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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梁晓声新作《人世间》塑造了众多鲜活的人物，其中包括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女性形象，主人公周秉昆的妻子郑娟和姐姐周蓉是《人世间》女性群像中非常突出的两个人物，她们有着不同的成长环境、教育背景和性格特点，在各自人生的岔路口作出了不同选择，走上了迥异的人生道路。如果说郑娟是“安命”的女性， 那么周蓉则是“造命”的女性，作家通过塑造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女性形象，将现实中的底层人物与理想中的人物相对照，反映了女性主体意识发展的不同阶段，也体现了作家对女性命运的关切。

关键词：梁晓声 《人世间》 女性主体意识 “安命” “造命”

小说《人世间》中塑造了众多的女性形象，如主人公周秉昆的妻子郑娟、姐姐周蓉、嫂子郝冬梅、干妹乔春燕、朋友肖国庆的妻子吴倩、孙赶超的妻子于虹、姐夫蔡晓光的情人关铃等，而对于《人世间》中女性形象的研究，迄今尚付阙如。本文拟通过分析《人世间》中郑娟和周蓉这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女性人物形象，来探讨这部作品所传达的对于女性命运的关切。

主人公周秉昆的妻子郑娟是小说中着墨很多的一个人物，郑娟的身上集合了许多中国传统女性的优秀品质：她善良、节俭、质朴、孝顺，敢于为爱付出；又坚强、乐观， 在困厄中始终保持坚韧；她有着妻子的柔软、母亲的温情，时而又流露出小女孩的天真。她不像秉昆的姐姐周蓉那样受过高等教育， 也不似嫂子郝冬梅出身高干家庭。她出身于社会最底层，她和盲弟弟郑光明都是养母捡来的孩子，虽然念过小学和中学，但正如她自己所说，“除了小学和中学的课本，我就再没读过什么书”。①然而她却有着独特的可爱之处：“她不像春燕，春燕有心机，她绝没有。她不像吴倩，吴倩太小心眼。她也不像于虹，于虹自我保护意识很强，总怕自己在什么事上被人算计了，吃了亏。而她几乎没什么防人之心，若对一个人好，便处处先考虑他的感受，宁肯为对自己好的人作出种种牺牲。谁和她聊天也长不了见识，她根本就没什么与文盲家庭妇女们不同的见识， 也没什么人情世故。”②

郑娟是如此的单纯善良，仿佛从未趟过现实的浑水一般天真可爱，但在与秉昆相遇之前，她的人生其实非常坎坷：被小混混骆士宾奸污而怀孕，男友涂志强替人扛下命案被枪决，上有老迈的养母、下有盲弟弟和未出世的孩子，一家人蜗居在太平胡同的土坯房里，生活难以为继。

秉昆初到郑家是受水自流和骆士宾之托去给郑娟送钱的，这一使命自然赋予了他雪中送炭的救世主角色。郑娟的美和艰难的处境，先是勾起了秉昆的怜惜，继而撩拨起了这名年轻工人心中狂暴的占有欲：“就在刚才，在郑娟家里，当他第一眼看到她时，内心里产生的首先是一种难以克制的冲动，那就是扑到她家的炕上扑倒她的冲动。”显然， 至少有那么一个瞬间，秉昆被救世主心态冲昏了头脑，认为自己是高高在上的施予者， 而郑娟则是卑贱的接受施舍的人：“他认为她是卑贱的——与一个有不良记录的青年结为夫妻，结果让自己最终成为了一个已被处决的杀人犯的小寡妇，难道不是卑贱的吗？ 她的不容置疑的卑贱，让他觉得自己高高在上。”③

小说中秉昆与郑娟初见后的一系列复杂心理活动被作者描绘得异常细腻和精彩，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年轻男性面对异性的诱惑时心中难以抑制的狂野冲动。但若秉昆与郑娟的初见只到这里戛然而止，便也只是流俗于传统小说爱情叙事中的男性视阈下的“受难天使”模式，即女性受难，而男性充当拯救者， 正如李玲教授所批评的，“让女性受难是男性现代叙事的必然安排”。④然而秉昆内心狂乱的激情在郑娟的盲弟弟郑光明的一跪之下归于平静：“当别人对你下跪相求时，表面看来完全是别人的可怜，往深处想想，其实也未必不是别人对你的恩德，因为那会使你看清自己究竟是怎样的人。”⑤可见郑娟的受难，绝不是为了成全秉昆的英雄气概和拯救者形象，而是犀利地直指主人公内心深处的软弱和不堪，原本作为拯救者站在道德高地上的秉昆以盲弟弟澄澈的心灵为镜，照出了自己内心里的丑恶。在主人公的自省中， 欲望得以转化为真正的爱与怜悯，扫清了郑娟在艰难时代里蹒跚前行路上的积雪：在涂志强的朋友们入狱无法再为郑娟一家提供资助时，秉昆变卖了母亲的玉镯来贴补郑家； 面对家人的反对和流言的纷扰，他仍然坚守着内心，冲破阻力与郑娟步入婚姻。

生活的苦难并没有让郑娟成为一个怨妇，而是恰恰相反，在郑娟的一生中，无论面对怎样的逆境，她始终保持着乐观和知足， 既不怨天尤人，也不自怨自艾。

在那个社会风云变幻、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沉重的生存压力让很大一部分底层市民不得不在蝇头小利上斤斤计较，各人只管维护自己小家的利益，损人利己的事也屡见不鲜。在这样的时代里，郑娟身上异乎常人的知足便显得尤为突出：她不像同一阶层的其他女性那样各有各的精明，她不热心政治， 不在社会关系上苦心钻营，更不在钱财上锱铢计较，故而光字片的街坊甚至在背后说她“有点二”。可是细品秉昆的话，便不难发现主人公的态度：看似头脑简单的郑娟实际上比谁都“想得开”，做人有一套“自己的标准”。郑娟的知足一方面来自具有慈悲心的养母的言传身教，另一方面则是被生活磨砺出来的一套面对逆境的生存哲学，在“傻” 的表面下，蕴藏着的是她柔软质朴的生存智慧：作为妻子，她体谅丈夫在外打拼的艰难； 作为母亲，她用朴素的人生观教给孩子们正直与善良。更为可贵的是，她的爱不仅局限于自己的小家，更无私地灌溉着周家这个大家庭：秉昆的哥哥秉义在A 市副市长任上主持棚户区改造，劝说秉昆夫妇率先迁入新区， 为光字片的居民们做个表率。身为亲弟弟的秉昆尚且心存疑虑，甚至因此与哥哥发生冲突，郑娟却真心实意地全力支持，这样的热忱显然不是因为她具有什么政治上的觉悟， 而是完全出于对亲人的爱与信任。

郑娟这样的女性，是毋庸置疑的好妻子、好母亲，她对自己的定位和期许，也始终都是当好一个贤内助：“跟你们说实话，我可乐意当家庭妇女了，做做饭，拾掇拾掇屋子， 为丈夫儿子洗洗衣服，把他俩侍候好，我心里可高兴了。我觉得自己天生是做贤妻良母的，不是那些喜欢上班的女人。”⑥可见， 对于社会工作，与其说她缺乏能力，不如说她缺乏兴趣。但这绝不是说郑娟就是一个对生活毫无主见的女人，秉昆做了《大众说唱》编辑之后，因为看不惯有些人架子哄哄的， 而不愿意去跟他们组稿，她就劝秉昆说：“我也是懂得一点儿做人道理的呀……性格怎样和人心怎样往往是两回事。性格像皮肤，大太阳下晒久了谁都黑了，关在屋里一年半载的谁都会变得白了点儿。皮肤黑了白了，只要心没变，还是一颗好人心，那就还是先前那个好人。”⑦她认为架子哄哄的人不一定就是人心不好，同样，秉昆“嘴甜一点”也不是什么可耻的事，她对“性格”和“人心” 的分析甚至让秉昆“颇有胜读十年书之感”。在两性关系上，郑娟同样有着自己的尺度， 在她与秉昆初识后的一年里，两人各怀情愫却又秘而不宣，是郑娟主动而大胆地说出自己对性与亲密的渴望。婚后，一次秉昆想与她同享鱼水之欢，却遭到她的拒绝，她说： “我是你老婆，但不是你的玩具。你高兴了， 为了更高兴要我；伤心了，为了要得到安慰要我；烦恼了，为了去除烦恼要我；生气了， 为了消气要我……如果反过来行吗？多少次我想要的时候，你不是都装作没看出来的样子吗？”⑧尽管她对秉昆一家的奉献是那么无怨无悔，但对于夫妻之间的关系，她还是具有一定的平等意识。更重要的是，她的乐天知命的人生态度，使她在遭遇生活的各种艰辛、磨难与不测变故时表现得无比坚韧： 在秉昆因“四五事件”被捕的半年间，她忍受着光字片街坊邻居们的非议，不辞辛劳地照顾着秉昆长期昏迷的母亲；在丈夫因与骆士宾争夺儿子的抚养权失手伤人而入狱的十二年里，她从未想过背弃家庭，而是任劳任怨地出去做清洁工以维持全家的生计；在美国读博士的儿子周楠意外身亡后，她去美国处理儿子的后事，表现得无比坚强而有主见；她把自己在太平胡同的土坯房无偿过户给赶超一家，一个人独自办成了一件非常难办的事。

作为女性个体，郑娟也许缺乏对自己命运的把握，从女性主义的观点看，也可以说她缺乏女性主体意识。五四时期的女作家陈衡哲曾说过：“世上的人对于命运有三种态度，其一是安命，其二是怨命，其三是造命。”⑨对于顺境和逆境都坦然接受的郑娟无疑只能做到安命而不怨命；她不主动反抗不公境遇、不追求参与社会生活，她缺乏主宰自己人生的意识和勇气，因而她的命运， 在极大程度上只能依赖于时代和家庭。但郑娟毕竟不是周蓉、郝冬梅那样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她只是一个社会底层的没有多少文化的小女人，主体意识、独立精神这些即便对某些知识分子来说都显得高贵的词汇，对于一个曾蜷缩在土炕上食不果腹的底层妇女来说，注定是一些连做梦都无法梦见的词汇。对于郑娟这样的社会底层妇女，如果我们还要以女性主体意识来衡量她、要求她，那无异于是一种残忍。作家梁晓声只是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塑造了郑娟这个人物， 并且按照生活中可能的理想状态赋予她善和美德，这就不会使这个人物形象脱离生活实际；如果作家把她塑造成一个有思想、有个性、有主宰自己人生的意识和勇气的女性， 那她便绝不可能跟酱油厂的出渣工人周秉昆走到一起，即使他们在特殊时期无可奈何地走到一起，也终究免不了要劳燕分飞的结局。郑娟这个形象符合生活的逻辑，但她并不是一个现代女性的理想形象，我们绝不能说郑娟就是作家梁晓声理想中的女性形象，甚至她都谈不上是梁晓声本人所喜爱的人物，“有点二”不仅是街坊邻居们对她的评价，其实也是梁晓声本人对她的评价。

但郑娟的存在，无疑是小说所描绘的那个时代里一抹温情的点缀。如果说周秉义与郝冬梅的爱情是令人艳羡的举案齐眉，周蓉与蔡晓光是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守候，那么周秉昆与郑娟便是这人间烟火里相濡以沫的布衣夫妻，他们的感情朴素却炽热，平凡而珍贵。可以说，在周家三个子女和他们的伴侣当中，命运之神对秉昆和郑娟夫妇眷顾得最少，但他们之间的爱却最真实、最有温度， 秉昆拯救郑娟于绝望的泥沼，而郑娟身上妻子的柔软和母亲的温情不仅温暖了秉昆，也润物无声地融化了时代之艰。如此一来，传统爱情小说里的那种女性“受难天使”与男性拯救者的固化角色便被打破，这一对草根夫妻之间不再是单向的救赎与被救赎的关系，爱使他们互相救赎。

与持“安命”态度的郑娟相比，秉昆的姐姐周蓉无疑是“造命”者。周蓉的美丽外表之下，潜藏着的是她追求自由的灵魂和不甘平庸的心。小说中，周蓉最令人瞩目的， 无疑是她的三次“出走”。自五四时期所讨论的易卜生笔下的娜拉出走开始，女性出走逐渐成为妇女解放的象征而出现在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中。对周蓉来说，她的每一次“出走”都代表了她在不同时期的人生追求，也作为她人生的分水岭，一次又一次地改变她的命运。

周蓉第一次“出走”发生在“文革”初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潮中。她自中学时期开始与北京诗人冯化成通信，两人因相似的志趣渐渐生出情愫，“文革”中冯化成被打成“右派”下放到西南边陲，当时还是少女的周蓉为了追求爱情，瞒着父母和兄弟， 背负着舆论的压力，只身从东北远赴贵州。小说中对周蓉第一次出走的描述篇幅很短， 但却很能体现少女周蓉的品性。在蔡晓光的描述中，周蓉从初中二年级就开始与比自己年长许多的诗人通信，并在一年后“明白自己千真万确地爱上了他”⑩，由此可见周蓉实际上是非常早熟的。的确，早年间大量阅读中外文学和哲学著作的经历使周蓉有着比同龄人更深邃的思想和更伶俐的口才，但这绝不能证明她与冯化成之间就是成熟的爱情。可以想象，诗人冯化成和他的浪漫的诗歌世界对于出生在工人家庭又热爱文学的少女周蓉构成了不小的吸引力，诗人的才气及其悲惨遭际，使周蓉陷入了对他无药可救的迷恋；同时对诗人冯化成来说，在这个崇拜自己的少女的注视下，被批斗的屈辱和愤懑都成了英雄的勋章和勇敢的明证，他接受周蓉的爱，很大程度上只是对自我英雄幻象的自恋。于是，在极端政治环境的催化下，诗人与少女结合了。周蓉的第一次出走，实际上是一场浪漫却不计后果的私奔。

第二次“出走”发生在周蓉的中年，进入1980 年代后，她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了北大中文系的研究生，丈夫冯化成也得到平反，回到北京并落实了工作、分到了住房。眼看周蓉一家的生活即将揭开新的篇章，丈夫却被诗歌带来的名声冲昏了头脑，他患得患失，担心名利如浮云不能长久，失去的十年又使他渴望得到补偿，就这样，冯化成出轨了。起初的几次，周蓉选择了原谅，但“曾是爱情至上主义者的周蓉的爱情画卷被污损了”11 却也是不争的事实。如果说周蓉的第一次出走是一场情感多于理智的浪漫逃亡， 那么将近20 年以后，在面对人生选择时， 周蓉心中的天平终于向理性倾斜，对丈夫的背叛忍无可忍之后，周蓉平静地提出了离婚， 主动选择离开了这段千疮百孔的婚姻。周蓉的离婚，可以说是少女浪漫的爱情理想在现实中的坠毁，但小说中更多的是赞扬了成熟独立的现代女性敢于挣脱婚姻枷锁、重新建构幸福人生的胆魄和勇气。

周蓉的第三次“出走”与前两次不同， 前两次“出走”完全是忠于自己内心的自由选择，第三次却更多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的无奈。周蓉与冯化成离婚后，又与青梅竹马的蔡晓光结合，事业上也顺风顺水，很快被聘任为A 市重点大学的副教授，然而青春期的女儿周玥因与舅舅秉昆的养子周楠萌生感情而被舅舅责打，周玥羞愤之下跑到北京投奔生父冯化成，又被父亲带去了法国。为了找到女儿并将她带回祖国，周蓉漂洋过海来到法国，起初因签证问题不得不滞留，后又为了女儿的教育选择留在法国，一边打工一边供女儿读书。在这漂泊困顿的十二年里， 周蓉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她努力学习法语，对法语的掌握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面对压力时懂得自我调节，使自己始终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面对富商的追求和当地人的歧视，她不卑不亢，体现出充分的自尊自爱……而最终，周蓉的坚持也有了收获：异国的相依为命使女儿最终明白了母亲的良苦用心，母女最终冰释前嫌，周蓉也默许了周玥和周楠之间的感情。

纵观周蓉人生中的三次“出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人物成长的脉络：从少女时代的叛逆和意气用事，到成年后勇敢追求自由与尊严，最后到身为母亲心甘情愿地付出， 在这一次次的出走中，周蓉不断淘澄生活中的杂质，最终沉淀出洗练而通透的人生。作为周家三兄妹中唯一的女性，周蓉不同时期的人生追求与选择，体现了她的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和成熟，也象征着伴随共和国成长起来的知识女性在追求自由独立的过程中所经历的艰难曲折：在去贵州插队之前，她是A 市重点中学高二学生，她热爱文学，返城后接受过高等教育，后来又出过洋，在她身上几乎浓缩了那一代知识人的人生缩影。

比较周蓉和郑娟这两个女性人物，二人均出身于上世纪中期东北城市底层平民家庭，却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和际遇：郑娟淳朴善良，她身上流淌着中国传统女性的美德，乐观知足、安于现状，但也目光短浅， 只关心自己的家庭，自我意识仍未摆脱蒙昧状态。周蓉则不同，作家对她的性格曾有过这样一段精彩描写：

周蓉从骨子里天生叛逆，如果一个时代让她感到压抑，她的表现绝不会是逐渐适应。短时间的顺从她能做到，时间一长，她就要开始显示强烈的叛逆性格。如果遭受的压制和打击冷酷无情， 那么，她将会坚忍地抗争到底。12

如果说郑娟在小说里往往是以谁的妻子或谁的母亲的面目出现的，那么周蓉所代表的始终是她自己，她是父母家庭的叛逆者，更是自己命运的创造者和主宰者，对自身命运的主导意识使她在世事变幻多艰的时代里敢于反抗和否定，以独立思考之精神坚持自我。

面对这样两个迥异的女性人物，我们不禁会思考：是什么导致了她们命运的不同？ 小说中作家给出的答案是：“他们的幸福感， 与知识、学历有一定关系——在他们中，四人接受过高等教育，秉义和周蓉还曾是北大学子……在这些亲人里，周蓉、蔡晓光和周玥靠着各自的知识，还有抓住机遇、顺势而为的灵活性，不同程度地成为发展自己、获益于时代的转型者。”13 可见，是知识改变了他们的命运。虽然同是出身于社会底层， 但周蓉来自共和国第一代建筑工人家庭，在当时，工人阶级还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这使得周家兄妹能够结交到郝冬梅、蔡晓光这样的干部子女，有机会读到别人读不到的书， 他们一有空闲就聚在周家一起讨论文学，也使郝冬梅、蔡晓光这两个落难的高干子女最终能够与来自工人家庭的周秉义、周蓉走到一起。而住在太平胡同小窝棚里的郑娟虽然也念过小学和中学，但她和盲弟弟郑光明却只能靠养母卖冰棍维持生计，这决定了她不可能像周蓉那样成为有知识、有思想、特立独行的人物。周蓉自少年时代便开始阅读《战争与和平》《红与黑》等外国现代小说，这些书籍在无形中完成了对周蓉的理性启蒙， 也在她人生观的建立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使她成为终身的学习者。不仅如此， 在周蓉人生的不同阶段，作家都赋予了她教育者的角色，无论是作为贵州山村里孩子们的启蒙老师、A 市重点大学的哲学副教授， 还是晚年成为私立中学的副校长，周蓉始终坚持着教书育人、授业解惑，以丰富的知识、深邃的思想和美好的品格影响和哺育着国家的下一代，可见在作者的心中，周蓉不仅是坚持自我的独立女性，更是时代的女性楷模。

但值得我们反思的是，小说中塑造了周蓉和周玥这一对同样具有叛逆精神的母女， 当曾经特立独行的少女周蓉成长为母亲，面对女儿周玥的叛逆，她的态度却形成了鲜明反差。就在她默许周玥与周楠之间的感情后不久，周楠却在美国遭遇枪击而意外身故， 回国后，周玥很快“第三者插足”别人的家庭， 与一位老板同居，这使周蓉痛心疾首又羞愤难当，甚至气得让丈夫蔡晓光替她声明“从此我们断绝母女关系”14 。她向蔡晓光哭诉： “她这么不自重自爱，哪像我的女儿呢？我的人生全让她毁了。”15 直到又过了十年， 在亲人的劝说之下，周蓉才慢慢原谅了女儿， 但在这十年里，周玥还是给母亲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痛。面对叛逆的女儿，周蓉也成了一位无能为力的母亲，痛彻心扉却无计可施。小说中没有交代周蓉是否反思过自己少女时代的叛逆对母亲和家人造成的伤害：她为了追求爱情而远赴贵州插队，使母亲遭受沉重的打击；1976 年3 月，在与丈夫冯化成回家探亲的火车上，又因丈夫朗诵了一首悼念周总理的诗，与铁路警察发生冲突，夫妻二人不知所踪，只有年幼的周玥被周蓉父亲的同事送回了家，周母精神上再遭重创而成了“植物人”，若非郑娟长达一年多时间的按摩、照料，周母能否醒来还是未知数……可见， 周蓉的叛逆虽成全了自我，却给母亲带来了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打击，正如多年后，女儿周玥的叛逆给周蓉带来的打击一样沉痛。

周蓉和周玥母女二人都是具有主体意识、特立独行的现代女性，她们年轻时的叛逆，以及对自由、对爱情的追求，都给各自的母亲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周蓉直到自己的女儿作出与自己当年相似的选择时，才体会到作为母亲的痛苦。作家通过母女两代人的对比，也揭示了这样一个问题：女性的主体意识、追求自由独立的意识，与对亲人、对社会的伦理责任之间，是否有一个界限？ 如果有，那么这个界限在哪里？其实不只是女性，对所有人而言，追求自己的主体性、追求自己的自由与独立，都应该以避免对他人造成伤害为界限。

郑娟与周蓉这两个人物，前者是作家在真实生活经验之上塑造出来的贴近生活的女性形象，在不与现实生活逻辑相悖的前提下， 作家最大限度地赋予了郑娟爱与善的美好品质，对底层女性形象的这种处理方式，也正是梁晓声在创作中践行“好人文化”的体现； 后者则是作家所塑造的一个理想人物，周蓉的独立自主、求真向上，都是作家想要传递给读者的精神力量。但即便如此，作家也没有刻意将周蓉塑造成十全十美的典型人物， 而是保留了她性格中的缺陷，不仅揭示了她少女时代的鲁莽、冲动，而且让读者很容易从母女三代人的关系中，将女儿的叛逆对母亲造成的伤害加以对照，从而进一步思考主体意识和伦理责任之间的边界问题。作家梁晓声对郑娟这样的底层人物饱含温情，对周蓉这样的理想人物又不乏审视的态度，使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更加具体可感。郑娟与周蓉虽然是不同的女性，但也可看作是女性成长的不同阶段：郑娟是缺乏主体意识和把握自己命运能力的“安命”者，她更加贴近于传统的“贤妻良母”形象，但与周母那一代女性相比，她敢于向丈夫表达爱，在夫妻关系中也具有一定的平等意识，这可以看作她的自我意识正在蒙昧中被唤醒而逐渐抬头；周蓉则是一个现代的新女性，她从少女时代的叛逆走向成熟的过程，也是其女性主体意识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这使她成为始终能够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造命”者。

注释：

①⑦⑧1112 梁晓声：《人世间》（中部），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 年版，第54、54、302、111、86—87 页。

②③⑤⑩ 梁晓声：《人世间》（上部），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 年版，第387、98、99、38 页。

④李玲：《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性别意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38 页。

⑥131415 梁晓声：《人世间》（下部），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 年版，第263、434—436、327、328 页。

⑨陈衡哲：《我幼时求学的经过》，《一支扣针的故事》，北方文艺出版社2015 年版，第20 页。

[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