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早上，我从日本给妈妈打电话，第一句话就说：“生日快乐”。妈妈很高兴，告诉我她正准备出门去美容院，还说她中午前要赶回家。我已经从三姐那里听说了，哥哥姐姐们都安排好了，中午要在妈妈家，给妈妈贺寿。电话里妈妈的声音很洪亮。我的哥哥姐姐们，虽然都不是有神论者，却相信73和84是数字中的厄介，所以妈妈的生日，他们想隆重地办一下。用哥哥和姐姐的话来说，隆重可以“冲邪”。妈妈刚好八十四岁。

但中午我再次打电话到妈妈家，没有人接电话。给三姐的手机打电话，三姐说妈妈突然发高烧，去医院找医生看，医生当场安排妈妈住院了。三姐补充说：“应该没有什么大病。可能是因为妈妈的年龄比较大，所以医生才让妈妈住院做全面检查。”

不过是感冒，吃点消炎药，打几个吊瓶，烧退了，妈妈就会出院的。我们都这么想。

第二天晚上，我又给三姐打电话。三姐说妈妈的烧一直不退，验血结果虽然出来了，但查不出有什么地方不正常。三姐又补充说：“那个小护士不行，扎针扎不准，每次都扎好几次。妈妈的胳膊都被扎青了。”

我这个人，几乎很少失眠，只要脑袋挨上枕头，马上就会睡着的。但妈妈住院的这个夜里，虽然我很困，透过窗帘照在床头的一丝月光使我觉得不舒服。只要一睁开眼睛，墙壁是青色的，被子是青色的，我甚至觉得我睡觉的房间也是青色的。失眠原来是如此难熬。

翻来覆去中，我自然而然就想到了一件事。那是好多年以前，妈妈也住过一次院，是什么病我忘记了，反正做了手术。妈妈在医院住了大约一个星期。那一次，我特地从日本赶回去，到医院看望妈妈。病房里只有我跟妈妈两个人的时候，妈妈躺在病床上，握着我的手，悄悄地问我住院费和手术费会不会太高，医疗费会不会没有人承担。爸爸死了以后，妈妈靠养老金生活。我常常从日本给妈妈寄一些钱，哥哥姐姐们每个月多少也给妈妈几个钱。妈妈一共有六个孩子，医疗费平摊六份的话，应该不会是太大的负担。因此妈妈如此担心她的医疗费令我觉得惊异。哥哥姐姐们，当然也到医院看望妈妈，只是不像我，反正没有家，干脆睡在临时搭在妈妈的病床旁边的铁丝床上。从早到晚，我一整天都守在妈妈的身边。那时我望着妈妈说：“你不要怕。这次的医疗费就让我一个人包了吧。”我说的是真的。我一小离家在外，一直没有照顾过妈妈。原则上，有力的出力，出不了力的，出钱也行。妈妈当场流了泪，好像松了一口气。妈妈流泪的时候，我的心里酸酸的。过了一会儿，妈妈小声地对我说：“谢谢你。”我的心本来就酸酸的，妈妈说谢谢我，我觉得不自在，难过得想哭。我对妈妈说：“没关系，没关系，我是你女儿，你把我养这么大，我应该报答你。”于是妈妈使劲儿牵着我的手，牵了很长时间。长那么大，我还是第一次在妈妈的身上看到不安和怯懦。妈妈老了，也许是因为年龄大了，妈妈没有安全感。

但真是闹心，因为我突然意识到，妈妈肯定又在担心她的医疗费了。我真想马上赶回去看望妈妈，像几年前一样，让妈妈牵着我的手。而我呢，会再一次告诉妈妈，我愿意承担所有的医疗费。晚上，丈夫从公司回来，他在日本的一家出版社工作，一天到晚总是在忙着编书。听了我的话，他对我说：“你啊，我觉得你应该回去看一看妈妈。妈妈年纪大了，每看一次，就意味着见面的机会减少一次。日本和中国，虽然坐飞机三个小时就到了，比去冲绳还近，但真回去一次，其实并不容易。话说回来，你有多久没有回家了？”我想了想，回答说：“五年，或者六年了。”丈夫吃了一惊，但没有说什么感想，过了一会儿，他端了一杯咖啡到我身边，问我：“妈妈有生命危险吗？”我反问丈夫：“听三姐说是发烧，应该是感冒吧，感冒会有生命危险吗？”丈夫说：“可能性不大。”

话是这么说，到了第三天早上，我还是迫不及待地打通了三姐的电话。三姐告诉我，昨天夜里，妈妈已经被转移到重症监护室。我吓了一跳，一口气追问下去：妈妈危险吗？妈妈得的到底是什么病？三姐说连医院都确不了诊，所以不知道是什么病。三姐还告诉我，因为妈妈的嗓子里都是痰，喘不上气来，所以喉咙里被插了一根胶皮管子，妈妈现在没有办法说话。这时候，我发现三姐说话有一个特点，就是把最关键的话，放在最后说，每一次都是这样，令我觉得每次在放下电话机前都被她扎一针，很痛。三姐说：“妈妈的嘴角和嘴唇，全是血迹，黑色的血迹。”我真想知道那些血迹是怎么来的，却没敢问。

我跟三姐通话的时候，正坐在窗前的沙发上。天气很好，十月的阳光将房间的墙壁照得十分明亮。我的身边坐着刚满四岁的儿子。儿子出荨麻疹，肌肤上一块块红色的斑疹看起来像山丘。我一边跟三姐说话，一边用冰袋冰出疹子的地方。儿子正在看电视。

三姐还在说妈妈的事。三姐说妈妈的喉咙里被插了管子以后，因为说不了话，所以有什么事征求妈妈的意见时，妈妈只能摇摇头，或者眨眨眼睛，不知道妈妈到底在想什么。但三姐补充说：“妈妈好像一直在寻找什么似的。我们都觉得妈妈是在找你。”然后三姐停顿了一下，问我说：“你觉得妈妈是不是在找你呢？”

我放下手里的冰袋，站起身，走到窗前，朝窗外望了一会儿。人行道上，几个人匆匆走过白色的石阶，此时此刻，灿烂的阳光白得令人难以承受，我把窗帘拉上了一半。重新坐下来的时候，感觉比刚才舒服了很多。我脑子里映出妈妈的样子，妈妈没有任何变化，温柔的微笑和疲倦的神情。妈妈的确就是这个样子。

三姐在电话的另一端重复地问我刚才的问题，声音很大：“你觉得妈妈是不是在找你呢？”

我不禁点着头，口里跑出来的话却是：“都什么时代了，医疗如此先进，怎么会查不出妈妈得的是什么病呢！”

三姐回答我说：“医生也很为难，只告诉我们查不出毛病来，因为验血后得出的所有的指标都属于正常范围。”三姐补充说：“高热不退，靠喉咙插着的管子呼吸，妈妈看上去很难受。”

三姐小个头，大眼睛，小嘴，跟妈妈长得很像。在我的眼里，三姐跟一些脆弱的小动物属于同类，兄弟姐妹里我最疼的就是三姐。三姐在电话的另一端抽抽搭搭地哭起来了。我也想哭，但我觉得自己一旦哭起来的话，也许根本没办法停止下来。而我的身边正坐着生病的儿子。我对三姐说：“你别哭。哭也没用。你哭会影响到我的心情。”但三姐还在哭，我的心被三姐的哭泣搞得破碎不堪，好久好久不能说话。我快憋不住想流泪的时候，三姐突然停止了哭泣，对我说电话里先聊到这儿，妈妈的事，如果有什么变化的话会马上通知我。三姐真是个怪人，情绪转变得这么快。但我松了一口气，连声对三姐说好。三姐还嘱咐我每天都要给她打电话。最后，三姐补充说：“你离得远，可能比我们还要担心妈妈。但我知道，你一个人在海外并不容易，所以你不用太担心的，我们有这么多人在妈妈的身边。你自己也要保重啊。”

三姐想挂掉电话的时候，我忙叫住她。我问三姐：“妈妈有没有上医疗保险？”

三姐停顿了一会儿说：“没有。”

我接着问：“为什么？”

三姐说：“妈妈的年龄太大了，保险公司不给上保险。”

我已经很久没有在国内生活了，不懂得年龄大了为什么上不了医疗保险。自1992年2月来到日本以后，国内的很多变化，我都不知道。因此我怀疑，说妈妈年龄大，也许只是哥哥和姐姐没给妈妈上医疗保险的一个借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