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没想到，会在火锅店遇到吴云江。

我平时极少去火锅店。还不仅是不爱吃火锅，也不放心。我绝对不相信，就是再大的火锅店，会把客人吃剩的一锅好好儿的汤油倒掉。而如果不倒掉，也就可想而知。曾有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吃火锅吃出过一颗假牙。我相信这颗假牙是真的。

吴云江和上中学时不一样了，有些胖，脸也松了，但不显老，眼镜方方正正的，穿一件笔挺的棕色水洗布夹克，一看就像个教授。他从洗手间出来，两手一边来回抹着站住了，上下看看我，瞪起眼，你王松？我说，你吴云江？他连声说，是啊是啊，你没变样儿！接着又摇头，靠，真巧啊，几十年没联系，前些天刚通电话，今儿就碰上了！我也笑着说，是挺巧。

他好像又想起什么，说，你那天幸好没去。说完又看看我，没听说吗，那天出事了。

我问，出什么事了？

他说，田老师死了。

我听了一惊，就教师节那天？

他说，是啊，就教师节那天。

我问，怎么死的？

他又靠了一声说，这要说起来就复杂了。

他正要往下说，旁边一个包间有人探出头叫他。他冲那边应了一声，对我说，回头电话你吧，还有事儿呢，正想找你商量。说完又做了个手势，就回那个包间去了。

这一晚本来就是个无聊的饭局，我也就趁机撤了。

吴云江是几天前给我打的电话。但在他之前，陈之濠已经先来过电话。陈之濠说话跟上中学时不一样了，有些咬文嚼字。一开始听声音，我没听出是他。他说，没想到办这种事情这么复杂，简直复杂得一塌糊涂，电话号码要一个一个地找，找到了，又要一个一个地打，打通了，人家还不一定愿意来。又说，我后来就干脆不让助理打电话了，我亲自打，我倒要看一看，我陈之濠到底有多大面子。说着又叹口气，其实，这是给我面子吗？大家可都是中学同学啊，当年一块儿穿着开裆裤长大的，聚会本来是高兴事，不过见见面，叙叙旧。

我这时已听出来，他显然刚喝了酒。虽然尽量把普通话说得字正腔圆，但还是带着天津话的齿音。他打这个电话，说明这次同学聚会应该是他张罗的。我已经听说了，陈之濠现在的企业做得很大，先是制药，后来涉足房地产，再后来房地产降温又回归制药。据说他的公司已经上市。我一向不喜欢这种同学聚会，尤其是小学和中学的同学聚会。有一年的“春晚”有一首歌，叫《时间都去哪儿了》。“时间去哪儿了”确实是一个困扰每个人，也让每个人感到失落的问题。很多人热衷小学和中学的同学聚会，其实也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少年时的同学和玩伴，大家一见面，就似乎又找回当年，但其实不是这么回事。著名的宇宙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把我们身在其中的这个时间称为“绝对时间”。用霍金的观点，这种同学聚会找回的不过是一堆“绝对时间”的残渣，或者叫残骸。也正因如此，我总觉得让过去的时间保鲜的唯一办法，就是把它留在记忆深处。留得越深，也就越鲜活。但陈之濠在电话里的一番略带抱怨的感慨，又让我不好直接把话说出来。这也是个普遍规律。今天大凡张罗这种聚会的，一般都是混出点颜色，至少有些实力的人。正如当年项羽说的，“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但越是这种人也就越敏感，唯恐被人家说炫富。

我想了一下，只好又拿出一贯的伎俩搪塞，说，我正在外地。陈之濠听了稍微沉一下说，这次聚会有特殊意义，我特意定在九月十日这天。又问，你应该知道，这天是什么日子吧？

我说，我还真不知道。

他说，你再想想。

我笑了，说，你说吧。

他说，这天是教师节。

我哦了一声，是这样啊。

他说，还不光是教师节，也是咱们田老师的生日，她今年整七十三岁了。

田老师是我们初中时的班主任。但她的生日竟然和教师节是同一天，我还真不知道。

陈之濠说，是啊，就像南丁格尔的生日是五月十二日，后来就把这一天定为护士节。当然，教师节定在这天，不会因为是田老师的生日，可这种巧合，也足以说明咱们的田老师是个真正的老师啊。他说着又在电话里感慨地嗯一声，她七十三了，教书育人也整整半个世纪了。

我也哦了一声，是七十三啊。

这时，我脑子里闪出的却是另一句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在中国北方的民间有一种说法，人活到七十三岁和八十四岁是两道“坎儿”，一般的人很难迈过去。我想到这儿，就没再往下说。陈之濠显然已明白我的意思，他又问了一句，你到底能不能来？

我说，恐怕，赶不回去。

他说了声，那就再说吧。

就把电话挂了。

陈之濠上中学时不是好学生。不是好学生还不仅是学习不好，用我们田老师当时的话说，学习不好的学生不一定不是好学生，而学习好的学生也不一定就是好学生。田老师说，这也是辩证法。陈之濠在当时属于“流氓学生”。“流氓学生”的标志是打架斗殴，陈之濠经常因为打架斗殴被公安机关拘留。那时拘留也随意，民警一生气，只要说一句，我拘了你！也就拘了。陈之濠就三天两头被拘。田老师那时很有事业心，一心想把我们班搞成全校第一的“五好班集体”。但陈之濠一被拘，学校就要贴出布告，还要说明是哪个班的。田老师就很生气。一次陈之濠又在外面打群架，让人家用三角刮刀在屁股上扎了一下，险些丧命。民警把他从医院带走时，田老师赶来了，看着戴了手铐一瘸一拐的陈之濠，憋了半天，眼泪一下流出来。她用手指着陈之濠说，你记住，以后不要再说是我的学生。

我已经感觉到了，陈之濠挂我电话时有些不悦。

陈之濠来电话的第二天中午，吴云江也打来电话。吴云江跟陈之濠还不一样，陈之濠是毕业以后，我们就一直没联系。吴云江虽然也没联系，但他毕竟在大学工作，这些年偶尔会有我俩都认识的人，带来他对我的问候，我也让带去对他的问候，彼此也大致知道对方的状况。吴云江在电话里开门见山，一上来就笑着说，你这次聚会不来，陈之濠不太高兴。

我说，没办法，我在外地。

吴云江说，是啊，顾大义也在外地，还是东北的偏僻山区呢，比你远不远？陈之濠说了，顾大义都能来，王松怎么就不能来？

我立刻问，顾大义也来？

吴云江说，是啊，他也来。

我问，跟他联系上了？

吴云江说，具体的不清楚，反正陈之濠说了，他来。

我没想到顾大义也来参加聚会。当年我们一起在农村时，他不好热闹，也不爱掺和事儿，村里公社或县里有什么活动从不参加。就因为他这性格，最后才留在农村。当然，他留在农村还不完全是性格的事，也因为他父亲。他父亲再早是一个市立医院的院长，据说还是个权威专家。后来才知道他有很严重的历史问题，解放前曾是国民党军队的上校军医，后来投诚过来的。就因为这段历史，他先被停职，去太平间看死人，后来就被关进监狱。顾大义父亲的这些情况，是田老师在班上说的。田老师说这件事，是想以顾大义为例，让班里跟他情况类似的人，比如我，还有吴云江都明白，家庭出身无法选择，但今后的道路是可以选择的。可是还有一点也不能忘记，你就是选择了正确道路，跟别人也还是不一样。这就像一个有残疾的人，虽然身残志不残，但毕竟不是正常人，注定有的事人家能做，而你不能做。你不能做，是因为你的残疾决定你没有资格做。我们出发去农村那天，田老师来送行。当时她拍着顾大义的肩膀说，在农村好好儿干吧，选调，保送上大学，以后就都别想了，这辈子就把自己改造成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民吧。我发现，田老师这样说时，眼里还噙着泪。

顾大义确实记住了田老师的话。若干年后，我离开那个村庄时，顾大义已是一个真正的新农民了。他娶了个当地女孩儿，一口气生了三个女儿。我走的那天，他正好要去公社给刚出生的小女儿报户口，顺便送我。他给我背着行李，一边走着说，王松你考上大学了，可我不羡慕，田老师说得对，我现在这样就挺好。

我当时以为他说这话忍不住得哭，但发现，他并没有想哭的意思，倒是我临上车时哭了。后来听说，顾大义一共生了五个女儿。他在农村确实生活得很好。因为他父亲曾是医生，他从小受影响，还当了人畜两治的赤脚医生。再后来，因为地处偏僻，孩子们上学困难，村里办了学校，他又当了民办教师。

这时，我想问吴云江，顾大义这次是不是特意回来参加聚会的。 但话到嘴边，又觉得这样问不太合时宜。

吴云江又在电话里说，其实也无所谓，顾大义是顾大义，你是你。

我想了一下说，别的确实无所谓，不过，我还真想见一见顾大义。

吴云江说，见不见随你，这种同学聚会本来就是扯蛋的事儿，各人有各人的心气儿，谁也别勉强谁。又说，陈之濠让我电话你，我已经完成任务了。

我听出来，吴云江似乎对这次聚会的兴趣也不高。

他说，是啊，就这几天，我学生的博士论文还要开题，靠，去就去吧。

他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

作家简介

王松，男，祖籍北京，现居天津。曾去农村插队。1978年考入天津师范大学数学系（77级），1982年本科毕业。曾当过教师、编辑、电视导演等。现为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天津作协副主席，一级作家。以写小说为主，曾在国内各大文学期刊发表大量长、中、短篇小说。另出版长篇小说、长篇报告文学及个人作品集数十种。部分作品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并译介到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