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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2019年第6期|祝勇:故宫六百年(节选)

来源:《当代》2019年第6期 | 祝勇  2019年11月14日07:51

导 读

2020年,故宫将迎来建成六百周年。经过几百年的沉浮辗转,这座旧日王宫成为国人最向往的旅游热点、成为最具历史底蕴的文化“网红”,但它所铭刻的六百年沧桑却从未变成过眼云烟。作家祝勇从馆藏文物、建筑遗迹和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梳理和探寻故宫的前世今生。

故宫,意思是过去的宫殿。中国历史悠长,经历过无数次王朝鼎革,也就有了无数座过去的宫殿,因此“故宫”这个词,不是今天才有。《汉书》里写:“公卿白议封禅事,而郡国皆豫治道,修缮故宫。”[1]“故宫”这个概念,至少在汉代就有了。“故宫”的意象,也在唐诗宋词里出出入入,像唐代刘禹锡曾在《踏歌词》里写:“桃蹊柳陌好经过,灯下妆成月下歌。为是襄王故宫地,至今犹自细腰多。”宋代蔡襄《经钱塘故宫》写:“废苑芜城裹故宫,行人苑外问秋风。当时歌舞何年尽,此意古今无处穷。”

中国的王朝史里,夹杂着一部浩瀚的宫殿史,只不过宫殿一如王朝,都有着各自的命运与劫数,留到今天、完整如初的,只有这一座明清紫禁城,正如在明朝初年的岁月里,工部郎中萧洵能够看见的,只有一座元朝的故宫。

那个时候没有照相,元朝故宫的影像,都留在萧洵的文字里,打开他的《故宫遗录》,依然清晰可望,仿佛岁月不曾带走那座浩大宫殿的一片瓦、一粒沙。那是一座地球上从来不曾出现过的宫殿,不只规模浩大,如萧洵在《故宫遗录》里记载的,皇宫(大内)“东西四百八十步,南北六百十五步”,换算成今天的单位,东西宽约740米,南北长约1000米,而且临水而建,水叫太液池(今中南海与北海),水天浩渺,浮光掠影,如同一面巨大的镜子,映照着王朝的兴衰。水中有岛,名琼华岛,那里是忽必烈的深爱之地,以至于会舍弃奢华的宫殿,住在山顶上修建的广寒殿里,很多年后,成为明朝内阁首辅的张居正记下这么一笔:“皇城北苑有广寒殿,瓦壁已坏,榱桷犹存,相传以为辽萧后(即萧太后)梳妆楼。”[2]

入主华夏的蒙古人,就围绕着这片水,建起了自己的宫殿——自那时起,北京作为国家首都的历史,延续了七个世纪[3]。在东岸,建了皇宫(大内),它的午门(崇天门),大约就在今天故宫太和殿(初建时名奉天殿,明嘉靖时改称皇极殿,后不一一标明)的位置,而宫城内部,则形成了以南部的大明殿和北部的延春阁两大建筑为主体的建筑群;而在西岸偏南,修建了隆福宫,偏北则修建了兴圣宫——这两座宫殿,分别是皇太子和皇后居住之所,与决定帝国运命的宫城隔水相望。黎明时分,水上时常流散着一束束紫青色的雾,高低错落的宫殿群,在烟雾中若隐若现。宫城角楼风铃的声音会隐隐约约地传来,让藏在苇丛里的鹭鸶、白鹤,悚然惊飞。

也就是说,有过三座略近于今天故宫面积的巨大宫殿,在太液池的两岸铺开阵势,三足鼎立,而后来的明清紫禁城(今故宫),把帝后的寝宫收拢在皇宫的北部,形成“前朝后寝”的格局。元朝在三座宫城和御苑的外围又筑起一道皇城,周围约二十里,皇城的城墙叫“萧墙”,也叫“红门阑马墙”,顾名思义,宫禁之内,严禁骑马。皇城的正门叫棂星门,穿越长达七百步的千步廊,与元大都的正门丽正门(今天安门南)遥遥相望。

祸起萧墙,转眼间,血流成河,江山易主。

那被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惊叹过的高大城墙,如今只残存西段、北段遗址,共12公里。

安贞门、健德门,大都北城墙上的这两座高敞大门,如今也变成了北京10号地铁线上的站名。高峰时期的上班族们匆匆走出地铁站,抬头仰望空荡荡的天空,无暇去顾念这座大城的沧海桑田。

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一个名叫宋讷的官员写下一首诗,叫《过元故宫》,诗曰:

郁葱佳气散无踪,

宫外行人认九重。

一曲歌残羽衣舞,

五更妆罢景阳宫。[4]

繁华过处,似水无痕,再浓重的悲哀、再深长的故事,亦仿佛可以吹散在天地之间,不会留下痕迹。[5]

……

关于北京紫禁城的始建时间,史料中有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和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两种记载。实际上,永乐五年和永乐十五年,是北京紫禁城营建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密议”阶段,那时大明王朝建立还不到四十年,就已经营建了凤阳、南京两座皇城,朱棣一上台就营建第三座,如此密集的浩大工程,必将受到朝臣们的反对,因此,他纵然贵为皇帝,也只能曲线救国。诏书说“建北京宫殿”,并没有说是建紫禁城,也可以理解为对元故宫(也就是从前的燕王府)修修补补,作为他北狩的驻跸之所。而元朝的琼楼金阙,无疑又为北京紫禁城的营建意图提供了最佳的隐蔽手段,使大规模的采料行动和最初的营建得以瞒天过海。只不过这一王朝机密,当时只有少数人知晓,其中就包括总揽工程事宜的泰宁侯陈珪。

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朱棣北狩,住在燕王府内,调动军队征讨鞑靼和瓦剌,此后大部分时间住在北京,除了军事目的以外,督造紫禁城的意图明显。由于他居住的旧宫殿同时也是新宫殿的建筑工地,因此,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太液池西岸的元隆福宫和兴圣宫进行翻修,以便朱棣在紫禁城建成以前居住。这一年,朱棣回南京待了几个月,目的也是腾出元故宫大内,让新宫殿的建设工程全面展开。[6]

根据故宫博物院前辈单士元先生的考证,元朝的故宫,是在永乐十三到十四年(公元1415—1416年)之间被拆除的[7]。这个时间点,刚好在第二个阶段——永乐十五年紫禁城建设全面开工以前。开篇提到的萧洵,就在这时抵达北平。他担负的使命,正是拆除元故宫。建筑学家林徽因称他为“破坏使团”。然而,作为“强拆队”的一员,身怀破坏使命,遍览元故宫之后,却唤醒了他对这座故宫的无限热爱与惋惜。他写《故宫遗录》,就是要让那光辉璀璨的元代皇宫,在文字和记忆里永垂不朽。

在嘈杂的拆除声中,那个曾属于元朝的世界消失了,一个以光明命名的朝代,化作一片琼楼玉宇,刷新着曾经属于元朝的空间记忆。挖护城河的河泥,也堆成一座镇山(明称万岁山或煤山,清代称景山),以镇住前朝的“王气”,确保大明王朝的千秋万岁,也成为这座崭新皇城的几何中心。因此,与元朝故宫相比,明紫禁城的位置向南稍稍错开了一里左右。

朱棣一生摧毁过很多事物,但他始终没有舍得拆掉自己住过的燕王府。那曾经的旧宫殿,混迹于新皇宫里,像一株老树,生根发芽。为了保存燕王府,新宫殿只能整体横移。由于燕王府西侧为太液池,西移已无空间,于是,新宫殿的中轴线因而只能向东推移了一千多米,在今天我们熟悉的那个位置上,尘埃落定。

旧宫殿(燕王府)代表着他的来路,新宫殿(明紫禁城)代表着他的去处。从旧宫殿到新宫殿,他死去活来,折腾了二十年(自公元1399年靖难之役到1420年紫禁城落成),尽管空间上的距离,只有一千米。

这是一次艰难的抵达。

随着新中轴线的确立,被保留下来的燕王府三座大殿,也就成了紫禁城西路的重要建筑。

为了与东路的文华殿对称,在燕王府三座大殿的南侧,又加盖了一座武英殿。这座加盖的建筑,夹在仁智殿与御河之间,离御河只有咫尺之遥。这布局,在今天看来也十分局促。

只不过在今天的故宫西路,已不见当年燕王府的仁智、大善、仁寿三座大殿,它们与武英殿的空间关系,已被岁月抹去。

中轴线的东移,使紫禁城从此不再依傍太液池。这刚好暗合着大明王朝“着从‘逐水草而居’的元人民风,回到汉文化尚中正平稳的农耕格局上”[8]。

从永乐十五年算起,紫禁城的建造,只用了三年多时间。即使从永乐五年算起,也只有十三年左右。更何况北京紫禁城,是明朝初建的半个多世纪里,继凤阳、南京之后建造的第三座皇宫了。如此众多的宫殿,有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建成吗,尤其在没有起重机、没有塔吊的明代?

与西方古建筑偏爱石材相比,中国古人更偏爱木构建筑。木建筑有很多优点,比如取材方便,施工便利——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其实,木材的获取也堪称艰辛。不同于民居的就地取材,紫禁城所需木材,大多生长在南方的深山里,伐木工把它们砍伐下来,“出三峡,道江汉,涉淮泗”[9],从扬州入大运河,由差官一路押运到通州张家湾,再经三十里旱路,运到北京朝阳门外大木厂和崇文门外神木厂存放并进行预制加工。

诏书下达后,工部尚书宋礼就风尘仆仆地奔向湖南两广辽阔的深山密林,还要造船和疏浚水道,再回来,已是13年后。

中国古人早就在建筑中使用了标准化结构,比如廊、柱、斗拱、台基,都可提前做好预制件,到现场组装。建筑就像家具,榫卯相合,天衣无缝。所以,木作又分为大木作和小木作。大木作负责建筑结构,小木作负责装修和家具。室内与室外、居住与生活,在木质的香气中浑然一体。北京五大厂,即崇文门外的神木厂、朝阳门外的大木厂、顺治门外东边的琉璃厂、顺治门外南边的黑窑厂、城内的台基厂,都是生产和存放预制建筑材料的加工厂。

比如斗拱,作用是分解大屋顶的压力,同时具有美观功能,为了方便制造和施工,式样已趋于统一,尺寸也走向规范化,甚至成了衡量其他建筑构件的基本单位,将拱的断面尺寸定为一“材”,这就是中国古代建筑的材分制度。“材”,成了衡量柱、梁、枋等构件的基准量词,进而可以推算出宫殿房屋的高度、出檐的深浅等数字。这种材分制度业已形成在当时世界上堪称先进的“模数制”。学者认为,“中国传统营造,是唯一将模数彻底实践出来的建筑系统。在唐代已见端倪,在宋代已经成熟。很难想象,一座房子,一套家具,一组屏风,一张画轴,一个窗,说玄一点,包括透过窗牖所见的院子风景,都和模数有关。”[10]而紫禁城,又是整座北京城的模数。[11]一千多年来,中国人就是这样,通过小小的模数控制了空间,进而控制了时间。

即便如此,我们依然不能否认,紫禁城的营建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一次壮举。所有的工匠,在联袂完成影响未来六百年历史的经典之作。其中主要有八个专业团队,分别是:瓦作、木作、石作、土作、油作、搭材作、彩画作、裱糊作,共称“八作”。

单士元先生说:“当时参与施工的各工种技师,有人估计为10万,辅助工为100万,亦无各工同时并举、流水作业之可能。故宫上万间木结构房屋所用木材共有若干立方米……原来从深山伐下的荒料大树,经过人工大锯,去其表皮成为圆木,或再由圆木变成方材,柱、梁、檩、枋均刻榫卯,尺七方砖、城砖等均要砍磨。今日维修古建工具已新异,每日一人亦只能砍磨成10块,从数万到数千万治砖过程,亦非短时间能完成。”[12]

没有这种“模数制”,不仅朱棣重建北京紫禁城不可想象,像长城这样的“超级工程”就更会成为痴人说梦。正是这种“模数制”,让秦始皇,以及历朝历代热衷于修筑长城的帝王——当然也包括朱棣,心里有了底气(尽管在秦代,还没有形成系统的“材分制度”)。因为长城,就是由一个个可以无限复制的标准件组成的。这些标准件包括:墙身、敌楼、烽燧等等。因此,长城如同紫禁城一样,并非一个单体建筑,而是一个复杂的建筑综合体。由此,我们可以破解长城得以在一个朝代甚至一个皇帝的任期内完成(或重建)的秘密。

假若有一个人真的从嘉峪关走到居庸关,再走向苍茫云海间的山海关,这漫长的行旅中,他的视觉一定不会疲倦,因为长城是依托地势而建,而自西北、华北再到东北,地形的巨大变化,使得结构单调的长城处于永无休止的变化中。这就是长城的神奇之处——它匍匐在大地上,像一幅展开的手卷,潜伏着太多的曲折,包含着无限的可能——可以攀上陡坡,也可以跌入谷底;可以高悬于悬崖,也可以蛰伏在黄土中。中国建筑里,放置了太多关于空间的悬念,又对这些悬念,给予了最圆满的解答。

朱棣最早是在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下诏,于永乐五年开始营建北京宫殿,但永乐五年之后,营建北京宫殿的记载却在史料中消失了,像一段隐秘,蛰伏在时光的背后,直到永乐十五年六月,有关兴工的记载才重现于史籍,造成历史界为紫禁城始建年代争论不休。

真实的情况应该是:自永乐五年至永乐十五年这十年间,宫殿的地下工程已悄然进行,构成一条“看不见的战线”。

明朝后来的权臣严嵩说:“作室,筑基为难,其费数倍于木石。”[13]一语道出打地基的难度。在辉煌的紫禁城浮出地平线之前,打地基的工程更加艰巨。三大殿的三层石台基,面积25000平方米,基高7.12米(不包括栏板高度),更托起如此重量的建筑,地基的深度也在7米左右。仅这一处,开挖的总土方量,也应在20万方左右,而整座紫禁城地基最深的地方,达到16—17米[14]。故宫的考古实勘证实,整座紫禁城是建筑在一个完整的人工地基垫层上,这些地基垫层分片构筑,又彼此连接,因此有了一个好听的名字:“满堂红”。更不用说在这地基之上,还有纵横交错、条理分明的排水系统,使整片建筑足以抵拒所有的暴风骤雨。

从元故宫大内到明紫禁城,地基的位置发生了偏移,建筑规格却基本一致,比如元大内东西宽744米,南北长953米,明紫禁城东西宽753米,南北长961米,宽度和长度,分别只多了9米和8米,在这浩大的宫殿里,几近于零。元代宫殿的面阔、进深、高度,也都与明代相合,这一方面得益于工部郎中萧洵所著《故宫遗录》、尚书张允测绘的《北平宫室图》,留下了元大内的一手史料。

建筑形式上,明紫禁城与元大内更是如出一辙。从元大内崇天门与明代午门、宫城四隅的角楼,三台之上建的正殿,都可以找到惊人的对应关系。明紫禁城,几乎就是元大内的翻版。那个消失的元故宫,依然活在明代紫禁城里。甚至明紫禁城的许多构件,都直接用拆下来的元故宫构件。因此,那些消失的建筑,并没有真的消失,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活在另一个身体里。

我们当然不希望从前朝代的宫殿被肢解,希望中国历史上所有伟大的宫殿都完整地进入下一朝代,如秦代阿房宫、汉代未央宫、唐代大明宫,都能像西方的石质建筑那样,具有穿透时间的力度。但木的哲学并非如此,木建筑告诉我们,这世上没有永恒,即使西方石建筑也不能永恒,那些文明的废墟无不证明这一点,只有生命的接力,才能实现真正的永恒。层层叠叠的斗拱,正像是木头上开出的花。

在这座紫禁城的身前,有元朝的百年宫殿,在它背后,是五百多年的修修补补、不断重建,直到我书写此文的时候,大修仍在继续,在它六百岁生日时,才真正完成,把一个壮美的紫禁城,留给下一个六百年。因此,真正的紫禁城,并不是在朱棣主持的那三年或者十几年中完工的,这是一项持续了六百年的工程。就像横亘在大地上的长城,不是哪一朝哪一代建成的,这一巨大工程始于先秦时代,前仆后继地,持续了两千多年。敦煌莫高窟,自南北朝至元朝,也经历了一千年层层累聚。中国古代建筑,不是一次性完成的,也不会成为一个死的标本,而是一个不断生长、新陈代谢的生命体。

我们的文明,就是在永恒的接力中,层层递进,生生不息。无论多么强大的王朝都有它的尽头,但那尽头并不是真正的尽头,正如一个生命的终结,恰恰是另一个崭新生命的开始。(本文选自:第一章 王者之城)

【注释】

1 [东汉]班固:《汉书》,第981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2 转引自《单士元集》,第四卷《史论丛编》,第一册,第95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版。

3 辽、金皆曾定都北京,但辽、金并未一统天下,自公元1272年定都北京(称大都)至今,北京成为全国首都已七百余年,其间只有明初迁都北京以前,以及中华民国1928年到1949年的21年中,国都定在南京。

4 转引自《单士元集》,第四卷《史论丛编》,第一册,第96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版。

5 安意如:《再见故宫》,第124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

6 参见白颖:《燕王府位置新考》,原载《故宫博物院院刊》,2008年第2期。

7 《单士元集》,第四卷《史论丛编》,第一册,第136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版。

8 赵广超:《紫禁城100》,第12页,北京:故宫出版社,2015年版。

9吕毖:《明朝小史》,卷三,永乐纪。

10 赵广超:《紫禁城100》,第83页,北京:故宫出版社,2015年版。

11 同上,第305页。

12单士元:《故宫札记》。

13《明世宗实录》,卷四四七。

14参见孟凡人:《明代宫廷建筑史》,第127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版。

作者简介

祝勇,1968年生于辽宁沈阳。作家,学者,现供职于故宫博物院。已出版长篇历史小说《旧宫殿》《血朝廷》,历史散文集《纸天堂》《反阅读:革命时期的身体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