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68年7月一个周末，刚从杭州大学外文系毕业的哥哥临安回家，我看他两条臂膀上布满乌青，就问怎么回事。他倒若无其事：“梁胖捏出来的。”原来，一批同学想看热闹，撺掇临安和来自上海的年轻教师“梁胖”摔跤，两人只好硬充梁山好汉，在校园里拣了块平地比试起来。临安上大学前在杭州少体校练中长跑，得过一些省级比赛的优胜奖，力量训练也是他必做的功课之一。在他粗壮的胳膊上留下这些印记，得有多大的力气多大的手？我急着问输赢，记得临安说，“梁胖”体重不低于一百八，实在“搬不动”，相持了总有十分钟以上，“梁胖”突然咯咯笑出声来，交战双方顿时泄了气，算是打了个平手。摔跤因一方的笑声而收场，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也许笑者意识到自己已占上风了。从此我就特别想见见这位“梁胖”。

1970年春节前后，临安在崇明农场锻炼完毕，分配到杭州教中学英语。过了两年，“梁胖”常来我家。就像所有在杭州生活、工作的上海人一样，他不会说杭州话，也不可能想到去学几句杭州话。方言有等级，一直如此。他来作客，我们一家人都改说上海话。

我当面恭恭敬敬叫他梁老师，背后却跟着临安和他一帮同学称他“梁胖”。梁老师名正华，粤籍，父亲是上海某著名公司的大股东。他南洋模范中学毕业后考入华东师范大学英语专业，1965年分配到杭州大学。近日从华师大外文系的老师处了解到，该系1959年到1965年之间入学的英文、俄文两个专业的学生，学制五年。推算起来，梁老师应该是1960年入学的。

七十年代初期的梁老师三十刚出头，已经谢顶了，而且谢得干净。他肤色微黑，常戴一顶格子呢鸭舌帽，身穿夹克衫，皮鞋头尖尖的，现在回想起来，应该都是上海的好牌子。梁老师的头和脸，从各个角度看，都是球形，下颌也是圆的。也许可以说，他像是狄更斯小说里跑出来的一个人物，比如善良与腰围成正比的匹克威克先生。梁老师骑一辆兰林牌自行车，墨绿色全包链，镀铬（“克罗米”）斜搁脚。那辆兰林停在我家门口，居然还会煽起我的虚荣心。邻居陈有根叔叔是自行车维护专家，乐于助人，他会把各个部件拆卸开来清洗、上油，如果发现轮子变形，还会调整辐条。梁老师进了我家，陈叔叔偶尔忍不住走过来，在兰林车实实在在的牛皮坐垫上拍几下，还自言自语说上两句话，以示欣赏。梁老师就在屋内微微笑着，点一点头，仿佛和陈叔叔打招呼。那时的杭州，无非是个普通中等城市，大家日子过得紧巴巴，却还是识货的，偶见兰林牌自行车，会对车主投以羡慕的目光。

梁老师气色极好，烟瘾重，几乎烟不离手，抽的都是好牌子。他坐下来第一件事，就是从夹克衫袋子里掏出烟盒和火柴盒放到方桌上。他大概在逍遥的日子里爱上了桥牌，寒暄几句，就笑着说：“打牌！”梁老师来打桥牌的时候，一般会留在我家吃饭，他最喜欢的菜是母亲做的煎带鱼。

临安是喜乐的人，对生活有无穷无尽的热情，棋牌之类的游戏却不能引起他的兴趣，我是勉为其难地充作梁老师的搭档。建德村里的小伙伴中，郑清一（“阿清”）和刘健（“毛大”）会打桥牌，梁老师来了，我就把他们叫到家里凑成一桌。梁老师那双很有福态的大手拿到牌，几秒钟工夫就把它们整理停当，然后就把牌放在一边，等我慢慢分门别类。梁老师是我的桥牌老师之一，打牌的时候，他经常说英文，一些桥牌英语术语，我是从他那里学来的。比如洗牌后发牌，要请对方签一签牌，英文叫“cut”；某花色的单张称“singleton”（根据该词引申义，临安当时也是“singleton”）。制订桥牌规则的人真是了不起，比如奖惩制度因“有局”“无局”而异，给牌局增添了兴奋点。“有局”的英文是“vulnerable”，中文里缺少对应的概念。我初学时出牌犹豫，生怕梁老师脸上的笑容突然消失。如何飞牌（finesse），如何紧逼（squease），背后有很多讲究。如果我们定约，我宁可做“Dummy”，即亮出一手牌的“明手”，由梁老师即庄家主打，“明手”不必多动脑筋，静观庄家如何出牌，细细体会，牌艺就一点点提高了。我起初一局打完，记不住自己拿过的牌，梁老师说我出牌次序错了，应该如何如何，我脑子里一片空白，非常恐慌。我当时对梁老师的记性极其佩服，后来牌打得多了，就知道记牌并不难，就像下完围棋会复盘一样。

那时桥牌输赢的计分比较简单，不贴点，牌好赢面就大。梁老师拿到一手好牌，眼里就放射出光芒，笑眯眯地望着我，暗示必须打成局。他身体前倾，把我家不甚坚固的腰圆形凳子支起来。凳子两条腿凌空，两条腿承载着他，吱吱嘎嘎地响起来抗议。老实说，我一看到梁老师脸上充满喜悦期待的微笑，心里就紧张异常。严格地说，梁老师喜形于色，有犯规之嫌，不过我们当时打牌，都有点关注搭档的面部表情。难怪现在正式的桥牌比赛上，选手们是看不到对方的。轮到我做庄家的时候，梁老师就会站起来走到我身后指挥出牌。有一次我们打成大满贯，梁老师笑得像灵隐飞来峰上的石雕弥勒佛。面对棋牌，成人都会变成孩子。

七十年代中期，我有时骑车去杭州大学看梁老师。他住的那栋楼在天目山路老杭大的东南角，楼外就是杭大围墙。在围墙与天目山路之间大概还有十几米的距离，附近的农民见缝插针，种一些菜。梁老师住一楼，他的兰林车就停放在走道上。房间朝南，不小，靠南窗的单人床木质床架子上搁着一张尺寸偏大的灰条子席梦思，外面套着散漫的被单。那张席梦思大概用了很久，过于松软了，梁老师的身躯陷在里面，笑呵呵的，无比舒服的样子。他有幸做个“逍遥派”，经常从图书馆借英文小说来读。有一次他告诉我，他手里拿着的是“Westward Ho”，讲的是几百年前英国人的海外冒险，非常好看。这本书的作者金斯利，我以前从未听说过。我从他那里借过一本美国四十年代出版的英国诗选，深灰色精装，编者是路易斯·恩特梅尔（1885-1977）。那本诗选有一篇较长的前言，我还试着翻译，没有翻完。我那时粗识英文，还抄录了一些诗篇。诗选里有一些诗作，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读到约翰·梅斯菲尔德（1878-1967）的“Sea Fever”（有人译为《海之恋》），对一个读过一点旧诗词的少年读者来说，那是一种完全新奇的感受。诗中的“我”才十几岁，就像《鲁滨逊漂流记》的叙述者那样，家里呆不住，只想着遨游四海，与浪花和白帆为伴。一位海边少年纯粹的航海渴望，与“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之类伪饰的做官“抱负”形成对比。

梁老师还给我看过他在华师大校园里拍的照片。我心里奇怪，他怎么读本科的时候头顶就有点谢了。他说到华师大是很自豪的：“华师大的校园，没有一家上海的大学比得上。”我在复旦就读时曾因参加上海高校外文系戏剧会演去过华师大，丽娃河确实远胜复旦老校区外文系和国政系两栋小楼后面的“小桥流水”，而且，华师大英语专业师生的水平让我羡慕。

1978年夏，梁老师得知我考取复旦，非常高兴。大概就在那个暑假他调回上海，还继续做英语老师，学校不大有名。复旦开学不久，我就去梁老师家拜访。此前他给了我两个地址，一个在富民路，另一个在愚园路。某个周末我去他家富民路的住处，想必是穿了蓝卡其中山装，还不会忘记佩戴上复旦的校徽。印象中那栋楼房外墙是奶黄色的。梁老师带我走到楼上见他父亲，他们之间的对话，我彻底听不懂，那是我第一次听人说粤语。他家的家具少得出奇，也许那时“落实政策”不久，能回到像样的地方住住就心满意足了。至于抄家时“充公”的红木家具究竟去了何处，不大问得出口。当时梁老师正在办出国，此前他与杭大外文系另一位上海教师姚中合作，翻译出版了英国人奥邓肯编的《情景对话：英语日常口语》（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年）。改革开放初期，这一类书籍非常热销。

此后就和梁老师失去了联系。七十年代后期不少上海人出国，准备一去不返，对自己家的住房，往往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后来懊悔，已经来不及了。梁老师的两处寓所，但愿没有轻易放弃。

近日才发现，我七八年前在北京买的一辆便宜旧车，龙头下的商标居然赫然写着“三枪”，没有图案，车身上还印有这两个字的汉语拼音。印象中三枪牌与兰林牌齐名，商标是三杆来福枪。此三枪非彼三枪？下次去上海，应该寻访梁老师的沪上旧址，也许他又回国重做上海人了。我先要告诉他，桥牌早已不打，不过骑的自行车名称响亮，也许是中英合资的，牌子Sanqiang，可与他正宗的兰林一比呢。

梁老师大笑：“哈哈哈！Sanqiang！嗳有格样子事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