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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新时代”为当代诗歌写作提供了历史性机遇，自然也为诗歌创作主体提供了许多新的课题。当代诗人应当适应时代的需要，成为“新时代”的歌者，并以此完成主体的自我建构。对比此前诗歌写作中存在的问题，“新时代”诗人可以通过认知时代、观念转变，书写时代主题、艺术技法的重塑，融入时代、树立诗歌理想。“新时代”诗人的主体自我建构，可以引申出诗歌道德伦理这个未竟的话题。而重释诗歌的道德伦理问题，不仅有助于“新时代”诗人的创作、丰富“新时代诗歌” 的理论体系，而且还有助于当代诗歌的发展。

关键词：新时代 主体自我建构 诗歌的道德伦理

随着中国社会步入“新时代”，诗歌作为文学的一个分支同样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进而产生了“新时代诗歌”的命名。“新时代诗歌”响应时代的呼唤、凸显写作新质， 自是为研究者带来诸多新的阐释角度。鉴于一些研究者已从整体和具体写作方面进行了一些卓有成效的探索，本文拟从诗人主体自我建构的角度进入，进而丰富“新时代诗歌” 的研究。

一

谈及“新时代”诗人的自我建构，我们必须首先明确的是：此时“自我建构”的主体在整体上是成年的、心智基本成熟的诗歌写作者。他们大都有过高等教育的经历，对语言文字和诗歌文体本身有着较为深刻的理解力和驾驭能力，同时对于社会语境、公民应有的行为规范以及诗歌作品的艺术价值、审美追求也有比较明确的判断力。此时诗人的自我建构仍需如认知心理学派所言的那样，要不断通过学习、认知进而顺应、平衡及协调自己与环境的关系，但这个不断持续建构的自我却不是未成年的儿童。作为既是公民又是文艺工作者的群体，诗人有履行义务的责任，也需要遵守以善恶为评价的，依靠人们内心信念、社会舆论和传统习惯来维系的道德规范。在实现自我的过程中，诗人的自我建构呈现出持续发展、不断调整的状态，而就实践意义上说，自我建构其实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有意识的“历史建构”。

诗人作为敏感的文艺者群体，应当清醒地意识到“新时代”为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写作机遇以及赋予他的使命，进而在有感于时代精神和主题的同时成为时代的歌者，这是“新时代诗人”自我建构的必经之途。任何一个时代有生命力、创造力及至成为伟大的、经典的作品，都是和这个时代的现实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新时代”的诗人应当走出狭窄的自我世界，在书写时代的过程中凸显自己的个性。由此回想自1990 年代中后期一度出现的诗歌“边缘化”“冷风景” 的说法，时过境迁，我们可以看到所谓“边缘化”“冷风景”其实是当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文化生产和消费多元化的必然结果；但与之相应地，诗人们是否在主观上意识到这种必然进而通过积极调整自己的写作策略，与时代、社会、现实进行有效的对话，则同样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话题。结合世纪之交一些诗歌现象可知：许多诗人或是以自我封闭的姿态片面理解了“个人化写作”“悬置”了诗歌应有的公共意识，或是以“身体”“欲望” 的书写走向了另一个“自我”、降低了诗歌应有的道德层次，但诗歌的“边缘化”是否就意味着自我的必然边缘化和没有边界的自我放逐和自我放纵？如果上述质疑在相当程度上是可以成立的，那么，部分诗人没有很好地实现与社会、时代交流过程中的自我建构，显然可以作为问题的重要关节点之一。事实上，从新世纪以来各地诗会、诗歌活动、诗歌评奖的风起云涌，诗歌刊物竞相浮世， 我们完全可以得出当代诗歌具有雄厚基础的结论。当代诗人完全可以凭此一展身手、实现自己的诗歌理想和远大抱负，只不过，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时代的契机、一个崭新的社会公共主题和与之同步进行的思路的转变。

结合以上所述，我们不难理解：“新时代”不仅为当代诗人提供了新的社会文化语境，而且也为当代诗人提供了新的写作空间。当代诗人作为“新时代”的在场者、见证者和同行者，不应当无视于时代的变革与吁求。“新时代”期待诗人的书写、记录与歌咏， 同时也需要诗人弘扬时代精神、传承优秀文化。为此诗人有必要转变自己往日的思维和观念，应既有鲜明的时代意识，又有积极的参与意识；既能呈现“新时代”的丰富内涵和日新月异的变化，也能在深度开掘现实生活的同时，把握其本质。当然，如果上述过程本身就可以作为诗人自我建构的一个重要方面，那么，为了能够更好地完成建构，诗人还需理性、客观地面对业已成为观念的精英化意识：诗人可以是精神贵族、文化精英， 但并不具备身份和地位上的优越意识。无论从当代诗歌的发展实际还是生存本身来说， 诗人都需要先解决基本生活问题之后才能更好地进行写作。强调这样的前提有助于诗人贴近生活、了解写作应承担的责任以及如何面向阅读与接受的实际效果，以身临其境的姿态真实而详尽地记录、呈现生命体验，而不至于沉湎、回避，无所适从，或是向壁虚构直至凌空蹈虚。

二

“新时代诗歌”就其具体写作而言，应当能够迅速及时地展现“新时代”的生活图景和社会文化景观，应当能以全方位、立体式的视野描绘“新时代”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和未来的美好图景，还可以纵横历史、笔涉中外，尽显“新时代”的精神理念和时代气息。这个正在进行的双向互动过程很难从主题内容上一一讲述，但从诗人的立场、态度和不断形成的创作观念上却可以总体把握，并成为“新时代”诗人主体自我建构的一个重要方面。

首先，“新时代”诗人应当意识到自己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其写作应当符合时代精神、书写“新时代”的主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明确自己所处的时代及社会文化主题，不仅有助于诗人创作理想的实现，而且还会符合当代诗歌的鉴赏标准和批评标准并以此持续获得新的写作资源。“新时代”诗人必须明确“新时代”的内涵、对当代中国社会主题有准确的判断与把握。从“一带一路”、科技进步、太空探索的国家主题，到日常生活的细微变化，“新时代” 诗人应当力争使自己的写作见证伟大的时代， 并在抵达时代高度的同时，展示“新时代” 人民的精神面貌、生活诉求和美好愿景。

其次，“新时代”诗人应当建立正确的写作观，使自己的作品具有正能量，以积极向上、昂扬奋进的姿态感染读者。“新时代” 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新时代”呼唤每一个中国人以坚定自信的姿态、积极投身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洪流之中。在此背景下，诗歌应当符合时代的主潮，在展现时代主旋律的同时，表现诗人的参与意识及意识的能动性。“新时代”诗人需要树立远大的理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方向、以人为本，通过自己独特的发现写出鼓舞人前进的诗篇，以艺术的语言文字展现“新时代”社会文化和生活的真、善、美。

第三，“新时代”诗人应具有丰富的“历史想象力”。已故的诗歌批评家陈超曾为“现代汉语诗歌重获并保持真正的历史承载力和艺术上的先锋品质”而写下《重铸诗歌的“历史想象力”》一文。在其笔下，“历史想象力” 一词包含的内容虽涉及范围广阔且有具体的指向，但在其“要求诗人具有历史意识和当下关怀，对生存、个体生命、文化之间真正临界点和真正困境的语言有深度理解和自觉挖掘意识，能够将诗性的幻想和具体生存的真实性作扭结一体的游走，处理时代生活血肉之躯上的噬心主题”①这一点上，却适用于1990年代以来当代诗人主体的自我建构。当代诗歌之所以在近20 年间常常被人指责为处理现实能力不强、批判现实功能弱化， 一个重要原因即为“历史想象力”的匮乏。“新时代”呼唤诗人及时而迅速的书写，其实是对当代诗人“历史想象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时代”的诗人不仅能全面、准确地书写正在进行的生活、展现人文关怀，而且还需要以一种“新时代”的精神理念讲述历史、以古鉴今及至遥想未来。和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灿烂文明和伟大复兴相结合的“历史想象力”，可以在激活诗人创造力的同时促进当代诗歌的写作。

最后，“新时代”诗人应当确立自己的写作底线，拒绝平庸之作特别是非诗、伪诗。随着网络成为当代诗歌的重要载体之后，游戏化、娱乐化、快餐化诗歌确实在网络诗歌写作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和份额。从新世纪以来围绕诸如“×× 体”写作而产生的种种争议，其实不难看出当代诗歌在进入网络时代之后存在着许多问题甚至是弊端。在诗人自我标榜、相互吹捧、谩骂甚至是人身攻击成为网络流行现象之后，当事人和围观者常常忘记或很少反思诗人本应是趣味高雅的文化人身份。而平庸之作特别是非诗、伪诗以及垃圾诗，更是成为“21 世纪诗歌形象重构的障碍”②。因此，在强调“新时代”诗人主体自我建构应有的三方面之后，笔者将确立自己的写作底线作为“下限”。“新时代”诗人确立自己的写作底线，拒绝平庸之作特别是非诗、伪诗，不仅有利于当代诗歌的发展， 而且还有助于诗人与时代之间的“对话关系”，并不时提醒人们应常常思考“诗人”“诗歌”这些古老命名的基本内涵和应有之义。

三

“新时代”诗人主体的自我建构同样表现在诗艺探索和审美追求之上。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习总书记这段讲话落实于当代诗歌写作之上，可在继承和发扬诗歌优秀传统的同时，实现资源与写作的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写出符合“新时代”精神和当代读者阅读习惯和审美趣味的诗篇，建构新的诗歌美学形态等多方面加以深入解读。

回顾当代诗歌走过的道路，由于在客观上长期受到某些经验的限制，诗歌在某种程度上已被简单理解为“分行的自由体”并在具体书写时演变为只要“分行”就可以是“诗”。事实上，对于一首诗的判断，既要考察诗人如何完成，也要考察读者的接受效果。“诗” 之所以为诗，绝不是仅由外在的形式如分行、语词的组接以及网络时代的“习惯性回车” 等决定的，而是由内容、形式、情感以及感知等多方面合力共构的。片面地局限于形式的经验，已使当代诗歌大面积丧失了原初的灵动、跳跃，进而沦为枯燥乏味、毫无节制的日常生活“流水账”和“日记体”，而关乎艺术的、时代的、生存的、有传承和有生命力的诗歌美学形态却迟迟没有建立起来。

为此，“新时代”诗人应当在不断加深自身学养的同时，对以往诗歌艺术有较为深刻的反思精神和自省意识，摆脱狭窄的、纤弱的特别是自赏的、颓废的创作风格，以兼容、宽博的开放式的姿态，更为生动、具体、深入地表现“新时代”。“新时代”诗人应当在接续、吸纳、丰富诗歌优秀传统的同时， 开创属于这个时代的美学风格、拓展新的艺术格局。“新时代”诗人的作品需要实践并实现和社会公共生活的有机融合，通过文学的想象展示其强大的整合能力、延续性和能产性，获取一种“诗性的正义”③，将“历史和时代生存的重大命题最大限度地诗化”， 使作品可以“成为影响当代人精神的力量”④。

鉴于“新时代”诗歌要忠实地记录、迅速地反映新的社会景观和文化生活，所以， 其在风格艺术上可以视为一种“参与的美学”“公共的美学”。“新时代”诗歌在抒情主人公塑造上以新的形象特别是先进人物、英雄人物为主，在风格追求上力求一种崇高美，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它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天然接近。这一点就诗歌写作逻辑来看，并无任何问题。但结合1980 年代以来业已形成的诗歌艺术经验和当代生活实际情况来看，“新时代”诗歌需要在与时代共同进步的同时，创作方法多元并整合。在此过程中，且不论以今天的眼光看， 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这些基本的创作方法在具体展开时多么曲折、复杂，也不论上述某一种方法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产生所谓的陈旧、过时之感，仅就诗艺探索和审美追求的角度来看，“新时代”诗歌也应当在具体书写的过程中，保持风格艺术的多样性：以现实主义式的精神和浪漫主义式的情怀艺术地观照生活、表现生活，辩证吸取古今中外一切优秀诗歌技法拓展诗歌的表现力和表现空间。上述问题的关键仍旧是如何处理“写什么”和“怎么写”之间的辩证关系： 与时代同步，不断探索表现社会变革和生活变化的写作途径，“新时代”诗人应当建立更为多元立体的艺术观，而“新时代”诗歌也应当保持多样化的姿态，显现一种“融合的美学”风格。

如果说建构“新时代”诗歌美学是总结现代诗歌历史、回应时代呼唤的重要实践， 那么，在此过程中，“新时代”诗人还应具有未来意识和世界性眼光。与“新时代文学” 结伴同行的“新时代诗歌”应当能够参与世界文学的价值建构。“新时代”诗人应当立足于新的起点，以新的时代标准、精神高度和艺术理念书写文明和历史，以厚重、庄严、典范之作彰显文化自信、中国形象和中国智慧，进而以可持续交流、对话的方式，成为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

由“新时代”诗人主体自我建构加以延伸，很容易会涉及新世纪以来文学研究一个未竟的话题，即文学创作的道德伦理。结合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可知：文学道德伦理的话题及争鸣，一直以不同状态存在着。2002 年10 月，由《人民文学》在河南许昌举办的首届论坛就曾围绕“文学最高目标是道德伦理还是艺术品质”展开讨论； 2005 年，由“打工诗歌”“底层写作”引发的诗歌道德伦理问题也曾一度成为热点， 此后又有学者进行文学道德批评的研究…… 在学科分工越来越精确、细密的当代，将“道德伦理”这一原本属于哲学及社会学的范畴和看似并不相关的文学创作、文艺研究放置在一起加以讨论，显然是有感而发，也因此具有十分鲜明的现实文化语境色彩。即使仅就诗歌而言，因快餐化、浅表化、无意义的书写而产生的“垃圾诗”“口水诗”流行； 情色书写、意象粗鄙；网络批评过程中无限度的炫耀与吹捧、无限制的谩骂与攻击，都足以说明当代诗歌已出现了道德沦丧的现象与问题。

文学的道德伦理认知古已有之，只是进入当代之后，人们接受历史的经验教训之后， 担心过多谈及审美艺术之外的东西会增加文学的负担，才使道德伦理让位于艺术品质、成为一个“潜在的话题”。实际上，理解文学的道德伦理问题或曰文学应有道德伦理意识从不是困难的事情。当我们提倡文学应具备真、善、美的品格和人文关怀时，就包含着创作与接受过程中的道德伦理。只不过此时人们往往并不将已然有机结合的道德伦理和审美艺术、技艺追求人为地分开，具体区分究竟哪些内容或何种价值可以归属于道德层次或是艺术层次，何况人们已习惯将人品和文品分开的思维方式。因此，当文学接受悄然转化为追求效果、搏人视线的时候，并没有更多的批评者甘愿背负机械、教条、刻板之名，质疑文学的道德伦理意识正逐渐匮乏。

有鉴于此，在“新时代”为当代诗歌确立新起点的背景下，笔者重提诗歌的道德伦理问题，并将其作为诗人主体自我建构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强调诗歌的道德伦理不是为当代诗歌制定没有过多实践价值的至高律令和所谓的行为准则，而是期待当代诗人在充分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同时，更为充分地完成并实现关乎主体的自我建构，并将其具体停留在诗人观念、主体创作和阅读接受层面， 区分若干层次。其一，是关于诗人的心灵真实和艺术真诚。诗歌历来是高雅的文学、具有极高的艺术品格，因而对写作者要求也相对较高。诗人在具体写作之前，应当充分理解什么是诗；应当怀有高尚的诗歌理想，既讲求真情实感，又需艺术地表现，进而完成一件严肃、高雅的艺术品创造过程。心灵真实和艺术真诚是诗歌道德伦理的第一步，没有这一层“真”，诗歌本身应有的真、善、美都无从谈起。其二，是诗歌本身的责任感。诗歌应当具有人文关怀的品格，应当有面对现实、关心时事的能力和当代精神，而不是落后于时代或是远离时代。在这一点上，白居易所言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一直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当代诗歌之所以思想贫瘠、精神贫血，其根本原因在于诗人缺乏责任感和使命感，忽视了与当代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时事和生活大事，无法通过自己的写作为时代提供必要的思想和精神向度。比较而言，“新时代”呼唤有担当的诗歌，召唤诗人参与、记录时代的浪潮，这种堪称责任感、使命感的赋予，有助于诗歌道德伦理层次的自觉提升，同时也有助于诗人主体的自我建构。其三，是诗歌传播、接受过程中的道德伦理意识。诗歌作品完成、进入阅读环节后，其真、善、美品格得以实现，其艺术品格高低优劣的评判权交给读者。可以想象并确定的是，优秀的诗歌作品会因立意高远、思想深刻、主题进步而给予读者思想的启迪、情绪的感染、心灵的净化和灵魂的震撼，进而产生阅读上的审美愉悦、实现艺术与道德共融后的善与美。而与之相反的，那些平庸、粗劣、趣味低级的作品是无法产生同样的阅读效果的，它们只会让读者轻视、质疑并最终远离诗歌。

上述三个环节在实现的过程中虽顺序有先后，但就接受效果来看，三者可以是同时进行、同时完成的。出于心灵真实和艺术真诚的诗歌作品，既能烛照诗人自我的灵魂世界，同时又能在读者那里获得共鸣。重视诗歌的道德伦理，可以使诗人更好地漫步于书斋与社会，使诗歌作品适应于这个时代，并在拒绝简单、平庸的同时，提高诗歌的艺术品位，回应“诗人”身份、“诗歌”写作门槛过低的质疑。

综上所述，“新时代”诗人应当把握历史的契机，在反思当代诗歌道路的同时实现并完善主体的自我建构，从观念、写作、技法、理想以及诗歌本体等方面总结与提升中迎接这个伟大的时代。唯其如此，“新时代” 诗人才能真正成为时代的歌者，才能在书写、歌咏“新时代”的同时，实现自我和诗歌的双重超越！

注释：

①④陈超：《重铸诗歌的“历史想象力”》，《文艺研究》2006 年第3 期。

②罗振亚：《非诗伪诗垃圾诗，别再折腾了— 谈21 世纪诗歌形象重构的障碍》，《光明日报》2017 年2 月13 日。

③“诗性的正义”的说法，主要受玛莎•努斯鲍姆的启发，参见[ 美] 玛莎•努斯鲍姆：《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丁晓东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

[ 作者单位：汕头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