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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长子汪朗聊父亲:从“词多”到“没词”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   2019年11月15日13:25

汪曾祺全集精装本立体。

1961年全家在北京中山公园。

《羊舍一夕》手稿。

1990年2月摄于家中。

编者按:2019年,人们期待已久的新版《汪曾祺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终于付梓。对于汪曾祺的长子汪朗来说,与父亲的连接,并不只限于每年清明在墓前为他带去一壶好酒。在那些协助人民文学出版社编校新版全集的日夜里,父亲仿佛就藏在书页后,探着头,等着读者什么时候从文字中咂摸出自己精心埋下的一点儿诙谐。

斯人一去廿余载,父亲的形象从未在如今已年届古稀的汪朗心中变得模糊。于他而言,父亲永远是“兄弟”,是才思飞扬、会笑嘻嘻地说自己将来要进中国文学史——实际也的确做到了——的那个“京派”作家,也永远是那个不能免俗地有些小毛病、可也有着一种可爱的傲骨的“老头儿”汪曾祺。

我们家老头儿(编者注:汪家人对汪曾祺的昵称)生前比较马虎,他的稿子过去从来不留,信也随写随寄。虽则他老说自己能进文学史,实际也没把这太当回事,所以东西并不留底。过去有些作者写稿子,是要拿复写纸留下好几份然后分头投的,他从来不干这事儿。稿子就一份儿,寄出去就落在刊物手里,所以我们家基本没有手稿。

等后来有了复印机,我妈妈帮他管理的时候已经比较晚了,得是九几年了。复印机留下一点底稿,但是很少。

社会上不少研究者和真正的“汪粉”也收了好多老头儿以前的作品,主要是解放前的,老头儿自己都没有了。我妹妹跑图书馆也查到一些,有的是循着线索,有的是毫无眉目,全靠一张一张地报纸翻。就这样,找出了一些他早期的小说和散文。

未收进过集子里的小说这次找了28篇,其中25篇写于解放前。当然,这些稿子并非完全为了编全集才找到,有些是研究者在上一版全集(编者注:即北师大版《汪曾祺全集》)出版后找出来的,这次一并收入。散文之类的多了一百多篇,是很大的一个数目。

时间上,可能解放前的篇目会多一点儿,这也能让大家更好地了解汪曾祺的创作年谱和过程。过去普遍认为他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一个作家,虽然解放前发了一些东西,量不算很大;现在基本能够看出来,新中国成立之前,他的创作已经成熟,有相当多的作品。这对研究者来说意义可能更大,但一般读者也能从中领略到老头儿风格的转化,变化还是挺大的。

他后期追求的就是“没词”

我们家孩子四五年级的时候,曾经很看不上老头儿,说他写东西“没词儿”。为什么呢?老师让他们回家抄一些著名作家的名句名段,回来用在自己的作文上,她觉得爷爷是个作家,那就看看吧,谁知抄来抄去抄不出词儿来。孩子很恼火,老头儿听完哈哈乐:“说得好,说得好,没词儿!”——因为他后期追求的就是“没词”。但你现在看他早期的作品,词多得你根本消化不了。

他的作品,早期的能看出才气,晚期的则能看出对通俗、简易、明了类型文风的追求。他给年轻作者写的序里也提过这种观点:“你们不要学我现在的东西,年纪轻轻的学我现在这种平淡,等到了我这个岁数,你们就太枯瘦了,年轻的时候不妨狂一点儿,写得花哨一点儿。”他早期什么东西都试过,那些词用得花里胡哨,确实能看出他的词汇量还挺丰富。

大学期间,他都还是很欧化,写作风格非常浓艳。实际到了他在联大求学晚期,1946-1947年的时候,写作上已经往比较简易晓畅的方向转换。《老鲁》显得比较平实,《鸡鸭名家》《邂逅》就已经有了后期的那种风格,这和他后来真正走向社会可能也有一定关系。

他早期写作时在校园,相对比较单纯,有点刻意去体现看过的一些作品,好像有一肚子词儿想展示一下,沈从文批评他写的对话“像两个聪明的脑袋在打架”。但是,他东西写得也还漂亮,并非不成样子,后面慢慢也摸索到了适合的方向。

新版全集还收了大量的书信,单独编成一卷。过去可能有五十几封,现在找到将近二百五十封。他的书信也挺好看,写信最能体现一个人的真实状态,而且他的信并不啰嗦,文笔比起小说、散文还要好,不端架子,读着很舒服。

这些信,写完就寄出去了,我们家在收编上没起多大作用,真正留的信就是他在美国期间写的家书。其他信都是主编和一些“汪粉”一点一点“倒着”淘出来的:比如某篇文章中提及某年某月,老头儿曾给某某写过信,他们就反过来去找收信人,请求能否把信的原件拿过来复印或者抄录……就这么一点儿一点儿抠出来。

我觉得这些信是非常宝贵的材料,对全方位了解我们家老头儿能起很大的作用。其他一些诗歌和题跋,也都专门拎出来,戏剧卷则比旧集子多出七个剧本。

他的各种文章都可以读。依我看,全集里唯一差一点儿的是“谈艺”,因为一个题目总翻来覆去地说。他有一段时间到处给人讲课,或者参加笔会,稿子都是根据讲话整理的,讲的翻来覆去也就那么点东西,就跟我现在似的。还有一点重复的就是个人小传,全集为了求一个“全”,也都收进去了。

剩下的也都还可看。他的诗词、对联,都是有讲究的。

能读出他的那点儿“坏水”,就是他的知音

严格来说,老头儿在职业方面一直想当一个专业作家。但那时候(编者注:汪朗所指的应是汪曾祺的青年时代)没有所谓的专业作家,想当作家,你首先要有个饭碗,可是小职员之类的,他也看不上。

老头儿的小姑爹当时在农业银行江苏分行任行长,他训了老头儿一通,让老头儿老老实实去干点正事。但老头儿宁可在上海的中学当个老师,那时他经常去巴金家走动,他的第一部集子就是1949年巴金帮他出版的。

他不认为他是一个画家。绘画从来都属于他的一种消遣,“画着玩儿的”,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你喜欢他的画,他就非常高兴。对于书,他看得特别紧,来了一个人,如果不是很熟,他从来不主动送书,哪怕对方提出来,他也得说“我先看看有没有”;但画随便送,哪怕你刚来一次,他可能上赶着说“我送你一幅画好吗”,因为他不把画当作自己的创作。家里存的好画不多,通常画家都是把自己最好的画留下来,而他是把最好的画都送人的。

他的绘画题材一般是花鸟,山水、人物都不太会画,也没有为自己的小说配过插画。他的题跋有时候比画好玩。

在孙女那里,他的文章挨批,画也挨批。“画的什么呀?那鸟都不像正经鸟,嘴那么长,还斜着眼。”后来孩子专门上年货市场溜达,买回来一个小鸟窝模样的工艺品,里面有两只鸟蛋,鸟窝边上蹲着俩鸟,她跟老头儿说:“爷爷,你看鸟是这个样子,不是你画的那个样子。”老头儿就把鸟窝一直放在书柜里,直到我们前一阵清理东西才拿走。

你要说他的性格和作品比较一致,这可能和他经历比较简单有关。老头儿曾经写过几句诗,大致是说“我有一好处,平生不整人。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要我说,“写作勤快”没问题,“人间送小温”也是他的追求,但“平生不整人”属于说大话,因为他一辈子也没当过什么官。

人的内心对功名多少还是会有些“小渴望”,他也没有那么纯粹,面对各种各样的名和利会有些想法。但他也不会孜孜以求,刻意逢迎或者讨要,他干不出来。

他喜欢做饭,一直做到七十四五岁。后来我妈妈病得下不了床,家里请了一个阿姨,他就不做了。到了七十七岁,人也就走了。

他做饭很认真,像写文章那么认真。每天都是先设计好买什么、做什么,然后自己出门现买现做。

我们家的人,起码表面上都比较放得开,在一起回忆的时候,也没有那种特别伤心的事情,都是嘻嘻哈哈的。每次扫墓的时候,给他带一瓶小酒,然后说两句:“老头儿,在那边过得还行吧?喝点儿小酒吧?这一年你给我们挣的稿费不错啊,继续努力”之类的,带点儿调侃。

虽说他实际跟我们聊天的时候调侃得不多,但是在文章里经常使点儿小坏、冒点儿坏水。就好像给你讲一个故事,里头藏着一个小包袱,就一点点,露一个头,他自己在旁边捂着嘴偷偷乐。你要是能看出来他的——也不能说是“险恶用心”吧——那种“坏水”,你也就是他的知音了。

我们子女在成长过程中,还是从他的性格中学到一些东西,一来是平等待人,二来是认真做事。除了日常待人接物,他的作品里充满了平等精神,在一个平等的角度和你交流。他有那么多读者、那么多比他年轻的作家朋友,我觉得跟他这种平等待人的精神有很大关系。

我们家人之间的关系,他的文章也写了,是“多年父子成兄弟”。说实话,有时候他自己都“不平等”了,怎么好像反倒比我们还低了?呵呵。

但是,有一样东西是我们学不来的:我们都绝对没有他的才气。他自己首先都觉得这学不了,也没指望我们能继承什么。他也比较懒,对我们基本都是“放养”,爱怎么活怎么活,“反正我保证你有吃有喝就完了”。我们能努力到什么程度,他也不要求,只要孩子健健康康地活着就可以。(口述/汪朗 整理/文星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