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要坐火车离开这里。

当我说出这句话时，那年八岁。其间一个少年寄居在舅舅家，正握着一把鸭嘴锄，躬身在夏日正午的田间。稚嫩而又膨胀的句子，从葳蕤的豆苗与沉闷的大地之间，水蒸气腾起的热浪中散发出来。滚烫。灼烧。煎熬。

火车？是的，没错。这应该是沿河村年度最具爆炸性的头条新闻。

因为话音刚落，从地面旋起一阵阵大豆爆裂的笑声，有人为之倾倒，有人笑岔了气。不用怀疑，显然那是舅舅与表哥、表姐她们的反应。这让我有点惊诧，不就是说出“火车”的字眼？一个少年想要坐火车这有什么问题？笑声里我捂紧两耳，惶恐不安，如一只木鸡，一毛没有，赤裸裸地杵在他们面前。心慌得厉害，伴随着接踵而至的窒息，我感到一种从没有过的肿胀与闷热漫漶过来，与天气无关。我有种迫切想要回家的念头，而且是立刻，马上，一刻也不想待在这里。闷热，多是与暴雨相关联的。在我的认知与经验里，每当暴雨来临，那种沉闷的气息就会在大地上蔓延开来。那时候我的天空里，铺天盖地的暴雨已经从远处奔来，我听到了雨水裹挟而至的惊雷声。

我读懂了舅舅和表哥表姐们爆发的笑声。尖锐的笑声里，我知道其中并没有多少嘲笑的意味，只是觉得荒唐、可笑罢了。准确地说，他们是被火车这个陌生的事物所惊到。一个地图上名不见经传的沿河村，与传说中的火车怎么扯上关系的，完全匪夷所思。

这确实有点荒诞。沿河村偏僻、闭塞，不敢说鸟不生蛋，至少鸟们想生蛋也会逃到别处的。沿河村与火车的距离，就是大地与月亮的距离。如果说应该有关系的话，那就是沿河村附近有一条高速公路，铁路与公路，他们之间是血脉相通的。是的，在城乡结合部，田畴与高楼之间，一条高速公路逶迤而来，伸向远方。沿河村的人不知它的起点，同样也不知它的终点。偶有零星的汽车，像一只只移动的甲壳虫，从沿河村人的眼前呈现、消失。我们所见的都是它们模糊的背影，和丢下的断断续续的鸣笛声。不是沿河村人不热心，而是当时的汽车、楼房以及高速公路，离他们很远很远，海市蜃楼般。

那时的我，身陷于豆田深处，矮小的身影被蓬勃的豆叶所遮蔽、挤压，像是身陷于没有边际的、布满沼泽的湿地，动弹不得。即使我手中挥舞着锋利的锄头，也无法披荆与斩棘，从那片豆田突围出去。因为锄头和我一样，臣服于舅舅的指令，在豆苗之间与强势入侵的野草，展开生死存亡的搏斗。柔软而又坚韧的野草，百般呵护的豆苗，还有我以及一把闪耀着锋刃光芒的锄头，那场战斗简单而又粗暴。

说起来我对那年的豆苗还是心生愧疚的。在豆苗与野草的生死抉择上，我不由自主地选择了野草。很多正在快活生长的豆苗，在我的锄头之下，过早地结束了生命的周期。我要申辩的是，那绝非是我的本意，对豆苗我没有恶意，当然对杂草我也没有先天的仇恨。如果要归罪，只能归罪于那把不听使唤的锄头，它在执行我大脑命令时，总是发生误解与偏差。锄头不听话，我能有什么办法呢？

看着身边倒下的一堆堆豆苗，舅舅无奈地冲着我叹息，哎哟，你这真是锄草的哪！

面对那些提醒，大多数时间里我选择沉默。不沉默还能怎样？难道我可以把罪过怪在锄头身上？现在回想起来，那年对豆苗灭绝人寰的暴行，或是我的一种无意识的反抗。那种反抗是复杂的，多元的，说不清道不明。你想，那样一份沉重的农活，要嫁接在一个八岁男孩的锄头上，遭到本能的排斥，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吧。况且在豆苗与野草之间，你让一个八岁的孩子如何选择？两种植物，在孩子的眼睛里，都是生命。大地上的每一种植物，都有着某种神秘的对应。豆苗与杂草，我们可不可以认为，杂草前进一步，或许就是豆苗的样子？豆苗，不就是一种被人类驯化的杂草嘛！

当然，一个八岁的孩童是没有如此认知的。有认知的是锄头，它知道在豆苗与杂草之间左右摇摆，知道如何拒绝和阻拦的指令。我是不敢忤逆的。在舅舅威严又严肃的目光里，唯有选择服从。

我以一个外甥的身份，在舅舅家干农活。那个身份，就像一道无形的枷锁，迫使我顺从地接过舅舅交给我的锄草任务，在火辣辣的夏季里劳作。我无法拒绝，虽然我对农活一窍不通，我能不能熟练地操作起农具，都是一个未知数。但是在舅舅的招呼下，我顺从地接受了。我以为吃舅舅的喝舅舅的，能劳作点什么，起码算作补偿，免得落个光吃不干活的罪名。那是我自幼内心的敏感使然，在屋檐下必须低头。那种对所谓自尊的维护，是造成我很少走亲戚的缘故之一。还有个因素是来自母亲日常对我的教育。她总是给我灌输一句咒语：外甥，是舅舅的看门狗。乡间的忠与孝，基本上就是吃喝，还有就是对其发出的号令要言听计从。

少年的我丝毫没有反抗舅舅命令的意向。一切都是那么天经地义。八年的光阴，我也只是长得稍微高出豆苗一点点。在舅舅面前，我这可爱的顺从的看门狗，早就臣服于那句古老的咒语。在母亲一遍遍的暗示中，我乖乖地扛着笨拙的锄头，不声不响跟在看似威严冷峻的舅舅身后。

夏日。骄阳似火，毫无节制地炙烤着旷野。

那件事我后来也反刍过。我近似于认为自己内心是软弱的，逆来顺受的。我不敢在那时说出一个不字。直到成人后，在很多事情上对说出拒绝的胆怯与惶恐，使我养成一种磨磨唧唧、黏黏糊糊的拖延症。干脆利落的拒绝，我私自认为会对他者造成一种淋漓尽致的尴尬与伤害。欲言又止或难以启齿，成为我与人相处的显著标识。

那次从舅舅家回来后，母亲看着我晒得蜕皮的肩膀、黝黑的脸庞，眼里有了几许抖颤。她伸出手，一把把我搂在怀里，头靠着我的头，轻轻地说，不碍事的，男子汉，过几天就好了。

我对亲戚关系的认知，完全与那个夏天有关。在亲戚关系上，我总是过多地选择撤退与逃避。是冷漠、情商低，还是无情？我说不上来。当然，也不是说我天生讨厌劳动，其实，不管在学校还是工作单位，我总是热情地参与各种义务劳动。但那时的我，对锄草是束手无策的，可以说是无力与绝望的。我在写这段文字的时候，那些过去被我结束性命的豆苗们，想必应该能理解我那时金戈铁马的锄草生涯。

我要坐火车离开这里。说那句话时，我已经勒令住手中的锄头。

那是我当时一种渴望逃离的说辞。逃离旷野，逃离豆苗，逃离对野草的追杀，逃离当时锄草的劳作。

有过类似经历的人一定会知道，乡间那种锄草的劳动，完全就是人与野草的对抗、折磨。要想除掉那些杂草，是要下一番工夫的。杂草生命力的顽强是人所共知的，否则就不会有那句妇孺皆知的诗句，春风吹又生。散落在大地上的杂草，就像是人间遗弃的孩子，失去庇佑，就要学会独立行走。

对野草的锄杀，农人各种招数悉数登场。先机械锄杀，连根锄尽，然后置于火爆的正午，炙烤，这是除恶务尽的不二法门。杂草从泥土中斩断，一息尚存，只有再次曝晒，才不会重生。否则只要沾上一点雨露，即使断了根，它也能迅速从泥土中返魂、复活，继续和庄稼们争夺地盘、营养。这是人与野草的生存之争。当然最终的结果是，人以野草的消失，获得暂时的胜利。如果真有一天，野草绝迹，不知道人类如何存在呢？人，不就是一株会走动的野草？且命如蒿草。

我知道当时没有人在意那句话，包括我自己。那是我久久沉浸在锄草这个机械劳作中的一种反应。其时火车对我来说，新鲜和陌生，对祖辈盘踞在大地上的庄稼人，她是我们的一种向往和远方。

到了今天，我对当年为什么说出火车，依旧是恍惚的、茫然的。远离我那时生活现场十万八千里的词语，居然会在一瞬间走到嘴边。这是在暗示着什么，还是属于我宿命的字符？

与火车搭上关系是在我而立之后。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现在以及将来就能说个清楚。有些往事就是个无解的谜。

从那年到现在，时间的火车已经走了二十多年。天哪，二十多年的光阴，火车在我看不到的地方，从白天到黑夜，从沿河村到另一个村子，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她一路风尘，向着远方追赶。

从舅舅家回来后，我继续着沿河村循规蹈矩、一成不变的日常。吃饭，上学，睡觉。这周而复始的生活，像两个铁轨，我始终没有迈出半步，或者说我根本就没有踏上火车的可能。因为我对火车的认知还是停留在想象中，至于火车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怎么买火车票，火车要不要喝水吃饭，火车不肯停下来我怎么办等等问题，我都一无所知。父母也一无所知。火车那个怪物不在沿河村的烟火里。

父亲、母亲对我的“火车梦”和舅舅们一样无动于衷，好在没有发出那种笑声。对他们来说，我这完全是做黄粱梦。他们对火车的认知，多是来自口头上的交流与传播，即很多个铁皮箱子组合一起，在一声明亮的鸣笛声中，发出呼哧呼哧的喘息声，远去、渐渐远去、直至消失。火车对父亲来说，意味着一道分水岭，把生活分割成两个不同的世界。左岸是他们，右岸他们无从知晓。

父亲的生活我可以想象出来，早上五点钟从睡梦中醒来，背着粪箕，沿着沿河村四通八达的阡陌，捡拾牲畜的粪便。早饭时分，父亲赶到家中，母亲早已把丰盛的早餐端到木桌子上。吃完饭，母亲在灶台上忙碌，照顾圈中的猪、鸡等；母亲的生活很简单，就是洗洗刷刷、缝缝补补。父亲则肩扛着犁铧，牵着耕牛，下湖犁地，接着播种、施肥……日子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父亲与母亲，就像两列并行的火车，在时间这两根长长的铁轨上，不知疲倦地重复着，驰骋着。

父亲以为这重复的日子，就是生活，就是我以后复制的样板。他认为在我们的世界里，有的都是农具、大地、炊烟和节气，而没有铁路、汽笛、火车和远方。这就是父亲的全部想象。仅此而已。如果说有意外的话，那就是我读书读出息了，会打破他的预设，路线图则改为上大学，然后工作、生活。父母不识字，也没有多少见识，他们的世界都在脚下这块土地上。一成不变，就是他们眼中生活的真相与全部意义。

谁能想到，我与火车，一等就是三十年。

火车给我最直接的形象，就像奔跑的黑洞，一个现实的驰骋者。

这个比喻也许不太准确。对火车的形象来说，这是个减分的修辞，残酷而过分。他背负着无数沉重的肉身，在暗夜或者白天穿梭。钢轨与飞轮之间的碾压，风雨无阻的飞奔，这个裹挟沉重、暗夜、悲伤、忧愁、远方和无数肉身的家伙，他究竟是谁？我想我如是女性，肯定会把火车想象成理想中的男子，稳重、雄浑，阳刚且沉默少语，用坚硬冷酷的铁器迎接旅途上的凄风冷雨、漫漫长夜，还有清晰或者迷茫的旅程。这完全是一个值得托付终身的男人。所以四处奔走的旅客一踏上火车，就会把疲惫的身体摔倒在铺位上，卸下包裹在身上的铠甲、面具，然后沉沉睡去，等待他们的是黎明与晨曦。

是的，黑洞。黑色的男子。当我走进火车，经过无数次的乘坐后，我对火车的认知，完全赞同黑洞与男人的形象比拟。我无法说清楚这两个镜像对火车的意义。火车在暗夜里穿行，在厚重的夜色里穿行，挤压黑夜，挤压厚重的黑；一个男人用强健的双臂，撕开粘稠浓密的渔网，扒开黎明，扒开欢乐。那海水般的夜晚，岂能善罢甘休？在火车这个男人的壮举中，海洋般的黑夜就在劈波与斩浪中，不断地被劈开波澜，随即周边的海水又汹涌过来；无休止的缠斗，直到天空露出鱼肚白。我不知道这种情景对于火车外的人来说，心里会有怎样的触动？我记得我曾在候车的空隙，面对着远方扑来的火车。风一样的男人一晃而过，黑色的钢铁怪物，瞬间带走眼前的黑夜，还有身体里的黑夜。因为每次火车从身边奔驰而过，前方的路便有了灵动、鲜活和澄明。

二〇一三年春节之后，火车正式走进我的生活。世上很多事不是我们能改变的，唯一可以改变的是自己。从鲁院回来后，我有了一个很荒唐的决定，就是辞掉目前的教书工作，做一名“北漂”。那时我完全处于文学的狂热与晕头之中，找到领导，提出要是继续留下来，只愿意执教年级的文学写作课，其他的课务不想担任。这个异想天开般的想法，自然遭到了冷水打击和权威否定。副校级的领导都带主课，你一个普通教员有何资格？我知道那时我的幼稚与理想化，对世俗、权威完全是一种冒犯。我选择了辞职，辞掉为之奋斗了十八年的学校，一个人乘车北上，开始做一名“京漂”。

不完全是心血来潮，辞职北上隐藏着我多年的文学梦想。我荒谬地认为，一个男人的成长，如果没有北漂的经历，至少是不曾历经沧桑的。从我过往的旷野、沿河村、学校以及楼宇等地理位置来看，生命基本上处于一种静止与休克的状态。这种死水般的日子，已经把我拖至温室般失重的伪生活。我就像工厂里的齿轮，站在生活的一个位置上，麻木而坚定地运转，等候老去。小桥流水与大漠孤烟，我还是愿意到巴丹吉林式的沙漠上行走一段，掏出我的灵与肉，甚至骨头，丢掉那种清汤寡水的日子，与生活摸爬滚打一番，从麻木、无望的岁月醒来，走一段噬心蚀骨般的日子。

对于一个拖家带口的人来说，要辞掉为之付出十八年青春和热血的工作，不免有着忐忑和巨大的惶恐。这是不是一种自私与不负责任？我的想法居然得到了妻子的支持，这确实给我带来莫大的安慰，还有沉甸甸的内疚。

妻子也是一名教育工作者，她是懂我的。她清楚我在工作上的固执与执拗。正是这种死板，造成我曾经直面领导，简单直接地拒绝了班主任的工作。这项工作不是单纯的育人琐事，包括应付上级检查，征订摊派杂志，还有一些难以言说的利益纠葛。一些暗藏污垢的活动，打着教育的幌子，侵蚀着校园净土。

有次一位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配合文化公司到我校讲学，美其名曰“名家与孩子面对面”。华丽丽的外衣包裹着赤裸裸的图书销售。半小时讲座后，一个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里，都是在签名售书。学校要求我们班主任在班级里多动员，还将对各班级购书情况开展考核、评选。

我没有迎合上级的旨意，一丁点的动员造势都没有。结果是可以想象的，在大会小会上，我遭到了领导的责难与批评。难堪的事情还在后面。售书会结束后，领导根据各班购书情况，折合一定的比例，给每个班主任发提成，很多班主任都从会计处领到一叠或厚或薄的人民币，少则百元，多则两三千。当着大家的面，领导从牙缝一字一板地，挤出我的名字，还有后面的数字“0”。那时，我看到一个从牙缝里逐渐放大的狭窄而深邃的黑洞。

那件事后，我向单位提出辞去班主任的工作，他们爽快地答应了。同事们都难以相信，这是破天荒的事情。我知道这与订书那件事有很大关系，领导也看出了我的迂腐与偏执。

我对妻子说，趁还在而立之年，出去闯一闯吧。说这话时，我还有一点小兴奋，就是可以坐火车啦。一个人可以走很长的路，看很远的风景。少年时在沿河村豆田间爆发出的童言，竟然真的要落地化为现实。

有过北漂经历的人知道，北漂，不是一个纸上的名词，而是一个苦涩与坚强、憧憬与失望互相砥砺的动词。他们像背着沉重之壳的蜗牛，贴地彳亍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

此去经年，火车成为我人生路上不可或缺的部分。多少次我坐着火车抵达北京，抑或暗夜里一个人从北京南站或者北京站回到沿河村。

坐火车，最好选择在夜晚，万物静寂。只有火车，像个不眠的猛士，穿行在无边的大地。窗外是厚重的夜色，窗内呢，是黯淡的日光灯，斑驳地照在旅客的脸上，若隐若现地拂过他们的梦乡。他们星辰般地簇拥在夜行的列车中，随着火车的奔驰，穿过黑夜，穿过山川河流，穿过人生中属于自己的一段黑暗之路。

我的左边，坐着一位前去北京上班的理工男；右边是到青藏地区旅游的一对情侣。黑暗的夜晚。明亮的灯光，照在他们闪耀着幸福光泽的脸庞。这不是庞德的那些“湿漉漉的面孔”，他们在午夜里睁大双眼，好奇而又兴奋地盯着车窗外的世界，时而呓语，时而凝思。火车疾驰而过，我猜想他们留给站台上凝望他们的人的印象，一定是一条条游向世界的五彩斑斓的鱼。他们的眼睛里，是风景，也是辽阔。是的，没有什么比辽阔更重要了。这种辽阔，可以改变你曾经的逼仄，改变你对世界的认知，甚至在天涯浪迹中，找到自身的亮光。

夜晚坐火车的精彩，在于下半夜。上半夜天南海北的，正襟危坐着。互相提防，彼此不信任，尤其是男女之间永远保持着那条线，就像两块相互排斥的冰块，保持着各自的温度，一副老死不相往来的模样。而到了后半夜，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男的，女的，老的，小的，衣衫不整的，西装革履的，浓妆艳抹的，素面朝天的，各色人等，他们横七竖八地躺着、卧着、趴着。漫长的旅途，漫长的夜晚，还有漫长的人生，他们似乎在这一刻获得一种放松的欢乐。呼噜声、磨牙声、梦呓、小孩的惊叫，还有偶然传出的放屁声，混在一块。

原先死守捍卫的规则，三八线、红妆或者素裹、男女有别等，在困意的攻夺下，完全打开紧闭的城门。有的抱着桌子，有的抱着包裹，有的趴在邻座陌生的肩膀，有的把脚搁在对面座位的身上，大家相安无事，那么自然而又合理。一个贪恋美食的旅客，在睡梦中抱紧他人的脚趾啃起来；一个女旅客在梦呓里张开双臂，抱着邻座的男人；还有人从沉睡中摇摇晃晃地起身，站在过道上，大声喊着：我要小便！一声犀利的喊叫，把刚睡着的旅客惊起，大家捂嘴偷笑，实在忍不住的，“噗嗤”一声笑开了。

我后来沉湎于绿皮火车，对京沪高铁避而远之。原因之一就是太快了。我们这个时代，有很多东西不是太慢，而是太快了。快递、快餐等，快似乎与昙花一现、灵光乍现等相连，快意味着失去、疲于奔命。而缓慢的绿皮火车，似乎可以抵达人间的滋味，我迷恋这种慢的味道。

火车把我送到北京一个叫五棵松的地方。单位门口的外面，是轰隆隆的高架和昼夜不息的车水马龙声。天桥下，挤满四面八方来的筑梦者，他们和我一样，把北京梦想成鸟巢。他们白天混迹于地铁、宾馆、酒吧等场所，寻找实现梦想的机会；晚上，就把自己丢给夜市或者夜宵店，不是在为生计忙碌，就是在午夜的餐桌上，裸呈一个人的孤独。

时间久了，梦想之火渐渐熄灭，随之而来的，是茫然、不安。夜晚的乘客，不只是那位有抱负的理工男、享受爱恋的小情侣，还有深夜出逃丽江的女人、悲伤逃离的失意者、背负行囊的务工者，还有两手空空的归乡者、去城市寻亲的妇女和孩子……小小的车厢，就是一个微小的人间，上演着锅碗瓢盆，悲欢离合。我不知道这奔走的人群里，有没有我熟悉的沿河村人。

我多次有过这样的想法：一个有梦想的人是可耻的。就像我现在这样，背井离乡，远离妻子和孩子，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北京。恐慌、恐惧、无力感瞬间涌上来，就像一个人走在铁轨上，左右摇摆。那狭窄的铁轨，分明是两块立体的锋利刀片，是两排岁月的牙齿，在一点一点地吞噬着我、撕碎着我。我承认，我不是一个执著于梦想的人。我多次有了回家的念头。我要回家，沿着火车的方向，从北京回到沿河村。

我隔着视频对妻子说，我想家了。孩子都好吧？父母呢？妻子在视频的一端，用轻松的微笑一一回答，安心工作，我们在家都挺好的。不用说，两头都是晴天，都是艳阳天，都是一个好消息接着好消息。而在我们转身的瞬间，则是滂沱的雨季。

直到有一日，我突然从北京回到沿河村，妻子喜极而泣。

米兰·昆达拉说，生活在别处。三十年前我是喊着要坐火车逃离沿河村；三十年之后，我是哭着从火车上回到沿河村。人生很多时候，就是一个圆，我们不清楚哪一种是离开，哪一种是抵达；哪一种是归去，哪一种是来兮？如果说火车的形象，隐喻的不是一种感叹，而是一个无解的转折，那么它的意义则不是机械与重复，而是无限与可能。

我对曾经的火车往事不感到遗憾。她在黑夜里隐秘的奔跑，长长的缄默，一啸千里的嘶鸣，还有抵达的远方，都会凝结成我生命的琥珀。

杜怀超，生于1978年。徐州市文联专业作家，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一届全国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曾获第五届紫金山文学奖、第七届老舍散文奖等；出版长篇系列散文《一个人的农具》《苍耳：消失或重现》和长篇纪实散文《大地册页—一个农民父亲的生存档案》《大地无疆》等多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