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拾级而上三层，门开处，他坐在大厅的书桌前点头相迎。一头皓发，高额头下那双有神的眼睛有些深陷。他就是刚跨过95岁门槛的著名散文家、诗人袁鹰（原名田钟洛）先生。

10月28日，正值袁鹰先生95岁生日。我和袁鹰老师同住一座宿舍楼。非专业学画的我，曾打算画幅寿桃图，在袁老师生日那天到他府上致以祝贺。但不巧，因那天我正在外地，交通不便延缓一天才回京。10月30日上午，我携画来到袁老师府上看望。我向坐在大厅书桌前的袁老师致敬。我与在他家帮忙打理生活的保姆一道打开画说：“画得不好，只是表达祝贺您生日的心意。”袁老师很高兴地说：“谢谢。收到你这幅画，比收其他礼物更喜欢。”

我对袁鹰老师是深怀敬意的。在我青少年时期，他写的散文《井冈翠竹》就曾打动过爱好文学的我。到报社工作后，我和袁鹰老师尽管不在一个部门，但在一座楼办公，经常见面，文学方面也时有请教。我在国内部任编辑、记者时，文艺部工作楼层高一层，当时在文艺部任主任的他，工作很忙，对人还是一样地谦和，带上海口音，说话还是那么富有感染力。后来我到《人民日报·海外版》工作，他离休了，因他住在报社南边，见面少些，但在报社大院也时常见到他的身影。直到近年，报社才调整袁鹰老师的住所，我们成了邻居。

我常读袁鹰老师的书，得知他在上海解放前夕，就投身民主进步事业。他在上海进步报刊《世界晨报》《联合晚报》当过文化圈内的编辑记者。上海解放后，他被分配到《解放日报》工作。1952年底奉调北京《人民日报》，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在《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任上离休。他勤奋笔耕，成就了他丰硕的文学成果，代表作有散文集《第十个春天》《风帆》《天涯》《留春集》《京华小品》《袁鹰散文60篇》《师友风华》等；并主编了《华夏二十世纪散文精编》（八卷）《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散文卷》以及《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散文集》等。他曾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

袁鹰老师在《解放日报》当过新闻记者，编过新闻版，到《人民日报》编报纸副刊，熟悉他的朋友说他是脚踏新闻界和文学界的“两栖人”。他乐意这个称号。报纸的副刊也是新闻的一部分。鉴于袁鹰老师的新闻和文学贡献，在前不久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他荣获了人民日报社颁发的纪念章。这是他应得的荣誉。

此前的9月19日中午，我曾到袁鹰家中拜访，给袁老师赠送了一本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我的散文集《家国情怀》。袁鹰老师回赠我一本由高教出版社出版的《袁鹰散文集》，并亲笔题字。看他题字手不抖，流畅自如，真看不出有95岁高龄。我说：“袁老师身体还不错，祝福您。”他自谦地说：“还凑合吧，还能看东西。喏，桌上摆的《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环球时报》，每天我是要看的。”我说：“不简单呀。看来视力还不错。”他说：“视力还好，脑子到目前倒不糊涂。不过，腿脚不灵便了，‘老弱病残’后还要加个‘废’字。”我说：“您没有废啊，90多岁还能看报甚至动笔，已很不容易了。您过95岁生日，我来看您。”他很高兴。

尽管我没有如期在他生日当天来看他，但10月30日那天我们相见时，袁老师仍然很高兴。书桌上摊着的几份报纸中，有一份新到的《社内生活》。他说，除每天看社内三份日报，中国作协的《文艺报》也必看。我问：“您年纪大了，只能看看标题吧？”“感兴趣的也会细致看看，”他笑道,“看一会累了，就到床上休息一会，再看。”我问袁老师：“每天怎么活动身体？”他说：“我的腿曾骨折过，走路不太利索，下不了楼。在家有人帮忙时，我用助步器在屋里走走。杵拐杖，对我来说保持不了平衡。好在电梯正在安装，开通电梯后， 我就可以坐轮椅由人推着出门走走了。”

我送的是祝寿图，祝他长寿。他说：“已经95岁，不错了。现在我是活一年是一年。好在我只是腿不好，其他没有什么大毛病。我女婿曾开玩笑对我说，活到100岁，给您一万元红包。我笑答，从95岁起，我每活一年按岁数加1元吧，争取到98岁，拿98元红包，比我老伴多活一岁。”我笑道：“按您身体素质，活百岁没有问题。”

在家只要有空，我就读他赠送的《袁鹰散文》，从一篇篇散文里，我似乎看到他在新闻和文学之路上风雨兼程的身影。特别是他于2015在本书“后记”中写的一段话：“六十年来，我同祖国一起成长，一起经历春阳秋雨、烈日寒霜以及血火炼狱，一起感受大悲大喜、千灾百难直到十年昏乱的岁月，又一起步入雨过天晴、改革开放的辉煌……我这个文字工作者，能够用笔记下来点点滴滴，已是一种幸运和光荣。”

这段文字，道出了他矢志不渝地挚爱着伟大祖国的心路历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