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童年就是天堂

天堂往往被神话故事描绘得云遮雾绕、虚无缥缈，没有绿色和人间烟火。我所经历过的天堂恰恰相反，那里是一片绿色，而且是一种生机勃发的翠绿，富有神奇的诱惑力和征服性……差不多人人都有过这样的天堂——那就是童年。

童年的色彩就是天堂的颜色，它为人的一生打上底色，培育了命运的根基。因此随着年纪的增大，会更加向往能再次躲进童年的天堂。

我儿时的冬季是真正的冰天雪地，没有被冰雪覆盖的土地被冻得裂开一道道很深的大口子。即使如此，农村的小子除去睡觉也很少待在屋里，整天在雪地里摸爬滚打。因此，棉靴头和袜子永远是湿漉漉的，手脚年年都冻得像胡萝卜，却仍然喜欢一边啃着冻得梆硬的胡萝卜一边在外面玩耍：撞拐、弹球、对汰……

母亲为防备我直接用棉袄袖子抹鼻涕，却又不肯浪费布做两只套袖，就把旧线袜子筒缝在我的袄袖上，像两只毛烘烘的螃蟹爪，太难看了。这样一来，我抹鼻涕就成“官”的了，不必嘀嘀咕咕、偷偷摸摸，可以大大方方地随有随抹、左右开弓。半个冬天下来，我的两只袄袖便铮明瓦亮，像包着铁板一样光滑刚硬。一直要到过年的时候老娘才会给我摘掉两块铁板，终于能看见并享受到真实而柔软的两只棉袄袖子。

春节过后，待到地上的大雪渐渐消融，最先感知到春天讯息的反倒是地下的虫子。在场院的边边角角比较松软的土面上，出现了一些绿豆般大小的孔眼，我到阳坡挖一根细嫩的草根伸到孔眼里，就能钓出一条条白色的麦芽虫，然后再用麦芽虫去捉鸟或破冰钓鱼。鸟和鱼并不是那么容易捉到，作为一种游戏却很刺激，极富诱惑力，年年玩儿，年年玩儿不够。

二月二“龙抬头”之后，大地开始泛绿，农村就活起来了。我最盼望的是榆树开花，枝头挂满一串串青白色的榆钱儿，清香、微甜，可生吃，可熬粥，可掺到粮食面子里贴饽饽，无论怎么吃都是美味。农村的饭食天天老一套，能换个花样就是过节。这个时候又正是农村最难过的时候，俗称“青黄不接”——黄的（粮食）已经吃光，新粮食尚未下来。而农民却不能不下地干活了，正需要肚子里有食，好转换成力气……

一提到童年的天堂，就先说了这么多关于玩儿和吃，难道天堂就是吃和玩儿？这标准未免太低，也忒没出息了，让现在的孩子无法理解。现代商品社会物质过剩，食品极大的丰富，孩子们吃饭成了家长们的一大难题，家家的“小皇帝”们常常需哄着吓着才肯吃一点儿。在我小的时候，感觉肚子老是空的，早晨喝上三大碗红薯粥，小肚子鼓鼓的，走上五里路一进学校，就又感到肚子瘪了。可能是那个时候农村的孩子活动量大，平时的饭食又少荤腥多粗粮，消化得快，肚子就容易饿。容易饿的人，吃什么都是享受，便觉得天堂不在天上，生活就是天堂。而脑满肠肥经常没有饥饿感的人，饥饿也可能成为他们的天堂，或是通向天堂的阶梯。我记得童年时候每次从外面一回到家里，无论是放学回来，还是干活或玩耍回来，第一个动作就是踅摸吃的，好像进家就是为了吃。俗云：“半大小子，吃死老子！”会过日子的人家都是将放干粮的篮子高高悬于房顶，一是防儿，二是防狗。这也没关系，在家里找不到吃的，就到外面去打野食，农村小子总会想出办法犒赏自己的肚子——这就是按着季节吃，与时俱进。

春小麦一灌浆就可以在地里烧着吃，那种香、那种美、那种富有野趣的欢乐，是现在的孩子吃任何东西都无法比拟的。进入夏、秋两季，地里的庄稼开始陆续成熟，场院里的瓜果梨桃逐渐饱满，农村小子天天都可以大饱口福。青豆、玉米在地里现掰现烧，就比拿回家再放到灶坑里烧出来的香。这时候我放学回到家不再直奔放饽饽的篮子，而是将书包一丢就往园子里跑，我们家的麦场和菜园子连在一起，被一条小河围绕，四周长满果树，或者上树摘一口袋红枣，或者找一棵已经熟了的转莲（向日葵），掰一口袋转莲籽，然后才去找同伴去玩儿，或按大人的指派去干活，无论是玩儿或干活，嘴是不会闲着的。

甚至在闹灾的时候，农村小子也不会忘记大吃。比如闹蝗灾，蝗虫像飓风搅动着飞沙走石，铺天盖地，自天而降。没有人能明白它们是从哪里来，怎么会有那么多，为什么没有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一露面个个都是凶猛的大蚂蚱，就仿佛是乌云所变，随风而来，无数张黄豆般大的圆嘴织成一张摧枯拉朽的绝户网，大网过后庄稼只剩下了光秆儿，一望无际的绿色变成一片白秃秃。大人们像疯了一样，明知无济于事，仍然不吃不喝没日没夜地扑打和烟熏火燎……而孩子们对蝗虫的愤怒，则表现在大吃烧蚂蚱上，用铁锨把蚂蚱铲到火堆上，专吃被烧熟的大蚂蚱那一肚子黄籽，好香！一个个都吃得小嘴漆黑。

当然，农村的孩子不能光是会吃，还要帮着家里干活。农村的孩子恐怕没有不干活的，可能从会走路开始就得帮着家里干活，比如晒粮食的时候负责轰鸡赶鸟、大人干活时在地头守着水罐，等等。农村的活儿太多太杂了，给什么人都能派上用场，孩子们不知不觉就能顶事了，能顶事就是长大了。但男孩子第一次下地，还是有一种荣誉感，类似西方有些民族的“成人节”。我第一次被正式通知要像个大人一样下地干活，大概是五六岁的时候，我记得还没有上学嘛，提一个小板凳跟母亲到胡萝卜地间苗。母亲则挎一个竹篮，篮里放一罐清水，另一只手里提着马扎。我们家的胡萝卜种在一片玉米地的中间，方方正正有五亩地，绿茵茵、齐刷刷，长得像蓑草一样密实。我们间苗从地边上开始，母亲坐在马扎上一边给我做样子，一边讲解，先问我胡萝卜最大的有多粗，我举起自己的胳膊，说最粗的像我的拳头。母亲就说两棵苗之间至少要留出一个拳头的空当，空当要留得均匀，但不能太死板，间苗要拔小的留大的……

许多年以后我参军当了海军制图员，用针头在图板上点沙滩的时候，经常会想起母亲给我讲的间苗课，点沙滩就跟给胡萝卜间苗差不多，要像筛子眼儿一样点出规则的菱形。当时我最大的问题是坐不住屁股，新鲜劲儿一过就没有耐性了，一会儿蹲着，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喝水，喝得肚子圆鼓鼓的又不停地撒尿……母亲后来降低条件，我可以不干活但不能乱跑，以免踏坏胡萝卜苗。于是就不停地给我讲故事，以吸引我坐在她身边，从天上的星星直讲到地上的狗熊……那真是个幸福的下午。自从我能下地野跑了，就很少跟母亲这样亲近了。

小时候我干得最多的活是打草，我们家有一挂大车，驾辕的是牛或者骡子，还有一头黑驴，每到夏、秋两季这些大家伙们要吃的青草大部分得由我供应。那时候的学校也很有意思，每到天热，地里家里活儿最忙的时候，也是我最愿意上学的时候，学校偏偏放假，想不干活都不行。夏天青草茂盛，打草并不难，难的是到秋天……

秋后遍地金黄，金黄的后面是干枯的白色，这时候的绿色就变得格外珍贵了。我背着筐，提着镰刀，满洼里寻找绿色——在长得非常好的豆子地里兴许还保留着一些绿色。因为豆子长高以后就不能再锄草了，好的黑豆能长到一人高，枝叶繁茂，如棚如盖。豆子变黄了，在它遮盖下的草却还是绿的，鲜嫩而干净。秋后的嫩草，又正是牲口最爱吃的。在豆子地里打草最苦最累，要在豆秧下面半蹲半爬地寻找，找到后跪着割掉或拔下。嫩草塞满了把，再爬到地外边放进筐里，然后又一头钻进汪洋大海般的豆子地。

我只要找到好草，就会不顾命地割满自己的筐。当我弯着腰，背着像草垛般的一筐嫩草，迎着辉煌的落日进村时，心里满足而又骄傲。乡亲们惊奇、羡慕，纷纷问我嫩草是从哪儿打来的，还有的会夸我“干活欺”！（沧州话就是不要命的意思）我不怎么搭腔，像个凯旋的英雄一样走进家门，通常都能得到母亲的奖励。这奖励一般分两种：一种是允许我拿个玉米饼子用菜刀切开，抹上香油，再撒上细盐末。如果她老人家更高兴，还会给我三分钱，带上一个焦黄的大饼子到街里去喝豆腐脑。你看，又是吃……但现在想起那玉米饼子泡热豆腐脑，还香得不行。

我最怵头的活儿是拔麦子、打高粱叶子和掰棒子。每当我钻进庄稼地，都会感到自己是那样的弱小和孤单。地垄很长，好像比赤道还长，老也看不到头。我不断地鼓励自己，再直一次腰就到头了。但，腰直过十次了，还没有到头。庄稼叶子在身上脸上划出许多印子，汗水黏住了飞虫，又搅和着蛛蛛网，弄得浑身黏糊糊，紧绷绷。就盼着快点干完活，跳进大水坑里洗个痛快……令我真正感到自己长大了，家里人也开始把我当大人用，是在一次闹大水的时候。眼看庄稼就要熟了，突然大雨不停，大道成了河，地里的水也有半人深，倘若河堤再出毛病，一年的收获将顷刻间就化为乌有。家里决定冒雨下地，往家里抢粮食，男女一齐出动，头上顶着大雨，脚下踩着齐腰深的水，把半熟的或已经成熟的玉米棒、高粱头和谷子穗等所有能抢到手的粮食，掰下来放进直径近两米的大笸箩。我在每个笸箩上都拴根绳子，将绳子的另一端系在自己腰上，浮着水一趟趟把粮食运回家。后来全身被水泡得像白萝卜，夜里我睡得像死人一样，母亲用细盐在我身上轻轻地搓……

至今我还喜欢游泳，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练的。在我十四岁的时候，母亲去世，随后我便考到城里上中学，于是童年结束，从天堂走进人间……但童年的经历却营养了我的整个生命，深刻地影响了我一生的生活。我不知别人是不是也这样，我从离开老家的那一天就经常会想家，怀念童年的生活……

悠悠世路不见痕

在我青年时喜欢的歌曲里有一句歌词：“一条小路弯弯曲曲细又长。”命运和文学结合在一起，路就会变得愈加崎岖和坎坷。这第一步是怎么开始的呢？是因为幸运，还是由于灾难？是出于必然，还是纯属偶然？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我有许多说不清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为什么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也许这路从少年时代就开始了？当时我可实在没有意识到。

豆店村距离沧州城只不过十多里路，在我幼年的心里却好像很遥远。我的“星期天”和“节假日”就是跟着大人到十里八里外去赶一次集，那就如同进城一般。据说城里是天天赶集的。我看得最早和最多的“文艺节目”，就是听村里那些“能能人”讲神鬼妖怪的故事，讲得活灵活现，阴森可怖，仿佛鬼怪无时不在，无处不有。晚上听完鬼故事，连撒尿都不敢出门。那些有一肚子故事的人，格外受到人们的尊敬，到哪家去串门都不会没有人敬烟敬茶。

记得有一次为了看看火车是什么样子，我跑了七八里路来到铁道边，看着这比故事中能盘山绕岭的蛇精更为神奇的铁蟒，在眼前隆隆驰过，真是大开眼界，在铁道边上流连忘返。以后又听说夜里看火车更为壮观，火车头前面的探照灯比妖精的眼睛还要亮。于是在一天晚上我又跑到了铁道边，当好奇心得到了满足，美美地饱了眼福之后想起要回家了，心里才觉得一阵阵发毛，身上的每一个汗毛孔都炸开来，身后似有魔鬼在追赶，且又不敢回头瞧一瞧。

道路两旁的庄稼地里发出“沙沙”的响声，更不知是鬼是仙。当走到村西那一大片松树林子跟前，就更觉毛骨悚然。我的村上种种关于神狐鬼怪的传说都是在那个松树林子里进行的，树林中间有一片可怕的、大小不等的坟地。我的头皮发炸，脑盖似乎都要掀开了，低下头，抱住脑袋，一路跌跌撞撞冲出松树林，回到家里浑身透湿。待恢复了胆气之后，却又觉得惊险而新奇。第二天和小伙伴打赌，为了赢得一只“虎皮鸟”，半夜我把他们家的一根筷子插到松树林中最大的一个坟头上。

长到十来岁，又迷上了戏——大戏（京剧）和家乡戏（河北梆子）。每到过年和三月庙会就跟着剧团后边转，很多戏词儿都能背下来。今天《三气周瑜》里的周瑜吐血时，把早就含在嘴里的红纸团吐了五尺远，明天吐了一丈远，我都能看得出来，演员的一招一式都记得烂熟，百看不厌。

这也许就是我从小受到的文学熏陶。

上到小学四年级，我居然顶替讲故事的，成了“念故事的人”。每到晚上，二婶家三间大北房里，炕上炕下全挤满了热心的听众，一盏油灯放在窗台上，我不习惯坐着，就趴在炕上大声念起来。因为我能“识文断字”，是主角儿，姿势不管多么不雅，乡亲们也都可以原谅。《三国演义》《水浒传》《七侠五义》《三侠剑》《大八义》《济公传》等等，无论谁找到一本什么书，都贡献到这个书场上来。有时读完了《三侠剑》第十七，找不到十八，却找来了一本二十三，那就读二十三，从十八到二十二就跳过去了。读着读着出现了不认识的生字，我刚一打怔神儿，听众们就着急了：“意思懂了，隔过去，快往下念。”直到我的眼皮实在睁不开了，舌头打不过弯来了，二婶赏给的那一碗红枣茶也喝光了，才能散场。

由于我这种特殊的身份，各家的“闲书”都往我手里送，我也可以先睹为快。书的确看了不少，而且看书成瘾，放羊让羊吃了庄稼，下洼割草一直挨到快吃饭的时候，万不得已胡乱割上几把，蓬蓬松松支在筐底上回家交差。

这算不算接触了文学呢？那些“闲书”中的故事和人物的确使我入迷，但是对我学习语文似乎并无帮助，我更喜欢做“鸡兔同笼”的算术题，考算术想拿一百分很容易，而语文，尤其是作文的成绩总是平平。

上中学的时候我来到了天津市，这是一个陌生的、并不为我所喜欢的世界，尽管我的学习成绩在班里绝不会低手前两名，而且考第一的时候多，却仍然为天津市的一些学生瞧不起。他们嘲笑我的衣服，嘲笑我说话时的土腔土调，好像由我当班主席是他们的耻辱。我在前面喊口令，他们在下面起哄。我受过各样的侮辱，后来实在忍无可忍，拼死命打过架，胸中的恶气总算吐出来了。我似乎朦朦胧胧认识到人生的复杂，要想站得直，喘气顺畅，就得争，就得斗，除暴才能安良。

1957年年底，班干部要列席“右派”的批判会。有一天我带着班里的四个干部参加教导处孟主任的批判会，她一直是给我们讲大课的，诸如《红楼梦》《聊斋志异》等，前天还在讲课今天就成了“右派”，散会后我对班里的学习委员嘟囔：“孟主任够倒霉的。”平时学习委员一直对我当班主席不服气，其实我是因入学考试成绩最高才被任命为班主席，他竟然到学校运动办公室告了我一状。孟主任有一条“罪行”就是向学生宣扬“一本书主义”，学习委员的小报告让“运动办”的人找到了“被毒害最深的典型”。于是全校学生骨干开大会批判我，美其名曰给我“会诊”。批着批着就把我去市图书馆借阅《子夜》《家》《春》《秋》《红与黑》《复活》等图书都说成是罪过。令我大吃一惊的是被我当成好朋友的同学竟然借口看我的借书证，而且还问我有什么读后感，我毫不警觉，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他却全记在小本子上，去向老师汇报。断断续续批了我几个月，全校就只揪出我这么一个“小右派”，一下子臭名昭著，连别的中学也知道了我的名字。

幸好中央有规定，中学生不打“右派”，他们将我的错误归纳为：“受名利思想影响很深，想当作家。”根据“想当作家”这一条再加以演绎，在会上就出现了这样的批判词：“……也不拿镜子照照自己，还想当作家！我们班四十个同学如果将来都成为作家，他当然也就是作家了；如果只能出三十九个作家，也不会有他的份！”

最后学校撤掉我的班主席职务，并给我一个严重警告处分。

处分和批判可以忍受，侮辱和嘲笑使我受不了，我真实的志愿是想报考拖拉机制造学校，十四门功课我有十三门是五分，唯有写作是四分。我仍然没有改掉老毛病：喜欢看小说。他们把“想当作家”这顶不属于我的帽子扣到我头上，然后对我加以讽刺和挖苦。一口恶气出不来，我开始吐血，没有任何症候的吐血，大口吐过之后，就改为经常的痰里带血。害怕影响毕业分配，不敢去医院检查，不敢告诉家里，更不敢让同学们知道而弹冠相庆。一个人躲到铁道外边的林场深处，偷偷地写稿子，一天一篇，两天一篇，不断地投给报社和杂志社，希望能登出一篇，为自己争口气，也好气一气他们：你们不是说我想当作家吗？我就是要当出个样子来叫你们看！但是所有的投稿都失败了。事实证明自己的确不是当作家的材料，而且还深深地悟出了一个“道理”：不管什么书都不要轻易批判，你说他写得不好，你恐怕连比他更差的书也写不出来。

对文学的第一次冲击惨败之后，加上背着处分，出身又不好，我没有继续升学，而是考进了铸锻中心技术学校，后来分配进了天津重型机器厂，是国家的重点企业。厂长冯文斌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在《新名人词典》伟人栏里有他的照片和一整页的说明。工厂的规模宏伟巨大，条件是现代化的，比我参观过的拖拉机制造学校强一百倍。真是歪打正着，我如鱼得水，一头扎进了技术里。想不到我这个从农村出来的孩子对机器设备和操作技术有着特殊的兴趣和敏感，两年以后就当上了生产组长。

师傅断言我手巧心灵将来一定能成为一个大工匠（就是八级工），但是必须克服爱看闲书、爱看戏的毛病。一个学徒工竟花两元钱买票去看梅兰芳，太不应该。我热爱自己的专业，并很高兴为它干一辈子，从不再想写作的事，心里的伤口也在渐渐愈合，吐血的现象早就止住了，到工厂医院照相只得了四个字的结论：左肺钙化。但也留下一个毛病：生活中不能没有小说，每天回到宿舍不管多晚多累，也要看上一会儿书。

正当我意气风发、在工厂干得十分带劲的时候，海军来天津招兵，凡适龄者必须报名并参加文化考试。我出身不好，还受过处分，左肺有钙点，肯定是陪着走过场，考试的时候也很轻松。不想我竟考了个全市第一，招兵的海军上校季参谋对工厂武装部部长说：“这个蒋子龙无论什么出身，富农也好，地主也好，反动资本家也好，我都要定了。”以后很长时间我才想明白，要说我在全校考第一不算新鲜，在全市考第一连我自己都觉有点奇怪，我并没有想考多好，很大的可能是有些城市孩子不想当兵，故意考坏。我已经拿工资了，对家境十分困难的我来说这四十来元钱非常重要，可以养活三四口人，而当兵后只有六块钱津贴。还要丢掉自己喜欢的刚学成的专业，真是太可惜了。

没想到进了部队又继续上学，是海军制图学校。这时候才知道，1958年炮轰金门，世界震惊，我们宣称其他国家不得干涉我国的内政，可我们的12海里领海在哪儿？因此从京津沪招一批中学生或中专毕业生学习测绘，毕业后绘制领海图。在这之前我确实不想当兵，可阴差阳错已经穿上了军装，想不干也不行了，就不如塌下心来好好干。渐渐地我的眼界大开，一下子看到了整个世界。世界的地理概况是什么样子，各个国家主要港口的情况我都了解，我甚至亲手描绘过这些港口。

我从农村到城市，由城市进工厂，从工厂到部队，经过三级跳把工农兵全干过来了。

当时部队上正时兴成立文艺宣传队，搞月月有晚会。我是班长，不错又当了班长，同样也是因为学习成绩好。为了自己班的荣誉，每到月底不得不编几个小节目以应付晚会。演过两回，领导可能是从矬子里拔将军，居然认为我还能“写两下子”，叫我为大队的宣传队编节目。小话剧、相声、快板、歌词等，无所不写。有时打下了敌人的U2高空侦察机，为了给部队庆贺，在一两天的时间里就得要凑出一台节目。以后想起来，给宣传队写节目，对我来说等于是文学练兵。写节目必须要了解观众的情绪，节目要通俗易懂，明快上口，还要能感染人，而且十八般兵器哪一样都得会一点儿。这锻炼了我的语言表达能力，逼我必须去寻求新的打动人心的艺术效果，节目才能成功。

文艺宣传队的成功给了我巨大的启示。元帅、将军们的接见，部队领导的表扬，观众热烈的掌声，演员一次次返场、一次次谢幕，这一切都使我得意，使我陶醉，但并未使我震动，并未改变我对文艺的根本看法。我把编排文艺节目当成临时差事，本行还是学制图。就像进工厂以后爱上了机器行业就再也不想当作家一样，我把制图当成了自己的根本大业，搞宣传队不过是玩玩闹闹。而且调我去搞宣传队，部队领导的意见就不一致，负责政工的政委点名要调，负责业务的大队长则反对，因为我还负责一个组（班）的制图。我所在部队是个业务单位，当时正值全军大练兵、大比武，技术好是相当吃香的。我在业务上当然是顶得起来的，而且已升任代组长（组相当于步兵的排一级单位），负责全组的业务工作。如果长期不务正业，得罪了握有实权的业务领导，就会影响自己的提升。

业务单位的宣传队是一个毁人的单位，获虚名而得实祸，管你的不爱你，爱你的管不着你，入党提干全没有份。但是，有一次给农村演出，当进行到“诗表演”的时候，有的社员忽然哭了出来，紧跟着台上台下一片唏嘘之声。这个贫穷落后的小村子，几经苦难，每个人有不同的遭遇，不同的感受，诗中人物的命运勾起他们的辛酸，借着演员的诗情把自己的委屈哭出来了。

社员的哭声使我心里发生了一阵阵战栗，使我想起了十多年前我趴在小油灯底下磕磕巴巴地读那些闲书，而乡亲们听得还是那样有滋有味。我对文学的看法突然间改变了。文学本是人民创造的，他们要怒、要笑、要唱、要记载，于是产生了诗、歌和文学，现在高度发展的文学不应该忽略了人民，而应该把文学再还给人民。文学是人民的心声，人民是文学的灵魂。作家胸中郁积的愤懑，一旦和人民的悲苦搅在一起，便会产生震撼人心的力量。人民的悲欢滋补了文学的血肉，人民的鲜血强壮了文学的筋骨。

文艺不是玩玩闹闹，文学也绝不是名利思想的产物。把写作当成追名逐利，以为只有想当作家才去写作，都是可怕的无知和偏见。所以，过去我为了给自己争口气而投稿，以至于失败，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肩上没有责任，对人民没有责任，对文学也不负有责任，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一试不行就拉倒。文学不喜欢浅尝辄止，不喜欢轻浮油滑，不喜欢哗众取宠。写作是和人的灵魂打交道，是件异常严肃而又负有特殊责任的工作。人的灵魂是不能憋死的，同样需要呼吸，文学就是灵魂的气管。

我心里涌出一种圣洁般的感情，当夜无法入睡，写了一篇散文。第二天寄给《光明日报》，很快就发表了。然后就写起来了，小说、散文、故事、通讯什么都干，这些东西陆陆续续在部队报纸和地方报纸上发表了。

我为此付出了代价，放弃了绘图的专长，断送了自己的前程，但我并不后悔，我认识了文学，文学似乎也认识了我。带着一百九十元的复员费，利用回厂报到前的休息时间，只身跑到新疆、青海、甘肃游历了一番。我渴望亲眼看看祖国的河山，看看各种面目的同胞。直到在西宁车站把钱粮丢了个精光，才心满意足地狼狈而归，回到原来的工厂重操旧业。

1966年，各文学期刊的编辑部纷纷关门，我有五篇打出清样的小说和文章被退回来了。由于我对文艺宣传队怀有特殊的感情，便又去领导工厂的文艺宣传队，以寄托我对文学的怀念，过一过写作的“瘾”。1972年，《天津文艺》创刊，我东山再起，发表了小说《三个起重工》。

我相信文学的路有一千条，一人走一个样儿。我舍不得丢掉文学，也舍不得丢掉自己的专业，每经过一次磨难就把我逼得更靠近文学。文学对人的魅力，并不是作家的头衔，而是创造的本身，是执着的求索，是痛苦的研磨。按着别人的脚印走不出自己的文学创作的路，自己的路要自己去闯、去踩。

这个过程也可以说是人生被文学绑架。

回顾大半生，文学害过我，也帮过我。人与文的关系是一种宿命。

编这本书，就想自我解释这种宿命。

这就要进行“创作揭谜”。即使创作不能成“谜”，每个人却都是一个谜，在降生时完全不知道将走一条怎样的人生之路。一部作品的诞生，跟一个孩子的诞生差不多，当时是怎样写出来的，当时的人生经历、思想情感及创作主张等，全收在这本书里了。

修订这部书稿，其实是梳理自己的创作脉络，回望文学之路上的脚步。

此生让我付出心血和精力最多的，就是建构了属于自己的“文学家族”，里面有各色人物，林林总总。他们的风貌、灵魂、故事……一齐涌到我眼前，勾起许多回忆。有的令我欣慰，有的曾给我惹过大麻烦。如今回望时竟都让我感到了一种“亲情”，不仅不后悔，甚至庆幸当初创造了他们。

我的“文学家族”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虚拟的，这就是小说；另一部分是现实的，那便是散文。小说靠的是想象力和灵魂的自由，而散文靠的是情绪的真诚和思想的锋芒，这类文字却对生活、对自己具有一种更直接的真实意义，从中可清晰地看出我思想脉络的走向。

这本书所收录的，是几十年来我在各种情况下袒露自己心境的积累。也许写得太坦诚了，没有修饰，如同写日记，如同对朋友谈心。

创作以丰饶为美。而写这类文章，沉重容易，轻盈难得。我自忖，到六十岁前后，才找到了些许“轻盈”的感觉。

人的一生都在尽力发现并了解自己的“偶然局限”和“必然局限”。对一个作家来说更是如此，这也是“自述”类的文字所存在的意义。

怀念工厂

人总要怀旧，有“旧”可怀是一种美好。甚至连过去的灾难，回想起来都是愉快的。

1976年——是我命运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年。年初发表了自鸣得意的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两个月后这篇小说就成了大毒草，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批倒批臭”。工厂专为我组织了七千人的批斗大会，而且是用纱布蒙着半边脸站在批判台上，因为在被监督劳动时，一造反派用砖头砍破了我的右脸，当时他的砖头如果再上移一韭菜叶，我就成独眼龙了……

看来所有倒霉的事都叫我赶上了，可到了12月份又突然被恢复车间主任的职务。工人们私下里传，是因为积压完不成的生产任务太多了，全厂各车间都不得不起用一批生产骨干。

我是学热处理的，毕业后却一直干锻造。重型机械厂的锻压车间有职工一千多人，分水压机、锻造、热处理、粗加工四大工段，一万多平方米一跨的厂房共有四跨。我战战兢兢地一坐到主任的位子上，立即就明白厂部这么急急忙忙让我出来的意图了，说白了就是让我干活。前些年工厂以“革命”为主，生产断断续续，订单压了一大摞，有许多十万火急的任务排不下去。如：十二点五万千瓦发电机的转子、大型柴油机的六拐曲轴、火车轴、巨型轮箍……真是“百废待兴”啊！

“兴”就得干，干就要有机器，我们是生产工作母机的，重型机械这一行不先干起来，整个工业就难“兴”。我被闲置了几年，正渴望干活，渴望站到六千吨水压机的指挥台上一展拳脚——那是一个锻工最风光的时候，只要你手指动一动，立刻便轰轰隆隆，势如奔雷，火星迸射，天上地下一片通红，仿佛是创世纪的大爆炸即将发生，你将感到自己力大无比，无坚不摧。

二百七十五吨天车的长臂就像是你自己的手臂一样，轻松灵活地伸进一千二百摄氏度高温的炉膛，钳出烧得通红的几十吨乃至几百吨重的大钢锭，像挟着一座火红的小山，放到水压机的锤头下面，而后任你击打，锻压、揉搓，坚硬的钢锭变得像面团一样，随着你的心意不停地变换形状,直至成为一件合格的锻件。这时候，你脸被烤得生疼，工作服被烤得冒烟，安全帽下面大汗蒸腾，却也痛快淋漓。

不喜欢钢铁，不热爱锻造的人，是不可能体会得到那份劳动的快乐。锻打也是一种创造，我怀着刚被起用的兴奋和紧张，倾全部精力投入工作。能自己干的就不指挥别人，能动手的就不动口，哪儿缺人就顶到哪儿去，我成了“全天候”的机动工，常常是日班连夜班，下了夜班上日班，一周一周的回不了家。唯一感到欣慰的是生产越来越正规，多少年积压下来的订货合同在逐一兑现……

每到月底，全厂的生产计划如果还差个几十万元没完成，厂部就拍给我，对我来说多创造几十万元的产值不过是小菜一碟。当许多年后我被调到作家协会，看到机关的人天天为经费犯愁，为三五万元，乃至三五千元就到处去求爷爷告奶奶，很后悔离开了工厂。倘是还当着锻压车间的主任，每月加一两个班就足够养活作家协会的。

随着生产的不断提高，我们车间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当时长江以北就只有我们这一台六千吨水压机，大型锻件都要拿到我的车间里来干，国家领导人也轮番到车间里来视察，有外国要人到北京访问，只要是想看工厂的，也大都会到我们车间来感受一番大型锻造的场面，这使我原本已经够紧张的神经绷得更紧了。

可越怕出事就越容易出事，一次是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来参观，赶上那天刮大风，车间顶部的天窗被打碎，一块大玻璃斜棱着从天劈下，只差一点儿没有把亲王随从的脑袋给开了，我真是被吓出了一身冷汗。事后爬上三十多米高的车间顶部，亲自一块一块地检查玻璃。

另一次是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来，六千吨水压机正在锻造一个一百七十吨的钢锭，干得正紧张的时候锻造天车的兜链断了，通红的大钢锭就晾在砧子上。幸好当班的工人都是技术高手，只用了几分钟就换上了新链子，正围着看热闹的头头儿们都没有看出有什么不妥，想不到当过洛阳矿山机械厂厂长的纪登奎倒很内行，当场问了一句让厂部头头儿下不来台的话：“你们的设备有定期检修制度吗？”

厂部领导满脸怒气地转身看着我，这是转嫁责任，我知道自己的车间主任大概是当到头了，就索性实话实说：“检修制度是有，三年一大修，一年一中修，由于生产任务太重，大修计划一推再推。”

纪登奎摇头：“这么大的厂子，这么好的设备，管理要有制度，一味地硬拼要把设备都拼坏了呢？”纪登奎走后厂部没有马上追究我的责任，却让我把急活赶完了就安排大修。

在大修的时候由于连续多日睡眠不足，我在空中检查加热炉的烧嘴时一脚踏空，从十几米高的炉墙上倒栽下来，登时就死过去了。据说人在死亡的一刹那是非常美妙的，身体飞扬，灵魂喜悦，见到了活着时想见而见不到的人……我却没有体验到一点儿有关死亡的美妙，当时似乎只闪过一个意识：“坏了！”后面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生命说脆弱还真脆弱，碰上偶然事件眨眼工夫一条性命就丢掉了。说强大也很强大，一个小时以后我又恢复了知觉，是在疾驶的救护车上，赤身裸体躺在担架上，旁边坐着厂部卫生所的医生。我动动腿脚晃晃脑袋，不疼不晕，知道自己没事，就希望救护车能调头回厂，不然我身上只穿着一条短裤，怎么见人？医生却坚持要把我送到当时全市最权威的总医院检查一下……

那个时候，城里人少见多怪，爱看热闹，救护车鸣叫着一进总医院，后边就有一大帮人跟在车后面跑，救护车停住后，这一大帮人便立即围了上来。里面也有救护人员抬着担架跑出来，车门一开见我穿着裤衩自己从车上走下来了，围观的人开始七嘴八舌地指指戳戳，他们大多把我当成踢足球的了……

我红着脸不敢抬头，真比刚才被摔死还难受。厂医领着我出这个门，进那个屋，从头到脚检查了一番，最后只给了我四粒止痛片。厂医的家在市里，他说要回家，就从口袋里掏出三毛钱让我自己坐公共汽车回厂。厂子在北郊区，回去需要倒三次车，我赤身裸体怎么去挤公共汽车？只好躲进总医院的厕所，隔窗盯着大门口，等待车间来人给我带衣服来。我了解自己的工人，他们不会不管我的。

也许就因为那次我为厂子贡献出了一个多小时的生命，人都死过一遭了，可以既往不咎，厂部没有为掉玻璃和断链子的事处分我，让我风风火火地一直干到1982年夏天，市里下令把我调到作家协会。

但至今我仍然怀疑那次调动是否值得？也许工厂更适合我，我也更适合工厂。

（选自2019年第9期《散文海外版》，原载作者散文集《岁月侵人不留痕》，中国文史出版社2019年版）