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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刻骨铭心》是叶兆言对“夜泊秦淮”系列的补阙之作。小说赓续着叶兆言前此创作的模式，但又有明显的变化。一方面，小说延续着对爱情与婚姻关系的理解，对几个不同女性的情感历程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解读，呈现了时代变化的轨迹加诸人物身上的更清晰的痕迹；另一方面，借助历史叙述方式的转变，叶兆言完成了对于历史的重新认知和定位。这部小说是叶兆言近些年来创作风格的集中展现， 更重要的是，它印证了叶兆言小说继续变化的多种可能。

关键词：叶兆言 《刻骨铭心》 爱情 婚姻 历史

叶兆言当年创作“夜泊秦淮”系列时， 计划是写五个中篇，“从每篇篇末中凑成金木水火土五个字”①，结果只有四篇陆续问世， 唯独少了《桃叶渡》，致使五行至今缺水。若就这点而言，《刻骨铭心》第二章对章太炎等人在南京桃叶渡旁论辩的细致描写，对此遗憾似有所弥补。从小说整体来看，《刻骨铭心》的意义自然又不止于此。它既是叶兆言对婚爱观念的进一步阐释和丰富，也是对历史观念的一次重要调整和改变。

一

与爱情、婚姻有关的日常生活，一直是叶兆言小说观照的重要方面。在叶兆言笔下， 爱情与婚姻总是呈现为分离、对立的紧张状态。《状元境》有意对传统的才子佳人小说进行了戏仿与解构。张二胡起初以拉二胡为生，属于传统行当中“下九流”。后来经商成功，依靠孔方兄的力量取得社会地位，但也绝非一般意义上的才子。三姐则是因与人偷情被抓，作为惩戒下嫁张二胡。她在张二胡外出几年依然“不安于室”，因此也够不上佳人的标准。他们之间没有爱情，但婚姻的名分却维持了多年。《枣树的故事》中的岫云在避难时仓促嫁给尔汉，她后亲临丈夫被杀的现场，表现得无动于衷，近乎冷酷：“直到尔汉像条野狗似的被人宰了，岫云还以为自己在做噩梦。她像在梦魇中一样无声地、又自以为声嘶力竭地哭喊。”②类似的婚爱观念在《花煞》《花影》和《一九三七年的爱情》等小说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但又不免存在概念化、类型化的趋向，似乎是为了单纯表现情爱的非正常状态而写作，较少正面追踪和描摹人物内在的心理变迁。

《刻骨铭心》赓续叶兆言前此创作中对爱情与婚姻关系的理解，对几个不同女性的情感历程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解读和更深层次的挖掘。

撇去与主体章节关联不大的第一章，秀兰是小说最先登场的人物。她出生在几辈穷苦的底层人家，母亲在秀兰10 岁时与人私奔， 父亲吴有贵是败家子，指望嫁女儿发财致富， 积极物色合适的金龟婿。吴有贵最初为秀兰相中了侦缉队长王可大，王可大对秀兰也是一见倾心，而17 岁的秀兰早已心有所属，芳心暗许当时还是穷大学生的邻居希俨。尽管希俨心知肚明，但其人生性懦弱、缺乏主见， 考虑个人的情爱问题，还不及他对好友季绍彭的事情的关心。希俨对秀兰除了同情，从未表露过任何心迹。秀兰发觉希俨的回避和冷淡，不免心生失望和自卑。秀兰几年后机缘巧合之下成为电影明星，却得知希俨已与他人结婚，只能不无怨恨地选择放弃。

这仅是她情感波折的开始。此后的秀兰， 先是沦为所在影业公司倪老板的情人。这种命运的走向，在秀兰初入公司时就早已被众人所料中。好在倪老板虽风流不羁，却喜新而不厌旧，对秀兰可说是照顾有加。之后秀兰与著名编剧俞鸿结婚。俞鸿不同于一直未露面的倪老板，他是一个典型的喜新厌旧的知识分子，结识秀兰之前已有过多次婚姻。抗战爆发，秀兰随俞鸿逃至香港。俞鸿本性难移，又结新欢。与俞鸿离婚后，秀兰重回南京，彻底放弃了电影生涯。最后，好似绕了一个怪圈，秀兰与十几年前被父亲看中、一直事业不顺、频频降职的王可大结婚生子。尽管时隔多年，秀兰对希俨还是念念不忘， 甚至幻想与希俨的好友季绍彭结婚，这样“感觉上似乎离希俨也近了一些”。

秀兰性格软弱、逆来顺受，缺少争取婚爱自由的勇气，一直在等待命运的审判，等待与幸福不期而遇的渺茫机会。她不经意地向希俨表露心意，但自己又深知与希俨不会有实质的结果，不愿将最后那层窗户纸捅破， 因为她早已认定“要嫁给谁，当然是她爹说了算”，也未曾考虑过反抗父亲或是与家庭决裂，只是怀着得过且过的心理，与希俨“能一起说说话就一起说说话，能一起玩玩就一起玩玩”。她和俞鸿或者王可大之间的关系， 终究算不上爱情，两段婚姻更多的是出于困窘生活的逼迫，隐含着情非得已的无奈。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笼统地把秀兰划归传统女性范畴。在她身上存在着前后期的显著变化。拍摄电影之后，秀兰学习识字， 学说国语，与上层社会交往，从传统女性向新女性过渡，并试图摆脱父亲的控制。但命运的偶然性在她身上一再得到应验。她与王可大的婚姻，似乎瞬间抹去了十几年来集聚在身上的所有变化。她又重返最初的原点， 回归底层。

二

比起秀兰，丽君才是《刻骨铭心》名副其实的女主人公，她的三段情感经历贯穿了小说故事的主线。如果说秀兰的婚姻是被生活所裹挟的结果，充满着羞辱、苦涩以及无可奈何，丽君则时时占据主动和先机，极力掌控婚姻的舵轮。

丽君是以革命党和新女性的身份登台亮相的。她对于政治似乎饱含热情，但对于时局并无甚解，有时还显得极为肤浅，“喊几句口号，说几句大话，说完也就完了”。与亚声的爱情和婚姻，因为与时髦的革命结合， 充满了激情的诱惑，也为冗繁的日常生活平添了看似崇高的意味，所以她不介意亚声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不雅，不畏惧刺杀冯焕庭行动的暴力、血腥与危险。亚声死于“五三惨案”不久，她即另择夫婿，再婚的对象却是过去的仇人冯焕庭。再婚之后，她以亚声未亡人的身份为死者奔走呼吁，为家属争取抚恤，出尽风头，尽管遭人非议，但并不放在心上。作为新派女性，丽君不惧世俗的眼光与成见，努力以新女性的激进姿态示人， 对传统观念嗤之以鼻，不屑一顾，这就不免显出有意而为之的做作与虚假。在对待丈夫死亡的态度上，尽管丽君没有《枣树的故事》中岫云在人前表现的那种冷漠，但或许由于维系婚姻的都是爱情之外的东西，丈夫的死对她们来说都显得同样无足轻重。就像岫云可以接受与杀夫仇人骈居一样，丽君也接受了与曾经的刺杀对象冯焕庭的婚姻。

重要的是，通过和冯焕庭结婚，丽君走上了人生最为辉煌的阶段。她成为“南京社交界最出风头的名媛”，引领着民国首都的时尚之风，“在南京，带头烫发的是丽君， 带头不烫发的也是丽君”。相比王安忆《长恨歌》中在上海红极一时的“三小姐”王琦瑶，其魅力和影响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不能否认丽君与冯焕庭之间爱情存在的可能， 但这份爱情掺入过于驳杂的情感因素，如原初的情欲、与仇人缠绵的刺激、对权力的崇拜。不仅丽君嫁给冯焕庭的举动使人难以理解，反过来，冯焕庭追求和迎娶刺杀过自己的仇人的遗孀丽君，其动机也令人费解。对此，冯焕庭向丽君这样解释：“自己只有真正地娶了她，真正地得到了她，真正地占有了她，他与亚声叔侄的恩怨，才算是真正了断，他们之间的问题，才能算是最终解决。” 虽然没有明说，彼此的恩怨显然是以一方的绝对胜利和另一方的彻底败北而终结。但这实际上又并非是真正的终结。爱情的不纯粹、婚姻动机的复杂化，决定了两人感情的淡薄和不稳定性。冯焕庭与瑞云的藕断丝连、与贺太太的出轨，轻易就击碎了覆盖在婚姻表面的和谐假象。

冯焕庭被日军枪杀，匆匆结束了这段僵死的婚姻。何为的出现，迅速填补冯焕庭的空缺，使丽君无望的生活再次迎来昙花一现的曙光。

与何为的未婚同居，没有了前两次婚姻中激情与荣耀带来的愉悦，仅剩下赤裸的情欲和心力的交瘁。在她心中充斥着矛盾，为与何为不清不楚的关系而纠结，有结婚的冲动，又竭力抑制着这份冲动，因此倍感折磨。

需要说明的是，她的矛盾与对前两任丈夫的怀念基本无关。亚声或者冯焕庭的死，都未能在丽君心底留下什么痕迹，或许“伤心过一阵，好像也就把这事给忘了”。

如果对丽君内心苦楚的原因追本溯源， 恰恰与她多年来引以为傲的新派女性的身份有关。正是其作为新女性的不彻底性，以及半新不旧的思想状态，束缚了渴望自由的心灵。丽君为人大胆、张扬、任性、也极为虚荣， 她成功摒弃了传统女性的贞操守节观念，亚声死后很快与冯焕庭再婚，并且不能容忍冯焕庭的出轨，处处以新女性自居，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但潜意识中又残留着陈旧迂腐的封建观念，忌惮自己一再克夫的命数，惧怕与何为的婚姻会重蹈过去的覆辙，会将这种命运的诅咒再次延续和坐实。发生在1920 年代的思想启蒙运动对丽君有过影响，可悲的是她以反抗封建传统观念的女战士形象出场，终究又由于启蒙的局限性反被封建观念所吞噬。更可悲的是，尽管她最终未与何为结婚③，何为依然没有改变死亡的厄运。

秀兰与丽君对待爱情与婚姻，一个消极被动，一个积极主动，但又殊途同归，惨淡收场。她们无爱的婚姻，比岫云（《枣树的故事》）、三姐（《状元境》）或春兰（《很久以来》）的故事显得更加真实，更能触动人的心灵，因为我们看到了时代变化的轨迹加诸人物身上的更清晰的痕迹。

三

丽君至死也没有搞清她一再克夫及遭遇种种不幸的根源。身处波云诡谲的时代大潮， 多数人只能随波逐流，无力主导自己生活的方向，这自然也包括秀云与丽君。叶兆言为了突显个人与时代的这种复杂关系，刻意调整了过去弱化故事时间、虚化历史背景的叙事策略。《刻骨铭心》给人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散布于整部小说中的时间数字，相较叶兆言以往任何作品，一是要密集得多，二是要精确得多。

比如“夜泊秦淮”系列。《状元境》写的是辛亥革命之后十年左右的故事；《追月楼》写了1930 年代抗战时期的故事；《半边营》讲述了1930 年代到1940 年代抗战结束，包括新中国建立前的事情；《十字铺》讲述了1920 年代从北伐到国共分裂时期有关知识分子的事情。虽然每篇小说的时间各有侧重，共同将民国史切割成相对独立的时间段，但呈现在小说中的历史时间又相对模糊。“通过这一个个秦淮人家的兴衰故事， 我们看到了辛亥革命、张勋复辟、北伐战争、国共分裂、抗日战争、南京屠城，以及国民党南京政权垮台前夕的风雨飘摇，这一幕幕民国史上的重大事件投射到民间社会，就像是一块块小石子抛进沉沉的死潭，激不起强烈的漪涟。”④ 人物处在历史之中，历史反而成了被置于生活之外的次要背景，人物的日常生活与历史及构成历史的重大事件总是隔着一层看似透明而又穿不透的壁垒。

这是叶兆言以往的历史小说给读者的一般印象。他想要讲述的不单单是历史，更是发生在历史进程中的个人的故事。或者说， 历史事件在叶兆言笔下的意义总是依托小说虚构的历史人物的行动而存在，“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是不重要的”⑤。

《刻骨铭心》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叶兆言借助历史叙述方式的转变，完成了自己对于历史的重新认知和定位。小说从北伐战争开始的一个月后即1926 年8 月正式切入历史，但不是直奔规模宏大的战争现场，或者像方方的《武昌城》那样，聚焦于对北伐战争某次惨烈战斗进行细致描写。叶兆言把叙事场域转移到暂时距离战争比较遥远、对他来说更为熟悉的南京。秀兰在去希俨所在的大明照相馆的路上，偶然看见一群人在南京桃叶渡旁的小亭子里“吃瓜子喝茶”“谈天说地”，其中还有希俨的朋友季绍彭。这些人关于北伐战争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的论辩， 她没有听清。通过作者看似轻描淡写的叙述， 秀兰与历史具有了某种隐在的联系。

当然，为了强化故事的真实性，小说中并不全是如秀兰、丽君这般虚构的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国学大师章太炎、金陵女子学院的魏特琳等在历史中确有其人且赫赫有名的人物也会适时地穿插进小说的叙述框架。至于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是否确有其事， 则是真真假假，难以辨别也无需辨别，读者通常也不会过于计较。实际上，将真实人物与虚构人物在小说中混合呈现的叙述方式其实比较常见，就如同所有涉及南京大屠杀的小说似乎任谁也绕不过魏特琳这个关键人物， 像严歌苓《金陵十三钗》与哈金《南京安魂曲》中都有对魏特琳的事迹或多或少的讲述。为人所熟知的重要人物是一般历史题材小说关注的重点，即便与小说主体情节关系不大， 作者有时也会补上那么一笔，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起码不会被批评家诟病背离历史真实。而对历史细部的把握，特别是对记载于历史书本的夹缝之中、不常被人们提及的“小人物” 的书写，却被经常性地搁置与忽略。

严绍鹏就是这样一位多年来沉寂在被遗忘的历史角落，终又被叶兆言或许无意中钩沉和打捞的“小人物”。翻阅南京民国史， 对严绍鹏有过简略介绍：“1926 年中山陵墓奠基礼后，自称苏浙皖闽赣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开始以防止所谓‘赤化’为名， 查封进步书店，解散进步学校，并责令各校开除积极参加爱国运动的进步学生。河海工大学生、市党部负责人严绍鹏，革命青年乔心泉等4名学生均遭开除。”⑥河海工大学生严绍鹏与小说中的金陵大学农科学生季绍彭， 从名字到个人经历都存在惊人的相似。我们当然不能据此就武断地把季绍彭与严绍鹏画上等号，或者认定季绍彭的形象就是以严绍鹏作为历史起点和文学原型，特别是作者迄今没有对作为次要人物的季绍彭作过只言片语的评论与说明。但是无论叶兆言是有意而为之还是无心插柳，严绍鹏的革命经历确实为季绍彭故事的展开提供了一种历史的可能性。由于惯于书写南京的叶兆言，两个也许并不相干的人物的命运才有了交叉。这在某种意义上再次证明了叶兆言笔下人物与历史的隐秘联系。不过，尽管现实世界中偶然事件时有发生，我更倾向于认为叶兆言是在查阅史书发现严绍鹏之后，脑海中才浮现了季绍彭的形象，毕竟两人诸多的重叠很难用偶然性进行解释。

四

叶兆言叙述历史，使人物与历史发生关联的方式，在小说中有时也非常直接。丽君与亚声在1927 年12 月13 日结婚，距离1937 年12 月13 日南京沦陷恰好十年；亚声死于1928 年5 月3 日的“五三惨案”；秀兰和俞鸿在1936 年12 月12 日结婚，当日发生了轰动全国的西安事变。叶兆言以时间上的巧合把人物生活与历史事件串联在一起。通过这种巧合，他似乎想要纠正一种司空见惯的错觉，告诉读者历史小说中的时间并不是因为与历史事件有关才变得有意义，才值得人们去铭记；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片段同样值得记取，历史也是个人的历史。所以，小说出现了一种耐人寻思的现象，无论是讲述个人的小事，抑或是描述历史的大事，作者常会不厌其烦地以精准的数字对具体时间进行详细记录：

1927 年12 月1 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喜结良缘，消息成为各大报纸的头条新闻。

1931 年5 月31 日，这一天是希俨记忆中非常耻辱的一天。

故事发生的时间与历史事件的时间就这样被并置起来。叶兆言通过《刻骨铭心》重新界定了历史叙述的方式。人物的日常生活与历史事件是一种并列的关系，并非像过去那样，历史叙事中一方挤压或打倒另一方。它们一起构成了历史的全景，离开任何一方都不能称其为真正的历史。

因此，《刻骨铭心》既有别于传统历史小说再现历史的创作方法，又不同于新历史小说将历史主体化的审美追求。但是从小说中又的确可以发现两者的踪迹，如果我们抽出小说中的历史事件进行有序排列，可以隐约触摸到民国史的大体轮廓，而从小说对秀兰、丽君等女性形象的塑造和生活细节的描写中，也可以看到历史主体化的印迹，体会到作者对历史的审美感受。倘若硬要给《刻骨铭心》中的历史叙事定义一种类型，应该说它更接近于传统历史小说与新历史小说的有机融合，兼有这两类小说的特点，作者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想呈现个人小历史与时代大历史并存的复杂历史图景。

不过，叶兆言在小说中叙述历史的方式， 也有一些可以商榷的地方。一方面，将故事发生时间与历史事件时间刻意重合，这是否真有必要？比如，强调秀兰与俞鸿是在西安事变当天即1936 年12 月12 日结婚，这种巧合，除了上文提到传达作家个人某些创作意图，在整个故事发展线索中似乎缺少更实际的支撑，使人感觉有些突兀。另一方面， 作者花费大量案头功夫，试图将繁复的生活细节完美地融入真实的历史碎片，这无异于针尖对麦芒，难免会产生叙事的缝隙，无形中也设置了诸多限制。作家魏微曾就案头工作问题谈过自己的切身感受：“大凡写小说的人都知道，案头大体做做就行了，不好太详尽，否则小说没法写，因为难免会受制于材料，四处牵绊，八方掣肘，小说很容易就写死了。”⑦换句话说，即便叶兆言能对所有材料驾轻就熟，运用自如，然而单是令人眼花缭乱的一大堆时间也很容易出现纰漏，如其中一处笔误：“亚声开始正式工作的第二天， 也就是1927 年的5 月3 日，一群全副武装的日本兵进入交涉公署。”⑧ 1928 年的“五三惨案”被误写成了1927 年，由此可见一斑。

叶兆言的小说不以故事的传奇性见长。读他的小说要控制好速度，读得太快就难以读出小说的韵味以及蕴藉在细微处的精妙与深刻；读得太慢又容易把握不住小说叙述的节奏，影响阅读的兴趣和体验。可以说，叶兆言不是一个初读其小说就能让人轻易喜欢上的作家。在某种意义上，丁帆在30 年前的话依然有效：“我可以断定，叶兆言绝不是那种擅长于大悲大苦的作家，他只是往往用淡淡苦涩的笔墨去轻描淡写地描述那本来是很刺激的情节和场景。然而，就是在这淡淡的苦涩之中，作者往往十分机智地对生命的法程作出即时性的价值判断，即使作者在抒发自己感觉时，亦故意以似是而非的姿态出现，似乎给人以遁入空门之感。只有细细地追究，方可意识到作家在解剖生命时所苦心孤诣营造的那些情节和感觉的重要。”⑨经过多年创作的磨砺，作家会逐渐形成相对固定的个人化的叙事风格，但风格也好，模式、范式也罢，它们又何尝不是对作家创作的另一种形式的禁锢？尽管丁帆的判断仅是一种模糊的总体印象，而叶兆言的写作三十年来也并非一成不变，但丁帆对叶兆言早期小说的判断在当下的适用，却不能不令人喜忧参半。然而，这也从另一个向度点明了《刻骨铭心》的可贵之处。这部小说是叶兆言近些年来创作风格的集中展现，更重要的是，它印证了叶兆言小说继续变化的多种可能。

注释：

①陈思和：《羊骚与猴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144 页。

②叶兆言：《枣树的故事》，作家出版社2009 年版， 第69 页。

③根据小说结尾处交代，直至何为死前，丽君并没有和他结婚，但在《刻骨铭心》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330 页写到，“1940 年的春天， 丽君与新婚的丈夫何为谈起冯焕庭”，此处“新婚的丈夫”应为作者笔误。

④陈思和：《告别橙色梦》，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 年版，第336 页。

⑤《叶兆言推出新历史小说〈刻骨铭心〉——通过人物小历史触摸时代大历史》，《贵阳日报》2018 年7 月3 日。

⑥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南京通史•民国卷》，南京出版社2011 年版，第149 页。

⑦魏微：《李洱与〈花腔〉》，《上海文化》2018 年3 月号。

⑧叶兆言：《刻骨铭心》，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年版， 第102 页。

⑨丁帆：《叶兆言小说的生命意义》，《文学自由谈》1988 年第5 期。

[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