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黄冈秘卷》是刘醒龙继《圣天门口》之后又一部有革命叙事色彩的长篇小说，意在通过一个既有坚定的革命信仰、又秉持“贤良方正”传统道德的人物形象向父辈和传统精神致敬。虽然仍以“革命史+ 家族史+ 个人史”和“革命+ 爱情” 为叙事模型，但小说将革命信仰、家族传统和地域精神统一于时代生活中，在它们之间的一致性中发现了文化传统的强大力量。小说中的现代派叙事手法也拓展了传统现实主义表达方式。

关键词：刘醒龙 《黄冈秘卷》 革命 文化传统

以家族史折射社会史，一直是中国长篇小说自诞生以来十分重要的叙述方式。古代的《金瓶梅》《红楼梦》，当代的《古船》《白鹿原》《穆斯林的葬礼》等，都是循着这一路径展开的。这一特征形成的前提，是我们拥有以家族为核心的、积淀深厚的乡土文化传统。一个在男权力量主导和支撑下的家族系统，在繁衍生息、绵延迭代的过程中需处理的紧要问题，往往与不同代际成员在时代变迁中面对生活的不同态度，以及由此而导致的观念冲突相关。新与旧、老与少、变与不变、现实与未来、个体与群体之辩， 似乎构成了自晚清以来中国文学全部的主题范式。这就奠定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以“写实” 为特征的总体风格，因为作家在历时性的叙事中，要面对和解决的始终是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尽管它们被溶解在多样化的个体命运中。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学从细部入手但又在整体上反映了社会的变迁，通过阅读晚清以来的中国小说来了解中国社会的趋势性变化，是不会出现太大偏差的。

“五四”以来，社会在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中国传统一直是西方现代性视角下被批判的对象。在“现代性”视域下谈论“传统”，过去我们可能忽略了一个重大问题， 即被视为落后的东方传统是西方现代性出于自身的需要建构起来的：“传统的观点是欧洲现代性的一个发明，欧洲现代性需要一种被标示为静止的文化以便将自己界定为不断前进的”，而事实上“现代性的发展道路不是唯一的。不同文化将以不同的方式发展”①—— 这很可能是“五四”预设的启蒙任务至今无法彻底完成的重要原因：文化传统自身的强大力量使中国不会按照西方的“路线图”前进。许倬云认为“中国文化真正值得引以为荣处”，是在于对外来文化“有容纳之量和消化之功”②，我们可能发展出了本土化的现代性。在这个背景下，文学叙事如何对待包括革命史在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不仅关乎对时代生活的合法性确认，也反映出作家的历史观和审美趣味，更体现出作家处理经验的能力。进入新世纪以来，刘醒龙不断将笔触探入历史与现实的交界地带，通过《弥天》《威风凛凛》《圣天门口》《蟠虺》等长篇作品，触摸历史的神秘律动，感知传统文化中的人性和道德，探寻决定现实相貌的文化根源和精神基因。《圣天门口》通过家族史反映革命史，以中国传统中的“常”的观念和西方基督教中的“圣”的观念合力解释革命的动因；③《蟠虺》更被誉为具有“从文学寻根到文化自觉”的文化史意义。④对传统精神的追慕与弘扬，使他的作品散发出特有的历史韵味和文化气息。

作者一直被视为新时期以来现实主义写作中的实力派，“在‘现实主义冲击波’的浪潮中，刘醒龙也是代表人物”。⑤尽管他个人并不在意这个标签，⑥但一直对被尊奉为中国文学主流思潮的现实主义心怀创造的“野心”，他曾说：“要用新的写作为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正名。”⑦ 2018 年，他出版了长篇小说《黄冈秘卷》，这部作品一方面衔接《圣天门口》里形成的“家族史+ 革命史+ 个人史”的叙事范型；另一方面，则以向传统史观回归的姿态和革新现实主义传统的表达方式，给读者带来虽不陌生但又充满新鲜感的阅读体验，堪称一部实践着作者创作理想的作品。

一 现实主义写作中的现代派“圈套”

《黄冈秘卷》虽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 但其中的叙事“圈套”使之有着异于传统长篇小说的文体形态。作为一个特定术语，“叙事圈套”这种说法似乎只适用于现代派文学， 与现实主义写作不大能扯得上关系。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精神、创作思潮和写作技巧的“神圣合体”，正在经历全面变化。

如果说“五四”时期的文学中还存在着“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理智”与“感伤”等对立统一的思潮和格调⑧，但至迟到延安时期，“现实主义”已在革命意识形态的支持下获得主流地位。“十七年”和“新时期”到来之前，长篇小说中的典范作品已经为现实主义创造了稳定的表达范式，其特征统一于恩格斯所说的“除细节的真实外， 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⑨。高尔基进一步将这句话解释为：“现实主义是什么呢？是客观地描写现实，这种描写从纷乱的生活事件、人们的相互关系和性格中， 攫取那些最具有一般意义、最常复演的东西， 组织那些在事件和性格中最常遇到的特点和事实。并且以之创造成生活画景和人物典型。”⑩从这些经典论述中可知，现实主义的特征是在“客观地描写现实”的基础上形成的。所谓“客观地”描写，即文学作品中所描绘的人物和环境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 反映的是现实世界的运行规律，是可以在读者直接或间接的生活经验中“复演”的现实。这是传统现实主义创作的技术性特质。

在此基础上，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与中国革命实践形成了同构关系，“三红一创”“保山青林”这些作品均是如此。1980 年代末1990 年代初，在传统现实主义基础上产生的“新写实”潮流成为小说创作的新方向，“新写实”的艺术特征被研究者概括为四点：一是放弃典型化原则，回到日常生活的原生态中； 二是放弃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描写“小人物”的小叙事；三是刻骨的真实性；四是大量使用反讽的修辞策略。11与先锋派相比， 虽然程度不同，但“新写实”显然也受到了西方现代派思潮的影响。传统现实主义作品用平实的叙述方法、简洁的人物关系、明晰的叙述线索、线性的时间进程清晰地讲述故事，这种方法在“新写实”中被弱化，语言和叙事本身成为重要的审美元素，小说阅读从情感的体验变成了考验思维能力的“智力活动”。

以俗世生活为原型的现实主义小说形式范畴上的艺术性上升，是与现代派和先锋派向现实生活“转向和撤退”相向而行的，二者出现了合流的趋向，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先锋派的代表性作家格非、苏童的作品获得茅盾文学奖，而这一专门针对长篇小说的奖项历来是现实主义写作的风向标。在这一脉络中考量《黄冈秘卷》，我们不难发现，这部杂糅了个人回忆、艺术想象和历史事实的作品，在主题上既有对传统的继承，例如对“我们的父亲”和王朤伯伯两位“老干部”革命生涯的回忆、革命精神的塑造和对革命理想的坚守等方面，仍是传统现实主义所张扬的旨趣；同时，也有对“新写实”的发展和深化，比如对日常生活的重视、对现实的批判， 如在描写基层政治生态时的反讽话语等。而从叙事方法上论，这部小说采用了带有意识流特征的非线性叙述和象征手法，这两种在传统现实主义书写中不常见的技法形成了叙事上的“新圈套”，使小说具有了现代派风格和先锋小说的质。

即使是“职业读者”，《黄冈秘卷》读起来也“多少有些‘烧脑’” 12，黄州方言等“原生态”地方性知识的使用固然是重要原因， 但在我看来，使阅读变得滞涩的首先是非线性的时间处理方式。小说提供的事件和情节是分散的、碎裂的，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以线性方向重新排列情节，才能使故事有整体感， 不留心，就会陷入“圈套”之中读得一头雾水。综合分析，小说在为“我们的父亲”立传这条主线中，是以家族史为基础，以革命史和建设史为背景来描写“父亲”的一生的。作者并没有以时间先后为顺序记述青年、壮年和暮年的人生历程，而是在回忆和想象的闪回中跳跃。小说围绕对三份“秘卷”的寻找和记忆形成三条叙事线索：一是以寻找《刘氏家志》为标志的对家族史和传统文化精神的挖掘；二是对以《组织史》为标志的革命史的记忆和以“我们的父亲”为偶像的革命精神的追寻；三是以查找高考秘籍《黄冈秘卷》如何出笼为标志的对时代精神变迁的呈现。三条线索通过人物关系勾连在一起，常常在同一个叙事空间内出现，历时性的事件变成了共时性的存在。例如在第四章中，父亲不准“我们”使用县里的小车回武汉，只能乘坐长途客车。写到此处，故事不再顺着这个线索进行下去，而是由“车”开始导入王朤伯伯的遭遇、回忆他为“我”改名的经过，以及他在“我们的父亲”帮助下拦截县领导的红旗轿车等情节；回武汉的事直到第十五章才再次出现，但仍然没有顺着线性方向进行下去，而是将车坏在黄冈以后“我” 闲逛时的回忆变成了主要情节，其中写到与“父亲”在黄冈的两次会面、“父亲”买鞋答谢姑奶奶的恩情、慕容要求“我”写文章、买鞋的故事被写成文章编入《黄冈秘卷》等。

除了叙述的时间、回忆的时间和事件发生的时间交错叠置外，叙述中的伏笔、隐线、暗门等关窍密布，这些都使文本呈现了纷繁复杂的面貌。我们惊讶地发现，这种结构方式与历史和记忆本身的神秘感形成强烈的呼应，小说的情节更加扑朔迷离。这种写法也使文本变成了一个开放性的“事件库”，需要作者和读者合谋才能完成整体构型；甚至读者依照不同的时序对事件进行组合搭配， 还将会呈现不同的叙事效果：假如将“我们的父亲”对《家志》的反感按照时间推移的顺序排列起来，就会使他在极端重视《组织史》的思想指导下，难以接受回归故乡的命运安排，从而削弱人物在传统精神滋养下形成的主体性格形象。

编织“圈套”的方法还有一重，就是大量使用象征手法。象征作为一种修辞技巧， 在不同文学流派对事物的描写中普遍存在。在现实主义写作中，由于所反映的客观现实是“本来面目的生活本身”，与其在文本中的意义之间是一种直接的对应关系，并无需借助象征修辞。但在《黄冈秘卷》中，作者将作品所表现的不同情感藏于大量符号性质的意象上，赋予了这些符号以丰富的象征意义，从而加重了情节的陌生化和多义性。在开篇第一章中，一些贯穿全书的主要意象均已或显或隐地出现，如作为高中生辅导资料的《黄冈秘卷》，“我们的父亲”系念一生的“小福特发卡”和常常背诵的“绝命书”， 被誉为天下最好的巴河莲藕和巴河藕汤，对现实具有强烈讽刺意味的南门大桥等。随着情节的深入，《家志》《组织史》，刻有柳剑光名字的钢笔和笔记本等也反复出现。这些符号化的意象依据其象征意义，大致可以分为几类：一是与故乡有关的象征，如用《家志》象征以“贤良方正”为精髓的传统道德和精神品格，以巴河塘藕、巴河藕汤和苏东坡的地方文化意义表达对故乡的眷恋；二是与革命和信仰有关的象征，以《组织史》象征被“我们的父亲”奉为至高信仰并为之奋斗一生的革命事业，写有《诀别书》的白手绢和《诀别书》本身、红旗等则有着明显的革命象征义；三是与爱情有关的象征，“小福特发卡”作为信物，被用来象征“我们的父亲”对爱情的忠诚信义，钢笔和笔记本、“冰激淋”等也寓意着不同人物的男女情爱；四是与批判现实有关的象征，“南门大桥”和“小轿车”作为反映和批判现实的象征物而出现。

大量运用象征的修辞手法使阅读仿佛进入意象的“丛林”中，这些意象的象征意义拉大了与历史记忆或现实真相之间的距离， 增加了故事的复杂程度，读者需要借助阅读技巧从枝蔓缠绕中跳出“圈套”，才能廓清笼罩在形象和故事上的谜团；读者也只有围绕形象符号的意义不断展开思索，才能加深对主题的理解。这种陌生化现实的审美表达方式，对于现实主义写作而言是一种丰富和拓展，但也使阅读变成一项有难度的活动。

二 革命时代的信和爱

刘醒龙对反思和解读历史有着超乎寻常的热情。在《圣天门口》中，他将革命放在中国传统乡土文化和外来的基督教文化中加以考量，对革命的起源给予了新的阐释。《圣天门口》中的宏阔历史视野和独特的新史观被作为小说“史诗性”特征的重要体现而被广泛论及，西方史诗传统形成的对历史系统性、整体性表达，在这部作品中与宏大叙事结合在一起，加重了革命本身的崇高感和悲剧意识。刘醒龙曾言：“对史诗的写作历来都是每个作家的梦想，在当下，更是成为像我这种年纪的作家的责任。”13 我们在《圣天门口》中看到的正是他对梦想的追求之路。到了《黄冈秘卷》中，叙述的现在时态使革命被作为记忆留存，同时也成为衡量时代生活的参照系；再加上现代派修辞手法的使用， 历史在小说中已不具有整体性。但如何维系革命在现实中的价值？作者主要通过“我们的父亲”即老十哥的形象来实现。

尽管《黄冈秘卷》已经卸下了史诗性的沉重包袱，却延续了史诗塑造人物的方法。史诗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小说中要有英雄人物，与《圣天门口》中的杭九枫、董重里、梅外婆、阿彩等不同，《黄冈秘卷》中“我们的父亲”作为英雄的形象更加纯洁和高大。老十哥对组织极度忠诚，以革命为人生信仰， 在坎坷的一生中矢志不渝地坚守信念，“生是组织的人，死是组织的鬼” 14，这是《黄冈秘卷》最重要的主题。老十哥在狱中结识了共产党员国教授，在他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已经被打断双腿的国教授临刑前竟然站了起来，革命者的坚强毅力深深地鼓舞了老十哥。他牢记国教授口授的接头暗语和《诀别书》内容，出狱后想方设法寻找组织， 在海棠的帮助下逃出黄州城，与第五大队会合，成为解放黄州的功臣。解放后他担任过第一区到第八区八个区的区长，面对这种不能被提拔却转辗调动的情况，他当作“是组织的安排，也是工作的需要”而毫无怨言； 他九次跳进水库中，只有一次是为防守河堤， 其余八次都是冒着生命危险潜入水中打开操纵钢索失灵的泄洪闸门，《组织史》上“善游泳”三个字被他看作一生的荣耀。

将信仰作为日常生活的“主旋律”来写， 使革命者的形象获得了现实的滋养，而不是仅仅体现在形而上的观念主张上。一方面，除了坚决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老十哥对组织的忠诚已经化为无意识的自觉，他处理家庭问题的方式是组织式、行政式的；“为了表示对组织的感谢，他要将每月交给组织以象征自己身在组织的钱，由五角提高到一元。母亲没法阻拦，她只能捏着自己的鼻子吃下那些难闻的东西”。另一方面，当个人生活遇到困难时，老十哥首先要考虑维护组织的神圣性和权威性，哪怕是在自己的妻子儿女面前，“父亲担心母亲不忍心看着孩子们餐餐挨饿的样子，而出现怀疑组织的念头”。“我们的母亲”因为“我们的父亲”是区长而不能改换工作，一直在供销社当售货员， 退休后发不出工资，老十哥从自己的奖金中拿出钱来，伪装成组织给母亲发放退休金； 而当老十哥离休后同样遭遇“离休费危机” 时，“我们的母亲”如法炮制，令子女们拿出钱来，替组织给自己的丈夫发离休费。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分析这些做法，老十哥既是为了维护组织的权威性，也是在维护自己的信仰；而“母亲”无疑是理解丈夫的，不肯让丈夫遭受精神打击。党员对组织发自内心的热爱和维护，正是革命成功的关键所在。在组织面前，老十哥认为自己是卑微的，一切都应当以组织的意见为准，面对老十八多次前来商量续修《家志》，老十哥认为：“我是上了《组织史》的人，不可以再进什么《刘氏家志》！哪怕在《刘氏家志》里写进一个有关我的字，也是对组织的背叛。”

在一个通过民族革命建立起的现代国家里，假如不能正确理解革命，就不能正确理解历史和现实。在看到新政权和新秩序这些革命的可见成果时，更要看到革命的人文价值和精神意义，革命同时提供了可供参与者、见证者和后来者进行历史想象、确认自我身份的家园。新时期到来之前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在某种层面上是与中国革命史的合流， 在革命中走过来的前代作家将他们亲身参与和经历的革命保存在了文学文本中，为塑造民族认同和摹画时代心理提供了精神资源。老十哥这位年轻时的革命者、暮年后的老干部形象之所以打动人心，是因为在他身上集中了一代人的命运，回首现实，许许多多这样的人物曾生活在我们中间。

在革命历史题材写作中，描写个人情感与组织意见的矛盾是常规路数，个人思想在组织的教育引领下发生转变，是人物命运的基本走向。《黄冈秘卷》中，当个人与组织的利益发生冲突时，老十哥将组织摆在首位， 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个人牺牲，这其中包括自己的爱情。从整体上看，小说延续的是“革命+ 爱情”的叙事模式，对革命主题的表达和主人公的情感经历扭结在一起进行的。在特殊环境下，老十哥经历了两段男女情感， 先是大华织布厂老板的哑女小娴曾经与老十哥互生好感，贫穷的他却被小娴看电影时要吃冰激淋的习惯吓到，但老十一却满足了小娴的愿望，后来小娴因难产而死，在老十哥心上投下了阴影。令老十哥念念不忘、牵挂一生的是他与国民党黄州守将的女儿海棠之间的爱情，他们因革命相爱，却也因信仰而分离，昙花一现的爱情在历史的阴差阳错中凋零，老十哥对海棠的深情凝结在那只伴随他一生的“小福特发卡”上，令人不胜唏嘘。作者将人物的感情放置在历史理性和乡土伦理中加以描写，尽管“祖父”也不同意老十哥娶海棠为妻，但组织的意见才是使他不得不终止爱情的最终判决。人物的情感走向呈现了作者的价值立场：信与爱始终居于道德的最高点上——这也是老十哥晚年生活的信念支柱，并成为他评判世道人心的法则。

“革命和情爱是描述中国现代文学特征的两个非常有力的话语。爱情至少包含个人的身体经验与性别认同，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的一种自我实现；革命指称的则是进步、自由、平等和社会解放的轨迹。”15 在刘醒龙的笔下，这二者之间存在着一致性。在《圣天门口》中，个人情爱被作为革命的驱动力之一加以描绘，更有研究者认为在这部作品中“历史的严正性却往往抵不过涌荡全篇的情欲力量”16 ；《黄冈秘卷》则与此相反，爱情被革命慑服，老十哥将对海棠的喜爱、歉疚以及对救命之恩无以为报的遗憾深埋在心底。作者以叙述者的口吻评价海棠与老十哥的关系：“海棠是不是老十哥亲手奉献给自己理想的一份祭品，我们没资格说三道四。”这里的“理想”当然是指革命。当得知老十一赞助县里给离退休干部发工资时，老十哥的反应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样大，原因只在于县里决策的主官姓“海”，由此可见海棠在老十哥的一生中都是一个放不下的牵挂。

还应当注意到，海棠并不只是一个权贵人家的娇小姐，她还是作为表姐海若这位革命者的遗愿继承者而出现的，当她将海若托付的红旗和写有《诀别书》的白手绢交给老十哥时，她的使命就完成了。因此，对他们二人来说，爱或不能爱，“革命”都是裁决者。“我们的母亲”作为与老十哥相伴一生的伴侣，是“有人代表组织”介绍给他的， 他们的生活延续着一般传统夫妻角色本位， 度过了既“斗争吵架”又相濡以沫的一辈子， 很难再说得上是因为爱情而生活在一起。《黄冈秘卷》里的爱情被保留在对革命无比忠诚的革命者的生命记忆中，这种写法再度复活了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圣天门口》中情欲和革命之间关系的纠偏。

三 “不嘿乎”的文化传统

在《黄冈秘卷》复杂的叙事结构中，如果说历史是推进情节的经线，传统文化则起到了纬线的作用，它们共同将叙述者的曾祖辈到下一代共五代人的经历织出了一匹巨幅的锦缎。隐隐感到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挥动着驱动人物行动和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指挥着老十哥为了革命事业奔走呼号，指使着老十一千方百计想通过续修《家志》恢复自己的清白，这股力量就是寓于黄冈这片土地上的传统文化。由于大量使用黄冈地方知识和文化元素，有研究者用“地方性秘闻与传奇”17 评价这部小说，更有媒体将之宣传为“歌颂了黄冈人勇敢顽强、自尊自信的精神气质及黄冈文化的独特气韵”。18其实，不独《黄冈秘卷》，在刘醒龙的写作中，乡土文化传统一直居于塑造人物和推进情节的基础位置上，从《天行者》到《圣天门口》再到《蟠虺》，无论从环境还是人物身上，我们都能清晰地看到文化的印记。

对于作者来说，这不是写作的技术性策略，而起自作者根深蒂固的文学观念：“文化传统下的生命血统和生命血统下的文化传统，是人类始终想摆脱又始终摆不脱的终极问题”“文学的最高境界是创造，最基本的要素是传承”。19在这部作品中，地域精神、家族传统与人物性格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支撑和确证，使人物有文化血缘的根脉，使时代有历史的来路。在小说的末尾，“刘声志” 的名字在“包含远大理想”的《组织史》和“可以用着追根溯源”的《家志》上处于同一页码， 而续修的新《家志》也将如此，刻意的情节安排展示了作者的创造性发现：革命理想和文化传统具有惊人的一致性。小说确认了文化传统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揭示了传统文化如何演进为现实生活的奥秘。

黄冈的地方知识和地域传统构成的生活环境，是故事展开的文化语境。地域文化主要体现在小说中的几个标志性意象中，在风物，是巴河塘藕和藕汤；在历史，是苏东坡在黄州的事迹、诗文及和它们体现出的精神风骨；在风俗，则是“嘿乎”及其变体方言语汇以及将父亲称为“伯”的习俗。巴河塘藕在第一章中即出现，作者借“我们的父亲” 之口对这一地方特产给予无限度的夸赞：“天下的莲藕只有巴河莲藕为最好，刘家大垸的小秦岭下面那座藕塘里的莲藕又是巴河莲藕中最好的。”在此后的情节中，老十一试图化解与老十哥的历史积怨，所用的办法就是送巴河莲藕；凡是需要拉近自己与故乡人的关系时，老十一都会亲手熬制巴河藕汤。巴河莲藕成为故乡的美好象征，日军飞机炸毁藕塘也被作为侵略者的呈堂证供。无论老十哥对组织多么忠诚，但是每当提到巴河塘藕和藕汤，都会激起他对故乡的怀念，巴河塘藕寄托着他的乡愁，这为暮年回乡埋下了伏笔。又由对塘藕的贪恋，用“母亲”的说法表达“我们的父亲”对工作所在的“这个县” 的厌恶：“只要是这个县的东西，天生都不如黄冈，就差说天下万物都不如黄冈的，天下的人也不如黄冈人！”老十哥的态度可以解读为对“这个县”有多恨就对黄冈有多爱。在作者新近出版的《文学回忆录》20中，我们得以知道《黄冈秘卷》中的很多背景和情节都是写实的，这就可以解释黄冈在小说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理尊位，不仅是笔下人物念兹在兹的生身和活动之所，也是作者生命旅程的文化起点和精神家园。

在地方风物的实体意象之外，历史是文化传统的主要来源，与黄冈地域精神最有因果关系的是苏东坡诗作中的人文风骨。小说在不同章节中历数苏轼在黄州的轶闻韵事， 借王朤伯伯在课堂上的讲述，由他在官场的失意落拓得出“想不到江山都改了，苏东坡的秉性却改不了”的结论，认为这样的性格与黄州人一样“执拗”；而苏东坡在黄州“大兴贤路，以五水蛮而闻名的黄州大地，变得倚重斯文”21 ，彻底改变了黄州的文化风貌， 由此为黄冈的人文精神接续了历史脉络。苏东坡遗存在《弘治黄州府志》中的诗句“三江自此分南北，谁向中流是主人”是贯穿全书的“文眼”，被作者设置为解读全书主旨的密码：两行诗句不仅为当今长江中的叶路洲赋予了历史的和审美的内涵，也是黄冈人爱憎分明、耿介爽直性格的象征和崇文重史民风的写照；同时，这两句诗更作为组织联络的暗号，经国教授的口授被老十哥不断咏诵，象征着革命者鲜明的立场和对信仰的不懈追求；诗句也是老十八的父亲来接“我们” 回刘家大垸时与“母亲”接头的暗语，在外漂泊的游子返乡与革命者寻找组织通过共同的密约来完成，革命信仰与传统文化融汇在一起，再次确证了作者的创作主旨。

黄冈地域性格和地方精神还体现在特殊方言中。“既表示很多、很大、很有分量， 也表示惊叹、赞美，甚至还可以表示愤怒” 的“嘿乎”以及由此变化而来的“不嘿乎”“嘿乎嘿”“嘿啰乎”“嘿啰乎嘿”等，在小说中被作为黄冈人认乡亲的标志，“我”就因为少川能懂这些方言而在偶遇中产生了友谊，也为少川的身世设置了隐线。小说中交代，“嘿乎”这类说法过去只是黄冈一带人的口头禅，随着林家小弟领导的平型关大捷被广为传颂而普及到了外乡。从此，“嘿乎” 逐渐成为乡愁的符号，林家老大到北京生活， 只为了听听这“嘿乎”的说话声才让郑师傅前往；到了当下，老十一和紫貂竟然将“嘿乎”写成书法装挂在公司里，乡土文化、革命历史和时代生活发生了奇妙的反应。同时， 革命也借助方言完成了向日常生活的演变， 为黄冈地域文化增添了新的内涵。将父亲称呼为“伯”更为特殊，这个风俗是“五水蛮” 时期巴人为躲避灾祸而形成的，作者据此设定了小说中两个主要人物老十哥和老十一的关系，传统风俗与叙事伦理之间遥相呼应， 颇有同构的意味。同年同月同日生的老十哥“刘声志”和老十一“刘声智”是一对“冤家兄弟”，根源于传统的起名习俗导致了老十哥在武汉被捕后走上了革命道路，也使兄弟二人产生了难以消除的隔膜。传统文化成为影响人物命运的决定性力量，如此复杂而精巧的情节设置体现着作者的实力和匠心。

小说通过风物、历史和方言对地域文化和精神气象的表达，是以对家族史的书写为依托的，主要人物被看作家族链条上的个体而被塑造。以不同代际人物之间的关系呈现传统对个体的影响，是刘醒龙小说中的重要叙事特征，《天行者》中的新老教师、《燕子红》中的师徒、《圣天门口》雪杭两大家族三代人和《蟠虺》中的三代学人，都是这样的设置。到了《黄冈秘卷》中，家族史扩展到了五代人，血缘固然是纽带，但自曾祖辈传承下来的家风才是凝聚后代的根本力量。小说中的刘氏家风似可用作者从祖父那里听来的“贤良方正”来概括，22个人德行莫不是“贤良方正”的外化。除了上述祖父和“我们的父亲”的言行，曾祖母更令人感佩， 这位“方圆三十里人所共知”的苦婆靠讨饭养活孩子们，却从来不允许孩子们学她的样子去乞讨，她要他们从小就有不为斗米折腰的骨气，而且她从来要将讨来的饭重新炒煮一遍才端给孩子们吃，以此保持人在生活面前的尊严。此外，姑奶奶、六师傅等人也具有这样的道德操守和精神品格，“我”从不为钱财写一个字的“执拗”性格显然也是在家风的影响下形成的。

在作者看来，黄冈人“执拗”的底气正来自“贤良方正”23 ，这不仅是传统文化的精髓，还是革命胜利的保证，也是《黄冈秘卷》的价值取向。

四 从“家志寓言”到“秘卷神话”

《黄冈秘卷》向后追溯可见的传统力量， 向下反思现实世界里的精神蜕变，向前则建立起调和和超越诸般矛盾的生活模型。小说对家族史和革命史的回望，始终是在现实的坐标系中进行的，既呈现了传统精神与时代价值之间的紧密联系，又使二者同为鉴镜， 互相映照，各自躬察到历史洪流中的衍生与异变。小说肯定了以乡土文化为主体的传统价值，将其作为现实生活的源流加以确认。被老十一和老十八苦苦寻找的《家志》是家族史的符号，也是传统文化的寓言化象征； 被“我”和北童一心想搞清楚来历的高考秘籍《黄冈秘卷》隐藏着不可告人的世俗玄机， 在现实生活中演绎着创富神话，作者通过它们的对比和卷入其中的人物命运，意在表明传统是厘定现实的圭臬，现实生活尽管令人眼花缭乱，但不过是传统土壤中长出的芽苗， 终归摆脱不掉母体的特质。这与流行的“新历史主义”叙事对历史的颠覆式解释，和只看到社会生活与历史传统之间的差异性、对立性的历史观有很大的不同。

老十一是与老十哥伴生的形象，代表着文化传统中的另一重构成，表达着黄冈人在另外向度上的“执拗”。这位一生取了六个老婆，暮年成为“王熙凤与刘姥姥的合体” 式的“十一叔”刘声智，一出生就与“我们的父亲”刘声志有不同的性格，“智”代表着他的聪明，在后来的人生中，情商被智商掩盖，聪明逐渐演变成了面对生活时的投机心理，比如在武汉不肯承认自己的身份导致姓名同音的堂兄被捕，为求自保与小娴结婚； 在经济大潮来临之后迅速抓住商机，编印《黄冈秘卷》发财致富，成为县里的成功人士等。老十一的性格和人生观并不是孤例，曾与祖父一同在林家大垸受雇的织工郑师傅、曾经担任过副县长的姜秀才等也是这样的人物。我们在老十一的命运中看到，尽管他打开人生的方式看上去无所顾忌、随心所欲，但他始终在传统道德与现时选择之间纠结，从而导致了矛盾的人生。老十哥被捕他不敢说明真相，但在抓捕过程中也不指认老十哥的身份，后来也想尽办法消除误会，甚至不惜成本赞助县里发放离退休干部的工资；他始终在意自己在《家志》上的记载，决心找到旧志， 一方面想通过修志消除自己身上的“叛徒” 污点，另一方面保证在自己还没有子嗣时他人不能续修新志，这些都表明在他“反传统” 行为的表象下，骨子里仍旧是一个传统的人。老十一忌惮的是以《家志》为象征的传统道德所具有的净化作用：“在《刘氏家志》面前没有人是彻底超脱的，任谁都会关心与自己相关的笔墨是正写还是反写。”“家志上写就的辉煌并不是后人的辉煌，家志上记载的耻辱却是后人的羞愧。”这正是传统文化在民族精神建构中最重大和最有效的意义。

作为高考秘籍的《黄冈秘卷》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当少川的女儿北童知道“我”是“秘卷”上的文章作者，就要扮作杀手杀掉“我”，使“我”注意到了其中的蹊跷， 从而揭开了谜团，老十一和紫貂的公司假借黄冈中学的名号出版了这个秘籍，其瞒天过海之术不免让人想到“伯”的称谓和取名的风俗。“秘卷”首先是一条沟通过去和现在的链条，将描写家族传统的文章嵌入其中， 北童知道真相后与“我”和解，表达的是新一代对传统的接受，它串联起了海棠、少川、北童和老十一、紫貂与“我”等家族几代人的命运。此外，当王朤伯伯在父亲的帮助下打开县领导的红旗轿车后备厢，在名烟名酒之外发现的是已经被写满笔迹的“秘卷”， 说明在浮躁喧嚣的时代，黄冈人通过文化改变命运的希望仍在。其次，“秘卷”鉴照出世情百态。县里的主官海洋等人卷入了“秘卷”的推销工作，可见老十一和紫貂奉行的与传统道德相左的生意经畅通无阻；“秘卷” 上那道无解的难题，连同妹妹的小女儿关于“白小黑兔”的无忌童言，以及没有被日本人破坏反而在抗战胜利后被当作日伪财产搬走的林家的铁织机，折射的正是历史和现实中的吊诡逻辑。

除了对传统价值的认同，对传统精神在现实中蜕变的批判也使小说具有了批判现实主义风格。最典型的例子是王朤伯伯的形象和南门大桥、小轿车两个意象。王朤与父亲有着相似的性格和革命经历，他曾在解放黄州时抱着炸药包冲向城门，解放后又多次与父亲在不同岗位上搭挡工作，他曾对“我”说： “我与你伯一个脾气，这辈子就交给组织了， 任何小事上的放弃都是对组织的背叛。”但是，这样一位有着悲苦身世的老革命，离休后工资被拖欠，药费无法报销，逢年过节儿女都不来看望，过年时只得将药费单据贴成对联来表达无奈和愤怒。南门大桥作为进出县城的重大工程，年久失修，每届县主官的施政纲要中都有重修南门大桥的计划但却从不见实际行动，它始终作为对当政者的巨大讽刺而存在；王朤伯伯的遗体从大桥上经过， 显然是对现实的无情批判和辛辣讽刺。小轿车也是威力巨大的批判武器，“我们的父亲” 极度反感小轿车的态度首先来自国教授的影响：“不要去喜欢那些轿车，那是一具具活棺材！哪个腐败贪婪的人坐上去，就会埋葬哪个腐败贪婪的人。”“什么叫革命？革命就是让这些坐轿车的人也和大家一样用两条腿走路。”小轿车也在他的生命中扮演了沉重的角色：他在小轿车里看到了老十一和小娴，也差点被炸死在小轿车里——出于对小轿车的憎恶，他帮助王朤伯伯截停了县里主官的红旗轿车。老十一和紫貂、海洋等人都知道他的脾气，从不敢开着小轿车出现在他面前。

批判也贯穿在全书中。老十哥担任第一区区长时，由于防火措施到位，全区没有发生森林火灾，而相邻第二区烧毁了万亩森林， 但是，第一区的工作并没有得到上级表扬， 反而是担任第二区区委书记的小冯因为救火成了模范人物，很快被提拔为副县长。另一个情节是，姜秀才担任了副县长，却将工资关系留在财政局，可保自己的退休生活无虞。这些例子有着双重批判作用，一是用以批判现实的不公正，二是用人物的结局警戒世人。贪图私利、投机取巧的行为都难逃历史的公道：小冯在火灾中被毁容导致妻离子散，虽获得提拔但最终只能在一家林场中孤独地走完自己的一生；姜秀才退休后悠闲自得，在财政系统的安排下畅游长江时呛水而死。人物形象的道德和命运之间必须存在因果联系，否则小说的价值导向就会出现问题，老十一的命运也在这个范畴之内，他具有“反传统”与“向传统”的复合性格，他的前五任妻子都未能给他生下一儿半女，第六任妻子紫貂在小说即将结尾时被查出怀孕，这固然令他欣慰，但他的漫长等待鲜明地表达了作者的态度，也是对读者的情感抚慰。

回到现实主义叙事中，雷蒙•威廉斯曾说： “在最高级的现实主义作品中，我们基本上是根据个人来认识社会，通过社会关系来认识个人的。这种一体化是居于支配地位的， 不过它并非是想要达到就能达到的。如果它终于实现了，那将就是一种创造的发现，或许只能在现实主义小说的结构和内容方面创造出这种记录。” 24《黄冈秘卷》中从“家志寓言”向“秘卷神话”转变的历史轨迹，正是基于对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创造，这里的社会关系突出表现为人与历史（革命）和传统的关系。虽然没有采用新旧对立的简单立意， 但内里仍然存在隐形的二元结构，尽管这种结构是松散的。在一些现代主义修辞手法营造的叙事圈套的遮掩下，试图呈现人在历史和现实的冲突与媾和中的情感变化，以及个体面对传统的姿态和这种姿态对命运的影响。勒内•韦勒克认为应当把“‘典型’看作社会典型而不是普遍人性”25 ，在这部小说中， 社会“典型”是强大的文化传统，无论是老十哥、王朤，还是老十一，他们的性格和道的形成仍然是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

结语：以“父”之名“超父”

《黄冈秘卷》被称作是一部“向父辈、向传统精神致敬的作品”26 。在小说的后记中，第一句话作者就说：“写《黄冈秘卷》， 不需要有太多想法，处处随着直觉的性子就行。”27 之所以有这样的感悟，是因为小说里的祖父和父亲的形象，与现实生活中作者祖父和父亲的真实经历存在着很多重合的点位，28 这也是小说以“我们的父亲”为中心建立叙事伦理的根本原因。由于传统家族谱系是以男性血缘为纽带建立起来的，“父亲” 一直在文学叙事中居于重要地位。有研究者将当代文学中的父亲形象分为《红旗谱》中朱老忠式的“革命型”、《创业史》中梁三老汉式的“传统型”和《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的父亲式的“反动型”29 。在革命叙事中， 《黄冈秘卷》中的老十哥无疑是个“革命型” 的父亲；但是，面对新的时代生活，老十哥又成为一个“传统型”的父亲，处在了一个被子女引导和“改造”的位置上，从而成为一个超越了革命型和传统型父亲的“新父亲” 形象。

在小说的结尾，老版的《刘氏家志》现世；王朤伯伯的骨灰埋回了小秦岭，与他的生父王先生长眠在一起；老十哥接受建议回到了刘家大垸被老十一修葺一新的老屋里； 紫貂正式出现在乡亲们的面前，“十一婶”的称呼也意味着她被家族接纳；少川带领北童前来认亲，海棠的电话令老十哥一生的牵挂有了着落——那是早已超越了男女情爱的信仰之爱和生命之爱——母亲此时也超越了自己，她终于可以放下对海棠的忌妒，热情问候曾经在内心深处潜藏多年的“情敌”。小说结束于极富寓意的场景中：“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视《组织史》高于一切的父亲终于与高考秘籍《黄冈秘卷》的操盘手老十一握手言和，同意续修《家志》， 革命信仰和家族传统在时代变迁中实现了完美的融合。老十哥回到故乡不是简单的叶落归根，是经历了革命洗礼后的再出发，他将会认同和接受新的生活方式，他的人生选择再一次证明了传统力量的强大。

小说通过人物命运呈现的主题走向和叙事策略，反映的也是作者一贯坚持的创作追求：忽略任何理论和实践技术的框架束缚， 探索对传统文化进行符合中国人文化心理结构的审美表达方式，为拓展中国叙事经验进行创造性的努力。刘醒龙不因袭他人，也极少重复自我，在他的作品库中很难找到文本形态太过相似的作品，每一部作品都试图具有超越前篇的辨识度。他对乡土传统的重视使作品充满厚重的文化底蕴和经典特质，尽管《黄冈秘卷》中瞄准的是黄冈这个“小地方”，主要人物形象也以熟悉的亲人为原型， 但是思考的却是传统文化精神何去何从的大问题。孟繁华曾说：“在我看来，不同地区、种族、群体中，那些具有‘超稳定’意义的文化结构，对组群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以及道德准则具有支配、控制功能的文化结构，就是文学应该寻找和表达的永恒的主题。这种具有‘超稳定’意义的文化，虽然也处在不断被建构和重构之中，但在本质上并不因时代或社会制度的变迁发生变化。”30 在《黄冈秘卷》中，刘醒龙以“家族史+ 革命史+ 个人史”的叙事脉络和“信仰+ 爱情+ 批判”的情感构型，通过“我们的父亲”老十哥的一生，将革命信仰和乡土传统统一于时代生活中，回答了苏东坡“三江自此分南北，谁向中流是主人”的“天问”： 以“贤良方正”为特质的传统文化精神才是历史的主人。

注释：

① [ 英] 阿雷恩•鲍尔德温、布莱恩•朗赫斯特等： 《文化研究导论》，陶东风、和雷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年版，第197—198 页。

②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展开》序言，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

③ 16邵燕君：《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小说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25、28 页。

④徐勇：《从文学寻根到文化自觉——刘醒龙新作〈蟠虺〉的文化史意义》，《百家评论》2015 年第3 期。

⑤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570 页。

⑥19 见桫椤、刘醒龙对话：《灵魂是一个慢性子》， 《江南》2017 年第3 期。

⑦朱小如、刘醒龙：《血脉流出心灵史》，《文学报》2005 年7 月21 日。

⑧ [ 德] 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范劲等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27 页。

⑨ [ 德] 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1888 年4 月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 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682 页。

⑩ [ 俄] 高尔基：《俄国文学史》（1908—1909）， 缪灵珠译，新文艺出版社1956 年版，第207 页。

11参见《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第15 章），陈晓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

12潘凯雄：《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 《文汇报》2019 年5 月10 日。

13刘醒龙：《写作史诗是我的梦想》，《新京报》2005 年7 月10 日。

142127刘醒龙：《黄冈秘卷》，《当代•长篇小说选刊》2018 年第2 期。下文引用该书内容不再注明。

15刘剑梅：《革命与情爱——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中的女性身体与主题重述》，郭冰茹译，台北釀出版2014 年版，第16 页。

17於可训：《刘醒龙〈黄冈秘卷〉：地方性秘闻与传奇》，《人民日报》2018 年9 月12 日。

18http://www.wenming.cn/book/wmjsj/201809/ t20180920_4837000.shtml.

20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 年版。

2223张玥：《刘醒龙：贤良方正，才可执拗》，《天津日报》2018 年12 月20 日。

24[ 英] 雷蒙•威廉斯：《现实主义与当代小说》， 葛林译，《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漓江出版社1988 年版，第661 页。

25[ 美] 勒内•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罗钢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第238 页。

26孔令燕语，参见《著名作家刘醒龙推出32 万字长篇小说〈黄冈秘卷〉》，万建辉著，《长江日报》2018 年4 月10 日。

28参见《刘醒龙文学回忆录》。

29郑静：《当代文学中的父亲形象》，山东师范大学2006 年硕士论文。

30孟繁华：《边缘文化与“超稳定文化”——当下长篇小说创作中的两种倾向》，《新世纪文学论稿•文学思潮》，现代出版社2015 年版，第102 页。

[ 作者单位：河北保定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