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第一次见到赵霞都不能说是见面，那是2015年在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的红楼研讨会上，她好像是跑着进来的，但是她很认真地准备了发言稿，发言后她匆匆退席，我也没来得及跟她说上话。后来才知道，她是因为孩子不满周岁，实在脱不开身。

让我格外感谢的是，就在不久之前，她为我的作品写了一篇五千余字的长文，就是发表于《文艺报》并收入本书的那篇《从“真挚”到“深刻”》，全面深入地剖析了我30年的创作，既有对作品的理解和肯定，又能恰当地指出其中的不足和可供进一步探讨的地方。而为了写这样一篇文章，她用了整整两个月的时间阅读了我的几乎全部短篇小说，近百万字，然后又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来写。因为要照顾孩子，不能一蹴而就，于是每天写一点，每天只写二三百字，而这二三百字，是经过了她的深入思考，这一点真是让我感动。让我更感到欣慰的是，她指出了我的作品为什么“是这样的作品”的最根本原因：因为内心的真挚。是的，这确实是我多年来创作的体会，我觉得我从上世纪80年代进入儿童文学创作领域，我最受益于这六个字：真诚的，不作假。

这次研讨会她那么忙，其实完全可以拿这篇文章来说一说就可以了，但她重新准备了发言稿，又从另一个角度评价了我的创作，这种认真和真诚对待作者的态度，也让我深为感动。在发言中，她援引澳大利亚学者芭芭拉·沃尔提出的“读出来的童书”和“读进去的童书”从阅读角度探讨了对我一些作品的看法，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崭新的观点，促使了我对创作更深入的思考。

2017年夏天，浏览《文艺报》时，忽然读到赵霞一篇《“典型”形象及其叙事》，顿觉眼前一亮，她这个论题恰好击中了我这几年在小说创作中感受到却说不清的一些体会。我觉得赵霞能提出这个论题一定是进行了很深入的思考，有关典型人物和典型化的问题真的是很值得文学界、不仅仅是儿童文学也包括成人文学更深入更广泛的探讨。

她在文中写到：

“儿童文学从上述历史中学到的重要一课，是意识到对作品中的童年形象塑造来说，生动的个人性和鲜活的趣味性永远是第一位的要素。在创作、接受、批评的多重层面，特定的儿童形象是否生动有趣，比之这一形象是否典型，无疑更受到作家、读者和评论界的看重。而在新时期儿童文学艺术变革的背景上，这种艺术重心的悄然转移，同样体现了当代儿童文学美学的重要进步。”

这个论断真的是创作上的一个值得探讨的大问题，也是个难度大的论题，值得文学界做专题讨论。

我对此深有同感，我曾被“典型形象”这个概念困扰多年，也许是我理解有误，不少已有定评的典型人物总是在我心里与“真实”二字发生冲突，尤其是一些正面的典型人物极为容易滑向“高大全”，但我又没有能力解读这种创作理论问题。文学创作和文学作品都是依随时代的，如今是时候将“典型”二字进行更多的思考了，这种思考其实比建立一个新概念更为重要，我觉得这篇文章应该仅仅作为一个开始，盼望有更多的相关论文能够出现。

读赵霞的文章能感觉到她每一篇都不轻易下笔，每一篇都会经过深入的思考，有了切实的体会之后才会动笔，即使是对文中一个举例她也会经过谨慎的考虑。因而她的评论质地坚实，论点中的、到位，论述全面而不夸大不偏颇。

她自己的创作也是如此发自内心地对待，她写的散文大都是来自亲身经历和真实的心灵感受，语言自然平和准确，不夸张不煽情，但有真实质感和真情实感。一篇《弟弟的圣诞节》在怀想和感慨童年的同时，提出了我们经常面对孩子们“是真的吗”时的追问的困扰：用文学告诉孩子们诸如圣诞老人和圣诞礼物的存在这样的话题就是合法的，但是如果是放在现实中就是说谎。这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清晰认识到一个此前没有深思过的道理：文学,尤其是儿童文学能够合法地给予我们希望和满足、快乐和幸福，它起到对现实的弥补，而这正是文学的意义之一，民间文学的意义更是如此。

听说赵霞小时候是一个十分贪玩的“疯丫头”，看到如今的她成长为一个治学严谨的青年学者，想象不出在这个过程中她完成了怎样艰苦的修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