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赵树理与1950 年代的山西文坛很为疏远。前期在太行太岳根据地文人占主导的山西文坛遇冷，是因为赵树理方向的确立得力于延安的文艺领导者与太行太岳根据地的政治力量，并未真正获得本根据地文学圈子内部的认同；中后期则是他与山西文坛中心的马烽等晋绥作家因为出身于不同根据地而更为生疏。1950 年代后半期赵树理与马烽等被置于同一流派的原因更多的是“双百时代”与“大跃进”的特定历史语境中的时代的要求与文艺领导层的“组织”作用。

关键词：赵树理 “山药蛋派” 文学流派

赵树理与“山药蛋派”的关系是“山药蛋派”研究中的老问题。1970 年代末李国涛先生正式提出“山药蛋派”名称之后，对其的质疑就一直存在。1982 年，戴光宗在《“山药蛋派”质疑》中对把“山药蛋派”视作文学流派提出质疑。① 在之后的《关于“山药蛋派”的再思考——兼答艾斐、程继田、李国涛同志》中则明确提出“山药蛋派”的含义“不应理解为流派”, ② 在当时引发不小争论。本世纪初张恒在《一道消逝的风景线—— “山药蛋派”文学的回眸与审视》中又提出“很难说赵树理与‘山药蛋派’有什么实质上的瓜葛”，赵树理之所以被拉入 “山药蛋派”， 是因为1980 年代的“山药蛋派”的鼓吹者欲借赵树理在文坛的地位与影响为“山药蛋派”“壮壮声威”。③我重提这一话题的原因是：近期我在翻阅《火花》杂志时发现， 从1956 年《火花》创刊至1966 年“文革” 前停刊，赵树理在《火花》杂志上发表的作品仅有4 篇。它们是：发表于1958 年《火花》8 月号的《锻炼锻炼》，1959 年6 月号的《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1960 年9 月号的《谈“久”——下乡的一点体会》，1964 年第2 期的《“起码”与“高深”》。其中《谈“久”—— 下乡的一点体会》是1960 年在《文汇报》8 月初首发后转载，而《锻炼锻炼》则是在《火花》首发后《人民文学》不久即转载，这也是赵树理在《火花》上发表的唯一一篇小说。

“山药蛋派”在1970 年代末被正式命名之前，曾经被称作“《火花》派”，命名之后仍有人这样称呼它，《火花》杂志对于这一流派，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从上列数字也可明显地看出马烽等五位作家与《火花》的密切关系。虽然说1950 年代中后期至1960 年代不是赵树理创作的鼎盛期，从创作的数量与质量上看确乎不及1940 年代及1950 年代前期，但可查到的赵树理公开发表的各类作品仍有61 篇之多，其中小说9 篇， 两相对照可以看出《火花》上发表作品的数目在其中仍是极小的比例。一个被称为流派主帅的作家在作为其流派的主要阵地的杂志上发表的作品如此之少，不能不令人对其是否属于这一流派产生疑惑，这即是我重新拾起赵树理与“山药蛋派”关系这一老话题的原因。

本文主要从赵树理与晋绥五战友，赵树理与山西文坛，赵树理与太行太岳根据地文坛的关系以及1950 年代促成这一流派形成的外部力量等入手考察赵树理与“山药蛋派” 的关系。

一 赵树理与山西文坛：

赵树理与晋冀鲁豫作家群

如果把统计的范围放大一些，从1949 年年底山西省文联及山西省文协建立至1966 年《火花》的停刊，山西境内的报纸杂志上刊发的赵树理的作品共有9 篇：除《火花》的4 篇外，《山西日报》2 篇，《晋东南报》《山西省第二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会刊》《前进》各1 篇，数目也不算多。从时间的分布看， 1957 年2 篇，1958 年2 篇，1959 年2 篇， 1960 年、1962 年、1964 年各1 篇，这些文章全部刊载在《火花》创刊的1956 年10 月之后。之前的7 年多时间里，无论文艺性的还是非文艺性的无一篇文章在山西的报刊刊载。那么是否因为赵树理是“国家级”作家不屑于在地方上的报刊发表文章或是地方性的报刊没资格刊载“国家级”作家的作品？ 实际情况也并非如此，1950 年代前半期，赵树理的作品固然在北京的“高级别”报刊刊载的很多，但是也不是在地方性报刊全无踪影。从1950 年到1956 年底，刊载过赵树理作品的地方报刊有《解放日报》《大众日报》《广东文艺》《长江文艺》等。

由于特定的历史境遇，1940 年代的根据地作家因战争被分割在各个根据地内，互相往来并不多，各根据地作家群间形成一定的宗派色彩也在所难免，文艺界的“山头”客观存在。这种宗派色彩事实上并未随着全国解放区域分割的消失而自动消失，而是在许多年里继续延续，对1949 年之后的中国文坛有着不小的影响。1940 年代与山西关涉的根据地的作家大致可以分作三个部分：晋绥根据地作家、太行太岳根据地作家和晋察冀根据地作家。1949 年底，山西的文艺机构成立时，晋绥五作家除李束为外，都离开了山西，晋察冀的孙犁、康濯等也没有留在山西。在山西新成立的文艺机构中，太行太岳的文艺工作者占明显的主导地位，首届文联的名常委中，约有三分之二之多来自太行太岳根据地，④何以出身太行太岳根据地的知名作家赵树理在同样由太行太岳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主导的山西文坛受到冷遇呢？这得从赵树理与太行太岳文坛的关系说起。

1966 年，赵树理在“文革”中写的检查材料中有这样一段话：“这一阶段太行文联是徐懋庸和高沐鸿先后当政的，我的作品除《地板》由《太行文艺》发表外，都是由新华书店直接印出来的。当时的新华书店是我们所在的机关，太行文联领导下的作家、诗人……他们便自办太行文学出版社。”⑤ 这段文字是赵树理时隔多年以后凭记忆写下的，对事实的记忆已有些模糊，对一些事实的叙述也不完全准确，比如《地板》是发表在《文艺杂志》上的，而非《太行文艺》， 但时隔多年以后，读这段文字，赵树理对徐懋庸与高长虹等太行文联领导人的不满很容易感觉到。

而徐懋庸在其写于“文革”中的回忆录中对1942 年晋冀鲁豫文化人座谈会上的赵树理也有着形象很为不佳的描述：“赵树理的发言也有些趾高气扬，并对‘文联’干部讽刺得很刻薄。”⑥不满的情绪同样是难以释怀，多年以后尚且如此，当年在太行太岳根据地，两人的关系恶劣可想而知。

赵树理与当时太行文联领导人之间这种僵化的关系还可以从杨献珍后来的回忆中得到印证。杨献珍在1980 年代初的一次访谈中说：“徐懋庸1940 年2 月到晋东南的抗大分校工作以来，一直是太行文联有影响的人物，1943 年3 月还被推定为太行文联执委会主任。然而，像赵树理这样卓越的人民作家，竟长期不为太行文联所承认，说他的作品是‘海派’作品，甚至斥之为‘旧派文人’。”⑦ 徐懋庸“对赵树理等配合抗日斗争而写的通俗文艺持否定态度，说过‘通俗化即庸俗化’ 的话，这是不容抹掉的历史事实”。⑧

这种对立不能仅看作在赵树理与徐懋庸个人之间的个人恩怨，而是存在于赵树理与以徐懋庸为代表的太行太岳根据地的主流文学圈之间，不接纳赵树理的是“太行文联” 这样一个集体。

在1942 年的晋冀鲁豫文化人座谈会开过不久，徐懋庸回忆说：“我带了一个抗大的参观团经过‘文联’，‘文联’的同志们同我一起漫谈，大家说了很多对赵树理不满的话。”⑨据此，在晋冀鲁豫根据地的文学圈内，徐懋庸应比赵树理获得更多的认同。

当然，杨献珍有着不同的叙述：“我的发言，受到与会大多数文化人的赞同。”⑩ 但是，诗人高咏当场提出反对，这是在杨献珍的多次回忆中都承认的。另外，诗人阮章竞也参加了这次座谈会，多年以后这样谈他对杨献珍发言的看法：

这次会议的个别领导的发言或讲话存在着片面性和违背艺术规律的倾向， 对新诗，对有较高艺术性的文学作品不够宽容。记得杨献珍说，一些自认为“新派”的文化人，住在农村，身在农民中，却认为农民落后，看不起通俗文艺；写的文章农民看不懂。又尖刻地批评说，有些诗人写什么“一个热烈的伟

大呀”“一个凄凉的荒芜呀”。11

这表现出对杨献珍做法的不以为然，时隔多年后仍是这样的看法，恐怕当初的赞同也仅是未如高咏一般当场提出异议而已，以通俗化诗歌成名的阮章竞尚且如此，那么， 在杨献珍所说的赞同者中仅是因没有当场明确反对而被视作赞同者的恐怕也不在少数。再者，文化的含义要比文学宽泛很多，所以文化人座谈会的参会者中，文学圈内人仅是其中一部分。据此推断，徐懋庸的描述可能更接近当时太行太岳根据地文学的态势，至少在文学圈内，赵树理很为孤立，他的通俗化的创作很难获得根据地内主流文学的认同，为数不多的支持这种文学的也多不是文学圈中人（如杨献珍与王春）。阮章竞这样描述座谈会后的赵树理：“赵树理也在会议上讲了文化普及的问题。过后，便比较沉默， 会议结束后，他常找人谈话，当时他的情绪不大高。” 12“沉默”与“情绪不高”应与其主张得不到呼应不无关系。

而赵树理等也“以华北新华书店为基地， 对‘欧化一点的文和诗一律不予出版’，以致那些‘欧化一点’的人，不得不在长治另办了个小书店，印行他们的《太行文艺》单行本”13 。赵树理著名的“文摊文学家”的说法， 当然是其文学主张的形象表达，但未尝不带有被太行太岳根据地主流文坛拒绝之后的逆反情绪。

赵树理1940 年代的崛起的推动力量显然不是来自文学圈内人的认可肯定，而是文学圈外人的发现与倡导。无论是彭德怀、李大章等政治人物，还是周扬、陈荒煤的党的文艺管理者，甚至杨献珍，14 对赵树理式写作的欣赏，对赵树理创作方向的提倡都不能仅看作个人的发言，而更是“组织”的声音。这也是赵树理方向树立时在太行太岳根据地和其他根据地被作家们没有太多论争就很快接受的主要原因。但是，尽管徐懋庸多年以后强调“通俗化是我从三十年代起一贯的主张”15 ，高沐鸿学习《讲话》之后表示“想同赵树理合作，走通俗化、大众化的道路”16 ， 但上海的大众与太行山区的大众毕竟有很大的不同，1930 年代上海左翼文学的大众化与1940 年代太行太岳山区的大众化也有很大的不同，成长于五四新文化语境中的老作家高沐鸿与赵树理对通俗化、大众化的理解怕也难以完全对接，乡村社会的外来的知识分子与乡村社会内生的知识分子总是有些歧异。所谓的大众化、通俗化本来就是仅对徐懋庸、高沐鸿等外来知识分子才有意义，对于内生于此的赵树理本就不存在“化”的问题——这也是当时从国统区进入根据地的作家的写作中难于摆脱“只会写农民的服装不会写农民的思想感情”17 ，而赵树理的写作中没有这些问题的原因。尽管赵树理也是接受了五四文化滋养的现代知识分子，但是， 对于徐懋庸、高沐鸿等外来的现代知识分子， 此时此地的大众化是对太行太岳山区民间文化的俯就，而对于从未与此脱离开来的赵树理，五四新文化的滋养仅是使其对此文化获得了一定的超越性视野，两者很不一样。这诸多的不同可能导致徐懋庸等外生于太行太岳乡土社会的作家主观上很难从内心完全接受赵树理式的通俗化写作，客观上也没有完全接受的能力。赵树理方向能被进入根据地的外来作家们发自内心的完全理解与接受， 恐怕很值得怀疑。

另一方面，对于赵树理小说的内容方面， 1940 年代根据地的政治层与文化管理层对其反映新生活肯定的同时已透漏出对其塑造新人物方面的不满意，18 只是因为“急迫地要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寻找实践样板”，19 也因为尽管有这样的不足，赵树理仍然比由国统区进入根据地的作家更适合代表解放区新文学，赵树理才被置于“方向性”作家的位置。但是随着1940 年代中后期， 解放区培养的一批更年轻的作家的出现，随着这批作家能够塑造出更符合政治层与文化管理层设想的新人物时，赵树理的文学创作越来越跟不上“赵树理方向”，政治层与文化管理层对赵树理的创作也日益不满。所以， 新中国建立以后，赵树理的创作实际是受到了文学界与政治层的两面夹击。表面看来， 赵树理文学经典化仍在进行，但事实上赵树理处境很是孤立。

在此种背景下，晋冀鲁豫文人占主导的山西文坛对赵的冷遇也在情理之中。而从赵树理方面看，赵树理对于山西文坛也很为疏远，查董大中编的《赵树理年谱》，1950 年代中期《火花》创刊之前，赵树理尽管在山西生活的时间不短，但大部分时间是在其晋东南老家农村，在太原参与山西文艺界活动的记载很少。当然这种状况在《火花》创刊之后至1965 年初赵树理迁回山西后，也没有太多的改变。

二 赵树理与山西文坛：

赵树理与晋绥作家群

1950 年代，山西文坛的构成也在不断演变，各种力量互有消长。1950 年代中期， 马烽、西戎、胡正、孙谦先后调回山西，晋绥五作家重聚太原。晋绥作家在山西文坛逐渐取得了主导地位。另外，反右运动也对山西文坛的构成产生了不小的冲击，一些作家被划为右派，退出了文坛，山西文坛进一步得到纯化，比如，学院派的姚青苗与年轻作家范彪。在1950 年代中前期，姚青苗以“桑泉”为笔名，发表了很多文艺评论性文章， 无论从创作的实绩还是在山西文坛的地位， 都是这一时期影响很大的老作家；年轻作家范彪这一时期创作上也很活跃，仅1955 年就有两篇小说在《人民文学》发表，但是范彪的小说基本都是工业与城市题材，与晋绥五作家及赵树理的路子有很大不同，而且， 他推崇的是学院派作家的创作。而到了1957 年年末在反右运动进入尾声的时候，高沐鸿也被划成右派。这样，马烽等晋绥作家走到了山西文坛的中心位置。山西文坛的格局与新中国建立初年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

赵树理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才与晋绥五作家见面的，但在此之后直至“文革”开始后赵树理被押回太原被批斗，交集也很少。如果说，赵树理与1950 年代前期居于山西文坛中心的太行太岳作家群的关系用“冷” 来概括的话，那么，赵树理与1950 年代后期走向山西文坛中心的晋绥作家群的关系就是“淡”。山西文坛力量的消长并未改变赵树理与山西文坛的疏远状态。唯其如此，在文学史上被看作山药蛋派形成的关键性文学事件——1958 年5 月27 日召开的《火花》编辑部与《文艺报》编辑部的座谈会上，山西文联的主任李束为在发言中要对把赵树理划入山西作家群作“特别说明”：

我们山西著名作家赵树理同志工作很忙，但是他每年都要回到山西亲住几个月，他永远留恋他生活了几十年的本乡本土。他每次回来，对于山西的创作干部，都是一种督促和鼓励。20

当然，从另一方面说，正是这样的“淡”， 才为赵树理“返归”山西作家群提供了契机， 因为，没有瓜葛才可能不会过于排斥。但是， 在这次座谈会之后，赵树理与山西文坛的疏远的状况仍未有太多的改变，这可以从以下两点得到一定的印证：一、赵树理在《火花》杂志发表的作品数目；二、从《赵树理年谱》看，赵树理回山西后在太原逗留很少或绕过太原直接去晋东南，主要活动仍然是在晋东南，参与山西文艺界活动仍是屈指可数。

1970 年代末，李国涛正式命名“山药蛋派”后，与山西文学理论界的热烈呼应相比， 身在其中的马烽等晋绥作家的态度却颇为值得玩味。戴光宗质疑“山药蛋派”的文章中曾引用孙谦在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和《文艺研究》在太原联合举行的座谈会上的一段发言：

“说来惭愧，有些好心的同志把我也列为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文学流派里去了，我不配，实在不配。不过我喜欢，我敬佩赵树理的为人和作品倒是真的。我要向老赵学习，但不模仿。”21

此次座谈会的主题为“新时期农村题材创作”“赵树理创作精神和方法” 和“山药蛋派”也是这次座谈会的主要话题，但是除孙谦外，西戎、李束为和胡正的发言都对“山药蛋派”未置一词。后来马烽对于“山药蛋派”又有“说有也有，说没有也没有的说法”。22

尽管作家的聚拢与相互间的交往并不是构成文学流派的必备条件，但是，被划入山药蛋派的晋绥老作家们却对此似乎颇为看重。1980 年代，当董大中与马烽谈到“山药蛋派” 时，马烽说“我们晋绥的几个人跟赵树理不在一个边区”23。据陈为人的《马烽无刺》中讲，马烽在看到张恒的文章中的“西理马胡孙”的说法很为不满，曾为此派秘书去找过刊发这篇文章的《山西文学》编辑部24——张恒使用这一说法本来是为了论述赵树理如何被拉入“山药蛋派”，但是恰恰无意间把李束为排除出“山药蛋派”。25

胡正在晚年也有一个谈话：

1950 年代和1960 年代初，在山西省委的领导下，马烽和西戎到汾阳县挂职县委副书记，在贾家庄蹲点，束为到原平县，孙谦在太谷县，我到榆次县张庆村，一边工作，一边积累素材进行创作。当时，我们创办的《火花》文艺月刊， 努力推出了一些让农民能看懂并喜欢看的作品。由于我们都是写农村现实题材的，而且风格相近，所以被评论界称为“山药蛋派”。26

此处谈到“山药蛋派”的形成，唯独没有提到赵树理。而且，“山药蛋派”作为文学流派形成于1950 年代中后期这一为学界普遍认可的观点中，也隐含着把晋绥五战友这一时期重聚山西看作是形成这一流派的重要因素。如果从作家的聚集与相互间的交往来看，赵树理不具备进入这一流派的条件。

三 赵树理进入“山药蛋派”的“外部力量”

张恒的文中说：“很难说赵树理与‘山药蛋派’有什么实质上的瓜葛”，通过以上梳理，我觉得应该说基本符合事实，至少从一个文学流派内作家聚集与相互间的交往这个角度看是这样。但是张文说赵树理是在1980 年代被拉入“山药蛋派”却不准确，赵树理被纳入这一文学流派（当然，这时尚未用“山药蛋派”指称这一流派）应是在1950 年代中后期这一流派开始形成之时。赵树理被纳入及这一文学流派的形成与“百花时代”“大跃进”的时代背景有很大的关系。

1956 年7 月，周扬在山西提出有意识地发展文学流派，27 这可以说是“山药蛋派” 创建的开端。而这正是“百家齐放，百家争鸣” 提出后不久，正是文艺界的“百花时代”开启之时。“百家争鸣”的说法源自于春秋战国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从语源的角度看，“百家争鸣”本就有流派并竞的含义，流派纷呈应是文学的“百花齐放” 的应有之义。另一方面，自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文艺开启新时代以来已有六七年时间，与此前新民主主义的文学时代流派纷呈的状态相比，文学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来并没有成形的流派出现，这对于文学界以及文学界的领导者来说，不能不说是很大的缺憾。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流派的建设在文艺界有很高的呼声。

以群在1956 年的《文艺学习》第8 期发文提出：“在思想方向基本一致的作家之间， 容许风格不同的各个流派同时存在，互相竞争对于整个文学事业的繁荣，是必然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的。”而且文中有大量分析论述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内容，以此为例论证流派风格不同对于当时的文学“客观上起了互相竞赛，互相推进的积极作用”，28 一方面在强调流派对于文学发展的价值与意义， 另一方面，也从文学流派的层面把五四文学与新中国文学置于对比的位置。

至1957 年“双百”时代即将结束的时候， 杨宪益在中国作协党组于1957 年五六月间召开的向党外作家翻译家征求意见的座谈会上仍提出“目前文艺界圈子太小，应有各种流派存在”。29

而在这期间，江苏的几个年轻人已尝试着办同人刊物《探求者》，开始了“用办杂志来逐步形成流派”30 的探索。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周扬创建流派的努力可以说是顺势而为的事情，但这不能仅看作是周扬个人的努力，而应是“组织”的行为。

在1956 年6 月召开的第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文化部长沈雁冰发言时说：“我们认为，按照‘百家争鸣’的方针，就应当容许文艺上有不同的派别。而且通过自由讨论、互相竞争来考验它们的存在的价值。” 31

1956 年6 月，作协书记处第一书记刘白羽在作协重庆分会、昆明分会访问时，当地的“非党作家对某些党员作家的宗派情绪， 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要求化‘宗派’为‘学派’”。32“学派”在文学创作领域即是“流派”。另一方面，刘白羽这次访问的时间与上文提及周扬去山西基本在同一时间段内， 因之，这可能是文艺界领导层为完成某项工作而采取的“组织”行动。

1956 年11 月21 日至12 月1 日，中国作协在北京召开了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 作协副主席周扬、老舍与冯雪峰出席并讲话， 在会后发表的新闻稿中，有这样的表述：

讨论中，虽然有一些不同看法，但是对于周扬同志提出的：有自己鲜明的主张，追求民族风格和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等三个方向努力的方面，大家是同意的。会议中有人提出：每个刊物应该能够团结一批作家在自己周围，以这些作家（他们在艺术见解，欣赏趣味上大体是一致的）作为比较固定的中心，来支持刊物，影响刊物，团结更多的青年作者和读者。这样也就可以形成刊物自己的风格和特色。我们觉得，这个意见是值得重视的。这很容易使我们想起在“五四”以后曾经先后出现过的一些文学流派和刊物。现在，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方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给我们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无限广阔的驰骋天地，难道我们还不可能出现像不同的花朵一样不同的新的流派吗？33

在这里我觉得有两点需要注意：一、 创建“像不同的花朵一样不同的新的流派” 以“我们”的身份来表述，是“组织”的声音。二、1950 年代《火花》派的创建与这样一种“每个刊物应该能够团结一批作家在自己周围， 以这些作家（他们在艺术见解，欣赏趣味上大体是一致的）作为比较固定的中心，来支持刊物，影响刊物，团结更多的青年作者和读者”的流派形成模式极为吻合，《火花》刊物特色也与文中所述周扬提出的三个方向很为吻合。

当然作为新中国的文艺领导层，在创建流派时也必然有展示产生于根据地—解放区的新文学样式的成就的考量。因之，社会主义时期的新的文学流派当然更应该由根据地培养出来的作家以及更年轻的一代作家组成。在根据地—解放区培养的作家中，应该说，晋绥五作家组成的作家群最具流派特征，无论是从作品选材、创作风格，还是从作家的聚集与作家间的交往。这也许就是周扬选择山西作为创建新的流派的旗手的原因。

然而，尽管晋绥五作家与赵树理相比与《讲话》之前的新文学瓜葛更少，更为根正苗红，而且在1950 年代，创作上成绩也很丰盛，但是也不是没有弱项： 1950 年代中期， 年轻的晋绥五作家在中国文坛的地位与影响力根本没法与赵树理相比。正如后来董大中所说：“如果说赵树理不在‘山药蛋派’之内， 那么这个流派的代表作家是谁呢……一个流派，却没有一个代表人物，这是令人很难想象的。”34 在文坛没有强大影响力的核心作家， 组建的流派可能会成为区域性的流派，而不能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大的影响。赵树理的创作在这一时期受到质疑是事实，但是作为“赵树理方向”的赵树理，对其的经典化却也一直在进行：比如，新中国建立初期由文化部动议出版的“新文学选集”丛书中，赵树理是唯一入选的一位根据地—解放区内成长成名的作家；比如，1950 年代中期，周扬把赵树理称为与茅盾、老舍、巴金、曹禺比肩的“当代语言艺术大师”35。其二，因赵树理的作品“老百姓看得懂”，因之，也拥有巨大的读者群。其三，同与《讲话》之前的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在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或来自上海与国统区的老作家而言， 赵树理是文学新方向的代表。从多个方面来看，把赵树理纳入这一流派，以其为中心结合晋绥五作家创建新时代的文学新流派，这几乎是最佳的组合。

周扬1956 年在山西谈到发展文学流派时，是否把赵树理也包括在内，公开的资料缺乏，不得而知，但这一派别正式成形与赵树理正式进入“山药蛋派”，却要到了差不多两年之后。何以会出现这样的延宕呢？我觉得这几个方面的因素需要考虑。

首先，在“双百”时期，周扬等文艺界的领导受到了很多批评，有些还相当尖锐。虽然说如当时的《文艺报》社论所言“艺术上的百花齐放，并不等于说作家艺术家在进行创作时，不需要考虑尽可能地采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也不等于说，从事文学艺术组织工作的同志们，不可以根据广大群众的需要，对群众喜闻乐见的事物，采取正确的提倡和鼓励的措施”。36但考虑到周扬与“赵树理方向”的关系，此时一力促成以赵树理为中心的流派的形成，难免留下“从事文学艺术组织领导工作的人们”“根据个人的兴趣和爱好，运用行政命令的方式，特别扶持某一种艺术形式，而对其他一切采取冷淡或排斥的态度”37 的嫌疑，给其批评者留下口实。其二，晋绥五作家其创作风格此时在山西文坛也受到质疑，被讥为“土包子作家”，“山药蛋派”的说法最早即起于此间，最初是用来讥讽这几位作家的。38其三， 太行太岳作家群的影响力仍在，借用赵树理的说法，仍然是“高沐鸿当政”，比如《火花》的创刊及创刊之后，高沐鸿仍然作为领导参与很多事物。而到了之后的反右运动中， 创建新流派显然已离文艺界的领导层的工作重心很远而难于顾及，也有些不合时宜。

但是，到1958 年，随着文艺界反右运动的结束，这些问题都已不存在。文艺界的反右运动中，党领导文艺的原则重新得到确认，经过文艺界的“反右”与对丁玲、冯雪峰的批判，周扬在文艺界的地位重获巩固。而在山西文坛，恰也在这一时期，文学创作中的“杂音”亦被清理（比如姚青苗为代表的学院派写作与范彪的都市与工业写作），高沐鸿也退出了文坛，以晋绥五作家为代表的通俗化的农村写作在山西文坛的主流地位得以确立。

从时代的大背景来看，继反右运动而来的是“大跃进”。1958 年2 月，周扬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公开发表，标示着文艺界的反右告一段落，文艺界的主题转换为文学艺术的“大跃进”。文学的双百时代结束，但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作了一定的规范和限定之后被确认为文艺领域长期坚持的方针。在周扬的这篇讲话以及随后文艺界学习周扬这一讲话的多个座谈会中， 文艺界的反右与随之而来的文艺的“大跃进” 间的关系被表述为前者是为后者清扫道路。在此背景下，社会主义文学新流派的创建既可看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体现，又可视为文艺“大跃进”的成果，重新接续因前述原因而中断的社会主义文学新流派的创建工作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1958 年6 月，《文艺报》与《火花》在太原联合召开座谈会，同月出版的《文艺报》第11 期刊出“山西文艺特辑”，赵树理被纳入山西作家群中， 与马烽等山西作家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在读者面前。后来被称作“山药蛋派”的这一社会主义文学流派正式成形。

在这一新流派中，赵树理一开始就被赋予特殊的地位，在特辑的首篇文章《永远和人民在一起》中山西文联主任李束为称赵树理每次回山西，“对山西的创作干部都是一种鼓励和督促”“赵树理是我们山西创作者的模范”，39 实际上把赵树理置于其他山西作家的导师的位置。另外则是《文艺报》编委巴人发表了长文《略论赵树理的创作》， 这是《文艺报》本期特辑中唯一的一篇作家专论，赵树理在这一新流派中的中心位置显而易见。鉴于巴人与李束为的身份， 40这可以说隐含了北京的文艺领导层与山西的地方文艺领导层对于赵树理在新流派中的主帅地位的共同确认。随后的《火花》10 月号头条刊出赵树理的作品《锻炼锻炼》，在本期的目录中小说标题与作者姓名都使用了加大字号的黑体字，这是《火花》创刊以来的第一次——事实上从《火花》创刊至1966 年停刊， 这也是仅有的一次，即使是1964 年《火花》转载彭真的《在京剧现代观摩演出大会上的讲话》，也仅是标题用了加大字号的黑体。这样，与山西文坛几无瓜葛的赵树理不仅加入这一流派，而且事实上已被确立为这一新流派的主帅。

结 语

文学流派的建设与发展可以说是“十七年”文学中很为薄弱的环节，由山西作家组成的后来被命名为山药蛋派的作家群可以说是这一阶段最具流派特征的最接近文学流派的作家群。但是即使这一历史阶段差不多唯一的文学流派，其中仍有许多不符合流派特征的因素，它不是仅受文学发展的内在驱动而形成的内生性的文学流派，特定历史语境中的时代的要求是其形成的驱动力，文艺领导层的“组织”是其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这样的流派形成机制与现代文学三十年的文学流派形成有很大不同，显现出当代文学独具的特点。因之，对它的探讨可以在某些侧面窥探到一些“十七年”文学运作的深层次的东西，其意义应已超越赵树理属于山药蛋派与否这样的具体问题。

[ 本文为 2018 年度山西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山西革命文艺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01801038） 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戴光宗：《“山药蛋派”质疑》，《山西文学》1982 年第8 期。

② 戴光宗：《关于“山药蛋派”的再思考——兼答艾斐、程继田、李国涛同志》，《宁波师专学报》1983 年第3 期。其中有附记: 此文初稿, 曾为答复艾斐同志的质疑而于去年十一月送《山西文学》, 但据云讨论已告一段落, 被退回；此后又陆续见到程继田和李国涛同志的文章, 乃于今年初重行修改现在刊登在本校的学报上, 鉴于答复之难, 笔者不想再作讨论, 虽然应当提倡:“百家争鸣。”此文发表时，这次关于山药蛋派的论争已结束多时，但是从附记看，此文写于论争之时，也是为论争而写。

③张恒：《一道消逝的风景线——“山药蛋派” 文学的回眸与审视》，《山西大学学报》2001 年第6 期。

④经笔者查证，文联的17 常委中，确定来自太行太岳根据地的有11 人：高沐鸿、王玉堂、史纪言、王中青、郑笃、唐仁均、墨遗萍、赵枫川、赵子岳、洪飞、高首善，张振亚可能是来自太行太岳根据地。靳洪不能确定。洛林新中国成立前夕在晋绥区工作，应划归晋绥干部，但抗战中亦曾在太行区工作过。

⑤赵树理：《回顾历史，认识自己》，《赵树理全集》（第5 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 年版， 第278 页。

⑥⑨15 徐懋庸：《徐懋庸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年版，第145、145、146 页。

⑦⑧李士德：《赵树理忆念录》，长春出版社1990 年版，第63、62 页。

⑩ 杨献珍：《从太行文化人座谈会到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出版》，《回忆赵树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200 页。

1112《异乡岁月——阮章竞回忆录》， 阮章竞口述， 方铭、贾柯夫记录整理，文化艺术出版社2014 年版，第139 页。

13董大中：《你不知道的赵树理》，北岳文艺出版社2006 年版，第81 页。

141980 年代初，杨献珍谈到他在晋冀鲁豫文化人座谈会上的讲话《数数我们的家当》时说：“讲话稿是在听取了大会发言之后，由王东明、朱光、彭涛和我共同研究写出的，他们提出了应该讲哪些问题。但这篇讲话稿，主要还是根据邓小平同志以及李雪峰在大会上讲话的精神， 由我们四人讨论后起草，我在大会上讲的，实际上是代表党组织讲的。”见杨献珍《从太行文化人座谈会到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出版》， 载《回忆赵树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 第199 页。

16李志宽、程高翔、朱玉楼、李东光：《高沐鸿生平传略》，《山西文史资料》1994 年第5 期。

17李大章：《介绍〈李有才板话〉》，《赵树理研究资料》，黄修已编，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年版。

18关于此一点，康斌的《断裂与连续：1966— 55

1971 年间的赵树理批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 年第6 期）一文有很详细的论述。

19康斌：《断裂与连续：1966—1971 年间的赵树理批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 年第6 期。

2039李束为：《永远和人民在一起》，《文艺报》1958 年第11 期。

21孙谦：《反躬自问》，《文艺研究》1981 年第5 期。

22马烽：《马烽谈“山药蛋派”》，《文艺理论与批评》1996 年第3 期。

23董大中：《李国涛与“山药蛋派”》，《董大中文集》（第8 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17 年版， 第51 页。

24陈为人：《马烽无刺——回眸中国文坛的一个视角》，金城出版社2011 年版，第34—35 页。

25张恒文中有这样一段：“‘文革’前, 在‘山药蛋派’作家中, 有所谓西、李、马、胡、孙一说。即, 西( 西戎)、李( 李束为)、马( 马烽)、胡( 胡正)、孙( 孙谦)，这时是没有赵树理的。‘文革’后, 有些人巧妙地换了内容, 将西、李、马、胡、孙解释为西、理、马、胡、孙。于是, 此李 ( 李束为) 变成了彼理( 赵树理)”，但细看张恒的全篇文章，张文只是在论述赵树理被纳入“山药蛋派” 的问题，而没有任何李束为不属于“山药蛋派” 的论述。

26胡正：《在〈讲话〉指引下成长》，《求是》2002 年第11 期。

27洪子诚先生在上世纪末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就有这种说法，在2018 年发表的《文学史中的柳青和赵树理（1949—1970）》也提到这一史实。笔者也试图寻找一些相关资料，但到目前为止，在公开的资料中，尚未找到周扬这次到山西的相关记载及关于流派创建方面的具体内容。笔者曾就这一史实的来源问题请教过洪先生，根据洪先生的回答，这一史实应是确定无疑的。

28以群：《文学的风格与流派》，《文艺学习》1956 年第8 期。

29吕剑：《作协在整风中广开言路》，《文艺报》1957 年第11 期。

30《一个“文学团体”的反动纲领——“探求者” 文学月刊社启事》，《文艺报》1957 年第7 期。

31沈雁冰：《文艺工作中的关键性问题》，《文艺报》1956 年第12 期。

32《中国作家协会研究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方针》，《文艺报》1956 年第17 期。

33《办好期刊，促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文艺报》1956 年第3 期。

34董大中：《董大中文集》（第8 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17 年版，第32 页。

35周扬：《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摘要）》， 《新华社新闻稿》1956 年3 月25 日。

3637《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社论），《文艺报》1956 年第10 期。

38参见《本刊编辑部揭发张晓宇、范彪小集团的反动言行》，《火花》1957 年第9 期；《马烽谈“山药蛋派”》，《文艺理论与批评》1996 年第3 期。

40李束为此时为山西文联的主任，巴人为《文艺报》的编委。

[ 作者单位：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