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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新世纪第二个十年渐入尾声，“80 后”作家的创作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开始与历史和时代展开深度对话。湖北作家宋小词兼具乡村和城市双重生活经验， 她将乡村当作整体文化背景，通过中篇和长篇的不同侧重，用人物和故事解构乡村图景，探究人在时代奔跑中的好奇、快乐、惶恐以及各种复杂幽微的社会心理；并以超越性别叙事的笔触塑造了一批夹在物质和精神追求之间的“尴尬人”形象，在青年写作中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关键词：宋小词 城乡叙事 尴尬人

当我们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下以代际划分来观察文学创作，出生于1982 年的湖北籍作家宋小词无疑是一个非典型的“80 后”作家。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市场化对文学机制进行消解和重构，“80 后”作家在文坛相继亮相， 并与青春爱情写作、私人化表达、小资腔调、缺乏历史感等标签紧密地关联在一起。尽管宋小词的早期创作也是从青春文学起步，受到了个人经验的影响，呈现过一些通俗化表达，但与其他“80 后”作家不同的是，宋小词似乎很快就告别了顾影自怜的咏叹式书写， 果断潜入到历史和生活深处，承继了湖北几代作家坚守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以“80 后” 的身份与时代展开了对话。在这些沉重和激烈的互动中，宋小词不仅在“80 后”的坐标象限中找到了更多可能，更重要的是通过直入历史和直面现实的书写确证了她在文学视角和思想深度上的逐步成熟。

在宋小词的小说中，乡村是一个整体的文化背景。她用长篇小说呈现具有命运史意味的乡土和家族，用中短篇书写从农村走到城市的女性命运，集中展现了城乡发展不平衡带来的城市膨胀与乡土凋敝；展现了城市和农村从二元化并置到碰撞磨合的历史位移；展现了乡土基因空降到城市机体后种种艰难的排异反应。她通过人物和故事无情地解构了田园牧歌式的乡村图景，冷硬地再现了城乡裂隙中的真实人性，以犀利独到的语言对生活和人性进行尖锐的质询，探究人在时代奔跑中的好奇、快乐、惶恐以及各种复杂幽微的社会心理，并通过这些精准的心理捕获去探知人性与欲望的边界。“小说对时代情绪的捕获，对世道人心的勘探皆显示出不凡的功力”①，吴越称她为“继池莉、方方等崛起与上世纪1980 年代中后期‘新写实主义’‘汉派小说’之脉传的又一女作家”。这显然是对宋小词小说创作中思想含量、时代意识和美学表达的肯定。

关山难越：乡土与城市的生存困境

1990 年代以降，现代工业文明遭遇中国社会市场化的大转型时期，学界提出“文学的危机”“精神的危机”等观点并展开了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尽管这次“人文精神” 的提出与西方人文主义登台的初衷背道而驰，其出场语境、批判对象和价值诉求也均不在同一向度②，但有一点可以明确，即当时中国文化背景中人文精神与世俗精神已被视为对立的两极。这意味着人文精神在“艺术至上”的自循环中得到肯定，却与商业性裹挟下的世俗精神渐行渐远，那么，摆脱了消费性和娱乐性因素的生活本身，以及沉浸于生活中的普通人及其命运应该得到怎样的呈现与关注呢？

宋小词给出的答案是“困境书写”。从青春写作的轻飘中骤然转身的宋小词，一边借助个人的家族记忆，一边对准现实和当下， 她似乎有意避开生活的虚幻和光环，将笔触深深扎入凌乱窘迫的日常生活中，从一地鸡毛里精心收拢着那些弥漫、细碎而无休止的苦痛境遇，塑造了丰富鲜明、极富辨识度的底层人物形象，并用这些人物和他们的命运打开了观照这个时代的一个角度。小说中人物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原生态的农村人， 另一类是从农村来到城市生活的普通人。前者大概出生于20 世纪初，在相对完整、封闭、原生态的乡村风物中经历了上世纪剧烈的社会动荡与变革，体现民间伦理支配下的无常命运和温暖人性；后者则出生于改革开放前后，主要通过“进城”完成从农民到城市贫民的精神历程和人格蜕变。而无论是历史性书写还是现实性表达，宋小词对于人物困境始终保持着高度敏感，比如安身立命的惶恐、日常生活的困顿、个人尊严的萎缩以及理想热情的幻灭。

《血盆经》和《柑橘》是宋小词农村题材中篇小说的代表作品，集中观察了农村最弱势群体的生存困境：《血盆经》中的何旺子脑子不灵光、学什么都不会，只能拜师学道士去葬礼上唱经为生；寄人篱下的六儿为了成家立业不惜力气、苦役般地为大伯干活，换来的却是谎言和骗局；翠儿像牲口一样被卖来卖去，成为农村老弱病残群体传宗接代的工具……一本为死后超度的《血盆经》，显然成为一场悼念质朴乡村的仪式， 被超度的不仅是亡故的母亲们，不仅是翠儿， 还有养育了芸芸众生又为他们悲苦加身的土地。《柑橘》中的五保户苟大宝年轻时“一身横肉，孔武有力，会耕田打戗，会车稻扬谷， 而且他还有一门管理培育柑橘树的技术”， 分田到户后人单势弱穷困潦倒，对象也因父母反对怀着孩子自杀，苟大宝终于从一个劳动能手变成一个万念俱灰的光混汉。傻女糖水的出现终于让晚年的他有了父女的温情和生活的盼头，可村支书的欺凌再次把他们推向绝境。

他们是农村中的最底层，翠儿、六儿以及苟大宝收留的糖水都是智障青年，苟大宝则是一个无所依傍、无所希望的孤寡老人， 他们作为高歌猛进的时代投射在农村最隐蔽角落里的微光，既反衬了隐藏在乡村生活褶皱中的阴暗人性，也保留了人最原始本能的温暖和善良。与其把他们称为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弱者”，他们更像是时代的“弃儿”， 这些曾努力吸附在命运的车轮上的人们，最终因为失去父母、失去天资、失去爱情、失去智慧最终失去了生活的机会，终于被车轮甩下来，留在时代的车辙里哀哀无告或错愕叹息。

“弃儿”视角无疑是一种“苦难式”书写，选择这个视角体现了作者对一切生命形态的尊重。对于失去父母童年孤苦的何旺子和六儿，对于嫁过六次、生过四胎的翠儿， 对于被村支书强奸最终难产而死的糖水，对于颓废中盼来了“女儿”又再次失去人生希望的苟大宝，他们活着的艰难与坚持形成了文本内部的张力：他们既抓着属于自己的一枝弱小的稻草浮沉在生死之间，又用自己微弱的能量温暖着同样悲惨的彼此。值得肯定的是，宋小词并不把这些痛苦的特例推向奇观化的语言狂欢和情绪消费，旺子、六儿与翠儿之间惺惺相惜，苟大宝对糖水也是圣洁的父爱，尽管他们的社会能量一点点弱下去， 但是他们的形象没有矮化更没有丑化，相反在被遗弃和被戕害的过程中更突显了他们渴望活的坚韧，于是，最卑贱与最圣洁，最贫弱与最强韧支撑起了乡土弃儿的精神世界。宋小词不仅打开乡村生活的悲苦，起底乡村最弱者的生活，她还巧妙运用“傻女人”“智障人”的视角，对病态和正常进行重组和倒置，把田园不再、凋敝荒芜的乡村中最有光亮和温度的人性赋予了这些不健全的人，带有反讽意味的象征成为宋小词创作中最显性的修辞。

作为宋小词小说的一大主题，底层人的挣扎在她的城市题材写作中更加突出。中篇小说《直立行走》以武汉的城市拆迁为背景， 讲述了杨双福这个从农村考上大学又留到武汉工作的女孩，想靠自己卑微的爱情和婚姻在武汉扎根，最终一无所得的悲剧故事。这个努力地“用和他吃饭睡觉维持感情的温度” 的农村女孩，丝毫不在乎对方因为回迁补偿的需要与自己结婚，她听从婆婆对家庭生活的一切安排，忍受浪荡丈夫的无耻发泄，照顾瘫痪公公的屎尿，坚定地盼望着“好日子” 的到来。根深蒂固的身份自卑让她在与周午马的婚姻生活中如履薄冰、低声下气，就算她可以为了保护他拿起秤砣抡向警察，也阻挡不了周午马与身陷囹圄的自己离婚，20 多万元的民事赔偿成为杨双福这段噩梦婚姻的唯一的遗产。

需要注意的是，仅仅依靠“杨双福式” 的无底线的忍耐和对城市身份的单纯渴慕，无法准确反映当前社会结构与知识女性精神的互动，换言之，城乡二元话语下的“进城叙事”作为一个基本的书写模式，如果失去了代际的区分度，如果无法体现这个时代的鲜明特征，它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与1980 年代文学作品中农村知识青年进城失败的轨迹相混淆。《人生》中的高加林、《浮躁》中的金狗、《哦，香雪》中的香雪早已表达过农村青年对城市生活的渴望，那么在互联网信息社会的当下，全球化、多元化的外部环境和自我表达欲望强烈的“80 后”主体需求相碰撞，商品经济的逐渐成熟及其衍生的文化消费已经形成了与1980 年代截然不同的景观，感官刺激、逐利心态、精致利己、娱乐至死等时代的副作用一一凸显，此时的社会身份吁求和自我意识的彰显又与40 年前有何异同？

短篇小说《开屏》部分地终结了这个问题。与老实巴交的杨双福相比，农村女孩秦玉朵嫁给了“官二代”南翔。为了嫁入“豪门” 她讨婆婆欢心；为了骨折的母亲来自己家顺利养病她讨丈夫欢心；为了稳定的工作职位她讨上司欢心——这就集中地体现了秦玉朵张扬的个人化、主体化的物质欲望和精神需求，而且她在精神底线退守的过程中都有一套生存理论来为她的功利选择进行抗辩，比如对南翔的选择就来源于她“甜言蜜语才值几个钱？真金白银才不落空”的“人生真理”。因此，她理直气壮地利用自己的容貌资本， “使出浑身解数将这个能左右乾坤的棋子（南翔）揽在怀中”；她吞咽着婆婆一句比一句更加盛气凌人的威风；她甚至在上司对她动手动脚的时候想到了“失节事小饿死事大” 的道理。“像无骨的藤萝，得时刻伸出触须去依附去抓紧”的秦玉朵当然要为她的自轻自贱付出代价，公婆和丈夫变本加厉的轻贱， 上司对他们婚外情的公开，以及她腾挪于斗室的辛苦，辗转于虚荣欲望的奔波，最终让她对生活产生了绝望。

这样看来，杨双福和秦玉朵的困境就不同于上世纪1980 年代对农村知识青年的“进城”书写。如果说改革开放时期的知识青年留在城市建功立业，多少还有改变命运轨迹的“金手指”诱惑；那么2000 年以后，随着社会资源等要素的重新配置，农耕文明在与现代市场经济的遭遇中持续落败，正值青春、善于接受新事物的年轻一代面对的就不再仅仅是事业的吸引，他们还要面对农业文明和现代文明两种思维方式的博弈冲突，并渴望以身份改变实现心理认同，刷出自身的存在感。

宋小词用沉重隐忍的形象和他们的悲剧生活讲出了人生多艰的粗砺质感。苟大宝、何旺子们在只有烟火世俗、缺乏烟火温暖的农村，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失去，单薄的生命随风飘摇；杨双福、秦玉朵们历尽千辛万苦走到城市，千方百计留在城市，她们隐忍负重，甚至让渡道德、责任和理想只为过上城里人的生活，从而修补城乡位置的遗憾。他们都倾尽热情交出自己，不惮于敞开最大的善意，不在乎付出最彻底的代价，所有生活中的隐忍都变成了奋力攀登的过程。本来想朝着海市蜃楼一样的城市风景一路匍匐，寻求安身立命之地，结果真正成为海市蜃楼离自己远去的，是他们的对生活的理想和初心。

关山难越，峰峦几重，“城市越发达， 乡村就越虚弱；城市越繁华，乡村就越死寂”③，当乡村与城市失去平等对话的资格， 无论是正在农村生活的，还是从农村走到城市生活的，都陷入一种难以解决、无法逃离的困境，这正是宋小词想传达给读者的一种现实。

失路之苦：底层市民的精神画像

李云雷在厘定“底层文学”的概念时， 除了对内容和形式上的判定，更主要的是对其写作态度的分析，“它是一种严肃认真的艺术创造，对现实持一种反思、批判的态度， 对底层有着同情与悲悯之心”④。宋小词作为一个在乡村生活了23 年又迁居到城市的写作者，农村生活的贫瘠和城市精神家园的困顿都给她留下了深刻的生命印痕，也让她做好了观照“城市的外乡人”这个群体命运的精神准备。当她把目光锁定市井生活和底层人物进行文学观照时，强烈的现实主义自觉与她对日常生活的敏锐感知产生了聚合效应，变形为诠释生存与尊严的人生段落。性子火爆、善唱老生的宋小词也从不惧怕直面惨淡的人生，她用直率泼辣、充满野性的文学语言捕获时代情绪，勘探世道人心，表现市场经济和逐利心理下人的“被异化”和“自我异化”，展示社会最底层的普通人在物质匮乏、制度匮乏和精神匮乏的多重挤压下煎熬的心理状态和艰辛的人生命运。对于人性的灰暗，尽管她也曾就“暴露还是缝合”有过迷茫，但显然宋小词的创作不是带有“狂欢化”“消费化”倾向的苦难书写，更不是拼凑、戏谑、无深度的“奇观化”想象，她始终在历史痛点叙述里散发着对人的关怀、对人的悲悯、对美好人性复归的期盼，而这也正是作家的历史视野和人文精神的体现。

在宋小词的小说中，她惯于以女性角色来表达对苦难生活的体认。《太阳照在镜子上》就讲述了一对同父异母的姐妹陶平和陶安追求幸福生活的故事。作为父亲中年出轨的产物，陶安洗脚妹的职业和鸡飞狗跳的家庭生活让本就对她充满仇恨的姐姐无比厌烦。当平静生活被突如其来的投奔打破，带着三岁儿子再次追求爱情的陶安让陶平异常鄙视。这个单纯得有点浅薄的年轻妈妈，几乎是用一厢情愿的执着等待着小她两岁的情人林大庆带她们开启新生活，但丈夫田文军不同意离婚，林大庆也在最后时刻销声匿迹， 连唯一能提供容身之地的姐姐也对她多次驱赶，现实浇熄了陶安向往生活的火焰，她纵身跃入江中结束了年轻的生命。《祝你好运》的叙述者“我”和伍彩虹则是一对好朋友。和“我”在街头偶然相识的伍彩虹，因给舅舅照顾小孩十几年得到了对方赠送房产的口头应允，也因为店面吸引了孔武有力的壮汉何志平。房价暴涨，舅舅食言，夫妻感情随之恶化。正当无休止的争吵和家暴给了伍彩虹离婚勇气的时候，突遇车祸截肢的何志平再一次把她推入生活的漩涡里。

被女性形象覆盖的创作很容易对宋小词造成一种“女性写作”的错觉，特别是当她把小说中的写作对象和叙述视角全部置于聚光灯下的时候。然而，无论是陶平的平庸世俗，陶安的单纯热情还是伍彩虹的坚强勇敢，她们的形象并没有被男性话语遮蔽的危机，也就不适合把她们放在性别语境中加以讨论。女性写作所体现出的强烈的性别意识，归根结底是一种两性话语的博弈，是对于男权的反诘，而无论是《直立行走》中的周午马、《开屏》中的南翔，还是《太阳照在镜子里》的田文军、林大庆，以及《祝你好运》中的何志平，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也只是时代的迷茫者，而不是权力话语的代言人。女性境遇不过是宋小词打开社会生活的一扇门，她的叙述动力来自时代但不来自于性别，王干就称宋小词的写作为“无性写作”⑤。这种对于性别局限的超越，一方面贴近了生活现实的本真，同时也增强了作品的力量。《膏肓有疾》中的穆可可就是一个凌驾于丈夫和前男友之间的女性。支教时相恋的男友曲画水细心周到无微不至的照顾， 也没能挡住考上了省政府办公厅的穆可可变心。“利用完人家就彻底甩了人家”的负心女一方面是实用主义价值观在青年人理想与现实选择中的形象展示，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宋小词在性别写作立场上的公允和客观。

小说对现实生活的贫困、绝望、屈辱甚至惨烈的表现，使一些论者将宋小词创作中的人物形象纳入到“失败者”的谱系中。“失败者”在文学史的书写中是常见的，远至俄罗斯文学的“多余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零余者”，近有新世纪以来“80 后”作家们钟情的“失败青年”。与蔡东、甫跃辉、郑小驴、马小淘等同时代作家相比，宋小词笔下的人物虽然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称为失败，比如杨双福和秦玉朵的婚姻，比如陶安追求真爱的梦想，比如伍彩虹本应该得到的权利……但不同的是，这些人物之所以“失败”，不是因为他们精神深处的消极和颓靡，而更多是纯粹的物质生活的窘迫、现实社会的挤压。他们的卑微境遇来自于“城与乡”这对在地理和精神层面均形成对抗的思想资源，而不是在面对现实之后带有批判性和自反性的灵魂追问。他们甚至并不对这样的世界感到失望，甚至还想以卑微之躯顺从某种“成功学” 以达到弱者的逆袭。很显然，这种为了生存而不得不放弃个人尊严的讨好和迎合，与“从踌躇满志到自我否定”的精神落败是不同的， 前者是以卑微摹写现实残酷同情蝼蚁般的人生，后者则是以何种人物阶层、人物身份都无法伪装的精英的失败。

那么，对这些在物质和精神层面都没有太高要求的普通人来讲，与其说他们是失败者，不如谓之“尴尬人”更确切。《路遥遥的心事》中，家境优越的路遥遥本来在出身农村的丈夫面前趾高气扬，可是婚后难以启齿的暗疾导致的不孕让路遥遥心事重重，她从睥睨一切的云端一下低到尘埃里，备受歧视和轻贱的除了她还要连带上自己的父母， 但路遥遥只能在人情如纸的婚姻里隐忍。然而当现实利益、人性暗影和世风凛冽终于给了她离婚勇气的时候，故事却以一场虚惊结束，路遥遥已经成功怀孕。路遥遥的生活不仅仅是提供了一个“多少具有讽刺性的荒谬结局”，或是“将生活的真相残酷地暴露在读者面前”⑥，而是指向了一个更发人深思的事实：虽然隐忍者可以快意“复仇”，但挣回面子的路遥遥对丈夫的温情消磨殆尽， 健康成长的胎儿、貌合神离的婚姻让路遥遥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尴尬人。《天使的颜色》尽管塑造了一个“不顾一切要救活父亲”的南音，但经济的拮据、工作的压力和母亲雪上加霜的病痛让这个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女孩疲于奔命，“行动和言语上对于父亲便失却了细致与温和。每次父亲拿笔敲桌子，南音都会觉得烦躁，会粗着嗓门说，不是刚给你喝过水吗？敲什么敲？”作者通过父亲去世后留给南音的三万块存折来呼应她在整个故事中对南音的理解、赞美和反思，同时也把人在生死体验中的亲情孝道和庸常价值的尴尬存在写得纤毫毕现。

别尔嘉耶夫在《自由的哲学》中指出， 仅仅“把人从外部暴力中解放出来”还远远不够，“人应当成为内在自由的人”。然而， 宋小词笔下的生活困境是由坚硬、辛苦和不被容纳的现实生活带来的，这种困境的特点是无路可选，也无路可逃，但他们仍然没有放弃寻求生活的突破和精神的自由。厌倦了在步行街摆地摊儿的杨依依（《滚滚向前》） 还要精打细算四处凑齐着盘下店面的十几万块；杨双福出狱后还是要偿还民事赔偿金； 伍彩虹拒绝了何志平用自杀换来的房子，仍然要奔生活；签下了离婚协议和辞职申请的秦玉朵终归要再次面对她精神深处的虚荣和现实生活的考验……可见，宋小词对“痛” 的书写中保留了人物勇敢的可能，也许她们并不是都像伍彩虹那么彪悍，但她们都必须继续战斗。这也成为她们并不是简单的“失败者”的一个佐证，因为宋小词的叙述中断绝了“逃离”的可能，哀哀生民的困境变得无法逃避、触目惊心，他们唯一的出口就是继续面对生活。

精神原乡：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的碰撞

在当代社会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下，“80 后”作家对于乡土经验的掌握和积累相对于前代作家是明显缺乏的。而自称“在乡村度过了精神‘青春期’的宋小词”对于农村题材“牧歌式”和“地狱式”的两极书写， 提出了充满力量的反驳。从2010 年长篇小说《声声慢》到2018 年中篇小说《柑橘》， 八年时间宋小词几乎全部投入到城市底层生活的书写，但更应该注意的是，八年后的题材回归不仅是作者对生活的积淀和萃取，更反映出宋小词文字中城与乡不能分割的内在联系。

长篇小说《声声慢》以家族史的方式呈现了“我奶奶”传奇的一生，在近一个世纪中，两个家族三代人的盛衰荣辱与爱恨情仇“揭示了祝家内部的自信、坚韧、叛逆、自尊和我行我素等特征，传达了这种家族性格对祝莺莺人生的潜在影响”⑦。不得不承认， 女性视角是宋小词十分善用和钟爱的一个视角，正如她钟爱中篇小说的体裁一样。《开屏》《直立行走》中出现一个女主人公，《太阳照在镜子上》《祝你好运》《滚滚向前》中出现的是两个女主人公，在《声声慢》中宋小词则大开大阖直接抛出了代际模式下的三个女主人公的人物格局。作为当地第一大姓“雷十三家”中第十三家的长女，奶奶有身为族长的春林大爹娇惯，又受到新思想的影响识文断字拒绝裹足，她与土匪麻大火结识定情又因其打死堂兄与其决裂，被“我爷爷”治好心病嫁给年长自己十几岁的“先生”。爷爷过世后，奶奶“脚踏肩膀”咬紧牙关拉扯四个孩子长大，此后儿孝媳贤，又过回“重男轻女”、任性得意的日子，最后在病榻上终结了她平凡又丰满的一生。

“我母亲”是一个在奶奶的遮蔽和控制下存在的女性形象，相对于奶奶外在的骄横跋扈和泼辣任性，母亲则温柔隐忍、逆来顺受。她没有奶奶传奇的命运，任凭婆婆大肆宣扬“慧玉就是我们祝家的长工”，就算打了她一个耳刮子，奶奶还要去父亲那告状说“永泽，这是你的好媳妇，竟敢打我！”但这并不意味着母亲懦弱，她把她的坚强给了对生活的承担，之所以能忍下来，是因为“跟她顶嘴，田里的活要耽误一大半”。母亲勤劳隐忍的持家与奶奶的泼辣快意显然呈现出两种互为镜像的精神特质，而这两种特质又潜移默化地渗透在“我”的生命里。正如祝莺莺对奶奶的情感一样，“我们曾经扭结盘桓在一起的日子，使我的身体里血液里骨髓里藏了她太多的气息。这些气息在她死后的这四五年里逐渐显现，我越来越觉得，我似乎已经是另一个她了，我开始理解了她，开始懂得了她”。正是在家族中两代女性的影响下，“我”对人生和人性渐渐体悟，并成长为一个敏感、孝顺的知性女子。

这样看来，《声声慢》中的祝莺莺和《呐喊的尘埃》中的小节并不是孤立于现代都市女性形象而存在的，她们恰恰是城市里“她们”的前传。正如宋小词多次谈到，“乡村还在以独有的方式向我这个在城市里生活的人输送物质和精神”，在她的小说中，“乡” 与“城”不再只是以地理属性决定人物精神属性的时空坐标，而是为这些有血有肉、有爱有恨的人们作了精神底色的铺陈。尽管从表面看，城市书写与乡村书写在题材和叙述时空上割据并置、互不干扰；但实质上，前者所书写的农村生活和乡村命运为进入城市生活的后代们做好了顽固而坚强的精神准备，从而成为“新城市人”的精神前史。基于上述推测——或者是对作品内部系统和结构的一种理解，两种主要写作对象的关系就非常明朗：它们不仅是时间上的承接与空间上的交错，我们还隐约看到，被作者怀念过的农村和在农村生活的祖先，他们的执着、勤劳、固执、简朴、保守、愚昧、善良等遗传到后代血液中的元素，在100 年前还是支撑他们安身立命的依靠，而100 年后却成为他们后人在城市底层艰难求生、煎熬浮沉的情感基因和身份记号。这个代际悖论的价值不是营造一场关于历史和命运的悲剧咏叹， 而是验证了一个命运谶语，即：一个以土地为母亲、以乡村为家园、以五谷为图腾的民族遭遇到城市新秩序对千百年来乡村伦理的轻蔑。面对这样的精神对垒和物欲挤压，“酷烈”就成了宋小词小说中难以回避的审美特征。宋嵩指出这种酷烈“像响当当一粒铜豌豆……那样的真实而鲜血淋淋，读来让人产生心理乃至生理上的不适感”⑧。

在童庆炳文化诗学的理论框架内，面对全球化、商业化、消费化的社会发展趋势， 作家能够做的应该是制约经济发展给人带来的负面影响，极力抵制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拜物主义⑨，从而遏制急功近利的社会愈加浮躁的形势，让人的感性、知性和理性全面发展，达到对人性深度的观照和关怀。体谅并传达底层社会中弱者的悲凉， 是宋小词作为作家的人文精神的主要特征， 她用叙述、呐喊、自嘲和赞美抚慰这个时代的“尴尬者”，献上了一个书写者的诚意。

王力平曾经在一篇评论现实主义作品的文章中指出，“作家真正的才华，不是炫耀他能够纤毫毕见地画出匍匐在尘埃中的人性的卑微，而是在即使如此卑微的生存状态中， 也能够敏锐地感知、深刻地发现和真诚地唤醒生命的尊严、人性的光辉”⑩。可见，逼真地描摹现实中的困厄已经不是当代作家值得炫耀的技巧，早在新世纪最初的十年里， 新写实派作家在这方面已臻完美，而寻求人与现实的博弈、磨合与平衡的过程与关系， 呈现人在现实中的精神突破和情感态度，才是作家的人文精神真正得以彰显的高光时刻。因此，我们看到，强势庸俗的陶平一边检视自己的自私功利，一边理解了妹妹的选择并为她抚养三岁的龙龙；《铮铮铁骨》虽然写到了军队征兵过程中的腐败交易，结尾仍指向了军人的正义凛然；潜入周午马新家被打晕的杨双福、筹措本钱希望满满的杨依依、站在窗前最终也没有跳下去的秦玉朵、消失在人海中的伍彩虹——对于这些人物的去处，宋小词显得更加纠结和犹疑：“下落不明”成为这些有着“可恨之处”的可怜人最好的归宿，作者用牺牲小说含蓄蕴藉之味的代价保留了对她们的情感。

这固然受制于宋小词在创作上对于暴露还是缝合的迷茫，但也反映出作者将一切归咎于来自外部社会原因的思维惯性，这种惯性的直接后果就是将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与人的自由幸福相对立，因此当它成就文学作品中的现实冲击力的同时，也限制了小说的格局和视野。或者说，在作家引导公众守望良知的人文维度得到充分展示的同时，历史的维度是否需要体现？即文学作品如何处理“历史还要不要前进”“物质文明还要不要发展”“现代社会秩序还要不要提倡”的问题， 人文的单一维度一旦压倒了历史维度，就会不由分说地把作家推入到历史理性和人文关怀的悖反困境中，但二者之间又并不是非此即彼或者非彼即此的关系，二者在作品中的相对平衡与合理呈现才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的终极难度。

黄德海曾用“等深”来评价弋舟作品中对于现代社会的反思，海洋科技的专业术语一方面道出“等深流”由地球自转引发、流速极低、搬运量极大的特质，一方面也揭示了人在现代社会不可逆转的发展下的反思11，规避了“把责任推给时代和别人，自己显得无奈又无辜”的短视和促狭。无论如何， 宋小词在充沛的情感和修辞中，完成了对个人化经验表达的质的跃升和思考的深潜。从审美取向和价值选择上，她放弃了浅表化、“狗血”桥段的情感故事和无病呻吟的装腔作势，找到了历史和现实的精神纽结，生动可感的“尴尬人”形象刻印在现实主义文学书写中。正如恩格斯所说，“作家不必要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12 ，但重新定义和理解城市发展现实中的“乡土性”——正如宋小词已经有所感觉的一样，进一步呈现非农化过程中亲情礼法等农村关系在城市的作用，以及它们如何被重新组织进城市的肌理，对于拓展城乡题材创作或者大有裨益。

结 语

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宋小词凭借丰厚真切的现实支撑和敏锐感觉，以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和极富辨识度的人物塑造，对农村社会和城市平民进行深入而独特的注解，在城乡之间的龃龉中获得了明晰的立场。在现实的泥沼和命运的风雨中，人如一叶扁舟在命运的崇山峻岭中左冲右突，有惨烈的碰撞，有侥幸的通过，有悲壮的沉没，也有意外的搁浅，哪怕在一个历史的瞬间，是山的方向、海的流动决定了他们命运的方向， 也阻挡不了他们欲度关山的执着。

当然，“轻舟”的价值不能够仅仅是言明人的命运无常，更重要的是在历史理性的维度探究他们苦难生活的价值、规律和必然， 作品的调子就会从对个人悲苦命运的同情， 对现实社会的了解观照，升级成为对于社会发展的得失、历史进步的反思，进而获得更宽阔的视野和更加深沉的含蕴，唯有如此， 现实生活的“万重山”才能够显现出它的力量。

注释：

①⑥徐刚：《虚构的仪式：同时代文学片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264、269 页。

②陶东风：《“人文精神”遮蔽了什么?》，《二十一世纪》1995 年12 月。

③宋小词、吴越：《写作是我在打开心扉说最私房的密语》，《收获》微信公众号2018 年3 月20 日。

④李云雷：《“底层文学”在新世纪的崛起》，《天涯》2008 年第1 期 。

⑤王干：《“老生”宋小词的无性写作》，《青年文学》2015 年第7 期。

⑦綦珊：《独立意识的再现与礼赞——论宋小词长篇新作〈声声慢〉》，http://blog.sina.com.cn/s/ blog_5323b82d0101h6ta.html。

⑧徐刚、姜肖、宋嵩、行超、于文舲、刘欣玥：《转型，或正名正义：“80 后”文学创作与批评局限》， 《当代文坛》2019 年第2 期。

⑨童庆炳：《童庆炳文集：文化诗学的理论与实践》（第10 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 第112 页。

⑩保定市作家协会：《老鲁那年的“闹心事”及其他》，《荷花淀》2019 年第4 期。

11黄德海：《驯养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版，第122 页。

12[ 德] 恩格斯：《致敏•考茨基》，《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年版，第186 页。

[ 作者单位：石家庄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