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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横扫各大文学期刊的年度榜单到问鼎第十届茅盾文学奖，从“当代《儒林外史》”“《红楼梦》的续篇”“新《围城》”等标签到“极其难读”“知识堆砌”的评价，作家李洱“13年磨一剑”的长篇《应物兄》自问世来便是一部引起广泛关注、讨论甚至争议的小说。

《应物兄》首发于去年《收获》长篇专号秋卷和冬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上下册单行本。12月8日，“无常以应物为功 有常以执道为本”——李洱《应物兄》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在作家、华东师大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院长孙甘露看来，这一段时间的沉淀，让我们能更从容、深入地探讨这部作品。

12月8日，“无常以应物为功 有常以执道为本”——李洱《应物兄》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摄

不像《儒林外史》的《儒林外史》

孙甘露说：“李洱的写作既回应了现实主义传统，又是对二十世纪以来现代主义发展非常微妙的反映。我们可以从多种角度，比如文学史的意义、知识分子小说的意义、学院小说的意义、反思性写作等角度去探讨《应物兄》这部作品。也有人提出拿《红楼梦》做映照，当然这不是从夸张或者宣传的意义上说，而是从作品内部，探讨《应物兄》在中国小说传统继承上有哪些可讨论的空间。”

在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尧看来，李洱已经是很成熟的小说家。“有关什么是小说，小说怎么写，他想得非常明白。李洱挑战小说既定的法则，也知道创造性的写作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危险。”

《应物兄》出版后，有批评家评论这部小说像《红楼梦》。“我不赞成‘像《红楼梦》’这样的批评修辞，这反而给小说家带来很大困境。”王尧直言，还有人说《应物兄》像《儒林外史》，他也觉得不对，“我个人认为，《应物兄》是不像《儒林外史》的《儒林外史》。”

其次，他认为应该从思想而不是知识进入《应物兄》文本。“《应物兄》当然是写大学，但重点不是写大学，而是借大学写当代诸子百家，写思想的风景。写当代诸子百家是非常需要功力的，不写知识不行，但里面的知识只是思想的一个载体，这给小说文体带来什么样的变化，需要讨论。”王尧表示，《应物兄》应被视为思想文化小说，而不只是作为知识的小说。

具体到文本表述上，王尧提到《应物兄》是“书斋和市井”的结合，即把最雅和最俗联系在一起。“它有高雅，但对底层的东西也能说得头头是道。”王尧说，“以前图书馆里的文献检索工具，是一张张的小卡片。《应物兄》文本就像那一张张卡片，用笔记合成的方式，改变了我们过去对宏大叙事的规制。我们不要被批评界不同的声音左右，应该先来仔细阅读这个文本。”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岗表示，王尧所言涉及当下一种流行的文学批评倾向——把一部当代作品与某部伟大的文学经典联系在一起，不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置身于伟大的文学传统之下，既安全也很有成就感，但我们还是应该回归作品本身，而不是让当代作品躲在伟大经典的阴影下。就像李洱在北山讲堂开讲时说的，仿写续写《红楼梦》再好，也不是小说所为。”

《应物兄》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反讽引出一代人冷峻而深沉的抒情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丛治辰从细节、反讽、抒情、团结等角度对《应物兄》展开分析。在细节方面，尽管有评论称《应物兄》“由细节构成，缺乏总体的叙述脉络”，但丛治辰认为《应物兄》不是杂乱无章，而是采取了一种“杂乱有章”的日常生活叙事，依靠偶然性细节彼此之间的联络，来建构一种形式层面的必然关系。

论及反讽与抒情，丛治辰说：“《应物兄》看上去由反讽构成。但这部写知识分子的小说最精彩的部分在于首先反省的是知识分子本身，尤其首先反省他自己本身。应物兄的经历、学问和社会经验显然与李洱这一代人有关，这个反讽就引出了一代人冷峻而深沉的抒情，这一代人的抒情在《应物兄》下部表现得特别明显。

“又有很多人说，李洱这部书是虚无之书，是否定性的，对现实充满不满。我很想努力地说明《应物兄》绝不是虚无和反讽的书，而是以抒情的方式重新建构了知识分子共同体，或者知识共同体。在这里，抒情和知识成为建构性的力量，提供了与反讽性现实对抗的可能，而不像其他知识分子写作变成否定性、批判性的力量。”

在丛治辰看来，《应物兄》是一部可以被反复阐释的小说，仅仅阅读笔记就可以写到20万多字。此前还有人统计《应物兄》涉及的典籍著作四百余种，真实的历史人物近二百个，植物五十余种，动物近百种，疾病四十余种，小说人物近百个，涉及各种学说和理论五十余种，各种空间场景和自然地理环境二百余处。“《应物兄》中的动植物是很好玩的，里面的狗、鸟、植物等构成了极其复杂的隐喻结构。”丛治辰透露，他计划从这些细节入手，对《应物兄》文本展开更细致、深入的分析。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刘稚表示，《应物兄》这部85万字的长篇小说呈现了思想史上曾经发生的争锋、对话及衍变，它既是极其具象的又是极其概括的，它充满了小说的丰盈细节，又举重若轻地将人类累世以来的思想成果化为精彩有趣的的人物的言谈和心理认知活动，生动呈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全球化背景中，中国的知识者知与思与行的过程。

“李洱要驾驭的是人类浩瀚的知识和几千年的思想史，在现代观念下，怎么把知识和思想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化为一部小说所必须的行为描述，李洱做出了极有价值的建构。把历史叙述跟知识分子的在场感结合得如此贴切，我觉得这在我们的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中是第一次。”刘稚还提及，《应物兄》的出现打破了人们对于所谓农村题材、都市题材、知识分子题材、历史题材、现实题材等等的思维惯性，是对现实主义文学精神、文学的先锋性现代性甚至小说本身进行了重新命名。

李洱

既拒绝读者代入，又不断诱惑读者沉浸

在罗岗看来，《应物兄》是“正面强攻”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品。“李洱写《应物兄》，强调的是小说怎样找到一种把握这个复杂多变时代的方法。”

他提到，八十年代以来文学界逐渐形成了一种惯例，认为文学“怎么写”比“写什么”更重要。但到了《应物兄》，并不是简单地强化“怎么写”，而是又有一个反转，可以说，是 “写什么”决定了“怎么写”。

“很多人讨论这部小说用了传统小说的穿插藏闪之法，但《应物兄》不是为向传统学习而学习，这种似乎随意的、没有终点的写法，恰恰是被小说试图把握这个时代特征的想法所赋予的，这是一部想法倒逼出写法的小说，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恰恰没有秩序、难以赋形，小说的写法映照了时代的特征。”

罗岗引入了“拟态”这个概念来解释《应物兄》的写法。“拟态，原本是一个生物学概念，指的是生物为了躲避危险，伪装成与环境融为一体，以逃避掠食者的视线。拟态就是生物界‘真实的谎言’，它通过‘逼真’的方式达到‘伪装’的效果，让掠食者产生真实的幻觉。”

在他看来，拟态现象不限于大自然，而与媒介化的文学构成非常密切的关系。“拟态就是指，拟态者尽可能逼真，而观察者则以这逼真为真实。‘拟态’类似于媒体研究中经常讨论的‘拟像’，人们只能在由媒体造就的‘拟态环境’中体验真实的世界，逐渐忘记了真实的世界，认为真实世界只有被媒体表达出来，才能够被人们所体认。”

不过，“拟态”似乎比“拟像”更加有趣，在鲍德里亚那儿，“拟像”完美谋杀了“真实”，但“拟态”却以无限逼近真实为己任，“拟态”总是将“真实”以“缺席”和“误认”的方式带入进来。

“就像《应物兄》中，程济世在《纽约时报》发表的那篇为夏商周工程辩护的文章，题目叫《错简》，英文是Slip，意思是竹简，但也一词多义。出土文献与真实存在的朝代之间，也是一种‘拟态’，问题是你信还是不信？从这个角度说，《应物兄》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错简’，这本大书试图以‘拟态’的方式来把握这个时代。如果理解了这点，就不会把这部小说当作学院才子派小说来看，书中所有的知识都处于‘逼真’状态，这种似是而非，取决于你信还是不信，构成了小说最有意味的形式。提示我们注意，《应物兄》通过‘伪装’达到’逼真’的效果，与真实世界之间构成了某种特定关系。就像竹简slip也有‘滑动’的意涵一样，作为读者的我们，需要在拟态世界和真实世界这两个世界的‘滑动’中，才能把握这个复杂多变时代的特征。”

“很多知识分子朋友不喜欢这部小说，看了之后不适应，是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读法，不理解这种拟态的方式，《应物兄》既拒绝了读者的代入感，又不断诱惑读者沉浸，并且在沉浸进去后觉得自己出丑了，这种追求‘间离’效果、‘视差’效果的写法，使得《应物兄》在当代文学中独树一帜，也向作为读者的我们提出了挑战。”罗岗说。

要允许一些作家给文学史留下难啃的骨头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表示，当下中国的文学读者过去习惯于接受强大的农村题材小说传统，后来又逐渐对都市文学产生某种期待，却唯独不太适应像《应物兄》这样书卷气十足、知识分子趣味浓厚的写作。在这个意义上，李洱的新作是富于挑战性的。

郜元宝首先在语言上肯定了《应物兄》，“当代一些名家，尤其是知青作家这一代，起步阶段的语言与他们的生活是相配合的，他们在那个时代共同的语文氛围中，也可说是同时代平均值的语文水平上进入写作，问题不大。可是一旦进入自己不熟悉的新的领域，遭遇新的语言环境，首先在文字细节上就捉襟见肘，错误百出，其作品也就缺乏起码的可信性和可读性。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应物兄》是经得起推敲的。”

在他看来，整体上，中国现代的南方作家对文学书面语的贡献高于北方作家。他们不像北方作家那样可以依仗方言的便利探索比较狭隘的“方言文学”，而是不得不压抑自己的方言，努力寻求共同语的表达。

“李洱放弃了北方方言的优势，跟南方作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而且似乎走得更远。他的书卷气特别浓，这在当代小说中是一个新的现象。我们一直讲语言要生活化。但除了生活化，还得要书卷气。书卷气是我们文学生活与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五四新文学一百年的冲突，对书卷气的语言的态度走了不少的弯路，在这个意义上，李洱的探索是值得注意的。”

郜元宝还认为，《应物兄》确实有鲁迅所说的清末“以小说见才学”的那种倾向，但另一方面，李洱也是有意识地以思想、学术和围绕思想学术而展开的大学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为特殊的素材，来探索长篇小说的新的写法。“在这一点上，《应物兄》比《花腔》走得更远。”

郜元宝说：“王蒙曾呼吁中国作家要在一定程度上走向学者化，但王蒙似乎更强调一种综合的文化修养。其实在提高文化修养之外，还可以将学问本身设定为一种特殊的小说叙事的对象。当然在文学史上，这样的写法也并不鲜见，但至少在中国现当代的长篇小说领域，没有谁像李洱这样极端。李洱的探索有文学史的基础，我们要把他所引用的哲学、思想与小说的内涵、人物、情节构思真正关联起来。”

郜元宝还将《应物兄》比作1940年代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后者也是一部涉及同时代各种类型知识分子日常生活及其思想学术变迁的奇特的长篇小说，问世至今仍然存在巨大的争议：“要允许一些作家给文学史留下难啃的骨头。对当代读者来说，它们无疑要颇费咀嚼，但在文学史上必有回响，而这种回响似乎注定要始终伴随着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