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录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何谓当代小说的史诗性 ——关于《人世间》的札记

来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6期 | 刘大先  2019年11月27日14:22

内容提要:《人世间》书写晚近1950 年代中国变革现实中以工人为中心的平民命运, 继承了19 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遗产,并赋予其时代性内容,展示了民间中国与政治中国之间的交融互动。在人道主义为基础的“好人故事”中,梁晓声突出了普通人的幸福生活作为目的的总体性思考,体现出当代小说的史诗性所在。

关键词:梁晓声 《人世间》 现代史诗 民间伦理 人道主义 阶层分析

“史诗性”是一个被过度使用的词语, 尤其在涉及长篇小说的时候,似乎只要情节时间跨度够长、涉及的人物够多都无所用心地被称作“史诗”,其实不然。“史诗性” 指向于总体性,也即它必须在关注个体命运的同时要有宏观视野,个人遭遇映射出的是时代命题与历史的变迁——人物形象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在其现实性上应该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很多作品徒具史诗的表象,而没有史诗的实质,就在于并没有表现出对于宏大命题的思考,以及思考与形象塑造中的内在整一性;或者作出思考的样子,但是实际上重复了习见的街谈巷议或者大众媒体话语,而没有体现出作为文学创作应该体现的区别于诸如社会科学或者政治哲学的独特之处。

在对史诗作出过最为精细而完整论述的黑格尔那里,史诗原本产生于人与自然之间未曾全然割裂而人又获得部分自主自觉的“英雄时代”,它要叙述某个民族精神以及“全部世界观的客观实际情况。史诗的整一性就要靠两方面,一方面所叙述的具体动作本身应该是完满自足的,另一方面动作进展过程中所涉及的广阔世界也要充分表现出来,使我们认识到。这两方面还要融贯一致,处于不可分割的整一体”②。现代性的祛魅与分化之后,人的生活呈现出复杂与碎片化的面貌,已经无法诞生主体圆融自足的史诗,在近代以来的“散文时代”中,田园牧歌不再, 英雄史诗也难以为继,所以黑格尔认为小说是“近代市民阶级的史诗”。卢卡奇继承了黑格尔的说法指出,“对这个时代来说,生活的外延整体不再是显而易见的了,感性的生活内在性已经变成了难题,但这个时代仍有对总体的信念”,“史诗可从自身出发去塑造完整生活总体的形态,小说则试图以塑造的方式揭示并构建隐蔽的生活总体”③。

在这个意义上,梁晓声的《人世间》无愧于我们时代具有史诗性质的长篇巨制,它在时间上纵越1970 年代直至21 世纪第一个十年丰富多变的历史,空间上横跨城市与乡村、东北到西南的广袤大地,生活面则涵盖城市平民、政府官员、山村乡民、基建民工、国企工人等诸多角色,情节波澜壮阔,细节密实而富于质感,继承了茅盾《子夜》以来的社会分析小说传统,并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与观念。我们可以从小说中发现三条交织着的线索:客观历史实践的转折性事件与变革,以家族史为依托的主观虚构情节,在文本行进过程中始终伴随着的社会学分析与议论。这些斑驳并行、彼此互文的线索将社会重大命题纳入到个人经验之中,接受了现实主义的遗产并将之发扬光大,以周家三代人的人生经历折射出近半个世纪家国、制度、情感结构、道德伦理的嬗变,竭力营构出一种整一性:细若微尘的民众命运汇聚成大时代的真正动因。

在当代文学史上,《人世间》是继路遥《平凡的世界》之后又一部真诚而饱蘸悲悯之心的作品,只不过路遥聚焦于农民的身份变迁,而梁晓声着眼于工人的命运转轨。它摒弃了“新历史小说”以来关于人性的猥琐、阴暗与邪恶,以及关于历史的暴力、恣睢和随机性,而显示出正大宽厚的气象,体现于作品中的人物都是常人和一般意义上的“好人”。那些好人,并不以特立独行的性格构成某种典型,而是充分显示出某种中国普通民众的共性——尽管平凡甚至卑微,但都不卑不亢、堂堂正正地行走在人世之间,他们经历了当代中国最为剧烈的社会变革,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而无论外部世界如何颠簸不安,却总是踏踏实实地活着。从选材的角度而言,这种对于好人的书写,显示了主观的态度、道德关切与伦理立场;而就被书写的好人本身而言,他们的形象尽管详略有别, 但每个个体都构成了一个自足完成的存在, 那些片断遭遇背后都有未曾言明而可以感知的悲欢离合。这是当代史诗所呈现出来的成熟风貌。

周家三代人的个人生命史进程构成了小说纵向的线索,三部曲的推进严格按照历时顺序,交织成文本的变奏曲。幼子周秉昆是结构的中心,他的个人遭际形成了城市生活和工人命运演进的生理学隐喻。上部是敏感、向上而充满内在心理冲突的青年,带有浪漫主义的迷茫、激情、幻想与探索。秉昆第一次见到后来的妻子郑娟时的段落令人印象深刻,郑娟的男友因为杀人被枪毙,而她此时已经身怀有孕,家徒四壁,老迈的母亲与失明的弟弟小明几无生存能力。秉昆以救助者的身份前来,震惊于郑娟的美貌又愤怒于被拒绝的屈辱,鄙视恳求他救助的郑母又同情这一家人的遭遇……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当小明跪下请求他的帮助时,让他经历了精神的洗礼和升华:“当别人对你下跪相求时, 表面看来完全是别人的可怜,往深处想想, 其实也未必不是别人对你的恩德,因为那会使你看清自己究竟是怎样的人。而看清自己总是比看清别人要难的。谁都希望看清别人, 希望自己看清自己的人却不是太多。真实情况很可能是这样——自己内心的丑恶,也许比自己一向以为的别人内心的丑恶更甚。”④ 这是一个有着自省精神的好人的自我净化。

带着这种不断的自我成长,中部进入了焦虑、挣扎的中年,是新写实主义本色当行的困惑与奋进,它并非某种“分享艰难”的主旋律诉说,而是带着质朴的道德情操去直面生活随着时代转型所发生的变革,突出的是工人群体之间的天然友爱。那种友爱来自秉昆与朋友们在光字片平民区的成长背景、相似的经历与集体性劳动中结下的合作精神,当然,更多地源于弱小者报团取暖的无奈和互助。梁晓声没有回避最后这一点,因为他意识到顶层政治规划改革的转型中,精神和理想的感召失去了其鼓舞人心的神圣魅力,而实利主义的冰冷现实则袒露出其凶险而无情的面孔——在批判现实的描写中,梁晓声重申了人道主义的价值,这使他真正地具有了批判性,而批判性则是一切现实主义的根本。

下部则是直面现实的沉郁、思辨,而最终怨而不怒,走向豁达包容的晚年。事实上, 从秉昆进入工厂开始,整个情节充满了不乏犀利的现实揭露和对于现有制度的观察与讨论。秉昆历经磨难,包括办刊、入狱、经商、失业,虽然经营不善,但即便他只能和下岗的朋友蹬三轮车,也依然活得本分、正直、宽容而不失希望。当他从外部社会退回到家庭、情爱和个体那卑微但坚实可靠的幸福之时,任何一个普通读者都无法以某种高蹈的言辞去指责他放弃了青少年时代的宏大诉求与思辨探索,因为他代表了中国最平凡、基数最广大的、脚踏实地的民众生活,人们皆在其中。叙事愈到最后,人物最初所经历的那些充满冲突与悖论的欲望、情感、态度和抱负之间的撕扯愈加趋于淡化以至于无,而所有的目的都指向了一点:他们只想奋斗求生、守护家人,过上稳定平和的生活。这里揭示出一个最素朴的道理:社会不是目的, 生命才是目的,或者说社会、文化、政治最终的旨归在于人的生命与生活。

三部曲文本内情绪的流动,使得整个小说平铺直叙的叙事拥有了动态的节奏,气息绵长,态度端肃,有着罗曼•罗兰般的激越和老舍式的同情共感,它带有成长小说的表象,但却并没有性格上鲜明的变化,毋宁说是历史过程在人物身上的变形。

作为有着自觉知识分子追求的作家,梁晓声最初以知青题材写作闻名,而后转入到更为直接的社会问题思考,1997 年就曾经写过非虚构作品《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将自身经历与社会观察融合起来,讨论了七类人物。他在该作开宗明义提出了一种认识论: “发达而先进的生产力,决定着经济基础的雄厚盈实。雄厚盈实的经济基础,是以商业的空前繁荣为标志的。空前繁荣的商业是冲压机床。它反作用于生产力,是使生产力成为一柄梳齿排列紧密的梳子。甚至可以说, 已不再是一柄梳子,而仿佛是一柄——篦子。繁荣昌盛的经济时代,对人类社会而言,乃是效果最理想的‘洗发剂’。阶级这一缕胶和在一起的头发,遇此而自然松散开来。经生产力这一柄篦子反复梳理,板结消除,化粗为细。于是阶级被时代‘梳’为阶层。于是原先较为共同的‘阶级意识’,亦同时被时代‘梳’为‘阶层意识’……在这样的时代, 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明白有责任,有义务,有使命关怀和体恤一无所有的人们的存在。最重要的是,它有能力。”⑤尽管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却有着一般社会科学著作所没有的亲历经验、独特感悟与始终充溢着的感情,因为他意识到“有责任、有义务、有使命关怀和体恤一无所有的人们的存在”,同时外部条件也使得他“有能力” 去尝试和实践。

《人世间》延续了这种方法论和思考, 其横向的线索就是社会阶层分析,它以周氏几兄妹的不同人生走向,及各自的爱情与友情、婚姻与观念,展现出立体的社会关系网络。人物形象其实具有象征性:大哥周秉义由品学兼优的知青而到军工厂长,再到市委书记,代表的是官员阶层;二姐周蓉则始终保持了尘世中的诗性,曾为了爱情追随诗人下乡,返城后成为大学教员,她与后夫蔡晓光代表了知识分子阶层;而小弟周秉昆的朋友们国庆、德宝、赶超、春燕等人则是普通工人。这些形象因此具有了寓言意味。梁晓声在这些不同人物那里试图呈现出复合的社会结构:中国似乎分化为表里两个社会,“一个是表层的、虚假的政治社会,一个是开始反思反省、向往回归常态的深层社会,酝酿着重大事变的发生”。这当然是叙述者在特定年代的判断,但其实即便走出了激进革命时代,到改革开放及更晚近的新世纪之后, 这种隐微的差别依然存在,甚至由于经济体制改革所造成的阶层分化较之革命年代的制度性身份差别有过之而无不及。少年时代的秉昆资质平庸,无法与聪明能干的哥哥姐姐对话,他们与同学讨论文学与思想话题,都不屑于同他交流,到了中年之后人生发生分化,他依然无法进入到哥哥姐姐的世界之中。这是常人与精英的差异,尽管一奶同胞,但因为后天的原因、阶层的分化,两者实际上在信息与话语上是不对称的。

在这种差别中,梁晓声始终站在了常人秉昆这一边。他几乎全景式地展现了大变革时代所可能涉及的社会层面,而一以贯之的则是人道主义的关怀,所关注的问题是民间中国与政治中国并行的复杂结构。小说第一部的时间涉及激进政治乌托邦试验时期,在大的环境中秉昆和他的朋友们那种普通青年并无能力像秉义、周蓉那样的精英,能够对时势有所判断;但也没有堕落到像“九虎十三鹰”那样,成为随时可能被严打的流氓;他们不甘沉沦,努力挣扎,但却没有任何能力改变一下人生状况,也没有外来的资源能够予以提携,“只能像父辈那样靠江湖义气争取别人的好感,以便在急需帮助时借助一下哥们儿。除了亲人或哥们儿,没谁关注他们,偶尔有人爱护一下他们,便足以被他们视为贵人、恩人。他们胆小,不敢招惹是非……但在认为有必要证明人格本色的时候,他们又都愿意显示自己是多么义气。他们认为好人格就是够义气。关于人格二字, 他们普遍也就知道这么多,而那基本上来自民间的影响。他们是庸常之辈,但又确实已是千千万万人中的好青年。他们也确实都想做好青年,不想做坏小子”。当神圣政治呈现出让这些普通人无法看得清楚的面貌时, 他们本能地回复到长久以来积淀在民间的集体记忆和日常伦理之中:“他们磕磕绊绊地学着做父母以及民间所认可的那种好人…… 为了他们的和他们一样是庸常之辈的父母、亲人和哥们儿,为了指望和他们成家生孩子的姑娘——她们倒是不太有他们那种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困惑、迷惘,因为她们都想赶快终结女青年这一尴尬称谓,都想要迫不及待地赶快做好妻子、好母亲和好儿媳。这几乎是民间价值体系固守的最后阵地,也是神圣政治强大的思想火力不屑于实施打击的微不足道的目标。她们可以遁入民间价值观的掩体里,去全心全意经营小小的安乐窝,那才是她们的喜乐之事。”

很多时候,我们容易简单地认为此等人生态度属于主体的未明状态,但对于没有太多选择的普通人而言,这并没有什么可耻的, 事实上很多时候正是这样的常人才托起了社会运行的基座。小说中,很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作为官员和知识分子的秉义和周蓉无论在智力、金钱、社会地位、象征资本上都比秉昆要强大,但这些“成功人士”似乎只是自己鲜亮,对亲人朋友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恰恰是秉昆和郑娟这样的“庸常之辈”承担起赡养老人、抚养小孩的责任, 让整个家庭没有分崩离析,度过最困难的时候。对父母子女尽责,对工作尽职,对朋友尽忠,对社会尽力,这样的人也许不会有灿烂的夺目光华、戏剧性的跌宕起伏、令人赞叹的丰功伟业,却实实在在的是中国的脊梁。有情有义,这是草根平民的厚道情义与精英人士的精明理性所不一样的地方,尽管其中也不免包含着功利的生存智慧,但根底里不脱人们基本的宽厚与善良。底层民众的患难相帮、体恤互助,是《人世间》贯穿始终的情节推动暗线,同时也浸润着作者本人对于中国故事的筋脉、中国精神的底质探索—— 在他看来,基层人民所构成的民间温情是上层意识形态的底气,两者之间互动交融,才建铸起时代稳步前行的根基。

正是在对人民与时代的思辨中,小说表现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内部对话特征:情节进程中叙述者常常采用“讲述”和议论的方式,让读者从似真性的沉浸体验中拔离出来。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以摹仿为主导手法的现实主义写作在时代氛围、社会环境、情感方式等方面的营构上,容易造成一种代入感,从而令读者产生共情心理。但共情心理并不必然带来现实感,就如同以耸动缺乏反思的情绪为旨归的煽情剧、苦情戏,其实不过是释放与宣泄感伤与哀怜的渠道,而不会陶冶、净化与提升人们的理性认知与精神境界。插入叙述者议论与让人物自身加入到对自身经历的认识与讨论之中所构成的复调, 让不同的观点与视角得以呈现、交流乃至辩难,从而实现了对经验现实的超越,这才有可能实现具有反思功能的观念现实。这才是所谓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意义所在,从1990 年代强调日常生活的“新写实主义”小说到新世纪以来的大量现实题材作品,我们会发现往往有“平于生活”乃至“低于生活” 的现象,《人世间》恢复了19 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伟大传统,可以说是小说企慕史诗的生动体现。

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小说蓬勃兴起的时候,也正是历史成为一门科学,而与文学发生了对立的时候,两者对于“现实”的表述被认为是“真实世界”与虚构的“可能世界” 之间的区别,小说所要表现的是作者所欲求和希望的应然世界。这里回响着亚里士多德关于“诗”与“史”的论辩:“诗倾向于表现带有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史诗不应像历史那样编排事件”⑥, 因为后者那巨细无遗的偶然性事件叠加无助于认识的加深和德性的提升。海登•怀特在分析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的时候,强调了这一点:“历史造就了所有这一切,但并非出于任何道德或形而上学的目的。这是因为,‘历史’不过就是人们为事件之实际所是赋予的名称,这些事件包括过去发生的事、现在正在发生的事和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既然这些事件没有表现出计划或目的,因而对它们的研究所形成的任何可能的知识都是一种纯然局部性的、或然的、具体的和有限的知识”“历史不是让我们理解的,而是让我们经历的”⑦。“史”(历史叙述)往往或者编纂帝王将相的家谱,或者以明确的目的论形式结撰因果逻辑,但它们无论采取何种史观都只呈现了历史的某个侧面,历史本相可能并非如此,而“诗”(文学)的意义就在于呈现出民族精神、生命与情感历程,作为难以被科学化历史叙述所整合与表现的历史内容,它们也应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但小说作为现代史诗与古典时代的史诗不同的地方在于,它的主角不再是体现出“类” 的特征的英雄,而是普通民众。普通民众的生息繁衍、喜怒哀愁当然会受到时代、社会和政治具体规划的影响乃至左右,但并不完全服从,他们的生活本身有其无法被规约的芜杂与能动性,两者其实形成了互动,而正是互动本身构成了历史运行的复杂性与丰富性。《人世间》的故事在在表明:“大多数人的生活绝非个人之力所能改变,也并不是个人愿望所能左右。不可不承认,国家、社会、时代的因素尤显重要。”那么,个人如何与世界共处?在小说的结尾,步入晚年的周秉昆读到姐姐周蓉写的小说——这部小说本身就是观念现实的产物,是对周家各人所经历人生的自叙传式反思——回首自己一门周姓人家的历史,不禁感慨万千:“寻常百姓人家的好故事,往后会百代难得一见吗?” 这个普通小老百姓、一个好人最终明白:世上的好事、美事多种多样,并且会不断发生,对于每个具体的人来说都不可能遍享,所以即使拥有微末的幸福,那也应该谢天谢地。现代小说的史诗性正在于它是普通人的史诗, 而不再像古典史诗那样聚焦于王侯将相、英雄美人,它的主人公是平凡的个人,但这个个人关联着广阔的社会与时代,那些普通好人的人生给予读者以历史稳健前行的认知和世俗烟火中刹那光华的感动与激励。

在这里,我们看到中国百姓真正意义上的史诗性:人世间从来都充满龃龉与磨难, 很少有一帆风顺,而无数周秉昆这样的常人, 以自己的宽容、耐心、坚忍和体谅,守护着得来不易的幸福,既不逆来顺受,也不怨天尤人,哀而不伤,温柔敦厚,与时代同行, 推动了历史的运转。我们读这样的作品,如同读自己邻居与亲友的故事,可亲可感,反观自己的渺小与卑微,也并不因此自暴自弃, 因为那才是绝大部分人真实的人生,辛酸、艰苦而不乏些许的温馨与微茫而不可磨灭的信念。因为这平凡而伟大的同胞与我们共在, 人世间虽然遍布无奈、龃龉和磨难,而终究是可亲的处所、栖息的家园,值得我们感恩、眷恋并为之奋斗。

注释:

① [ 德]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翻译局编,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56 页。

② [ 德] 黑格尔:《美学》(第3 卷)(下册), 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96 年版,第165 页。

③ [ 匈] 卢卡奇:《小说理论:试从历史哲学论伟大史诗的诸形式》,燕宏远、李怀涛译,商务印书馆2012 年版,第49、53 页。

④梁晓声:《人世间》,中国青年出版社2018 年版, 本文涉及该书引文均出自此一版本,后文不再一一标注。

⑤梁晓声:《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 年版,第2、4 页。

⑥ [ 希腊] 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 商务印书馆1996 年版,第81、163 页。

⑦ [ 美] 海登•怀特:《反对历史现实主义——对〈战争与和平〉的一种阅读》,《后马克思主义读本•文学批评》,张永清、马元龙主编,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第171、172 页。

[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