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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说文化(增订本)》

来源:中国作家网 | 钱理群 黄子平 陈平原  2019年12月10日09:30

一、基本信息

书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说文化(增订本)》

作者: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10月

二、作者简介

钱理群  l939年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与政治思想史研究。他以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社会的深刻探索,特别是对于知识分子历史与精神的系统审察,以及对于二十世纪中国经验的总结与反思,受到了海内外的高度重视。主要著作有《心灵的探寻》《周作人论》《丰富的痛苦》《大小舞台之间》《1948:天地玄黄》《与鲁迅相遇》《我的精神自传》与《鲁迅与当代中国》等。

黄子平  1949年生于广东梅县,1969年到海南岛当农场工人。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七七级,1984年北京大学文学硕士毕业。曾任北京大学出版社文史编辑、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先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芝加哥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芝加哥心理社会研究所、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浙江大学文学院任访问教授。长期担任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教授。荣休之后,历任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台湾中央大学与淡江大学特聘教授。现为香港浸会大学荣休教授。主要著作有《沉思的老树的精灵》《文学的意思》《幸存者的文学》《革命·历史·小说》《边缘阅读》《害怕写作》《远去的文学时代》《历史碎片与诗的行程》与《文本及其不满》等。

陈平原  广东潮州人,文学博士,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2008—2012年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先后在日本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英国伦敦大学、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美国哈佛大学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从事研究或教学,2008—2015年兼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讲座教授(与北京大学合聘)。先后出版著作三十余种。

三、目录

小引 陈平原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

写在前面

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对话

缘起

世界眼光

民族意识

文化角度

艺术思维

方法

附录一 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两次座谈

附录二 关于“表现即艺术”的讨论

附录三 有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种种反响的综述

后记

漫说文化

漫说“漫说文化”(代序) 陈平原

岁月无情又多情 钱理群

十年一觉 陈平原

漫说“漫说……” 黄子平

“说东道西”的姿态 钱理群

漫卷诗书喜欲狂 陈平原

“父父子子”里的文化 钱理群

兼问苍生与鬼神 陈平原

“乡风市声”的意味 钱理群

未知死焉知生 陈平原

“世故人情”中的智慧 钱理群

男男女女的主题 黄子平

难得浮生半日闲 陈平原

何必青灯古佛旁 陈平原

三人谈——落花时节读华章

增订本后记

四、精彩文摘

小引(陈平原)

这里合刊的,是两册有趣的小书。

说“小书”,很容易理解。相对于时贤动辄四、五十万字的大著,这不到十万字的篇幅,实在够寒碜。不敢打肿脸充胖子,说什么以一当十,言简意赅。小书就是小书,不必讳言。只不过西哲有云:“大狗叫,小狗也得叫。”我想补充一句:叫得欢的小狗,其憨态也自有可观及可爱处。如此不太恰当的比喻,用在我们当初的“表演”,还是挺贴切的。

这就说到“有趣”了。面对这两册小书,最可能感叹“有趣”的,很可能不是热心的读者,而是作者本人。从1985年到1990年,我和钱理群、黄子平三人,在区区燕园里,“热火朝天”地切磋学问,先是纵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后又“漫说文化”。而这两次合作(加上“未完成”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多少都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学术上的创获到底有多大,不好说;倒是那种合力奋进的精神状态,很是感人。或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八十年代学术”的特征:虽则粗疏,但生气淋漓。

到了为出版《漫说文化》(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而分头撰写《岁月无情又多情》、《漫说“漫说……”》和《十年一觉》时,已颇有“白头宫女说玄宗”的意味。其实,不过几年光景,可物换星移,再也没有了当初的豪气、志气与稚气。

将“志气”与“稚气”相提并论,并非玩弄文字游戏。正因为所知有限,方才果敢决绝,认准了,就一直往前走。若等到饱读诗书、阅尽沧桑,那时很可能反而四顾茫然。在这个意义上,八十年代的我们,年纪虽不小,但依然“童言无忌”,也自有可爱处。

翻阅此类“开风气”的小书,在作者是追忆时光流逝,在读者则可以一窥学术之演进。近些年,不断有学界新秀反省我们当初的“反省”,引申、证实或质疑“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命题。顺带的,也就对这一概念产生的契机、背景、动力以及效应等感兴趣。于是,常有人通过各种途径打探这册198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也不时有出版社的朋友建议重印此书,但都被我们婉言谢绝。理由很简单:未能更上一层楼,贸然重做冯妇,愧对江东父老。

直到有一天,读到某君大作,将《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表作为“历史事件”来考察,这才猛然醒悟——那文、那书,早已进入历史,既没必要修订,也不可能完善。念及此,有点悲伤,可也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

想想也是,不就因历史的偶然,侥幸留下几行蹒跚学步的足迹?既然随时都可能被重新卷起的海浪冲刷得一干二净,又有什么可矜持的?就这个样子,不做进一步阐释,也不纠正当初的失误,让其素面朝天,更能显示此书的“历史价值”。唯一需要补充的是,当初因某种特殊原因而被撤下的《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两次座谈》。

蓦然回首,最令人感怀的,其实不是什么是非与功过,而是促成那几回“三人行”的思想潮流、社会氛围,以及自以为颇具创意的对话文体。

2003年4月2日于京北西三旗

增订本后记(陈平原)

去年十月,也就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出版及“漫说文化”丛书编纂三十周年,老钱、子平和我在北大校园重聚,做了一场题为“落花时节读华章”的公开对话。“漫说文化”丛书的重刊只是个由头,更重要的是,围绕三十多年前我们在燕园的活动,展开关于八十年代及当下中国文化/学术的对话。现场有不少媒体记者,整理成各种版本的文字稿,在不同媒体上刊发,一时颇为热闹。我当然知道,不是我们的对话特别精彩,而是大家希望用这种方式,向早已远逝的八十年代致意。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时隔多年,还有兴趣重提旧说,“朝花夕拾”的同时,有怀旧,也有反省,但不敢奢望有什么学术创获。

在《小书背后的大时代》(《读书》2016年第9期)中,我提及:“今天看来,值得格外怀念的,不是具体论述的‘开拓性’,而是提倡者那种初生牛犊的勇气,以及允许乃至鼓励年轻人‘勇猛精进’的时代氛围。当初的我们,确实是想法多而学养薄,可如果接受长辈的善意提醒,沉潜十载后再发言,很可能处处陷阱,左支右绌,连那点突围的锐气与勇气也都丧失了。某种意义上,这个概念不完美、欠周全、有很多缺憾,可它与八十年代的时代风气相激荡,这就够了。正因此,我才会不无自嘲地说,即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只剩下个外壳,也都值得怀念。”

那只是一册“开风气”的小书,在作者是追忆时光流逝,在读者则可以一窥学术的演进。从198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1997年湖南教育出版社版《漫说文化》,到200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刊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说文化》,再到这回北大社的增订版,更多的是作为学术史资料,方便后学的了解、批判与对话。

至于选择《落花时节读华章》殿后,说不上曲终奏雅,而更像是八十年代遥远的回声,断断续续,但悠扬而坚定,仔细辨析,还是别有韵味的。

2019年5月18日于哈佛旅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