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关于颇受争议的创意写作，作家叶兆言在以“我们在校园写作”为主题的复旦大学MFA成立10周年论坛上的一番话，或许能破解其中迷惑。他说，如果今天学习创意写作的同学，将来能成为作家、成为大作家，很可能不是因为他们进了这个专业，学过创意写作。“石头永远孵不出小鸡，最后起着决定作用的还是内因，还是你们内心深处的那份需要，那份对文学的热爱。如果你们能够成功，只能说明创意写作课堂更容易让你们破壳变成小鸡，更有利于你们脱颖而出。”

叶兆言的这番话也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长期以来关于“写作是否可教”，以及“中文系能否培养作家”等问题的争议。说写作不能教，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自有其道理。复旦大学刚设立MFA专业时，作为学术带头人的作家王安忆就曾坦言：“凡创造性的劳动似都依仗天意神功，不是事先规划设计能达到的。”但反过来说写作能教、中文系培养作家也非常正确，诚如王安忆在一篇“课程宣言”中提出，故事、情节和文字，这些在“人力可为的范围”。但能教、能培养的前提，还是在于被教、被培养的写作者有志于文学创作，而且于文学有自己的领悟和探索。

“既然国外创意写作能培养作家，那我们也能培养”

或许是因为教授创意写作和做编辑工作有某些共通性。谈及创意写作，王安忆、金宇澄、叶兆言都不约而同谈到他们以前做编辑，或是和编辑沟通的经验。

王安忆坦言，他们这一代作家，都是在期刊编辑的指导下慢慢成长起来的。而她在复旦大学MFA课堂上和学生们互动的时候，用的方式很多也来自于当年老编辑曾给予她的指导。“我们这一代作者在发表作品前，都经过编辑无数次的修改。编辑老师对于我们，就像今天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作者都要听编辑的意见。到现在，这个制度有点萎缩。”

而王安忆之所以多年来喜欢给学生上课，也因为教授创意写作，对她来讲特别像是讨论，同学们的问题会反过来促进她思考，甚至可以促进她的写作。“他们的问题会把我潜在的问题显学化，这对我来讲是很有益处的。写小说的人写一百年，写一辈子，可能遇到的还是写什么、怎么写这几个问题。好多人问我这么多年为什么还写作，你是不是很认真很刻苦。我说不是，我就是喜欢写作，因为写作还是在给我乐趣。”

曾担任复旦MFA首届校外兼职导师的金宇澄，觉得这是一项费心费神的工作，需要他在整个创作过程中都大量参与。相比而言，编辑只是作品完成后才介入。“虽然编辑的工作就是对来稿发表个人意见，但我常常会站在作者的立场上想，我一个人的意见能够代表什么？我记得1980年代的时候，当时的出版社，包括作家协会都有招待所，请外地来的作者住在里面修改稿子。他们一般就依据一两位编辑的意见去改稿。我有时会想，要是编辑的意见不对怎么办？我经常会有这种疑问。但如今的作者、读者视野应该是更丰富更开阔了，也有豆瓣其他渠道能听到意见，像创意写作课程也能让我们发现在编辑岗位难以发现的作者。”

事实上，如今活跃在文坛上的作家，如叶兆言所说，无论是与会的王安忆、金宇澄、孙颙，包括他本人，还有刘恒、池莉、苏童、余华、毕飞宇等，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都当过编辑。以叶兆言的理解，那时大家都要当编辑，很大一个原因是躲在编辑队伍里走进文坛相对方便。“今天学习创意写作的同学，很可能与我们当年一样，无非是想利用创意写作的机会，离文学近一些，走向文坛更方便一些。”

如此看来，对于有志于写作的年轻人，他们选择学习创意写作，也很可能只是一个权宜之计，这在如今值得鼓励，但倒退回十几年前，确乎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记得，当他作为77级学生进入中文系，系主任朱东润在第一堂课上就说，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你们写作，自己业余去做，大学里没有培养你们做作家的义务。“听见这番话，我们班同学都傻了。朱东润后来还为此跑到学生宿舍，解释为什么大学不培养作家。我记得他说的最强理由是，作家是天才，不需要培养。你们在生活实践中可以学习、写作，成为作家。”

那时，陈思和不会想到多少年后，自己会和王安忆领风气之先，在国内大学建设文学写作的专业硕士点。这自然是受了国外大学开设创意写作专业课的影响。早在1897年，美国爱荷华大学就开设了这样的课程，至今全世界已有几百所大学设立创意写作项目，也确实培养出一批“科班出身”的作家，比如当今英国文坛颇具影响力的小说家伊恩·麦克尤恩，海外华人作家白先勇、严歌苓、哈金等。以陈思和的想法，既然国外能培养作家，那我们也能培养。

就这样，2007年，复旦“文学写作硕士”对外招生。王安忆、梁永安、王宏图、龚静、李祥年五位有创作背景的教师成为该硕士点的导师。“复旦培养作家”一时成为社会热点话题。但“文学写作硕士”运行两年，又出现了新问题：写作硕士从属科学硕士，不能超越复旦硕士招生量总限额；小说、散文、传记3个方向，每年能招的数量不过两三个；学生必须按照国家规定，写学术论文才能够毕业拿学位，文学作品不算数。复旦再次向国家学位办申请，设立文学写作方向的艺术硕士（MFA）。这在西方大学中较为普遍，白先勇、严歌苓、哈金都获得过文学写作的MFA学位。在中国内地，自2005年开始招生的MFA只针对音乐、戏剧、戏曲等8个专业领域，文学写作不在其中。2008年，复旦的申请未获通过。又过了一年，教育部扩大应用型研究生培养规模，国家学位办、教育部给复旦发了通行证，同意开办两年制“创意写作MFA”，挂在原有MFA的戏剧门类下。

以评论家王宏图的说法，这一开风气之先的创举，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高等院校文学类专业研究生局限于学术研究的格局，给有志于文学写作的莘莘学子提供了让梦想实现的途径。继复旦之后，北师大、北大、华东师大、人大等国内最重要的中文系科也建立起这样的学科，或者努力在建立创意写作的教学课程。创意写作在国内大学中文系当中已俨然成为一种热潮。

“王安忆不仅想把写作秘诀奉献出来，还希望培养出能超过她的人”

十年过去了，在王安忆、陈思和、孙甘露、王宏图、严锋等教授和作家带领和支持下，复旦在创意写作的理论与建设、作家的养成与培育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复旦MFA里，也走出了一批青年作家，如张怡微、甫跃辉、余静如、王侃瑜等。如今，相比“写作是否可教”，以及“中文系能否培养作家”的追问，人们更想知道的是，在王安忆带领下，MFA学些什么，又取得了哪些成果？

MFA教师、青年作家陶磊说，MFA学员有一门必修课——王安忆主讲的“小说写作实践”，这门课的任务是写一个虚构的故事。开课前的假期，王安忆会先指定一个地方，要求选课学生实地探访。这些地方大都很有来历：由厂房改造的“田子坊”、曾为“远东第一屠宰场”的1933老场坊、上海第十七棉纺织总厂改建的“上海国际时尚中心”、福州路旧书店、鲁迅纪念馆……她要求学生以当地为背景虚构一个故事：先写出开头，拿到课上讨论，回去修改和续写，下次课再讨论。如此周而复始，尽可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

在陶磊的叙述中，这样的讨论环节通常以王安忆的“质疑”开始：这个开头有没有继续“生长”的可能性？如果有，要怎样选择和利用这些可能？如果没有，可以增加哪些资源？而学生作业里每出现一个人物，王安忆都会巨细靡遗地询问细节：年龄、性别、长相、职业、婚姻、性格、成长环境……这样不断的质疑和逼问，直到把学员逼到写作原点。用王安忆的话说，这叫“无中生有”“无端生是非”，“像万花筒，略一转动，百花盛开；再一转动，千树万树；再再转动，繁花生锦，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以陶磊的切身体会，从十年来的实践看，小说写作课的效果是相当理想的，这首先归功于王安忆非凡的讲授能力。“我在复旦的十几年里，听过不少国内外作家的演讲，没有谁能像王安忆那样，将维护在文学创作周围的神秘主义藩篱拔除得这样干净，把小说的‘物理规律’归纳得这样清晰。她常常把自己的写作比作‘笨拙的手艺活’。作为一个‘头戴光环’的作家，这种自我解剖式的祛魅，需要能力，更需要勇气。”

诚如其言，叶兆言当年听王安忆到复旦教书，就觉得非常不可思议。“我想她一定是觉得作家这个行当是可以教出来的，但按照我的想法，作家显然是教不出来的。我觉得王安忆是在做一件蠢事，她不仅想把自己的写作秘诀无私地奉献出来，还想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希望培养出能超过她的人。”

上世纪80年代，王安忆在爱荷华大学参加国际写作计划时，就旁听过创意写作课程。“当时那个课程老师过于关注措辞、讲究行文。比如学生们拿自己的作业给老师看，老师就说你的文章里then太多了，不干净，读起来还粘耳。我当时想他们怎么那么琐细，我们的作家关注的是生活和虚构的关系，叙事策略等，所以我不是很感兴趣，也没听多少课。”但后来她准备写作时，却忽然意识到自己一直在克服的问题，就是那位老师要求过的减掉行文中的介词。

另一方面，王安忆眼里可以教的文学中的技术部分，对学员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也是可以预期的。在她看来，小说的虚构能力，包括语言等，是可以教的。“我至少可以让学生知道，什么是好的语言。我开写作实践课，就是想通过我的经验、我对写作的理解，让你们在实践和训练中，了解什么叫做虚构。”

王安忆也从哈金、严歌苓等作家身上感觉到，他们确实从写作课得到一种技巧，让创作得以持续。“国内作家都很有才情，可是缺少职业化的素质。他们很快把自己的生活经验消耗完了，一两篇作品很好，以后难以为继。但你看在美国写作班里待过的一些作家，他们的创作力非常旺盛。”换言之，在她看来，创意写作课程对提高作家职业化素质、专业化水准，是能起到一些作用的。

“我们在MFA获得了探索人生的一种新的可能性”

退而言之，读过MFA的学员即使以后没有走上写作之路，也不能说就没有受到深刻的影响。诚如王安忆在2012年与英国东英吉利大学创意写作主任安德鲁·科恩教授会面时所说，学员毕业以后，从事写作当然值得欣慰，如果不再从事写作，他们在校园中度过的时光依然有价值，他们受到了良好的人文熏陶。

复旦MFA毕业的王侃瑜的感言，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王安忆的见解。她说，如果没有读这个专业的话，她可能永远都不会开始创作。但并不是读MFA的学员，将来一定会成为作家。“因为我们在MFA学到的并不是具体的写作技法，也不是市场的喜好或者文学界的资源获取方式，而是在老师的带领下亲近文学，阅读、感悟、尝试创作，探索人生的一种新的可能性。”

事实上，复旦MFA也充分考虑到了各种可能性。除了作家、编辑的教学模式，复旦MFA还重视跨学科艺术养成的培训。自2010年以来，创意写作专业先后邀请连环画泰斗贺友直、编舞家舒巧、上音音乐剧系主任金复载、书法家刘天炜、纪录片研究专家林旭东、滑稽表演艺术家王汝刚等“开课”。用复旦MFA教师、作家张怡微的话说，尽管复旦大学创意写作专业课程的主体是小说、散文、诗歌，学生经由课程依然得到了其他艺术形式的创作可能。在她看来，作为一个舶来学科，创意写作在本土化过程中至少还有三个可能的方向。“一是散文创作。在创意写作中国化后的十多年间，各大高校开设了各式的品牌课程，却几乎没有作为明星课程的散文课。市面上铺天盖地的创意写作引进教材中，也没有一份新颖的当代散文教材。二是续衍与改编。明清小说中的续书可以看作中国‘创意写作’的前身。续书因其附属的性质，难免遭到狗尾续貂和‘蛇足’的批评。但续书作为中国文学史中支脉的学科可以和作为年轻学科的创意写作相结合，可以从创作的发生方法的研讨上取得新的突破。三是创意写作和戏剧的结合。复旦大学MFA挂设于‘戏剧’专业下，却没有常态的‘戏剧’课程，而学生对于戏剧的热情是很高的。戏剧的改编也有充分的资源，但还没有被运用。”

创意写作课程的日趋常态化，也预示着它终将如叶兆言所说，成为一门平常的、也是相对科学的学科。“不管我们是否相信，随着教育的普及，将来有不少作家，都会接受创意写作课程的培养，这是不可阻挡的趋势。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看好创意写作的未来，但也不必盲目乐观。我乐于看到它能够和国际接轨，借助国外大学的成功经验，在文科领域，在中文系里找到自己最恰当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