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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学》 2019年第11期|朝颜:古陂的舞者

来源:《人民文学》 2019年第11期 | 朝颜  2019年12月16日08:55

黑夜苍茫如幕,黑夜是被香火和舞者点亮的。

举狮而舞的男子,手持香火的男子,形成了一条长龙,逶迤在丘陵之间。像燃烧的火焰,一路穿过圩镇和村落,经过田畴与河流,攀上那高高的青山,又反身向下,激越地冲向祖先的祠堂。数不清他们的人数,也看不清他们的脸膛,只看见被火光映照的红,像斑斓的花朵,热烈地盛开在天空之下、大地之上。

这是正月十五日元宵夜,热闹了三天的谢氏蓆狮队,正举行最后的“赶龙”仪式。锣鼓有节奏地喧响,爆竹不停歇地炸开,仿佛铁了心要在这个夜晚,喊醒天上的星辰、山间的草木、地里的虫豸、水中的游鱼。

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香火,奔跑在双龙与蓆狮的后面,奋力地追撵着、晃动着、呐喊着、吆喝着,构成雄浑的、高声部的交响,声势直透苍穹。他们,要用最嘹亮的喊声,宣泄头年的苦、头年的累,喊出来年的盼望、来年的憧憬。

年复一年,这热烈而欢喜的仪式,成为照进信丰县古陂镇谢氏一脉生命里的亮光。

年复一年,舞狮的人来了又去、去了又添。他们说,天上的星星有多亮,地上的香火就有多旺。

这其中,有一个名叫谢达光的男子,先是长龙后面一条活蹦乱跳的小尾巴,后来是蓆狮舞中的狮尾、狮身、狮头,举着蓆狮粗犷起舞。再后来,他是一名熟练的乐队鼓手,指挥着小廻廻(负责开路、逗狮的角色)为狮子洗脸、擦背……但是现在,他再也打不动那面鼓了。

从镇上去往谢达光的家,需要经过一条窄窄的巷道,然后是一块水泥大面积剥蚀的、长满铁马鞭草的空坪。除了几只母鸡在草地上啄食,四周阒寂无声。这挨挨挤挤的房子,这紧紧闭锁的大门,人都去了哪里?

不消说,村镇深巷中、空旷旧屋里,留下来的多是激不起欢声笑语和大风大浪的老弱病残了。

这是一幢附着在两层红砖屋旁的低矮水泥砖简易建筑,门楣上,钉一块“光荣之家”的牌匾。推开一扇漆着蓝漆的空心铁门,屋子里静得一丝声音都没有,就像时间停止了游动,万物屏住了呼吸。

县文化馆副馆长刘荣生一边推动里屋的木门,一边一迭声地喊着。谢达光不吱应,连一声咳嗽或一句嗯哼都没有。黄昏的光线吝啬地铺在靠墙的一张矮床上,适应了很久,我才看清谢达光的那张脸。苍白,眼神空洞无物,眼仁茫然地对着爬满灰斑的天花板。

二〇一七年,谢达光中风瘫痪了,左半边的身体再也不听使唤。从此,他每天每夜的大部分光阴,都与这张床连在一起。天气炎热,他身上搭着一条薄被单,仅穿着平角裤衩,大半条腿露在外面。因为行动不便,终日与枯寂的床为伍,作为男人的体面和尊严,已顾及不了太多。

我退出里屋。刘荣生与同行的几个男人张罗着为谢达光穿戴,一边穿一边大声地与他拉家常。原来,谢达光的耳朵不是太灵光了。

穿上了衬衫、长裤和拖鞋的谢达光,被抱到一张轮椅上,推到外屋,推到我的面前。刘荣生懂他,递上一支香烟,为他点燃。虽然他的嘴角略微歪斜、颤抖,但叼烟的姿势仍旧有点帅气。从他坐着的高度和仍不失粗壮的胳膊望过去,可以想见他年轻时的样子,必定是魁梧高大、孔武有力的。

一提到蓆狮,谢达光就哭,用那只可以活动的手掩住面,嗷嗷地哭。肩头耸动,胸腔一起一伏,仿佛里面装着太多想倒又倒不掉的东西。

一九三六年九月出生的谢达光,在哭一九三六年六月出生的谢达祥。那是他的堂哥,此前唯一一位蓆狮舞国家级传承人。二〇一九年五月的一个夜晚,谢达祥悄没声儿地去世了,连一句遗言都没有留下,离去时身边没有一个人。在这之前,他一向行动自如,正月还组织和指导了每年如期举行的蓆狮舞活动。

他们是血浓于水的堂兄弟,也是共同见证并推动蓆狮舞一直走到今天的人。他们从小感情甚笃,堂哥曾同他一起奔跑在古陂的村道上,一同从一条小尾巴变成一名中坚的舞者。他们的屋子,仅隔着小半块晒坪,日日声息相闻。他们一同老去,一同为族里的后生示范一个舞者该有的样子。现在,谢达祥的照片和事迹挂在墙上,微张的嘴,像有太多的话还没有说出。

岁月多么无情,岁月将太多没有活够的人封缄成一段历史。

与其说谢达光在哭堂哥,毋宁说他在哭自己,哭一去不复返的时间,哭一望而见的不远的未来。藏在一个耄耋老人胸腔里的,是一种覆顶而至的恐慌,像被一双无形之手扼住了命运的咽喉。

我来晚了。但是如果我现在不来,只会更晚。

我们的谈话时断时续。中风以后的谢达光,记忆力大为减退,像一张八十多年的大网被一阵风刮破,露出了大洞。有的丝线断裂了,有的被揉成了一团。很多事情、很多细节,他都想不真切了。

况且,谢达祥是他的禁区,不能提及,一提又是遏止不住的哭。疾病摧毁了一个人的身体和大脑,也摧毁了一个人的刚强与意志。

我需要捋出一根一根的线条,将它们慢慢接驳在一起,以重新找到那个进入蓆狮舞的口子。

他还记得小时候的自己,那么顽皮、贪玩,跟着蓆狮队伍凑热闹、放鞭炮、捡爆竹、喊号子。玩着玩着,就玩出兴趣和热爱来了。十岁,谢达光和堂哥谢达祥一起,开始跟着叔叔谢德超学习蓆狮的制作和表演,从力量要求最低的尾龙开始舞起。缘分既起,便是一生。

在这个家族中,谢达光不是最开始舞狮的一个,也不会是最后的一个。他的六个儿子,陆续都加入进来,孙子渐渐长大,也成为队伍中的一员。“这是古代的老辈人传下来的,要一代一代传下去。”他反复强调着同一句话。

他说的那个古代到底是哪一年?老辈人又是谁?以他现在的身体状况,自然是无法说清了。

只能知道,几百年前,谢氏一脉便开始生存在信丰县古陂镇这片土地上。他们曾经是客,后来为主,许多的人和事都已消亡散佚,唯有祖先的香火和信仰,像粗壮有力的老树根,深深地扎进宗族的血脉里。

时间是一条不停流淌的河,在看似无意义的流动中创造意义。几百年前的某一个节点,一群人头脑中灵光一现的火花被点燃,最终创造出全世界绝无仅有的蓆狮。

问村里的谢氏后人,没有人能准确无误地说出蓆狮产生的具体时间,只说是清康熙年间。然而事件的缘由却在几百年的口耳相授中,指向完整和清晰。

这就不能不提及谢氏宗祠的落成。

世界上或许再没有一个族群,比客家人更谙熟并传承着宗祠的全部意义。他们从中原出发,或避祸或逃难或择水草丰茂处生存,扶老携幼寻至中国南方,看到高低起伏的丘陵,这里山水拥翠、物产富饶,堪称宝地,来了,便在此生根发芽、开枝散叶。这样艰难而漫长的迁徙,在中国历史上断断续续历经了一千多年之久。

一千多年啊,多少屋宇朽了烂了,但祖先和姓氏的源流从来没有被遗忘。他们携带着中原的火种和基因,以宗祠这样顽强的形式,在南方播下种子。他们在宗祠里祭祀祖先、延修族谱、庆祝节日、商议大事、操办族人的生老病死。他们以家族的庞大、人丁的兴旺为荣,更以族风的享誉和家声的广振为傲。

古陂,便是这样一个宗祠密布、姓氏和宗族文化根深叶茂的客家古镇。

江西南部,一条亘古长流的桃江将方圆两千八百多平方公里的信丰县一分为二。位于河东片区的古陂镇,其人类居住的痕迹可以上溯至三国时期,而有史载的建圩和命名,则在清康熙年间。清代,古陂商贸尤为发达。这里是赣县、于都、兴国、信丰四县人民去往广东的必经之路,这里的古陂河曾经营造过繁华的码头文化,这里盛产的竹、木、煤、豆等货物曾经被运往更远更大的城市,为当地带来了巨大的经济繁荣。

在赣南,多年来流传着“头唐江、二营前、三古陂、四门岭”四大名镇的说法。山水之明秀、田畴之肥沃、物产之丰富、交通之便利,在赢得商业兴盛和经济发达的同时,孕育了崇文尚武、民淳俗厚的文化氛围,也孕育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蓆狮、犁狮。

普天之下,再没有一种舞蹈,和姓氏关联如此紧密的了。

在蓆狮、犁狮的表演队伍中,我们看到两面大小和样式非常接近的旗帜。红色的绸布做底,黄色的隶书体大字“蓆”与“犁”分别在各自的地盘上舒展着筋骨。可以想见,两边都曾是掌握古陂政治、经济、文化话语权的旺族。因为只有人丁旺盛、实力雄厚、精诚团结的姓氏,才能够在乡间亮出这样一面鲜明的旗帜。

的确,古陂镇的二百七十个自然村中,居住有六十多个姓氏的客家子民。其中,谢氏、黎氏为人口数量最多的两大姓氏。在古陂方言里,“蓆”与“谢”同音,“犁”与“黎”同音。那分明是他们姓氏中独有的文化符号,彰显着家族的底气。

直到今天,谢氏的后人仍对祖先的荣光如数家珍。在《谢氏族谱》中记载着这样一件事:生于明崇祯年间的谢国琦,曾“捐坪坝建圩、捐基建宗祠”。古陂史上曾有规模较小的老圩,他捐建的圩即为拓展意义上的古陂新圩。至清代同治年间,谢金璞再次捐地建圩,使古陂新圩得以扩大。也就是说,如今正在使用的古陂镇圩场,大部分由谢氏创建。

一颗种子的落地,是一次生命的偶然。但土壤的肥沃、气候环境的适宜,却对一棵树的枝叶参天、根系发达,构成了一种必然。

从谢达光老人的屋子出来,左拐,复行十几步路,便是一个小型的谢氏祠堂(为谢氏宝树堂的一个厅)。隔着一块空坪,祠堂的正对面就是已故传承人谢达祥的家。几十年的时间,这对血缘和感情都无比亲近的老哥俩,紧紧地倚靠在祠堂边上生活,守护着祖宗的香火,与之共存共荣。

谢达光担任过广播站长,是个乡村文化人,但是如果要他完整地表述出香火的全部意义,也许并不是一件轻易的事。但他自有终身恪守的信仰和规矩,比如尊敬祖宗、抚育儿女、和睦家庭、延续血脉,还有对土地无法割舍的眷恋。

当兵退伍后,他曾经在县民政局上过班,有转为商品粮户口的机会,但他拒绝了。六个儿子一个女儿的大家庭离不开他,那春夏秋冬季季都需要下大力气耕作的土地也离不开他。他索性调回到古陂电管站,守着自己的妻儿,挨着族里的祠堂过下半辈子。

祠堂大门的钥匙就保存在谢达光家里。这时候谢达光的妻子正好回来,攥着钥匙走在前面为我们开门。她比谢达光还大一岁,今年虚岁八十五了,身体却比他硬朗,动作灵活,耳聪目明。中风的谢达光,多亏了她的悉心照顾。是的,重情重义、相扶相携,这也是客家人恪守的传统之一。她说,他们没有办过结婚证,一辈子倒也圆圆满满地过来了。对于蓆狮舞,她懂得的并不多。许多年来,女人们只是远远地观望,欣赏着自己的男人在香火中舞动的姿态。她们是男人身后永远的支持者,闻着香火和时间的气味,在祠堂里为舞狮归来的人摆好米果、烫皮等点心和酒水。

一股南方的潮湿幽闭气息扑面而来,整个厅堂空旷、冷寂。一只竹制的蓆狮狮头架子挂在墙上,看不到完整的狮身。按照习俗,表演过后,他们要把所有的龙身(草把)和狮蓆送到河边烧掉,寓意着“龙归大海”“狮返大山”。看样子,从正月到现在,这只狮头已经孤单地沉寂了多时。

但是祠堂自有它热闹的时候。正月里,男人们终于赋闲下来,外出经商的回到了祖屋,耕田种菜的收起了农具,念书上学的放下了书包。他们齐齐聚拢在这里,捧来金黄干燥的稻草、结实耐燃的线香,在能工巧匠的带领下,扎制狮蓆,擦亮灯笼,抻平旗帜。他们身上冒出的热气与心灵弥散的热度,在春寒仍未消隐的时节,在祖先魂灵无处不在的场域里,聚成一团稍触即燃的火。

这里面,必然曾经有过谢达祥老人。他不仅是参与者,更是领头羊。当他发起号令,身边必围拢着一群族人,他们各司其职、井然有序。有的在帽子的竹片上裹紧稻草,有的在芋头或番薯上插好线香,有的为灯架蒙上一层粉红色的布……他像训练一群学生娃娃那样手把手地训练着他们,必要时亲身示范。有时候他顶着狮子,有时候他披上背板,有时候他举着香火,有时候他跳将起来,一招一式,有板有眼。他要把动作、节奏甚至眼神一一传递下去,就像当初谢德超老人教他的一样。

二〇一九年的春天,谢达祥屈指一算,自己虚岁已经八十有四了。客家人素有“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的说法,意味着当老人们到达这个门槛时,有可能遭遇生命的大限。那个强烈的预感把谢达祥紧紧攫住了,时日无多,他对此深信不疑。

忙完这年正月的蓆狮活动后,一整个春天,谢达祥都在着急地寻找一位新的传承人。找一个好的传承人其实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除了对狮蓆技艺的熟练操习,还需要为人处事圆融,协调能力强,在族里有极高的威信。最好,经济实力也不弱。很多时候,传承人需要奉献,不仅仅是精力,还有金钱。这个角色,极其类似于过去的族长。

留给谢达祥的时间如此紧迫,他把心中物色好的几个对象掂量了又掂量,比较了又比较,他和最贴心的堂弟谢达光商议了又商议。虽然谢达祥有好几个儿子,正当年富力强,但他并不看好他们,不愿意把这么重要的担子交给他们。他还请来县文化馆的刘荣生副馆长,召集氏族会议,家家户户投票。最后,他们选中了一九七〇年出生的谢达章。有很多年,谢达章都担任着狮蓆中的大廻廻角色,演技娴熟,值得信赖。而且,他在族里的号召力也是有口皆碑的。

完成了这桩最重要的事,谢达祥感到功德圆满,身体里那根绷着的弦松懈了下来。他离开的那天晚上,恰逢与之朝夕相处的儿子外出看病,留下他一人在家。没有人会想到,就在那个夜晚,不迟也不早,他突然在桌角一磕,歪倒在地上,再也没有醒来。

将时针往回拨至清康熙年间,我看到最初的舞者,其背影由模糊渐至清晰。为着谢氏宗祠的落成,他们舞着自己研制的香火狮,身披草蓆,遍插香火,从下屋厅、四方厅,到老屋厅、新屋厅,从正月十三到正月十五,大庆三天三夜,隆重而热烈。

其实,舞狮与香火龙在信丰县古已有之。是捐建祠堂的谢国琦领着谢姓的文人工匠们,将狮与龙聚合在一起,由单一到繁复,由小打小闹到盛大庄严,为一种古老的舞蹈赋予新的意义和形式。

竹与木、薯或芋、稻草及香火,每一种材料,每一件道具,都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尤其是草蓆的加入,简直是神来之思。从生到死,从呱呱坠地被草蓆托起的小小一团,到最后一口气息被一张草蓆收走,每一个人,一辈子都离不开草蓆的容纳与安抚。草蓆最贴近人的肉体、灵魂和梦境,最近距离地见证着人一生的幸福或孤单。

他们把“蓆”喊成“qià”,把“谢”也念成“qià”。两个不同于普通话发音的入声字,一种在方言体系中如此一致的音色,接通了舞蹈和姓氏之间的文化内涵与外延,使得那星星点点的香火,每一枝都闪耀着家族的荣光。

有很多年,生活在古陂镇的黎姓村民,是作为观赏者的身份出现在蓆狮舞现场的。在娱乐方式普遍稀缺的年代,谢氏每年春节的蓆狮舞活动,不啻为一场极具吸引力的盛典,吸引着全镇各姓民众,闻着锣声鼓声蜂拥而至,一路追随观看热闹,评头论足,津津乐道。

黎氏与谢氏在古陂同属旺姓。两姓隔河而居又相互交融,村落毗邻交错,农田阡陌相接,男女婚姻互通,生活鸡犬相闻,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派怡然的生活情境。

乡村有乡村的生态,民间有民间的秩序。古陂河缓缓流淌,农耕文明与商贸文化缓缓流淌,人的世代接续也像这古陂河缓缓流淌。

然而在这平静的表象之下,内里其实不乏暗流涌动。看重家族势力的客家人,不免明争暗斗。经济实力、文化底蕴、名声地位、人丁多寡……无不是他们暗里较劲的因素。

那是清光绪年间的一个春节,蓆狮舞像往年一样如期上演,观看的人们也像往年一样纷至沓来。居住在李树下的黎声亮、黎有德等黎姓男子裹在人群之中。看热闹,人与人之间难免相互推搡以争夺一个最佳的观看位置,口角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这一次,是和谢姓的男子。

一场争吵,让黎声亮和黎有德窝了一肚子火,也启发了他们创造的欲望和念头。巧合的是,这两个人恰好是黎姓中威望极高、活动能力极强者。黎声亮生于一八八四年前后,念过书,有文化,在黎姓中是个“地保”式的人物。黎有德生于一八八七年,打过屠,做过厨子,学过丧葬礼仪,经常一人自发为村里筑田坎、修水渠、办公益,积攒了很好的声誉和口碑。两人都是舞龙能手,对这项民间艺术从内心深处怀抱兴趣和热情。

这时候,距离蓆狮的发明已经两百余年了。两百年的光阴,蓆狮已经深刻地渗入到古陂人的生活之中。此时,要开拓,要创新,要获得村民的认可和欢迎,要形成一种势均力敌的局面,其实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

但是想法既已萌生,黎声亮和黎有德就攒足了劲儿,要创造一种和蓆狮截然不同的新狮。不约而同地,当他们将舌头顶住上腭,口腔里立即滑出祖辈相传的姓氏——黎。他们由此联想到了一种伴随一生的农具——犁。无论在普通话还是在客家方言中,“黎”与“犁”都拥有同一种读音。只不过,普通话中的“lí”,在当地人口中发出来的音是“léi”。

从小见多了“扮故事”的场景,他们灵感浮现:何不把犁搬上表演的舞台?一切由犁生发,延伸开去,便有了牛和犁田的人。他们扶了一辈子的犁,赶了一辈子的牛,对这些再熟悉不过了。牛,是农耕文明中最卖力的功臣,是农民与土地角力时最忠实的伙伴。有牛,就有红红火火的农业生产;有牛,就有年年月月的丰衣足食。

一样的竹与木、稻草和香火,这些乡村随处可见的事物,又一次作为原材料进入了舞蹈。一样的舞和逗、追与赶,他们设计的表演角色,编排的舞蹈动作和程式,与男人在农田里赶牛犁田的场景何其相似。一个大廻廻在前面执草引狮头,一个小廻廻在后面扶犁赶牛身;一头大牛狮摇晃着脑袋负重前行,一头乳牛狮追着大牛狮四处奔跑,企图喝上一口奶。那妙趣横生的动作,那诙谐幽默的场景,引得旁观者捧腹大笑。

整个的表演,其实就是一幅生动活泼的扶犁春耕图,乡土气息扑面而来。他们将这种全新发明的舞蹈命名为犁狮。那时候,他们只代表黎姓的一小部分力量,并没有太过庞大的野心,他们完全没有想到,犁狮舞会一代一代久远地传承下去,一直传到今天。

走进一家商店门面,就看见墙的正中央张贴着黎氏祖宗的牌位。大红纸做底,黑色的毛笔字墨痕依旧新鲜,上书“……列列之祖位”。牌位下方,蛇皮袋包装的粮食整齐地码成了小山。古老与现代、精神信仰和物质追求,如此奇特又如此和谐地共居一室。

这是犁狮第六代传承人黎忠春的家。

再往里,有一间小餐厅兼会客室、一个露天的小庭院,还有一排作厨房等用度的平房。镶有瓷砖的现代新式厨房里,砌的却是状貌笨拙而硕大的土灶。灶头上,专门设计有插香的炉台,香烛的梗茬儿仍在,上墙被熏出了黑黑的一片。显然,这是一户殷实的小康之家。一九六七年出生的黎忠春,日常身份是一位农资生意人。种子、化肥、农药、粮食生意,一条龙地做,做得得心应手、顺风顺水。

泡茶、引座、寒暄、吩咐妻子端来水果和瓜子,黎忠春熟练而大方地做着这一切,正如他有条不紊地把握着整个黎明村的事务。如果把宗族、姓氏、村庄比作一艘大船,当它载着纷繁复杂的人和事向时间的深处驶去时,拥有一位深谙风向与气候的高明舵手何其重要。

二〇一六年,八十多岁的犁狮传承人黎忠英老人去世。一副沉甸甸的担子,落到了黎忠春的肩上。他是黎忠英的堂弟,黎忠英亲自物色的接班人,也是犁狮舞中最中坚的力量与核心技术的掌握者。从五六岁开始跟着队伍凑热闹,到十岁正式随堂哥学习犁狮舞,到现在已有四十余年光景了。

像割稻子一样,人也是一茬儿一茬儿地被光阴收割,又一茬儿一茬儿地长出新的来。

为村庄命名的黎姓祖上,心中想必是住着诗意和亮光的。黎明村,黎姓人世代居住繁衍的地方,将二者联系在一起,是如此贴切又如此暗含生机。现在,黎明村已成为拥有三千八百多人口的大村,居古陂镇之首。

谈到自己的姓氏,黎忠春脸上充满了骄傲。他说:“在过去,国民党和大地主都不敢欺负我们黎姓人。因为我们人多,在古陂势力大,而且非常团结,打起架来基本没有吃亏的,就和电影《黄飞鸿》里演的差不多。”

人多,团结,这便构成了犁狮舞团队组建的基本要素。一场表演,少则三十几人,多则四五十人,通常是人数越多越好。在松散的乡村日常秩序中,若没有广泛的动员,光靠自觉和自愿,是无论如何也组织不起来的。

每年正月,犁狮舞一上演,黎明村几乎倾村而动,家家户户在期盼和激动中度过几乎无眠的三天三夜。他们先是挨家挨户发出拜帖,上书:“恭喜发财,犁狮来拜年。”收到拜帖的人家便插好蜡烛,准备好鞭炮,迎接犁狮的到来。于他们而言,犁狮进门,便是吉祥、如意、财运、幸福、收成、平安等一切吉兆的进门。

在乡村,曾经是富裕之家才能拥有一头牛。黎忠春回忆起一九八二年分产到户时的情形,全生产队只有四五头牛,得七八户人家共用一头。轮不上的,只能用锄头挖地。养一头牛,是多数农民梦寐以求的理想。有牛,就意味着五谷丰登、丰衣足食。牛,是力量的象征,也是富贵的象征。

耕牛舞动,昭示着粗犷而原始的生命力,于春天破土而发。

古陂人的方言中,习惯将舞狮说成是“打”。敬拜过土地公之后,他们从河的下游出发,一路往河的上游“打”过去,从一个屋场“打”到另一个屋场。所到之处,无不鞭炮齐鸣、锣鼓喧天、人声鼎沸。

这便是古陂民俗意义上的“打上水龙”,向上、向好、向着更高处和洁净的源头处。然后,他们把狮身上扎过的稻草烧掉,将剩余的香火一抢而光,插到自家的土灶上,敬奉着他们的灶公公、灶奶奶、灶帕帕(祖爷爷、祖奶奶的意思)。

一年一年,这些于年代久远中悄然形成的古朴信仰和约定民俗,在黎姓男子的头脑中镌进了深刻的认同与信赖。需要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奔赴异地求学的年轻人,总是千方百计在家待到正月十五,接受完一场犁狮的洗礼再踏上新的征途。他们觉得,一年不“打”,全身便不得劲儿。

一九八八年出生的黎小龙,是黎忠春的侄子,他在深圳经营着一家资产几千万元的公司。按说,他完全可以脱离这些老家的习俗,过自己潇洒自在的生活,但是每年春节,他都会从深圳赶回来,参加犁狮表演。他半开玩笑地和族人们现身说法:“有一年太忙,没有回来‘打’犁狮,赚钱都好像不那么顺利了。”此后,无论多忙,他总是按时归来,融进犁狮舞的队列中,“打”得兴高采烈。

黎忠春的儿子亦如是,他在九江学院上大学,依然愿意遵循氏族的习惯和信仰,每年春节,全身心地投入到“打”犁狮的大事件中。关于犁狮祛邪除恶、迎福添吉的象征意义,并没有因着日新月异的时代发展,在年轻人心中被摒弃和抗拒。一股来自血脉中的力量,借着香火狮的舞动汩汩流传。

这,也是蓆狮、犁狮代代传承至今最根本的基础所在。一代一代的传承人,都牢牢地记着一句话:“无论如何,也不能在我手上失传。失传了不光自己没面子,就连祖宗的面子都丢了。”

黎忠春驾驶着一辆皮卡车,突突突地将我领到了他们引以为豪的黎氏宗祠。

青砖的高墙,气派的飞檐,上书“黎氏宗祠”四个苍劲有力的魏碑体大字。宗祠左右,一边是村小学,一边是村委会,崭新与古老并排为邻,更加突显着这座建筑存留下来的难得与珍贵。推开红漆的木门进去,一股夏日难得的幽凉之气扑面而来。一个大天井将祠堂隔出两进的宽阔场所,天井里,绿色的苔痕、暗生的野草给祠堂染上了陈旧和沧桑的味道。若关起门来,这里分明是一座坚固的城堡。

这是古陂镇唯一完好存留的一座清代古建筑,现在,它挂上了犁狮传习所的牌子。黎忠春说,有一年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来采访,非常感慨地对他们说:“这是非常有价值的历史文物啊,你们一定要保护好。”

毫无疑问,黎姓人把这座宗祠当作宝贝一样看护着。因为,这是他们家族能力、实力的彰显,也是姓氏荣誉、人丁兴旺的象征。这里的一砖一瓦、一椽一柱、一张祖上的画像、一面斑驳的石灰墙,无不见证着岁月经过的光和影。

几位老人坐在天井边纳凉,问他们,有“打”过犁狮吗?老人们无不喜笑颜开:“嘿,‘打’过,当然‘打’过,不‘打’犁狮哪叫过年?”

祠堂最里面的一个角落里,摆着犁狮道具的骨架,一大一小两头牛狮,一张犁,形状依然栩栩如生。黎忠春扶起犁,挥起鞭子,眉毛就扬了起来,脸上的神韵也出来了。他又钻进小牛狮的肚子,抬起,蹲着马步,左右摇摆,小牛狮的嘴巴随着步态一张一翕,憨态可掬。

大牛狮太重,一个人是舞不动的,需要两个人,一人舞头,一人舞尾,默契配合。即便如此,也不能坚持太久,一般舞上三五分钟就得换人。尤其是香火燃起后,烟熏得厉害,眼睛也很难受。后来,他们竟然创造性地戴上了潜水镜。

如果再往前追溯,最初的犁狮其实是武狮。黎姓素有尚武的风气,民国时期便出了两位武术高手黎垂文和黎垂金。他们练习武术,带了一帮徒弟,个个有硬功夫,一个人对付七八个人不在话下。他们还懂得治疗跌打损伤的医术,经常外出行医,颇讲江湖义气。那时候,他们这些会武功的人舞狮兴起之时,会做一些高难度的动作,比如翻筋斗、跳台、跳架,引得众人齐声喝彩。随着习武之人渐渐老去、谢世,炫技再无可能。

黎忠春最擅长的,是扮大廻廻,这个角色,他已经担任十多年了。只因其步骤最复杂,动作难度最大,能学会的人也最少。有好几年,黎忠春一个人扮完全场,几个小时下来,体力消耗极大,辛苦异常。幸好,在他的慢慢教习下,已经培养出了好几个熟练的大廻廻。“像黎小明、黎承志、吴小林,他们都会。”黎忠春提起他们的名字,如数家珍。

我不由得注意到,这里面还有吴姓人氏。“是的,我们早就把这家人当成自己人了。不能让他们感到委屈,否则,就显得我们小气,看不起别人了。”黎忠春解释道。整个黎明村,吴姓仅有一户,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落户于此的。落户之后,最大的问题是融入,从观念到习俗、从所处的境遇到身份的体认。而黎姓人每遇大小事情,必邀请吴家一起参加,这是他们大气和友善的表现,也是他们族风和家风的体现。不仅如此,少量散居在村落中的陈姓、黄姓、谢姓、刘姓,也一样能收到拜帖,一样有人参与犁狮表演,一样认同着犁狮的文化内涵。遇到婚丧嫁娶等事情时,一样请村里的黎姓理事会来做主。

黎忠春是黎明村理事会的常务副会长,也是理事会实实在在的主事人。哪个屋场有人老了,哪个屋场要娶新媳妇了,哪个屋场要办满月酒了,主人就把钱交到黎忠春手上,由他去张罗所有事情。甚至,哪个家庭发生纠纷无法调和了,也请他去调解。他们信赖着他、依靠着他。而他,也竭尽所能,调动人马,安排事务,把家家户户的红白喜事办得妥妥帖帖、圆圆满满。

以心换心,以情易情,用恒久的付出赢得大众的理解和支持,乡村人的情感和操守如此朴素、如此简单。所以,当黎忠春需要召集犁狮表演时,全村上下的青壮年男丁,没有不积极响应的。

现在,蓆狮、犁狮被列入国家级非遗项目,成为政府保护的民间艺术,经常受邀参加各种庆典与活动。表演的时间,往往不是村民们举家团聚的春节期间。打工的、上学的青壮年男子都奔赴了外地,长年留在黎明村的多是老弱病残。仅小部分在当地做生意或从事农耕者,很难组建起一个表演团队。

但是,只要黎忠春一个电话,在县城的、在外省的男人们便掐准时间赶回家来。他们常说:“大哥,你讲了怎样就怎样哇。一句话,支持。”就连在深圳经营管理着偌大一个公司的黎小龙,也随叫随到。比如今年六月中旬信丰阁非遗进景区,他便回来“打”了两天犁狮。而今年四月小江镇客家围屋的庆祝活动,黎小龙因为身在香港赶不回来,还一再表达了歉意与遗憾。

当初逞一时意气的黎声亮和黎有德一定不会想到,他们发明的犁狮舞,会从李树下出发,吸引整个黎氏家族加入其中,迅速蔓延至和黎姓有关的各个村落。最后,成为由黎明村主导的盛事。

一场黄昏的暴雨突然而至,如果不是天井上水流如注,在黎氏宗祠里几乎感觉不到天气的骤变。一个祠堂,几乎就是一个小小的江湖和小小的堡垒。

然而,当历史的风浪汹涌来袭之时,这座小小的堡垒分明又成了一只飘摇无措的小舟。一九六六年,“破四旧”运动席卷全国,古陂的蓆狮、犁狮也未能幸免。

古陂的老人们,眼睁睁看着蓆狮、犁狮被扔弃、烧毁。他们摇头、叹息、流泪,内心也像被烈火焚烧,疼痛愈演愈烈。

浩劫来临,蓆狮、犁狮不能舞了。时间喑哑了,文化基因和传承也喑哑了。人们默默地等待天明,只在想象中举着蓆狮、犁狮,绕着村庄、河流,跨着马步、侧步,和着锣声、鼓声,欢快地舞动。

十年,是时代的困局,也是文化的困局。

幸而老人们还在,蓆狮、犁狮的制作方法与表演步骤还记得。待得天空重现蔚蓝与安详之时,谢氏和黎氏的男丁们,开始修葺祠堂,挂上祖位,搬出竹木、稻草、薯芋和香火,扎制蓆狮、犁狮。他们召集人马,重新拾起这门古老的手艺。

钱,是个很俗的问题,但又是无比现实的问题。每表演一场,所需的费用都不是小数。

村民们遵守着祖上的契约,无论贫富,每一家收到拜帖的,都备好一个红包,数额由自己依能力决定。当蓆狮、犁狮进入家门,连转三圈,停下,向主人大声诵出祝语,主人便一迭声地应和着,一手将红包塞到提包人手中。有许多年,蓆狮、犁狮依赖这种众筹的方式勉强维系着。

直到二〇〇四年,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发出《关于实施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通知》和详细的实施方案,民间文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许多置身其中的人感到了紧迫感,如果再不加以保护,那么多珍贵的遗产就要永远失传了。二〇〇六年,信丰县非遗保护工作启动,对蓆狮、犁狮的挖掘、记录和保护也被列上了日程。

几百年了,黎姓与谢姓隔河相望,各自舞着自己发明的香火狮,各自依靠宗族的力量传承着古老的习俗,甚至因参与者和观看者的多寡、吆喝声和呼喊声的大小而明争暗斗。后来,蓆狮、犁狮合二为一,进入了同一项非遗保护名录,在同一把大伞下获得庇护和晴空,就像两条分支的河流,最终归入同一条大江。形式和意义的高度接近、地域和信仰的无限融合,成就了今天的国家级非遗项目蓆狮、犁狮。

今天,仍旧有很多人愿意举着笨重拙朴的蓆狮、犁狮,在春寒料峭中大汗淋漓。

有的外行人提出改良意见,想把狮子做得轻盈一点,让表演者轻松一点。一个省里的专家开口说道:“你看到的是笨重的木头,我看到的是文化。”

时间不停地流淌,总有一些物事是无可替代的。它载着精神的浆汁,喂哺一代又一代后人。

真正懂得蓆狮、犁狮的人,不多了。县文化馆的刘荣生是一位。

他的嘴角时常浮现一种略带诙谐的意味,但是当他说起蓆狮、犁狮,却又那样满含深情。他仿佛握着一条河流的来龙和去脉、细节与全部,随时都可以把某一段展开来给你看,甚至包括河床中有几块石头、几只鱼虾,河边有几棵灌木、几丛杂草。

这些,都需要时日,需要年长日久的零距离进入。二〇〇九年,他因工作关系,开始与蓆狮、犁狮结下不解之缘。为了完整记录这古老的瑰宝,美术专业出身的他,丢下画笔,改攻摄影。拍着拍着,他常常觉得自己也成了蓆狮、犁狮队伍中的一员,舞之蹈之。

十年,他见证了两个姓氏的相互认同、握手言和。当他进入古陂,就像走在亲人中间一样。他可以熟练地为谢达光穿好衣服,也可以豪爽地和黎忠春喝酒畅谈。他熟悉他们内心的隐秘、委屈、诉求,还有祖宗口口相授的技艺,也熟悉谢氏和黎氏宗族内发生的一桩桩生老病死。

这些年,刘荣生痛心疾首地看着几位技术最好的蓆狮、犁狮传承人去世,先是一九四三年出生的黎钦仁,再是一九二九年出生的黎忠英,然后是一九四五年出生的谢达三。今年,一九三六年出生的谢达祥也走了。每去世一个人,落寞的情绪都要包围他很长一段时间。虽然生死乃自然规律,但是对于一种古老文化的传承,其损失不言而喻。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都难免由此滋生焦虑。

翻开文化部二〇一五年公布的统计数据,全国已有二百五十多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相继去世,占总人数的一成以上。后继乏人已成最大问题。

其实,刘荣生又何尝不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呢?懂的人太少,能够调度好这支队伍的人太少,深爱着蓆狮、犁狮的人,更是稀有。如果有一天他撂下挑子,在管理部门很难找到另一个如此合适的人选了。朋友们都称他为“孤独的非遗人”,是褒奖,也是叹惋。

是的,受经济大潮普遍冲刷的乡村,年轻人无一例外地奔赴城市,去寻找远离泥土气息的生活。一些坚固的东西正在慢慢松动,一盆需要众人拾柴燃起的火焰正在慢慢暗淡。最近这些年,政府的组织和资金补贴,成为蓆狮、犁狮舞的主要动力。电视、手机、网络,各种新媒体的加入,人们欢度春节方式的巨大改变,已经不可逆转,从前那种狮子出动、万人空巷的场面,再难重现。谁也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现状,但是,谁又都无可奈何。

环境的改变、观念的更新之下,没有可观的物质回报,还有几个人愿意沉下心来,默默地研习一门古老的手艺?培养一名优秀的传承人需要漫长的时日,更何况蓆狮、犁狮是一种群体性的传承项目,需要培养的传承人,不是一两个,而是一大群。留在乡村的青壮年男子,还能数出多少个呢?

现在,问题一日一日地摆在面前,需要尽心尽力去想办法解决。谢达祥去世、谢达光瘫痪,新选出的传承人谢达章,则常年在广东跑货运,对蓆狮的传承难免造成影响。乡村原本固守的沉静生活方式,早已被打破。

因为懂得,所以热爱。因为热爱,所以理解。刘荣生理解乡村人的处境,知道生活加诸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的现实困境。他只能为项目争取注入更多的资金,然后,一趟一趟地往古陂镇跑,熟悉更多的人,交换更多的感情。

我在一家名叫如意餐馆的地方,见到了谢达祥的孙子谢书海。三十三岁的他,身材敦实,面相憨厚,已做了多年的餐馆老板。其时,正好他父亲也在,你一言我一语地谈起蓆狮。他们父子都颇以谢达祥为豪。毕竟,谁都清楚,有能耐的人才能担当起传承重任啊。“中央电视台都上过好多次了。”说起这事,他们就觉得光荣。

从小,他们就被谢达祥要求和带领着参加蓆狮表演。谢书海的舞狮史,已有十来年了。因着身体结实、个头略矮,他常被安排舞狮尾。他的想法和很多人一样,相信正月沾一沾狮子气,把香火插进自家的灶神上,将为全家人带来一年的好运。只是当我问谢书海,是否有想法担当起传承人的责任时,他的目光中透露出茫然来,似乎这个问题太过遥远而不在他考虑的范围内。那么,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后,该由谁来挑起这个大梁?

夜色深浓,此刻星光四起。没有人给我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是天空中似乎到处充满了应答。

我们去和谢达光告别,这一次,他没有哭泣。我知道,年迈的他还会守在祠堂边,安静地等待下一次的演出、下一次的热闹。那时候,他一定会让老伴将他的轮椅推出空坪,亲眼看着年轻人扎制狮子、排练动作,也看着他那帮乐队的老伙计,敲响他再熟悉不过的鼓点。

没错,一切还和从前一样,两面锣一面鼓,一个唢呐两个钹。当乐声响起,他仿佛重新回到了年轻的光景,重新挥舞着手臂,在天地间跳跃腾挪、纵横起舞……

朝颜:江西瑞金人,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九届高研班学员。在《人民文学》《青年文学》《散文》《美文》等刊发表作品百万余字,多篇作品被《散文选刊》转载。获《民族文学》年度散文奖、三毛散文奖、孙犁散文奖、井冈山文学奖、香港青年文学奖等奖项,作品入选《二十一世纪散文年选》《中国随笔精选》《中国年度散文》等选本。出版有散文集《天空下的麦菜岭》《陪审员手记》等。散文集《天空下的麦菜岭》、诗集《大地上的梦想》入选中国作协少数民族创作扶持,散文集《传灯者》入选中国作协定点深入生活项目,散文集《陪审员手记》入选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