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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王威廉是“80 后”作家中具有独特风格和气质的小说家。王威廉的小说拥有对主体性、存在、身体、他者化意识形态与微观权力、记忆与历史意识、乌托邦与反乌托邦等主题的独特思考与呈现。而在叙事方法上，第二人称叙事呈现出鲜明的解构特征，其在小说中的使用也产生了复杂的叙事交流。王威廉小说的哲思现实主义和内敛的先锋性特征，使其拥有独特的文学价值。从王威廉小说创作中，也可以看到先锋小说在新世纪延伸和演变的一个向度。

关键词：王威廉 “80 后” 现实主义 哲思 先锋

作为具有先锋意识的小说家，王威廉的写作在“80 后”作家中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特点，引起诸多研究者的关注和好评。学者吴义勤指出：“王威廉的小说在哲思的格调中保持了引人入胜和富有感染力的叙事特性，其成熟而具超越性的艺术品格某种意义上也标志着‘80 后’小说创作的一种新高度。”①

作为在新世纪登场的作家，王威廉的写作处于现实主义传统、先锋小说传统等诸多传统的俯瞰之下，同时又身处青春文学、网络文学等潮流的包围之中。王威廉的写作究竟如何突破，获得不同于同代作家的个人风格的？在先锋小说已经成为一种文学传统之时，他又如何在传统中取得创新？作为一名文学博士，其知识结构又如何融入叙述，获得独特的美学意蕴？本文从其写作主题和叙述形式两个方面梳理王威廉的小说创作，来分析以上的问题。

主体性的解构与重建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尤其是新时期文学中，人的“主体性”是一个重要的表现主题。学者吴义勤在《中国当代新潮小说论》中指出：“新时期文学确实建立了一个关于‘大写的人’的神话，对于‘人’的重新认识、重新塑造已成了新时期中国文学最重要的一条精神线索。”②吴义勤接着指出：“但是， 这条线索到了新潮小说这里却令人触目惊心地被切断了，我们不无心酸地发现，新时期文学苦心经营的那个‘人’的神话以及与‘人’ 有关的一套相应的话语体系已经无可挽回地破灭了。”③这是因为新潮小说、先锋小说对主体性神话进行的解构和批判。1990 年代， 先锋小说思潮随着市场现代性的展开而逐渐落潮，但其美学思想仍然以不同的方式延续和演变。其中对主体性话语的反思就是一个重要的主题。王威廉的小说创作承继了这个主题，并用自己的独特方式进行了表达和进一步的拓展。

作为王威廉最早发表的小说，《非法入住》就聚焦于外在生活空间和环境对于主体的建构与改变。主人公为了省钱入住一个逼仄的筒子楼中，却被邻居鹅一家人不断侵占房间。经济能力造成他们生存空间的逼仄化， 另一方面又造成了他们道德空间的无限敞开与消散。他们通过种种不道德手段占领主人公的房间，面对主人公的羞辱，也无动于衷。如果说鹅一家的道德观是被空间所挤压变形， 那么主人公的道德观念则是被这个生存环境所建构。从一开始对鹅一家入侵的反击，到最后坦然入侵新搬入女孩的房间，他的道德观念已被外在环境所改变与异化。他在看到新搬来的女孩时伸脖子的动作，就代表着他的“鹅”化。

《书鱼》则聚焦于对知识阶层主体性的解构与批判。作者在小说中将书鱼写成了具有象征意义的应声虫。这种只会重复别人话语的虫子，曾备受尊崇：“在很遥远的过去， 人们相信书鱼只要3 次吃掉‘神仙’两字， 就可以变成‘脉望’，人在星空下用脉望可以招来天使，从而羽化成仙。”④主人公在小说中对此的解释，表面上看有扬古而贬今之义，但小说的内在意蕴却是对从古至今都有的“应声虫”似的知识阶层的批判。他们在应声虫和成仙梦之间徘徊，并没有真正的批判精神和创新精神。知识分子在这两重意识形态话语的建构中，并没有真正的主体性。

《云上青春》书写了坚持人文理想的主人公在一个物化时代中的无力、无能与孤独。《胶囊旅馆》呈现的则是一种个体的原子化生存状态。胶囊就是原子化个人生存空间的隐喻。这种原子化的个人在面对世界时，已经不复主体的意志，只有被世界的野兽吞没的恐惧，或者被其卡在嗓子眼里，以“推迟那个被吞噬的‘时候’的到来”⑤。

在这些小说中，王威廉揭示了主体性的建构特征，对其进行解构，同时又呈现主体性在交换价值鼎盛，个体生存原子化背景下的失落，以及这种失落所造成的意义的碎片化，荒诞感。如果说新潮小说、先锋小说执着于解构人的主体性，那么王威廉的小说在解构之余，还试图呼唤主体性的到来，以及主体间性社会结构的建立。

存在的追寻与叩问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揭示了人存在的荒诞性首先源于人存在的被抛性。人在这种被抛性中，主体位置已被颠覆，只是因为向时间的敞开而成为一种此在。此在最原初的现身就是情绪。而这里的情绪是怕、畏与烦，它们构成了此在在时间中的向度。海德格尔还认为：“死作为此在的终结乃是此在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确知的、而作为其本身则不确定的、不可逾越的可能性。”⑥ 正是因为死亡是此在最本己的可能性，死亡也才是人最重要的哲学话题。

《老虎来了》中写到主人公老虎多次自杀，而这自杀是没有原因的。老虎的朋友为劝老虎不自杀所找寻的存在意义，同样也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小说前半部分呈现了意义缺失下的闹剧，后半部分则书写了意义缺失状态下人的悲剧。老虎的最后一跃，宛如对海德格尔所谓此在被抛性的一种确认。而叙述人则在这一场景之后，对他们的存在场域进行了确认：灯火管制后，城市仿佛露出了本来面目，钢筋混凝土呆滞的灰色，小蛮腰仿佛是脚手架，机械又冰冷。人与人造物的矛盾在这里显露，让叙述人害怕，感到自己也变成了一个陌生人。这是城市背景下原子化个人的真实生存经验。王威廉为海德格尔式的存在找到了一个本土的场域，在这里不仅人与人造物的矛盾无法解决，个体人之间甚至人与自我之间都成为一种陌生状态。

《倒立生活》是写存在的焦虑感。在海德格尔那里，正是存在的时间性造成了此在的有限性，在时间中面对非存在的展开，造成了此在必然的焦虑。在小说中，男女主人公却是用空间方式来解决这种由时间产生的存在之焦虑。甚至不只是焦虑，还有“恐惧、绝望与不幸”⑦。最后男主人公在倒立生活中感到“存在还真有可能是一种幸福”。⑧这种南辕北辙的方式，注定无法解决存在的问题， 暗示出存在的荒诞性和悲剧性本质。这与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在失败中体验存在”⑨ 的悲剧哲学观也有相似之处。主人公试图通过在空间中倒置的方法来解决存在的问题， 在现实生活中是荒谬、注定失败的。但正是在这种注定的失败中，他体验到了存在的幸福。小说看似荒诞，却恰恰是对存在本质最严肃认真的思考。

张清华在《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中指出了先锋小说中重要的“存在”主题： “这就是表现存在者的意义悬置、生存诘问、人性困境及其意识黑暗等复杂精神指向的书写。”⑩王威廉的小说创作承继了这个主题， 并进一步开拓，叩问消费时代人的存在的价值问题，表达了对人的终极关怀。

身体的僭越与建构

身体与精神的二元对立，在东西方哲学史上均有着悠久的历史。从柏拉图哲学开始， 身体在这种二元对立关系中，就处于劣势。笛卡尔的意识哲学所确立的我思主体，更将精神和意识放到了至高的地位，而身体则消散无形。这种情况到了尼采这里，才得到了根本的改观。身体从形而上学传统中解放出来，和他所谓的权力意志等同。尼采的超人哲学，也正建立在他的身体哲学基础上。

《市场街的鳄鱼肉》的批判锋芒就指向了意识主导身体的观念。人脑作为意识的生产器官，当与鳄鱼的身体结合之后，就变得凶残、暴力、大胆，不断僭越人类社会的道德底线和法律底线；而鳄鱼的大脑与人类的身体结合之后，却变得懦弱被欺，多愁善感， 几乎沦为他人的奴隶。大脑与身体，在这里构成了对精神（或意识）与身体的象征。在小说中，可以看到不是通常观念中的意识决定身体，而是身体在决定着意识和精神。而人的社会身份也与身体密切相关。丹尼•卡瓦拉罗指出：“社会身份与我们感知自己身体和他人身体的方式有很大关系。”11 不同的身体，不光带来了意识的改变，也改变了人的社会关系，从而决定了拥有鳄鱼身体的人和拥有人身体的鳄鱼完全不同的社会行为。《内脸》和《第二人》也着重探讨了身体和社会身份之间的关系。

在《看着我》中，作者书写了人的身体中一种器官的独特官能——目光。目光既属于身体，又具有精神性的特征。西美尔就认为看是具有社会学意义的。他指出：“在人类所有的感觉器官中，注定只有眼睛才能完成一项十分独特的社会学任务：个体的联系和互动正是存在于个体的相互注视之中。”12 西美尔认为目光是具有表达性的，“眼神总是向他们泄露出自己想要表达的自我灵魂”13 。小说中领导目光的拒绝接触，引发了主人公内在灵魂和身体的双重屈辱感，继而引发了身体的冲动。而身体的冲动是非理性、瞬间性、僭越性的。所以已经屈从于外在体制的主人公，才会拿刀子捅向了领导。在和领导近距离接触时，主人公通过他的体貌特征发现他只是一个普通中年男人，从而超越了等级关系。正是在身体中，主人公发现了人与人之间平等的实质。

王威廉还有许多小说写到了身体，如《病足》书写了身体的认知图式，强调了身体在认知、参与世界时的重要性；《天使沉默》就写到了消费社会中身体的处境。女主人公的身体成为一件具有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物品。

在王威廉的这些小说中，身体成为被重新认识的对象。它们揭示出身体的自主性， 强调身体的价值，书写权力对身体的规训以及文化对身体的建构。正是通过揭露对身体的不公对待，对身体的认识才能更深刻。因为新的主体性，正需要建立在身体之上。

他者化意识形态与微观权力批判

王威廉的小说中书写了为数众多的他者， 其早期作品《无法无天》就对这种他者与主体之间的转换进行了深刻的书写。“我”和小宋最初对单位中的他者“矮乐鸡”进行捉弄，到最后转变成了单位权力结构体系中的“矮乐鸡”，成为另一种他者。小说末尾提到“我”的名字林刚缩写为“LG”，就是对这种转换的确认。同样是表现主体的反向转换，与《“法”三部曲》中的前两篇不同的是，这种转换有更多的权力色彩。作者多次指出主人公所在单位的重要性，即在说明其权力性质。这种权力性质不仅是对外部而言， 也存在于其内部。主人公在小说开头就呈现了主人公对权力的认识：一方面是隐秘渴望， 另一方面却是恶臭。如果说这时主人公还能将权力作为一种客体来思考，那么到后来， 权力就成为凌驾于主客体之上的超然存在。他们一开始将矮乐鸡当作一种被捉弄的客体， 他们从中获得主体的快乐，后来他们也变成了矮乐鸡那样的他者，只能相互捉弄并取乐。事实上，在这个单位中，权力才是真正的主体， 是拉康所谓的“大他者”。他们由所谓的主体转变成为他者，只是因为他们在权力结构中的位置改变了。而他们的游戏事实上只是一种权力的游戏，不是他们在玩游戏，而是游戏在玩他们。结果是“存在者仅只是在权力形式中游戏并被耗尽”。14

相较宏观权力，王威廉更执着于书写微观权力。《父亲的报复》就是呈现微观权力对他者身份建构的。小说中父亲一辈子的努力，就是在完成一种他者身份的转化，成为一个城市的主体。本地人和外地人的这一二元划分，就是一种微观权力的意识形态操作， 通过将外地人他者化，从而将他们置于比本地人低的位置。父亲最后的“获胜”所透露出的恰是这种他者化操作在他心中所留下的深深伤痕。《父亲的报复》就是用看似喜剧的方式呈现了一出悲剧。父亲一辈子所追求的这种主体身份，其实并没有意义。因为这种“意识形态所塑造的不是某种稳定的主体身份，它所塑造的是一个主体位置关系，某一主体身份的具体内涵只能在主体位置关系中获得”15 。小说中父亲一直想让“我”回到广州，就是因为“我”回到这一位置关系中， 才能获得主体身份；当离开这种位置关系， 一切就都是没有意义的。

婚姻中的权力结构关系在王威廉许多小说中都有涉及。《生活课》就完全聚焦于这个主题。小说采用提喻的转义手法，通过一个生活中微不足道小事构成的片断来展示这种权力关系的坚定性。最后妻子提出离婚， 又呈现其撒谎的本质，揭示了这是一种权力争夺的方式。小说到此戛然而止，暗示了这种微观权力争夺的无穷无尽。

微观权力是王威廉小说中一个重要的主题。相较于宏观权力，它更与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因此，王威廉小说中有大量的日常生活书写。对不断发展的社会现实和新的历史语境的深度记录和书写，使他的小说具有了现实主义小说的特征。

时间、记忆与历史意识

历史曾是先锋小说书写的重要主题。张清华在《中国先锋小说思潮论》中指出：“历史主题与历史话语在先锋文学的运变进程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它使先锋文学经历了一个持久的高蹈时期。”16 在历史书写与当下现实之间，王威廉更多还是直书当下现实， 但仍有一些小说与历史有深入的联系。正如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17 一样，王威廉更偏重于书写当代人对历史的态度，或历史意识。而与历史相关的时间体验和记忆也成为王威廉小说中的重要主题。

《绊脚石》就是一篇关于历史的小说。小说通过主人公“我”的记忆与犹太人老太太“苏奶奶”的记忆这两种历史的并置，探讨历史的价值和人们对历史的态度。小说的主旨更聚焦于对历史的态度。这两段并置的历史，产生了一种隐喻关系，暗示着两者的相似性。但我爷爷奶奶的历史是被历史叙事所遗忘的，而犹太老太太讲述的历史却被铭记并以绊脚石的方式进行纪念。作者显然更赞同后者。

这是与黑格尔历史思想不同的一种历史意识。黑格尔认为历史是有目的和理性的， 是超越个体人价值之上的一种存在。在这种历史主义中，人容易演变成历史必然性的工具。吴冠军在《现时代的群学》中指出：“黑格尔曾将历史上无数‘伟大的恶人’所犯下的暴行，看作是‘理性的狡计’实现历史之目的的内在必经之‘辩证环节’。”18 王威廉在《绊脚石》中的书写，就是通过塑造历史人物的形象和情感，否定对这些人物的工具化操作。这种历史书写的方式具有一种反讽的意味。反讽就是用一套代码传递两种信息或意义。两个并行的历史事件其实具有相似性，而不同之处，是人们对待它们的态度， 这构成了小说反讽的实质。而这两种不同的态度概括起来就是记忆与遗忘。米兰•昆德拉曾在《笑忘录》中，把人与强权的斗争归结为记忆与遗忘的斗争。小说中写到这个世界的平滑和“我”的平滑就是一种遗忘的状态。这种处于平滑状态的人，事实上是自动放弃了主体意识的。杰姆逊认为主体就是依靠历史感来确认自己存在的责任和方向的。小说最后写主人公将绊脚石存放在心底之后， 与苏奶奶又有一番对话，意在表明记住历史的重要性。

如果说《绊脚石》是借小人物的历史来否定一元化的历史意识，强调历史感对社会与民族的重要性的话，《水女人》则书写个人的历史，即记忆对个体的重要性。《水女人》中女主角丧失了记忆。她在最后感到的虚无， 正是丧失存在的深度感之后人的情感特征。

这正是对一种新时间体验的隐喻。杰姆逊指出后现代社会中“新时间体验只集中在现时上，除了现时以外，什么也没有”。19他进一步指出，只有精神分裂者才完全做到了生活在现时之中。因此，现代和后现代并置的社会中，丧失时间深度的主体具有了精神分裂的可能。“精神分裂就成了失去历史感的一个强烈而集中的表现，同时也失去了自己的时间和身份。”20 《水女人》主人公的虚无感也就来源于此。

历史曾是先锋小说的重要主题，王威廉的小说虽然很少直接书写历史，但其透露出的历史意识，已经显示了一种责任，而这种对记忆和时间体验的书写在日渐平面化的当下，更具有意义。

乌托邦与反乌托邦

作为人类对美好世界的想象，乌托邦并不是一个晚近才产生的事物。从西方的理想国到东方的桃花源、大同世界，乌托邦想象在东西方都有自己深厚的传统。这些乌托邦想象初期与空间相关，在现代社会则更多地与时间相关，而且与现代性中那不可逆的进步时间观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卡林内斯库指出：“一方面，未来是走出‘历史梦魇’的唯一途径……但另一方面，未来——变化与差异之父——被禁止达到完美，完美就其定义来说只能无限地重复自己，它否定了作为整个西方文明基础的不可逆时间概念。”21 这种时间观导致了乌托邦心态，同样也招来了乌托邦的反面：“诸如此类与乌托邦心态相联系的困境导致了同样作为现代性文化特征的强大反乌托邦冲动。”22 这种反乌托邦冲动， 是导致反乌托邦小说出现的原因之一。如果说现代乌托邦小说更多与未来有关，那么反乌托邦小说还与历史有关，是从未来视角来批判历史。王威廉的长篇小说《获救者》即可以看作是这样一部反乌托邦小说。

《获救者》中乌托邦的建立本来就是为了庇护健全与残疾二元对立中的弱者。这个乌托邦的确给了残疾人以庇护，但却又对他们进行了更加严厉和彻底的控制与规训。这种控制和规训是建立在庇护之上，但事实上， 这种庇护也是一种假象。小说中用来赚钱维护这个地下王国的运转的视频，就揭示了这种庇护的假象。而小说中对残疾人的控制， 使用了高科技手段，有科技控制人的喻旨， 指向了人类的未来。但小说却又与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小说中老耿虽然是一个生化人，但却拥有着现实之中人的记忆。虽然是一种个体化的记忆，却有着鲜明的历史意味。小说中的诸多细节有着强烈的隐喻色彩， 而故事结局也具有寓言性。虽然之前的统治被推翻，但真正的平等并未因此建立起来。曾经的机构依然存在，只是换了不同的人来管理，而小说中的领袖，也由原领袖父亲的影像来充当，揭示了权力的合法化是通过表演性因素来完成的。小说通过对权力的合法化程序、权力对人的异化等的揭露，体现了反乌托邦的主题。

第二人称视角的解构性

及其复杂的叙事交流

第二人称叙事视角是王威廉小说中经常用到的叙事视角，构成王威廉小说叙事上的典型特色。第二人称叙事视角在小说创作中并不常用，因为这种叙事视角并不能像第一人称视角一样更易使读者产生代入感，也不像第三人称叙事那样具有一种形式上的客观性，以及对小说全局的完整把握。同时，它还有一种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

如果说第一人称叙事的主人公是聚焦者， 那么第二人称叙事中的主人公就成为了被聚焦者，具有被动性，就像人物的内心世界完全敞开，别人可以随意进去探测。第一人称叙事可以营造一种主体自在自为的感觉，而这正是一种现代意识，同样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外在世界正是由于我的看，才具有了意义。这种意识形态更容易被现代读者接受。而第二人称叙事则把主人公置于被看的境地， 意义的产生外在于主人公，或者是产生于主人公与叙事者或作者的对话和协商之中。这是对主体性的一种疏离与解构，虽然更接近于现实的真相，但却容易造成与读者的疏离。

如果说第一人称视角叙事把读者规训为追寻意义的主体，那么第二人称叙事就是一种对意义的协商，所谓主体并不具有意义的决定权。华莱士•马丁在引述巴赫金的视点理论时，对其观点总结道：“内容不仅渗透小说的形式，而且构成它。”23 从王威廉早期小说《非法入住》开始，诸多小说都用到第二人称叙事视角，大都具有一种解构的后现代意味。

第二人称视角叙事在王威廉小说中，还具有元叙事的意味。小说《第二人》就具有一种元叙事倾向。在小说中，主人公成为了作者本人。虽然小说中并未实名指出王威廉， 但指向了《内脸》的作者。更准确地说，指向的是《内脸》的隐含作者。根据布斯的理论， 隐含作者指的是，作者在进行小说创作时所设定的自我形象与状态，与他的日常生活形象和状态相区别。

《内脸》中的隐含作者是始终未露面的。他充当了可以对主人公内心了如指掌，又并不在小说中存在的人。而到了《第二人》中， 隐含作者转变成了戏剧化作者，而且两者具有同一性，这在小说中已经明确地指了出来。华莱士•马丁在《当代叙事学》中指出了这两者的区别：“从定义上说，一位隐含作者绝不使用‘我’这个代词或诉诸读者，但一位戏剧化作者却这么做。” 24但王威廉显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将戏剧化作者进一步转化成了戏剧化叙述者。戏剧化叙述者即“故事中的一位人物”25 。作者不仅出来讲故事，而且成为了故事中的人物。

这种操作产生了一种复杂的交流模式。《内脸》中听叙者和主人公是同一个人，对一般读者的阅读体验造成了冲击。而到了《第二人》中，读者又被分裂为“模范读者”和“作者的读者”。模范读者是将自己投入到小说中的读者，华莱士•马丁称其为“这是读者被期待去扮演的准虚构角色”。26而作者的读者，则“始终意识到小说是小说，并且依据这种知识来读它”。27在《第二人》的叙事中， 主人公被等同于作者。作者的读者或者被这一叙述花招欺骗，或者对其有着清醒的认识。因此，小说叙事的意义则在于元语言所导致的元叙事的功能中，即小说的意义在于作者对于小说这种文体的认识，或者也可以说是批评。这显示了作者对叙事的高度自觉意识， 甚至是一种自觉的哲学意识。《叙事与价值》一书中指出：“文学与哲学，以及不同文体的写作重合与汇合的焦点便是一种对语言的批评意识。”28 在这里，语言便是一种小说叙事模式，可以概括为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叙事模式。《内脸》中使用第二人称叙事，就是一种对叙事成规的打破。王威廉这些第二人称视角叙事造成了一种效果，如华莱士•马丁所言：“不是我们在读故事，而是作者在读我们解释我们。”29 这种角色的颠倒，在深层意义上让读者从“模范读者”转向“作者的读者”，即始终意识到这是小说。这无疑是对传统现实主义叙事模式的批判。因为传统现实主义叙事始终在掩盖小说是幻觉的事实，试图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把故事中的世界和人物当成是真实的。因为这种批判，王威廉的小说具有了一种文学批评的性质。王威廉对“元叙事”的使用虽然不多，但在形式上进一步创新，而且与故事有较高的融合度，参与了故事意义的构成。王威廉小说较强的寓言色彩，与元叙事的叙事方式相融合，具有更强的解构力量。

从寓言叙事到哲思叙事的跨跃

王威廉小说中有许多象征元素，如书鱼对只知应声而没有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绊脚石对本应铭记却被遗忘的历史等等。但王威廉的小说又未止于象征，他使故事和人物在时间中拥有了更多的发展和变化，作品因而也就拥有更加复杂的语义。如《内脸》中关于脸的含义有着复杂的流变，还有许多小说充满了断裂性，着重强调人与世界的对抗。

寓言叙事也有着自身的问题。本雅明就看到了寓言的主体性特征，即主体是寓言意义的规定者和解释者。这里体现了一种“主体的霸道”30 。因为这种主体的霸道，寓言体小说，在很多时候成为预先设定的观念的敷衍。小说中的形象、性格与事件都成为了某种观念的附属物。早期先锋派作家代表残雪的小说，就存在这种观念压倒性格与事件的问题。王威廉的一些小说中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如《鲨在黑暗中》等。寓言叙事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还存在一个问题，如房伟在《文学史视野中的〈绿毛水怪〉》一文中指出的： “中国现代文学自起源以来，一直有奇怪的逻辑悖论。因为其‘后发现代’特质，中国现代文学总表现出詹姆逊所说的‘民族国家寓言’的特定模式，甚至是那些力比多的文本， 也难逃宏大叙事的束缚。”31 但王威廉的一些小说超越了这种寓言模式，如《倒立生活》就将主题引向了个体存在的层面。还有一些小说使用了寓言化的写作手法，但小说人物和故事依然保持着一种强烈的现实关怀和较强的故事性，寓意也摆脱了日常道德与社会规范等因素，具有形而上的哲思意味。这使他的小说超越了寓言体叙事，具有哲思小说的特征。

王威廉小说中的哲思并未脱离其时代， 而是始终关注社会生活最深层与最前沿的问题，因而与社会生活保持着一种有机的联系； 也没有强行改变生活形象，而是与小说中的形象融为一体，具有一种相对的客观化外观。因此，其在未损害小说审美价值的同时，增加了其思想价值，形成一种哲思现实主义的风格。

内敛的先锋性

吴义勤曾经指出1980 年代新潮小说的三个不足：“文本自恋与语言的泛滥”“人文关怀的失落”“当代性失语”32 ，这是1990 年代先锋小说落潮的原因之一。而作为在21 世纪登上文坛，具有先锋意识的王威廉则主要将批判对象指向当下社会现实，吸收了现实主义对日常经验的尊重和介入新历史语境的优势。相较早期一些的先锋作家， 除了第二人称叙事之外，王威廉在文本修辞、小说语言和结构上，并无太多的出格之处， 即使写一些超越性的题材，也是在故事的外壳下完成哲思的形塑与表达。这种写作方式与大众文化崛起，精英文化影响渐小的后工业社会现实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又坚持对人的存在进行形而上的拷问。因此，可以将王威廉小说的美学风格称之为一种内敛的先锋性，从其小说创作中， 可以看到先锋小说在新世纪延伸和演变的一个新向度。

总之，王威廉通过在小说中对主体性， 存在，身体，他者化意识形态与微观权力， 合理化意识形态及工具理性，时间、记忆与历史意识，乌托邦与反乌托邦等主题的反思与表达，呈现了其小说的哲思品格和思想深度。与此同时，王威廉没有让哲思在小说中陷入空转，而是让其与当下社会现实紧密关联，积极介入新的历史语境，体现出浓重的现实关怀意味。从思想特征上，可以看到其对先锋小说思想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呈现出一种内敛的先锋性特征。他的创作展现了先锋小说在新世纪发展演变的一个独特向度。

注释：

①吴义勤：《哲思的格调——谈王威廉小说集〈非法入住〉》 ，《人民日报》2015 年6 月2 日。

②③32 吴义勤：《中国当代新潮小说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第19、19、124— 126 页。

④⑤⑧王威廉：《生活课》，花城出版社2017 年版， 第82、112、82 页。

⑥ [ 德]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年版， 297 页。

⑦王威廉：《倒立生活》，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 年版，第29 页。

⑨转引自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上卷）， 商务印书馆1986 年版，第242 页。

⑩16 张清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223、274 页。

11[ 英] 丹尼•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第85 页。

1213[ 德] 齐奥尔格•西美尔：《时尚的哲学》，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年版，第4、5 页。

1430牛宏宝：《现代西方美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540、498 页。

15陈然兴：《叙事与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第294 页

17[ 意]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82 年版，第2 页。

18吴冠军：《现时代的群学》，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 年版，第59 页。

1920[ 美] 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 唐小兵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 第228、228 页。

2122[ 美] 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 译林出版社2015 年版，第68—69、69 页。

232425262729[ 美] 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 第152、155、156、156、156、178 页。

28曲春景、耿占春：《叙事与价值》，学林出版社2005 年版，第225 页。

31房伟：《文学史视野中的〈绿毛水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 年第3 期。

[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