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前言：心的痉挛

此刻，当我写下这个标题，我的心一阵痉挛。不，不能完全用痛苦来描述，“痛苦”是单薄的、平面的。生活有多少滋味，我的心就有多少滋味。酸的、甜的、苦的、辣的，都有。这痉挛、这滋味和11月8号的夜晚同声共气。

那天晚上，我参加了上海文艺出版社组织的新书分享会。思南读书会的读者从我两部非虚构作品《重症监护室》《在精神病院》中挑选出十个片断，阅读后说出选中这一片断的理由：与他们的命运相逢，与他们的生命相识。作为两本书的作者，我一再被追问，为什么到这两个领域做义工，为什么写下这两类特殊人群，我最难忘的经历是什么。晚上，回到住处，我的心就开始痉挛，整夜不能入睡，2013年到2018年，两千多个日日夜夜朝我奔涌过来。这让我再次确信，一颗痉挛的心是沉甸甸的，是丰厚的。因为它有痛苦，也有欢喜；它有死亡，也有新生。在所有乌云的背后，它在寻找那层金边，在所有的废墟上，它都在开出鲜花。

我也是一名战士

2013年12月28日，一天的义工生活结束后，我抄录下这样一段文字：

无论谁死了

我都觉得是我自己的一部分在死亡

因为我包含在人类这个概念里

因此，我从不问丧钟为谁而鸣

为我，也为你。

这是我进入重症监护室做义工一个月来，目睹第5位病人不幸逝去后写下的日记。

对于重症监护室，我曾经是隔膜的，或者说，我假装看不见。尽管我工作的护士学校隶属医院，重症监护室就在我身边。那不是一个好去处，病危通知书、鲜血和九死一生是它的代名词。每天上下班路上，我低着头匆匆忙忙经过它，我还经过外科楼、手术楼。我不了解各科室职能、治疗领域，不了解临床一线的水深火热。医院里每天发生的生死救助和生死别离，和我没有关联。按部就班的日子，我四平八稳，舒适妥贴。我的写作似乎可以就那样小桥流水、云淡风清地走下去。

然而，有些东西是必然逃不过的。

譬如衰老，疾病，死亡。我们一度以为它们只是别人的，我们活在自己的“生”里。我们已经活得麻木，忘了“生”的背后还有一个对垒关系——“死”。作为一个写作者，我置身医疗行业的前沿，我与生命现场的距离如此之近。一个写作者面对“重症监护室”这个生存现场、这个现实本身，面对“大地的实情”，能否用热切的心敏锐感应和自觉观照？一个习惯了小桥流水的写作者，能否开拓她的视野，磨砺她的笔端，具有粗犷、大气、深刻，甚至直面鲜血和死亡的叙述能力？

我羞愧。为我曾经有过的隔膜和逃避。

2013年11月20日，我向孝感市中心医院党委办公室递交申请书。为了顺利进入重症监护室，我学习《重症监护室护理手册》《一个护士的ICU护理手记》《关于ICU》等相关业务知识，向护士长、科室主任请教进入科室要注意的事项。

2013年11月28日，我获准正式成为重症监护室的一名义工。在这一天的日记里，我写下：

在重症监护室，有正在活着的人，正在死去的人，正在从死亡线上跑回来的人，他们都是我的未知数。生命的无穷解远比文字要丰沛。我有什么资格装一个作家，所谓体验生活。不是体验，就是生活。面对生死，如果我再只是为了单纯的写作，我觉得羞耻。

生命抢救战场上，医护人员用他们的医术、爱心，还有信念，家属用他们的不离不弃，全都参与这场战斗。我，也要是一名战士，我是战场上冲出来报信的使者，告诉人们生命中的坚守和珍重。

握紧我的手

在重症监护室，我每天面对的不是昏迷者就是濒死状态的人。最开始的一段时间，我被死亡镇住了，我从来不知道“眨眼”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有人竟然完成不了。恐惧和阴郁像两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在监护仪、呼吸机、抢救柜之间，我能做的只有陪伴。

在重症肌无力患者床前，我一站两个小时不敢挪步。我一挪步，患者原本闭紧的眼睛就睁开了，一脸的恐惧，她紧紧地抓住我的手不放。她是清醒的，她比那些陷入昏迷的任何患者都要痛苦，她如此清醒地感知死亡的逼近。她用笔艰难划下“我不敢睡着了，我害怕我一睡着就醒不过来了，你把我抓紧一些。”我紧紧地抓住她的手。

在那个78岁患者床前，我每天都要听她讲十几遍家史。她可以出院了，可她的儿女以各种理由不接她回家，她是一位被子女遗弃的母亲。老人等不来她的孩子，就絮絮叨叨讲她过去几十年的生活，讲她的子女和老伴。她颠来倒去讲了上百遍。我握紧她的手，倾听，安抚，我不愿意一位母亲是这样孤独。

那最终离世的人，我为他清洗最后一次脸，整理最后一次衣物。面对遗体，我深深鞠躬。我把他送上平板车，陪伴他走向太平间。我握了他的手，最后一次把人间的体温传递给他。

活着，就要奔跑

进入重症监护室一年多来，我的时间以分秒来计算。早上6点，做两个读初中三年级孩子的早点；7点钟，赶到监护室；9点半左右，赶到学校上课；11点左右，赶到菜场；下午两点钟赶到学校；3点半再赶到监护室；6点左右飞跑回家；8点，赶到重症监护室；夜里11点左右，写下当天的日记。

除了时间上的紧张，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考验。生和死，希望和绝望，喜悦和痛苦，交织着，让我常常彻夜不眠，被生死极限状态下的种种人物命运所折磨，心力憔悴。睁开眼、闭上眼都是重症监护室。

超负荷的体力透支和巨大的心理压力下，我开始感到自己眩晕耳鸣，恶心呕吐，呼吸困难，四肢乏力。我忍着，不敢告诉父母也不敢告诉爱人，怕他们为我担心。我忍着，在生与死搏斗的战场，我不愿做个逃兵。

2014年6月23日早上9点，我陪同脑出血患者进手术室做开颅手术。8小时后，手术结束，我昏倒在了手术室，最终住进心内科成为八床病人。8月3日，不等身体完全恢复，我再次进入重症监护室、急诊科和手术室，在3个科室轮着转。一场疾病让我意识到，活着，就要奔跑。生命的长短，不是我拥有多少个白天和黑夜，多少年年月月，是我在能呼吸能欢笑，能有体温能有心跳时，为这个社会传递过多少温暖。

一切来自生活，来自人民

医生必须是至死不渝的理想主义者。而我，不过是理想主义者的记录人。

我记录，疾病和死亡逼近时，那么多的“不离不弃”，生命背后，有多少人在默默付出。我记录，每一次拔掉呼吸管决定放弃治疗时的疼痛，每一次新生的眼泪与欢笑。

感谢这一场生死搏斗的生活，感谢和我一起战斗的人们，他们填充我，我像个孕妇，产下死亡之外的东西：信念，坚守，救赎还有爱。

我写乌云，也写乌云四周镀上的那层金边。我写废墟，也写一堆废墟里开出的新生。这才是文学的意义。

我不再是我，我变成无数个新生的人。我从此学会珍惜每一缕热腾腾的呼吸，每一张亲切可触的笑脸。

2015年《北京文学》第11期头条刊发了我的长篇非虚构作品《重症监护室——ICU手记》，随后，《文学报》《青年文摘》《北京日报》等报刊转载。2016年2月，《重症监护室——ICU手记》被列入2015年度中国最新文学作品排行榜。2016年5月，《重症监护室》入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21世纪年度报告文学选。2016年10月，入选《北京文学》优秀作品选。2018年5月，获第三届华语青年作家奖。

这些对我的鼓励都来自生活，来自人民。我选择了在重症监护室做义工，我和人民的悲欢苦乐融合在一起，才能书写生命的艰难和美好。

另一个生存现场：精神病院

《重症监护室》让我走进“生存现场”，这个最大最鲜活的现场里真诚的泪水和欢笑，让我的文字有了重量。我的生存现场还能在哪里？我将近距离感知生命的下一站，选在了精神病院。

2016年3月5日，我获得许可，再次以一名义工的身份进入孝感市精神康复中心。

我每天上完课，骑40多分钟的电动车赶到康复中心。在这里，有将母亲的脑袋当苹果割下来的人，因为他耳边一直有个声音在指使他，对他说那是苹果。有寻找一切机会外逃的17岁少年，因为他要赶紧出去拯救世界。

西班牙作家卢卡·德代纳称这群人为“上帝的笔误”。他说上帝之手既创造了人类这一完美杰作，也写下令人难以置信、不可饶恕的草率之处。好吧，我承认或许上帝也有失手的时候，那么，让人间来弥补这缺憾吧。

在这世上，谁不想被爱呢？

到精神康复中心3个月，我的耳朵出现幻听，不断有声音在叫我。我路过河边时，它叫我跳下河去。我站在17楼的窗边时，它叫我跳下楼去。无数个声音叫我。那些重症抑郁症患者将他们死亡的阴影涂抹上我的生命。

随着幻听加剧，我的睡眠也出现障碍，我的带教老师给我请来心理督导师，及时疏导调整我的精神状态。我暂时离开康复中心一段时间，以晨跑和外出旅行等方式缓解。这一场病，让我以己身反观他人，更加理解我的病友和家属。

精神病患者的病历上面经常有这样一句话：“不明原因引起的精神异常”。这个“不明原因”，意味着到目前为止，精神疾病的发病机制仍在探索中。而我通过观察他们的精神活动和日常生活，尝试去梳理他们的症结。

尽管在他们被定义为“疯子”，我仍然要看到爱与被爱。

2016年8月12日，我在日记中抄录了美国诗人雷蒙德·卡佛的一首诗：

这一生你得到了

你想要的吗？即使这样

我得到了，那你想要什么？

叫我自己亲爱的，感觉自己

在这个世上被爱。

在这世上，谁不想被爱呢？

那个每星期提着汤罐来男一病区看望儿子的老妇人，76岁，腰板挺得笔直。她努力地活，不能生病，不能死去。她每次离开时，都向我们深深地鞠躬。她灰白的头发，像闪电，划过我的心口。

那位狂躁患者，像座火山，他踢墙砸桌子，他要把胸中的火泄尽。一个年轻的护士伸出双臂堵住，他嚎叫着扑倒她，他也失去重心，倒在地上。她紧紧抱着他的头，劝慰着：“宝贝，乖……”。

20世纪，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写道：“病人被囚在船上，无处逃遁。他被送到干支百叉的江河上或茫茫无际的大海上，也就被送交给脱离尘世的、不可捉摸的命运。”今天，在精神疾患治疗领域，人类比福柯的时代有了很大的进步——给予大量的耐心和同情心，让他们在这个世界上获得尊严和自由。

2018年8月，上海文艺出版社以姊妹篇的形式出版了《在精神病院》和《重症监护室》，并参加上海书展原创文学20大好书活动。8月9日，我做客新华网访谈，与广大网友分享创作心路。11月8日，做客上海文艺出版社，与读者和评论家分享交流。

结语：我书写的无非是一本安慰之书

重症监护室和精神病院，这两个极端的环境，一个关于身体的创伤，一个关于心理的创伤。困在这两个环境中的病人，都可以被定义为处在困境中的人。可是，生活中谁没有困境呢。

在困境中如何自处，如何处理自我和他者的关系，和万事万物的关系，如何获得尊严与存在价值？我想写出生命本身的困惑和成长，写出“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困境与挣扎，尊严与卑微，写出我们的自我成全和自我救赎。

我们以一己之身和那些困境、困局、困顿碰撞，遍体鳞伤。它们考验的是我们好好活下去的耐心。好的文学作品应该能给人提供这种活下去的耐心。我知道苦难在那里，困顿在那里，我不能回避，我只想写出一本安慰之书，给人间的困境一点安慰、一点深情。

2013年至2018年，6年的时间，我在重症监护室和精神病院扎下我生活的根。它们给我提供忠贞可靠的写作背景，我在这里面获得了源源不断的，丰富而深刻的情感认知和生命体验，我和所有人融合在一块儿。在生老病死这个永恒的话题里，我要锲而不舍，扎扎实实地，深深地挖下去，担当起一个作家的良知、责任和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