算给八杆子打不到的外人也不能给巴着骨头亲的我们？

“陈万元”后来成了“陈十万”——虽然人们还是喊他“陈万元”。其实那时他账上的钱或许不止十万，因为他不再是“种植专业户”了，他引资开办花岗石矿，还在轿顶山当起了矿老板。那时隔三差五有县城来的干部或老板模样的人到我家吃饭，有时一天几桌，大鱼大肉的流水席摆个不停，父亲母亲眉头都没皱过。有一次，一辆大卡车“嘎”一声在我家屋后停住，一个又矮又胖的人进屋来“扑通”一声跪在他面前：“你是我的再生父母！”

这时我才相信，“陈万元”货真价实，而不是我之前想象中的打肿脸充胖子。

以此为节点，父亲和那个在他面前下跪的人的命运都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大约两年后那个姓李的矮子成了全县老板中个头最高的一个，父亲的生意则跌坠到比前矮子还要矮的个头。父亲帮他弄到一笔贷款，而在之后的合作中，他把父亲连皮带肉吃了个精光。父亲去法院起诉他，可官司打来打去，法院的法槌总是敲打在父亲的身上。不久后，号称“李千万”的矮子失踪了，过了几天，他的尸体在大渡河边被人发现。“李千万”的事情后来被人写成了一部长篇小说，可以想象在当时当地那是一条多么有震撼力的新闻。父亲和他交恶的事社会上早有传言，尽管父亲斩钉截铁地说这事与他毫不相干，警察找上门之后，奶奶和母亲的眼窝仍然一天天深陷下去——一句话哪抵得过一条命的重量？那些天，即使是几公里外有警报声响起，我的神经都会无来由地紧张：他们不是来我家抓人的吧？当然，我担心的不是他被带走，而是以后我们怎么抬头做人。

事实证明作案者是“李千万”情妇及其帮凶。另一个事实是，我家的日子，开始有了不易察觉的变化：交学费，采购年货，买玉米养猪，母亲要掰着指头算账了；县城来我家吃饭的人少了下来，人们再喊“陈万元”时，口气里隐隐有一丝不心甘了。父亲还是很少在家，他去收别人欠他的债，除了多开支掉若干盘缠，去和不去也没啥两样。

1994年，我考上了中专——委培中专——比统招生录取分数矮一截那种。临近开学，他让我把通知书拿出来，晃了一眼，头也不抬地冷冷说道：“这样的书不读也罢。还是在家当农民吧，也给老子省出几个肥料钱来。”一扬手他就把我一个暑期精心保管的录取通知书扔进猪圈，留下一屋烟味，头也不回走了。

三天后我一个人踏上了开往雅安的班车。钱是母亲不知从哪儿弄来的，而我的录取通知书上，半边猪蹄印清晰可见，难以清除的猪粪味道让我的整个脏腑翻江倒海。那天我没见到他，说实话，也压根没想见他。

之后两年，我们见面都是在寒暑假。表面上尊卑有序，内心里各自天涯。直到有一天，他突然出现在我就读的学校，出现在我寝室门口。

“怎么来了？”我招呼他。对于访客，基本的礼貌我还是有的。

“想你了嘛。”他不习惯地挤出几个字。我一下懵了。

他问，那篇文章，真是你写的？问得小心谨慎，像是手心捧着一把刚出土的战国宝剑。

我当然知道他指的是前些天我发表在省报的一篇文章。不用说，是我当村会计的大伯看了报纸告诉他的。而他，只是抱着十万个不相信，让我当面给他一个他想象中的答案。

是我写的。我说得轻描淡写，但语气没有一丝犹疑。

他似乎很高兴，脸上却比我还要淡定。他是一个虚伪的人，一直都是。

短暂的沉默后，他说要带我吃羊肉汤。我问，账收到了？他摇摇头，说，厂家用化肥抵了货款，结果化肥全是歪货，我不能伤天害理，全倒掉了。

他还是那个失败者，尽管他微微笑着。而我那时已做了班上的团支部书记，发表了一些几十几百字的文章。别小瞧那几十几百字，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文学比今天有尊严多了。在我的感觉里，我们18年来的位置在那一刻打了个颠倒——相比他，我是成功的。

还是长了本事自己挣钱吃吧。我对他投以宽容的微笑，然后，慢吞吞说。

我绵里藏针的话并没有让他受伤，这个老江湖！他说：就当你长本事了吧，我先预支给你。

我发誓，就是从这一刻开始，我在心里承认，不管我是不是真心拿他当了父亲，他已经不再是我的敌人。

1997年，我中专毕业回到汉源，被分配到离家50公里的一个乡上工作。在此之前，我的两个哥哥也从部队转业，有了安定的工作。一切都将重新开始，包括我的父亲母亲。他们在我入职不久后去了成都，我们到了彼此的对岸，中间的河面却似乎不曾因此改变。

当中一段时间，奶奶和我住一起。从她口中，我认识了另一个人——虽然那个人也是父亲，我的父亲。

他从小学习成绩很好，小学毕业时，考上了汉二中——县里最好的中学。可他的录取通知书是一张废纸。爷爷奶奶有八个儿女，幸运和更不幸运的都是，他排行老大。一家人要吃饭，七个弟妹要读书，爷爷奶奶并未抬手，他已经看到了下一步要走的路。1984年，爷爷因病去世，他成了某个意义上的爷爷。抽烟喝酒就是从那时起的瘾，一开始为了减压解乏，到后来不可收拾。是生活把他逼成那个样子的吧，一天晚上，奶奶对我说。也是那天，奶奶说，你爸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着。你三爸去了部队打拼，你爸在家内应，等你叔叔姑姑一个个成家立业，盹也不打，又操起了你们弟兄三个的心。我终于听不下去了，说，他咋个会为我们呢？我们从来就没沾到他的光，就连他叫“陈万元”时也一样。奶奶语气沉重得像一个磨盘：娃娃，你误会他了。八几年的时候，县上卖“农转非”指标，五千元一个，比房子还贵。好多人说那是骗人的把戏，你爸非要说，骗人？政府咋个会骗人？一口气把你们三兄弟的户口都买到了城里。一万五啊，海螺坝好多人一辈子也没见过那么多钱。如果不是想让你们蜕掉农皮，他那么聪明一个人，咋个会鬼迷心窍。买了还不让说，怕你们以为进了保险箱，读书不使劲。我不相信——就凭那张沾满猪粪猪蹄印的通知书我也不信！奶奶不知啥时候眼里已噙了泪，她说，你不晓得，在那之前，他已经把学费给你凑好了。那些年家里的光景你晓得，他把你大哥二哥送到部队，就是为了供你读书。为筹学费，他气得几天吃不下饭。他帮过你明爸不少，可找他借钱他硬没答应。你爸这辈子再没埋怨过第二个人，包括那个挨千刀的李千万。把你的通知书扔掉，他是怕你混日子，故意刺激你。就说现在，你们三兄弟都端了铁饭碗，他享享清福也是天经地义，可他非拖着你妈去成都，半夜起五更睡的给几个学校食堂送米送菜，说是你们以后买房结婚的还要花钱……

奶奶的话像满当当一车皮TNT炸药，在我情感的堤坝上炸开一道宽阔的缺口。我记事起就没流过那么多泪，而那一次的情不自禁竟是为了父亲——那个我一直不屑正视的人。

2003年，我调市上工作，出乎意料的，父亲母亲终结了他们在成都的营生，在雅安买房定居下来。搬家那天，我第一次觉得我是回家，回到一个有爹有妈的家。在那之前的二十来年里，我一直以为自己只是母亲一个人的孩子，我有父亲，但他只是给了我生命，他只存活在我们的法律关系里，我们是两个经常见面的陌生人，我们被血缘这看不见的绳索绑在一起二十多年，在情感上却连三分钟的交集都未曾有过。

要知道，一个人有一个完整的家是多么幸福，有一个像水温软的母亲和像山伟岸的父亲是多么幸运。他们是编织你生命的经纬，是将生活滋味和营养递送给你的筷子，是将你托上天空怒放青春的羽翮，是人生航程中给你力量和方向的帆和舵。我因此感谢2003至2011的这段光阴，它让我所有的精彩、困顿、惶惑、黯淡都有家人分享、排解、面对、穿越。我不是一个人，我是一个有母亲，也有父亲的人，我的生命因此完整，因此闪亮光泽，因此值得我向世界证明和炫耀。

2011年7月26日，我无法原谅这个日子。它是父亲生命的断崖，它让伤痛在我的体内肿瘤一般膨胀，它让我经历了人生最惨痛的一场浩劫。

那天下午两点，我刚刚躺下，父亲走过来，迷瞪着一双眼对我说，我走了，我说过的话，你要记住。我隐约记得他对我说过什么，一时记不起来，要他再说一遍。他说，我说的话，你当屁放了？我急得脸红筋胀，正想着该如何解释，电话响了，传来母亲带着哭腔的声音：你爸爸……他……快不行了……

我从梦中惊醒过来。开车冲向医院，脑子里闪现着父亲的面容，堤坝的缺口比那年奶奶一席话撕开的更宽更陡。尽管仍抱有侥幸，但母亲的凄厉让我明白，在我一点点向着父亲靠近的时候，他正以更快的速度抽身离去。待我再见到他时，也许，我们已经分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想到这里，踩在油门上的脚变得迟疑起来，如果相见就是永别，我愿通向医院的路，永远没有尽头。

世上的路千条万条，走到最后，无不在生命的逆流里汇聚。整整一生，人们都在为一场没有返程的航行准备。

父亲的远航是江阔水长的，我用钦敬和赤诚为他送行。

2003年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家是新的，生活是新的，就连54岁的父亲也是新的。

我不怕他了，这个发现吓了我一跳。当一只老虎突然变得没有虎威时，你免不了怀疑究竟是自己的判断出了差错还是对方的式微另有隐情。事实证明我的怀疑纯属多余，他的虎牙还坚硬如铁，身板还虎虎生风，可是，他的坏脾气，或者说，他曾经停驻在我记忆中的决然不可冒犯的硬朗，已经隐没在了日益稠密的皱纹和白发世界。对于我们哥仨，甚至对于母亲，以前他的话就是圣旨，目光等同雷电，没有商量的语气，也就没有商量的余地。如今的他，不仅目光面条一样柔顺，语气和神态也满是谦卑——请注意，我说的不是谦和，是谦卑。他好像懒得再和我们争辩什么，就连我们得寸进尺地表现出对他不管不顾不服不屑时，他还能装聋作哑，甚至冲你扬眉一笑，让你无所适从，而他呢，含饴弄孙才是头等大事。为了取得陪侍孙女孙儿的执照，他把抽了几十年也戒了几十次的叶子烟丢进江中；麻将曾经是他的最爱，这时也打得少了，拿他的话说，摸着冷冰冰的塑料，哪有捧着肉嘟嘟的小脸舒服。真让他生气的事也有，别说动手，我们哪怕只是批评孩子时音调起得高了一点，也会招来他的当头棒喝：“小娃娃懂个啥，你把他吓着了我吃你的肉！”这一刻，也只有这一刻，你才看得到他年轻时的样子，才相信现如今轻言细语的他，和若干年前铁面铜齿的那个人从来都是同一个人。

有那么一阵子，我竟然因为父亲丢失了年轻时的血性生起一种失落。我想这也许因为他正在老去，又也许我们的交流早已习惯了在他用威严锻造的轨道上运行。不待我的失落情绪蔓延开来，父亲就用一个活生生的案例在我的认知谱系里重新为自己画像。

大约2005年的一个周末，父亲去外面打麻将，不知是手气太顺还是牌友太过背时，父亲一连和了几把牌，其中还有一个清一色。本来说不上赌，但一个牌搭子，从没见过的年轻人，觉得输了面子。父亲又一次和牌时，那个人说，你的手上到底有啥名堂？父亲一辈子最是光明正大，被人泼了脏水，胸中火苗“腾”地蹿起：有本事你再说一遍！仗着年轻，那人压根没把父亲放在眼里，一字一顿把话又说了一遍，带着挑衅。父亲也不张口说话，“啪”一声过后，有人听到了牙齿落地的声响。父亲的拳头惹下不小麻烦，医生在那人嘴上缝了七针。

指望他温和以待时他是那样高冷，担心他沉陷软弱时他是那样坚硬，以为他内心冷峻时，自内而外，他让你读懂什么是真正的宽厚与温情。父亲成了一个谜语，变幻不定的谜面，让人难以找到一个把握十足的谜底。

2008年冬的一天。绿灯亮起时，隔着马路，父亲看到了家中饭桌上升腾的热汽。过了斑马线，一百米外就是小区大门。一辆摩托迎着红灯贴地飞行，父亲右侧的髋骨为钢铁之躯支付了破坏规则的代价。车主不理不睬的态度，让两个哥哥怒火中烧。在他们的火药桶就要引爆之际，父亲把他们叫到病床前，说，他（肇事者）家里还有两个娃娃，放过他吧。声音尽管不大，但语气足够坚定。父亲转了一次院，做了两次手术，用了将近半年时间疗养，髋骨被义体置换之外，手上多了一根如影随形的拐杖。闯祸者没花一分钱就和祸端撇清了关系，父亲说，当积德行善，可以消灾免难。

我是车祸发生一周后才知道的这事。那时我随工作组在汉源做移民工作，工作组规定半个月探亲一次。父亲怕我分心，没告诉我。手术不小，两个哥哥商量后，赶在父亲转院去成都的头一天通知了我。这事还是挨了批评，他说，我说的话当屁放了？

父亲出院后脚下的路便不平了，借助拐杖才能勉力扶正。

老人，娃。说不清是什么时候，这三个字，成了父亲言行里最多的指向，成了他血液中最为黏稠的部分。

小时候，我相信奶奶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在奶奶面前，父亲从来是一个只会夹着尾巴做人的人。这是我认定奶奶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的理由里的定海神针。遭遇车祸后，父亲对奶奶更是百依百顺，更加体贴入微了。平素里大大咧咧一个人，只要奶奶一有个风吹草动，他都会紧张得像个在暗夜中赶路的孩子。

2009年秋，奶奶因病住院，一连七天，主要是父亲陪护。奶奶出院这天被我“劫持”到我的小窝小住几日。父亲母亲也住了过来，奶奶和母亲住主卧室，我和妻儿睡高低床。父亲睡沙发，一反常态地丢失了睡眠。听他翻身，叹气，我以为他睡不舒服，心里暗自抱愧。第二天，我走过去说，房间少，害你没睡好。他压低声说，不要冤枉沙发，是我身体出了问题。

我并未在意，随口说道，你那身体，还能有啥问题。

但愿……没……有……问题……他有意掩饰什么，最终还是放弃了掩饰的努力：陪你奶奶时我顺带照了一个片，医生怀疑我食道有肿瘤！话一出口他就有些后悔，指着奶奶休息的房间，连连摆手，示意我不要让她听到。

我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他说，这是命，人一辈子哪个都可以不服，但不能不认命。

那天，父亲在我们哥仨陪同下做了一个活检。食道肿瘤，中晚期，检验报告上的两个关键词，像一把铁钳夹住了我的脖子。

多年前一个亲戚得了同样的病，手术过后化疗，化疗后撑了不到半年。由于手术做得漏汤滴水，临走前承受的苦痛，每一个亲友感同身受。那时父亲就说，医院这样治疗，其实不是为了病人，而是冲着人家兜里的钱。如果是我，才不得做手术，反正要走，倒不如走得自然而然。老天爷欺负你也就认了，到最后还让人欺负一次，只怕气得都不想再投生了。

父亲不同意手术，我们也没有勉强。但放疗还是得做，是一种赌的心态，也有对放疗技术一知半解下的盲目崇拜。放疗之前，医生要确定射野，也就是根据CT及食管点片确定病变宽度及上下界。我陪父亲到检查室确定射野，医生用碳素笔在他的胸前划下一个又一个圆点。父亲的肌肉饱满而有弹性，笔尖每一次杵下都会在肉壁留下一个深坑，随着笔尖离开，会有一个黑点随着反弹的肌肤从坑底慢慢浮起。这个细节给了我强烈的心理暗示，我告诉自己，父亲会好，一定会好！

放疗室外的两排铁椅上坐满了人。都是些拿钱买命的人，埋着脑袋，耷拉眼皮。父亲显然是他们中的另类，排队时笑哈哈同他们聊天，从放疗室出来，会从他口里响亮喊出：“该你了！”而他的脸上晴空万里，不知底细的人，会以为他只是哪个病人没心没肺的家属。一来二去连病人也纳闷了，有人问他：你好端端的天天来这里整啥子？父亲故作神秘，有病治病，没病防身。

看着父亲每天不疾不徐地来往，看着他始终挂在脸上的微笑，我们似乎看到奇迹长出了脚，铆足了劲地走向他也走向我们。

事实上，父亲的病变部位早已是一个深海之中的战场，风平浪静的海面之下，你死我活的拼杀一刻也没有停止。敌军汹涌而至，防线一再被撕破，战事一寸寸逼到眼前。2010年7月，不安装支架，父亲已经无法进食。到了这个时候，鱼死还是网破已经一目了然。无法相信的是，做完支架安装手术，父亲带回家的还是一张笑脸。

术后不久，父亲提出想去走走看看。他有这样的兴致，对我们反倒是一种鼓舞。哥仨齐齐向单位请了假，陪着他和母亲踏上旅途。那是九月，从故宫到外滩再到西子湖畔，父亲一路兴高采烈，全然忘了一场血流飘杵的战争正在他的体内向纵深推进。也许是父亲一辈子没有给小人设防，也许是平生第一次举家出游的兴奋迸发出了超凡的能量，此时每天已只能进食糊状食物的父亲，依然步履稳健、笑容灿然。

2011年春节过后，父亲又一次动议我们陪他去了一趟老家。从汉源回来，父亲身体已瘦癯到藏不住我们的一句谎言，越来越难的进食和越来越强的痛感几乎挤干了他身体里的水分，而他的笑竟然游离在了水分之外，在痛与痛的夹缝里，像开在崖上的山花。医院开了止痛药，但他坚持不用——“麻药副作用大，怕以后好了，脑壳不够用。”

他爱把这句话说给奶奶听。在疼痛可以勉强忍受的时候，他最爱和奶奶一起散步，说以前的事、以后的事，活在他话里的人，没一个不是好人；在他记忆里的岁月，像一条波光粼粼的大河。

父母住处离青衣江不远，江边有两棵老榕树，每次和父亲散步之后，我们会坐在树下的石沿上说说闲话。

我估计过不了多久了。我走过后，不要告诉你奶奶。2011年6月的一天，父亲和我走着走着，他突然说道。

我心里一阵悲凉，脸上却故作镇定：你不是都说自己没得事，连镇痛药都不吃的吗？不要自己吓自己了。

我心里有数，你们心里也有数。其他我都能放下，只是怕你奶奶承受不起。为父亲这话作结的，是一声叹息，一声从喉咙传出的不易察觉的悲鸣。

父亲一直都是明白人，在我们装着糊涂的时候，他以明白的糊涂，将我们带入了他精心布置的陷阱。年轻时，他或许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而在人生最艰难的时候，他用天真的微笑、深藏的痛苦、真切的善良、天才的演技，将他很多年前定格在我大脑中的形象彻底颠覆。

我不知该说些什么，而父亲的话仍在继续：人总是要走的，你们对我这么好，你们的叔叔姑姑们对我这么好，侄儿侄女们对我这么好，我知足了。你妈妈跟了我半辈子，苦了半辈子，以后让她找个老伴，过几天清闲日子。我唯一放心不下的是你奶奶，我在时你们怎样对她，我不在时也要那样。还有娃娃们，千好万好不如身体好，再有就是教育好他们，万万不要走了邪路。还有你，我本来是想着你能出人头地的，你偏不听。不说了，各人的路各人去走……

这一段话几乎成了父亲生命的绝唱。2011年7月23日，他在天色将明时陷入了昏迷。三天后，当我沿着母亲的电话赶到医院，躺在床上的父亲，鼾声再也没有响起。

世界在那一刻变得安静下来，他的面部随之变得模糊不清。恍兮惚兮中我先是看见一张穷形尽相的脸，被诸如冷漠、麻木、凶狠、虚伪一类的题头，小广告般贴得不留缝隙。然后又看见一张脸变成了大屏幕，播放着一个个微不足道却暖意融融的走心故事。这两张脸犹如水火不融的两个部落轮番占据着他的面部，你争我夺中我也不知道自己的立场到底该站稳在谁的一边。我知道这两张脸都属于我的父亲，却不知道哪一个面孔更值得我去怀念或是顾惜。而我知道，冷酷其实是亲情里最为可靠的构成，虽然人们似乎早已用所有的经验作出判断，春风化雨才是人间最为渴求的蜜液。

陈果，70后，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作品散见于《中国作家》《大地文学》《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出版有《天梯之上》《从伤口长出翅膀》《听见：芦山地震重建故事》《勇闯法兰西》等。曾获四川省五个一工程奖、金熊猫文艺奖等奖项，现供职于雅安市文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