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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重症监护室到精神康复医院 ——“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笔记

来源:中国作家网 | 周芳  2019年12月04日14:30

前言:心的痉挛

此刻,当我写下这个标题,我的心一阵痉挛。不,不能完全用痛苦来描述,“痛苦”是单薄的、平面的。生活有多少滋味,我的心就有多少滋味。酸的、甜的、苦的、辣的,都有。这痉挛、这滋味和11月8号的夜晚同声共气。

那天晚上,我参加了上海文艺出版社组织的新书分享会。思南读书会的读者从我两部非虚构作品《重症监护室》《在精神病院》中挑选出十个片断,阅读后说出选中这一片断的理由:与他们的命运相逢,与他们的生命相识。作为两本书的作者,我一再被追问,为什么到这两个领域做义工,为什么写下这两类特殊人群,我最难忘的经历是什么。晚上,回到住处,我的心就开始痉挛,整夜不能入睡,2013年到2018年,两千多个日日夜夜朝我奔涌过来。这让我再次确信,一颗痉挛的心是沉甸甸的,是丰厚的。因为它有痛苦,也有欢喜;它有死亡,也有新生。在所有乌云的背后,它在寻找那层金边,在所有的废墟上,它都在开出鲜花。

我也是一名战士

2013年12月28日,一天的义工生活结束后,我抄录下这样一段文字:

无论谁死了

我都觉得是我自己的一部分在死亡

因为我包含在人类这个概念里

因此,我从不问丧钟为谁而鸣

为我,也为你。

这是我进入重症监护室做义工一个月来,目睹第5位病人不幸逝去后写下的日记。

对于重症监护室,我曾经是隔膜的,或者说,我假装看不见。尽管我工作的护士学校隶属医院,重症监护室就在我身边。那不是一个好去处,病危通知书、鲜血和九死一生是它的代名词。每天上下班路上,我低着头匆匆忙忙经过它,我还经过外科楼、手术楼。我不了解各科室职能、治疗领域,不了解临床一线的水深火热。医院里每天发生的生死救助和生死别离,和我没有关联。按部就班的日子,我四平八稳,舒适妥贴。我的写作似乎可以就那样小桥流水、云淡风清地走下去。

然而,有些东西是必然逃不过的。

譬如衰老,疾病,死亡。我们一度以为它们只是别人的,我们活在自己的“生”里。我们已经活得麻木,忘了“生”的背后还有一个对垒关系——“死”。作为一个写作者,我置身医疗行业的前沿,我与生命现场的距离如此之近。一个写作者面对“重症监护室”这个生存现场、这个现实本身,面对“大地的实情”,能否用热切的心敏锐感应和自觉观照?一个习惯了小桥流水的写作者,能否开拓她的视野,磨砺她的笔端,具有粗犷、大气、深刻,甚至直面鲜血和死亡的叙述能力?

我羞愧。为我曾经有过的隔膜和逃避。

2013年11月20日,我向孝感市中心医院党委办公室递交申请书。为了顺利进入重症监护室,我学习《重症监护室护理手册》《一个护士的ICU护理手记》《关于ICU》等相关业务知识,向护士长、科室主任请教进入科室要注意的事项。

2013年11月28日,我获准正式成为重症监护室的一名义工。在这一天的日记里,我写下:

在重症监护室,有正在活着的人,正在死去的人,正在从死亡线上跑回来的人,他们都是我的未知数。生命的无穷解远比文字要丰沛。我有什么资格装一个作家,所谓体验生活。不是体验,就是生活。面对生死,如果我再只是为了单纯的写作,我觉得羞耻。

生命抢救战场上,医护人员用他们的医术、爱心,还有信念,家属用他们的不离不弃,全都参与这场战斗。我,也要是一名战士,我是战场上冲出来报信的使者,告诉人们生命中的坚守和珍重。

握紧我的手

在重症监护室,我每天面对的不是昏迷者就是濒死状态的人。最开始的一段时间,我被死亡镇住了,我从来不知道“眨眼”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有人竟然完成不了。恐惧和阴郁像两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在监护仪、呼吸机、抢救柜之间,我能做的只有陪伴。

在重症肌无力患者床前,我一站两个小时不敢挪步。我一挪步,患者原本闭紧的眼睛就睁开了,一脸的恐惧,她紧紧地抓住我的手不放。她是清醒的,她比那些陷入昏迷的任何患者都要痛苦,她如此清醒地感知死亡的逼近。她用笔艰难划下“我不敢睡着了,我害怕我一睡着就醒不过来了,你把我抓紧一些。”我紧紧地抓住她的手。

在那个78岁患者床前,我每天都要听她讲十几遍家史。她可以出院了,可她的儿女以各种理由不接她回家,她是一位被子女遗弃的母亲。老人等不来她的孩子,就絮絮叨叨讲她过去几十年的生活,讲她的子女和老伴。她颠来倒去讲了上百遍。我握紧她的手,倾听,安抚,我不愿意一位母亲是这样孤独。

那最终离世的人,我为他清洗最后一次脸,整理最后一次衣物。面对遗体,我深深鞠躬。我把他送上平板车,陪伴他走向太平间。我握了他的手,最后一次把人间的体温传递给他。

活着,就要奔跑

进入重症监护室一年多来,我的时间以分秒来计算。早上6点,做两个读初中三年级孩子的早点;7点钟,赶到监护室;9点半左右,赶到学校上课;11点左右,赶到菜场;下午两点钟赶到学校;3点半再赶到监护室;6点左右飞跑回家;8点,赶到重症监护室;夜里11点左右,写下当天的日记。

除了时间上的紧张,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考验。生和死,希望和绝望,喜悦和痛苦,交织着,让我常常彻夜不眠,被生死极限状态下的种种人物命运所折磨,心力憔悴。睁开眼、闭上眼都是重症监护室。

超负荷的体力透支和巨大的心理压力下,我开始感到自己眩晕耳鸣,恶心呕吐,呼吸困难,四肢乏力。我忍着,不敢告诉父母也不敢告诉爱人,怕他们为我担心。我忍着,在生与死搏斗的战场,我不愿做个逃兵。

2014年6月23日早上9点,我陪同脑出血患者进手术室做开颅手术。8小时后,手术结束,我昏倒在了手术室,最终住进心内科成为八床病人。8月3日,不等身体完全恢复,我再次进入重症监护室、急诊科和手术室,在3个科室轮着转。一场疾病让我意识到,活着,就要奔跑。生命的长短,不是我拥有多少个白天和黑夜,多少年年月月,是我在能呼吸能欢笑,能有体温能有心跳时,为这个社会传递过多少温暖。

一切来自生活,来自人民

医生必须是至死不渝的理想主义者。而我,不过是理想主义者的记录人。

我记录,疾病和死亡逼近时,那么多的“不离不弃”,生命背后,有多少人在默默付出。我记录,每一次拔掉呼吸管决定放弃治疗时的疼痛,每一次新生的眼泪与欢笑。

感谢这一场生死搏斗的生活,感谢和我一起战斗的人们,他们填充我,我像个孕妇,产下死亡之外的东西:信念,坚守,救赎还有爱。

我写乌云,也写乌云四周镀上的那层金边。我写废墟,也写一堆废墟里开出的新生。这才是文学的意义。

我不再是我,我变成无数个新生的人。我从此学会珍惜每一缕热腾腾的呼吸,每一张亲切可触的笑脸。

2015年《北京文学》第11期头条刊发了我的长篇非虚构作品《重症监护室——ICU手记》,随后,《文学报》《青年文摘》《北京日报》等报刊转载。2016年2月,《重症监护室——ICU手记》被列入2015年度中国最新文学作品排行榜。2016年5月,《重症监护室》入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21世纪年度报告文学选。2016年10月,入选《北京文学》优秀作品选。2018年5月,获第三届华语青年作家奖。

这些对我的鼓励都来自生活,来自人民。我选择了在重症监护室做义工,我和人民的悲欢苦乐融合在一起,才能书写生命的艰难和美好。

另一个生存现场:精神病院

《重症监护室》让我走进“生存现场”,这个最大最鲜活的现场里真诚的泪水和欢笑,让我的文字有了重量。我的生存现场还能在哪里?我将近距离感知生命的下一站,选在了精神病院。

2016年3月5日,我获得许可,再次以一名义工的身份进入孝感市精神康复中心。

我每天上完课,骑40多分钟的电动车赶到康复中心。在这里,有将母亲的脑袋当苹果割下来的人,因为他耳边一直有个声音在指使他,对他说那是苹果。有寻找一切机会外逃的17岁少年,因为他要赶紧出去拯救世界。

西班牙作家卢卡·德代纳称这群人为“上帝的笔误”。他说上帝之手既创造了人类这一完美杰作,也写下令人难以置信、不可饶恕的草率之处。好吧,我承认或许上帝也有失手的时候,那么,让人间来弥补这缺憾吧。

在这世上,谁不想被爱呢?

到精神康复中心3个月,我的耳朵出现幻听,不断有声音在叫我。我路过河边时,它叫我跳下河去。我站在17楼的窗边时,它叫我跳下楼去。无数个声音叫我。那些重症抑郁症患者将他们死亡的阴影涂抹上我的生命。

随着幻听加剧,我的睡眠也出现障碍,我的带教老师给我请来心理督导师,及时疏导调整我的精神状态。我暂时离开康复中心一段时间,以晨跑和外出旅行等方式缓解。这一场病,让我以己身反观他人,更加理解我的病友和家属。

精神病患者的病历上面经常有这样一句话:“不明原因引起的精神异常”。这个“不明原因”,意味着到目前为止,精神疾病的发病机制仍在探索中。而我通过观察他们的精神活动和日常生活,尝试去梳理他们的症结。

尽管在他们被定义为“疯子”,我仍然要看到爱与被爱。

2016年8月12日,我在日记中抄录了美国诗人雷蒙德·卡佛的一首诗:

这一生你得到了

你想要的吗?即使这样

我得到了,那你想要什么?

叫我自己亲爱的,感觉自己

在这个世上被爱。

在这世上,谁不想被爱呢?

那个每星期提着汤罐来男一病区看望儿子的老妇人,76岁,腰板挺得笔直。她努力地活,不能生病,不能死去。她每次离开时,都向我们深深地鞠躬。她灰白的头发,像闪电,划过我的心口。

那位狂躁患者,像座火山,他踢墙砸桌子,他要把胸中的火泄尽。一个年轻的护士伸出双臂堵住,他嚎叫着扑倒她,他也失去重心,倒在地上。她紧紧抱着他的头,劝慰着:“宝贝,乖……”。

20世纪,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写道:“病人被囚在船上,无处逃遁。他被送到干支百叉的江河上或茫茫无际的大海上,也就被送交给脱离尘世的、不可捉摸的命运。”今天,在精神疾患治疗领域,人类比福柯的时代有了很大的进步——给予大量的耐心和同情心,让他们在这个世界上获得尊严和自由。

2018年8月,上海文艺出版社以姊妹篇的形式出版了《在精神病院》和《重症监护室》,并参加上海书展原创文学20大好书活动。8月9日,我做客新华网访谈,与广大网友分享创作心路。11月8日,做客上海文艺出版社,与读者和评论家分享交流。

结语:我书写的无非是一本安慰之书

重症监护室和精神病院,这两个极端的环境,一个关于身体的创伤,一个关于心理的创伤。困在这两个环境中的病人,都可以被定义为处在困境中的人。可是,生活中谁没有困境呢。

在困境中如何自处,如何处理自我和他者的关系,和万事万物的关系,如何获得尊严与存在价值?我想写出生命本身的困惑和成长,写出“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困境与挣扎,尊严与卑微,写出我们的自我成全和自我救赎。

我们以一己之身和那些困境、困局、困顿碰撞,遍体鳞伤。它们考验的是我们好好活下去的耐心。好的文学作品应该能给人提供这种活下去的耐心。我知道苦难在那里,困顿在那里,我不能回避,我只想写出一本安慰之书,给人间的困境一点安慰、一点深情。

2013年至2018年,6年的时间,我在重症监护室和精神病院扎下我生活的根。它们给我提供忠贞可靠的写作背景,我在这里面获得了源源不断的,丰富而深刻的情感认知和生命体验,我和所有人融合在一块儿。在生老病死这个永恒的话题里,我要锲而不舍,扎扎实实地,深深地挖下去,担当起一个作家的良知、责任和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