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唐朝士子，几乎没有不会吟诗的。

汾州（今山西汾阳）宋之问，不仅诗写得好，还与沈佺期齐名，在当时并称“沈宋”。这在《唐诗品高序》中有着极高的评价：“沈（佺期）宋（之问）之新声，苏（颋）张（说）之大手笔，此初唐之渐盛也。”

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诗，一千多年了，至今还在传诵：

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

洛阳女儿惜颜色，行逢落花长叹息。

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

已见松柏摧为薪，更闻桑田变成海。

古人无复洛城东，今人还对落花风。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寄言全盛红颜子，应怜半死白头翁。

此翁白头真可怜，伊昔红颜美少年。

公子王孙芳树下，清歌妙舞落花前。

光禄池台生锦绣，将军楼阁画神仙。

一朝卧病无相识，三春行乐在谁边？

宛转蛾眉能几时，须臾鹤发乱如丝。

但看古来歌舞地，惟有黄昏鸟雀悲。

优美、流畅、工整的对句，尤其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表现了青春易逝、世事无常的感叹。其意境之美，富于哲理，直抵人的心灵深处。

有趣的是，在《全唐诗》中，这首诗竟收录在两个不同作者名下。

一位是刘希夷，诗的题目是《代悲白头翁》；另一位便是宋之问，题目是《有所思》。

作者、题目均不相同，那么内容是否也有所区别呢？经过比照，整首诗26句182字，仅第三句里有两个字不同：

——刘希夷的是“洛阳女儿惜颜色”。

——宋之问的是“幽闺女儿惜颜色”。

按历代文人共识，基本均以刘诗为准。因而，就这首诗流传的知名度，刘希夷显然大过了宋之问。

内容近乎相同的一首诗，出现了两个不同的作者，怎么能有这样奇怪的事情呢？

要搞清这一原因，当然得从史籍记载中来搜寻可靠的信息。不然，仅凭虚妄的道听途说和随意揣测，则是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不尊重。

抱着严谨的态度，应当先从唐史中进行寻找。因为，这是发生在唐代的事儿，只有它的文字记载最具权威性和说服力。

经过一番查找，《旧唐书》《新唐书》虽然都列有“宋之问传”，却找不到刘希夷专门的传记。倒是《旧唐书》在“乔知之传”之后，附带了一段关于刘希夷的文字：“时又有汝州（今河南汝州）人刘希夷，善为从军闺情之诗，词调哀苦，为时所重，志行不修，为奸人所杀。”

一句“为奸人所杀”，为刘希夷罩上了一层厚重的谜团。为解开这个谜团，后世文人做了很大努力。最为有名的，是一个名叫辛文房的元代文人。

辛文房，字良史，西域人。他在综合各种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于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编成集有398人的《唐才子传》。这是一部记述唐代诗人的传记，共十卷，以诗人登第先后为序。其“游目简编，宅以史集，或求详累帙，因备先传，撰以成篇，斑斑有据，以悉全时之盛，用成一家之言”，在全面性和权威性上受到后世研究者的重视。

他在《唐才子传·卷一》中，分别对宋之问和刘希夷做了甚为详细的记述。可以明确地了解到，这两位诗人并不是毫不相干，而是一种亲亲的舅甥关系。宋之问是舅，刘希夷是甥。要说明的是，在年龄上刘希夷大宋之问五岁。

有了确凿的文字记载，宋之问和刘希夷的人物形象就立体地呈现了出来。按《唐才子传》描述，此舅甥二人皆“貌俊爽”“美姿容”，即绝对的“帅男”。不仅如此，他们都还是上元二年（675）的进士。可惜的是，刘希夷“特善闺帷之作，词情哀怨，体势与时不合，遂不为所重”。而宋之问不同了，附和谄媚，攀高结贵，侧重于政治前途上的经营是他最大的特点。也就是说，舅甥二人的人生观是完全不一样的。

《唐才子传》描述宋之问时，多数笔墨都用在他的品行问题上。比如，说他为了谋求一个出路，竟违背良心和道德出卖收留礼遇他的朋友，以使自己有一个更好的政治前景。在描述刘希夷人生悲剧时，让人对宋之问的品行就不单单是气愤二字，而是不能容忍了。

这，就又要说到“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诗句上来了。

应该相信，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就是宋之问和刘希夷。

刘希夷“好谈笑，善弹琵琶，饮酒至数斗不醉，落魄不拘常检”，由于无心仕途，平日生活就随意了些。这在宋之问眼里，该是看不惯的。但有一点，宋之问绝对是打心里佩服他的这个亲外甥的。佩服什么呢？当然是刘希夷的诗才了。

一天，刘希夷作了一首诗，拿来先让舅舅看。宋之问看后，觉得外甥写得实在太好了，尤其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让他爱不释手。于是，就思谋着叫外甥把这首诗让给他。刘希夷起初答应了，可不久就反悔了。自古文人爱文字，自己的作品怎么能轻易送给别人呢！见外甥变了卦，宋之问恼羞成怒，便命家奴用沙袋把外甥活活给压死了。

刘希夷死时，还不到30岁。

这下明白了吧，《旧唐书》中记载的刘希夷“为奸人所杀”，原来是这么一回事。这个“奸人”，不是别人，竟是刘希夷的亲舅舅——宋之问！

应当是从此时起，这首诗被宋之问署上了自己的名字。但天下哪有不透风的墙，宋之问杀了外甥，得到了这首诗，却留下了“因诗杀人”的骂名。

骂名归骂名，只要宋之问的家奴不告发，一切都是个“传说”。

也应该肯定，这个“传说”在当时就传得非常大。要不，这首著名的诗既然署了宋之问的名字，怎么还会出现刘希夷的名字呢！况且，后世文人的认同，多数还是倾向于刘希夷而不是宋之问。

不管怎样，在“因诗杀人”一事上，宋之问“坦然”地避过了人生历程的危险期。

按《旧唐书》《新唐书》记载，武则天在未登基但实际掌握朝政时，就发现并使用了宋之问。武则天爱文士，就让宋之问与“初唐四杰”之一的华阴（今陕西华阴）人杨炯“分直内文学馆”，按职责分工“掌教宫人”。之后，宋之问还担任过洛州（今河南洛阳东北）参军。不过，这两个官职的委任，都是公元681年之前的事。

公元681年，即永隆二年，宋之问与杨炯同时被擢升为“崇文馆充学士”。这期间，有一次武则天和群臣一起来到洛阳龙门赏景，并让大家即兴赋诗。左史东方虬稍加思索，便吟得一首《咏春雪》：

春雪满空来，触处似花开。

不知园里树，若个是真梅。

武则天表示满意，就赏了东方虬一件锦袍。宋之问一看，随即也吟一首：

宿雨霁氛埃，流云度城阙。

河堤柳新翠，苑树花先发。

洛阳花柳此时浓，山水楼台映几重。

群公拂雾朝翔凤，天子乘春幸凿龙。

凿龙近出王城外，羽从琳琅拥轩盖。

云罕才临御水桥，天衣已入香山会。

山壁崭岩断复连，清流澄澈俯伊川。

雁塔遥遥绿波上，星龛奕奕翠微边。

层峦旧长千寻木，远壑初飞百丈泉。

彩仗蜺旌绕香阁，下辇登高望河洛。

东城宫阙拟昭回，南阳沟塍殊绮错。

林下天香七宝台，山中春酒万年杯。

微风一起祥花落，仙乐初鸣瑞鸟来。

鸟来花落纷无已，称觞献寿烟霞里。

歌舞淹留景欲斜，石关犹驻五云车。

鸟旗翼翼留芳草，龙骑骎骎映晚花。

千乘万骑銮舆出，水静山空严警跸。

郊外喧喧引看人，倾都南望属车尘。

嚣声引飏闻黄道，佳气周回入紫宸。

先王定鼎山河固，宝命乘周万物新。

吾皇不事瑶池乐，时雨来观农扈春。

要说宋之问的诗才，当然是不可否认的，史籍中说他“运笔如舌”。这首洋洋洒洒的《龙门应制》诗，“文理兼美”，令“左右称善”。武则天“雅好文辞乐章”，有着一定的辨别诗作水平高下的能力。欣赏了宋之问的这首诗，她的举动有些滑稽，当即夺了东方虬的锦袍转赐给宋之问。

龙门夺袍，让宋之问“名气日盛”。但也引发了一些不同的声音，说他的行为是“巧思文华取幸”。

事实是，宋之问没有任何顾忌的行为又一次改变了他的为官履历。公元684年，即唐睿宗（李旦）即位的这一年，武则天临朝将宋之问提拔为“尚方监丞”。

武则天的宠幸，让宋之问有些激情燃烧。为进一步得到武则天的欣赏，从而使自己跃升到更具权力和名望的台阶上，宋之问打起“北门学士”的主意。

北门学士，是武则天称帝前为笼络知识分子特别发展的智囊亲信力量。后来，这支力量为武则天称帝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让宋之问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过于自信得到的却是失望和郁闷。

宋之问请求“北门学士”，武则天没有答应他。这一年，武则天已经成为了皇帝，天下已经是大周朝了。

宋之问有些愤懑，他不甘心，也没有气馁，接着又写了一首《明河篇》：

八月凉风天气晶，万里无云河汉明。

昏见南楼清且浅，晓落西山纵复横。

洛阳城阙天中起，长河夜夜千门里。

复道连甍共蔽亏，画堂琼户特相宜。

云母帐前初泛滥，水精帘外转逶迤。

倬彼昭回如练白，复出东城接南陌。

南陌征人去不归，谁家今夜捣寒衣。

鸳鸯机上疏萤度，乌鹊桥边一雁飞。

雁飞萤度愁难歇，坐见明河渐微没。

已能舒卷任浮云，不惜光辉让流月。

明河可望不可亲，愿得浮槎一问津。

更将织女支机石，还访成都卖卜人。

……这天上的银河啊，竟离我如此遥远！我多么希望有人能告诉我通往天河的渡口在哪里，然后我会驾着木筏向天河奔去！并且，我想向占卜的人问个明白，怎样才能得到天上织女的那块支机石呢？

品读全诗，可以看出宋之问的处心积虑。

他的目的，就是向武则天献媚。

武则天看到这首诗后，对崇文馆学士崔融说：“我也不是有意打击宋之问，他是很有才学的，但他的某些地方朕实在不能接受。”

萦绕在宋之问心头的困惑，终于明朗朗地解开了。原来，宋之问长得帅不用说，诗写得好也不用说，就是有一个缺陷——口臭。这事儿，唐朝文人孟棨记述在《本事诗》中。

还有一个问题，宋之问的行为反射出的真正心机恐怕谁都看得出来，那就是想贴近武则天，想成为这位女皇的“面首”。而对于这一点，武则天则表现出一副很从容的姿态。从“龙门夺袍”一事，到对《明河篇》的态度，都反映出了她对宋之问打心里是有意思的。只不过，这个“伟貌俊爽”的男子却有着让她难以接受的缺陷。

请求“北门学士”被拒，对于宋之问的心理打击应该说是不小的。但他后来的举动，让人觉得他在有意识地不断放低个人尊严。

这时候，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已是武则天跟前的红人。宋之问看在眼里，痒在心里，就前去投靠了。此事，武则天当然不会不知道，只不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之后，宋之问为张易之、张昌宗捉刀代笔，赋诗作文，甚至“为其奉溺器”，可谓献媚至极。

如此，宋之问跟着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就有些风光了，不仅进了武则天专门设置的奉宸府，而且成为“左奉宸内供奉”。这个职衔，说得明白点，就是专门陪皇帝娱乐的角色。

可惜的是，这样的好景不是很长。公元705年，宰相张柬之在武则天病重之际发动兵变，杀死了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并逼迫武则天退位。

突然的变故，让宋之问惊惧万分。他心里明白，这一次他一定会受到连坐的。他没有躲藏，而是战战兢兢地等待朝廷的处理。结果，他被贬出京城，到瘴疠之地的广州泷州（今广东罗定东南）做参军。

满目瘴气，生活困苦，与先前享受过的权力和荣华形成鲜明对比。宋之问心里怎么都不是滋味，难道还要死到这里吗？欲望，一次次撩拨着他的心弦。

一年后，宋之问选择了逃跑。他不敢回京，能去的只有洛阳。因为，洛阳是东都，那儿有他的好友。

在向洛阳逃回的途中，他写了一首《渡汉江》：

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这是一首很有名的诗。可以深切地体悟，宋之问在写这首诗时，心情该是怎样的一番滋味。徒步越过岭南，孑然来渡汉江，望着京师方向，家中的亲人是否安好，会不会因为自己的影响而受到牵连和不幸？一年多了，数千里之遥，音讯隔绝，这实在是一种痛苦和煎熬。尽管离亲人所在的地方越来越近，却又不敢急着“问来人”，上前打听他们的境况，但怕得到坏消息。

他的这种矛盾心理，也反映出了不敢暴露身份的那种无奈和怅惘。

当然，这首诗之所以有名，则是因为它揪住了天下所有“游子”的心绪，产生了一个超越时空距离的强烈共鸣。在时间的流逝中，“近乡情更怯”一直被用来形容游子归乡时的那种急切和复杂心情。一千多年了，至今仍牵动着每一个游子的思乡情怀。

作为一位古人，他当时的不安和焦虑，后人也只有从这首诗中窥得一丝端倪。如果没有这首诗，宋之问的形象是不可想象的。毕竟，无论怎样一个人，都有着心里柔弱的一面。

宋之问终于回到了洛阳，他的好友张仲之收留了他。但他心里明白，他的境况是“匿居”，弄不好是会给好友惹下麻烦的。然而，作为朋友张仲之没有介意，他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

就在匿居张仲之家期间，宋之问发现了一个问题。不，应该是秘密。

事情是这样的。驸马都尉王同皎对武三思擅权用事很是不满，便暗地里组织亲信势力准备发动兵变。这样的行动，即使有非常可靠的力量和严密的组织领导，都是铤而走险的事情。但他们已经下定决心，进行了周密策划。

王同皎与张仲之一来二往密谋起事，也就把宋之问拉了进来，把他当成了自己人。却不料，宋之问成了他们发动兵变埋在张仲之家的一个炸弹。这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也是让他们措手不及以至于后悔终生。

为了自己逃跑一事不被朝廷追责，为了今后自己能够在京师长期站稳脚跟，为了谋求自己的仕途平步青云，宋之问把王同皎与张仲之等合谋之事秘密差人报告给了武三思。

接下来的事情就不用说了，王同皎与张仲之等被武三思全部杀害。这时候，宋之问再次走进了京师长安。经武三思奏请，朝廷不仅免除宋之问逃跑的罪过，还委任了他一个很不错的官职——鸿胪主簿。

说宋之问“卖友求荣”，当不为过。他运用卑劣的手段，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再次获得“荣耀”的同时，自然会给自己带来严重的损失。而这损失，比起荣华和富贵都重得多。

《新唐书》中说他：“因丐赎罪，由是擢鸿胪主簿，天下丑其行。”京师里的文士，都为他的行为感到羞耻。

后来，宋之问还担任过考功员外郎。武三思死后，太平公主势大，宋之问又把目光转向太平公主。李显（唐中宗）于公元705年复位后，其女安乐公主大肆开府设官，干预朝政，贿买官爵，宰相以下的官员多出其门，宋之问既而又离开太平公主投靠安乐公主。他的这种无常行为，让太平公主深为“恶之”。公元709年，就在朝廷准备提拔他为“中书舍人”时，太平公主予以阻拦，并且直指他在主持贡举时存在受贿行为。就这样，宋之问又一次灰溜溜地被逐出京师长安，贬为越州（今浙江绍兴）长史。

越州，是著名的水乡。比起以前他被贬谪的泷州，自然条件要好多了。宋之问来到这里，经受着时光的打磨和淘洗，烦闷不安的心境渐渐变得恬淡虚无起来。《新唐书》记载，这期间他“颇自力为政”，不畏爬山涉险，躬身访察民情，写了很多积极向上的诗歌。这些诗流传到京师长安，人人都在传诵。

世事沉浮不定，人生起起落落。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在一次次历练和回望中不断伸向远方。有时候，客观的存在能左右了主观意识；也有时候，主观意识能改变客观存在。对于宋之问，越州赋予了他灵魂的慰藉。这时候的他，显得冷静而从容。这在他的《灵隐寺》一诗中，可以看得出来：

鹫岭郁岧峣，龙宫锁寂寥。

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

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

扪萝登塔远，刳木取泉遥。

霜薄花更发，冰轻叶未凋。

夙龄尚遐异，搜对涤烦嚣。

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桥。

他因景生情，又借景抒情。整首诗，字里行间都流露着一种古朴、静洁和脱俗之美。清幽空灵之境，超然洒脱之态，人世间的一切烦恼和焦躁都幻化成“天台路”上的醉美和飘逸。

可以说，被贬越州是宋之问人生历程中摆脱了心理惆怅最轻松的一段时光。

这一年，他54岁，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了。

然而，就在他的灵魂走向新生的时候，朝廷又发生了一场血雨腥风的权力更迭。公元710年六月，针对韦后乱政，临海郡王李隆基联合姑母太平公主对其势力一举铲除，拥立李旦（即唐睿宗，李隆基之父）为皇帝。消息传到三千里之外的越州，宋之问一下子惶惶然起来。他的担心，并非多余。不几日，他就接到一道圣旨，要把他流放到钦州（今广西钦州）去。

流放，让宋之问忧心忡忡。他知道这两个字的分量，更知道前面的路多么渺茫。他被削去官职，成了一个有污点的罪犯。

关于对他做出的“流放”决定，《新唐书》记曰：“（唐）睿宗立，以（宋之问）狯险盈恶诏流钦州。”

心理的落差，让宋之问痛苦而悲观。他知道，这是朝廷对他先前的一切行为作出的惩罚。这个时候，谁都帮不了他。前边的路，还要自己去走。无论以后发生多大变故，都要自己去面对和去承受。

从越州到钦州（今广西钦州），宋之问被押解着，大约四千里路程，好在他有一副也还健壮的身板。若是体质差些，恐怕就死在了半道上。

艰难的长途跋涉，宋之问终于到达钦州，开始了他的流放生涯。语言不通，水土不服，面对充满烟瘴之气的流放所在，日复一日地进行着“劳动改造”。

一切，都在煎熬和无奈中度过。精神的摧残以及重体力的劳动，让宋之问开始慢慢咀嚼人生况味。

虽然，他不知道流放生涯究竟会有多长，但他着实冷静了下来。他没有选择逃跑，因为服刑期间的逃跑是拿生命做赌注。本来不是死罪，一旦逃跑被擒，就只有死路一条。

应该肯定，宋之问这时候的灵魂世界已经是很淡定的了。他已经对自己的人生，进行了一番全面的检索。他已过了冲动和荒唐的年龄了。

这期间，他游走了附近很多有名的地方。而每到一地，他都会写诗。比较有影响的一首，便是《始安秋日》：

桂林风景异，秋似洛阳春。

晚霁江天好，分明愁杀人。

卷云山角戢，碎石水粼粼。

世业事黄老，妙年孤隐沦。

归欤卧沧海，何物贵吾身。

桂林，就是桂州。这是一首排律，质量就不用说了，可真是好！虽说广西当时还是“蛮境烟瘴，蜈蚣巴蛇”之地，但原始生态之美则是不可否认的。何况，桂林自古就有“山水甲天下”之说。

这年秋季的某一日，宋之问来到了桂林。当天，刚下过一场雨，眼前的山水显得更加清新靓丽。诗人文思泉涌，开篇以桂林山水之美入笔，仅“风景异”三个字便让人充满一种新奇的感觉。究竟怎么个“异”，即这里秋天的景色就像洛阳的春天一样。那么洛阳的春天又是一番怎样的美丽景象呢？他没有说，这正是诗人的高妙之处。因为，整首诗的主题不在风景上，而在诗人心境上。一句“秋似洛阳春”，把自己身处南方思念北方的心绪，用看似概括却又具体的语言极具韵味地呈现出来。继而，又以晚霞中的江天美景，与诗人的惆怅心理形成一种鲜明强烈的反差。这里的江天再美，也不是诗人可望可及的故土啊！云卷云舒，涓涓水流，人生最易失去的是时光，世间最无情的是岁月。真后悔啊！当初如果坚持去做一个脱尘出俗悠游世事之外的隐逸之人，怎么会落到今天这般地步呢！真想到那茫茫沧海中的小岛上，从此远离这渺渺尘世。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能比自己的生命更贵重呢？

读了这首诗，可以走进宋之问的灵魂世界里。那种沉落在他心底的怅惘，让人不由得生发怜悯之情。诗的题目“始安秋日”，原本是要着重表现诗人当下心境的一份安然之态。可是，当面对秋日桂林山水美景的时候，他的心真正“安”下来了吗？从整首诗所抒发的人生感怀来看，他的那种无奈和无望心理是怎么也掩饰不了的。虽说如此，他还不至于绝望。一句“归欤卧沧海”，深切地表达了对生命的奢望和对人生的憧憬。

想必，宋之问在写这首诗的那一刻，双眼一定浸满泪水。可以说，这首诗也是他自己对自己的一份心理宽慰。

史籍记载，宋之问流放钦州的时间并不长。次年，即公元711年，朝廷颁发大赦令，他便被改换流放地，到了他之前来过的桂州。

比起钦州，桂州的生态环境自然要好多了。在桂州，宋之问当然有着近距离浏览风景名胜的机会。

这时候，宋之问给人的印象，应该和人们之前所了解的是有差别的。期间，他登临桂州著名的楼阁——逍遥楼。

唐时，逍遥楼共有两座，另一座在京畿附近的蒲州（今山西永济）。两座楼阁的楼匾“逍遥楼”三个字，同出著名书法家颜真卿之手，落款署“大历五年正月一日颜真卿书”。大历五年，即公元770年。按史籍记载和后世史家考证，蒲州逍遥楼“唐之前即有之”，唐玄宗曾写有《登蒲州逍遥楼》一诗。而桂州逍遥楼，则始建于唐武德四年（621），为“桂州大总管李靖创建”。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甚至不同建筑风格的两座楼阁，其楼匾题写竟完全相同。那么，这两座楼阁的楼匾究竟哪个在先哪个在后呢？

就这个问题，近年来山西永济和广西桂林的文史工作者都做了深入研究。尤其是广西桂林方面，一致认同他们的逍遥楼创建年代在蒲州逍遥楼之后，在他们的逍遥楼还未创建之时，蒲州逍遥楼已是比较著名的楼阁了。他们还认为，为逍遥楼题匾的颜真卿，历史上根本就没有到过广西桂林。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安史之乱后颜真卿曾担任过一段蒲州刺史。在蒲州刺史任上，颜真卿不仅写下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的《祭侄文稿》，还为蒲州的武则天的香火院普救寺题写了“敕建普救之寺”山门牌匾。蒲州逍遥楼的楼匾，也应该是颜真卿在这一时间内题写的。因而，无论是山西永济，还是广西桂林，均严谨地认为桂林的逍遥楼楼匾当是唐代南下官员从蒲州带去的摹刻之作。

惋惜的是，蒲州逍遥楼早已淹没于历史无迹可寻了。后世能看到的，只有史籍上对它简短而又抽象的叙述。比如清代乾隆版《蒲州府志》记：“旧志云，（逍遥楼）在（蒲）州北城上，不知何时建。唐明皇登此有诗，后废。”除了唐玄宗的《登蒲州逍遥楼》，在《全唐诗》中还可以找到苏颋的《奉和圣制登蒲州逍遥楼》。这些，都证明了蒲州逍遥楼在北方是一座甚是宏伟的古代楼阁。

庆幸的是，作为南方地面上的著名楼阁，广西桂林的逍遥楼历史上虽然几度兴废，但颜真卿题写的楼匾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成为能够见证文化相承的不朽遗产。

当然，逍遥楼的楼匾题写时间是公元770年。而宋之问登桂州逍遥楼，则早出了59年。这时候，颜真卿才出生两年。那块楼匾，宋之问是根本无法看到的。至于当时是哪位有影响的人物题写的楼匾，不得而知。

登上桂州著名的楼阁，宋之问怎能不写诗呢？他当然是要写的，诗的题目就是《登逍遥楼》。只是给人的感觉，他的心情是低沉的，是迷茫的：

逍遥楼上望乡关，绿水泓澄云雾间。

北去衡阳二千里，无因雁足系书还。

原本是一座登高赏景的建筑，又取了个让人置身其中精神逍遥的楼名，却让宋之问怎么也逍遥不起来。原本可以借眼前美景悠闲自得而大发豪情，却让人听到了诗人登楼的沉闷的脚步声。仅四句28字，就把诗人的沉重心情全都流露出来。

可以看出，这时候宋之问愁闷的心境已到了人生低谷。虽然登上了逍遥楼的最高层，但人生的失意和无助却像是在那万丈深谷之中。建筑物具象的高度，与诗人心理上的精神维度，已经不能融合成一种愉悦氛围，产生一种可以擦出惬意和快感的火花。身在逍遥楼上，灵魂却在千里之外，望眼欲穿地思念故乡，看到的却是缥缥缈缈的山水和云雾。这里到衡阳（今湖南衡阳，此处指衡山）有着很远的距离，那南飞的大雁会不会带来让人高兴的消息呢？诗人在这里借用了一个典故。传说，大雁南飞到衡山，便会在此越冬，待来年春暖才返回。因而，衡山有“回雁峰”，为八百里衡山之首峰，亦称“南岳第一峰”。诗人期望着，那传书的大雁能向他飞来。但他心里似乎又觉得，这一切已经不可能了。因而，一句“无因雁足系书还”让人体味到一声长长的叹息。沦落的人生，一切外在因素都改变不了无可奈何的现实。

其实，这时候宋之问已经意识到自己生命的结局。虽说如此，但他还是心存不舍。这种不舍，已从追求仕途完完全全地转变到对故乡的眷恋。如果真的还有可能，说什么也要和自己的亲人从此过一种平平淡淡的生活！

他的所想所盼，让他痛苦而煎熬。人性的回归，对于他来说已经有些迟了。在善与恶之间，他为自己挖了一道跨度很大的鸿沟，如今无论怎么转身，都迈不过去了。

这一天，终于来了。他没有等来传书的大雁，等来的是一道圣旨，一道让他有所预料却又措手不及的圣旨——赐死桂州。同时，和他一起被赐死桂州的，还有一个叫祖雍的人。祖雍，就是当初帮他向武三思告密王同皎与张仲之准备发动兵变的那个人。

《新唐书》记载：“（宋）之问得诏震汗，东西步，不引决。”看到宋之问吓得冷汗淋漓，左右徘徊，不能自裁。祖雍说：“宋之问有妻儿，请让他与之诀别。”尽管使者予以了默许，但宋之问还是心惊肉跳，慌乱失措。祖雍又怒：“我和你都有负于国家，罪有应得，还有什么可迟疑的呢？”说完，便饮酒进食并洗身而尽。

临死之前，宋之问没有见到他妻儿。他带着无奈走了，带着惆怅走了，带着缺憾走了。他走得一点都不从容。去往天堂的路上，没有人为他送行和流泪。

这一年，是公元712年，宋之问57岁。

他没有墓地，因为他是一个罪犯。他的生命，在“异地”画上了句号。如此风景美丽之地，朝廷也算是给了他足够的宽容和恩赐。他的灵魂，从此留在桂州的青山绿水之间。

宋之问应该感到欣慰，从此以后人们来到风景怡人的桂州，还是或多或少能了解到他的一些故事。起码，他的那首《登逍遥楼》，已成为这块地方一个永恒的话题。

无论怎样一个人，在生命消失以后，都应该为这个美好的世界留下点什么，哪怕一点点遗响呢，都可以说自己没有白到世上来一回。当然，那些奸邪淫恶、欺世盗名、蝇营狗苟、坏事做绝的人，就不用说了。这些人的行径，虽然也会在后世的时光里被人们所注意或谈及，但只会遭人唾弃，为人不齿，甚至遗臭万年。

大千世界，形形色色。为人处世靠的是主观意识的正确指导，靠的是充满正能量的身体力行，靠的是德善为本的行为方式，靠的是人生价值观的端正体现。

作为一位古人，宋之问已经离开一千多年。虽然，他在品行上存在着污点和硬伤，但他在诗歌方面的成就，则是不能忽略的，也是无论如何不能否定的。

单从文学角度来说，宋之问的诗歌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自唐以来，只要谈及诗歌，历代文人都不会绕开宋之问，不会因为他的品行问题而否定他的诗歌成就。千百年来，古人都保持了这样一种自觉、客观、严肃、公正的态度，今人还有什么理由不去遵从呢？

任何时候，对于一个人的人生总结，都不要盲目地肯定和否定。它需要时间的淘洗，需要社会的共识，需要权威的发声,这是历史的常规。

宋之问当然也一样。他在诗歌方面的艺术成就，是受历代文人充分关注的。他在文学方面的贡献，是远远能遮住他的入仕行为的。他的诗歌是有魅力的，有高度的。他最突出的成就，就是为“格律诗”的定型做出巨大贡献。从他为后世留下的特别是贬谪后的大量作品，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极具天赋的诗人。他生活在辉煌的唐代，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欣欣向荣的诗歌天地为他成长为一位诗人提供了优越条件。尤其在武则天时代，诗歌被引入廷试科举，成为朝廷选拔优秀人才的重要内容，写诗成为那个时代学子们“鱼跃龙门”的最高理想和追求。而在这方面，宋之问的创作表现一开始就非常突出，让与他同时期的诗人自叹不如又不得不佩服。就拿他入仕以后来说，与他并称“沈宋”的沈佺期，对他的诗歌也是心悦诚服。

《新唐书》记载：“魏建安后迄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宋）之问、沈佺期，有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为‘沈宋’。语曰‘苏李居前，沈宋比肩’，谓苏武、李陵也。”

唐代中期，诗人、文学家元稹则言：“沈（佺期）宋（之问）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由是而后，文体之变极焉。”

权威的评价，极见宋之问与沈佺期的诗歌建树和文化影响。正是因为他们的个人思想和自觉创作行为的完美结合，才使得六朝以来的格律诗更趋细密，五言律诗更臻完善，七言律诗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定型。再说得准确些，如果没有他在初唐时代做出的诗歌贡献，或许就不会出现后来的唐诗高峰。

宦海的沉浮，命运的遭际，让宋之问惆怅了很多年，并在惆怅中离开让他万般留恋的人世。但仅这一点，宋之问也应该感到庆幸，而不是惆怅。

杨孟冬，山西永济人。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美术家协会会员、运城市文联委员、永济市文联主席。出版有《郡县源流》《亘古蒲州》《蒲津渡黄河大铁牛》《档案文化研究文集》《唐诗咏蒲州》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